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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边缘走向中心－全球化下中国国际新闻传播对策思考（上）

摘要：开放的中国已经成为当今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甚至军事舞台上的重要角色。经济的飞速发展﹐综合国力的增强﹐奠定了中国国际新闻传媒从边缘地带走向国际新闻传播中心的基础。本文通过对国际新闻与传播理论的回顾﹐分析了已经颇具规模的中国对外传媒在全球化下所面临的历史性机遇和严峻的挑战﹐提出了中国有效参与全球新闻与传播竞争、从边缘走向中心的具体对策。

壹、绪言
汉朝时﹐西南边陲有一个名叫夜郎的小国﹐国王从来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国家﹐也不知道外面世界的情况。他问汉朝的使臣﹕“汉朝和我的国家相比﹐哪个大﹖” 即使在当时交通极不发达、信息手段异常落后的时代﹐仍然被人笑为井底之蛙、妄自尊大。
人类迈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信息社会的曙光已经普照寰宇﹐麦克卢汉所描绘的“地球村” 已初具雏形。今天﹐世界上某一地点发生的事件﹐顷刻之间便会传遍整个“村落” ﹐最显著的一个例子便是﹕海湾战争爆发后不到一分钟﹐新闻消息已传播至世界各个角落。现在﹐我们恐怕再难以找到“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的世外桃源了。人际传播有句名言﹕人与人之间不能不传播。而在全球一村的当今世界﹐我们完全可以将其套用到国际传播层面﹕国家之间不能不传播﹗
传播既是权力的工具﹐又是经济力量﹐还是教育手段；既可为自由所用﹐也可成为奴役之法；既可以使受众张扬个性﹐也可以使受众循规蹈矩 (MacBride﹐1980)，因此﹐历来倍受政治家、新闻工作者、社会科学家等的重视。而传播媒介在国际传播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与承担的重大责任亦越来越受到广泛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传播逐渐发展为传播学界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其研究成果已蔚为大观﹐诸多具有远见卓识的理论与观点获得了广泛认可。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世界各国的交往日趋紧密﹐中国的传媒机构在“让中国了解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的国际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无论是在国际新闻传播理念、传播策略制订、还是在对外传播理论研讨方面都还存在诸多问题﹐至今仍未形成与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声望相称的传播局面。
笔者相信﹕追溯国际新闻传播理论的研究历程﹐归纳和总结该领域的基本观点和理论﹐研讨中国对外传播的不足及对策﹐对于走向世界的中国传媒清醒地认识不断变化的国际传播格局﹐切实有效地制订传播策略,在全球化下的国际新闻传播中扮演重要角色﹐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贰、相关文献
虽然国际新闻传播的学术研究远可追溯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沃尔特．李普曼 (Walter．Lippman) 为代表的学者关于舆论的研讨﹐但该领域真正被广泛关注并获得蓬勃发展的局面则出现于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 (Galtung，1992 ) 。迄今为止﹐该领域的文献已不胜枚举。国际新闻传播研究的不同发展时期﹐研究者关注的内容和研讨的重点均有不同﹐我希望通过对几个重要术语的阐释﹐粗略地勾勒出该领域的研究概貌。
