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语录选（三）.doc

一认真，便容易趋于激烈，发扬则送掉自己的命，沈静着，又啮碎了自己的心。
（《且介亭杂文•忆韦素园君》，《鲁迅全集》六卷51页）
所以我想，在青年，须是有不平而不悲观，常抗战而亦自卫，倘荆棘非践不可，固然不得不践，但若无须必践，即不必随便去践，其实也无非想多留下几个战士，以得更多的战绩。
（《两地书•北京四》，《鲁迅全集》九卷18页）
战斗当首先守住营垒，若专一冲锋，而反遭覆灭，乃无谋之勇，非真勇也。
（《书信•唐词》，《鲁迅全集》.十卷150页）
……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沈的韧性的战斗。
（《坟•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一卷274页）
但敌人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许多事都败在他们手里。
（见1934年12月10日致肖军、肖红信）

作者的任务

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
（《且介亭杂文•序言》，《鲁迅全集》六卷3页）
凡有文学，都是宣传，因为其中总不免传布着什么，但后来却有人解为文学必须故意做成宣传文字的样子了。诗必用口号，其误正等。
（《书信•致蔡斐君》，《鲁迅全集》十卷281页）
木刻是一种作某用的工具，是不错的，但万不要忘记它是艺术。它之所以是工具，就因为它是艺术的缘故。
（《书信•致李桦》，《鲁迅全集》十卷258页）
我所遇见的随便谈谈的青年，我很少失望过，但哗啦哗啦大写口号理论的作家，我却觉得他大抵是呆鸟。
（《书信•致曹白》，《鲁迅全集》十卷304页）
中国人的眼睛倘此后渐渐亮起来，无论创作翻译，自然只有坚实者站得住，《狂飙》式的恫吓，只能欺骗一时。
(《书信•致韦漱园》，《鲁迅全集》十卷18页)
因为文艺家至少须有直抒己见的诚心和勇气的，倘不肯吐露本心，就更谈不到什么意识。
（《三闲集•叶永蓁作〈小小十年〉小引》，《鲁迅全集》四卷116页）

试翻唐以前的文苑传，大抵是秉承意旨，草檄作颂的人，然而那些作者的文章，流传至今者偏偏少得很。
（《花边文学•古人并不纯厚》，《鲁迅全集》五卷366页）
革命成功以后，闲空了一点；有人恭维革命，有人颂扬革命，这已不是革命文学。他们恭维革命，颂扬革命，就是颂扬有权力者，和革命有什么关系？
（《集外集•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鲁迅全集》七卷108页）
这时，也许有感觉灵敏的文学家，又感到现状的不满意，又要出来开口。从前文艺家的话，政治革命家原是赞同过；直到革命成功，政治家把从前所反对那些人用过的老法子重新采用起来，在文艺家仍不免于不满意，又非被排轧出去不可，或是割掉他的头。
（《集外集•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鲁迅全集》七卷108页）
但是，文艺家的话，其实还是社会的话，他不过感觉灵敏，早感到早说出来（有时，他说得太早，连社会也反对他，也排轧他）。
（《集外集•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鲁迅全集》七卷106页）
政治家认定文学家是社会扰乱的煽动者，心想杀掉他，社会就可平安。殊不知杀了文学家，社会还是要革命……
（《集外集•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鲁迅全集》七卷107页）
怒吼的文学一出现，反抗就快到了；他们已经很愤怒，所以与革命爆发时代接近的文学每每带有愤怒之音；他要反抗，他要复仇。
（《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鲁迅全集》三卷312页）

以笔墨问世的青年

但对于只想以笔墨问世的青年，我现在却敢据几年的经验，以诚恳的心，进一个苦口的忠告。那就是：不断的（！）努力一些，切勿想以一年半载，几篇文字和几本期刊，便立了空前绝后的大勋业。还有一点是：不要只用力于抹杀别人，使他与自己一样的空无，而必须跨过那站着的前人，比前人更加高大。初出阵的时候，幼稚和浅薄都不要紧，然而也须不断的（！）生长起来才好。
（《三闲集•鲁迅译著书目》，《鲁迅全集》四卷145页）
文学史上，我没有见过用阴谋除去了文学上的敌手，便成为文豪的人。
（《书信•致韦素园》，《鲁迅全集》十卷22—23页）
一个人做事不专，这样弄一点，那样弄一点，既要翻译，又要做小说，还要做批评，并且也要做诗，这怎么弄得好呢？
（《二心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
意见》，《鲁迅全集》四卷185页）
教书和写东西是势不两立的，或者死心塌地地教书，或者发狂变死地写东西，一个人走不了方向不同的两条路。
（《华盖集续编•厦门通信（二）》，《鲁迅全集》三卷276页）

