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FDI协调发展、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效率——基于两阶段创新价值链的研究视角.pdf

DOI 编码：10.19820/ki.ISSN2096-7411.2023.04.003JOURNAL OF STATISTICS双向 FDI 协调发展、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效率基于两阶段创新价值链的研究视角章志华1，孙林2（1.广东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广东 广州 510320；2.中国人民银行 济南分行，山东 济南 250021）摘要选取20032019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超效率SBM-DEA方法测算了绿色科技创新效率与绿色成果转化效率，并构建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对双向FDI协调发展与绿色创新效率的关系进行定量分析。结论表明：双向FDI对两阶段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处在倒U型曲线的左侧，表明双向FDI显著促进了两阶段绿色创新效率；双向FDI对绿色科技创新效率的影响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当环境规制水平在较低水平时双向FDI对绿色科技创新效率的影响为负，当环境规制水平超过第一门槛值时双向FDI显著地促进了绿色科技创新效率，当环境规制水平继续提高到第二门槛值之上时双向FDI对绿色科技创新的促进作用在弱化；双向FDI对绿色成果转化效率的影响存在环境规制水平的单一门槛效应，表现为先抑后扬的V型关系；东部与中部地区双向FDI对绿色科技创新效率的影响存在环境规制的双重门槛效应，而仅仅东部地区双向FDI对绿色成果转化效率的影响存在环境规制的单一门槛效应。关键词双向FDI协调发展；环境规制；绿色科技创新效率；绿色成果转化效率中图分类号F83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6-7411（2023）04-0028-13Two-Way FDI Coordinated Development,Environmental Regulationand Green Innovation EfficiencyBased on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of Two-Stage Innovation Value ChainZHANG Zhi-hua1,SUN Lin2（1.School of Economics,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Guangzhou 510320;2.Jinan Branch,People s Bank of China,Jinan 250021,China）Abstract: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30 provinces in China from 2003 to 2019,this paper used the ultra-efficient SBM-DEAmethod to calculate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efficiency and the conversion efficiency of green achievements,and constructed adynamic spatial panel model to make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wo-way FDI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ndgreen innovation efficiency.The results found that,the impact of two-way FDI on two-stage green innovation efficiency was on the leftside of the inverted U-shaped curve,which indicated that two-way FDI has significantly promoted two-stage green innovationefficiency.Meanwhile,two-way FDI had a double threshold effect on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efficiency.Specificially,when theintensity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was at a lower level,the impact of two-way FDI was negative.After crossing the first threshold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2BTJ041）作者简介章志华（1982），男，江西上饶人，广东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经济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是投资经济、空间计量经济学；孙林（1986），男，山西菏泽人，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主要研究方向是国际经济统计。Aug.