一、国际新闻流动(International News Flow)【1】和国际新闻报道(International News Coverage)
二次大战期间﹐盟军对德国﹑日本的广播电台新闻信息进行追踪与测量﹐根据其新闻信息流量的多寡和流向的变化来推测、判定对方军队的调遣情况，这可谓较早的国际新闻信息流动的测量与研究工作了。随后﹐国际新闻流动与国际新闻报道成为了国际传播早期最主要的研究课题。国际新闻流动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国际新闻流动的量(volume)及其走向(direction)﹔而国际新闻报道研究的对象则是外国新闻的质(nature)﹑种类(type)和数量(amount)(Hur﹐1984) 。这样的区分﹐不仅使人们能正确把握国际传播研究前期的范围与重点﹐又使后来国际新闻信息流动的研究有了更为明晰的方向。
二﹑依赖论/全球系统论(Dependency/World System Theory)和帝国主义结构论(Structural Theory of Imperialism)
国与国之间不能不交往﹐然而这种交往并不总是平等的关系。以华勒斯坦(Wallestein,1974) 为代表的“依赖/全球系统论” 认为：在全球系统中﹐所有国家通过交往而相互依存、联系﹐经济一体化将各种文化﹑政治整合在一起。然而经济力量的差异导致了国与国之间交往的不平等。发达国家总是利用自己经济﹑政治等方面的优势﹐将一些不平等的新闻交流条件强加于发展中国家头上﹐并对发展中国家予取予求﹐使得富者愈富﹑穷者愈穷﹐从而造成了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在各方面的依赖。
然而﹐相互依存的全球系统是一个动态发展的国际网络。由于国际经济﹑政治﹑军事力量的此消彼长﹐导致了国际关系的不断调整和变化﹐因此﹐国际新闻信息流动实际上便是国际关系发展﹑变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
其实﹐「『依赖』不过是一个名词﹐掩饰了征服﹑压迫﹑疏离和帝国主义式和资本主义式的种族优越」(Frank & Wallerstein,1974) 。因此﹐嘎尔滕 (Galtung﹐1971) 试图用“帝国主义结构论”来揭示这种依赖关系的实质。他提出了著名的“中心－边缘结构”(Center－Periphery Structure)概念, 认为在“中心－边缘” 结构中﹐发达国家处于中心地位﹐发展中国家处于边缘地带。这种结构实质上是全球帝国主义的表现。
国际传播领域的帝国主义表现在经济﹑政治﹑军事﹑传播﹑文化五个方面。其中﹐传播作为当今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反映了世界范围内信息交流过程中不平等的权力话语关系。在信息时代﹐传播科技的跨越时空特性使得中心国家能凭借雄厚的财力和科技成果﹐通过全球性通讯社来操控世界范围内的新闻传播﹐从而达到新的殖民主义。最明显而直接的形式便是大量向边缘国家倾销传媒产品﹐形成了以单项流通为特色的媒介帝国主义 (Boyd-Barrett﹐1979) 。
中心国家在国际新闻传播中充当主角的表现形式有两种。首先﹐作为产品形式的国际新闻传播﹐绝大多数内容都是关于中心国家的报道﹔其次﹐作为国际新闻传播领域最大的传播者﹐在国际新闻输出和期刊贸易的数量上占据着中心地位（e.g.,Kim & Barnett,1996;Chang,1998）。边缘国家由于没有占据全球传播系统的中心地位﹐任何产生于或关于这些国家的报道都得通过更多关卡的过滤﹐方能在国际新闻中聊备一格。
在中心国家与边缘国家之间还存在着另外一级﹕半边缘(Semi-periphery) 国家﹐在中心与边缘国家之间起着桥梁作用。虽然半边缘国家与中心国家的交往较之边缘国家更为频繁﹐但在与中心国家相关的报道中﹐半边缘国家总是充当配角。而边缘国家全靠另外两级的国家在国际新闻交流市场上提携自己﹐方有机会在全世界面前“露脸”﹐如果报道空间有限﹐边缘国家便免不了被省略掉的命运(Chang﹐1998) 。
按照通常的分类法以及考虑到不断变化的新闻中心等因素﹐现在的“中心－边缘” 国家划分情况是﹕美国、西欧(特别是英、德、法) ﹑日本﹑加拿大为中心国家﹔其它欧洲国家(如瑞典﹑瑞士﹑俄罗斯) ﹑亚洲的中国﹑南韩﹑新加坡﹑马来西亚、拉美的阿根廷﹑墨西哥﹐非洲的埃及为半边缘国家﹔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包括独联体的一些国家) 则被划为边缘国家(Chang,1998)。