研究是要用理智，要冷静的，而创作须情感，至少总得发点热，于是忽冷忽热，弄得头昏，——这也是职业和嗜好不能合一的苦处。苦倒也罢了，结果还是什么都弄不好。那证据，是试翻世界文学史，那里面的人，几乎没有兼做教授的。
（《而已集•读书杂谈》，《鲁迅全集》三卷332页）
研究文章的历史或理论的，是文学家；做做诗，或戏曲小说的，是做文章的人，就是古时候所谓文人，此刻所谓创作家。创作家不妨毫不理会文学史或理论，文学家也不妨做不出一句诗。然而中国社会上还很误解，你做几篇小说，便以为你一定懂得小说理论，做几句新诗，就让你讲诗之原理。
（《而已集•读书杂谈》，《鲁迅全集》三卷331页）
其实，以文笔做生活，是世上最苦的职业。
（《书信•致宫竹心》，《鲁迅全集》九卷303页）

文章应该怎样做，我说不出来，因为自己的作文，是由于多看和多练习，此外并无心得或方法的。
（《书信•致赖少麒》，《鲁迅全集》十卷273页）
这也难怪，因为创作是并没有什么秘诀，能够交头接耳，一句话就传授给别一个的……
（《且介亭杂文二集•不应该那么
写》，《鲁迅全集》六卷246页）
此后要创作，第一须观察，第二是要看别人的作品，但不要专看一个人的作品，以防被他束缚住，必须博采众家，取其所长，这才后来能够独立。
（《书信•致董永舒》，《鲁迅全集》十卷165页）

倘若看看文艺作品呢，则先看几种名家的选本，从中觉得谁的作品自己最爱看，然后再看这个作者的专集，然后从文学史上看看他在史上的位置；倘要知道得更详细，就看一两本这人的传记，那便可以大略了解了。
（《而已集•读书杂谈》，《鲁迅全集》三卷333页）

不过只看一个人的著作，结果是不大好的：你就得不到多方面的优点。必须如蜜蜂一样，采过许多花，这才能酿出蜜来，倘若叮住一处，所得就非常有限，枯燥了。
（《书信•致颜黎民》，《鲁迅全集》十卷309页）
读者的读选本，自以为是由此得了古人文笔的精华的，殊不知却被选者缩小了眼界……
（《集外集•选本》，《鲁迅全集》七卷131页）
不过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
（《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鲁迅全集》六卷344页）

有一种所谓“文士”而又似批评家的，则专是一个人的御前侍卫，托尔斯泰呀，托尔斯泰呀，指东画西的，就只为一个人做屏风。
（《华盖集•并非闲话（三）》，《鲁迅全集》三卷115页）`
不过我并非要大家不看批评，不过说看了之后，仍要看看本书，自己思索，自己做主。看别的书也一样，仍要自己思索，自己观察。
（《而已集•读书杂谈》，《鲁迅全集.》三卷334页）
专看文学书，也不好的。先前的文学青年，往往厌恶数学，理化，史地，生物学，以为这些都无足重轻，后来变成连常识也没有，研究文学固然不明白，自己做起文章来，也糊塗。
（《书信•致颜黎民》，《鲁迅全集》十卷309页）
作文要誊清，是因为不常写的缘故：手生。我也这样，翻译多天之后，写评论便涩滞；写过几篇之后，再翻译，却又觉得不大顺手了。
（《书信•致曹白》，《鲁迅全集》十卷303页）
以后应该立定格局之后，一直写下去，不管修辞，也不要回头看。等到成后，搁它几天，然后再来复看，删去若干，改换几字。在创作的塗中，一面练字，真要把感兴打断的。
（《书信•致叶紫》，《鲁迅全集》十卷242页）

