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与南北经济增长差距——基于276个城市的实证分析.pdf

开发研究 年 月第 期总第 期【区域经济】收稿日期 作者简介 汤向俊（），男，江苏淮安人，江苏科技大学人文社科学院副教授。通讯作者 康艳艳（），女，山西太原人，江苏科技大学人文社科学院硕士研究生。数字经济与南北经济增长差距 基于 个城市的实证分析汤向俊，康艳艳（江苏科技大学人文社科学院，江苏镇江 ）摘要：基于地级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南北经济增长差距的影响、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扩大了南北经济增长差距，即北方弱化了数字经济的增长效应，这一结论在替换关键解释变量、内生性处理、删减样本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数字经济对南北经济增长差距的影响在人力资本水平低、产业结构低级的地区更大。进一步的机制分析表明，就业、绿色技术创新是数字经济影响南北差距的主要中介机制，即数字经济产生集聚效应，吸引劳动力、技术创新要素向南方地区流动，提高数字技术在产业中的吸收和运用程度。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吸引高端要素如创新向发达城市集聚，而传统要素如资本向欠发达城市回流。基于以上结论，从加大数字经济投入力度、加快产业数字化转型、加强区域间协作与交流等几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关键词：数字经济发展；南北经济增长差距；技术创新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一、引言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 求是 发表文章强调：“发展数字经济意义重大，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当今时代，数字技术、数字经济是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先机，是新一轮国际竞争重点领域，我们一定要抓住先机、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在此背景下，探究数字经济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对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现有文献关于以上问题的探讨主要存在两点局限：首先，较少关注区域特征，然而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存在区域异质性；其次，关于区域差异的研究主要针对东、中、西部地区差距，但是当前我国南北差距扩大已经成为区域经济发展分化的一个突出表现。年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 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中指出：“我国目前区域经济发展分化态势明显。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已初步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一些北方省份增长放缓，全国经济重心进一步南移。”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年北方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为 ，年这一个数值下降到 。南北差距扩大使资源、人才等集聚到南方地区，北方地区的资金、技术逐渐被抽空，促使北方地区经济增速放缓，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形成马太效应，不利于地区稳定和社会和谐。南北差距自 年起逐渐被人们关注，已有不少文献就此展开讨论。首先，就南北差距的测度和衡量，大部分学者采用 总量、人均 、增速以及人均收入等直接指标 ；也有学者采用诸如基尼系数、泰尔指数、变异系数等方法 ；还有学者如许宪春等 从经济、社会、生态、民生 个维度出发，构建平衡发展指数指标体系。其次，不少学者试图划分南北差距发展阶段，大部分学者 ，都认同 年是南北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跃迁点，南北地区的经济发展自此拉开新一轮的更大差距，但许宪春等 通过构建平衡发展指数研究发现南北经济平衡发展差距在 年已经凸显，刘学良等 则认为南北差距扩大从 年就已经开始，年以后加速上升。对南北差距形成和扩大的原因，大部分学者认为这是多种因素共同驱动的结果。从传统要素层面来看，南北地区之间固定投资、人力资本、资本存量等差异导致南北差距 ，；从产业结构变迁层面来看，年以后北方工业、第三产业落后 ，产业结构调整缓慢，新旧动能转换艰难导致北方地区的发展落后于南方地区 ，；从技术创新层面来看，北方地区创新能力不足，缺乏动力从而造成南北区域经济差距扩大 ，。此外，也有学者认为政府干预、城镇化水平也会对南北差距造成影响。