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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参考82
出版日期：2000年9月10日 星期日 总第82期 各期报刊 神州思想网主页
本期目录
1.郭学堂：新世纪中国对外战略的背景与思考
2.丁松泉：“台湾共和国”的身价与前途
3.朱峰：9．11两周年：国际反恐任重道远
4.尹继武：国际关系史中的外交家：理论与实践
5.程向中：我国对日外交的几个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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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学堂：新世纪中国对外战略的背景与思考
新世纪中国对外战略的背景与思考
--一种理论与现实分析
内容提要：由于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大国关系加速调整和国家实力的兴衰等原因，新世纪中国对外战略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中国采取什么样的对外战略已经成为国内外关注和讨论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面对新情况和新问题，如何避免混淆长期战略的转变与短期政策的调整至关重要。结合理论与现实对中国对外战略的背景及其内容进行解析具有很强的政治意义。
关键词：对外战略 大国关系 地缘政治
20多年前，中国的对外战略和政策开始了历史性转变。冷战结束至今，国际形势变得极端不稳定，地缘政治的发展充满变数，大国关系仍在重组。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使国内政治经济形势面临着重大挑战，同时中国也面临着越来越复杂和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和军事压力。中国的发展进入了关键时期。国内外政治安全经济形势的新变化也促使我们认真思考21世纪的对外战略。本文将结合对外战略理论与现实分析，试图阐述新世纪中国对外战略环境的变化和选择。
一、什么是国家对外战略？
国家对外战略是一个国家长期和总体发展战略（或称大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与对内战略相对而言的。当然，对内和对外战略之间不是相互对立或各自独立的，而是密不可分的。张季良认为，国家对外战略也可叫做国际战略或全球战略，"从国际和我国的实践来看，国际战略指的是一国对较长一个时期整个国际格局、本国国际地位、国家利益和目标、以及相应的外交和军事政策等总的认识和谋划。"[1]关于对外战略的定义和研究内容，国内外学者有不同的看法，这里不一一列举。简而言之，对外战略是一个国家制定的既符合国内外形势又有利于自身利益的长期对外政策思路和策划。
从理论上讲，国家对外战略具有以下五种要素：
1，对外战略具有长期性，有的10年左右，有的可以长达30年到50年，甚至更长。这种划分固然不十分确切，还需要更加严密的历史和理论分析，但是，提出这一观点的主要目的，在于提示我们不要把某种暂时的政策性调整误认为战略性调整。例如，在冷战期间，美苏两国总体上的遏制与反遏制战略执行了40余年，期间，两国各自提出的军事战略新概念和地缘战略调整并没有改变两国对外战略的对抗特征。1972年，尼克松访华没有改变美苏冷战格局，但却实现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战略性调整，这种对华接触与合作战略历经了30年的风风雨雨，美国历届政府的对华政策调整并没有改变对华接触与合作的总体战略格局。对外战略一旦制定出来，一般情况下不能在短时间内大幅度改变，否则就是失去政策上的连续性，导致外交上的挫折和失误。
2，对整个国际格局、国际形势的发展方向要有总体上的判断，这是制定对外战略的出发点。有了这种总体判断，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政策。不作判断或做出错误的判断，都会导致外交混乱和甚至出台危险的政策，最终是对外战略的失败。相反，如果总体判断准确，外交政策就会取得成功。所谓"着眼于大局"就强调了总体判断的重要性。例如，中国认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的判断就属于对整个国际局势发展方向的总体判断；冷战时期，美苏两国针对对方的任何一些政策都可以说是着眼于对抗和遏制的战略形势。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一判断的改变就意味着对外战略的转变。因此，我们不能轻言"战争"已经取代"和平"、"大国对抗"已经取代"大国合作"。
3，对自身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有正确的认识和评估，这是制定对外战略的根本。只有彻底分析和认识自己的实力、和国际上其它进行力量对比，才能做到"知彼知己"。这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国际定位"。给自己的国家实力打分和给自己的国际角色定位最忌走两方面的极端，一是高估自己的实力和优势，有意无意地强调别国的不利因素，二是低估自己的实力和优势，自觉不自觉地鼓吹投降和失败论。回顾中国近现代史和世界冷战史，这样的例子有很多，而结果都是令人非常遗憾的。
4，要结合自身的国家利益制定出符合国际形势和自身实力判断的具体国家对外战略重心和目标。实际上，制定战略重心和目标是实现某些国家利益的方向，它们要求一个政府在外交上必须有所作为。缺少正确的目标，也就失去了国家发展的动力，其产生的最好结果可能是维持保守的"维持现状"政策，而最坏的结果是被动挨打，丧失国家利益。当然，制定这些目标不是"纸上谈兵"，它们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发生变化。就冷战后的中美关系来说，美国的对华战略目标从拉拢中国共同对抗苏联转变成为促进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和防止中国成为美国的敌人。
