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文学中“道统”思想的消隐——以李商隐为例.pdf

2023年6 月第44卷第3 期湘南学院学报Journal of Xiangnan UniversityJun.,2023Vol.44 No.3晚唐文学中“道统”思想的消隐以李商隐为例何林军，田时哲（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南长沙41 0 0 8 1）摘要：自韩愈提出“道统”观念以来，在文学创作上“道”与“文”的结合成为一种趋势，中唐的诗歌创作由此多“轻声韵”而以“名教为宗”。但进入晚唐后，社会混乱，儒生退隐山林，文学创作中的道统思想逐渐消隐，“文”的追求由此占据了上风。在这一过程中，文道分离的时代特征鲜明地反映在当时文人的创作之中，其中尤以李商隐最具代表性。关键词：晚唐；道统；李商隐中图分类号：1 2 0 6.2文献标志码：AD0I:10.3969/j.issn.1672-8173.2023.03.011自韩愈大谈“文以明道”后，对于“道”的讨论便贯穿了整个唐宋文学，更由此形成了文学上独特的“道统论”。何为道统？罗立刚先生简要概括为“自中唐韩愈等人兴起的带有正统意识的儒学体系”P。可见文学上的“道统”与政治上的“儒统”并无二致，而随着唐代社会形势变化，中唐兴起的“道统论”又于晚唐衰败，这一时代特征自然也在当时的文人作品中形象地表现出来。因此，为把握晚唐时期“道统”观念乃至整个思潮渐趋消亡的脉搏，本文将以李商隐为例，从其生平经历与作品创作出发，见微知著地探究晚唐文学“道统”衰败的历程。一、中唐“文道兼取”观念的兴起自初唐以来，佛、道兴起，而儒学呈衰微之势，于是儒士治学方法大变，关注的重点由外王转向内圣，I17视治心为理乱之本，加之佛、道内部统合趋势影响，从而推动了儒学“道统”思想的提出（一）“道统”思想的产生“道统”一词虽然最早见于朱熹的与陆子静六一文：“子贡未得道统，然其所知，似亦不在今人之后。”2 1 2 8 但是就其内容上来说，道统观念的创立者应该首推韩愈。3 49 韩愈生活于唐宪宗时期，彼时佛道正处于兴盛时期。为了重现儒学的正统地位，韩愈以佛教“法统”论为原型，提出儒学“道统”的观念。在其写作的原道一文中，韩愈从“道”的内涵和“统”的线索两方面专门倡导儒家道统说，由此在内容上对道统说进行了详细补充，使其成为了儒学可以传承的思想内核。不仅如此，在原道一文中，韩愈更是开创性地对儒家的根本宗旨问题一一“道”的本质-提出了自已的思考。面对这一儒学发展史上千年难解的问题，韩愈的目的显然并非真正意义上探究出“道”的本质，而是借这一探讨破除儒家内部因对“道”的不同理解而门户壁立的现状，并由此实现儒学内部的统一。在原道篇中韩愈写道：“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辑。”41 8 可见韩愈正是通过列出由尧舜到孔孟的思想发展过程，严密地展现以“道”为“统”的思想演变，最后为的是明确地提出“道统”的思想。但是仅仅依靠理论化的探讨显然不足以达到韩愈所追求的目的，因此他试图寻找到一条新的路径，而这一路径，便是将“道”与“文”相结合。（二）“道”与“文”的结合收稿日期：2 0 2 2-1 0-1 1作者简介：何林军（1 9 6 9 一），男，湖南邵东人，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文艺美学；田时哲（1 9 9 8 一），男，湖南浏阳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艺学。