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鲁番出土《乐毅论》习字残片研究--兼论王羲之书迹在新疆地区的传播与接受.pdf

吐鲁番出土 乐毅论 习字残片研究兼论王羲之书迹在新疆地区的传播与接受赖以儒摘要吐鲁番地区阿斯塔那五七号墓出土73TAM507:012/10号文书残片，与本墓出土的其他二十二件文书拆自同一纸帽，其书写内容为王羲之 乐毅论“夫求古”三字的习字。本文通过考察该片王羲之 乐毅论 习字残片，校录 乐毅论 文本，比较吐鲁番出土乐毅论 习字残片与传世晋唐本的异同，研究其书写风格、范本来源及其性质，认为该习字残片的范本应是冯承素在贞观十三年时期的摹本，西州设立后传至吐鲁番地区成为习字范本。本文进一步考察了王羲之书迹在唐朝新疆地区的传播与接受，对王羲之书迹尚想黄绮帖 兰亭序 乐毅论 及王羲之尺牍在新疆地区的写本、习字情况作了具体描述，研究认为吐鲁番出土王羲之尺牍“羲之顿首死罪”为王羲之已佚尺牍中的文字。通过研究，本文认为王羲之书迹在新疆地区的传播，是唐朝书学制度及身言书判的选官制度在天下各州及西域的具体体现，更是以王羲之书迹为载体的中国传统文化西渐的历史见证。关键词吐鲁番 乐毅论 王羲之书迹研究阿斯塔那五七号墓出土73TAM507:012/10 文书残片，在唐长孺先生主编的 吐鲁番出土文书 图文本与释文本均未作出释文，吐鲁番出土文书 图文本认为“另有缺纪年文书，据内容知属唐代”，该说明是针对此墓出土的包括此残片在内的其他未纪年文书。王素先生首次对该残片定名为 唐人习书，并作出注释“本件存七行，为 夫、求 二字，夫 三行，求 四行”。沈小翠提出该残片为 乐毅论 的习字残片，并推断第八行应为“古”字，以该残片的“求”字与日本光明皇后所临 乐毅论 作了书法形态的对比。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该残片的出土情况、性质及其书写年代等相关问题进行分析，比较该残片与传世刻本、临本的区别及联系，明确该残片的重要价值。进而讨论王羲之书迹在吐鲁番地区的传播、接受及其意义。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版第贰卷），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年，第264页。王素：吐鲁番出土文书 贰附录残片考释，出土文献研究 1998年第2期，第5765页。沈小翠：王羲之 乐毅论 传衍述论，福建师范大学2017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6页。吐鲁番出土 乐毅论 习字残片研究兼论王羲之书迹在新疆地区的传播与接受111吐鲁番学研究2023年第1期一、阿斯塔那五七号墓出土 乐毅论 习字残片及其年代该残片在1973年出土于阿斯塔那五七号墓。据 吐鲁番出土文书 对该墓出土文书的题解中，可知该墓出土 唐崔延武墓记 一块及数十件文书，文书大多残缺。吐鲁番地区出土墓葬中，崔氏墓葬仅阿斯塔那五七号墓葬中的崔延武，此外无一例墓葬属于崔氏家族。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崔氏人名亦较少见。大谷文书2893号与2906号缀合而成的 西州高昌县欠田文书尾部残“崔仙望，三丁，欠常田四亩、部田六亩”。大谷文书8076号 崔沙望等付领文书第一行“崔沙望壹佰伍拾文付妻年年领”。阿斯塔那六七号墓出土文书 唐景龙三年（709）后西州勾所勾粮帐第60行有“八斗粟，同前季支度勾徵，崔基纳”数字，墓主为西州仓督麴氏。阿斯塔那二六号墓出土文书 唐质库帐历（？）第10行中有“崔基正月十九日取壹伯文”数字，墓主为张雄妻麴氏。洋海一号台地四号墓出土文书 前秦建元二十年（384）三月高昌郡高宁县都乡安邑里籍中有“高昌郡高宁县都乡安邑里民崔奣”一家的户籍信息，背面倒书 论语 写本，此墓墓主人为赵货，下葬年代在北凉缘禾二年（433），位于吐鲁番鄯善县。阿斯塔那二四号墓中出土文书 唐连家书（二）首行残“（前阙）如崔女端”，此处“崔”为“崔氏（女）”，墓主人信息阙如。阿斯塔那二六号墓中出土文书 唐咸亨三至五年文官俸案文书（一）第二行“右头起咸亨三年契约八月兵部牒崔献尾尽”，但此墓墓志主人为张雄妻麴氏家族。阿斯塔那一九七号墓出土文书 唐崔公逸残文书，但此墓墓志主人均为张氏家族。阿斯塔那四二号墓出土文书 唐西州高昌县安西等乡崔文颢等残名籍首行“（前阙）骑尉崔文颢年贰拾陸，安西乡”，该墓为合葬墓志，墓主为杜相。阿斯塔那二二一号墓出土文书 唐贞观廿二年安西都护府承勑下交河县符为处分三卫犯私罪纳课违番事署款中有“中书侍郎崔仁”数字，该墓志墓主为交河县尉张团儿。阿斯塔那五六号墓出土（日）小田义久主编：大谷文书集成 第一卷，法藏馆，1984年，第130、133页，图版七一。（日）小田义久主编：大谷文书集成 第三卷，法藏馆，2003年，第229页，图版三。