5，制定出对外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的一系列基本方针和政策。具体来说，对外战略又可以划分为对外政治战略、对外经济战略和对外军事战略及相应的政策。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某个领域的战略或政策调整在国际政治中是经常的事，有时虽然对整体对外战略影响很大，但却改变不了总体战略。当然，一个领域的战略和政策调整可能会引起其它领域的连锁调整，最终导致质变，在这种情况下，对外战略也就到了转变的时候了。
给"对外战略"下一个准确的定义是非常难的，因为它的转变可能是一个较长一段时间的过渡期，人们可以对这一过渡期的性质和过渡期内某个领域的战略和政策调整提出置疑。不过，根据对外战略的五种要素分析，本文认为，只要对外部形势的判断没有出现根本性的转变，某些具体政策的变化仍旧属于对外战略中的局部调整。
二、中国对外战略转变的特点和作用
中国的对外战略调整发端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在对国内外形势给予重新认识和判断的前提下，中国领导人开始对对外战略做出重大和有序的调整。这次战略调整形成于80年代中期，完善于90年代初，前后10年左右时间。这种调整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的特点：
1，对国际格局和国际形势整体判断的转变。这种转变前后经历了大约10年时间，期间，中国政府对当时的国际形势做出了全局性和战略性判断。第一个判断是可以避免世界战争，这为我国把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提供了战略性依据。第二个判断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既然世界战争可以避免，那就要适时提出发展问题，为经济建设进一步创造和平的国际环境。这就是中国政府在调整对外战略时的全局性和战略性思考。
2，对外战略和政策的转变。20世纪70年代初，中美两国关系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为契机实现了历史性突破，建立起共同对抗苏联的战略伙伴关系。进入80年代，鉴于对苏联威胁的重新认识和防止在"战略大三角"中被美国利用，中国政府适时提出改变"一条线"战略，转而坚持睦邻友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与任何大国结盟，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实现这次对外战略转变标志着中国外交的走向成熟。80年代末，由于苏东巨变，中国政府又为我国对外战略增加了新的内容和原则。适时提出了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使我国对外战略的调整得到了完善。
对外战略和政策的根本转变逐渐为中国外交打开了局面，并取得了很大的成效。第一，顺应了冷战后期大国关系缓和的趋势，先后与美苏两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第二，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积极改善周边国家如印度、韩国、越南、蒙古等国的关系，稳定了周边安全角势。第三，积极参与国际性组织和多边合作。第四，裁军百万，以实际行动表达中国人民爱好和平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决心和诚意。第五，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为解决香港和澳门问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0多年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成就也充分证明了中国对外战略调整的正确性。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中国对外战略和政策于20多年前开始的根本性转变一直围绕着一个重心，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增强国家实力。为此，中国外交致力于发展睦邻外交，创造和平的外部环境。不过，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国际格局和国家安全态势的变化，有些人认为，中国坚持了20多年的对外战略面临着越来越大的调整压力。那么，现实情况究竟如何呢？
三、新世纪中国对外战略背景分析
与过去20年相比，新世纪初的中国对外战略的背景在不变中酝酿着巨大的变化，总结起来有"五变"和"五不变"。认识和分析这些情况，对于我们考虑是否调整对外战略有着重大的参考意义。
具体来说，"五变"指的是：
1，中国的综合国力已非昔日可比，并不可避免地对现存的国际政治、军事、经济格局带来一定的冲击。20多年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政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最显着的标志就是中国综合国力的大幅度提高。中国目前已经是世界上第7大经济体。得益于经济实力迅速增强，中国每年的国防实际支出还是有10％以上的涨幅。在其它诸如教育和科技水平等"软实力"方面，中国都实现了明显的提升。
"9·11事件"以来，在人们普遍预期世界经济和美国经济走向衰退的情况下，中国经济的"领跑"作用已经出现。中国军事现代化也刺激国际社会尤其是其它世界大国对中国崛起的敏感和怀疑，"中国威胁论"因此也经久不衰。可以肯定的说，中国崛起对国际政治、军事、经济格局的变化具有深远和长期的意义。
