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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论述题补充

1、唐诗繁荣的原因分析。
（1）社会因素。
唐代立国之初至安史之乱前, 国势强大, 经济富裕, 朝廷百官宴游, 多唱诗互和, 以为谈佐之乐。而国家的统一, 南北交通无阻, 文人有机会饱览祖国的大好山河, 激发诗情。诗歌的酬唱流传, 蔚成一时的风气。至於安史之乱后, 藩镇之祸继起, 唐室中衰, 加以外患日极, 以致诗人大多饱历离乱, 为其提供丰富的生活素材, 及刺激文学创作的灵感, 郁结之情, 正可用诗歌来抒发, 也促成唐诗的兴安。
（2）政治因素/ 君主提倡。
唐代几个有权力的皇帝, 不仅都爱好音乐, 并大加提倡。高宗、武后, 好乐章, 常自制新词, 编为乐府。到了玄宗, 此风更盛。他自己是诗人、乐师兼优伶, 爱好文艺, 附庸风雅, 对於文艺的发展, 有一定的刺激作用。另外唐代以诗取士, 於是诗歌一门, 成为文人得官干禄的捷径, 对加强诗歌技巧的训练和诗歌的普及, 有重要的作用。
（3）诗体的进化/ 文学本身的发展。
从先秦的《诗经》、《楚辞》、两汉的乐府民歌、古诗十九首, 建安、正始和两晋的诗歌创作, 以至南北朝声律说的提出和应用, 都为唐代诗歌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七言古诗及律体、绝句的新诗体, 在六朝时代, 才开始形成, 格式音律初具规模。到了唐代, 社会生活日益复杂, 诗人的思想感情丰富, 在诗歌创作上, 新的内容, 要求新的形式, 唐代诗人正好运用新兴的形式来表情达意, 使这些新体诗在形式、声律、辞藻各方面都趋於成熟。
（4）思想、文化的活跃/ 其他艺术对诗歌发展的影响。
唐诗在发展时显然受到其他艺术的影响。唐代的音乐、雕塑、舞蹈、绘画等, 在中国传统的基础上, 又吸收了外来的影响, 对诗歌的内容和风格有积极的影响和启发作用。如王维的山水诗, 号称「诗中有画」, 显然受到山水画的影响。至於李颀、岑参、杜甫等人描写音乐、舞蹈、绘画的诗歌, 可以看出当时作家勇於接受新鲜事物的时代精神。
（5）诗歌应用价值的提高。
诗歌在唐代社会的应用价值得到空前的提高, 如向达官名流谒求进用、送人出使也用诗。自帝王、贵族、文士、官僚, 以致道士、歌妓, 均有佳作, 此当与诗歌应用价值的提高有关。
2、试论初唐四杰在诗史上的贡献。
初唐“四杰”的诗歌创作起到了前承汉魏后启盛唐的历史作用，代表了当时诗风变革的方向。
（1）、努力开拓诗歌的境界，题才内容突破了宫体，“由宫廷走到了市井”，“从台阁移至江山塞漠”（闻一多《唐诗杂论 四杰》）。譬如说，五言律在宫廷诗人手里，多用于酬唱和咏物，而到了“四杰”的时代，则成为他们言志抒怀，写景抒情，伤怀赠别的抒情手段。
（2）、重视抒怀一己情怀，作不平之鸣，因此在诗歌创作中追求一种壮大气势和慷慨悲凉的感人气量。卢、骆的七言歌行，气势宏大，视野开阔，写得跌宕流畅，神采气扬，较早的开启了新的诗风。 “四杰”的五言律诗，也显示出一种非常自负的豪杰之气和慷慨情怀，这主要反映在羁旅送别诗和边塞诗中。“四杰”的送别诗，于送别之外有一种昂扬的报复和气慨。如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城阙辅三秦，烽烟望五津。与君临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已，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诗写送别友人，但一反传统送别诗所表现黯然消魂的情绪，加然意识到羁旅的苦辛和离别的孤独，但表现的却只有真挚的友情和共勉，心境明朗，境界开阔，有一种好男儿志在四方的英雄气慨。特别是颈联，饱含友谊，蕴涵哲理，为一篇之警策，千古之名句。
（3）、“四杰”的诗歌创作，使五言律渐趋成熟并初步定型，七言歌行（七古）更为完美。王、杨专攻五律，他们的作品讲究对偶声律，追求词采的工丽和韵调的流转。卢、骆长于歌行，他们的优秀作品，不仅实现了描写场景和题材由宫廷走到了市井的转变，而且表现出壮大的气势和力量。
