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亳州民风的迥异面相——以清代亳州旧志为例.pdf

江淮文史135JIANGHUAIWENSHI史海钩沉风俗之下，民风是与民俗相对的一个概念，现代汉语词典对民风的释义为“社会上的风气；民间风尚”，古文往往侧重指某一区域居民的群体性格与行为方式。汉书地理志载：“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孔子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言圣王在上，统理人伦，必移其木，而易其末，此混同天下一之乎中和，然后王教成也。”班固认为风为本，俗为末，民风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民俗则是社会环境而形成的普遍习惯。古人非常看重风俗，如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隋书地理志等史籍往往都有风俗的记载，以期后人参考施政。亳州的建置区划形成于北周之后，至唐代以后稳定下来，故而对当地民风的记载往往混同在其他地区之中。明清以降，亳州屡修地方志，乾隆五年（1740年）亳州志首设风俗目，乾隆三十九年、道光五年（1825年）与光绪二十年清代亳州民风的迥异面相以清代亳州旧志为例程诚/文江淮文史136JIANGHUAIWENSHI史海钩沉（1894年）所修亳州志均沿袭这一设置，这是记载亳州民风的主要史料。清代方志极言亳州民风淳朴厚重，这种表述也被当代亳州文化作品所沿用。如1996年亳州市志、2010年亳州市志、汪东恒亳州四名、王正明亳文化十讲、佘树民亳州风土民情、张超凡亳州地名故事、张兰亳文化与亳州城市精神与程立中亳州旧志与地域文化研究等基本都以此作论。然而仔细对照清代史料，即使在旧志之中，也能发现这种观点与史实存在差异。一是将民风与士风混同，以乡土感情、文化共同体代替历史真实；二是使用单一史料，缺少考证研究。笔者认为，探讨历史上的民风，要听其言而观其行，不仅要看历史记载，还要看其地其人，分析风俗表相背后的历史面相。淳朴厚重的诗书之乡陈陈相因、摘抄改易是明清地方志编修的重要特点之一。有两条被古今引用较多言说亳州民风厚重淳朴的文献记录便是如此。其一为乾隆五年亳州志道光年间亳州志书中关于风俗的记载江淮文史137JIANGHUAIWENSHI史海钩沉载：“唐志云：仁厚之俗，勤农事，恶衣服，人皆忠义，本于张巡、许远之表率。”编者华度等认为亳州人仁厚忠义，勤于农耕，不喜虚饰，是儒家笔下的老实本分之人。然而对照新唐书旧唐书来看，并没有类似记载。反倒是南宋方舆胜览载睢阳郡民风为“忠义之风，仁厚之俗，勤农事，恶衣服”。睢阳即今商丘，辖境与亳州相近，北宋为南京应天府，地位显赫。且不论方舆胜览记载的得失，乾隆五年亳州志的类似记载文字显然是清代亳州文人的借用附会。其二为异闻集所载：“人性质朴，性务农桑，今则工商交作，词讼简少，视昔为盛也。”同样认为亳州民风淳朴，虽然在唐代工商业有所发展，但民间斗讼不兴，也是一幅王化勃兴的图景。异闻集是唐代的一部小说集，据前人考证，其中混入了一些宋代的作品。笔者翻阅全书也未找到这段内容，反倒是在明嘉靖亳州志与成化中都志有类似记载。乾隆五年亳州志应是传抄失误。以上记载又被乾隆江南通志与光绪安徽通志抄录。唐宋与清相距数百年，民风与清代能完全相同吗？然而，清代亳州地方志却基本沿袭了这种表述。如笔者点校的两部志书中，乾隆三十九年亳州志载：“亳人秉性质直，好尚稼穑，重于礼文。士大夫多慕高节奇行，女子雅慕节义，殉夫者接踵，人物、列女传中可征大概，而于古礼则合离参半。”