三﹑世界新闻与传播新秩序(New Worl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rder)【2】
当今世界﹐信息被视为最重要的统治工具和通行全球的“权力货币”﹐中心国家凭借自己经济﹑军事﹑科技等优势﹐主宰和控制国际新闻传播的流向与流量﹐不断强化着边缘国家对自己的依赖程度。不仅如此﹐中心国家在报道边缘国家时总是将镜头对准这些国家的政治不安、社会动荡、经济落后、饥荒灾难等问题﹐很少正面报道这些国家在经济建设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而限于财力﹑物力﹑国力等多方面因素﹐许多边缘国家祇得忍气吞声地承受被妖魔化和被扭曲的报道。
国际新闻传播领域这种“不平衡” 和“不平等” 的现象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即引起广泛关注。1953年﹐国际报业协会(International Press Institute) 对这种“不平衡”现象进行了调查。与此同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 作为最有影响的国际组织之一﹐率先开始对国际新闻传播进行系统研究﹐以期改变国际新闻传播中垂直的(Vertical)、单向的(North→south) 传播局面﹐促进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双边交流。到70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纷纷携起手来﹐对中心国家主宰国际新闻传播的现状说“不“﹐要求建立更公平﹑更公正﹑双向的世界新闻与传播新秩序。
自二十世纪以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直在国际新闻传播领域扮演着积极而重要的角色，成为国际社会讨论该领域诸多议题的公开论坛。教科文组织关于国际新闻与传播的两个重要宣言和一个委员会报告﹐对世界新闻与传播新秩序之争产生了重大影响。
1976年通过的“圣荷西会议宣言”(San Jose Conference Declaration) 和1978年通过的“传媒宣言”(Media Declaration) 检讨了全球新闻传播“不平衡” 和“不平等” 现象﹐阐述了传媒在国家发展过程中所承担的责任和发挥的重要作用﹐呼吁以“平衡的﹑双向的传播” 取代在“新闻自由”口号掩盖下实际上 “单向的﹑不平等的” 新闻传播。各发展中国家有权指定官方通讯社抵制和取代西方通讯社之消息的自由流通。美国和英国以这两个宣言损害了新闻自由为由﹐分别于1984年和1985年退出了教科文组织﹐但该组织仍然坚持为争取“更公正﹑更平衡的国际新闻传播”而不懈奋斗着。
那么﹐怎样才能建立起世界新闻与传播的新秩序呢﹖教科文组织于1977年成立了以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爱尔兰政治家熊．马克布莱德 (Sean．MacBride) 领导的“研究传播问题国际委员会”(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for the Study of Communication Problems) ﹐经过两年多努力﹐于1980年出版了委员会报告﹕《许多声音﹐一个世界》，主要结论为﹕由于不同的社会﹑经济及文化形态等的不同﹐各国传播系统自然会有差异﹐因此﹐应支持各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发展新闻事业﹐把新闻传播与国家发展结合起来。诚如当时的教科文组织负责人密伯所说﹕国际新闻传播新秩序旨在使世界各地不同的声音传播出去﹐被更多的地方收听﹐而非只有大国的声音才被听闻﹐从而增进各国的相互了解与沟通﹐促进世界和平 (彭芸﹐1991)。

参、中国国际新闻传播现状
