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变迁、精准扶贫与教育观念的转变——以凉山州为例.pdf

【南方报告】社会变迁、精准扶贫与教育观念的转变*以凉山州为例王 洁 李 华 刘 璐*摘 要：2000 年以后，凉山的教育贫困出现减缓趋势，家长教育观念出现转变，送学意愿增强。本文认为，家长教育观念的转变由内因和外因两个因素造成，教育扶贫与精准扶贫是外因，社会变迁（打工潮）是内因，而内因才是教育观念转变的关键，体现在彝区家长对优质教育资源的追求上。教育观念转变的根本原因是，2008 年之后沿海地区的“民工荒”让凉山山民得到走出大山谋生存的机会，从而融入现代化的进程，进而对城市社会阶层分化产生鲜明认知，认识到教育是实现阶层上升的唯一渠道。鉴于此，彝区家长更有动力去积极地创造物质条件让子女接受更多更好的教育，增强社会的流动性，远离父母辈生为农民和城市底层劳动力的生命轨迹。关键词：凉山彝区 家庭教育观念 社会变迁 精准扶贫一问题的提出教育的缺失是致贫的重要原因之一，受教育程度低的人难以利用市场721社会变迁、精准扶贫与教育观念的转变*本文系广州大学高水平大学建设专项 师资队伍建设项目工作经费（项目编号：29006032）的阶段性成果。王洁，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教授、广州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研究员；李华，重庆科技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刘璐，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提供的机遇来提升收入水平和改善生活质量。教育因此被认为是切断贫困代际传递的不可替代的方法。但是在贫困地区，家庭经济困境和轻视教育的家庭社区观念都可能成为学生辍学的原因或削弱学生求学意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教育扶贫政策（包括精准扶贫）主要致力于缓解和减轻教育贫困的物质诱因，以减轻贫困家庭的教育开支为主要目标。学界主要聚焦于贫困家庭的教育经费负担与学生升学状况和升学期望之间的关联（王文，2010：37-40；杨瑛，2011；褚卫中、张玉慧，2012：10-12；蔡志良、孔令新，2014：114-119；邹薇、郑浩，2014：16-31），较少有研究关注贫困家庭教育观念的演变及其对家长教育投资行为的影响。费孝通（1993：12-20）认为，民族地区的扶贫关键是转变贫困群体的观念，激发他们学习知识和技术的主动性。那么，民族深度贫困地区如何摆脱落后的教育观念呢？本文以凉山彝族自治州为例来探寻家庭教育观念变化背后的因素以及这种观念变化对家长教育投资行为的影响，主要使用 2017 2018年在凉山州西昌市和彝区老九县采集的贫困学生家庭的入户家访数据，以及 2018 年在广东东莞市对彝族工人的访谈，共计 40 例。凉山州是中国最大彝族聚居区，全州人口 521 万，彝族人口占近 53%（凉山彝族自治州统计局综合科，2018），主要分布在彝区老九县的广大农村地区。长期以来，教育贫困是横亘在凉山与现代化之间的深壑，制约着凉山的发展。20 世纪 90 年代初的普查显示，凉山基础教育薄弱，少数民族学生占全州各级学生的比例远远低于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吴明先，1991：24-27）。2000 年，文盲与半文盲在凉山贫困县的农村劳动力中占 40%，接受过小学教育的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不足 20%（何荣修，2000：77-81）。截至2010 年，凉山州6 岁以上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不足5 年（杨茂睿、吉克麟卓，2017：85-95），为四川省除藏族聚居区外的 5 个民族自治州县中人均受教育程度最低的 2 个州县之一。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流失的原因已有官方定论：学前普通话教育的缺失让彝族学生在小学阶段无所适从，导致他们厌学与辍学；家长和学生认为接受教育与就业关系不大，家长缺乏送学积极性；家庭困难导致学生辍学回家务农或外出务工；大龄学生因入学晚失去升学兴趣；农村中小学硬件设施差导致学生辍学。