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企孙--清华物理系主任.doc

 叶企孙

回来的飞机上看书，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我愣了一会儿，我不认识这个人，只是觉得很少见到这样恬静沉毅的脸，真好看。看完才知道，我们这些知道李政道，钱学森，钱三强，王淦昌……的人，原本都应该知道他-----他是他们的老师。李政道大二的时候，是他破格选送去美国，当时李政道才19岁，穿着短裤去办护照，办公的人员都不相信“怎么会是个儿童？”李政道后来说“他决定了我的命运”华罗庚是初中生，是他让在清华算学系任职，又送去英国深造，华罗庚说“我一生得他爱护无尽”。那是战乱烽火时代，但后来的重要科学发展所依仗的这些人，是他在那时满地焦土上栽下的桃李。
---------可是我为什么不知道他？
深夜里我一点点找他的资料。他生在上海，父亲是旧式文人，让他从小读经史子集。他幼年已经以君子“慎独”之道要求自己，修身自省，对跟朋友之间“因小故而致割席”之事也写在笔下：“一时之忿，至今思之，犹有隐痛。”他讷于言，但一生都保持温润如玉的君子之风。
1915年，他在清华上学的时候，成立清华校史上的第一个学生团体--科学会。每两周一次科学报告会，轮流作。“范围极广，如天演演说、苹果选种、煤，无线电报之设备、测绘法、力、废物利用，等等”他当时不过十七岁，拟订的会员守则是：（一）不谈宗教，（二）不谈政治，（三）宗旨忌远，（四）议论忌高，（五）切实求学，（六）切实做事。那种青翠的朝气里，满满的是中国大学的刚刚起步的生机。
1918，他留学美国，后来在哈佛读博士，导师是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布里奇曼。他的第一个研究课题，是用X射线短波极限法精确测定基本作用量子h值。实验结果，在美国《科学院院报》和《光学学会学报上》发表，很快被国际科学界公认为当时最精确的h值。这一数值被国际物理学界沿用达16年之久。这一年他23岁。
他27岁回国清华执教，很清楚自己要面对的是什么。他的学生回忆“第一届学物理的有4个人，第二届只有两个人，第三届只有一个人。从一年级到二年级，到三年级，都是他一个人教的，所有的课都是他一个人开，不是他想一个人单枪匹马．是他想请人家来，人家不来，也请不到．”
已不求收获，只问耕耘。他执教之严也是出名的，他的课给李政道的分数只是83。他允许这学生不听自己的课“因为你看的参考书比我的更高明”，但是“你的实验做的不认真，要扣去25分”他去世后多年，亲人发现他一直留着当年的那三张答卷，写在泛黄的昆明土纸上。
看史料的时候，会有一种感慨----在动荡不安的中国大地上，只要给他们一点点空间，中国知识分子能在石缝里栽种下什么？他是清华物理系主任，这对他自己来说其实是一种牺牲，相当于要放弃了自己的专业研究来作行政的工作。因为他把聘任第一流学者到清华任教列为头等大事。从1926年到1937年，他先后为物理系和理学院聘来了熊庆来、吴有训、萨本栋、张子高、黄子卿、周培源、赵忠尧、任之恭等一批学者。吴有训还只不过是刚到校的普通教师，资历年纪都不如他，他把吴有训的工资定得比自己还高，1934年，他引荐吴有训接替自己的物理系主任一职。四年后，他力主吴有训接替自己的理学院院长一职，那时他正当盛年。冯秉铨毕业的时候，他对他们说：“我教书不好，对不住你们。可是有一点对得住你们的就是，我请来教你们的先生个个都比我强。”他不光要栽种，他还要育土。他在1929年又组建了清华理学院，其中包括算学、物理、化学、生物、心理、地学6系。他说凡是出人才的地方，必然是科学文化最盛行、科学土壤最肥沃、科学气氛最浓厚之地。比如欧洲的哥廷根、慕尼黑和美国的芝加哥等。中国科学研究停滞数千年，第一次有了这滚热得烫手的雄心："除造就科学致用人才外，尚谋树立一研究科学之中心，以求中国之学术独立。"
那点嫩芽，是硬生生从石头底下顶上来的。清华的校史有纪录“早年的清华隶属北洋政府，实行的是校长个人专权，校长多为官员政客，既无多少学问，更不懂管理，且校长更替十分频繁，严重影响了教育教学工作的正常进行。”