3、谈谈陈子昂诗的主要成就及其得失。
（主要成就见第一份资料，我们这里主要谈谈他的得失。）
陈子昂的诗歌创作表现出明显的复古倾向，主张恢复古诗比兴言志的风雅传统。复归风雅，是陈子昂振起一代诗风的起点，集中体现在他的38首《感遇》诗中。《感遇》政治色彩很浓，以之恢复风雅比兴美刺的兴寄传统，创作具有较强的思想性和干预现实的作用，这是其所得。其失在于这种复古易重蹈古诗以比兴手法论理寄慨的构思方式，简单的将抽象思辨附著于感性形象之上，以诗言理而缺乏艺术感染力。
4、谈谈孟浩然山水田园诗的主要成就。
（根据第一份资料王孟特点的比较里孟浩然的特征进行回答。）
5、试论王昌龄七言绝句的主要成就。
盛唐诗人王昌龄是专攻七绝的高手，他的七绝有清刚之美。
（1）格调多样化，或高昂开朗，或低迷凄婉，或雄浑跌宕，或爽丽自然，总有一种清刚之美。
（2）诗歌中的情景交融。如《芙蓉楼送辛渐二首》用“冰心在玉壶”自喻高洁，意蕴含蓄而风调清刚。
（3）心理描写也非常出色。如《采莲曲二首》“乱如池中看不见，闻歌始觉有人来。”
（4）创作了以相关连的多首七绝咏边事的连章组诗，即著名的《从军行七首》。
6、试比较李杜在创作方法、情感抒发、表现手法等方面的不同。
李杜的不同，还表现在他们在诗歌体裁上，作为大诗人，他们对于各种体裁都是能够较纯熟的运用的，但就创作而言，他们毕竟有各自的偏好。就李白而言，他运用诗较多，且最有个性的是古题乐府，歌行及绝句。就杜甫而言，他最出色的是自创新题的新题乐府和律诗。
先说李白的古题乐府诗。在唐代诗人中，李白是运用这体式创作数量最多的诗人。不过李白的乐府虽用古题，却又具有很强的创新意识。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借古题写现事，有鲜明的时代精神，如《丁都护歌》《上之回》等；二是用古题来抒写自己的情怀，如《蜀道难》、《行路难》、《远别离》、《将进酒》等，这类诗李将自己强烈的主观感受与情绪融入诗中，写得最富有个性特点。除了古题乐府外，李白写得最能体现其特点的还有歌行体。歌行或称七言歌行，是唐诗的一种重要体式。它兴起于初唐，兴盛于盛唐。李白的歌行体诗歌将叙事与抒情结合，把抒情诗的创作提升到了一个新水平。其特点是感情强烈，一气直下，纵笔挥洒，淋漓酣畅，充分体现了李白诗歌神来、气来蔑以加矣的个性。这类诗歌最有代表性的如《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喝皋歌送岑征君》、《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王壶吟》、《陪侍御叔华登楼歌》等。李白诗歌第二种体裁是绝句。如果说乐府歌行尤其是歌行体现了李白诗豪放飘逸的一面的话，李白的绝句在盛唐诗坛上享有崇高的声誉。就数量而言，他的诗集共有五七言绝句159首（五绝79，七绝80首），就成就而言，也深得好评。胡应麟称“太白五七言绝，字字神境，篇篇神物。”将他的五绝与王维相比云：“五言绝二途：摩诘之幽玄，太白之超逸。”他的七言与王昌龄并称，明人焦竑《诗评》云：“龙标、陇西真七绝当家，足称联璧”，王世贞《艺苑卮言》云：“七言绝句王少伯与太白争胜毫厘，俱是神品。”清叶燮《原诗》云：“七言绝句，古今推李白、王昌龄。”卢世 《紫房余论》：“天生太白、王昌龄以主绝句之席，勿论有唐三百年两人为政，亘古今来，无复有骖乘者矣。”李白的绝句，大都写得清新自然，而又含蓄丰富，有无尽情思。其风格有的清丽宁静、有的洒脱自然，有的俊逸爽朗。不论何者，大都能以气贯注，有鲜明的个性。