当然，一些学者从单一因素研究南北差距，如戴德颐等 研究发现，南北方经济发展差距主要由要素资源投入的数量及效率差异导致；董雪兵等 基于创新视角研究发现，创新能力差距、人力资本流向、营商环境等因素影响了南北方区域创新能力，从而造成南北区域经济差距扩大；杨明洪等 基于理论与政策角度分析，认为南北差距的形成与南北方省份面对工业化进程对制度改革的契合性差异以及国家协调发展的宏观把控、中观干预和微观动能传导密切相关；黄少安和谢冬水 则认为南北中心城市功能差异导致了南北差距。本文以已成为经济增长新引擎的数字经济为切入点，探索数字经济对南北经济增长差距的影响及其机制，是对既有南北差距文献的补充。那么，数字经济是否有助于推动城市经济增长，数字经济是否能够缩小南北经济增长差距，其机制如何等问题，已有一些学者通过实证研究给出了肯定的答案，然而尽管现有文献充分剖析了南北差距的表现及成因，但较少文献系统研究数字经济对南北经济增长差距的影响。基于此，本文从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角度提出数字经济对南北经济增长差距的理论分析，进而测度 年全国 个地级市及以上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扩大了南北经济增长差距，即数字经济使南方经济增长更多，这一结论在使用 年末邮电业务总量这一历史数据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处理、避免大城市效应以及极端值的影响删减样本后仍然成立。此外，本文采用地方政府工作报告中出现的数字经济相关词语的词频衡量数字经济关注度，将数字经济关注度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代理变量，研究同样发现数字经济扩大了南北经济增长差距。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吸引高端要素向发达地区集聚，而传统要素如资本向欠发达城市回流。本文可能存在的贡献如下：首先，本文系统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南北经济增长差距的影响，发现数字经济显著扩大南北经济增长差距，主要是通过吸引劳动力、技术创新等要素向南方地区集聚，提高了数字技术在产业中吸收和应用的程度，为今后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同时也是南北差距文献的补充；其次，本文使用地方政府工作报告中与数字经济相关词语的词频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代理变量，探讨政府数字经济关注度对南北经济增长差距的影响，进一步增强本文研究结论的可信度；最后，本文提出一些政策建议，对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数字中国”政策、缩小南北差距、促进产业协同发展以及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二、理论分析数字经济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提升经济效率直接促进经济增长。信息技术的发展极大地降低了搜寻成本，提高了信息传播效率，释放出更多经济活力，从而使市场需求扩张，供给效率提升，供需有效匹配降低了运行成本，提高了效率。数字经济重塑生产要素格局，数据要素的可复制性、共享性、强传播性等特征打破了传统要素边际产出递减规律，实现生产资料零边际成本，促进生产组织关系从“所有型”向“分享型”变革。数字经济主要以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促进经济增长。数字产业化是数字要素的产出，产业数字化是数字要素的投入 。从理论上来讲，数字经济对南北经济增长差距的影响是不确定的。改革开放以来，南方凭借贸易地理优势率先发展起来，形成了长三角、珠三角两大市场经济区域，辐射带动效应明显。北方依靠重工业和资源型产业，年金融危机以后投资大幅减少，增长动能不足，新旧动能转换艰难 。一方面，数字经济具有普惠效应，表现为促进低收入群体收入增加，加快落后地区经济发展，快速获取先进知识和技术。尽管北方数字经济起步晚，发展较慢，但这种技术、信息溢出效应减少了研发成本，更加精准地把控了行业风险，为北方地区经济增长提供新动能，表现为“后发优势”。另一方面，数字经济具有集聚效应，可能加剧各种高端要素向发达地区流动，经济活动在南方地区集聚，扩大区域不平等 。大数据、等技术不断融入产业链，模糊产业边界，产生规模效应，南方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发展整体表现都优于北方，表现为“先发优势”。而北方地区深陷要素流失、发展受限导致进一步流失的困境。此时，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虹吸效应更显著，据此，本文提出假说 。：数字经济发展扩大南北经济增长差距。数字经济不仅通过数字要素直接拉动经济增长，还可以与传统生产要素如劳动力、技术等相结合，间接促进经济增长。数字经济与劳动力要素结合表现为对就业水平的影响。就业是一个国家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可以带动消费，拉动需求增加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以往理论探讨技术冲击对就业水平的影响，而信息、数字技术冲击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同样值得研究。