2，大国实力对比明显，大国关系的调整走向深化。与20年前相比，人们明显地感到大国实力"天平"发生了倾斜。其它大国与美国之间的实力差距是非常明显的，而且很多大国是美国的盟友。不过，美国的单边主义政策也受到了包括其盟友在内的国家的质疑和挑战。大国关系的调整在内容上更加复杂，力量组合和利益分配有进一步深化的趋势。新世纪初出现的国际反恐、对伊武器核查危机和朝鲜核危机都充分表明了大国利益的重迭和分野，也说明了大国关系调整的难度和广度。21世纪的大国关系正在重新定位。
3，中美战略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国家实力的消长已经大大改变了中美两国关系的战略基础，合作与竞争并存是中美战略关系的主要特点。一方面，在中国加入WTO之后，逐步深化的中美经贸关系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仍将是中美政治和军事关系的战略性"稳定器"。中美两国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和多边安全领域仍有扩大合作的潜力，双方都有合作的愿望。另一方面，经济相互依存和反恐合作，并不像冷战时期为共同对付苏联威胁而建立的"准军事同盟关系"那样，成为中美之间维持稳定关系的"牢不可破"的战略基础。有人甚至认为，如果不能减缓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美国到时是难以对付来自中国的挑战和威胁。[2]美国政府在与大陆的军事交流和合作中多了几分警惕和戒备，而对台湾却多了几分支持和纵容。中美关系进入了"不确定、不稳定、不安定"的"三不"复杂时期。
4，亚太地缘政治形势发生变化。经过20年来的调整，亚太地区地缘政治关系已初见轮廓。大陆国家日益面临来自海洋国家主要是美国的越来越大的压力和挑战，从而使中国、俄罗斯和其它一些陆地国家越来越相互靠近，而美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却加强了军事合作。美国国务卿鲍威尔提出，"考虑中国问题时"要牢记在西太平洋地区巩固类似北约那样的战略基石，特别是与日本的牢固关系。[3]国防部2001年公布的《四年一度国防评估报告》认为，亚洲也可能出现一个以强大资源为后盾的军事竞争者，美国必须在军事上有所准备。[4]"9·11事件"后，美国正在利用多边合作加强其单边行动，把势力逐渐渗透到中亚地区。
值得注意的是，地缘政治的竞争有从亚太地区进一步向外扩大的趋势，围绕伊拉克问题所出现的欧美矛盾就暴露出大国争夺地缘战略优势的意图。尽管大国间的合作仍在这种地缘政治变化中存在，但这种合作关系很不牢固，随时会有中断的可能。这种情况使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形势更趋复杂。长远来看，我国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地缘政治的挑战，而且这种挑战是持久和深远的。
5，国际政治中恐怖主义与霸权主义的矛盾和冲突加剧。冷战体制的结束加强了美国及其西方盟国推行"民主和自由"法则的信心，与此同时，由美苏对抗所掩盖起来的民族矛盾和文化冲突逐渐显露，这种情况逐渐演变成为恐怖主义与霸权主义之间的斗争。"9·11事件"表明，恐怖主义分子及组织可以采取非对称袭击手段实现主权国家之间冲突时达到的对称效果。这是国际政治格局演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特点。[5]在大国合作局面仍将维持的情况下，国际政治中的新变数正在形成。[6]对于崛起的中国来说，这种变化在某种程度上蕴含着巨大的历史机遇。
"五不变"指的是：
1，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化，发生世界战争的可能性极小，这种判断至今仍是符合国际政治军事和经济的现实。 [7]冷战结束以来，大国缓和与合作仍是主流。尽管"9·11事件"给了美国加强单边主义政策的机会，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危机充分证明了获得多边支持对美国维持霸权稳定局面的重要性，也反映出世界范围内的多边主义理念对美国的制约作用。世界各国都认识到缩小国家间经济差距、切实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文化和外交工作的重要性。同时，恐怖事件在国际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带来的非传统后果也促使大国之间的合作更加紧密。中国国家实力的壮大也使和平力量大大增加。这种战略性判断对于我们分析自身的国家安全环境至关重要。
2，"以综合实力论成败"的原则没有改变。苏联解体的教训深刻，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意义深远。实力大小决定外交的强弱和国家的兴衰。新世纪开始，我国成功申办奥运会、成功举办APEC会议以及加入WTO的背后，无不包涵了"以综合实力论成败"的战略意义。我们要长期坚持这一现实主义基本原则。
3，经济全球化和地区政治多极化的趋势未变。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国家之间综合国力的竞争更加复杂和激烈。同时，随着贸易和资本在全世界范围的流动，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经济发展的联动性和经贸合作的重要性，"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国际政治领域，虽然"一超多强"格局仍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在地区政治和安全事务中，多极化趋势是非常明显的，尤其表现在欧洲地区和东亚地区。
4，大国合作的趋势未变。毫无疑问，90年代以来，大国合作在总体上要远远大于它们之间的摩擦和对抗。世纪之交，正当许多人在为大国间日益增多的冲突感到忧虑时，"9·11事件"的发生为大国合作提供了新的领域和机会，五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打击恐怖主义问题上的合作程度是联合国历史上少见的。[8]虽然有人担心大国战略关系中仍然一些不确定和危险的因素（如中美战略矛盾、俄法德与美在对伊手段上存在分歧），但由于合作领域也非常广泛，通过战略对话和增强互信，这些大国矛盾具有很强的可控性。大国关系的主流合作趋势没有改变。