但我想，散文的体裁，其实是大可以随便的，有破绽也不妨。做作的写信和日记，恐怕也还不免有破绽，而一有破绽，便破灭到不可收拾了。
（《三闲集•怎么写》，《鲁迅全集》四卷22页）
我以为内容且不说，新诗先要有节调，押大致相近的韵，给大家容易记，又顺口，唱得出来。
（《书信•致窦隐夫》，《鲁迅全集》十卷250页）
诗须有形式，要易记，易懂，易唱，动听，但格式不要太严。要有韵，但不必依旧诗韵，只要顺口就行。
（《书信•致蔡斐君》，《鲁迅全集》十卷281页）
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经被做完……
（《书信•致杨霁云》，《鲁迅全集》十卷224页）
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
（《书信•致陈烟桥》，《鲁迅全集》十卷206页）
关于研究文学的事，真是头绪纷繁，无从说起；外国文却非精通不可，至少一国，英法德日都可，俄更好。这并不难，青年记性好，日记生字数个，常常看书，不要间断，积四五年，一定能到看书的程度的。
（《书信•致夏传经》，《鲁迅全集》十卷293页）

但学外国文须每日不放下，记生字和文法是不够的，要硬看。比如一本书，拿来硬看，一面翻生字，记文法；到看完，自然不大懂，便放下，再看别的。数月或半年之后，再看前一本，一定比第一次懂得多。这是小儿学语一样的方法。
（《书信•致曹白》，《鲁迅全集》十卷300—301页）

走人生的长途

走“人生”的长途，最易遇到的有两大难关。其一是“歧路”，倘是墨翟先生，相传是恸哭而返的，但我不哭也不返，先在歧路头坐下，歇一会，或者睡觉，于是选一条似乎可走的路再走，倘遇见老实人，也许夺他食物来充饥，但是不问路，因为我料定他并不知道的。如果遇见老虎，我就爬上树去，等它饿得走去了再下来，倘它竟不走，我就自己饿死在树上，而且先用带子缚住，连死尸也决不给它吃。但倘若没有树呢？那么，没有法子，只好请它吃了，但也不妨也咬它一口。其二便是“穷途”了，听说阮籍先生也大哭而回，我却也像在歧路的办法一样，还是跨进去，在刺丛里姑且走走。
（《两地书•北京二》，《鲁迅全集》九卷13页）
现在做人，似乎只能随时随手做点有益于人之事，倘其不能，就做些利己而不损人之事，又不能，则做些损人利己之事。只有损人而不利己的事，我是反对的，如强盗之放火是也。
（《书信•致曹聚仁》，《鲁迅全集》十卷140页）

但总之，即使未能徑上战线，一切稍为大家着想，为将来着想，这大约总不会是错了路的。
（《书信•致杨霁云》，《鲁迅全集》十卷213页）

志愿愈大，希望愈高，可以致力之处就愈少，可以自解之处也愈多。
（《三闲集•叶永蓁作〈小小十年〉小引》，《鲁迅全集》四卷115页）

幻想飞得太高，堕在现实上的时候，伤就格外沈重了；力气用得太骤，歇下来的时候，身体就难于动弹了。
(《华盖集•补白》，《鲁迅全集》三卷82页)

志极高而心不专，就永远只能传扬一个可惊可喜的消息……
（《三闲集•鲁迅译著书目》，《鲁迅全集》四卷144页）

做一件事，无论大小，倘无恒心，是很不好的。而看一切太难，固然能使人无成，但若看得太容易，也能使事情无结果。
（《书信•致陈烟桥》，《鲁迅全集》十卷205页）
无论爱什么，—— 饭，异性，国，民族，人类等等，——只有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二六时中，没有已时者有望。
（《华盖集•杂感》，《鲁迅全集》三卷38页）

是你还以为前途太光明，所以一碰钉子，便大失望，如果先前不期必胜，则即使失败，苦痛恐怕会小得多罢。
（《三闲集•通信》，《鲁迅全集》四卷80页）

中国是古国，历史长了，花样也多，情形复杂，做人也特别难，我觉得别的国度里，处事法总还要简单，所以每个人可以有工夫做些事，在中国，则单是为生活，就要化去生命的几乎全部。
（见1934年12月6日致肖军、肖红信）
往往须费额外的力，受无谓的气，无论做什么事，都是如此。我想此后只要能以工作赚得生活费，不受意外的气，又有一点自己玩玩的余暇，就可以算是万分幸福了。
（《两地书•厦门——北京八五》，《鲁迅全集》九卷195页）

驯良之类并不是恶德。但发展开去，对一切事无不驯良，却决不是美德，也许简直倒是没出息。
（《且介亭杂文•从孩子的照相说起》，《鲁迅全集》六卷62页）

我以为人类为向上，即发展起见，应该活动，活动而有若干失错，也不要紧。惟独半死半生的苟活，是全盘失错的。因为他挂了生活的招牌，其实却引人到死路上去。
（《华盖集•北京通信》，《鲁迅全集》三卷42页）

