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助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机制.pdf

23韶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Journal of Shaoguan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2023 年 7 月第 44 卷第 7 期Jul.2023Vol.44No.7数字经济助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机制杨卉芷，王洪伟（中共亳州市委党校 综合教研室，安徽 亳州 236800）摘要：现阶段，我国“三农”工作的重心开始转移，以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为重要方向。数字经济的出现为农民、农业、农村赋予了新的内涵，亟需发挥数字经济的市场优势，强化发展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选取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作为被解释变量，以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得到如下研究结论：从整体上来看，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存在着正向的自相关性。数字经济的发展具有较强的辐射作用，某一区域内的农业经济发展水平不仅受到本区域生产要素的影响，还会受到邻近区域的生产要素影响。数字经济的发展有助于实现乡村振兴，但是其作用会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阶段而出现变化。数字经济的发展与乡村振兴表现出了倒 U型关系。在控制变量上，政府财政支出、居民生活水平和受教育程度，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证明这些因素在乡村振兴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关键词：数字经济；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三农问题；政府财政支出中图分类号：F2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348（2023）07-0023-06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发展道路上不断进行尝试与拓展，对国民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1978 年，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343 元；2021 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35 128 元。由于资源配置和国家政策导向等原因，与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同时存在的是我国区域间、区域内部的发展速度不一致，发展成果也存在着差异，具体表现为贫富差距悬殊1。2019 年，基尼系数高达 0.465；2000 年，我国收入分配也超过了国际基尼系数的警戒线。在收入分配问题上，最为显著的是农村居民收入问题，农村居民收入远低于城市居民，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成为当前重要的社会问题。21 世纪初，迎来了第三次信息化发展浪潮，大数据时代出现在人们的眼前，一场声势浩大的数字革命正在世界范围内展开。从 2020 年发布的 全国数字经济新图景 来看，我国数字经济展现出了蓬勃发展的态势，增长速度达到了 5.4 个百分点2。2020 年，数字经济的经济规模达到了 39.2 万亿元，收稿日期 2022-10-08作者简介 杨卉芷（1990-），女，安徽蚌埠人，中共亳州市委党校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三农、区域经济学。说明数字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有着重要的作用，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数字经济有着极强的产业融合能力，必然会成为我国经济未来的发展趋势。数字经济通过调整产业结构，拓展经济发展形态，能够逐渐助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因此，加速数字经济的发展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实现全面现代化有着重要意义。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农业的快速发展能够激活劳动力、土地和资本要素的快速流转，激发农民的主观能动性，破解农村的贫困陷阱，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在脱贫攻坚的过程中，一方面，要利用数字经济实现信息共享，精准区分贫困人口，为新农民群体的形成奠定基础。另一方面，数字经济能够帮助农民产生心理自豪感，提升摆脱贫困的信心，提高农产品的流通效率和附加值，实现相对贫困农民的持续增收，从根本上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24效衔接。此外，数字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市场机制的根本转换，支持新型农民及时获取市场信息，利用多样的交易渠道出售农产品，融合数字经济发展的新形态，增强农民抵御风险的能力。要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需要分析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内涵与内在联系，二者都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在关系上表现出了内容共融、主体一致的特点。在二者的有效衔接上，学者们普遍认为衔接的重点内容在于农民生活、农业发展与农村治理上。张鸿、王浩然、李哲提出从农民生活的角度来看，要提高贫困人口的教育水平和健康基础，就需要增加农民收入3。陈一明指出，从农业发展的视角来看，要实现贫困地区发展空间的提升，扩大贫困人口的就业率，就需要转变农业生产方式，优化农业发展结构；从乡村治理视角来看，需要发达地区干部对口支援贫困落后地区，提升农村地区的管理水平4。结合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内容，滕桂法基于农业农村的数字化发展视角，认为数字经济逐渐成为拉动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是发展农村农业竞争力的关键力量5。付政提出数字经济以数字信息作为核心要素，以数字技术作为驱动力，以信息网络传播作为载体，将数字信息价值化，在数字化发展方面与“三农”工作相互结合，可以激发农村经济的发展活力，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6。朱红根和陈晖认为数字经济在农村地区的发展可以提升农业的智慧化水平，促进传统农业的智能化升级，促进乡村产业的快速发展7。李燕凌、温馨、高维新指出，在发展乡村经济的同时，数字经济的融入有利于我国乡村地区的绿色化改造，提高农村地区的治理水平，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治理的有效衔接8。2021 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稳步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工程，推动新一代的数字技术与农业生产快速融合。