目前，学术界关于数字经济对就业是促进还是抑制作用尚没有统一的答案。一种观点是数字经济引致的机器化大生产以及劳动力成本的降低替代了部分或全部低技能工作，同时创造了一批高技能岗位 ；也有观点认为机器人对就业并没有显著的影响 ；发现机器人与信息技术能够显著地促进就业。国内学者大多认同第三种观点：沈坤荣 认为数字经济衍生新业态、新模式，增加弱势群体的就业机会。曾世宏等 研究发现数字化技术应用扩大市场规模，对劳动、资本、技术密集型服务就业都表现为显著的促进作用。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培育新产业、新动能的环境越优越，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就越高，存在数字鸿沟。南方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更完善，数字产业化水平更高，释放更多的岗位需求，产生“集聚效应”，吸引劳动力向南方地区流动，就业增加，然而工业智能化可能使南方地区 的 高 生 活 成 本 挤 出 了 部 分 低 技 能 劳 动力 ，产生“拥挤效应”。此时，数字经济的集聚效应更加显著，据此，本文提出假说 。：数字经济发展促进南方地区就业水平更快增长，进一步扩大南北经济增长差距。数字经济与技术要素结合，表现为促进技术、工艺或产品创新 。创新是一国经济增长的源泉，然而大部分企业面临研发资金投入不足、科研能力不强的困境，数字经济为低成本、无污染的绿色创新活动开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绿色技术创新可以从源头上减少污染物的产生，降低费用支出使其产品具有成本优势，抢占市场，增加利润；反过来鼓励企业进行绿色创新活动，形成良性竞争氛围，改善市场环境，从而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数字化建设推动绿色创新产出增加，技术创新外延扩散，高端生产要素哺育和生产环节优化变革，突破传统创新区间，提升资源整合效率。一方面，数字经济驱动的绿色创新具有普惠性质，物联网的发展弱化了地理距离，北方企业可以即时知晓并参加绿色创新活动，强化其技术溢出效应 ，有助于绿色创新技术的提升。韦施威等 研究表明，数字经济有效提升了城市绿色创新的产出，表现出兼顾中小城市的普惠功能且在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区域作用更大。另一方面，数字网络加强了区域间互通互联，南方地区可以更加高效地配置绿色创新载体，降低创新成本，同时“数智”经济时代技术的快速传播和模仿倒逼南方企业加速绿色创新步伐，有助于南方绿色创新技术水平更快提升。韩峰和毛欣 基于地级市数据实证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对城市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由东向西依次递减，可能是因为东部地区绿色创新意识和能力强。据此，本文提出假说 。：数字经济发展促进南方地区绿色创新水平更快提升，进一步扩大南北经济增长差距。现有文献较少从数字经济角度系统考量南北经济增长差距，关于数字经济对南北方就业、绿色创新差异研究较少，本文是对现有文献的补充和解释。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分析框架如图 所示。图 数字经济对南北经济增长差距的影响效应图三、数据与模型设定（一）指标选择 被解释变量经济增长。既有研究大多基于 构造指标 ，本 文 使 用 地 区 实 际 生 产 总 值 的 对 数 值（）进行测度，以 年为基期进行平减。解释变量借鉴赵涛等 的做法，从互联网发展和数字金融普惠两方面构建数字经济指标体系（），具体指标为互联网宽带用户数（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占比）、相关产业人员人数（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从业人员占比）、相关产出情况（人均电信业务总量）、移动电话普及率（每百人移动电话用户数）、数字普惠金融（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南北地区变量（），南方地区取值为 ，北方为。模型中加入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南北地区变量的交互项，这一项系数衡量了数字经济对南北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差异，是本文主要关注的指标。控制变量为了更加全面地分析数字经济对南北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差异，还需要设定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控制变量。本文借鉴刘建平 、习明明 等人的研究，变量选择具体如下：全市人均实际固定资产投资，用人均实际固定资产投资取对数衡量；政府干预，用地方财政支出占 的比例取对数衡量；外贸依存度，用进出口总额占 的比率来表示；劳动力增加值，用人口自然增长率来衡量；工业化水平，用第二产业占 的比率表示。