苟活就是活不下去的初步，所以到后来，他就活不下去了。意图生存，而太卑怯，结果就得死亡。
（《华盖集•北京通信》，《鲁迅全集》三卷41页）

所以，贪安稳就没有自由，要自由就总要历些危险。只有这两条路。
（《集外集拾遗•老调子已经唱完》，《鲁迅全集》七卷428页）
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
（《坟•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一卷271页）
生活在人们的同情之下，已经是不自由了……
（《坟•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一卷273页）

我想：一个人也许应该做点事，但也无须劳而无功。
（《两地书•厦门——广州》，《鲁迅全集》九卷127页）
人固然应该办“公”，然而总须大家都办，倘人们偷懒，而只有几个人拼命，未免太不“公”了，就应该适可而止……
（《两地书•厦门——广州`六二》，《鲁迅全集》九卷149页）
现在的许多论客，多说我会发脾气，其实我觉得自己倒是从来没有因为一点小事情，就成友或成仇的人。我还不少几十年的老朋友，要点就在彼此略小节而取其大。
（《书信•致曹聚仁》，《鲁迅全集》十卷148页）
不能提出真凭实据，而任意诬我的朋友为“内奸”，为“卑劣”者，我是要加以辩正的，这不仅是我的交友的道义，也是看人看事的结果
（《且介亭杂文末编•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
一战线问题》，《鲁迅全集》六卷429页）
古之师道，实在也太尊，我对此颇有反感。我以为师如荒谬，不妨叛之，但师如非罪而遭冤，却不可乘机下石，以图快敌人之意而自救。
（《书信•致曹聚仁》，《鲁迅全集.》十卷140页）
叭儿之类，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确是口是心非的所谓“战友”，因为防不胜防。
（见1934年12月18日致杨霁云信）
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
（《且介亭杂文末编•死》，《鲁迅全集》六卷496页）
你要是把假痴假呆当做真痴真呆，当真认为可笑可怜，那就未免傻到不可救药了。
（《南腔北调集•真假堂吉珂德》，《鲁迅全集》四卷399页）
“急不择言”的病根，并不在没有想的工夫，而在有工夫的时候没有想。
（《华盖集•忽然想到十一》，《鲁迅全集》三卷70页）
兄之常常觉得为难，我想，其缺点即在想得太仔细，要毫无错处。其实，这样的事，是极难的。凡细小的事情，都可以不必介意。
（《书信•致李秉中》，《鲁迅全集》九卷323页）
我的意思是以为有些事情万不要想得太深，想得太忠厚，太老实……
（《且介亭杂文二集•“寻开心”》，《鲁迅全集》六卷213页）

既无“患得患失”的念头，心情也自然安泰……
（《两地书•厦门——广州六0》，《鲁迅全集》九卷143页）

但我也没有在古今的名人中，发见能够确保决无虚伪的人，所以对于人，我以为只能随时取其一段一节。
（《集外集拾遗•两封通信》，《鲁迅全集》七卷639页）

孩子是要别人教的，毛病是要别人医的，即使自己是教员或医生。但做人处世的法子，却恐怕要自己斟酌，许多别人开来的良方，往往不过是废纸。
（《花边文学•安贫乐道法》，《鲁迅全集》五卷435页）
时间就是性命。无端的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是无异于谋财害命的。
(《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鲁迅全集》六卷78页)
耶稣说，见车要翻了，扶他一下。……我自然是赞成耶稣的话；但以为倘若不愿你扶，便不必硬扶，听他罢了。此后能不翻，固然很好，倘若终于翻倒，然后再切切实实的帮他抬。
老兄，硬扶比抬更为费力，更难见效。翻后再抬比将翻便扶，于他们更为有益。
（《集外集•渡河与引路》，《鲁迅全集》七卷34页）
侠客为了自己的“功绩”不能打尽不平，正如慈善家为了自己的阴功，不能救助社会上的困苦一样。而且是“非徒无益”而又害之的。
（《集外集拾遗•〈解放了的堂吉珂德〉
后记》，《鲁迅全集》七卷657页）
人不能将别人都作坏人看，能帮的也还是帮，不过最好是量力，不要拼命就是了。
（《两地书•厦门——广州`七三》，《鲁迅全集》九卷169页）
生了孩子，还要想怎样教育，才能使这生下来的孩子，将来成一个完全的人。
(《热风•随感录二十五》，《鲁迅全集》一卷376页)