，2023Vol.4 No.42023年8月第4卷 第4期28统计学报2023 年第 4 期章志华，等：双向 FDI 协调发展、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效率一、引言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成就，但是主要依赖要素投入、投资驱动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仍未得到根本改变，带来了较为严重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问题。据 中国统计年鉴 数据显示，2020 年中国 GDP 突破 100 万亿元，占全球 GDP 的比重超过 17%，而同期能源消费量占比高达 26%，CO2排放量占全球的比重达到 30.7%。显然，这种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不仅不利于“双碳目标”的实现，也不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实施全面节约战略，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倡导绿色消费，加快推动生产、生活方式向绿色低碳转变”。因此要加快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由要素驱动的粗放型向创新驱动的集约型转变，以技术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发展。2019 年国家出台的 关于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的指导意见 强调，要加大绿色技术创新双向开放，积极吸收、消化国外的绿色先进技术，以提升国内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联合国贸发会议2021 年世界投资报告 的数据显示，2020 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FDI）为 1 490 亿美元，稳居全球第二位。国家商务部发布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数据显示，2020 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额为 1 330 亿美元，成为全球最大的对外投资国。那么，双向 FDI 的快速增长能够提升我国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吗？由于绿色技术创新包含绿色和技术创新的双重特征，因此对于技术创新过程中的环境污染负外部性，依靠市场机制难以有效解决，需要通过政府实施的环境规制政策加以矫正。当前我国正在构建“四维一体”的环境规制政策体系，环境规制政策的异质性代表了不同的环境保护目的与效果，若采用单一的环境规制工具来反映环境规制政策容易犯“一刀切”的错误，会弱化政策实施的效果。在我国坚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背景下，动态调整环境规制的强度，以更大程度地释放双向 FDI 的技术溢出红利，对推进双循环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二、文献综述国内外学者关于 FDI 对技术创新影响的研究比较成熟，目前有三种不同的观点。一是支持“促进论”，认为 FDI 的技术溢出效应为正。Perkins（2012）1研究证实，FDI 的进入有利于东道国碳排放技术效率的提升。Song 等（2015）2分析指出，FDI 通过推动东道国绿色技术创新，进而促进了东道国经济快速增长。钱丽等（2018）3研究表明，FDI 的进入对东道国的企业绿色创新效率有提升作用。二是支持“抑制论”，认为 FDI 的技术溢出效应为负。Naqeed（2016）4分析认为，FDI 企业的进入对东道国的技术创新能力有抑制作用。原毅军和孙大明（2017）5的研究也认为，FDI 的技术溢出效应不明显。三是支持“不确定性论”，认为 FDI 能否带来技术溢出效应不确定。许晓燕等（2013）6认为 FDI 的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不明显。田红彬和郝雯雯（2020）7研究表明，在环境规制工具的调节下 FDI 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是非线性的。近年来，OFDI 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也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支持“促进论”，认为 OFDI 明显推动了母国绿色技术创新。Lema 和 Lema（2013）8、Li 等（2016）9研究认为，跨国企业并购、跨国研发投入等是母国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提高的重要途径。龚新蜀等（2017）10分析表明，中国 OFDI 能够通过集聚经济效应间接提升工业绿色创新效率。二是支持“抑制论”，认为 OFDI 抑制了母国绿色技术创新。宋维佳和杜泓钰（2017）11研究发现，OFDI 的逆向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创新有抑制作用。梁圣蓉和罗良文（2019）12分析指出，OFDI不利于绿色创新效率提升。三是支持“非线性论”，认为 OFDI 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并非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聂名华和齐昊（2019）13研究发现，OFDI 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呈现先扬后抑的倒 U 型关系。韩先锋等（2018）14研究表明，OFDI 对中国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环境规制的单一门槛效应。