中国政府历来十分重视国际新闻传播﹐将对外宣传视为党和国家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工作。早在50年代﹐毛泽东主席就要求中国的国家通讯社－新华社“把地球管起来”。通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新华社已经由一个长期面向国内的国家通讯社﹐发展成为了具有双重职能、重点对外的世界性通讯社 (南子，1997)，中国国际广播和国际电视已经覆盖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许多报纸已上了因特网﹐直接对外发布新闻﹐中国的国际新闻传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
目前﹐新华社已在海内外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多渠道﹑多功能﹑多层次﹑多手段的国际新闻传播体系﹐在海外拥有100多个分社﹐从布点情况看﹐已与历史悠久的西方大通讯社差别不大﹔该社每天用中﹑英﹑法﹑西﹑俄﹑阿﹑葡7种文字24小时不间断地向世界各地播发新闻﹐日均发稿约50万字。英文大广播是新华社作为世界性通讯社的主要代表﹐在各文种对外广播中发稿量接近西方大通讯社的水平 (南子，1997)。现在﹐新华社发展海外新闻订户的工作正从发展中国家向欧美发达国家推进，仅在美国的直接用户就有20余家。该社的新闻消息早已被联合国列为主要参考资料之一。
新华社在国际新闻界享有较高声誉。许多发展中国家认为﹕新华社真实地反映了第三世界的声音，在打破西方通讯社对国际新闻的垄断、改变不合理的国际新闻旧秩序、影响世界舆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闻与传播新秩序等诸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国家级对外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使用43种语言进行对外宣传﹐每天播音总时数192小时﹐每年从世界各地收到六十万封听众来信。目前﹐该台已实现节目录制和播出的数字化﹐其规模已位于世界前列 (蒋达德﹐1999)
今天﹐中国的国际新闻传播已颇具规模。经济的飞速发展﹐综合国力的增强﹐国际地位的提高﹐奠定了中国国际新闻传媒从边缘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基础。中国已经成为了国际政治﹑经济舞台的重要角色﹐世界各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了解中国的发展。努力把一个团结﹑稳定﹑开放﹑繁荣的中国介绍给世界﹐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更好的交往与合作﹐是中国国际新闻传播工作者肩负的重任。

肆﹑中国从边缘走向中心的对策管见
中国对外开放以来﹐国际新闻传播在质与量两方面都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但是﹐与先进的西方国家相比﹐我们在国际新闻传播观念﹑传播技巧﹑传播理论研究﹑传播效果等方面都还存在着较明显的差异﹐迄今尚未形成与我国改革开放后的国际地位和声望相称的强大舆论力量。
中国加入WTO后﹐与世界各国的交往将急剧增加﹐国际新闻传播面临着大发展的良机﹐但同时又将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因为﹐国外传媒打入中国并享受与国内传媒相同的待遇虽然在入世之后头几年还不可能成为事实﹐但2005年以后﹐新闻业开放的承诺表终归要制订出来 (孙旭培﹐2001)。
那么﹐如何增强中国国际新闻传播的竞争力？如何更快地从边缘走向国际传播中心？这是当前摆在中国国际传媒面前的重要议题。
有鉴于此﹐笔者希望透过一些影响国际新闻传播的要素﹐铺陈对中国有效参与全球化下国际新闻传播竞争之管见。
一、建立与经济实力相称的强大国际新闻传播体系
在影响国际新闻传播的众多因素中﹐经济因素被视为最重要的决定因素 (Ostgaard﹐1965)。 因为﹐经济实力是当今世界衡量一个国家强弱的重要指针﹐直接影响着一个国家在全球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国家经济实力愈强﹐愈能成为先进信息技术和设备的拥有者﹐生产和输出的国际新闻就愈多 (Kim & Barnett﹐1996)。 一般而言﹐国家的传播实力是与其经济实力相对应的﹐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便不会有强大的国际传播体系；但如果没有强大的国际传播体系﹐她便难以巩固其在世界舞台上的中心地位。“发展中国家如果不能象发达国家那么快速地传播新闻﹐那么她们纵有世界上最美好的愿望﹐也无法有效参与竞争” (Amunugama﹐1981)。 因此﹐进一步加强中国国际新闻现代化建设﹐建立与我国日益增强的经济实力相应的强大传播体系﹐是中国有效参与国际新闻传播竞争的重要前提。