1927年，清华成立教授会和评议会。教授会由各科系教授组成，教授会成员投票选举各科系主任。评议会由评议员组成，评议员由各科系推举的教授担任。第二年，他当选评议员，当时他不满30岁。这个改革，就来自“少壮派”的推动。日后清华校史的研究者说“教授治校，说白了就是拒绝外行人进入学校管理层，把不懂科学、不闻学术、不谙教育的人扫地出门，它防止了旧制度下官僚体系对大学教育的侵蚀和破坏，同时把学校的行政权作分散化处理，形成相互制衡的机制，在保障高等院校的民主办学、民主管理，保证学校的独立、学者和学生的思想自由，以及激发创造力方面，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从1929年至1931年的两年间，清华没有官方委任的校长，纯粹由教授会代表全体教授治校。当时教授会的宣言是："清华并非行政机关，学校完全可以超出政潮，独立进行”钱学森是他的学生，了解了这段历史，就会知道，钱学森去世前的遗问，不光指向未来，也是一次拼力的回头一望。
终身未娶，唯与学生亲厚，当中有一人叫熊大缜，是他人生里最深的一段感情。网上可以找到熊当时的照片，生气勃勃，可以跃纸而出。他们在那几年里几乎相依为命。
1938年，熊突然对他说要去冀中抗日。他明知这学生在河北没有依靠相熟的人，又没有政治经验，但是国难当头，他只能送他去，熊走后，他曾“约有十余天，神思郁郁，心绪茫然，每日只能静坐室中，读些英文小说，自求镇定下来。”他唯一能安慰的一点，是他能够帮着自己的学生在后方搜购一些雷管，炸药等军用物资，看这书时，我才知道，曾经炸碎日军机车车头的TNT药性地雷，是来自熊所在的“技术研究社”的制造，而不是我们小时看的电影《地雷战》中由农民土法制成。
1939年，国共关系恶化，熊大缜被疑心是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在没有调查核实，没有经过法定程序的情况下，在押送途中被用石块砸死。从平津来冀中参加抗日的知识分子将近百人受到株连，在这之后，因为没有科技力量自制弹药，冀中的战士在一段时期内只能拿着空枪，把秸秆塞在子弹袋里作战。
1947年6 月23日，他的日记里写“今日是旧历端午节。每逢端午，吾想到大缜。九年前的端午，他从内地回到天津，那是一个surprise。谁知道以后的事多么可悲。近几天在读《白石道人歌曲》，看到他的‘五日凄凉心事’句，更增悲痛。
建国后他仍然当过一段清华的一把手，一直到1951年。1968，他已经七十岁，因为熊大缜的事，涉嫌“国民党C.C特务团”被捕。他在狱中一年半。看过提审纪录的黄延复说，他所有的话，其实只有一句”我是科学家，我是老实的，我不说假话”。之后他由红卫兵组织隔离审查。他出现幻听，认为有电台在监视他，“一举一动都有反映，他喝一口茶，电台就说他喝茶不对，他走出门，电台就叫他马上回去”他的侄子看着他，“甚觉悲哀”，说“你是学物理的，你知道电波透不过墙，根本没有这种事，是幻觉”他说“有，是你耳朵聋，听不见”之后他再次入狱，出来的时候，已身患重病，小便失禁，双腿肿胀难以站立，整个身子弓成九十度。
当时的中关村一带，有不少人都看过他，他穿着一双帮裂头缺的破棉鞋，有时到一家小摊上，向摊主伸手索要一两个小苹果，边走边嚼。如果遇到学生模样的人，他伸手说“你有钱给我几个”所求不过三五元而已。后来他已经渐渐恢复一些神智，有一次钱三强在中关村的马路上碰到他，“一看到老师呢，就马上跑上去跟先生打招呼，表示关怀，先生一看到他来了，马上就说，你赶快离开我，赶快躲开，以后你见到我，再也不要理我了，躲我远远的。”钱三强当时是二机部的副部长，负责原子弹工程。他的学生深知他的用意“他知道这么重要的工作，最忌讳同那些政治上有问题的人来往的，他生怕钱三强因此遭到一些不幸。”十两年后，在北大作教师的张之翔骑着自行车，在校外的一所公寓中找到了他。张之翔说“他已经不认识我了，我说我是张之翔阿，他说哦哦，坐坐。他坐在藤椅上，就给我看，这个腿，两个腿肿得很厉害，走不了路。他也没有牢骚，很平静的。可是人已经不像个人形了。我也没有多少好说的，我说先生多多保重，我就，我就…”他泪流满面。“…我就离开了，以后再也没有看到他”。他的侄子说他从没对任何人讲过自己的悲惨，“他的看法好像是世界上和历史上冤枉的事情很多，没有必要感叹自己的人生”他只是经常坐在一张旧藤椅上，读点古典诗词或历史书打发时光。