进一步发展了前志的表述，认为亳州民风重于礼文，士大夫与妇女都符合儒家的行为规范。道光五年亳州志则在此基础上增加了风土记云：“尚气安愚。”然而如果以我们所熟知的西晋周处风土记来看，全文残存不过百余字，仅叙江淮文史138JIANGHUAIWENSHI史海钩沉述了越地与蜀地的风俗，这段记载似乎也是无稽之谈。值得注意的是，不少文献往往混同民风与士风。乾隆三十九年亳州志载：“士风素称淳朴，上者负气谊、重门第，次亦束修自好、笔耕墨耘，鲜所谓武断豪夺者。惟少年习武，技勇相角，裘马相矜，既耗资财，不无好胜之习。”士风好文自然有人物纪传与艺文支撑，但这与民风显然无法等而划之。在清代亳州籍文人的笔下，在地方志中的人物志与列女志中，列举了不计其数的宦业、忠义、孝友、儒林、文苑、懿行、义行、隐逸与艺术之人。然而，清代二百多年间，亳州所出文官不过知州之级，儒生中试者仅有一进士与十八举人，贡生刚过二百之数，与文教兴盛的江淮各州差距较大，进士数量也少于唐、宋与明三代。相比之下，儒家规训下的列女要多于儒士群体。以光绪亳州志为例，有列妇329人，这一类是自尽殉夫、守节的已婚女性。有贞女57人，这一类是未婚夫早亡、未婚守贞的未婚女性。有列女52人，这一类是以死守节的未婚女性。有孝妇52人，这一类是孝顺父母、敬奉翁姑的已婚女性。有贤妇49人，这一类是抚孤尊老、和睦家庭的已婚女性。总的来说，自尽的亳州女性占到了列女志的70%。这几万字的列女志，建立在层层血泪、累累白骨之上，与其说反映了淳朴民风，还不如说反映了封建礼教对妇女的压迫。好勇负气的难治之地相较于清代地方志风俗目中精心设计的儒教叙事，时人对民风的另一种观感并不少见，即使是地方志中亦有记载留存。康熙年间，朱之琏赴任亳州，有朋友江淮文史139JIANGHUAIWENSHI史海钩沉劝告他说：“亳乃江南繁剧区，其俗犷悍，多奸猾，险健好讼，轻文事，非建阳、忠州比也，子其慎诸。”友人认为亳州是江南省难以管理的地方，文教不兴、民风不纯。雍正六年（1728年），余光祖任亳州知州，言及亳州则曰“复以亳俗不知读书，好勇斗狠，思有以移易之”。乾隆三十二年，知州张肇扬建广善局救济丧葬，“亳俗素恃强，有疾则好服克伐大剂，往往以此伤其身。贫者无力求医，死则藁葬，甚且暴骨不入土中，尤可哀也”。张肇扬认为亳州民风好强，患病之后好用猛药。嘉庆十一年（1806年），署理知州周鹤立颁布亳州励风俗示，其文颇可见清代亳州民风之整体样貌：照得国法乃纪纲之本，人心为风俗之原。本署州以忠孝承家，由科名入仕。兹奉宪檄，摄理谯城。惟此邦为淳朴之区，水深土沃。况累世食升平之福，户祝里歌。固宜市少饮羊，人无佩犊矣。惟是地居都会，奸宄易藏，俗竞锥刀，嚣凌杂起，总其流弊，约有三端：最为害者，莫如赌博。攫他人之财帛，心甚贪狠形同腐鼠。黠者设为机阱，愚者受其牢笼。虽家有百万之金钱，不崇朝而可罄；即天与十千之禾稼，亦乐岁而终穷。生为盛世之游民，死作冥乡之乞鬼此弊之所当亟除者一也。更可恨者，莫如斗殴。或借睚眦以泄愤，拔剑为豪；或缘咤叱以生风，捉刀相向。轻则伤肌断骨，重则捐命忘躯。不思发肤受之父母，生我者未报所生。刑法定自朝廷，杀人者亦当拟杀。与其受诸苦楚，被阎罗驱入枉死城中；毋宁忍此须臾，效淮阴俯出少年胯下。此弊之所当亟除者二也。更有蠢者，兹乡愚诡从匪江淮文史140JIANGHUAIWENSHI史海钩沉党。其初惑于祸福而奉若神明，其后坠入邪魔，而肆为狂悖。若谓斋心礼佛，则佛门无此匪徒；如谓念咒消灾，则灾孽实由自招倘不思革面，将来之显戮难逃；惟及早回头，前此之愆尤可赎。此弊之所当亟除者三也。至于兵农相济，尤须同力同心。回汉殊途，尤当各安各业。毋或恃强而凌弱，毋或倚重而暴寡晓谕为此，示仰阖境人民知悉。尔等勉为良善，慎毋自蹈于匪彝。如其犯此，刑章断不稍假以宽典。懔之慎之，毋贻后悔。