正因如此，巩固义务教育的完成率一直是凉山教育扶贫的核心任务。精准扶贫实施以前，四川省和凉山州教育扶贫的主要目标是改善办学条件、控制学校乱收费现象以及敦促家长和监护人履行送学义务。精准扶贫实施821南方治理评论（第 8 辑）后，中央政府加大了对民族深度贫困地区的教育扶贫资金投入，投入领域也体现更长远的扶贫战略思考，表现为“两端延伸”的战略思路。一端延伸到学前教育，实施“一村一幼”，为彝区幼儿入读普通话小学打下语言基础，建立学前教育与义务教育学段的衔接，从源头上消除辍学；另一端延伸到高中学段，在彝区推行“9+3”免费教育，以学费减免和生活费补贴等方式，吸引彝区学生入读高中，为日后升读高等院校创造机会。现在彝区已初步确立 15 年制义务教育体系，各级学生入读幼儿园、小学和初中基本免费，升读高中的学生每学期仅需要缴纳学费和生活费。如今，教育贫困正在远离凉山。图 1 显示，凉山州小学阶段辍学率从 2007 年开始呈现整体下降的趋势。2006 年的辍学率低谷是得益于 2005 年开始实施的“两免一补”。到 2016年，凉山州小学阶段辍学率已降至 0.04%，低于同年的四川省小学阶段辍学率 0.22%，这意味着凉山州小学阶段的教育贫困出现根本性扭转。图 1 1998 2016 年凉山州、四川省及全国小学阶段辍学率资料来源：1999 2012 年、2014 年、2015 年 凉山州统计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1997 2016 年 四川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1998 2017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作者根据以上材料汇总整理。图 2 显示的是 1999 2017 年凉山州小学阶段和初高中阶段的在校生人数。小学在校生人数在 2006 年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上升，印证了“两免一补”显著的落地效果。随后，小学在校生在 2014 年重新出现上升趋势，这是精准扶贫的立竿见影的效果。这说明，“两免一补”和精准扶贫较好921社会变迁、精准扶贫与教育观念的转变地促进了凉山小学阶段（义务教育前段）的教育减贫。图 2 还显示，普通初高中在校生数从 2008 年开始整体呈平缓上升趋势，这个趋势一直持续到现阶段的精准扶贫。这说明，初高中学段的教育减贫早于精准扶贫。相较于小学教育，初高中教育对农户收入有更高的要求。高中学费、初高中生活费和学生回家路费、外县学生择校费等教育费用，加总起来对贫困家庭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只有在农户收入明显改善的情况之下，他们才有经济能力和意愿让子女完成中后期的义务教育。本文的观点是：2008年前后导致凉山农户收入增多的主要因素是打工潮的兴起，大量彝区农民离乡离土前往经济发达地区务工，进入劳动密集型产业。这次前所未有的社会变迁促使家长认可现代教育的重要性，进而改变了家长的教育投资行为。图 2 1999 2017 年凉山州小学阶段与初高中阶段在校生人数注：“普通初高中”指普通初中和普通高中，不含中专、职高、技工学校。资料来源：1999 2012 年、2014 2018 年 凉山州统计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由作者汇总整理。二凉山彝区的社会变迁：打工潮与迟发的现代化中国内地农村的脱贫始于 1978 年的农村体制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高农业生产率，促使农村释放出大量剩余劳动力。农村劳动力的释放与外资的涌入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巧妙契合，造就了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腾飞。这些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从邻近的内陆省份吸纳了大量农村劳动力031南方治理评论（第 8 辑）（Lee，1998，2007），形成了我们所熟知的民工潮。沿海工业化实现了农民与乡土社会的“解绑”，农民真正得以离土、离乡，进而开启中国工业化进程（刘守英、王一鸽，2018：128-146）。