中介变量根据就业率（）的定义，用一年内平均在岗职工人数除以劳动力总人数衡量就业水平；绿色技术创新（），采用万人绿色发明专利申请量衡量，具体为地区绿色发明专利申请量与年末常住人口的比值，相比实用新型、外观专利授权数量，绿色发明专利申请量更能代表一个地区当年的绿色创新能力。描述性统计本文利用 年 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基础数据来源于地方统计局以及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对于缺失的数据采用线性插值法填补，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变量数字化发展水平（）最小值为 ，最大值为 ，可见不同地区数字化水平相差较大；北方均值为 ，南方均值为 ，南北方地区之间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变量实际地区生产总值的对数值，南方均值高于北方均值，可见南北方地区之间经济增长也不平衡。（二）计量模型 基础模型基于以上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为了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南北经济增长差距的影响，本文首先构建如下计量模型：，。（）其中，表示 城市 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对数值，是 城市 年数字化发展水平，模型中将数字经济发展滞后一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由于双向因果带来的内生性偏误。是虚拟变量，如果城市 位于南方，则取值为 ，否则为 。为控制变量，为城市固定效应，用以捕捉城市不随时间变化的特征，为年份固定效应，用以捕捉对所有城市影响相同的年度效应。在上述模型中，笔者真正关心的是交互项系数 的值，它反映了数字经济对南北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差异。使用城市聚类效应（）对标准误进行修正。中介效应模型其次，为考察数字经济对南北经济增长差距的影响机制，本文构建如下中介模型：，（），。（）其中，为中介变量，其余变量的含义均与式（）相同。将式（）中被解释变量替换为中介变量，得到式（），在式（）中若交互项的系数 显著，则表明数字化发展水平对南北方城市中介变量的影响是不同的。在式（）中观察系数、的大小及其显著性判断中介效应是否存在。表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变量样本数均值标准差最小值最大值北方均值南方均值经济增长 数字经济 南北变量 固定资产投资 政府干预 外贸依存度 劳动力增加值 工业化水平 就业率 绿色技术创新 四、实证分析（一）基础回归式（）的回归结果见表。表中模型仅加入数字经济发展变量以及城市、年份固定效应，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模型 中加入控制变量，估计值下降但显著性增加，结果与模型 一致，数字经济促进城市经济增长，此结论与已有的习明明 、刘建平 关于数字经济与经济增长方面的文章得出的结论一致。模型 中进一步加入南北地区虚拟变量以及数字经济与南北变量的交互项，系数值为 并且在 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表明数字经济对南方城市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大于北方城市，即数字经济拉大了南北差距，验证了假说 。可能的解释是南方城市数字经济起步早，使得数字红利释放更为充分，产生了“集聚效应”和“进化效应”，吸引高端要素向南方地区流动，加快南方地区经济增长。南方产业基础雄厚，发达的交通网络、优越的区位因素以及各种要素集聚加快数字技术发展，使其在产业中应用表 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南北差距的影响变量模型 模型 模型 （）（）（）（）截距项 （）（）（）控制变量 城市、年份固定效应 注：（）括号中为聚类稳健标准误值；（），分别表示在 ，和 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所有回归均采用以城市为聚类变量的聚类稳健标准误，下同程度更广。而北方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时期，国有企业比重过高，因此数字技术在产业中应用有限。此处数字经济项为负值，但是依据谢宇的观点，加入交互项后对低次项的检验结果是不确定的，所以模型中数字经济对经济发展的效应主要体现在模型 和模型 中。控制变量系数符号和显著性基本没有变化，且调整的 值由 增加到 ，模型拟合效果更好。（二）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 内生性检验尽管模型中加入城市、年份固定效应以及控制变量，也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滞后一阶，但仍可能存在遗漏变量、双向因果等问题导致的内生性偏误。基于此，本文借鉴黄群慧等 人的研究思路，选取 年末邮电业务总量作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工具变量。