章志华（2019）15进一步研究发现，OFDI 对国内技术创value,two-way FDI has significantly promoted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efficiency.And after crossing the second threshold value,this promoting effect would weaken.Besides,there was a single threshold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the impact of two-wayFDI on the conversion efficiency of green achievements,where showed a V-shaped relationship.In the eastern and middle regions,theimpact of two-way FDI on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efficiency had a double threshold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while onlyin the eastern region,there was a single threshold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the impact of two-way FDI on the conversionefficiency of green achievements.Key Words:two-way FDI coordinated development;environmental regulation;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efficiency;conversionefficiency of green achievements29统计学报2023 年第 4 期新的影响存在环境规制的双重门槛效应。有关双向 FDI 对技术创新影响的研究文献较少。王亚飞等（2021）16研究发现，FDI 对知识凝结阶段的创新效率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 OFDI 却抑制了知识凝结阶段的创新效率。李金永等（2021）17采用我国城市面板数据研究发现，FDI 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相比 OFDI 更强。代丽华和林发勤（2020）18研究表明，双向 FDI 对地区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双重门槛效应。杨世迪和韩先锋（2021）19研究发现随着环境规制水平的变化，FDI 与OFDI 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差异。王竹君等（2020）20研究发现，FDI 与 OFDI 交互效应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环境规制强度的门槛效应。综上所述，现有文献有关双向 FDI 对绿色创新效率影响的研究可以从三个方面做进一步改善。一是研究视角的扩展。现有文献较少考虑双向 FDI 协调发展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更缺乏对环境规制调节作用的考察。黄凌云等（2018）21认为双向 FDI的相互促进关系会导致双向 FDI 交互效应的研究结果产生偏差，为此本文拟从双向协调发展度的视角进行改善。二是研究方法的改进。一个地区企业与双向 FDI 企业在技术合作交流过程中，能够通过双向FDI 技术溢出效应获取到国外的绿色先进技术和清洁工艺，这不仅有利于提高本地区的绿色技术创新能力，还会通过示范效应、产业关联效应促进其在周边地区的扩散，进而对周边地区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产生促进作用，因此需要从空间溢出的视角来研究环境规制调节下双向 FDI 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三是指标体系的构建。首先，当前我国正在构建“四维一体”的环境规制工具体系，因此在环境规制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中不仅要考虑环境规制水平的大小，还应考虑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工具的综合运用。其次，熊彼得的二阶段创新价值链理论认为技术创新的过程应该包括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两个阶段，考虑到创新过程的非期望产出，本文借助超效率SBM-DEA 模型测算了 20032019 年各省绿色科技创新效率与绿色成果转化效率。三、理论机制分析（一）双向 FDI 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1.双向 FDI 对绿色科技创新效率的影响。FDI 进入将会提高国内市场竞争程度，为了在国内竞争更为激烈的市场环境中求生存求发展，迫使我国企业加大研发投入进行技术革新，并通过“干中学”、模仿国外先进绿色技术，来提升国内绿色科技创新效率。随着国内市场竞争程度的加剧以及国内企业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国内企业“走出去”的步伐越来越快，在 OFDI 过程中通过技术合作、并购等模式获取东道国的先进绿色生产技术以提升自身的技术水平，并通过逆向技术转移的方式将获取的国外绿色技术输送回母国，进而有利于绿色科技创新效率的提高。2.双向 FDI 对绿色成果转化效率的影响。一方面，FDI 对国内技术创新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并存。FDI 企业在生产过程中能够为国内劳动者进行技术培训，并为相关产业链的企业提供技术支持，同时国内市场竞争加剧将会倒逼国内企业主动提高自身的技术创新水平，为其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从而有利于提高国内绿色成果转化率。另一方面，国内企业通过 OFDI 能够突破自身在发展中面临的资源约束，提高其资源要素的使用效率，推动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从而为绿色技术成果的研发和产业化创造更好的条件。