1977年1月13日，他去世。在生命的尽头，钱临照去看他时，他取出《宋书》来，翻到范晔写的((狱中与甥侄书》中的一段：“吾狂衅覆灭，岂复可言，汝等皆当以罪人弃之，然平生行已在怀，犹应可寻，至于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 我反复念他这几句话“吾狂衅覆灭，岂复可言，汝等皆当以罪人弃之……”一直到八十年代，已经平反之后，清华想要为他塑像之时，仍有人说“你们要为这个人造像，我就尿它”。“然平生行已在怀，犹应可寻……”
1929年，他在一篇叫《中国科学界之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文章里说“有人怀疑中国民族不适宜研究科学，我觉得这些论调都没有根据。中国在最近期内方明白研究科学的重要，我们还没有经过长时期的试验，还不能说我们缺少研究科学的能力。惟有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去做学研究，五十年后再下断语。诸君要知道，没有自然科学的民族，决不能在现代立脚得住。”
八十年过去了，他在空白处栽种的一切，让我这样的后代得以生活在一个浓荫蔽头的世界上，而我却今天才知道叶企孙先生的存在。“至于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这张照片上，他是如此坦白温和地看着我，不求理解，不加责问，但这样的疑问，却从此重重放在了人的心头。
（哈林和钱烈宪提醒， 叶先生在哈佛的研究项目普朗克常量，应该小写斜体，我原写为H,已经改过，谢。另有朋友留言说《宋书》第一句应是，“吾狂衅覆灭”，我原文写为覆天，打字错误，改过，抱歉。）

清华大学的特大沉冤：叶企孙、熊大缜师生的悲惨遭遇/淳于雁
海内外的许多华人，谅都知晓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杨振宁、李政道两位科学家的大名；但是，问到谁是栽培他们的恩师，却从来鲜为人知。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住过的大陆人，谅都看过《地道战》、《地雷战》的抗日战争历史故事影片；但是，问到是谁制造那些威力强大的炸药地雷，却从来无人提及。笔者青壮年时代在北京等地工作了三十余年，信息闭塞，孤陋寡闻，真的闻所未闻，对此一无所知。
近日看到网友发来的《大师之大师》一辑图文幻灯，并到国际互联网上搜索有关的资料，才获悉过去长期被恶意封杀、蓄谋掩盖的互相关联的一系列历史人事，近年来捂住的盖子已陆续被揭开，真相终于大白天下：杨振宁、李政道等一批科学精英人物的老师，是清华大学理学院创始人、伟大的爱国物理学家叶企孙教授；抗日战争时期，率领平津大学生来到河北中部根据地，从无到有主持制造炸药、地雷抗击日军的专家，是叶企孙的高足、赤胆忠心的爱国志士熊大缜。然而，令人痛心疾首、悲愤填膺的是，由于执政当局的愚昧和错误的政策，师生俩都受到政治迫害，先后蒙冤死于非命，极其悲惨。
叶企孙教授（1898年7月16日 — 1977年1月13日），上海人，原名鸿眷，号企孙。他于1918年毕业于专门培养留学美国学生的清华学堂，同年考入美国芝加哥大学物理系学习。1920年，他以优异成绩获得该校物理学学士学位，转入哈佛大学攻读实验物理学的博士学位；他的导师是后来曾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布里奇曼。1921年，他与导师合作著的专业论文《用射线方法重新测定普朗克常数》，震惊国际科学界，使他成为中国第一个在西方为国争光的学者，时年23岁。1922年，叶企孙的论文《流体精压对铁、钴、镍磁导率的影响》，再次受到注目，当时他的研究已经影响到欧美的物理学界。