5，中国周边形势持续稳定的趋势未变。"睦邻友好、和平共处"一直是我国开展周边外交的根本指导方针。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与俄罗斯倡导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稳定了西疆边陲。阿富汗战争爆发以来，中国呼吁印度和巴基斯坦保持克制，进行对话，基本上稳定了南亚局势。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在近年来突飞猛进，双方计划在2010年建立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已经顺利展开。在东北亚地区，中国与邻国一样主张朝鲜半岛的无核化，并致力于通过政治对话和平解决朝鲜核危机，为保证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创造了条件。从总体上看，中国的周边形势还是稳定的。
上述"五变"和"五不变"构成了透析新世纪中国对外战略的背景和条件。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不能夸大其中某些不利因素，也不能忽视我们的优势。尤其在中美关系和大国合作反恐等问题上，我们的战略和政策要谨慎，局部的调整是必要的，但前提是要服从我国对外战略的重点和目标。
四、对新世纪中国对外战略的思考
新世纪我国对国际格局和国际形势的总体判断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因此，对外战略也没有作出重大调整的必要。但是，由于自身实力的增强、国际安全态势发生巨大变化和大国关系的变迁，重新思考对外战略的重点和目标是有益无害的。
鉴于国际安全因素的变化，新世纪的对外战略重点应该是提高国家综合实力和实现祖国统一。前者没有改变，仍然要求以经济建设为核心继续改革开放政策，后者要求实行以和平统一为目标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多管齐下的政策。目前出现的变数在于后者，也就是说存在着和平统一越来越困难的事实。很显然，我们首先不是要全面调整对外战略，而是对局部战略和政策做出调整。这种调整应该是依据国家利益的重心发生变化而适时做出的。
进入21世纪以来，维持或调整不同领域的对外政策是必要的，也就是要在不变中有所创新。"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是并行不悖的。深化改革开放，提高国家综合竞争力仍然是本世纪不变的战略目标；同时，创造有利于祖国统一的国际环境是新世纪的另一个战略目标。由于整个国际环境已经彻底摆脱了20年前的对抗型国际格局，创造有利于和平统一的国际环境还是可以实现的战略目标。即使被迫使用武力完成统一，也要争取最好的国际安全环境，尽量减少和化解国际压力。
首先，继续加强睦邻友好外交，争取周边国家对我国发展战略的理解和支持。"中国威胁论"之所以得不到有力的国际响应，得益于我国长期推行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如果未征得中国的邻国的支持，一些国家对中国崛起采取的预防性政策是没有效果的，睦邻友好外交在化解了外部压力方面可以发挥积极作用。只要我们继续睦邻友好外交政策，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巩固已经取得的成就，加强同周边国家的交流与合作，再争取10到20年的和平周边环境仍然是可能的。用互信取代猜疑，用对话消除误解，用合作解决矛盾，在中国周边地区建立"政治友好圈"，这是我们化解外部压力的重要手段。
其次，在经济领域，90年代后期席卷亚太地区的经济危机未能阻挡中国经济发展的步伐，反而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出现"漩涡"效应的外部因素。"9·11事件"发生以来，这种"漩涡"效应更为明显，趋势越发不可扭转。
经济"漩涡"吸引进来的不仅仅是金钱和技术，更重要的是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我们要充分利用中国经济领跑世界经济这一长期优势，打好经济牌。这张牌谁都愿意要，是一张搞好睦邻友好外交和扩大国际经济合作的好牌。这是未来20年中，可能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中国这样的机遇。我们要利用历史机遇，在经济上四面出击，在周边地区建立一个"经济合作圈"。
第三，寻找突破口，从国家到地区，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军事交流、对话与合作，逐步建立"军事交流圈"。这有利于削弱"中国威胁论"和缓解外部军事压力。我们扩大与"上海合作组织"中的其它五国的军事交流与合作的潜力还是很大的，与一些东盟国家建立军事对话和交流渠道和机制也是比较容易的。
以上三个方面战略思路是相互联系的，要相互协调，一起推动，才能打好外交上的"太极拳"。在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苦练"内功"时，如果不会用"太极拳"化解各种外来压力，是很容易树敌和遭到攻击的；在实力不足、缺乏"内功"的情况下，"太极拳"也是打不起来的。因此，练好"内功"和打"太极拳"缺一不可。
*郭学堂，法学博士，同济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
[1] 张季良主编：《国际关系学概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73页。
[2] 请参阅John J. Mearsheimer, "The Future of the American Pacifier",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 October 2001.