由于该数据是截面数据，笔者将其与上一年度全国互联网普及率、全国网民数交乘得到 、。从相关性看，年末邮电业务总量越多代表信息交流需求越大，而地区层面信息需求一般是稳定的；从外生性看，年距今已久，且邮电业务基本不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所以工具变量的选取基本满足要求，检验结果如表 模型 以及模型 所示。交互项在 显著性水平上仍然显著，且 统计量对应的 值均小于 ，表明工具变量可以识别，统计量值均大于 显著水平的临界值 ，表明不存在明显的弱工具变量问题，工具变量的选取较为合理，数字经济导致南北经济增长差距进一步扩大。不仅如此，交互项的估计系数也有所变化，但变化程度比较小，表明解释变量的测量误差程度较弱。综上，估计结果是稳健的，没有受到内生性问题的过多干扰。稳健性检验数字经济关注度指数（）指政府对数字经济发展的关注程度，本文使用各地区政府工作报告中出现的数字经济相关词汇的频率来表示这一指数，具体的构建方法是采用文本抓取的方式获取各地区各年度工作报告中有关数字经济的文本数量。笔者选择“数字经济”“数字政府”“信息产业”“互联网 ”“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等关键词，采用 语言文本分析方法，整理得到各地区相关文本数量，将其作为政府数字经济关注度指标。本文将数字经济关注度作为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代理变量，加入模型进行回归，结果如表模型 所示，交互项在 显著性水平上依旧显著，且控制变量的系数符号以及显著性均未发生明显变动，本文结论是稳健的。王娟娟 认为我国数字经济的集聚性进一步提升，数据要素向几大城市群集聚。考虑到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以及直辖市和省会城市的行政特殊性，避免回归效应完全由南北方大城市所致，所以本文剔除所有省会城市以及直辖市样本，结果如表 模型 所示。交互项在 显著性水平上依旧显著，且控制变量的系数符号以及显著性均未发生明显变动。考虑到极端值的影响，对所有主要变量进行 水平上的缩尾处理，结果如表 模型 所示。交互项在 显著性水平上仍然显著，且控制变量的系数符号以及显著性均未发生明显变动，表明估计结果具有稳健性。表 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变量模型 （）模型 （）模型 （更换解释变量）模型 （剔除部分样本）模型 （缩尾）（）（）（）（）（）（）（）（）（）（）控制变量 城市、年份固定效应 统计量 （）（）统计量 排除竞争性假设杨明洪 、刘学良 等人都认为北方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缓慢，新旧动能转换艰难是南北差距扩大的原因之一。产业结构升级也会带来行业间技术溢出效应，北方地区依赖重工业，资源型省份产业升级进程缓慢，发展进入停滞期，这种产业结构上的差异是导致南北经济动能转换的关键因素 。为了证明本研究中数字经济对南北经济增长差异的影响不是完全由于南北方产业结构的差异导致的，本文在基础模型中加入产业结构层次系数以期控制产业升级效应，若此时数字经济与南北虚拟变量的交互项仍然显著，那么本文研究的影响差异确实存在。对于产业结构层次系数的构建，参考袁航 的研究，设定表达式如下：，（，）。（）其中 ，表示 地区 产业在 时期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此时回归结果见表 ，交互项系数下降但仍然显著，说明产业结构对南北方经济增长确实有影响，却不足以解释数字经济的效应，本文基础研究结论仍然成立。常瑞祥和安树伟 、杨明洪 等人皆将政府干预程度视为南北差距形成并扩大的原因之一。北方政府干预程度大，阻碍市场自由化发展，要素流动受限，不利于经济增长，政府干预不利于市场机制发挥调节作用，可能会产生寻租以及垄断等低效率行为，从而导致南北经济增长差异。为了排除政府干预对研究造成的影响，本文利用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与 的比值代表政府干预程度（），纳入基础模型进行回归，结果表明政府干预不影响数字经济对南北方经济增长产生差异。有学者认为城镇化是南北差距扩大的原因之一，同样将城镇化率（）纳入基础模型排除其干扰，结果显示数字经济与南北变量交互项依然显著。董雪兵 、许宪春 等认为南北方技术创新能力导致南北差距，北方地区缺乏创新动力，年后南北地区 支出不断拉大，到 年南方已是北方地区的 倍之多，且北方科技转化率低，因此南北差距扩大。若南北方之间创新能力存在差异，而这些差异会导致南北增长差异的话则会对上述结果产生影响，因此将基于 测算的全要素生产率 （）作为创新水平的代理变量，加入基础回归，结果表明数字经济仍然对南北方经济增长作用不同。依次加入控制变量后系数有所下降，但是依旧保持显著性，这些结论也证明了文章研究设计的合理性以及结论的稳健性。表 排除产业结构等竞争性假说对本文的干扰变量产业结构政府干预城镇化率创新能力 （）（）（）（）（）（）（）（）（）（）（）（）（）（）控制变量 城市、年份固定效应 （三）异质性检验 人力资本异质性当今时代是大数据、人工智能引领的数字时代，人才特别是高端人才是国家、地区之间竞争的关键。人力资本使知识要素在家庭、社会间扩散，促进经济增长。