周氏认为虽然前代亳州民风有淳朴之名，但现已变得好勇斗狠、奸邪丛生、圆滑冒险，尤其表现为热衷于赌博投机，负气斗殴，非法结社。可见亳州难治、民风彪悍，难以治理，已经成了清代地方官的心头大患。除了地方志史料，现存的清代档案也印证了以上认识。雍正十一年，两江总督高其倬在奏折中陈述了升亳州为府的观点：“惟是亳州一带地方，其设官之处尚有应调剂措置者。其地插入河南，在两省界缝之间，去江宁、安庆督抚驻扎之处皆有千里，即其本管之凤阳道亦相距五百里。境当南北水陆之冲，行贩辐辏，人众庞杂，盗案、窃案极多，地棍衙蠹亦众，民间积习好斗健讼。私枭曾经犯案，尤须加意整顿。”高其倬认为亳州地当要冲，商业发达，民风彪悍，案件多发，应该设府管理。雍正年间，分定全国州县为冲繁疲难四类，以便选用官吏。交通要道曰冲，行政业务多曰繁，税粮滞纳过多曰疲，风俗不纯、犯罪事件多曰难。县的等第高，字数就多，反之，字数就少。冲繁疲难四字俱全的县称为最要或要缺，一字或无字的县称为简缺，三字（有冲繁难、冲疲难、繁疲难三种）为要缺。据乾隆三十九年亳州志记载，江淮文史141JIANGHUAIWENSHI史海钩沉亳州占了“冲繁难”三项。结合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与台北“故宫博物院”清代档案来看，亳州相关档案约2400条，其中相当部分是刑事卷宗。以乾隆朝为断，刑事案件数量超过了同为散州的宿州与寿州。不少案件也反映出了亳州人好勇负气的民风。如道光九年题为审理亳州客民孟欣焕因饮醉滋事扎伤佟选身死一案、道光九年题为审理亳州民王咏欣因斥醉卧门首殴伤葛破身死一案、道光十年题为审理亳州民孙华堂因被醉酒辱骂争闹扎伤王拉越日身死案等。清咸丰以后，亳州成为太平天国与捻军运动的策源地之一。张乐行、张宗禹与苗沛霖等，居则为民，出则为军，流动作战，清廷花了十余年的时间才得以平息。为了方便镇压当地农民起义，清廷从亳州与蒙城等地中割出一部分土地设立涡阳县，治所就在原属亳州的雉河集。此地虽然文进士不兴，但武进士屡屡出现，清代产生了十位武进士，清前期有颜光旿、李成邦，至晚清又有姜桂题、马玉昆、蒋东才与李承先等显赫武官。总结来看，负气敢讼、习武好斗、结党好客是清代亳州民风的又一特点。从现存的亳州民间方言俗语来看，也带有类似的意味。如“隔山不打鸟，隔人不说话”“卖了孩子买蒸笼，不蒸馒头蒸口气”“人不在人眼下，树不在树底下”“有客招呼客，没客招呼自己”等。从清代亳州地方官员的施政措施来看，移风易俗是典型的手段。清代亳州增设柳湖书院，修葺学宫、汤陵、名宦祠与乡贤祠，大搞列女旌表，都有改变民风的政治诉求。州例贡杨继祖说：“窃惟国家之所以治安，视乎风俗；风俗之所以长厚，视乎人心；人心之所以淳良，视乎教江淮文史142JIANGHUAIWENSHI史海钩沉养。”怀宁潘瑛则云：“所以显微阐幽，励风俗而启后人，守土者之职也。”这种努力在有清一代具有延续性，但成效有限。由北入南的地理被动淳朴厚重，好勇负气是清代亳州民风表述的两种面相。比较来看，前者是清代亳州士大夫心中的民风形态，后者是清代亳州民间的民风面相。然而为什么存在差异呢？就同一时期安徽地区编修的清代方志来看，淳朴好文是一种普遍叙事结构。如雍正六安州志、乾隆阜阳县志、乾隆泗州志、乾隆歙县志、嘉庆舒城县志与嘉庆怀远县志等都有近乎雷同的表述。这种表述应被视为清代士大夫儒学群体的文化意识，这种做法恰恰说明了地方志分中有合，以相近的文化符号来书写地方文化。清代地方志的勃兴，表面上是学术的地方化，内里依然是统一的文化范式。地方志的修撰意在规训当地，而非镜鉴历史，地方志是统一的国家机器与政治力量治理地方的重要工具。清道光时安徽学政张鳞曾感慨亳州民风的变化，“其人物则圣贤神仙，忠孝节行，与夫鸿儒硕彦之赫赫载籍者，天下州县宜无若斯美备矣。