[3] Colin Powell, "U.S. Looks to Its Allies for Stability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Jan. 27, 2001.
[4]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Defense Depart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Sept.31 2001. P.4.
[5] 黄仁伟：《单边主义难以应对恐怖主义：美国面临战略困境》，载《解放日报》，2002年9月4日。
[6] 请参阅杨洁勉、赵念渝等着：《国际恐怖主义与当代国际关系》，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8－14页和第3章。
[7] 在世纪之交，中国学者曾就"时代主题"有过深入讨论，请可以参阅安卫、李东燕：《十字路口上的世界--中国著名学者探讨21世纪的国际焦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章。张睿壮：《重估中国外交所处之国际环境--和平与发展并非当代世界主题》，载《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1期。杨洁勉：《跨世纪世界格局中的美国全球战略》，载《国际问题研究》，2000年第6期。
[8] 有关大国合作及其与联合国作用之间关系的分析，请参阅郭学堂：《后冷战时代大国关系的变迁与集体安全的未来》，载《国际观察》，2000年第3期；《集体安全与权力均势--兼析国际政治体系的演变》，载《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大国关系进入合作期》，载《环球时报》2002年7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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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松泉：“台湾共和国”的身价与前途
由李登辉主导、台独势力发起的"台湾正名大游行"鼓吹将国名"正名"为台湾，台独分子高呼"台湾共和国"的名字，不仅又一次挑动内部的统独之争，也使两岸关系更加紧绷。且不说台湾由"中华民国"的前总统说中华民国不存在的台湾怪现象，首先要给"台湾共和国"算算命，看看它如果真的"正"了名，它的身价和前途如何。这其实不应该由我们大陆人来分析，台湾人自己更应该理性地分析和评估，不要被李登辉等台独势力一时诡辩和喧闹迷糊了头脑。这不仅对大陆非常重要，对台湾人民更是攸关。
先说这个中华民国，稍有历史感的台湾人应该清楚它的历史沧桑和曾经拥有的辉煌。如果说大陆人民因为对当年国民党统治极度不满而将它抛弃（但大陆不抹杀孙中山创立的中华民国的历史功绩与价值，有大陆的教科书和最近"走向共和"的电视剧为证），台湾人民是不应该健忘的。虽然有"二·二八"惨痛的一页，但台湾在中华民国的奋斗和牺牲下才从日本的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一些台湾人把它看做大陆人的殖民另当别论），才有今天的台湾民主和自主（一些台湾人的日本殖民情结又另当别论）。当年全中国包括台湾人民庆祝中华民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和台湾回归祖国时的激情说明了全体中国人对它的感情，许多人也没有忘记当年宋美龄在美国国会演讲争取美国人民支持中国抗日战争的美丽一页。对从大陆逃到台湾的人来说，正是这个中华民国给了他们生命和发展的空间，其中许多人本来可能在大陆要人头落地的。台湾也是在中华民国的治理下才取得了经济的腾飞和今日的自由民主。无论本土还是"外来"，所有的台湾人，都应该珍视它给台湾人民所带来的一切，今天想要抛弃它的台湾人，不是非理性和糊涂，就是没有历史感，对历史的无知。中华民国今日的处境当然非常独特，但它对台湾人民来说无论在国际上，还是在与中国大陆的博弈与谈判中，还可以坚持对等的立场和应有的尊严。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留了一个灰色模糊的地带，当大家现在可以和平维持现状，留待未来时机成熟时在对等的条件下、作出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安排。现在大陆不急于消灭中华民国，一些台湾人却要消灭它，不明智。