因此，要最大限度地发挥我国数字经济的推动作用，农民信息化、农业信息化和农村信息化建设是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也是实现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基于上述分析，提出本文研究假设：数字经济有利于脱贫攻坚，实现乡村振兴。二、数字经济对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影响分析（一）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1.变量选取农民信息化、农业信息化和农村信息化是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因此本文选择农村经济的信息化水平（Y）作为被解释变量。核心解释变量为我国各省市农村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指数（te），本文主要采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产业融合程度、社会经济效益和数字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作为衡量指标，通过熵值法计算数字经济发展指数。调节变量主要包括受教育水平（edu）和居民生活水平（level）。农村地区居民的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因此选择农村地区高中及以上学历的占比作为衡量标准。居民生活水平主要采用人均 GDP 作为衡量标准。控制变量主要选择产业结构（struc），产业结构改变会使得劳动力的分布产生相应的变化，对于农村居民来说，务工人员的抗压性较差，而灵活性较强，容易受到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政府财政支出（gov），主要采用财政支出占 GDP 的比重来衡量，数字经济在农村地区的发展离不开政府财政的支持。环境管理（ment），本文主要采用污染物的排放总量来衡量，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既要注重经济发展也要注重环境保护。2.数据来源本文主要选取了全国各省（除西藏外）的20112020 年的相关数据，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信息年鉴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统计年鉴 及各省份的统计年鉴，其中数据缺失的年份主要运用插值法进行补充，见表 1。表 1变量描述性统计变量平均值标准差最小值最大值Y0.0950.0420.0190.218te0.1950.28501edu0.0250.0070.0100.056level10.7520.4339.59411.943struc0.9020.0540.7560.998gov0.2650.1140.1210.872ment4.7530.7482.1046.39425（二）倒 U 型关系检验首先，根据 LM 的检验结果，空间误差检验和空间滞后检验的 p 值都显著，说明空间滞后效应和空间误差效应均存在。其次，通过豪斯曼检验来选择随机效应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根据检验结果可知固定效应模型更加适合。综上，本文选择 SDM的固定效应模型，得到本文的研究模型：Y=nj=1WY+1 te+3 controls+1 nj=1Wte+2 nj=1controls+，（1）Y=nj=1WY+1 te+2 te2+3 controls+1 nj=1Wte+2 nj=1controls+。（2）其中，Y 为农村经济的信息化水平，te 为农村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指数，controls 为控制变量，为随机扰动项。模型 1 中没有加入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的平方项，模型 2 中加入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的平方项。为选取最优形式进行回归分析，本文使用 LM检验和 Wald 检验对回归模型形式进行判断，结果见表 2。表 2研究模型选择检验检验方法检验指标检验 1检验 2检验 3LM 检验Moran s I5.053*（6.495）6.401*（6.094）4.395*（7.595）lagrange multiplier6.604*（5.495）7.975*（5.493）7.503*（5.484）robust lagrange multiplier7.865*（4.954）6.670*（7.405）5.410*（6.451）LM 检验lagrange multiplier8.685*（7.492）8.586*（6.562）8.495*（7.495）robust lagrange multiplier5.684*（6.453）6.503*（4.856）6.413*（6.049）Wald检验SDM 模型能否 退化为 SAR7.963*（5.495）9.502*（5.204）6.512*（6.584）SDM 模型能否 退化为 SER6.964*（4.059）6.594*（6.405）7.504*（4.594）LR 检验SDM 模型能否 退化为 SAR5.683*（6.493）7.583*（5.602）8.597*（6.405）SDM 模型能否 退化为 SER8.540*（5.049）8.697*（5.549）6.586*（4.054）注：*表示在 1%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 t 值。通过 LR 检验和 Wald 检验来选择 SAR 模型或SEM 模型，结果显示 SDM 模型更加适合本研究。（三）实证结果分析分析数字经济对我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影响，可以计算其中的偏微分，得到变量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为了进一步验证空间溢出效应，不能单纯依靠空间自相关系数，要进一步考虑间接效应作为判断依据。总效应指的是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作用程度，直接效应则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二是解释变量对邻近地区被解释变量的影响。间接效应指的是邻近地区解释变量对该地区被解释变量的影响。空间效应分解，模型 1 不加入 te 的二次项，模型 2加入 te 的二次项，见表 3。表 3空间效应分解变量模型 1模型 2xWxxWxte0.043*（2.573）0.125*（4.432）0.148*（1.875）0.214*（1.884）te2-0.026*（2.943）-0.432*（-2.643）edu-0.123（-0.193）-3.284*（-1.894）0.139*（1.883）-2.394*（-2.394）level-0.033*（-1.839）-0.175*（-1.804）-0.042*（-5.943）-0.147*（-1.912）struc0.154*（2.755）0.287*（8.485）0.115*（7.823）-0.031*（-7.384）gov0.076*（2.844）-0.043*（-2.104）0.111*（5.953）0.143*（2.741）ment-0.003*（-8.475）-0.032*（-5.943）-0.002*（-1.985）-0.006*（-1.375）0.158*（）0.192*（）R20.7750.768LOGL649.743596.304注：*、*和*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置信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 t 值。将空间效应进一步分解可以得到如下结果，见表 4。