56何林军，田时哲：晚唐文学中“道统”思想的消隐一一以李商隐为例文学上“道统”思想的兴起与儒学的复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早在初唐时期，为反对形式僵化、内容空洞的文文体，陈子昂便提出过“复古”的口号。他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写道：“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咏叹。思古人，常恐迦透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5 41 3 陈子昂笔下的“骨气端翔，音情顿挫”无疑是对文坛的一次冲击，尽管这一复古运动偏于诗歌的形式而未能更深地追溯到其本质，但是对于先秦文学的探索已经形成了一股潮流。其后，萧颖士、李华等人继起，萧颖士推崇陈子昂“文体最正”，而李华则更进一步，在创作上“大抵以五经为泉源”1 6 3 9 46，“非夫子之旨不书”1 6 1 3 9 46，主张“尊经”“载道”。这便将“复古”运动由形式而引人到了本质-对文学内核的探讨，并为韩愈的“文道兼备”观念的形成做好了思想准备。同时，社会形势的巨变也为“文”与“道”的结合提供了有利条件。自安史之乱后，社会危机全面爆发，无论是追求来世的佛学还是寻求虚静的道学，都因消极的处世态度而无力应对。儒释道三教的合流已经不再能适应时代的变化，因此追求“入世”的儒学便承担起了理乱重任。早已有变革之心的韩愈正于此时提出了改革之法。在他眼中，仅仅对“道”本质的探究显然是不够的，为适应时代的发展，必然需要一个载体将“道”的内涵传达出去，而韩愈选择的这一载体，便是“文”。“文以明道”的提出为“道统”的传播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同时“道统”思想也反过来对“文”产生了巨大影响。韩愈在答尉迟生书中写道：“夫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实；实之美恶，其发也不掩体不备不可以为成人，辞不足不可以为成文。”41 45 可见韩愈般切地希望通过“道”的影响，从而实现文学的以“实”为本，以此谋求创作主体与圣贤之“道”在本源上的一致性，使“文”与“道”二者和谐相融。在中唐王纲衰落的时代背景下，韩愈的这一文学改制无疑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以治世为急务的中唐文人们，深切地感到空洞浮华之文不能达到润色王道、教化天下的目的，“文”的内涵因此发生了重大改变，打破了文盛行于文坛的局面。此后“文道兼取”的创作方式逐渐兴起，李翱、皇浦、张籍等人继起，为“文”与“道”的结合赋予新的内涵与形式，使得韩愈的“道统论”在中唐时期蔚然成风。7 5 7然而，“道统”思想却未能延续太长的时间，在种种因素的影响下，晚唐时期“道”与“文”的结合渐趋消亡，而曾经的齐梁文风再度兴起，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事例便是出现了李商隐“文胜于道”的观点。二、李商隐“文胜于道”观念的形成所谓“言论关时务，篇章见国风”，以后来者视角进行追溯，文道二者在整个唐代经历了多次相互交融、相互排斥的历程，而每一次的分与统都往往伴随着社会形势的大变动，而创作者个体的不同人生历程也常常导致迥异的创作风格。因此在探讨李商隐“文胜于道”的观念形成这一问题时，也必然离不开对这两个方面的探讨。（一）成长经历的影响李商隐出生于晚唐官宦世家，家族中有着读书人仕的传统。在父亲早逝后，李商隐跟随叔父学习，在此期间，他完整地接受了韩柳“昌黎文风”的影响，在创作上也向韩愈“道统论”靠齐，其散文作品有着明显师古思想。他在上崔华州书中自谈：“学道必求古，为文必有师法。”