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花鸟画.doc

摘要：文章阐述梅、兰、竹、菊“四君子”题材始终伴随着中国花鸟画的发展。这不仅是由于“四君子”本身的自然属性而呈现出的一种自然美，更重要的是古人把一种人格力量、文化内涵注入到“四君子”之中，最终“四君子”成为古人托物言志，寓兴自我，展示高洁品格的绝佳题材。 在中国绘画史上，花鸟画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它以其独特的寓意象征性，体现了中国人特有的观察世界、表达感情的思维方式，即“天人合一”“物我贯通”的哲学思想理念。而在众多的花鸟绘画中，“四君子”（梅、兰、竹、菊）是一种非常流行的题材。历代文人墨客不断颂咏描绘，使之历经千余年而常画不衰，像一坛陈年老酒一样愈画愈浓，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四君子”题材入画的时间现在难以查证，但基本上是在宋代独立成科，到元代文人画兴盛时期开始流行起来，明清两朝花鸟画开始勃兴，“四君子”题材的繁盛则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为什么古人如此钟情于“四君子”题材？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中国花鸟画的范畴和花鸟画的目的性。一、花鸟画的范畴事实上，花鸟画起于何时，创于何人，很难断言。因为绘画的起源与发展很难划一条界限，也很难说某某创立，民间艺术对花鸟画的影响不能说不大，无名氏艺人也不能说无功。而且石刻、画像石、青铜器、漆画、壁画自原始时代起已有大量的花鸟画。可以说花鸟画的内容是丰富多彩的，形式因素也是相当复杂的。其实“花鸟画”这个名词并不十分确切，只是与人物画、山水画相对而言的。除了人物画、山水画的形式之外，一切独立表现的生物形象，如飞禽、走兽、虫鱼、花草都是属于花鸟画的范畴，当然还包括一水、一石、一木、器物之类。花鸟画之名是后人定的，根据屈原离骚中描写幽兰（草）、鹏鸟（凤凰）之意，“兰蕙”在楚辞中是“美人”，“美人”也不是女人、男人，而是“美德”“美好”“美的理想”。这个思想，使中国花鸟画的兰、竹、石、鸟摆脱了客观的反映。中国人民是非常崇敬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的，所以取“花鸟”来概括一切美好的事物。因此，在中国花鸟画题材表现上便有了不畏严寒的“梅”、高雅幽香的“兰”、刚正挺拔的“竹”和傲霜凌秋的“菊”，这世人皆知的“四君子”。二、花鸟画的目的性花鸟画的目的性，不是为了表达对象。“对象”不再是画家一生刻苦追求的东西，他们追求的是哲学上、美学上或思想境界、情感上得到启迪的抽象形态。所以说：画竹，并不是竹子；画兰，并不是兰花；画石，并不是石头；画鸟并不是飞禽。如，花鸟画中画石头较多，中国的庭院艺术，太湖石是可独立欣赏的，它是世界上被最早认识到的抽象艺术形态（石）。米芾拜石，石是品格的象征；曹雪芹写红楼梦曰石头记；雨果写巴黎圣母院，说圣母院的每块石头都是“一部书”，这一蕴含哲理的比喻。所以说，石在花鸟画中常常和“四君子”、岁寒三友（松、竹、梅）联系在一起，被赋予了艺术生命。笔者在这里不是说画石头，而是说花鸟画中物象转化的作用。进一步证明中国花鸟画不是为直接表现对象而画对象；不是为了表现麦子而画麦子，画麦子那是为了酝酿醉人的“酒”。因此，“栩栩如生”“惟妙惟肖”“形式逼真”都是中国美学所反对的。中国花鸟画所表现的都是人的思想感情、人的哲理、人的审美价值，这才是它的目的性。三、“四君子”题材的人格化表现“花欲言，鸟欲语”这是中国花鸟画在艺术上的人格化表现。花鸟画如此注重梅、兰、竹、菊“四君子”题材的表现，有它的历史原因。从东晋到隋是人物画兴盛的时期，从唐、五代到宋是山水、花鸟画兴盛的时期，特别是工笔花鸟画在宋代达到第一个高峰。所以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中说：“若论佛道、人物、仕女、牛马，则近不及古；若论山水、林石、花竹、禽鱼，则古不及今。”他的“古”是指唐以前，“近”是指五代以后。他的这个论断，基本反映了绘画在当时的发展情况。到元代工笔花鸟画无起色，写意花鸟画有所发展，特别是墨竹，盛行一时。在当时特殊社会条件下，绘画没有像戏曲那样惊天动地的发展，因为画家采用了不合作的消极态度，隐避不仕，将画竹人格化，“有节”“不屈”斗“风霜”“高风亮节”是当时的主题。所谓“四君子”即梅兰竹菊，因画家以其表现气节，身价甚高，画竹讲“节”；画梅讲“骨”；画菊讲“傲”（霜）；画兰讲“清”（高），其香独秀，不与他人为伍。明代“四君子”画有所发展，把梅兰竹菊提到了重要地位。梅花抗严寒，不怕风雪，有宁肯“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之志；竹、兰清香，不落凡俗；菊花傲霜，“宁可抱香枝上老，不随黄叶舞秋风”，菊花枯黄也不落叶，老死不变。古人既以“诗言志”，也以“画言志”，画梅兰竹菊就成为文人的时尚。到了清代，民族矛盾激化，“四君子”画掀起了高潮。中国花鸟画的对象，已经不是自然景物的模写，而是人格化达到了极致。如，郑板桥画兰竹五十余年，留下了大量有关竹子的题画诗记，提出了经典传世的不朽名论，即“眼中之竹”“胸中之竹”“手中之竹”。他的作品存世较多，自清代以来，被世人行家所叹服，成为“人争之宝”的珍品。“四君子”是民族正义、道德品性、感情理想的象征。因此我们不能低估了“四君子”人格化的教育作用。梅，枝干苍老虬曲，能在冬天寒冷中开花，表达一种在严酷的环境条件下坚守信念的顽强精神。兰，生于幽谷无人之处，没有鲜艳招摇的颜色，而有幽香，表达不求闻达，在隐居中独守情操的高雅精神。竹，未曾出土先有节，至凌云处尚虚心，宁折不弯，表达士人行为上的品质、操守，谦虚而刚毅的精神。菊，于深秋百花凋落时，还可以傲霜雪而开放，即使枯干残败犹有抱霜枝，表达士人在困难来临时的勇敢精神。梅兰竹菊四君子,千百年来以其清雅淡泊的品质,一直为世人所钟爱,成为一种人格品性的文化象征,这虽然是自身的本性使然，但亦与历代的文人墨客、隐逸君子的赏识推崇不无关系。综上所述，梅、兰、竹、菊“四君子”题材始终伴随着中国花鸟画的发展。究其原因，这里映衬出的不仅是由于“四君子”本身的自然属性而呈现出的一种自然美，更重要的是古人把一种人格力量，一种道德的情操和文化的内涵注入到“四君子”之中，通过“四君子”寄托理想，实现自我价值观念和人格追求，最终“四君子”成为古人托物言志，寓兴自我，展示高洁品格的绝佳题材。现当代花鸟画的成就又超越了实用功能而进入人的精神境界，美学的高度发展，花鸟人格化，对美育的作用更大更深刻了，它成为传达思维情感的一种最美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