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主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 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45页。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版）第二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年，第334页。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主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 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77页。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录文本）第五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年，第17页。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录文本）第五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年，第264页。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录文本）第五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年，第334页。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录文本）第六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270页。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录文本）第七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4页。112文书 唐天宝十三载礌石馆具七至闰十一月帖马食历上郡长行坊状第46行有“送崔夐到便腾过，食麦一斗”数字。同墓出土文书 唐天宝十四载某馆申十三载七至十月郡坊帖马食历牒第48行“同日（七月廿九日），崔判官乘郡坊马无疋，食麦二斗五升。付丁光”数字。以上两件文书均出自阿斯塔那五六号墓，墓主为张无价。从现存吐鲁番出土文书少量的崔氏文书及崔氏墓来看，大多崔氏文书都出土于阿斯塔那墓的张氏家族或麴氏家族墓，而阿斯塔那五七号墓中的出土文书也并无崔氏文书，可见阿斯塔那五七号墓中的文书也并非与崔延武及其崔氏家族会有某种必然的关系。如此，我们可以知道73TAM507:12/10 文书残片 中对 乐毅论 的习字书迹并不一定是属于崔氏家族子弟的习字残片，尽管史籍记载崔氏家族在汉魏晋时期有不少杰出的书家，但可以确定的是该残片属于吐鲁番地区一件较为重要的习字书迹。阿斯塔那五七73TAM507:12/10 文书残片 与其他二十二件文书同属于纸帽的组成部分。这二十三件文书有纪年的多为麴氏高昌时期文书，十件为高昌延寿年间文书，书写时间最早的是73TAM507:12/221 高昌延寿六年（629）三月剂刺薪残条记；另有唐代文书共十三件，其中有纪年的为 73TAM507:12/21（a）.012/22（a）.012/8（a）.012/6（a）唐仪凤二年（677）后西州残差科簿。其中未定名的残片有六件，王素先生首次对这六件中的四件未定名及未释文残片进行了释读定名，73TAM507:12/10 文书残片 被定名为 唐人习书，后沈小翠提出该残片为 乐毅论 的习字残片却并未定名。王素先生将此残片直接定为唐人所书，未知其缘由，或因其书法风格近于唐人。笔者在此基础上，将此件残片定名为 唐人习王羲之 乐毅论 残片。按 吐鲁番出土文书 整理者对该残片的测量比例尺寸来计算，该残片宽约12.5cm、高约12.6cm，残片的左边及上下部分均被裁剪，右边轮廓的不齐整应是该残片原貌，所以右边第一行的“夫”字应该是该习字残片的第一个练习的字。该残片共8行，“夫”3行、“求”4行、残字“古”1行。其中“夫”字第二行，如果包括第一个仅剩“夫”字捺画的末尾部分与最后一个仅剩“夫”字的上半部分的话，该行至少残13字。进一步说，每行至少重复书写13字，每字重复书写4行，也即每字至少书写52次以上。该残片背面并无任何字迹，可见该残片即是纯粹的习字，而不是废弃文书的重复利用，很有可能是官学的习字教育留下的残片。二、王羲之 乐毅论 的文本、书写及其在晋唐时的流传乐毅论 由夏侯玄所撰。夏侯玄（209254），字太初，一字泰初，沛国谯（今安徽亳州）人。少知名，曹魏时官至太常，“正始名士”之一，三国志 有传。