杜甫的诗歌在体裁上比较全面，但影响较大的，一是他的新题乐府，二是他的律诗。先说新题乐府。他的乐府与李白大量运用古题不同，他更多的是自创新题。当然杜甫的乐府诗也有用古题的，如《前出塞》、《后出塞》，但与李白相比，数量相对较少。对杜甫的自创新题，元稹在《乐府古题序》中推崇说：“近代唯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依傍。予少时与友人乐天、李公垂辈，谓是为当，遂不复拟古题。”这种“即事名篇，无复依傍”，就是继承汉魏古乐府的现实主义精神，采用乐府诗体来反映时事，但却不沿用古乐府的题目和题材，从而在继承汉魏乐府优良传统的基础上，使乐府诗的创作有了新发展、开辟了新途径。在杜甫的诗集中，这类诗歌的数量相当多，除上述外，著名者还有《悲青坂》、《哀王孙》、《洗兵马》、《塞芦子》、《留花门》等。除了新题乐府外，他的古近题都写得出神入化，而律诗尤有名。据统计，现存杜甫的一千四百多首诗中，他的五言律有六百三十余首，五排一百二十余首，七律一百五十一首，五绝三十一首，七绝一百零七首。可见他对律诗各种体式运用的广泛。杜甫律诗不仅数量多，而且在思想与艺术上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就思想内容而言，杜甫的律诗可以纯熟自如的表达各种题材内容，尤其是用律诗来反映时事，扩大了律诗的表现功能。比如，七律在盛唐及其以前，一般都用于“奉和”、“应制”这类场合，而杜甫却将之用于感叹时事，对七律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其次，杜甫还常用组诗的形式写律诗，来表达更丰富的思想与内容。如五律中有《秦州杂诗》二十首，七律中有《咏怀古迹》五首、《诸将五首》、《秋兴》八首。尤其是《秋兴》八首，堪称杜甫七律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杜甫晚年特别是夔州时期，是创作律诗数量最多的时期，也是成就最高的时期，他曾说他是“晚年渐于诗律细”，“老去诗篇浑漫与”，反映了他律诗创作的情况。
李白的诗歌，前人常用浪漫主义来概括，而作为浪漫主义的表现特征，即是其强烈的感情抒发与浓厚的主观色彩。读李白的诗，最突出的感受是，其情感往往忽然而起，发兴无端，如悬崖飞瀑，一气直下，带有奔逸不群的气势，具有鲜明的个性。他那种强烈地、不可遏止的感情，使他的诗不着意对客观事物作忠实细致的客观描写，既使写景，他的诗也多染上诗人强烈的感情，具有浓厚的自我表现的色彩，如“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去还复来”、“但见悲鸟号古木，雄飞雌从绕林间，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等等，而杜甫则不同。杜甫的诗歌是以现实主义为主，他注重的是对客观事物的真实描绘，在客观描绘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诗人的感情倾向。而杜甫的生活时代又是唐王朝由盛转衰的时期，他的诗歌又通过真实地描绘，真实地记录了这一时期的社会生活面貌，因而人们将之称为“诗史”。由于重视客观地真实地再现，所以杜甫的诗的感情尽管由很强烈，往往是内敛的，蕴藏于客观事物的描绘之中。如《石壕吏》中通过“吏”与“妇”的对话，客观地叙写，都展示出“吏”的凶狠粗暴，老妇的悲惨、痛苦。《咏怀五百字》中“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客观地描绘了统治阶级的荒淫生活与劳动人民的悲惨遭遇，展示了诗人对上层统治阶级的憎恨与对人民的同情。
李杜创作手法的不同，还表现在李白善用夸张、比喻、象征，乃至融化神话传说，造成一种变幻莫测，富有奇情壮彩的境界，从而使诗歌具有震撼人心的强烈的艺术效果。如“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蜀道难》的融铸神话传说，又用黄鹤、猿猱、子规等反衬渲染，《梦游天姥吟留别》的仙境描绘与醒后的冷漠现实的对比等等，都是诗歌具有神彩飞动、变幻莫测的效果。杜甫的诗歌则擅长于叙事，善用细节与对话。他常常通过富有个性的细节描写和人物对话的客观叙述，展示诗人的感情取向，因而其效果往往使人感到“峻夺人魄”，力透纸背。如《羌村三首》“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邻人满墙头，感叹亦唏嘘”，《北征》中的“平生所骄儿，颜色白胜雪。见耶背而啼，垢腻脚不袜”、“学母无不为，晓妆随手抹，移时施朱铅，狼籍画眉阔”等等，都是极为传神之笔。