二、调整传播观念﹐讲究传播策略
中国需要改革的﹐不仅仅是经济体制﹐同时还要改革束缚发展的旧思想﹑旧观念﹔中国对外开放的﹐不仅仅是巨大的商品市场﹐同时也开放了中国的信息市场。然而﹐长期以来﹐我们对国门打开后涌来的外来信息防范有加﹐干扰外来收视的做法十分普遍﹐有的地方对卫星电视中敏感的新闻突击遮盖﹐创造了电视画面“开天窗”的新做法 (张允若﹐1998) 。但是﹐在网络传播已成不可阻挡之势的今天﹐中国受众在信息的获取方面已经呈现出了选择性﹑自主性和互动性﹐如果无视这一现实﹐仍然沿袭过去对许多国际敏感事件不予报道﹑推迟报道﹑省略报道等传统运作手段﹐那么﹐传媒失去的不仅仅是重大事件的传播时效﹐更重要的是失去信誉和民心﹗这些无异于自缚手脚的做法必然阻碍中国国际新闻传播在世界信息市场上的竞争力﹐迟早会被孤立于全球信息一体化的传播体系之外。
淡化国际新闻传播机构的官方色彩﹐解放她们的手脚﹐使她们能就国际事件独立地表达自己的见解﹐敢于在报道时效上与西方传媒竞争﹐从而在世人面前树立起独立的﹑可信赖的传播者形象﹐是中国国际新闻传播从边缘走向中心应有的举措。长期以来﹐新华社一直被视作中国政府的发言人﹐国际社会希望透过新华社的报道来了解中国这个世界大国对一些具体事务的态度。然而﹐正是这一特殊的角色定位在某种程度上束缚了新华社对一些突发性国际事件的报道。原因很简单﹐许多突发性事件开始发生时未来走向并不明朗，如果为了时效而在抢先报道过程中或对事件的评价上出现偏差﹐势必给世界传递出不准确的信息。正是这一担懮使得新华社在许多国际事件的报道上十分迟缓﹐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在国际新闻传播领域的声誉和形象。
其实﹐就国际事务代表中国政府发言的是外交部发言人﹐而不完全是新华社。淡化新华社等对外传播机构的官方色彩﹐不仅是转变观念的问题﹐而且还是提高国际新闻传播竞争力的策略问题。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向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学习。美国政府在国际事态不明朗之时﹐往往通过国际新闻媒体及时发表意见﹐然后根据国际社会的反应做出相应的调整。这样﹐美国传媒既保证了国际事件报道的及时性﹐又充当了政府借以做出快速反应的试探气球﹐从而使美国的国际新闻传媒牢牢占据着全球中心的地位。中国传媒只有冲锋在国际新闻传播的前沿阵地﹐方能在全球系统的中心占据一席之地。
三、加速互联网建设﹐开创国际新闻传播“多﹑快﹑好﹑省” 新局面
计算机虚空间时代 (Cyberspace) 随着日新月异的信息传播科技的发展而由“虚” 变实﹐使国际新闻传播出现了许多新特点。首先﹐与传统媒体相比﹐所有国际事件的报道都不会受到时间与空间的限制﹐这为国际新闻传播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其次﹐网络传播使全球信息一体化成为现实﹐国家与民族的疆域被打破﹐作为产品形态的新闻不再有以前那种国内与国际之分了﹐因为任何国内新闻同时都是国际新闻﹐因此﹐传播内容的广度和深度在网络时代获得了巨大拓展；再次﹐传受双方在信息生产与消费方式上已发生显著变化。信息社会的受众越来越倾向于根据自己的口味挑选新闻内容﹐而网络传播使这一要求瞬间成为现实﹕你只要键入感兴趣之话题的关键词语﹐计算机就会马上将你定制的产品奉献在你面前﹐使你即刻获得最新的和详尽的信息。为了满足受众愈趋多样﹑愈加挑剔的要求﹐传媒机构正在经历从大众传播向小众传播﹑甚至人际传播的演进过程。