隋书 经籍志 载有 夏侯玄集 三卷，久 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录文本）第十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96页。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录文本）第十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193页。吐鲁番出土 乐毅论 习字残片研究兼论王羲之书迹在新疆地区的传播与接受113吐鲁番学研究2023年第1期佚，清代严可均 全三国文 有辑佚数篇。夏侯玄亦工于翰墨，有名当世。东晋永和年间，王羲之抄录 乐毅论。王羲之抄录 乐毅论 的具体时间，有“永和四年（349）”及“永和十二年（356）”两说。宋人 集古录目 宝刻丛编 负暄野录 等都著录为“永和四年（349）”，现存石刻本如 余清斋帖 本等尾题“永和四年（349）十二月廿四日”。贵州省博物馆藏 乐毅论 明拓本尾题“永和十二年（356）”，未知其缘由。本文仍从宋人及传世刻本所载“永和四年（349）”说。该帖的受书人，褚遂良记为“书付官奴”，而 书断 则称王羲之书此帖与子敬。因古今争讼不一，“官奴”究竟是何人，待考。（一）乐毅论 的文本东晋永和四年（349）王羲之抄录夏侯玄 乐毅论 后，王羲之真迹在南梁时期已难觅，但据 陶隐居与梁武帝论书启 及 智永题右军乐毅论后 知 乐毅论 有梁摹本，翁方纲 乐毅论考 说“宋元祐 秘阁续帖 本为梁摹真本”，而 秘阁续帖 已难见。虽 玉烟堂帖 本 乐毅论 原自 秘阁续帖，但今存非足本，难窥 乐毅论 全文面貌。晚明吴廷所刻 余清斋法帖 中 乐毅论 本，董其昌定为梁摹，且是足本。由此可推，余清斋法帖 本当是 乐毅论 现存文字内容最早本。南朝刘宋（明）陶宗仪著：书史会要 卷五，上海:上海书店，1984年，第183页。贵州省博物馆藏品志 编辑委员会编，贵州省博物馆藏品志1，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12页。关于“书赐官奴”，最早的记载来源于褚遂良在贞观年间所撰的 晋右军王羲之书目，“第一，乐毅论。共四十四行，书付官奴”（见 法书要录 卷三，第59页）。褚遂良此处记为“书付官奴”，在传世 乐毅论 刻本及摹本，仅 余清斋帖 本帖尾题“永和四年十二月廿四日书付官奴”，与褚遂良所记合。而“官奴”何人，自唐宋时已有争议，刘禹锡 酬家鸡之赠 答前篇有“官奴”为女，周越 法书苑 宣和书谱 及陈思 书小史 等宋人典籍中记“官奴”为王献之小字，今人西川宁、周本淳、任平、虞万里、祁小春、刘涛、梁少膺等都曾有相关专文探讨“官奴”所指，争议不断，至今难以统一，主要结论为：一，“官奴”即王献之，任平、虞万里同；二，“官奴”为王羲之女，周本淳文；三，“官奴”绝非王献之，祁小春、刘涛同，而祁文进一步认为“官奴”应为王羲之子除献之之外六子中的其中一位；四，“官奴”为王徽之，梁少膺文；五，“官奴”中的“奴”为爱称，“官奴”是其孙子，西川宁文。以上七位学者关于“官奴”论考的文章，详见（日）西川宁著、姚玉亮译：西域出土晋代墨迹的书法史研究，人民美术出版社，2015年，第104页；周本淳：“官奴”非王献之小字，中华文史论丛 1980年第一辑，第240291页；任平“官奴”辨，书法研究 1988年第4期，第7277页；虞万里：“官奴”考辨，温州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1期，第9193页；祁小春：王献之即“官奴”说质疑（东研究 第29号，大阪经济法科大学研究所，2000年9月）再议“官奴”说（书法丛刊 2003年第4期）官奴说之我见（王羲之书法与琅琊王氏研究，红旗出版社，2004年，第158173页）、官奴考王羲之晚年生活中诸问题综考（迈世之风：有关王羲之资料与人物的综合研究，台湾石头出版社，2007年，第464504页）；梁少膺：“官奴考”王徽之及其 新月帖 的书法风格，王羲之研究丛稿，西泠印社，2016年，第168187页；刘涛：“正书第一”乐毅论 ，魏晋书风，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4047页。另可参见徐学毅：积雪凝寒帖 书写时间与“官奴说”的正误（亦收入其专著 二王书学丛考 一书中，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19123页），中国书法 书学2016年第4期，第7779页。（唐）张彦远辑录、范祥雍点校：法书要录 卷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87页。（唐）张彦远辑录、范祥雍点校:法书要录 卷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3037、51、52页。