8 1 0 3 此时的李商隐无疑是儒学的卫道者，在他回忆青年时期的作品中，处处可见对于“道”的推崇，如为举人献韩郎中琮启写道：“某少承严训，早学古文。非圣之书，未尝关虑；论都之赋，颇亦留神。”9 8 1 1 3 又有韩碑一诗：“文成破体书在纸，清晨再拜铺丹。”1 0 3这不仅是李商隐对韩愈敢于挑战盛行的今体文而用古体写作的钦佩之情，更是李商隐本人对古今体之争的态度表露。然而迫于家道中落，加之晚唐时期古文运动声势的消退，李商隐不得不改学文。据记载，李商隐“五年读经书，七年弄笔砚”9 3 0 9 1，又有当时朝廷重臣令狐楚的提携。后者不仅亲自教授李商隐文章奏之学，更是“岁给资装，令随计上都”1 m1507。李商隐本人同样踏满志，却未曾想过这只是自己漫长的应举之路的开始。此后的十数年间，李商隐不断试举又不断失败，他曾经的济世报国的远大理想被现实消磨殆尽。因而他写下“鸾皇期一举，燕雀不相饶”1 2 8 1 7 的诗句来讽刺应考官员的无能以及表达对于人仕的怀疑与不满。在此之后，李商隐虽然在令狐绚的帮助下考上进士，但又陷入朝堂牛李党争之中，不仅升迁无望，更是多次被贬。尽管李商隐感叹古文“未焉能休”，但是在这郁郁不得志的情形下，他的创作也不复早期昌黎文风之貌，转57湘南学院学报（社会科学）而钟情于郁郁寡欢、含蓄委婉的骚体诗。同时，生性儒弱的李商隐不像苏一般可以邀游山水之间，潇洒地面对人生的失意。因此他将内心的愁苦流向了两个方向，一是创作无题诗，二是重新思考道文关系。在被贬期间，李商隐创作了大量无题的诗作。“无题”既是为了逃避牛李党争下残酷的文字狱，更是不愿表露自我的情感，而将种种思绪都说与自己听的一种逃避方式。除却诗歌形式之外，李商隐更是将目光投向了曾经盛极一时的“道统”思想中。虽然李商隐曾经怀有着远大志向，但是经历多年仕途的沉浮，他渴望如同先贤一样修身治国的理想破灭了。在残酷的现实中，他开始思考“道”的内涵的正确性。一味仿制古法，追求圣贤的境界而忽视作为“人”本身的自由性，这在文学创作上是否是一种进步？在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与人生失意的双重影响下，李商隐写道：“夫所谓道，岂古所谓周公、孔子者独能邪？盖愚与周孔俱身之耳。以是有行道不系今古，直挥笔为文，不爱壤取经史，讳忌时世。”8 1 0 3 在此他将自己与周公孔子并列，更是大谈“道”无古今，因而不必一味师古。在韩愈的“道统论”依旧在文坛占有一席之地时，他的这一思想无疑是惊世骇俗的，但是李商隐还不满足于对“道”的正确与否表达质疑，而是更加大胆地质疑了作为儒学圣人的周、孔二人，提出“行道不系今古”的观点。1 8 1 0 3 他因此在容州经略使元结文集后序一文中高呼：“鸣呼！孔氏于道德仁义外有何物。”9 8 1 3 5 将自古以来儒学的圣人孔子视为除道德仁义外一无是处，并对自孔子以来的“征圣”之举提出异议，可谓前所未有。可见仕途不顺的李商隐此时已对自中唐以来便受到风教禁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怀疑，多年来颠沛流离的苦闷经历更是让他对“道”的内涵作了更深一步的思考，并由此形成了对“文”的重视。而在个人经历的影响之外，李商隐“文胜于道”观念的产生无疑还受到了时代因素的影响。（二）时代背景的影响儒学“道统”思想的起源，最早可追溯到孔子写作的春秋。春秋一书，借褒贬以振王纲，以斥臀越，以正王统。而在“安史之乱”后，军阀割据，朝纲不振，以治国平天下为要务的儒学于此时繁荣，究其根本，用意也在肃清乾坤，树立朝威。因此“道统”论的出现，也是想从儒学思想上为王权正统寻找理论支持。然而至晚唐时期，李唐朝纲紊乱，僧越更替，“正582023年6 月（第44卷）第3 期统”思想受到了极大冲击，统绪意识的外部环境也尽遭破坏。在这种情况下，“道统”思想的衰微是完全可以想象的。旧唐书记载：“先代之旧章，往圣之遗训，扫地尽矣。”