李杜之不同，还表现在李诗的意象多跳跃性，反映了诗人思绪之飘忽，感情之激荡。这类诗可能与李白饮酒后著笔有关。杜甫说李白斗酒诗百篇，在喝酒之后，李白的思绪跳跃性很强，这就造成了他诗歌意象的跳跃。而杜甫的诗歌则组织严密，结构整饬，往往有章有法。严羽曾说“李白诗法如李广，子美诗法如孙吴”，大体是说李白作诗不循章法，诗意跳脱，而杜甫的诗则按照章法来写的，有法可循。另外在语言上，李白诗冲口而出，不假雕饰，具有“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特点。而杜甫的诗语言则千锤百炼，一字不苟，所谓“新诗改罢长自吟。”
最后，李诗的豪放清新，实际上有两种。一是所谓豪放，或者称之为奔放。这类诗大都以歌行为主，反映了李白不可遏止如火山爆发，如飞流直下，冲破逆折式的感情特点。而清新则大都以绝句、律诗为主，感情较为平淡，出语天然。这两个方面，共同组成了李白诗的风格面貌。而杜甫风格多样而以沉郁顿挫为主。所谓沉郁，主要指杜甫诗歌感情的深沉阔大，杜甫是一位深受儒家思想影响颇深的人，有着很强烈的忧国忧民之情感，又加上“安史之乱”后社会的动乱以及个人遭际的坎坷，这使他的感情带有悲慨的特征，但是杜甫始终是把个人的感情融入对民生对国家存亡的关注中，因而他的感情就显得极为沉厚博大，因而形成情感的沉郁，同时，杜甫由于受到儒家的中和节制的影响，他在表达感情时，总是把自己的感情压抑住，不让他一下子喷发出来，而是让他在低徊中缓缓地起伏，这就是所谓顿挫。总之，沉郁是指其感情的深厚博大，顿挫是感情表达特点。“沉郁顿挫”可说概括了杜甫诗歌的基本特征，如《咏怀五百字》：“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自比稷与契，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阔，盖棺事则已，此志常觊豁。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非无江海志，潇洒送日月，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等，可谓是沉郁顿挫的典型。
7、试论韩孟诗派的创作特征及其得失。
（创作特征见资料一。）
韩孟诗派追求险怪诗风。其诗风的主要特点是深险怪僻，好追求奇特的形象。他善于捕捉和表现变态百出的景物；展开丰富奇特的想象，怪幻诡谲的构思，创造匪夷所思的形象；以文为诗，用奇字、造拗句，押险韵，避熟就生，因难见巧。韩孟诗派开一代诗风，在创造出雄奇险怪的意象，在反对传统锐意创新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但也难免流入另一种险怪艰奥，拼凑堆砌，玩弄技巧的形式主义。元好问否定了这种诗歌风格，认为这种创作是“鬼画符”
8、试论元白诗派的创作特征及其得失。
（元白诗派的特征见资料一，其创作得失，根据课本和笔记回答吧！我估计就是太过通俗化的弊端之类。）
9、谈谈白居易诗歌理论的主要内容。
白居易的诗歌理论主要反映在《与元九书》、《新乐府序》、《策林》（六十八、六十九）、《寄唐生》等诗文中。其主要观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1）、诗歌必须与社会生活、现实政治密切结合，起到“补察时政，泻导人情”、“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作用。基于这样的认识，白居易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这是白居易诗论的核心。
（2）、讽喻美刺的创作要求。他说：“作诗意何如，六义互铺陈。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认为：“补察得失之端，操于诗人美刺之间焉。”