见沈小翠：王羲之 乐毅论 传衍述论，第33页。董其昌跋 梁摹 乐毅论 真迹 曰：“余所见 乐毅论 宋搨本及唐贞观摹真迹，二本皆无 付官奴 三字，独此有之。初甚完好，闻吴氏购时，主人故漫之，殊可惋惜。智永跋所云 梁世摹出，天下珍之 即此帖。自余定为梁摹，以俟知者。”杨守敬：评碑评帖记 中认为 余清斋帖 本 乐毅论 或是梁摹本或是初唐高手从梁本榻出。虽董、杨等人并无充足史料来证明 余清斋帖 本 乐毅论 为梁摹本，但笔者在本文暂从二人所说。进一步说，余清斋帖 本的文字内容则是来源于梁摹王羲之真本，也即其文字内容即是王羲之永和四年（349）十二月廿四日所抄录的夏侯玄 乐毅论，乃是传世 乐毅论 文字内容最早本。董其昌题跋见（明）汪珂玉著：珊瑚网 卷一，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9页。114时期的裴骃所作的 史记集解 在卷八十 乐毅列传、欧阳询所编著 艺文类聚 卷二十二、册府元龟 卷第八百二十九亦录有夏侯玄 乐毅论。笔者将以 余清斋帖 本 乐毅论 为底本，以 史记集解 艺文类聚 册府元龟 及日本光明皇后于天平十六年（744）所临 乐毅论 为校本，重新校录乐毅论 全文如下：世人多以乐毅不时拔莒即墨为劣，是以叙而论之。夫求古贤之意，宜以大者、远者，先之必迂回而难通，然后已焉可也。今乐氏之趣，或者其未尽乎，而多劣之。是使前贤失指于将来，不亦惜哉！观乐生遗燕惠王书，其殆庶乎。机合乎道，以终始者与？其喻昭王曰：伊尹放大甲而不疑，大甲受放而不怨，是存大业于至公，而以天下为心者也。夫欲极道之量，务以天下为心者，必致其主于盛隆，合其趣于先王。苟君臣同符，斯大业定矣。于斯时也，乐生之志，千载一遇也，亦将行千载一隆之道。岂其局迹当时，止于兼并而已哉。夫兼并者，非乐生之所屑；强燕而废道，又非乐生之所求也。不屑苟得，则心无近事，不求小成，斯意兼天下者也。则举齐之事，所以运其机而动四海也。夫讨齐以明燕王之义，此兵不兴于为利矣。围城而害不加于百姓，此仁心著于遐迩矣。举国不谍其功，除暴不以威力，此至德令于天下矣；迈令德以率列国，则几于汤武之事矣。乐生方恢大纲，以纵二 南朝刘宋时期裴姻所作 史记集解 卷八十 乐毅列传 中的 乐毅论 录文、艺文类聚 卷二十二、日本光明皇后所临 乐毅论，此三种本子时间尚早，均是南朝至唐本。尽管 艺文类聚 的编纂方法是“弃其浮杂，删其冗长，金箱玉印，比类相从”，导致 艺文类聚 本删节较多，但很具校勘价值。而编修于景德及大中祥符年间的 册府元龟 卷八百二十九亦有 乐毅论 的录文，其史料来源则是当时保存的唐人编纂的史料，所以 册府元龟 本 乐毅论 录文也极具校勘价值，一并列为校本。详见（汉）司马迁著、史记集解索引正义合刻本 15，金陵书局，同治九年（1870）刊本，第125、126页；（唐）欧阳询撰：（宋本）艺文类聚 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628、629页；（宋）王钦若等编纂：册府元龟 卷第八百二十九，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9635、9636页。余清斋帖 本 乐毅论 脱漏“为劣，是以叙而”六字，据光明皇后临本补。此句在 史记集解 艺文类聚 册府元龟 本均漏录。史记集解 及 册府元龟 本无此句。史记集解 艺文类聚 及 册府元龟 本均无此句。史记集解 艺文类聚 及 册府元龟 本均无此句。艺文类聚 本，“遗”作“报”。“机合乎道”，艺文类聚 本作“知机合道”。史记集解 及 册府元龟 本均作“知机合道，以礼始终者与”。史记集解 本、艺文类聚 本、册府元龟 本，“大甲”均作“太甲”。“大”、“太”，可互用。“夫欲极道之量”，史记集解 本及 册府元龟 本均作“夫欲极道德之量”，艺文类聚 本作“夫欲极道德之至量”。艺文类聚 本阙此句。史记集解 本、册府元龟 本，“斯”作“则”。光明皇后临本，“千载一遇”四字右下皆添一点，应是重复符号，也即“乐生之志，千载一遇也。千载一遇，亦将行千载一隆之道”。史记集解 本作“乐生之志，千载一遇。夫千载一遇之世，亦将行千载一隆之道”。册府元龟 本作“乐生之志，千载一遇之世，亦将行千载一隆之道”。艺文类聚 本，此一句仅剩“乐生之志”四字。史记集解 本、册府元龟 本均无“也”字。艺文类聚 本缺漏此句。史记集解 本、册府元龟 本均无“则”字。艺文类聚 本缺漏此句。艺文类聚 本无“则”字。“燕王”，光明皇后临本、册府元龟 本均作“燕主”。艺文类聚 本缺漏此句。光明皇后临本，“令”写作“全”。史记集解 本，“谍”作“谋”、“令”作“全”。艺文类聚 本，“谍”作“谋”。册府元龟 本，“谍”作“谟”。史记集解 本、册府元龟 本，“令”作“全”。艺文类聚 本，“令”作“至”。吐鲁番出土 乐毅论 习字残片研究兼论王羲之书迹在新疆地区的传播与接受115吐鲁番学研究2023年第1期城，牧民明信，以待其弊。使即墨莒人，顾仇其上，愿释干戈，赖我犹亲，善守之智，无所之施。