农户家庭收入也越来越依赖家庭成员在城市的务工经商收入（贺雪峰，2018）。直到 2008 年金融危机才给这次史无前例的城乡和地区人口流动带来一个转折点。金融危机导致东南沿海制造业基地如珠三角出现大规模停工倒闭，大量民工返乡，大量的普工岗位被释放出来，“民工荒”逐渐显现。2006 年，农业税的取消和内地省份发展政策的转变也使得“民工荒”成为一个新常态。随着中部和东部地区乡政府的中心工作转变为招商引资，农民对就近就业和乡镇政府招商引资的分红收益的期待超过了务工，外出务工的意愿明显减弱（Chen，2014）。凉山的现代化相较于内地是迟发的。聚居在农村地区的彝族人群很难获得非农就业机会，长期受到低就业率的困扰，家庭收入提升空间有限、生活质量改善缓慢（钟林栩，2013：27-28）。凉山本地的第一、第二产业又受到 1998 年后国家环保政策（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工程、禁止矿业污染）的限制得不到充分发展，难以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彝族青年虽然自 20 世纪 90 年代就大批走向城市，但他们早期的闯荡几乎以失败而告终（刘绍华，2013）。这些青年在城市中就业的机会微乎其微，不仅在于自身的普通话和文化水平的欠缺，还因为当时雇主在劳动力相对充足的情况下更倾向于雇用语言和文化背景相同的内地工人（付佳杰，2014：38-46）。金融危机为凉山山民再次走入城市创造了机会。“民工荒”之下，世界工厂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持续地进行地理扩张，最终延伸到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区（韩波，2011：18-19）。西南地区的山民们以其低廉的工价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得以成为世界工厂的新成员。有学者估算，仅珠三角的彝族工人高峰期时就达到 10 万人，他们主要聚集在东莞，从事生产线上的普工工作（刘东旭，2012：24-30）。表1 显示了2008 2015 年凉山州劳务输出人数及其年增长率与农民人均年纯收入及其年增长率的对比分析。2008 2015 年，凉山农村劳动力输出人数骤升至近 119 万人，农村人均年纯收入随之猛增，2015 年达到 9422 元，为 2007 年的 2.95 倍。劳务输出人数增长率与农民人均年纯收入增长率几乎是 1 1 同步波动的，表明凉山农村家庭的增收依赖家庭成员的务工收入。131社会变迁、精准扶贫与教育观念的转变表 1 2008 2015 年凉山州劳务输出人数及其增长率、农民人均年纯收入及其增长率年份劳务输出人数（万人）劳务输出人数增长率（%）人均年纯收入（元）人均年纯收入增长率（%）200840.16365315%200942.676%3960 8%201054.6228%456515%201165.8521%553821%201281.4624%641916%201388.37 8%2014101.7915%82642015118.6017%942214%资料来源：2009 2012 年、2014 年、2015 年 凉山州统计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其中，劳务输出人数增长率和农村人均年纯收入增长率为笔者依据官方统计数据计算而得。三思维的转变：社会变迁中凉山彝区的教育观念Inkeles 和 Smith（1999）对人的现代化进行过深入的探讨，认为国民的现代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现代化的先决条件。现代工业社会需要适应“工业秩序”的现代人，要求现代人拥有异于传统社会居民的价值观、态度、生活方式和行为，如服从固定的程序、遵守抽象的规则、基于客观依据做出判断，并遵循“权威的指引”（特别是技术权威）。具体来说，工业秩序对人有“现代要求”。它要求人们具有个体流动性（包括职业流动性和地理流动性），能适应生活工作模式的变化。他们还认为，人的现代化是现代人通过生活经验而习得的，特别是在复杂、理性、技术化甚至是官僚式组织里就业将改变人们的态度、价值观和行为。（一）外出务工对观念的塑造凉山人的观念现代化比 Inkeles 和 Smith（1999）的描述更曲折、更具丰富内涵。作为较迟进入工业化的群体，他们在接受“工业秩序”的同时，也对之有批判性的认知。