叶企孙学成于1924年回国后，怀着“科学救国”的一片热忱，为了培养更多的科学人才，选择了从事高等教育的道路。他先任教于东南大学，翌年应邀北上到母校清华大学执教。不久，受校长梅贻琦之委托，筹建大学的物理系和理学院。他千方百计延揽师资，网罗名士。如熊庆来、张子高、萨本栋、周培源、赵忠尧、任之恭、吴有训等，都是知名有成的学者。 在他教导和栽培下先后从理学院物理系出身的王淦昌、赵九章、彭桓武、钱三强、王大珩、陈芳允、周光召、邓稼先、朱光亚、钱学森、钱伟长、李政道、杨振宁等；以及由其他系科毕业的许宝禄、段学复、陈省身、华罗庚、袁翰青、江德熙、翁文波、杨遵仪等，都是成就卓著的科学家。其中有不少科技专家直接、间接对中国能够制造原子弹、氢弹，发射人造卫星，以及在航太事业等高科技领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然而，一贯“不问政治”，只求以培养人才，发展科技，振兴中国，1949年情愿留下来，不跟随国府撤退到台湾的叶企孙教授，却因为牵连到他的得意门生熊大缜在抗战期间的一宗无辜冤案，他曾多次奔走要求调查“平反”，在“文革”之初的1967年6月间便作为“反革命分子”，被北京大学红卫兵揪斗、抄家、关押、停发工资，送进“黑帮劳改队”，受尽人格侮辱和皮肉之苦的非人遭遇。
1968年4月，“中央军委办公厅”又正式逮捕叶企孙教授，关进监狱进行“逼供信”，要他多次写“笔供”，承认自己是“国民党CC系（按：即陈果夫、陈立夫领导的“中央统计局”，简称“中统”）在清华大学的核心人物；承认当年亲自介绍熊大缜加入CC系，派遣他打入冀中军区开展“敌特活动”。在威逼胁迫之下，他不得不违心地在“交代材料”上写道：“熊大缜到了今天，我对他影响很大，我教了他科学，没有对他进行人格教育，我没有尽到教育责任。”“熊之被镇压，吾认为他是确有应得之罪。”
专政机关虽然实施“逼供信”的狠毒手段，连续八次提审讯问叶教授，逼他自己“屈打成招”，但是经过派出专案人员多次反复“内查外调”，查不出什么真凭实据，连“蛛丝马迹”都找不到。当局只得扣上“中统特务嫌疑”的“莫须有”罪名，在把他老人家折磨监禁一年多以后，便送回北大，名曰“释放”，实际上继续关押在保密的简陋斗室内“隔离审查”，严密封锁，与外面完全隔绝。直到1975年，才解除变相监禁的“隔离审查”，并在1976年的春节，允许他的老同事、老朋友和老学生陈岱孙、吴有训、王竹溪、钱伟长等人士，来北大探望造访。大家看到叶教授经过炼狱岁月的长期摧残，过早衰老憔悴，腰都直不起来，彼此见面，恍如隔世，悲感万千。而此时，北大有关当局对他的结论仍然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1977年农历暮冬一个寒冷的日子，近代中国科学事业的主要奠基人、一代宗师叶企孙教授，终于含冤离开人世。他走得那样凄凉孤苦，头上还戴着一顶“特嫌”的大帽子。公理何在，呜呼痛哉！
1949年“解放”前的文化古都北平，有四个著名的最高学府，两家座落在西郊海淀区，即建校历史最早、美国用满清政府的“庚子赔款”兴建的清华大学和后来由美国教会集资赞助开办的哈佛大学“姐妹学校”燕京大学，还有一家就是位于东城区沙滩的北京大学，以及又一家设在西城区的辅仁大学。
1952年，以毛泽东当主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开采取向苏联“一边倒”的方针政策，说是要学习“老大哥”的教育体系进行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断然取消燕京大学的建制，合并到北京大学；把清华大学包括物理系的许多系科都归入北大，使清华从综合大学变为纯然的“工科大学”；并将辅仁大学改名为“北京师范大学”，专门培训师资人才。当时便随着把叶企孙教授调离清华，转到北大做物理系的系主任。