在人力资本水平高的地区，数字化吸收应用程度大，数字经济对南北经济增长影响差异相对较小；在人力资本水平低的地区，南方依托稳定的社会网络和基建设施促进数字化应用，北方数字应用程度更小，对南北经济增长差距正向影响更大。因此，本文用万人高等学校在校学生人数代表人力资本水平，高于中位数即为高人力资本，分样本回归结果如表 所示，人力资本水平高的地区数字经济对南北经济增长差距的扩大效应更小。产业结构异质性当前数字经济广泛渗透到工业领域，引致智能制造、个性定制等新模式，带来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与网络效应，促进整个工业部门生产效率的提升 。产业结构高级的地区，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发展更快更强，数字经济对南北经济增长差距的扩大效应更小，反之产业结构低级的北方地区虹吸效应表现更为明显，数字经济对南北经济增长差距的扩大效应更大。因此，本文用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之比代表产业结构高级化，高于中位数即为产业高级，分样本回归结果如表 所示，产业结构高级的地区数字经济对南北经济增长差距的扩大效应更小。表 数字经济对南北增长差异的人力资本、产业结构异质性变量低人力资本 高人力资本产业结构低级产业结构高级 （）（）（）（）控制变量 城市、年份固定效应 数字经济对南北方不同规模城市要素的吸收效应异质性本文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对南方经济增长作用大，在南方产生集聚效应，主要是通过吸引劳动力、创新等要素集聚，提高产业中数字技术的吸收和应用能力，充分释放数字经济红利。为了理清数字经济的集聚效应和普惠效应，本文将探讨数字经济对南北方大小城市不同要素吸收效应的差异。为了探究数字经济对不同区域内劳动力、高技能劳动力的吸引能力差异，将劳动力（总从业人员年末总人数）、高技能劳动力（科研从业人员 年末总人数）作为因变量，数字经济发展作为自变量，为了缓解内生性，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滞后一阶，分样本回归结果如表 所示。回归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南方就业、高技能劳动力吸引能力显著，仅仅在北方大城市有一定吸引作用，这表明数字经济确实产生了集聚效应，吸引劳动力、人力资本向发达地区流动，进一步拉大了地区差距。为了探究数字经济对不同区域内投资、外商投资的吸引能力差异（用人均实际固定资产投资、人均实际外商投资额来衡量），同样将其作为因变量，分样本回归结果如表 所示，为了缓解内生性，同样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滞后一阶。回归结果显示，数字经济促进南北方小城市吸引资本、外商投资，而对大城市作用效果不明显，可能的原因是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投资已经饱和，此时资本边际报酬较低，而数字经济发展不断弱化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一些投资也开始流入中小型城市，为城市建设发展提供基础资金支持，这体现了数字经济的“普惠效应”。表 数字经济对南北方大小城市不同要素的吸收效应变量北方小城市 北方大城市 南方小城市 南方大城市劳动力 （）（）（）（）高技能劳动力 （）（）（）（）投资 （）（）（）外商投资 （）（）（）（）五、中介机制检验本文结论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促进经济增长，同时也进一步加大南北经济增长差距，可能的解释是数字经济产生了集聚效应，那么数字经济是否真的产生集聚效应以及吸引什么要素集聚，本文将探讨此问题。对于就业的机制，实证表明数字经济促进城市就业，虽然产业数字化导致机器化、智能化大生产替代了部分低技能劳动者的工作，但数字产业化的蓬勃发展带来大量就业岗位会导致就业增加，对整个社会来说净创造效应为正，本结论是对现有文献的补充和证明。表 模型 数字经济与南北变量交互项系数为正且显著，数字经济对南方就业促进作用大于北方，可能是因为产业基础雄厚、市场繁荣的南方在数字化浪潮中更能抓住机遇，不断完善数字产业链，释放出更多岗位需求，即南方数字化的运用程度更高，而且近年来北方劳动力由于种种原因流向南方，南方产业数字化水平高于北方，带来的岗位需求大于北方，这与曾世宏等 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模型 中就业这一项系数为 且显著，交互项值为 ，小于基础模型中交互项系数 ，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促进南方地区就业水平更快增长，进一步扩大南北经济增长差距，验证了假说 。表 为绿色创新的中介机制检验，数字经济显著提升城市的绿色创新能力，模型 交互项系数值为 且在 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表明数字经济对南方城市绿色创新的提升效应大于北方，验证了假说 。可能的原因是，南方绿色创新意识和能力强，数字化运用程度高，政府更加注重创新，高新技术以及科技金融水平高于北方；数字经济对南方企业的倒逼和进化效应更加明显，为了立足于市场，企业积极进行研发和创新活动 。数字经济产生集聚效应，通过吸引劳动力、创新要素向南方集聚，进一步扩大南北经济增长差距。