这种认知促使他们认可教育是有效的社会阶层上升的替代路径，因此越发趋向认可现代教育的价值。山民们的观念变化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家长们走出大山进入城市，发现自己是处于城231南方治理评论（第 8 辑）市职业分工与社会阶层的底层，生成了对城市阶层分化的认知，进而认识到这种身份是自己的较低的受教育水平所导致的；第二个层次是家长们深知在自己的代际内难以实现社会阶层的上升，因此寄希望于下一代，希望通过提升对子女教育投资的数量和质量，使子女的未来人生轨迹远离家长现有的人生轨迹，让子代实现阶层上升。凉山州输出的是原始劳动力，外出务工人员受教育程度低、缺乏技术，一般只能从事“危、重、险、脏”的工作（余天威，2012：36），大多只能成为建筑工人与制造业流水线上的普工。这样的底层就业固然增加了凉山山民的收入，但也时时提醒他们，他们在社会阶层分化中处于不利地位这一残酷的现实。家长们对务工充满复杂且矛盾的情绪：家庭生计的改善依赖打工，但这样艰辛流离的生活带来的不仅是身体上的劳累还有心理上的冲击。打工潮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忧虑：在大量非农就业机会存在的情况下，教育的长期投入（短期无效益）和务工产生的即时经济效益相形见绌。以往的研究显示，教育投资于贫困家庭而言是一种风险（邹薇、郑浩，2014：16-31）。这些贫困家庭为分散风险会让子女务工或者留在家中务农（Skou-fias，1995；杨瑛，2011；Rehamo and Harrell，2013）。作者在 2017 2018年的田野调查中有一些比较积极的新发现：学龄阶段青少年辍学或退学务工的现象在凉山仍然存在，但正在出现逐步消退的迹象，务工的青少年在接触市场之后往往会后悔自己的选择。2018 年初，作者在东莞工厂对一组彝族务工女性拉尾和小木进行了访谈，以了解她们外出务工的动机和对未来生活的期许。两位女性中，较年长的受访者叫拉尾（“尾”是彝族女性常见的名字后缀），20 岁出头，14 岁时来东莞打工，已有6 年工龄。拉尾当初因为家境困难（单亲家庭，有母亲和 5 个姐妹），不愿意自己读书给家里新增经济负担，就放弃了读小学的机会。较为年轻的受访者是 17 岁的小木，刚从高一退学来东莞打工。小木虽然顺利考上高中，但最终因学费压力选择退学，因为担心将来高考失利浪费家庭的教育投资，于是她不顾家人反对偷偷跑来东莞打工。作为普工，这两位女性学会了插集成电路板和检查货品质量，她们对目前务工的收入表示满意。但当作者询问起工厂生活的未来时，她们的评价却是负面的。她们从打工中悟出一个“道理”：工厂无法满足个人发展需求。拉尾认为打工只是一种“赚钱”行为，学到的只是一些流水线技能。这些工业技能于家庭和未来生活都不适用。但是，工厂331社会变迁、精准扶贫与教育观念的转变生活启发了她对职业与教育之间关联性的反思。两位女性当初失学的主要原因是家庭经济困难，其次她们也认为打工是解决家庭贫困的一种稳妥方法。现在，她们认识到当初的选择是短视的。拉尾来到东莞方知现代教育的重要性，比如现在工厂急需的文员要求应聘者会使用电脑，这样看似简单的岗位要求对她这样的文盲女性来说是不可及的。她的文化水平成为职业流动的桎梏，能做的只有流水线上的体力活。最后，当作者询问“对自己的弟妹和未来子女的期待”时，这两位女性给了一样的答复，她们在打工中都深刻认识到了教育的重要性，因此以后不论经济条件有多差，都要保证家中年幼的弟妹和未来的子女优先完成学业。（二）凉山腹地的社会变迁对教育观念的塑造凉山腹地的劳动力除了往沿海和内地迁徙，也向城镇迁徙。经济“拉力”和教育“拉力”齐头并进，促使大量彝区家庭向县城和州府迁移。现在在山区务农已难以满足农户生活和子女教育的开支，大量山区家庭迁往县城和州府寻求非农就业机会。另外，撤点并校之后，凉山教育资源向县城和州府聚集，乡村和县一级学校已无法满足家长和学生的需求。为了适应市场经济，彝区家长要想子女不输在起跑线上，就必须把他们送进县城和州府的学校。在对西昌市的 13 名贫困学生家访时，作者发现接近半数的受访家庭是从山区县搬到州府的。彝族家长在城里干的多是非正式的零杂活，但收入远高于务农，这让他们有经济能力支持全家的生计和子女的就学。教育资源的城镇聚集效应让家长和学生向城镇聚集，直接的后果是彝区社会中的“教育鄙视链”的产生。农村居民向往乡镇学校，乡镇居民向往州府学校；农村居民和乡镇居民大都渴望子女进入上一级的学校，同时鄙视自己户口所在地的乡村学校。