表 4空间效应分解结果变量模型 1模型 2直接效应间接效应总效应直接效应间接效应总效应te0.034*（1.855）0.116*（2.474）0.148*（2.194）0.009*（2.945）0.231*（1.375）0.547*（1.754）te2-0.007*（1.733）-0.125*（-2.756）-0.143*（-1.743）26变量模型 1模型 2直接效应间接效应总效应直接效应间接效应总效应edu-0.003*（-2.184）-2.137*（-2.152）-2.328*（-1.854）0.213*（2.385）-3.274*（-1.684）-3.218*（-2.855）level-0.041*（-1.854）-0.147*（-1.768）-2.193*（-1.895）-0.032*（-2.854）-0.172*（-2.194）-0.213*（-5.395）struc0.154*（2.144）0.302*（2.745）0.417*（2.756）0.137*（7.586）-0.043*（-1.548）0.082*（1.643）gov-0.164*（-1.375）0.217*（1.746）0.033*（2.746）-0.214*（-2.173）0.215*（2.856）0.052*（2.856）ment-0.004*（-2.485）-0.003*（-2.195）-0.005*（-2.317）-0.009*（-2.175）-0.006*（-2.095）-0.007*（-2.754）注：*、*和*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置信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 t 值。续表 4从模型输出结果可以发现，数字经济的发展和我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总效应呈现明显的正向关系，间接效应和直接效应也存在着正向关系，这说明在未来发展中数字经济的发展有利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进步。从二次项回归的总效应来看，数字经济发展的一次项回归系数为正，二次项回归系数为负，表明数字经济与我国农村发展表现出倒 U 型关系，处于倒 U 型拐点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在 1.009 左右，即低于此点后的数字经济发展抑制了乡村振兴，而高于此点的数字经济推动了乡村振兴。数字经济发展初期主要集中在城市地区，扩大了农村和城市的经济差距，这主要是由于在城市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条件好，高素质人才较多，数字经济发展有着较好的基础。农村地区由于基础设施不完善，数字经济的影响力从城市扩展到农村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在数字经济发展初期对农村经济进步和发展无显著作用。随着数字经济的不断进步，出现了影响农村经济发展的拐点，主要是由于资本开始由城市转向农村，渗透到农民日常生活中，增加了农村地区的就业机会和经济活力，最终促进乡村振兴的发展。在总效应模型中，变量回归结果显著的还有政府财政支出、居民生活水平和受教育程度，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证明这些因素在乡村振兴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事高技术含量工作的人员总量越大，会提升农村地区人员的整体文化素质和创新水平，最终会作用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从直接效应的回归结果来看，短期内数字经济对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作用并不明显。在控制变量中，产业结构、政府财政支出对乡村振兴的回归系数为正，居民生活水平的回归系数为负。在间接效应中，数字经济和数字经济的平方项对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回归系数显著，且二次项回归系数的符号为负，说明二者呈现出倒 U 型关系。（四）模型稳健性检验本文采用替换被解释变量的方法来进行模型的稳健性检验，采用城乡收入差距来衡量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空间杜宾模型的检验结果，见表 5。表 5模型稳健性检验变量替换被解释变量直接效应间接效应总效应te0.659（0.843）1.943*（6.464）2.385*（9.095）te2-0.394（-0.855）-2.194*（-5.485）-2.391*（-8.758）控制变量控制R20.432LOGL543.591注：*表示在 1%置信水平下显著。由表 5 可知：被解释变量用城乡收入差距来衡量，数字经济的发展及二次项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回归结果均显著，数字经济的一次项系数为正数，二次项系数为负数，说明数字经济的发展呈现明显的倒 U 型关系，和上述分析结论保持一致，通过了模型稳健性检验。三、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一）研究结论农民信息化、农业信息化和农村信息化是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因素，本文选取农村经济的信息化水平作为被解释变量，以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构建了空间计量模型，得到了如下研究结论：27第一，目前，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仍然偏低，但是整体上表现出了强劲的发展势头，发展水平稳步提升。从空间分布来看，我国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最高，其次是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发展较为落后。从城市来看，一、二线城市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较高。第二，从整体上来看，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存在正向的自相关性。数字经济的发展具有较强的辐射作用，某一区域内的农业经济发展水平不仅受到本区域生产要素的影响，还会受到邻近区域的生产要素影响。第三，数字经济的发展有助于实现乡村振兴，但是其作用会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阶段而出现变化。数字经济的发展与乡村振兴表现出了倒 U 型关系，在数字经济发展的初期，由于城市地区的资金、人才、政策相较于农村地区有着明显的优势，而农村地区的发展要素较为匮乏，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相比存在着明显的滞后性。只有当数字经济的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后，在农村地区才会发挥积极作用，开发农村地区的经济潜能，吸引城市资本流向农村地区。第四，在控制变量上，政府财政支出、居民生活水平和受教育程度，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证明这些因素在乡村振兴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从事高技术含量工作的人员总量越大，越能提升农村地区人员的整体文化素质和创新水平，最终会作用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二）政策建议第一，加强农村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社会投资向农村地区倾斜。要想推动农村地区数字经济发展，需要加大社会科研投入，建设数字经济发展平台。对于基础设施不完善的农村地区给予重点关注，适当加大社会投资，发挥各地区特色资源优势。加快农业数字化发展步伐，鼓励数字经济发展主体下沉市场，大力发掘市场业务，积极寻求农村数字经济发展路线。加大政府层面宏观调控力度，在农村地区探索多样的数字经济发展形态，盘活农村地区现有资源，形成全新的产业链。第二，培养高水平的数字化人才，鼓励人才走进农村。完善高校人才培养模式，建立大数据人才的培养机制，避免课程学习与实际工作要求脱节。尽早对在校学生进行职业规划教育，定向培养符合企业要求的人才。