我希望你们有记性，将来上了年纪，不要随便打孩子。不过孩子也会有错处的，要好好的对他说。
（《书信•致颜黎民》，《鲁迅全集》十卷307页)
一个人处在沈闷的时代，是容易喜欢看古书的……
（《书信•致刘炜明》，《鲁迅全集》十卷247页）

你看“现代”派下的小卒就这样阴鸷，无孔不入，真是可怕可厌。不过我想这实在难对付，譬如要我去和此辈周旋，就必须将别的事情放下，另用一番心机，本业抛荒，所得的成绩就有限了。“现代”派学者之无不浅薄，即因为分心于此等下流事情之故也。
（《两地书•厦门——广州六八》，《鲁迅全集》九卷159页）
但我对于此后的方针，实在很有些徘徊不决，那就是：做文章呢，还是教书？因为这两件事是势不两立的：做文要热情，教书要冷静。……我自己想，我如写点东西，也许于中国不无小好处，不写也可惜；但如使我研究一种关于中国文学的事，大概也可以说出点别人没有见到的话来，所以放下也似乎可惜。
（《两地书•厦门——广州六六》，《鲁迅全集》九卷159页）
我也时时感到寂寞，常常想改掉文学买卖，不做了，并且离开上海。不过这是暂时的愤慨，结果大约还是这样的干下去，到真的干不来了的时候。
（《书信•致肖军、肖红》，《鲁迅全集》十卷240页）
而且自从弄笔以来，有一种坏习气，就是一件事情开手，不做完就不舒服，也不能同时做两件事，所以每作一文，不写完就不放手，倘若一天弄不完，则必须做到没有力气了，才可以放下，但躺着也还要想到。
（《书信•致肖军、肖红》，《鲁迅全集》十卷237页）
时亦有意，去此危邦，而眷念旧乡，仍不能绝裾径去，野人怀土，小草恋山，亦可哀也。
（ 《书信•致李秉中》，《鲁迅全集》九卷319页）

我一生的失计，即在向来不为自己生活打算，一切听人安排，因为那时预料是活不久的。
（《两地书•厦门——广州八三》，《鲁迅全集》九卷189页）

但自问数十年来，于自己保存之外，也时时想到中国，想到将来，愿为大家出一点微力，却可以自白的。
（《书信•致杨霁云》，《鲁迅全集》十卷217页）

余音

我的文章，未有阅历的人实在不见得看得懂，而中国的读书人，又是不注意世事的居多，所以真是无法可想。
（见1936年4月5日致王冶秋信）

虽然有人数我为“无病呻吟”党之一，但我以为自家有病自家知，旁人大概是不很能够明白底细的。倘没有病，谁来呻吟？如果竟要呻吟，那就已经有了呻吟病了，无法可医。
（《坟•从胡须说到牙齿》，《鲁迅全集》一卷335页）

可是我有一种毛病，自己也疑心是自讨苦吃的根苗，就是偶尔要想想。
（《华盖集•“碰壁”之后》，《鲁迅全集》三卷53页）

我自然不想太欺骗人，但也未尝将心里的话照样说尽，大约只要看得可以交卷就算完。……因为，我还没有这样勇敢，那原因就是我还想生活，在这社会里。
（《坟•写在〈坟〉的后面》，《鲁迅全集》一卷326页）
真话呢，我也不想公开，因为现在还是言行不大一致的好。
（《三闲集•通信》，《鲁迅全集》四卷80页）
讲话和写文章，似乎都是失败者的征象。……又好像楚霸王救赵破汉，追奔逐北的时候，他并不说什么；等到摆出诗人面孔，饮酒唱歌，那已经兵败势穷，死日临头了。
（《集外集拾遗•通讯》，《鲁迅全集》七卷363—364页）
一九六八年 初摘一部分
一九七四年 继续，完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 整理编定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 补充修改

附记：这本语录不是为鲁迅编的，鲁迅的伟大不是一两本语录所能概括得了的。更不是为文化大革命造反派编的。但是，没有文化大革命，这本语录也不会出现。《战国策·赵策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它的意义恐怕就在于此吧。
　　　　　　　　　　　　　　　　　　　　２００５年１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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