然则，求仁得仁，即墨大夫之义也。任穷则从，微子适周之道。开弥广之路，以待田单之徒；长容善之风，以申齐士之志。使夫忠者遂节，通者义著。昭之东海，属之华裔，我泽如春，下应如草。道光宇宙，贤者托心，邻国倾慕，四海延颈。思戴燕主，仰望风声，二城必从，则王业隆矣。虽淹留于两邑，乃致速于天下。不幸之变世，所不图败于垂成，时运固然。若乃逼之以威，劫之以兵，则攻取之事，求欲速之功。使燕齐之士，流血于二城之间，侈杀伤之残，以示四国之人。是纵暴易乱，贪以成私。邻国望之，其犹豺虎。既大堕称兵之义，而丧济溺之仁，亏齐士之节，废廉善之风，掩宏通之度，弃王德之隆。虽二城几于可拔，霸王之事，逝其远矣。然则燕虽兼齐，其与世主，何以殊哉？其与邻国，何以相倾？乐生岂不知拔二城之速了哉？顾城拔而业乖。岂不知不速之致变！顾业乖与变同。由是言之，乐生之不屠二城，其亦未可量也。（二）吐鲁番出土 乐毅论 习字残片与 乐毅论 传世晋唐本比较王羲之在东晋永和四年（349）十二月廿四日书 乐毅论，萧梁时入内府，梁武帝与陶弘景疑为摹本；陈天嘉中，陈文帝得 乐毅论 赐于始兴王陈叔陵，后归陈废帝，继而归余杭公主；隋时，智史记集解 本、艺文类聚 本，“牧民”作“收民”。史记集解 本、艺文类聚 本、册府元龟 本，“使即墨莒人”均作“将使即墨莒人”、“无所之施”均作“无所施之”。艺文类聚 本，“然则”脱“则”。史记集解 本，“任穷则从”作“仕穷则徙”。光明皇后临本，句尾衍一“也”字。光明皇后临本，“齐士之志”脱“志”。艺文类聚，“齐士之志”脱“士”。史记集解 本、册府元龟 本，“通者”作“勇者”。艺文类聚 本无此句。史记集解 本、册府元龟 本，“下应如草”作“民应如草”。艺文类聚 本，脱“昭之东海，属之华裔”八字。史记集解 本，“贤者”作“贤智”。艺文类聚 本，“讬心”作“宅心”、“邻国”前衍“然则”二字。史记集解 本，此句末衍一“也”字。艺文类聚 本，“乃致速于天下”作“乃所以致速于天下”。册府元龟 本，“虽淹留于两邑”中脱一“于”字，句末衍一“也”字。艺文类聚 本，“变世”作“变势”。史记集解 本、册府元龟 本，“则攻取之事”脱一“则”字。艺文类聚 本无此句。史记集解 本，“二城之间”作“二城之下”、“四国之人”作“四海之人”。册府元龟 本，“二城之间”作“二城之下”、“侈杀伤之残”作“多杀伤之残”、“四国之人”作“四海之人”。艺文类聚 本无此句。光明皇后临本，“以示四国之人”句脱一“以”字。史记集解 本，“贪以成私”作“以成其私”。册府元龟 本，句首脱一“是”字，“贪以成私”作“以成其私”。艺文类聚 本无此句。艺文类聚 无此句。史记集解 本、册府元龟 本，“亏齐士之节”前均衍一“且”字。艺文类聚 本无此句。光明皇后临本，“济溺”作“济弱”，“亏齐士之节”句脱一“士”字。艺文类聚 本无此句。光明皇后临本，“邻国”作“邻敌”。艺文类聚 本无此句。史记集解 本、册府元龟 本，“顾城拔而业乖”后衍一“也”字，“岂不知不速之致变”作“岂不虑不速之致变哉”。艺文类聚 本，“顾城拔而业乖”后衍一“也”字，“岂不知不速之致变”作“岂不虑不速之致变哉”，句末又衍一“也”字。光明皇后临本，“乐生之不屠二城”脱“生之”二字。史记集解 本，“由是言之”作“繇是观之”，“其亦未可量也”脱“其亦”二字。艺文类聚 本，“由是言之”作“由是观之”。册府元龟 本，“由是言之”作“由是观之”，“其亦未可量也”脱“其亦”二字。（唐）张彦远辑录、范祥雍点校：法书要录 卷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31页。（唐）张彦远辑录、范祥雍点校：法书要录 卷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31页。116永得之；贞观年间，乐毅论 入内府，褚遂良校检，列 乐毅论 为正书第一，记“四十四行，书付官奴”；长安、神龙之际，太平公主奏借外出搨写，其后 乐毅论 真迹下落不明，一说为咸阳老妪投之灶下，一说为薛崇胤怀袖贻岐王李范；然而，在开元五年（717）的校检王羲之真迹时，已无 乐毅论 真本。可知，王羲之 乐毅论真迹 在开元之前则已佚，宋人所见已是石本、梁人摹本、唐人摹本或唐人临本。从 梁武帝与陶弘景论书启 及智永 题右军 乐毅论后，可知在唐之前，乐毅论 有梁摹本，萧子云、阮研皆曾临过 乐毅论。梁摹本，米芾曾得之。后董其昌见晚明吴廷处乐毅论 乃是梁摹，刻入 余清斋帖，今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唐褚河南搨本乐毅记 中叙述初唐贞观十三年（639）四月九日，冯承素奉勑模写王羲之 乐毅论 真迹，赐长孙无忌、房玄龄、高士廉、侯君集、魏徵、杨师道六人，于是在外乃有六本；褚遂良评价冯承素该摹本的特点是“笔势精妙，备尽楷则”。此外，唐时有欧阳询临本、虞世南临本、褚遂良临本、冯承素临本及日本光明皇后临本。日本奈良时期除有光明皇后临习 乐毅论 外，亦有同时代的其他人曾经以之为范本，奈良市平城京左京一条三坊遗址出土仅存“乐毅论夏”四字的 乐毅论木简即是典型。