独怪赵宋南徙，亳隶于金，地气无殊，所产渐少瑰玮特异之士。元明之交，韩林儿僭号龙凤，称帝兹土，扰攘至十二年。亳何不幸罹此耶？明初为州，寻降县，弘治中复为州。三百年来亦鲜著闻史传者。”他认为北宋以前的亳州文化兴盛，受到宋金合战与元末战争的影响，影响力大不如前。这种观点已经部分触及亳州民风嬗变的部分内在原因。对民风的不同叙事恰恰表明了清代民风的真实性。从历史江淮文史143JIANGHUAIWENSHI史海钩沉上来看，中华文明有着显著的多样性与包容性。如彭慕兰、吴承明、李伯重等学者指出，中国历史延续不断，土地、人口与社会关系极为复杂，无法用单一理论套用解释。只有对多种史料参照分析，才能了解民风的真实面相。今天的亳州和安徽其他地区一样都在倡导融入长三角一体化，这是毋庸置疑的正确决策。从历史上来看，亳州曾被动融入南方的江淮文化系统。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为了抵挡金军南下，东京守将杜充掘开黄河，黄河夺淮入海，弄巧成拙，反而帮助了金军，还摧残了较为发达的两淮地区。在此之前，亳州都是中原文化区的一部分，秦属砀郡、汉属豫州、唐属河南道、宋属淮南东路、元属汴梁路，属县多、地域广，人口密集，与中原政治中心的关系非常密切。唐代亳州为望州之一，唐高宗、宋真宗等曾至亳州太清宫祭祀老子。宋史地理志载亳州贡绉纱和绢等。宋史新编则载“亳州又贡丝绵缣帛各二十万，后集粟塞下至巨万斛”。唐宋时期，亳州辖区广大，人口蕃息。唐天宝年间有近9万户，宋崇宁年间有13万户，无疑是重要的经济中心与宗教中心。在唐宋八大家中，欧阳修、曾巩先后在亳为官，另有姚崇、富弼、范仲淹、晏殊等名臣在此为官。凤阳是朱元璋的龙兴之地，明初的凤阳升为陪都，辖区极大。下辖亳州、宿州、颍州、泗州和寿州五州及十三个属县，皖北地区尽为凤阳所有。明朝统治者拆解亳州，由州降为县，仅剩弹丸之地，转而成为南京辐射的江淮文化带的一员。明清之后的亳州，民间有“小南京”的说法，原因在于南京是明清时期江南的首都，实质上也承接着将来自江南的商品转江淮文史144JIANGHUAIWENSHI史海钩沉运到中原地区的功能。清代亳州商业颇为繁荣，“商贩土著者十之三四，其余皆客户，北关以外列肆而居，每一街为一物，真有货别队分气象。关东西山左右江南北百货汇于斯，亦分于斯，客民既集，百物之精，目染耳濡故，居民之服食器用亦杂五方之习”。在黄河改道摧毁两淮经济形态之前，以涡河串联的开封至亳州一线是重要的经济与商业基地，商品主要向外输出。黄河改道后，这一带普遍经济凋敝，转为主要接受来自江南的商品。黄河屡屡夺涡，亳州人民深受水患之苦，又兼受河政、漕政与盐政之弊，百姓少有恒产，流动性大，故而生成了好勇负气的民风。一般来说，民众倾向于政区所规训的文化认同，而逐渐疏远实质的文化区认同。亳州虽然风俗接近北方，但在心理上却渐渐认同南方，这也符合今天亳州的定位，融入长三角，力争成为“省级毗邻区域中心城市”，承接着长三角产业转移与中原地区劳动力输入。由此可见，民风深受历史与地理双重维度的制约影响。不仅依存于当地的自然条件，更依赖于人文改造后的地理环境。好勇负气、圆滑结党的民风也不单是负面的，从另一个位面来说，便是敢于创新、开拓进取、灵活多变，在复杂的政治与商业环境中适应力强。正因如此才能解释，姜桂题由捻军入清，再成为首倡共和的北洋将领。至于当代，亳州人民有着自主创业的传统，改革开放时期“阜阳模式”策源地就在亳州。亳州涌现出一大批民营企业家，大力发展中医药与白酒产业，是淮河流域为数不多的典型工业区。民风产生于人民之中，依靠人民的动能，解放人民的力量，就可以因势利导，推动地方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