1 1 40 可见儒学在官方已丧失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文学创作的整体风向发生偏转，齐梁声色内容渐渐回潮，这与衰世耽溺淫乐有关，也与朝廷倡导有关。如云溪友议校笺载：“开成元年秋，诏礼部高侍郎错复司贡籍，日：所试赋则准常规，诗则依齐梁体格。，1 3 43可见不只是江湖诗人，韩愈眼中“道统论”首倡者的庙堂也已然开始提倡齐梁诗体，此时文学中的“道”的内核便失去了“正统观”的支持，“文”的发展渐渐地不再受到“道”的约束，其自身特性开始得到初步展现。在这一时期之前，已经有部分诗人开始尝试对“道统论”束缚下的诗歌创作作出转变，无论是皎然的“前无古人，独生我思”1 43 9，还是郑谷的“淡薄虽师古，纵横得意新”1 5 3 48 5，都表明晚唐文人已经有了抛弃风教内涵的思想倾向。尽管这些尝试并未撼动“道统论”的地位，但仍作为一种新的现象，启迪着后来者。如李商隐便在其作品中透露出“盖愚与周、孔俱身之耳”1 6 1 6 这一思想。在李商隐看来“道”无古今，所以“古道”也就不在必学之列，因此，在写作中完全可以信笔挥洒，而不必“壤取经史”。在这之中可以明显地看到皎、郑二人观点的影子。而到沈亚之开始创作时，这一趋向更为明显，沈亚之明确地表明了对“裁经缀史，补之如疣，是文之病烦久矣”9 1 7 5 9%的不满，并提出“余以为构室于室下，之故材，其上下不能逾其覆，拘于所限故也”9 7 5 9 6，力图对因循守旧的文学创作思想作出改变，这一观点较之于皎、郑则又再进一步，将文学改制由理论推向了实践。这一思想在李商隐身上得到了明确的表达，他的作品中大量体现了破除“道统”的观点，他更是以此为基础，揭开了晚唐道统衰落的序幕。三、“文胜于道”在李商隐创作上的体现在对“道统”思想质疑的同时，李商隐也身体力行，在创作上表达了自已“文胜于道”的观点。李商隐一生创作颇丰，其语言绮丽精工、内容含蓄朦胧，所谓“味无穷而炙愈出，钻弥坚而酌不竭”。这一创作特征显然与道统观有着明显的差异，而正是从这一差异之中，后人能够窥探到整个晚唐文学何林军，田时哲：晚唐文学中“道统”思想的消隐一一以李商隐为例“道统”的衰落趋势。（一）反“古体”道统论中所谓的“师古”，不仅仅在于学习古人的文学体制，更是要将“文”与古圣之“道”相结合，而关于“道”的解释自古以来便众说纷。在韩愈看来“道”即源于尧舜等圣贤的儒道，唯有从古贤的思想中才能获得“道”的真谛，因而“道统论”中必然强调“师古”的创作原则。这也使得整个中唐时期的复古潮流蔚然成风。然而发展至晚唐，复古崇道已然不再适合文学发展的潮流，一味追求经取史、忌讳时世的散文体制也不利于文体上的革新。李商隐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趋势，并在其作品宋玉中提出：“何事荆台百万家，惟教宋玉擅才华.可怜庾信寻荒径，犹得三朝托后车。”1 2 8 0 3 诗中明写古时旧事，以宋玉与庾信二人既富才华又被赏识来对照自身，流露出怀才不遇的愁苦之情。这本是一首寻常的感怀诗，然而在暗处却隐隐可见李商隐反对古制的态度。诗中所咏之人乃宋玉与庾信，将此二人相提并论无疑颇为大胆。宋玉为屈原弟子，著有传世之作九辩，后人更是赞其“巫娥若问谁为赋，敢乞君王道宋生”1 7 47。而庾信又是何人呢？令狐德荣谈：“其体以淫放为本，其词以轻险为宗。故能夸目侈于红紫，荡心逾于郑、卫若以庾氏方之，斯又词赋之罪人也。”1 8 1 5 0 5 作为南北朝时期著名的宫体诗人，庾信的作品有轻艳流荡的一面，并专注于文体制，这与推崇平实朴素的散文体式的道统文学显然是相违背的，也因此庾信虽受到杜甫等人的褒扬，却遭到了其他许多唐代文学家的批判。然而李商隐却对庾信不仅毫无贬斥之意，更是将其与宋玉相提并论，大加赞颂他的清丽文句与文作品，可见李商隐已对一味复古的散文体式感到不满，试图通过推举文写作来达到反对“古体”的目的。