表 就业、绿色创新的中介机制检验变量模型（就业）模型（就业）模型（）模型（绿色创新）模型（绿色创新）模型（）（）（）（）（）（）（）（）（）（）（）（）（）截距项 （）（）（）（）（）（）控制变量 城市、年份固定效应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本文立足于数字经济已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这一现实，从南北差距视角切入，基于 年 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在测算各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上，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南北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差异，并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进一步分析人力资本、产业结构异质性，最后分析主要作用机制。主要结论如下：第一，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扩大了南北经济增长差距，即数字经济使南方经济增长更多，这一结论在内生性处理、删减样本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第二，数字经济发展扩大南北差距的效果在人力资本水平低、产业结构低级的地区更显著；第三，在传导机制方面，就业、绿色创新是数字经济影响南北差距的主要中介机制，即数字经济产生集聚效应，吸引劳动力、技术创新要素向南方地区流动，提高数字技术在产业中吸收和运用的程度，更加充分释放数字红利；第四，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吸引高端要素向发达地区集聚，而传统要素资本向欠发达城市回流。本文结论对产业结构转型、缩小南北差距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以上发现，本文提出以下 点建议。第一，加大对数字经济的投入力度，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避免加剧“数字鸿沟”。数字经济可以显著地促进经济增长，因此在数字基础设施以及通信、高新技术领域要加大投入力度，提高互联网普及度，同时关注经济发展薄弱地区、农村地区的数字化建设，充分释放数字化红利。在南方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可以优化产业链分工，加强地区协作，进一步提高一体化水平；在北方地区，尽管数字经济发展暂时造成了南北经济增长差距的进一步扩大，但是仍然要加强数字化水平，培育新业态，加快产业转型步伐，充分利用数字经济红利。第二，北方地区加快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提高数字技术在产业中的应用程度。首先，数字经济在产业结构高级的地区红利释放更加充分，北方加速摆脱依赖重工业的局面，加速“数字赋能”“数字使能”的步伐，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其次，鼓励北方省会城市、大城市做优做强，充分发挥应有的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带动周边中小城市的发展；中小城市打造竞争新优势，以政策优势吸引高技能人才，打破区域内人员、数字要素流动壁垒，改善外来务工人员的薪资待遇，努力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强区域间的互联互通。最后，北方地区政府要转变观念，重视科技和教育，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同时对关键核心技术、高新技术的研发要给予支持和帮助；北方企业转变发展观念，注重创新研发和人力资本积累，提升员工的竞争意识，激发企业活力，从而在数字经济下打造优势产业，甚至形成产业集聚，最终实现南北经济增长差距的缩小。第三，各地政府结合自身发展现状，因地制宜地制订数字经济发展计划，考虑与周边地区的分工协作。南方地区充分发挥辐射带动作用，推进产业数字化和数字化产业的跨地区合作，逐步实现产业梯度转移，强化其溢出效应，带动落后地区产业数字化水平提升，推动区域一体化发展，最终达到缩小区域经济增长差距的目的。注释：本文从传统视角对中国大陆进行南北划分，北方包含 个省（区、市），分别为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山东、河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剩余 个省（区、市）为南方地区。参考文献：盛来运，郑鑫，周平，等 我国经济发展南北差距扩大的原因分析 管理世界，（）：叶堂林，王雪莹，李梦雪 企业投资对南北经济差距的影响研究 工业技术经济，（）：黄少安，谢冬水 南北城市功能差异与南北经济差距 南方经济，（）：刘学良，续继，宋炳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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