计算机虚拟时代为中国国际新闻传播提供了绝佳的机遇。诚如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所说﹕中国进入每一个时代都迟到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但这次进入网络时代却没有迟到﹐几乎与欧美同步 (其实﹐准确地说﹐中国只是进入了“应用网络时代”﹐但仅此一点也值得庆贺了)( 陈虹﹐周庆安﹐2000)。中国已制订了互联网发展规划﹐确定了近年内建立包括新华社﹑中国日报在内的五大网址﹐使之跨入世界网址的前列。这种将中国的网络传播定位于全球新闻传播大范围的战略决策﹐无疑会对中国的对外传播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例如﹐中国网全面改版后已开通了10种语言的文版﹐各文版的信息及网页风格依据不同地区受众的不同文化背景进行了选择和编排﹐使全世界的访问者能通过中国网直接了解中国的情况﹐成为最具影响力的国家网站之一 (中国网﹐2001)。
笔者相信：抓住在网络应用方面与欧美同步的历史性机遇﹐大力加强中国的网络传播建设﹐充分利用网络传播的特点﹐中国的国际新闻传播将出现“多﹑快﹑好﹑省”的崭新局面。多﹐指新闻报道数量而言；快﹐指传播速度而言；好﹐指传播内容质量而言；省﹐指投资少、收益大的经济因素而言。建立具有竞争力的传播网址﹐将比耗巨资在海外建立记者站更为有效。
四、利用汉语独特的传播特点﹐形成广泛的“华文传播圈”
语言是影响国际新闻传播的重要因素之一 (Kim & barnett﹐1996) ﹐语言相同的国家之间的报刊交流总是多于她们与不同语言国家之间的交流。语言构筑了一道阻止国际新闻流动的藩篱。
汉语是世界上独具特点的语言。一字一音、形意结合的方块字不仅对中国人的思维起着定势作用﹐同时也对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起着重要的维模作用。共同的语言文字又是一种凝聚剂﹐构成天之南﹑地之北的华人彼此沟通的基础。
汉语拥有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口﹐除两岸三地外﹐还包括遍布世界各地的华人华侨﹐共同的语言与文化使海内外华人的联系与互动在全球化的今天更趋活跃。于是﹐许多学者据此提出了“大中华圈” 的概念 (Chan,1996 )。
海外华人是中华民族的民间使者﹐不胜枚举的海外华文报刊和华语广播电视既是维系所在国华人的纽带﹐又是华人了解祖国发展、并通过他们让世界了解中国的重要渠道。中国国际传播机构应关注和重视海外华人报刊和华语广播电视的发展﹐加强与它们的信息沟通与交流﹐从而形成了一个“华文传播圈”。在意识形态和文化还不可能被世界广泛认同之时﹐中国国际新闻传播由华语地区逐步走向世界应是可行而有效的快捷方式之一 (郭镇之,1997 )。
五、加强与国际传媒机构多层次的交流与合作
1998年“亚太媒体研讨会”在美国举行﹐中国作为亚洲最大国家理所当然应是会议的重要代表﹐否则﹐该会将严重缺乏代表性。可是﹐会议组织者苦于与中国新闻传媒缺乏交流﹐不知邀请何人合适﹐遂祇得求助于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中国派出代表与会﹐并在会上作了四次发言﹐成为会议的重头戏 (顾耀铭,杨元华,1999 )。
正是这次会议使中方代表除了强烈感到人们非常关注中国的发展变化以外﹐还深切感到外国媒体对中国新闻业相当缺乏了解﹐甚至存在不少误解。比如﹐当中方代表说中国现有报纸2000多种﹐有线和无线电视台3000多座﹐因特网用户超百万时﹐不少听众露出惊愕神色；当听说朱镕基总理视察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时鼓励传媒发挥监督作用﹐不少人才知道中国的传媒也能批评政府官员 (顾耀铭,杨元华,1999 )。
由于历史原因﹐中国过去参与国际传媒界的活动很少﹐这不仅与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地位极不相称﹐同时也失去了向外国同行宣传中国新闻事业成就的良机。试想：连国外同行都不了解中国的新闻传播实际情况﹐我们怎能期待他们对中国的报道客观﹑准确呢﹖随着全球信息一体化趋势的加强﹐各国新闻媒体之间的交流也必然增多。我国的新闻传媒应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加强与各国媒体不同层次的交流与合作﹐纠正外界﹑特别是国外新闻界对中国的模糊认识与偏见﹐这应是扩大中国国际影响的重要途径之一。
六、重视国际新闻理论研究﹐提供正确的传播决策参考