此外，国内企业通过 OFDI 进行产能合作能够释放冗余的生产要素，从而能够挪出更多的资源来发展高科技产业与绿色环保产业，从而有利于绿色成果转化率的提高。假设 1：双向 FDI 对绿色科技创新效率与绿色成果转化效率均有促进作用。（二）双向 FDI、环境规制与绿色科技创新效率在“唯 GDP 增长论”的影响下，地方政府为了推动经济增长会竞相降低环境规制水平，形成“底线竞赛”现象，容易吸引 FDI 企业输送高污染、高耗能等低端产业，且国内较低的环境规制水平会促使这些产业扩大再生产，使我国成为这些污染型产业的“污染天堂”。这不仅对国内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会有不好的影响，还会弱化国内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同时，国内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的弱化也不利于调动其“走出去”获取国外先进技术的动力，国内企业“走出去”时可能更愿意选择竞争力不强的国外低端市场，导致 OFDI 获取的国外技术成果的环境承载能力较低。因此当环境规制水平较低时，双向 FDI 会加剧污染型产业在国内的不断聚集，从而对绿色科技创新效率有一定程度的阻碍作用。随着国内环境规制水平的不断提高，FDI 企业的生产成本将不断上升，其必将加大在技术创新方面的资金投入，通过技术创新来提高产品质量，以获取更大的利润来弥补在研发方面的资金投入。这样不仅能够降低污染排放量，还可以通过技术溢出效章志华，等：双向 FDI 协调发展、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效率30统计学报2023 年第 4 期应提升国内绿色科技创新效率，产生“污染光环”效应。同时，随着国内环境规制水平不断提高，国内企业为了降低生产中的环境成本，会加快污染型产业通过 OFDI 向环境规制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转移，从而能够集中更多的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来发展环保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并与 FDI 企业的环保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形成产业集聚。当环境规制水平超过一定的门槛值后，反而会加重 FDI 企业生产的环境成本，可能导致 FDI 企业获取的“创新收益”不足以弥补其“遵循成本”，从而会降低 FDI 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弱化其技术创新能力。同时，环境规制水平过高也会削弱国内企业“走出去”通过 OFDI 获取国外先进技术的积极性。可见，过高的环境规制水平反而会弱化双向FDI 对绿色科技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因此制定合理的环境规制政策有利于获取双向 FDI 的绿色技术溢出效应。假设 2：当环境规制水平较低时，双向 FDI 对绿色科技创新效率有抑制作用；当环境规制水平处在中等水平时，双向 FDI 对绿色科技创新效率有促进作用；当环境规制处在较高水平时，双向 FDI 反而会弱化对绿色科技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三）双向 FDI、环境规制与绿色成果转化效率当环境规制水平较低时，企业污染物的治理成本远低于绿色技术创新成本，因此企业通常会选择缴纳排污费而减少绿色技术研发活动。在总资金不变的前提下，排污费征收的提高会挤占企业研发资金投入（Petroni et al.，2018）22，而且随着绿色技术创新过程中的成本逐渐增加，而绿色技术创新的补偿效应又有时间滞后性，从而会增加研发要素供给的不确定性，减少绿色专利等创新产出，最终会降低绿色成果的转化效率。当环境规制水平超过一定的门槛值后，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的环境成本超过技术创新的投入成本，以致绿色技术创新过程中的收益要大于成本（肖仁桥等，2022）23。这将会激励双向 FDI 企业加大技术创新投入，将获取的更多的国外先进绿色生产技术应用在国内市场，通过加强企业的绿色设施投资，推动国外绿色先进技术的产业化与市场化进程，带动国内关联产业的绿色发展，从而提高绿色成果转化效率。假设 3：当环境规制水平在门槛值以下时，双向FDI 对绿色成果转化效率有抑制作用；当环境规制水平超过一定的门槛值时，双向 FDI 对绿色成果的转化效率有促进作用。（四）环境规制的空间溢出效应在我国财政分权体制下，各地区的环境规制水平并不一致，导致部分转型困难的企业把污染型产业向环境规制水平低的地区转移。一方面，地方政府想获取污染企业的产出红利，同时想办法来降低本地区的治污成本，进而把部分污染型产业向环境规制水平低的地区转移；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为了经济增长竞相降低环境规制标准，会导致本地区环境质量不断恶化。这种污染型产业的跨地区转移，导致环境规制水平高的地区无法获取环境规制所带来的全部收益，进而产生了环境规制的空间溢出效应。四、实证分析（一）数据来源与变量选择本文选取绿色科技创新效率和绿色成果转化效率为因变量，选取研发强度、双向 FDI 协调度、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升级和人力资本为自变量。研究样本为 20032019 年我国 30 个省份（除西藏外）的面板数据，数据来源于 中国统计年鉴 以及各省份的统计年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中国科技统计年鉴。