除此之外，在道统论的影响下，中唐文学语言“不尚雕彩”，强调“文从字顺”，柳宗元更是认为“是犹用文锦覆陷阱也”【1 9 5 8 0，反对有文采而内容荒谬的作品。而李商隐却偏偏对藻饰的语言情有独钟，其作品也显而易见地带上了齐梁诗风的特征，如无题四首其一，“蜡照半笼金翡翠，麝熏微度绣芙蓉”1 2 7 8 6，本是写思妇夜半梦醒时闺中的寻常景象，而李商隐却偏偏将梦境与实景交相融合，烛火照亮的翡翠与金丝，与芙蓉帐中的淡淡麝香一同构建了华美的画卷。诗中的“金翡翠”“绣芙蓉”几个词语的使用也是华美的，翡翠与芙蓉被原本是昔日美好爱情的象征，此刻在虚与实的结合中散发着往昔的光芒与香气。正是李商隐对于词句的精雕细琢，使得这一场景的描写不仅寓意深刻，更是让原本寻常之事染上了颇具美感的色彩。可见此时的李商隐已然走上了“离经叛道”的道路，他的诗文开始抛弃道统中的风教内涵而全面习慕齐梁诗风，大大加强作品的艺术形式和技巧，形成了浓重绮丽、怨郁凄艳的文学风格，同样也标志着晚唐反“古”求“情”风气的开端。(二)求“情思”自中唐“道统”盛行以来，文学创作多贵古贬今，尤以齐梁文学所受击最盛。齐梁文学文风绮靡晦涩，作品难以明喻，更不符合“道”的内核，因而韩愈便提出“惟陈言之务去”1 1 9 5 8，反对轻浮的文学创作，使中唐作者的作品多简朴、畅达之风。而至晚唐时期，创作上的长期束缚，加之朝堂党争激烈，使得文学家们人人自危。在这一环境下，诗人只得投身于温柔乡里，将情思寄予诗作之中，在这些情思之中，最为显眼的莫过于“艳情”。艳情诗在创作内容上不受“道”的束缚，并将描写对象引向男女情欲。有人批评齐梁文学在内容上一味吟风弄月，然而李商隐却不以为然，反而在作品中大谈人之情欲。如其闺情一诗便大胆地写道：“红露花房白蜜脾，黄蜂紫蝶两参差。春窗一觉风流梦，却是同袍不得知。”【1 2 7 9 2 虽然词句上精雕细琢，内容上却太过露骨，无怪乎冯浩评其为“尖薄而率”2 0 5 49。但闺情一诗的意义却不在其本身，而是代表着李商隐已将“道”的内涵彻底抛弃，在文学创作上走上了齐梁诗风的道路。但李商隐的艳情诗并不止于齐梁诗体中对男女情欲的描写。在李商隐的笔下，艳诗体制转向简约精致，常以日常生活中的画面作为题材，并从女性视角出发传达朦胧的艳趣。如日射一诗：“日射纱窗风撼，香罗拭手春事违。回廊四合掩寂寞，碧鹦鹉对红蔷薇。”1 2 7 9 0 诗中描绘了一幅暮春时期的闺中景象，已违春事的女子面对着晨光与春风却不为所动，在这寂廖无声的回廊中，只余沉默不言的鹦鹉面对着艳丽的蔷薇。诗中所构筑的场景色调鲜艳明丽，而氛围却是幽深孤寂，二者间的反差感再加之笼中鹦鹉与深锁院落的蔷薇，烘托出女主人公凄?孤独的情感命运。这一富于情趣的景象显然是无法在道统文学中见到的。由此可见，无论是在诗歌创作的形式还是内容上，李商隐都已然抛弃了“道统”下的风教内涵。59.湘南学院学报（社会科学）通过创作形式上的反“古”与内容上的大胆求“情”，使得其诗歌作品呈现出与道统文学完全相异的创作风格，打破了“道”的束缚，为晚唐“离经叛道”的文学风潮打下了基础，作出了示范。恰如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的序中所提出的“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2 1，历朝文学成就与文学风气总是不尽相同，但同时某一时期的文学特征却总是能在某些作者的作品中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如曹氏父子之于建安风骨、庾信之于六朝文，而在晚唐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则莫过于李商隐。