综上，除出土于吐鲁番的习字残片及日本奈良时期 乐毅论 木简外，书于晋唐时期的 乐毅论 仅存 余清斋帖 本（董其昌定为梁摹本）与日本天平十六年（744）光明皇后临本传世。因日本奈良时期 乐毅论 木简仅存“乐毅论夏”四字，而吐鲁番出土 乐毅论 习字残片又仅存“夫求古”三字，故二者无法进行比较。现将吐鲁番出土 乐毅论 习字残片（图1）与 余清斋帖 本（图2）、光明皇后临本（图3）的相同字进行比较。吐鲁番出土 乐毅论 习字残片的“夫”字两横在起笔的位置极力靠近，收笔的位置时近时远；撇笔为竖撇，第二个横把竖撇分为近於相等的两半，一直在训练撇笔从两横的中间略左穿越；从第一行至第三行一直在训练捺笔的弧度，显然在第一、二行的捺笔显得直楞，第三行则越来越能掌握捺笔的弧度书写；撇捺的位置关系也一直在训练撇笔略高而捺笔略低，使整个字的字势往右下倾斜。光明皇后临本中的“夫”字两横一短一长，起笔、收笔的位置也控制得较为匀称，使得两横能形成相对规则的梯形轮廓；撇笔亦是竖撇，在两横的中间或中间偏右的地方穿过；捺笔亦是从第二横的中间穿越，略低于撇笔，饱满厚实。而 余清斋帖 本的“夫”字则（唐）张彦远辑录、范祥雍点校：法书要录 卷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31页。（唐）张彦远辑录、范祥雍点校：法书要录 卷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59页。（唐）张彦远辑录、范祥雍点校：法书要录 卷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82页。韦述：叙述录 亦载太平公主借出乐毅论 搨写后“遂失所在”，见 法书要录 卷四，第112页。（唐）张彦远辑录、范祥雍点校：法书要录 卷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78页。（唐）张彦远辑录、范祥雍点校：法书要录 卷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82页。（唐）张彦远辑录、范祥雍点校：法书要录 卷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89页。沈小翠：王羲之 乐毅论 传衍述论，第1317页。田卫卫：唐长安书写文化的日本流布以王羲之书迹为中心，文史 2020年第2辑（总第131辑），第179、180页。图1吐鲁番出土 乐毅论习字残片吐鲁番出土 乐毅论 习字残片研究兼论王羲之书迹在新疆地区的传播与接受117吐鲁番学研究2023年第1期近于光明皇后临本，两横一短一长形成相对规则的梯形轮廓；撇捺笔划经过两横的中间偏右的位置，撇捺笔划所形成水平线的坡度也相对较低；但捺笔表现出隽厉的感觉，当然这可能是刻本的原因。吐鲁番出土 乐毅论 习字残片的“求”字，横划一直在调整向右倾斜的角度，竖勾穿过短横的中间偏右位置且瘦长呈蟹爪状，最后的右点一直在短横右侧与右下侧方向调整；最有意思的是“求”字下半部分的左右两边四个笔划的书写，左边基本上作点挑连接的书写节奏，右边则时而短撇长捺出锋、时而短撇捺点。而光明皇后临本与 余清斋帖 本中的“求”字，下半部分的左右两边均作点挑与撇点、捺点处理，最后的右点位置也都在短横的右上侧；不同的是光明皇后临本的下半部分两侧点画笔笔相连而 余清斋帖 本的下半部分两侧点画则笔笔独立；“求”字的竖勾笔划也都清瘦，但 余清斋帖 本的钩划含蓄饱满而光明皇后临本则丰韵出颖。吐鲁番出土乐毅论 习字残片的“古”残字，从残余的笔划看，点画健硕，横笔短而斜，折笔肥厚，末笔短横与折笔基本形成一条垂直线且较第一笔短横更长。而 余清斋帖 本与光明皇后临本中的“古”字，点画清秀温润，横笔瘦长，折笔成方，末笔短横与折笔基本形成一条内倾的斜线且较第一笔长横更短。从以上“夫”“求”“古”三字的比较来看，吐鲁番出土习字残片整体上属于笔划丰厚圆润，颇具体量感；而光明皇后临本与 余清斋帖 本风格相近，余清斋帖 本神清气爽，光明皇后临本温润典雅。（三）吐鲁番出土王羲之 乐毅论 习字残片的范本来源、书法风格及其性质吐鲁番地区，在西汉时期有车师国设都交河城，东晋咸和二年（327）前凉在此建立高昌郡，承平十八年（460），大凉王大且渠安周为蠕蠕所杀，立阚伯周为高昌王。北魏孝文帝太和五年（481）高车主阿伏罗杀阚王首归，立敦煌张孟明为王。后张孟明为国人所杀，国人立马儒为王，以巩顾礼、麴嘉为左右长史。北魏太和二十一年（497），马儒乞举国内徙于北魏，而高昌旧人情恋故土，不愿东迁，故杀马儒而立麴嘉为王。麴嘉主政初期，在蠕蠕、高车间斡旋，直至永平元年（509）以后则遣使入北魏朝贡十余次，由此麴氏高昌文物制度等深受北魏的影响。北魏正光元年（520）麴嘉遣使奉表向北魏求借“五经、诸史，并请国子助教刘变为博士”，北魏肃宗允之。