如此“院系调整”，与叶教授多年来信奉力行培养科学人才的清华治校理念格格不入，难免不时会发表自己的异见，因而受到当局“另眼看待”的排斥，得不到应有的信任，遑论给与尊重；使他处处受到制肘而不可能像过去在清华一样，有职有权地发挥他的积极领导作用。但是，还有对他威胁更为严重的是，他不知道在其“历史档案”里，他早就因为受到学生熊大缜的冤案株连背上“黑锅”，被列入“控制使用”的黑名单里了。
据虞昊、黄延复两位清华出身学者合著的《中国科技的基石—叶企孙和科学大师们》一书，和先后陆续公开发表的多篇有关叶企孙与他情同父子的得意门生熊大缜蒙受冤案的文章资料揭露，今天终于把清华大学这一宗特大沉冤黑暗内幕的来龙去脉，公诸于众，真相大白。
话说“国共合作”的抗战初期，八路军的吕正操率领的一个纵队，开赴河北省中部开辟“冀中根据地”。他托辅仁大学化学系的教师、地下党员张珍征求抗日知识分子，到根据地从事军队的技术后勤工作。她便找到相熟的熊大缜。熊与叶老师商量后，叶本意劝他留下协助教学工作；但是，他出于爱国激情，毅然奔往冀中加盟吕正操所部，利用其专业知识，为部队制造炸药军火和无线电通讯等军用器材，备受吕正操赏识，委任为军区的供给部部长。后来，受他的影响以及叶老师的协助动员，又有来自北平、天津等地的知识分子，陆续前来冀中根据地投入抗日斗争，在他指导下建立兵工厂、开设医院、学校、银行等机构。
熊大缜千方百计扩大制造枪支、子弹、手榴弹、地雷等弹药的生产，源源不断供应前线作战和打游击的需要。对日本侵略军威胁最大的根据地军民发动“地道战”和“地雷战”所使用的特强爆炸力各种地雷，就是经由他所领导建立的“技术研究社”研制出来的氯化钾高级炸药和电控雷管装配起来的。当时他们作战使用的“反坦克地雷”，把日军机械化部队师团的坦克、装甲车，一辆接着一辆地炸掉，并曾炸毁运送日军及装备的军用列车机头；难怪日军司令部惊呼“八路”拥有“反坦克的新式武器”。连美国盟军派来冀中考察的“观察组”，都惊叹地说：“你们真有本事呀，和美国的火箭一样啊！”
当年，冀中根据地的形势是紧靠北平、天津、保定，三个被日军占领的大城市，有三条重要的铁路线包围。从军事上敌我实力的对比来看，吕正操率领的一个团兵力是很难站住脚打游击的。他们正是依靠“神出鬼没”的地道战、地雷战，硬是把原来“雄赳赳，气昂昂”的日军打怕了，不敢轻易出动展开扫荡，成功地巩固了根据地，因而被认为是军事上的“一大奇迹”。为此，晋察冀边区司令员聂荣臻曾在唐县北大悲村接见熊大缜，对他的成就和贡献，给以鼓励表扬。
令人痛惜的是，就在这个抗战的紧要关头，冀中军区的“锄奸”部门突然发动了一场“肃反”运动，扬言根据地内有一个“庞大的特务组织”，而供给部是“特务的大本营”。“锄奸队”立即把熊大缜当作“汉奸、特务”抓起来，供给部和所属炸药厂、印刷所、卫生部、医院、电台、银行、报社、商店、学校等单位，共有一百多位平津来的知识分子，一律逮捕审查，搞成一起轰动的“特务汉奸”大案。据说，这场“锄奸”运动直接听命于延安，所以连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更高一级的晋察冀边区司令员聂荣臻，都不必打招呼，也无权过问。
后来，在根据地部队转移的途中，负责押解熊大缜的一个名叫史见勋的干部，因为出言不逊辱骂熊大缜是“汉奸、特务”，引起他的抗辩，双方发生口角。这个打着“抗日”旗号、戴着“爱国”帽子、披着“革命”外衣的“锄奸队”干部，一气之下便有权擅自处决熊大缜。熊大声说：“你要打死我，不必开枪，把子弹留下来打日本鬼子！你可以用石块打死我！”这个毫无人性的刽子手，真的拣起一块大石头，活生生地把真正的爱国知识分子熊大缜砸到头颅爆裂、脑浆迸流死亡。给他的定性是“国民党特务”，“死有余辜”云云。有一说史建勋这一次立了“大功”，成为“锄奸英雄”；解放后官运亨通，当上高级干部。而熊大缜的特大沉冤，直到1986年，才由甚么“河北省委”，羞羞答答、轻描淡写、不痛不痒地做出一纸《关于熊大缜问题的平反决定》，敷衍了事，不了了之。实在说不过去啊！海峡两岸和海外的广大清华校友们，你们以为然乎？
（2010年3月27日 原载i《澳洲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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