再说这个所谓的"台湾共和国"，是否具有超越中华民国的优越性？客观地分析，不仅没有优越性，反而自己打压和矮化了自己，甚至可能将台湾和大陆都拖入战争，毁了两岸和平安宁的生活。现在中国大陆不仅对陈水扁"听其言，观其行"，其实，大陆对台湾人民也在"听起言，观其行"，所谓"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实际上是希望在大陆经济发展和强大，两岸经济相互依存，交往和理解加深的情况下，台湾人民能够最终愿意与大陆谈判统一问题。只要是谈统一，有些条件包括国名等都是可以谈判的，可以妥协的。而如果不仅台湾的领导人、台湾的部分台湾独人士，而且台湾的大多数人都要选择台湾独立、不选择与大陆未来统一时，大陆也就不会再"寄希望于台湾人民"，而是寄希望于自己的实力。现在大陆学者对台湾民意的走向本来就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现实主义派比较悲观，认为台湾的走向不可救药，只有准备在适当的时间武力统一。新自由主义派认为两岸经济相互依存和共同利益的增加，相互理解的增强，大陆经济的强大和民主化的推进，将可能使台湾人民愿意在一定的条件下与大陆实行某种形式的、双方都可接受的统一。一旦出现台湾多数民意选择台湾独并更改国号或推行其他一些台独举措，迫使大陆摊牌，将大陆的希望变成绝望，那么，大陆的选择其实也就只有一条路。那将是两岸人民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大灾难。即使由于美国的参战而使大陆无法达到统一的目标，大陆不仅不会放弃争取统一的政策，国家统一是历代中国人千年不灭的理念。而且大陆对台湾的敌意和仇恨对台湾很不利，台湾不太可能在国际上成功，而且隔岸有一个仇敌在，台湾将长期处于不安之中。这对台湾有百害而无一利。暂时以中华民国维持现状，比所谓的"正名"对双方都有利，避免摊牌对两岸都是绝对必要的。
退一步说，中国大陆为了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不希望因为海峡战争而将自己的经济成果打掉，暂时不以武力攻打台湾。在这种情况下，大陆就更有卧薪尝胆之心，待实力足够强大，时机对自己有利时解决。但在外交上，必然会更加强硬，现在台湾在国际上的一些空间将更被毫不留情的挤压，更罔论加入联合国。而且，大陆会更加强调台湾是中国的一个地区，"台湾共和国"与俄罗斯国内的共和国一样，或者如波黑内部的"塞尔维亚共和国"一样，不是独立的国家。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不会为了承认台湾而与得罪日益强大的中国。所以，从未来的结果看，如果台湾"正名"，那是台湾真正自己矮化自己，把自己变成一个地方政府。台湾充其量不过像波黑的国中国一样。当它成为"台湾共和国"时，在国际上，外交环境不可能有任何的变化。这比中华民国没有任何优越，只有失去更多。保持中华民国的身份，可以与大陆进行对等的谈判。也许可以像现在南斯拉夫那样，两个共和国统一在一个国家里，除外交等领域外，各自保持相对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这才是理性和明智的两岸和平繁荣之路。
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世界政治将更多地体现大国外交与大国协调。随着中国大陆的强大，中国将在更大的范围更广泛的问题上参与大国协调，届时即使是美国，也得充分尊重中国在大国协调与全球治理中的作用。最近的朝核六方会谈只是中国参与大国协调与全球治理的一个序幕。台湾明智的政治家和台湾人民应该现实而理性地看到这一点。也许，这也正是台独势力的最大焦虑，因此想乘现在中国还不够强大、内部存在不少问题、2008年举办奥运会的时机，加快台独的步伐。这也是徒劳的，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同日明白无误地表示，中美关系是30年来最好的时期，这句话可以作为我对未来中国参与大国协调的预测的一个注脚，也是对台湾民众的一个善意的提醒。身负重责的政治家更应该明白，选举归选举，游戏归游戏，但切莫玩火。
现在是中国大陆不仅对陈水扁"听其言，观其行"，也应对台湾民意"听其言，观其行"的时候了。需要继续努力争取台湾民心，默默做好预防不测的各项准备，明确自己的大战略，冷静观察，沉着应对，掌握主动。从长远看，自信在大陆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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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峰：9．11两周年：国际反恐任重道远
"9·11"事件两周年了。