表 1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变量类型变量名称变量符号均值标准差最小值最大值因变量绿色科技创新效率GIE10.7710.1390.3201.060绿色成果转化效率GIE20.5790.1240.2181.145自变量研发强度RD0.0140.0110.0020.074双向FDI耦合协调度OIFDI0.2340.1380.0301.036经济发展水平lnY10.3300.7348.21612.009产业结构升级IND2.3260.1412.0223.445人力资本HR8.7371.0296.04012.681章志华，等：双向 FDI 协调发展、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效率31统计学报2023 年第 4 期由于当采用 SBM 模型测算的绿色创新效率值小于 1 时，DUM 并不是最有效的，为此本文采用G佼mez-Calvet 等（2014）24提出的超效率 SBM 模型对中国 30 个省份的绿色科技创新效率与绿色成果转化效率进行测算。1.绿色科技创新效率（GIE1）。根据韩先锋等（2022）25的做法，在测算绿色创新效率时采用绿色专利数据表示产出指标。根据 中国绿色专利统计报告 的分类方式，利用 Python 软件从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专利公布公告网上挖掘出各地区的绿色专利数据。投入指标则包括研发人员全时当量和 R&D 资本存量。2.绿色成果转化效率（GIE2）。根据杨世迪和刘亚军（2021）26的做法，采用绿色专利数据、新产品开发经费、能源消耗量表示投入指标，采用新产品销售收入表示期望产出，采用 CO2的排放量表示非期望产出。3.环境规制水平（ERP）。当前我国正在构建“四维一体”的环境规制政策体系，环境规制政策的异质性代表了不同的环境保护目的与效果，若采用单一的环境规制工具来反映环境规制政策容易犯“一刀切”的错误，会弱化环境规制政策实施的效果。参考李小平等（2020）27的做法，本文采用环境处罚案件数表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采用排污收费额表示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采用地方两会环境提案数表示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考虑到各指标的量纲不同，本 文 首 先 采 用 极 差 法 进 行 标 准 化，xij*=max（xij）-xijmax（xij）-min（xij），xij*表示第 i 个地区第 j 个环境规制指标的原始值。然后计算 xij*的权重，pij=xij*/移mi=1xij*，指标的信息熵值为 ej=-1ln mmi=1移（pijln pij），则第 j 项指标的权重 棕j=（1-ej）/移ni=1（1-ej）。最后可得环境规制的熵指数，ERPi=移nj=1棕jxij*。4.双向 FDI 耦合协调度（OIFDI）。由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可知 FDI 与 OFDI 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因此采用其交叉项难以反映双向 FDI 的协调发展程度。本文采用耦合协调模型测算双向 FDI 协调发展程度，测算公式如下：OIFDIit=Cit（OI）伊FDIit+OFDIit21/2=FDIit伊OFDIit（FDIit+OFDIit）/21/2（1）Cit（OI）=（FDIit伊OFDIit）/（琢 FDIit伊茁 OFDIit）酌（2）式（2）中：Cit（IO）为耦合度，其值越大，则耦合协调度就越高；FDI、OFDI 表示单位 GDP 的外商投资额与对外投资存量；琢 和 茁 分别表示 FDI 和 OFDI的权重，均设置为 0.5；酌 为调节系数，通常 2臆酌臆5，参照黄凌云等（2018）21的做法，本文取值 酌=2。5.研发强度（RD）。由于研发经费投入是影响绿色技术创新的重要因素，为此本文采用 R&D 经费支出与 GDP 之比来表示研发强度。6.经济发展水平（Y）。由于靳巧花和严太华（2019）28认为一个国家的技术创新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紧密相关，为此本文采用人均 GDP 来衡量经济发展水平。7.产业结构升级（IND）。王亚飞等（2021）16研究发现，随着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研发生产要素从效率低的行业向效率高的行业转移，从而有利于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本文利用 IND=移3i=1pi伊i=y1伊1+y2伊2+y3伊3 来计算产业结构升级指数，IND 取值范围介于 1耀3 之间，其中 Pi表示三大产业的产值与 GDP的比值。8.人力资本（HR）。由于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技术、管理水平的提升，从而有利于绿色创新效率提升，为此根据 Barro 和 Lee（1993）29的做法，本文采用平均教育年限表示人力资本水平。（二）空间权重矩阵的构建1.空间距离矩阵。由于事物之间的空间相关性与距离负相关，因此设地区 i 与地区 j 的空间距离矩阵为 W1=1/d（i，j），其中 d（i，j）为地区 i 与地区 j的距离。2.经济地理矩阵。考虑到各地区在距离与经济上的空间相关性，本文构造经济地理矩阵 W2=W1diag（Y1/Y，Y2/Y，Yn/Y），其中，Yi、Y 分别为第 i 个地区人均 GDP 均值、全国人均 GDP 均值。3.研发人员矩阵。白俊红和蒋伏心（2015）30认为研发要素的跨地区流动能够产生技术创新能力提升的空间外溢效应，因此采用引力模型构建研发人员空间权重矩阵，W3=KLiLj/Dij，其中，K=1，Li、Lj分别表示第 i、j个地区的研发人员数，Dij为两个地区的中心位置距离。（三）动态空间面板模型的估计白俊红和蒋伏心（2015）30研究发现技术创新的空间溢出效应明显，据此本文构建空间计量经济模型进行分析。双向 FDI 技术溢出与绿色创新效率提章志华，等：双向 FDI 协调发展、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效率32统计学报2023 年第 4 期升可能存在着双向因果关系，容易导致模型产生内生性问题。Elhorst（2012）31构建的动态空间面板模型不仅考虑了被解释变量的空间溢出效应，而且能够缓解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之间双向因果关系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因此本文构建如式（3）的动态空间面板模型。