国际新闻与传播有自己独特的规律。各对外传播媒体应组织研究力量进行两方面的工作﹕总结我国国际新闻传播的经验与教训﹐加强该领域的理论研究；根据国际新闻传播规律和不断变化的国际局势﹐为本机构制定行之有效的传播策略﹐收集和分析反馈信息﹐及时纠正和调整传播过程中的偏差﹐监测和评估传播效果﹐用理论指导下的国际新闻与传播技能增强传媒的国际竞争力。
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中国在国际新闻传播领域的专业人才十分匮乏﹐在新闻与传播学界专门从事中国国际新闻传播研究的学者也屈指可数。不重视该领域的专才培养﹐不加强该领域的理论研究﹐轻视、甚至忽视国际新闻传播理论对传播实践的指导作用﹐必然延缓中国国际新闻传播从边缘走向中心的步伐。

伍﹑结论
过去﹐我们常常指责西方传媒对中国不客观﹑不公正的报道使许多西方受众对中国形成了具负面效应的刻板成见；现在﹐应该说中国传媒已经到了能够利用大众传媒树立自己真实形象的时候了。可以预见﹐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国际传播将在倡导和推动国际新闻与传播新秩序方面发挥主导作用﹐逐步从边缘地带走向国际舞台的中心。
国际新闻传播的诸多理论基本上反映了国际新闻与传播领域的实际﹐较准确地勾勒出了一幅有关国际新闻流向﹑流量和报道内容的概貌﹐有助于中国对外传媒认识自己在世界新闻格局中所处的地位。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了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甚至军事舞台上的重要角色﹐从而奠定了已颇具规模的中国国际传媒从边缘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基础。
在当今“全球一村”﹑竞争激烈的国际新闻传播环境里﹐中国传媒既面临历史性的机遇﹐又面临严峻的挑战。建立与我国日益强大的经济实力相应的强大的新闻与传播体系﹐改革旧的传播观念﹐抓住计算机虚拟时代中国与欧美在网络应用方面同步的绝好机遇﹐加强中国的网络传播建设﹐重视与海外华人传媒和国际传媒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学习和掌握国际新闻传播的规律和技能﹐定然有助于中国传媒从边缘地带走向国际新闻与传播的中心。

注 释
(1) 曾经在大陆刊物上看到有人将International News Flow译为“国际新闻流向”,这便缩小了该术语应有的外延。其实﹐这里的flow 和communication无甚差异﹐因此﹐该术语亦可译作“国际新闻传播”。
(2) “国际新闻与传播新秩序”最早的名称为“世界新闻新秩序”(New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Order [NIIO]) ；随后﹐“传播” 这一概念被引入“NIIO”﹐旨在强调国际社会成员双向的信息交流和平等对话的含义﹐其中﹐Information与Communication分别指称两种不同现象:Communication指新闻﹑意见﹑信息等交换的“过程”;Information则指“产品”﹐比如新闻﹑数据以及各种形式的传媒内容。1978年﹐联大和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决议﹐一致同意将该术语表述为﹕“更公正、更有效的世界新闻与传播新秩序”(New More Just and More Efficient Worl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rder) ﹐从而明确无误地表明了建立国际新闻与传播新秩序的目的。由于该术语太长﹐大多数学者仍然沿用NWICO这一称谓。中国大陆至今仍然使用最早的称谓﹕世界新闻新秩序(NIIO)。我认为﹐这种遗漏“传播”(communication) 这一重要概念的译名无法反映当今NWICO这一术语的实际含义﹐建议采用国际通用称谓﹕“国际新闻与传播新秩序”。

宋昭勋：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传播系博士研究生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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