从现存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可见大量 毛诗 论语 孝经 写本残片即是明证。北魏的文字书写风格也对高昌有所影响。吐鲁番出土的砖志、写经及其文书书迹中，至少在章和七年（537）之前就已经全面接受魏碑体书风的运用，这种书风一直持续到高昌王国被大唐所灭而置西州才逐渐隐没。尤其在属于铭石体的砖志书迹中，从章和七年（537）直至延寿年间（624640）的砖志书风依然是一派魏碑体点画方峻、使转的三段式切角、斜划紧接的形式特征。即便是麴氏高（北齐）魏收著：魏书 高昌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245页。图3 光明皇后临乐毅论 局部图2 余清斋帖 的 乐毅论 刻本局部118昌的日常书写文书书迹，在这种变化多端的书写中也延续着北魏元氏墓志或魏碑体的典型特征，就连高昌末期的延寿年间文书书迹也依然残存着斜划紧接的形式元素。麴氏高昌王国从大业三年（607）至大业八年（612）六年间每年都与隋朝有沟通交流。麴氏高昌与隋朝如此频繁的交流并留质子麴文泰于东都，隋炀帝又曾陈列文物于麴伯雅，隋朝书法文化也将给麴氏高昌带去一些影响，从斜划紧结逐渐变为平划宽结的高昌砖志与高昌文书可以得到映证。贞观年间，高昌与唐朝的交往则始于贞观四年（630），旧唐书 卷一九八 西戎 高昌 载“贞观四年冬，（麴）文泰来朝，及将归番，赐遗甚厚”。又“贞观五年（631），太宗数幸国学，遂增筑学舍千二百闲。国学、太学、四门亦增生员，其书算各置博士，凡三千二百六十员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国酋长，亦遣子弟请入国学”。贞观十四年，唐太宗勑侯君集等伐高昌，九月二十二日侯君集平高昌国，置安西都护府，治在西州。从此中原大唐文物制度、书法新风等传入西州。从吐鲁番出土的延寿四年（627）至贞观二十三年（639）的文书、砖志、写经书迹的书写风格来看，王羲之、欧阳询、虞世南书风对进入贞观年间的吐鲁番出土书迹书写有较为显著的影响。综上，唐代以前的吐鲁番地区书写风格一方面延续着汉魏十六国时期的北方书风，一方面效仿北魏洛阳体；时至唐代，尤其西州以后，王羲之、欧阳询、虞世南书迹对吐鲁番地区影响深远。从前文所述，我们可知王羲之 乐毅论 书于东晋永和四年（349）十二月廿四日，萧梁时期入内府，梁武帝疑为摹本，隋时归智永，初唐贞观年间入大唐内府，开元五年（717）内府已无真本。而乐毅论 在唐代有欧阳询临本、虞世南临本、褚遂良临本、冯承素临本及日本光明皇后临本。上文通过比较吐鲁番出土习字 乐毅论 残片与光明皇后临本相同字，显然其范本并不是同一个本子。而欧、虞、褚、冯临本，今亦不见，也未有史料显示这些临本曾流入吐鲁番地区。然，从 唐褚河南搨本乐毅记 中叙述的初唐贞观十三年（639）四月九日，冯承素奉勑模写王羲之 乐毅论 真迹，赐长孙无忌、房玄龄、高士廉、侯君集、魏徵、杨师道六人，可知在贞观十三年除内府外有六本冯承素摹本。而这六本当中，侯君集获得一本冯承素摹本。而贞观十三年（639）十二月，唐太宗命侯君集为交河道行军大总管，帅师伐高昌。贞观十四年（640）八月二十八日癸巳，侯君集克高昌，以其地置西州。贞观十四年（640）九月二十一日乙卯，于西州交河置安西都护府。侯君集获赐 乐毅论 冯承素摹本与克高昌、置西州的时间发生在前后一年之内，不妨大胆猜测该 乐毅论 习字残片的范本来源可能就是侯君集所获赐的冯承素摹本。从吐鲁番出土 乐毅论 习字残片现存的“夫”、“求”、“古”八行来看，其用笔追求笔笔中锋，起笔直入多圆，笔划的中部很少顿按，末端往往加力下顿，带有典型的楷书书写特征，线条以圆厚为主调；因是习字，故而能看到书写者有很强的自律性约束，追求尽可能接近范本，笔路清晰，时而带些稚拙的俏皮，书写节奏以短促为主；笔划坚实、厚（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 卷一九八，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294页。（唐）杜佑撰：通典 卷五三，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468页。可参见笔者博士论文 敦煌吐鲁番出土贞观年间书迹研究；李红扬 吐鲁番所见 孔子庙唐碑 习字残片考释，吐鲁番学研究 2019年第2期，第6773、153页。详见沈小翠：王羲之 乐毅论 传衍述论，第1317页。（唐）张彦远辑录、范祥雍点校：法书要录 卷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89页。吐鲁番出土 乐毅论 习字残片研究兼论王羲之书迹在新疆地区的传播与接受119吐鲁番学研究2023年第1期重、粗壮，笔力强健，略见行笔，但主要还是楷书的笔调；书风丰腴饱满，虽然时见稚拙，但其经常能令人有书写十分谨慎的感觉。该残片的背面并无其他字迹，正面也只有“夫”“求”“古”三字的习字，可见该残片原纸即是为专门作为习字的纸张，而非官文书废弃之后的重复利用，故而很可能是属于官学习字教育的产物。