这条“教育鄙视链”是彝区教育移民的内在驱动力：逃离基层学校如同逃离一个困守山村、固化于底层的可怕未来，进入上一级的学校如同开启了阶层上升的窗口。农村小学曾是凉山义务教育的基石，但现在已经成为家长和学生争相远离的对象。他们普遍认为小学教育以乡、镇、县学校为首选，初高中教育以县和州府学校为优选，升学压力要求学生不断往上一级行政区划的学校晋升。一个孩子如果长期在乡镇一级的基层学校就读（县一级高中也质量堪忧），他/她最终完不成义务教育的可能性就非常高了，甚至不如早点出来打工。乡村教育的衰败431南方治理评论（第 8 辑）迫使彝区学生早早离乡离土、舍近求远上学。彝区学生一般在乡村小学就读 3 年（或更短）之后便会被送到上一级学校（镇小学、州府的乡村和市区小学）去重读6 年小学，因此他们一般至少需要9 年来完成小学。那些最终能考入西昌市高中的学生，一般都是自小学就离开家乡和亲人，进入寄宿生活，开启他们漫长的义务教育求学生涯的。视野的开拓、家庭收入的增加、城乡对比以及在务工过程中对职业分工和阶层分化更加敏锐的感知、对社会上升的渴望都在重塑凉山家长对现代社会的理解，激励他们通过追加教育投资，来增加下一代人实现阶层上升的机会。彝区家长对教育移民的追求体现出他们的教育观念有了显著的积极变化，这是一种成人观念的变化与重塑，被 Inkeles 和 Smith（1999）称为“现代人”的一个标志性特征。追根溯源，这种观念的变化是市场经济在凉山地区渗透产生的一种现代化效应，这只“无形之手”与国家的教育扶贫和精准扶贫相辅相成，积极推进凉山人观念层面的减贫。四研究结论与建议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一直在致力于减轻教育贫困，特别是改善民族地区的教育条件。教育扶贫政策的推行和精准教育扶贫政策的实施有效地减轻了民族地区的教育贫困。在凉山州，2006 年和 2014 年小学在校生人数的增长可被视为教育扶贫政策落地的直接效果的体现。但本文认为，凉山教育贫困的改善有一个深层次的结构性因素，就是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的打工潮正在改变彝区家长的教育观念，进而激励家长在数量和质量上增加对子女的教育投资。社会变迁是促进这种观念变化的内因。大量山民离乡离土前往内地和沿海地区务工，加入产业工人的队伍。凉山腹地的居民也为追求更多的非农就业机会和城镇地区较好的教育资源而向城镇聚集，他们成为教育移民的主力，甚至留守山区的家长也不惜耗费微薄的收入以求子女进入好一些的学校。本文认为，社会变迁与人口迁徙给山民们带来的观念冲击更甚于其经济收益。在城市务工的山民们首先发现自身其实是处在社会分工的底层，这样的职业阶层身份是与自身的受教育程度密切相关的。他们接着认识到这种现状是仅依靠打工无法改变的，改变家庭社会地位的希望只能寄托在受到良好教育的下一代身上。观念的变化和传播促使现在彝区的家长531社会变迁、精准扶贫与教育观念的转变积极投资子女教育，为子代在社会阶层上升的阶梯上争取一席之地或一个机会。作者接触的案例显示，家长们越来越重视教育质量，选择教育移民和私立学校也开始变为普遍现象。一位受访的彝族家长非常精辟生动地向笔者总结了打工潮之后凉山人教育观念的本质变化：“以前的父母宁愿让孩子做农活或喂猪放羊也不让孩子去上学。现在家长发现种几亩田根本挣不了多少钱，不读书的人出去打工也发现自己字不识、坐火车认不出标识甚至连厕所都找不到。再看看受过教育的人，他们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一对比就发现差距了。”从地区均衡发展角度来看，后经济危机时代的“民工荒”带给以凉山彝族为代表的中国西南边缘人群一个前所未有的机遇，这是他们第一次全面系统地被现代工业体系所吸纳，加速了西南民族地区的城镇化和人的现代化进程。彝区家长教育观念的新气象是基本符合 Inkeles 和 Smith（1999）的“人的现代化”的论断的，即“工业秩序”改变了传统的人的思维方式，使他们拥有与现代工业社会相符的态度、价值观和行为。同时，我们必须看到凉山彝区的社会变迁也具有其独特之处。现代观念的形成与传播不仅来自工厂经验，还来自家长们对自己城市经历的反思，这种反思触及深层次的社会阶层分化与社会流动，使得打工的含义超越其经济内容本身。山民们从相对均质化的村庄来到阶层分化的城市，在好奇与欣喜之余发现自己处在城市职业分工与社会阶层的最底层，不免会产生遗憾与失望。他们失落是因为深知底层的身份在自己这一代际内是无法消除的。与第一代农民工一样，他们为城市贡献廉价劳动力，最终仍是无法定居和融入城市的，年老体弱之后只能回到大凉山。