李商隐所处的时期正是晚唐文坛剧变的阶段，道统文学渐趋衰落，而六朝文又有复兴之势，在这一形势之下，李商隐顺应变化，大胆地提出种种文学改制的观点，并身体力行地进行创作实践，由此成为了晚唐文学“道统”思想消亡的重要推力与体现者。在李商隐之前，文坛中犹有李翱、皇甫等文人致力道统的创作，而在李商隐之后，“文”重于“道”的创作风气蔚然成型，这在晚唐至五代，文学浇薄之风日盛，而艳情之作时有出现中可见一斑。当然，这一风气并非一朝一夕便可形成，它其实早在中唐时期齐梁文风的复兴中便已开始萌芽，以卢纶为首的大历诗人就已初露向齐梁回归的迹象，同时又有文婉辞丽的元白体继而兴起，而在此之后皎然、郑谷等人更是将矛头直指韩愈的“道统”观，可见即使是李商隐所提出的开辟性观点，也依然有着大量前人论点的影子在其中。因此在谈及整个晚唐“道统”思想的衰落时，不可武断地认定是某一人或某一群体所致，而是应将目光投射到整个社会形势中，从时代的变迁中探索其历程与影响。2023年6 月（第44卷）第3 期参考文献：1罗立刚.史统、道统、文统：论唐宋时期文学观念的转变 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 0 0 5.2欧阳辉纯.论政统与道统的历史源流：以朱熹的政治伦理为中心 .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 0 2 1(2)3甘祥满.何种“道”？谁之“统”？:儒家道统说的建构与变迁J.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 0 1 9(4).4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 9 8 6.5彭定求.全唐诗：第1 卷 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 0 1 8.6董告.全唐文：第4部 M.北京：中华书局,1 9 8 3.7全华凌.韩派古文创作销沉原因再认识 .湘南学院学报。2004(3).8李一飞.唐宋文史论集 M.北京：中华书局,2 0 2 0.9董诰.全唐文：第8 部 M.北京：中华书局,1 9 8 3.10李商隐.李商隐诗集 M.朱鹤龄，筹注.田松青，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 0 1 5.11刘昀.旧唐书 M.北京：中华书局,1 9 7 5.12彭定求.全唐诗：第5 卷 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 0 1 8.13唐雯.云溪友议校筹 M.北京：中华书局,2 0 1 7.14李壮鹰.诗式校注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 0 0 3.15彭定求.全唐诗：第7 卷 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 0 1 8.16李红胶.李商隐散文研究 D.保定：河北大学.2 0 1 6.17张未.张来集 M.李逸安，孙通海，傅信，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 9 9 0.18令狐德菜.周书 M.北京：中华书局，2 0 0 0.19董告.全唐文：第6 部 M.北京：中华书局，1 9 8 3.20施垫存.唐诗百话 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 0 1 9.21王国维.宋元戏曲史 M.北京：团结出版社,2 0 0 6（责任编辑：江宁静）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