GIEit=子GIEit-1+籽W伊GIEit+茁Xit+滋i+自t+着it（3）若时间滞后项系数 子跃0，则表明滞后一期的绿色创新效率有助于现阶段的绿色创新效率提升。空间自相关系数 籽跃0，表明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明显的空间正相关。Xit为解释变量，包括 RD、OIFDI、OIFDI2、IND、lnY、HR 共六个变量。根据 Hausman 检验结果可知，相比随机效应，选择固定效应更好。考虑到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可能存在的双向因果关系以及变量遗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选用 Han 和 Phillips（2010）32提出的Han-Phillips GMM 方法克服工具变量法和差分GMM 存在的弱工具变量问题，从而有效减弱内生性问题的影响。为此，本文借助 STATA15.0 的空间计量软件包，采用 Han-Phillips GMM 方法对动态空间面板模型的空间固定效应进行实证研究。表 2动态空间面板模型的估计变量绿色科技创新阶段绿色成果转化阶段W1W2W3W1W2W3GIE-10.673*（11.17）0.684*（11.51）0.681*（11.81）0.548*（10.64）0.548*（10.64）0.542*（10.40）OIFDI0.627*（5.95）0.630*（5.98）0.639*（6.15）0.735*（7.62）0.734*（7.67）0.742*（7.75）OIFDI2-0.435*（-3.89）-0.439*（-3.92）-0.454*（-4.04）-0.552*（-5.39）-0.555*（-5.43）-0.552*（-5.44）其他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R20.4120.4160.4180.3560.3580.360似然比值332.033328.079325.958416.385415.682419.134注：*、*、*分别表示在 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中数值表示统计量 t 值，下同。章志华，等：双向 FDI 协调发展、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效率由表 2 可知，（1）绿色科技创新阶段 OIFDI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而 OIFDI2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双向 FDI 对绿色科技创新效率的影响呈现倒 U型关系，且通过计算得到三个模型的二次曲线拐点分别为 0.721、0.718 和 0.704，均大于 OIFDI 的平均值 0.234，说明现阶段双向 FDI 对绿色科技创新效率有明显的促进作用。（2）绿色成果转化阶段 OIFDI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而 OIFDI2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双向 FDI 对绿色成果转化效率的影响也呈现倒 U 型关系，计算三个模型的二次曲线拐点分别为 0.666、0.661 和 0.672，均大于 OIFDI 的平均值0.234，说明现阶段双向 FDI 对绿色成果转化效率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可能的原因是，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由“引进来”调整为“引进来”与“走出去”并举，我国引进的 FDI 质量与“走出去”的 OFDI 质量不断提高，此时双向 FDI 协调发展程度也不断提高，这有利于获取双向 FDI 技术溢出效应。国内企业通过模仿、学习双向 FDI 获取的国外先进技术以提升自身的技术水平，推动国内绿色创新效率提升。同时，随着双向 FDI 协调发展程度不断提高，将能够获取更多的国外先进绿色技术并应用于国内市场，通过加强企业的绿色设施投资，推动这些国外绿色先进技术的产业化与市场化进程，并带动国内关联产业的绿色发展，从而能够提高绿色成果转化效率。（四）门槛值的检验由于双向 FDI 对两个阶段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可能并不是线性的，并且环境规制又是影响双向FDI 技术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因此根据 Hansen（1999）33的门槛回归模型，本文借助 STATA15.0 软件对环境规制水平的门槛效应进行估计与检验，检验结果见表 3。结果表明，在绿色科技创新阶段通过了环境规制水平的双重门槛效应检验，而在绿色成果转化阶段通过了环境规制水平的单一门槛效应检验。33统计学报2023 年第 4 期门槛变量门槛值F值P值临界值10%水平5%水平1%水平绿色科技创新阶段单一门槛值156.130.0000*33.906740.126254.5414双重门槛值27.350.0000*8.961311.772115.6423绿色成果转化阶段单一门槛值107.930.0000*35.632140.508145.7559双重门槛值16.340.323321.867824.131126.9267表 3门槛值检验表 4门槛值估计门槛变量门槛值估计值95%置信区间绿色科技创新阶段第一门槛值0.74560.7370 0.7472第二门槛值0.86450.8577 0.8667绿色成果转化阶段第一门槛值0.80920.8057 0.8096表 5动态空间门槛模型的估计变量绿色科技创新阶段绿色成果转化阶段W1W2W3W1W2W3GIE-10.439*（4.71）0.449*（4.85）0.448*（4.99）0.416*（5.78）0.418*（5.80）0.408*（5.59）OIFDI-0.648*（-6.92）-0.656*（-7.03）-0.655*（-6.97）-0.275*（-3.96）-0.276*（-3.98）-0.276*（-4.02）OIFDI-10.654*（7.73）0.659*（7.82）0.656*（7.73）0.504*（8.71）0.505*（8.76）0.512*（8.96）OIFDI-20.216*（3.85）0.217*（3.89）0.225*（4.01）其他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R20.4300.4300.4250.3360.3380.348似然比值429.665426.030422.455406.915461.127465.849注：OIFDI-1、OIFDI-2 分别表示第一门槛值、第二门槛值。