数字技术更新迭代快，高校应该适当加快课程的更新速度，保证课程学习的有效性。同时，合理利用数字化平台资源，注重农村数字化人才的培养，积极实施高素质人才引进策略，吸引高素质人才回乡创业。第三，大力促进新技术的发展，实现信息资源共享。信息技术发展前期需要大量的投入，而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耗费使得大量企业都心有余而力不足。面对优秀的高新技术企业，政府应该给予积极的支持，为其提供必要的政策便利。政府层面可以加大基础研究规模，加速关键技术的研发突破。同时，要建立企业和政府的数据共享渠道，建立政府和企业实现数据共享的大数据中心。在多个领域实行“先试点、再推广”的方针，建立完善的风险控制体系，真正发挥数字经济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中的积极作用。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现实与理论的结合中创造性地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这一重要使命9。在乡村振兴实践中应从农民需求出发，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做到精准振兴10。参考文献：1 齐文浩，李明杰，李景波.数字乡村赋能与农民收入增长：作用机理与实证检验基于农民创业活跃度的调节效应研究 J.东南大学学报，2021（2）：116-125.2 苏岚岚，彭艳玲.数字乡村建设视域下农民实践参与度评估及驱动因素研究 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2021（5）：168-179.3 张鸿，王浩然，李哲.乡村振兴背景下中国数字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基于 2015-2019 年全国 31 个省市数据的分析 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21（3）：141-154.4 陈一明.数字经济与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机制创新 J.农业经济问题，2021（12）：81-91.5 滕桂法.乡村服务业数字化转型的模式与路径评王素贞、朱曼莉专著 人工智能驱动乡村新型服务业发展研究 J.世界农业，2022（4）：132.6 付政.网络时代数字经济对农村发展模式的影响研究 J.农业技术经济，2022（7）：145.7 朱红根，陈晖.中国数字乡村发展的水平测度、时空演变及推进路径 J.农业经济问题，2023（3）：21-23.8 李燕凌，温馨，高维新.数字乡村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的时序适配性分析 J.农业经济与管理，2022（4）：1-12.289 白耀强.中国共产党领导脱贫攻坚的理论与实践四维探析 J.韶关学院学报，2022（4）：14-18.10 彭华.乡村振兴政策优化研究基于粤港澳大湾区农户调查数据的经验证据 J.韶关学院学报，2023（4）：54-59.Research on the Effective Bridging Mechanism Between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Facilitated by the Digital EconomyYANG Huizhi,WANG Hongwei（Comprehensive Teaching and Research Office,Bozhou Municipal Party School,Bozhou 236800,Anhui,China）Abstract：At the present stage,the center of gravity of our“three-agriculture”work has begun to shift,with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as the important direction.The emergence of digital economy has given new meaning to farmers,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It is urgent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market advantages of digital economy,strengthen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industrialization and industrial digitalization,and realize the effective connection between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In this paper,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are selected as the explained variables,and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digital economy is taken as the core explanatory variable.A spatial econometric model is constructed,and the following research conclusions are obtained：on the whole,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digital economy,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have positive autocorrelation.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has a strong radiation effect.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agricultural economy in a certain region is not only affected by the production factors of the region,but also by the production factors of neighboring regions.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is helpful to realize rural revitalization,but its role will change with the development stage of digital economy.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show an inverted U-shaped relationship.In terms of control variables,government financial expenditure,residents living standard and education level have all passed the significance test,which proves that these factors als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rural revitalization.Key words：digital economy;poverty alleviation;rural revitalization;three agricultural issues;government financial expenditure（责任编辑：陈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