但是这一次，他们希望下一代的人生轨迹能更加丰满，能有更好的准备来应对竞争日益激烈的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的挑战。所以，家长们努力打工挣钱来支持子代教育，让子代有实现阶层上升的希望，这样子代无论在故乡还是将来再次走出大山后都有不同于父母辈的人生。随着精准扶贫的不断深入，民族深度贫困地区的教育贫困的本质也在发生变化。从凉山案例可知，小学阶段教育贫困已得到扭转，这得益于农户经济状况的改善与扶贫政策的落地。初高中阶段的教育贫困虽有改善，但与中国其他地区相比存在很大差距。最新的数据显示，凉山的小学在校生人数和初高中在校生人数仍存在很大的差距，这说明从义务教育前段进入义务教育中后段的学生存在大比例的流失。这些流失的学生很可能进入631南方治理评论（第 8 辑）打工者的队伍。在家长的观念已经出现明显转变的情况下，如何激励学生自身坚持完成义务教育已成为一个重要的议题。因此在未来，精准扶贫需要瞄准的对象就是缺乏进入义务教育中后段意愿的学生。作者因此有四点建议：第一，精准扶贫应向义务教育中后段进行经费倾斜，继续减轻彝区家庭送学的经济压力以及由此导致的学生精神负担；第二，对进入义务教育中后段的学生提供教育补贴金，鼓励他们继续读初高中，以完成 9 年或12 年义务教育；第三，改善现有县级初高中的办学条件，提升县级学校硬件与师资水平，吸引更多的彝区学生在离家较近的地区完成义务教育，不至于在无法晋升上一级学校的情况下无奈选择务工；第四，鼓励社会资本兴办初高中，让彝区家庭和学生拥有更为多元化和优质的教育投资的选择。参考文献蔡志良、孔令新，2014，撤点并校运动背景下乡村教育的困境与出路，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第 2 期。褚卫中、张玉慧，2012，农村义务教育“撤点并校”负面影响分析，教学与管理 第 7 期。费孝通，1993，边区民族社会经济发展思考，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1 期。付佳杰，2014，少数民族怨气的经济根源 以四川凉山地区为例，文化纵横第 3 期。韩波，2011，领工制：珠三角彝族劳工的生境和组织，硕士学位论文，中央民族大学。何荣修，2000，凉山州的贫困与反贫困，天府新论 第 S1 期。贺雪峰，2017，最后一公里村庄：新乡土中国的区域观察，中信出版社。李钰，2003，我国流动儿童少年入学难成因探究 由公办学校“借读费”引发的思考，基础教育研究 第 3 期。凉山彝族自治州统计局综合科，2018，凉山州统计局 2017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刘东旭，2012，中间人 东莞彝族工头及其社会功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6 期。刘绍华，2013，我的凉山兄弟：毒品、艾滋与流动青年，群学出版社。731社会变迁、精准扶贫与教育观念的转变刘守英、王一鸽，2018，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 中国转型的乡村变迁视角，管理世界 第 10 期。刘尧、姜峰，1998，中国西部基础教育发展观，教育理论与实践 第 5 期。万明钢，2009，以促进教育公平和教育均衡发展的名义 我国农村“撤点并校”带来的隐忧，教育科学研究 第 10 期。王定华，2012，关于我国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调查与思考，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 6 期。王文，2010，免费义务教育政策在农村遇到的困境与出路 以西部农村某少数民族地区为例，北京教育学院学报 第 1 期。吴明先，1991，试论凉山民族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思路，民族教育研究 第 4 期。杨茂睿、吉克麟卓，2017，四川省民族自治地方的教育与经济发展 兼论民族地区的人才引进，民族学刊 第 2 期。杨瑛，2011，凉山彝族孤儿失学现象成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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