"9·11"对世界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当"9·11"纪念日再度来临时，不同人群、种族、信仰与追求的人心中奔涌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恐怕这是一个没有单一答案的问题。对美国来说，"9·11"事件意味着惊悸、伤害和惨痛，许多"9·11"事件的遗属至今还在为抚恤金而劳碌；对纽约这样的世界大都市来说，"9·11"更意味着许久恐怕都难以 彻底结束的噩梦。美国媒体报道说，直到今天，"9·11"带来的惊恐依然还飘荡在这座城市的上空、沉淀在许多纽约居民的心头；环境和生态学者以及政府官员，迄今还在为世贸大楼遗址是否仍在发散有毒气体而争论。对美国人民来说，"9·11"是心中永远的痛，是贴在美国如此强大身躯上的"脆弱"标签；对美国政府来说，"9·11"是空前的挑战，是一个神话的破灭，他们终于意识到，光有超强军事实力并不一定就能捍卫美国的安全；同时，"9·11"又是一种权力意识的发酵剂，使美国担负起了世界反恐重任，却也让美国更加恣意、更加蛮横地四处发挥、四处炫耀其超强的实力。
"9·11"事件两周年了。历史清晰地表明，这一年是国际恐怖主义猖獗的一年。此时此刻，当我们缅怀事件中被夺去生命的无辜亡灵、站在道德主义的高度痛斥恐怖主义的邪恶与残忍之际，整个人类是否也应该扪心自问：为什么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屡禁不止？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难道仅仅是所谓"失败国家"中的极端主义、原教旨主义、种族主义以及形形色色的分离主义吗？
在当今国际关系中，极端主义、分离主义与反美主义，可以并列称之为国际恐怖主义孳生和发展的三大根源。人类想要真正治愈恐怖主义活动的顽疾，说到底，需要依靠人类社会生活整体健康的发展，需要依靠不同文化、不同国家和不同的价值信仰之间的相互宽容，更需要世界各地自由与繁荣的发展。没有国际关系的民主化、没有人类对普遍权利与自由的尊重与保障，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价值征服性的战争、存在着种族间的仇杀与憎恨、存在着持续的贫困与失序，恐怖主义就是寄生在人类社会病态躯体上难以割除的毒瘤，是人类自身自私、傲慢与权力欲的产物。
"9·11"事件两周年了。某些西方大国为了在权力的全球新一轮扩张中让反恐的旗帜更为鲜艳，将全球反恐斗争视为一场新的全球意识形态战争。他们认为，反恐就是维护世界的自由、文明与繁荣，而支持、纵容、包庇和从事恐怖行动，就是反对世界的自由、文明与繁荣。这样的划分未免过于简单和绝对。我们坚决反对、并打击一切形式的恐怖活动。恐怖主义不管如何猖狂，都永远无法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意识形态，更无法左右世界多数人民的灵魂和精神。类似本·拉丹之类的恐怖分子毕竟只是极少数，"基地"组织说到底也是一帮无法在阳光下正常生活的阴暗人群。然而，最重要的是，在世界历史不断延续的漫漫进程中，如何让更多的人远离恐怖主义的蛊惑，让更多的人认为根本没有必要诉诸于极端的行动来实现自己的理想，这才应该是国际反恐合作的最高目标。
"9·11"事件两周年了。这一悲剧给世人真正的启迪是：让世界远离恐怖。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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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继武：国际关系史中的外交家：理论与实践
国际关系史中的外交家：理论与实践
--读《大外交》
基辛格是一位现实主义学者，也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学者和政务家。继冷战结束前夕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推出的国际关系史经典著作《大国的兴衰》后，基辛格在冷战结束后不久出版了其气势恢宏的《大外交》长篇大作。相比而言，笔者认为后者更具哲理涵养和专业色彩，国内也有学者评述《大外交》具有四本书的功效：国际关系史著作；美国外交史著作；政治学理论著作；关于世界格局和秩序的著作。这些评语全面彰显了基辛格在国际关系理论和历史方面扎实的功底和非凡的成就。读罢此书，不禁为作者的哲学思维、历史涵养以及理论洞察力所折服。令笔者感触最深的是基辛格将理论融于历史阐述之中，二者的结合达到运用自如的程度。而这历史又是外交家的"历史"，基辛格特别注重近现代国际关系史上主要大国的关键领导人的才能和气质在对外决策和国际关系进程中的作用。这是本书的一个特别之处，使得有别于传统那种对国际关系史教科书式的枯燥描述。因此，笔者在阅览全书后，以《大外交》的历史素材为依托，着重致力于从理论和实践两个角度分析外交家在国际关系史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理论之维度