（3）、内容与形式的统一。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以果树为喻，指出：“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情、义是内容，言、声是形式。内容是第一位的，是根本。所以他强调“系于意，不系于文。”“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在诗歌的形式上，他提出创造能充分发挥诗歌效能的相宜的形式，不墨守陈规，他要求乐府诗“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
10、谈谈白居易讽谕诗的主要成就。
白居易的讽喻诗继承了乐府诗和杜甫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依据现实斗争的需要，加以自己的创造和发展，从内容到形式都有独自的特色：
（1）有意识地采集事实，比较系统的全面的反映各种社会问题，时政弊端，创作目的明确。
（2）反映问题的基本方式，是选取有代表性的事实加以艺术创造，使之典型化。
（3）一方面事事都有现实的针对性；一方面言直而切，既有锋芒、又能击中要害。
（4）按事物本真的面貌给以形象的具体的描绘，情景真切。为了突出主旨，常在叙事中加以议论，采用鲜明的对比。
（5）语言通俗、朴实直露。
11、试论刘禹锡学习民歌创作的主要成就，即其学习民歌进行创作而形成的主要特征。
刘禹锡认真吸取民歌的营养，创作了一批反映下层社会民众生活和风土人情的优秀诗歌。在贬谪朗州以后，他发现"□谣俚音，可俪风什"，于是注意向民歌学习。《竞渡曲》、《采菱行》之类已经带有民歌风味。后经长期探索，终于取得很大成就。《竹枝词》、《浪淘沙词》、《堤上行》、《踏歌词》等篇，有的描写群众劳动场面，有的表现劳动人民的爱情生活，有的展示江南水乡的人情风俗，题材十分广阔。风格上汲取了巴蜀民歌含思宛转、朴素优美的特色，比起一般文人创作来,另有一番清新自然、健康活泼的韵味,充满著生活情趣。其中如"杨柳青青江水平"（《竹枝词二首》之一）、"日照澄洲江雾开"(《浪淘沙词九首》之六)，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余如《淮阴行》5首,也是写平凡生活，而显得"情调殊丽，语气尤稳切"（黄庭坚《豫章黄先生文集题跋》）。
刘禹锡不满于当时的某些乐府诗"不能足新词以度曲"的倾向，而比较重视诗歌的音乐美。他努力掌握民歌曲调,学唱《竹枝词》,使"听者愁绝"。他的七言乐府小诗吸取了民歌曲调的优点,音调浏亮，节奏鲜明,"播在乐章"。近人刘师培称之为"七言绝句之变调"，为绝句平添一格。他的律、绝、古诗,大都写得流畅自然,犹如孤桐朗玉,自有天律。即使像《平蔡州》一类古体,也具有民歌的音乐美。其他如六言诗《答乐天临都驿见赠》、《再赠乐天》，新体诗如《潇湘神》、《醉答乐天》、《叹水别白二十二》、《同留守王仆射各赋春中一物从一韵至七》等，句式、节奏、用韵都与律诗不同，逐渐向长短句演变。后两首是一、二、三、四、五、六、七言诗，显然受到李白三五七言诗的启发而又有所创新。这些句式长短不齐的新体诗,较之整齐划一的律诗更适合于配乐歌唱。刘禹锡另有《和乐天春词依〈忆江南〉曲拍为句》两首，说明按照《忆江南》的曲调来填词。这是中国文学史上依曲填词的最早记录。
12、谈谈李贺诗的主要艺术特色。
①李贺“长吉体”的主要艺术特色，首先在于构思与艺术想象上具有独创性。李贺也是一位苦吟诗人，作诗呕心沥血，他追求创新而刻意出奇，构思奇特，想象诡奇以至怪诞，诗里充满主观梦幻色彩的意象，且造语奇丽，喜用生新拗折的字眼，笔触形象暧昧，带有神秘感。其千锤百炼而成的诗句和奇诡用语，把诗中的客观景物和主观苦闷心情一律加以深化和美化，创造出非同寻常的诗歌意象。如《梦天》、《李凭箜篌引》等。
②李贺诗具有“冷艳怪丽”的风格特色。他的诗体，既不能归于浅近俚俗的元白诗派，也不能归于以文为诗的韩孟诗派，而是冷、艳、奇、险，自成一家。李贺诗在修辞设色上惨淡经营，喜用“啼”、“泣”、“腥”、“冷”、“血”、“死”之类的字眼，组成一幅幅冷艳的图画，表现出一种悲哀的美，使诗歌带有浓重的伤感冷艳风格。如《南山田中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