三、王羲之书迹在新疆地区的传播与接受（一）王羲之书迹在新疆地区的传播从已公布的吐鲁番出土文书、龟兹文书及于阗文书来看，王羲之书迹在中古时期的新疆地区临习与传抄主要有 尚想黄绮帖兰亭序乐毅论及王羲之尺牍残字。尚想黄绮帖，最早提及此帖是在陶弘景论书启中，其文曰：“尚想黄绮 一纸，遂结滞 一纸，凡二篇并后人所学，甚拙恶”。初唐褚遂良 晋右军王羲之书目 中条陈“尚想黄绮，七行”。其后并未见 尚想黄绮帖 的流传及收藏著录。自敦煌吐鲁番文献面世之后，发现诸多写本中有“尚想黄绮”字样，其中敦煌文献S.3287写本最为完整，内容如下：尚想黄绮，意想疾于邕，年在襄。吾比之钟、张，钟当抗行，或谓过之；张草犹当雁行。然张精熟，池水尽墨，假令寡人耽之若此，未必谢之。后之达解者，知其评之不虚也。临池学书，池水尽墨，好之绝伦，吾弗及也。S.3287写本该内容大意恰与张彦远 法书要录 所辑王羲之 自论书 的“吾书比之钟张知 关于王羲之 尚想黄绮帖 的研究，有张天弓：论王羲之 尚想黄绮帖 及其相关问题，张天弓著：张天弓先唐书学考辩文集，荣宝斋出版社，2009年，第129147页；荣新江：兰亭序 与 尚想黄绮帖 在西域的流传，（故宫博物院编、曾君主编）二零一一年兰亭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故宫出版社，2014年，第925页；张新朋：敦煌文献王羲之 尚想黄绮帖 拾遗，敦煌研究 2018年第6期，第6976页等。关于 兰亭序 在新疆地区的传播，就目前所发掘的新疆地区出土文书来看，于阗地区发现三件 兰亭序，详见荣新江：兰亭序 与 尚想黄绮帖 在西域的流传，（故宫博物院编、曾君主编）二零一一年兰亭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故宫出版社，2014年，第925页。王羲之 乐毅论 书迹在新疆地区的传播，目前仅见吐鲁番地区阿斯塔那五七号墓出土文书73TAM507:12/10 文书残片 一件，也即本文所讨论者。关于王羲之尺牍残字在新疆地区的传播，在吐鲁番地区阿斯塔那67号墓出土66TAM67:5（a）唐人习字 有“羲之顿首死罪”六字，唐长孺先生 跋吐鲁番所出 千字文 一文与王素先生 略论 兰亭序 书法的渊源与影响 一文均有所提及。（唐）张彦远辑录、范祥雍点校：法书要录 卷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34页。（唐）张彦远辑录、范祥雍点校：法书要录 卷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60页。据已有学术成果，敦煌文献所见 尚想黄绮帖 共34号，详见张新朋 敦煌文献王羲之 尚想黄绮帖 拾遗，敦煌研究 2018年第6期，第6976页；吐鲁番出土文献所见 尚想黄绮帖 共9号，详见荣新江 王羲之 尚想黄绮帖 在西域的流传，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00209页。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英藏敦煌文献 第5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4页。“吾比之钟、张”，在S.214写本中作“吾书比之钟、张”。120其评之不虚”重合，也即是陶弘景、褚遂良所著录的 尚想黄绮帖。尚想黄绮帖 在新疆地区的传播共有12号习字残片，可以缀合成6件。吐鲁番地区共有9件文书为 尚想黄绮帖 习字，其中阿斯塔那179号墓出土72TAM179:18/17 文书残片共7号习字残片分别为 尚想黄绮帖“若此未”、“未必谢”、“谢临学”、“学后之”、“之张草”、“当抗行”、“行或谓”内容的习字，每字抄写2行，每行抄写最多的为16字。而72TAM179:18/89 武周学生令狐慈敏习字（一）、（二）内容为“过”的习字、“三月十九日学生令狐慈敏”。72TAM179:18/19属于同一件文书的9片残片，是武周学生令狐慈敏在武周时期某年三月十七日、十九日学习王羲之 尚想黄绮帖 的书迹。此外大谷文书4087唐诗断片亦是吐鲁番地区出土文书，其前3行为 尚想黄绮帖 抄本，此3行书写内容为“水尽墨”、“必谢之后之达者评”、“临池学善池尽黑好”，与S.3287 尚想黄绮帖 写本内容稍有不同。龟兹地区出土1号文书为 尚想黄绮帖 习字，即大谷文书1510 习字纸断片三行“鴈”、“鴈”、“行”习字，是 尚想黄绮帖“张草犹当雁行”中“雁行”习字。于阗地区共出土3号与 尚想黄绮帖 相关的文书，分别是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在和田地区麻扎塔格遗址发现的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