《大外交》是一部现实主义的著作，她是基于现实主义的基本理念和原则来阐述近现代国际关系史，基辛格先生所推崇的均势政策与战略在这本书中显露无疑。尽管基辛格没有像摩根索一样建立一种盘大的理论体系，他主要通过历史经验分析来表现他的现实主义理论。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对19世纪欧洲的均势外交进行详尽的分析，提出了均势战略的现代意义，从而一举成名。
基辛格是国际关系理论中现实主义的代表人之一，但他的分析方法、研究路径显示出与其他现实主义学者不同之处。传统现实主义的分析范畴中，个体是依附于国家而存在的，因为现实主义主要的分析单位是国家。现实主义大师摩根索的经典著作就定名为《国家间政治》，重点分析国家如何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追求权力，与此相适应的手段为缔结军事和政治联盟，实施均势战略，寻求地缘政治优势等等。新现实主义大师肯尼思·沃尔兹的理论架构中，着重关注的是国际权力结构对国家行为的影响。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重点分析的是国家的行为，而个人只是依附于国家单位的附庸。因此，很多学者表露出对国际关系研究中这种偏执的不满："国际关系中个人从来没有成为一个常见的范畴"。
通览《大外交》一书，可以发现基辛格却奉行一种与此不同的观念和方法。对于时间跨度近400年的近现代国际关系史，基辛格如何将这几百年林林总总的历史事件和历史进程阐述清楚？基辛格运用基本的均势战略理论，重点对各个历史时期的重要的外交家的思想和实践进行述评，既全面又重点清晰地对这几百年的国际关系史作纵向阐述和横向规律的总结。在基辛格眼中，近现代国际关系史和外交史，其实就是一部外交家的历史。
从理论上他对外交家（领导人）的关键作用做了详尽的描绘和点评。通过对19世纪历史的分析，他最后总结出国家力量的四个基本的要素：
◆ 卓越的政治和战略理解力：要想在大国林立的国际格局中均衡一方，一个国家必须具有卓越的政治和战略理解力，而这又直接取决于领导人的素质和才能。
◆ 国内对特定政策的支持：国内政治与对外关系具有重要关联，领导人同样影响着国内结果对政治的支持。
◆ 同其他国家的关系：联盟、中立或敌对。基辛格的理论来源于他对19世纪欧洲外交史的分析，这为他的均势战略奠定了理论基础。在众多的外交家中，他最为推崇的是俾斯麦和梅特涅。他全力塑造了三种均势的模式：以共同价值为中心的"梅特涅"模式，以现实政治为基础的均势有两种模式：消极维持的"不列颠"模式和积极推动的"俾斯麦"模式。
◆ 领导者的声望以及为达到既定目标所应具备的能力：基辛格特别注重个人在国家国际关系中的推动作用。这与他本人作为一个外交家有直接的联系。
以上四个方面最终可以归结为一点：国家领导人和外交家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我们可以推知，国家领导人对一个国家的国家力量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外交家的外交理念、才能、素质以及技巧等，对这个国家的对外关系和外交环境甚至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基辛格虽然也关注权力的作用，但他的重点并不是在权力资源如何分配上，而是在于突出具体个人在具体的事件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对事件结果的关注。他本人在从政期间所进行的秘密外交和穿梭外交等，就是他自身所持观念和理念的直接反映。
二、实践之维度
要综述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来的三百多年国际关系史，没有一条主线是不可想象的，这样就会给人一盘散沙的感觉。在基辛格笔下，各国主要政治家和外交家的外交政策思想成为他分析的重点。
翻阅本书的目录，就可以对基辛格所着力分析的大外交家略知一二，如西奥多·罗斯福、伍德罗·威尔逊、黎塞留、威廉一世、皮特、拿破仑三世与俾斯麦，以及20世纪主要的美国总统的外交政策思想、战略思想都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同时包括对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斯大林、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进行点评。基辛格是一位多面手的学者，他集外交史家、政治家、政治学家和战略家于一身。从这三百年的历史事实和历史事件进行总结和评析中，从他的字里行间中我们可以看见他的多重身份的踪影。
首先这是一部近现代国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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