章志华，等：双向 FDI 协调发展、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效率由表 5 可知，绿色科技创新效率与绿色成果转化效率的一阶滞后项 GIE-1 的回归系数均为正，且在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表明我国两阶段绿色创新效率在时间上存在明显的“叠加效应”。考虑到两阶段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因此要加强创新人才培养与创新要素积累，持续推动两阶段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双向 FDI 对绿色科技创新效率的影响存在环境规制水平的双重门槛效应。当环境规制水平小于第一门槛值时，绿色科技创新阶段 OIFDI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双向 FDI 对绿色科技创新效率有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当环境规制水平超过第一门槛值时，OIFDI-1 的回归系数均为正，且通过 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双向 FDI 对绿色科技创新效率提升有促进作用。当环境规制水平继续提高到第二门槛值之上时，OIFDI-2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但是影响程度在下降，表明双向 FDI 对绿色科技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在减弱。原因可能在于三个方面。其一，改革开放早期在“市场环境技术”的政策激励下，吸引了大量国外环境污染型 FDI 进入，同时国内较低的环境规制水平会扩大这些污染型产业在国内的生产规模，使得我国成为发达国家的“污染天堂”，从而对国内企业的生产经营与绿色技术创新产生不好的影响，削弱了国内企业“走出去”进行 OFDI 的动力，且 OFDI 获取的国外技术成果被低端锁定，最终导致双向 FDI 对绿色科技创新效率有一定程度的阻碍作用。其二，随着国内环境规制水平的提高，企业在东道国生产过程中加大技术创新力度来提高产品质量，但这也会加剧国内市场竞争程度，从而迫使国内企业“走出去”开展国际经营，增强了其在OFDI 中34统计学报2023 年第 4 期表 6地区异质性（W2）变量绿色科技创新阶段绿色成果转化阶段东部中部西部东部中部西部GIE-10.463*（10.88）0.030（0.25）0.062（0.39）0.281*（2.23）-0.063（-0.84）0.622*（2.30）OIFDI-0.413*（-5.25）-0.278*（-1.81）0.048（0.66）-0.159（-1.10）-0.050（-0.59）-0.081（-0.80）OIFDI-10.477*（3.69）0.325*（2.38）-0.098（-0.62）0.337*（2.03）0.031（0.46）0.197（1.49）OIFDI-20.307*（3.13）0.289*（2.98）0.393*（3.18）其他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R20.6220.2980.3010.2860.0410.061似然比值118.522160.056189.1077.838216.936113.113章志华，等：双向 FDI 协调发展、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效率获取国外绿色先进技术的动力，并与 FDI 企业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形成产业集聚，推动绿色创新效率提升。其三，若环境规制水平超过一定的阈值后，反而会加重企业的环境成本，使得企业获取的“创新收益”不足以弥补其“遵循成本”，从而会降低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的积极性，使得双向 FDI 获取的绿色先进技术减少，进而弱化绿色科技创新效率的提升。双向 FDI 对绿色成果转化效率的影响存在环境规制的单一门槛效应。当环境规制处于第一门槛值以下时，OIFDI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双向 FDI对绿色成果转化效率有抑制作用；当环境规制水平超过门槛值后，OIFDI-1 的回归系数均为正，且通过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当环境规制水平上升到一定的高度后，双向 FDI 显著地促进了绿色成果转化效率。原因在于，当环境规制水平较低时，企业污染物的治理成本远低于绿色技术创新成本，因此通常会选择缴纳排污费而减少绿色技术研发活动。在总资金不变的前提下，排污费征收的提高会相应挤占企业研发资金投入。随着绿色技术创新过程中的环境成本逐渐增加，同时绿色技术创新的补偿效应又有时间滞后性，从而会增加研发要素供给的不确定性，减少绿色专利等创新产出，最终会降低绿色成果的转化效率。当环境规制水平超过一定的门槛值后，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的环境成本超过技术创新的投入成本，使得绿色技术创新过程中的收益要大于成本。这必将会激励双向 FDI 企业将更多的国外先进绿色生产技术应用在国内市场，通过加强企业的绿色设施投资，推动先进技术的产业化与市场化进程，并带动国内关联产业的绿色发展，从而有利于提高绿色成果转化效率。不过，在这一阶段双向 FDI 对绿色成果转化效率的促进效果要小于绿色科技创新阶段。这可能与我国科技创新成果的转化率与转化速度不高有关，因为新产品从研发投入到大规模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