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总稿.docx

时文之一： 为英雄正名，坚守历史的庄严厚重
作者：花果嶺
　　由新华社新媒体中心联合解放军分社组织的系列报道《为英雄正名》推出后，引发热烈反响。为了使报道更具真实性和说服力，新华社组织重庆、四川、河北、甘肃、辽宁、山西、四川、湖北，北京等九个分社的十余名记者，分兵多路，深入英雄所在部队，多方寻访英雄生前战友、朋友、亲属，走进英雄纪念馆，深入细致地对有关英雄的每一个细节进行了采访。（新华网，6月24日）
　　解放战争中的刘胡兰、董存瑞，抗美援朝战场上的邱少云、黄继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革命烈士，他们在争取民族进步和保家卫国的战争中献出了宝贵生命，为民族命运共同体的前途和未来做出巨大贡献。然而，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一股戏说历史、解构英雄、消解崇高的思潮泛起，对一些英雄模范人物进行随心所欲的解构、恶搞甚至抹黑，比如“邱少云事迹不符合生理学”“黄继光堵抢眼不合理”“董存瑞炸碉堡系虚构”，甚至刘胡兰牺牲是因为“乡亲们往后退一步，（刘胡兰）反应慢了点”，这些歪理邪说，不仅是对英雄人物的亵渎，更是对庄严历史的冒犯。
　　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长征之战略转移、抗战之民族独立、解放战争之人民崛起、抗美援朝之保家卫国，这些以“战争”为主题的庄严历史，支撑起其闳阔历史背景的，正是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在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中，那些基本素养较高、精神毅力顽强、信仰理念坚毅的个体就成为当仁不让的英雄而凸显出来。我们当然不能否认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基本认知准则，但一些英雄模范的突出作用无疑也值得历史铭记。刘胡兰、董存瑞、邱少云、黄继光，他们既是普通人民子弟兵的一员，又因他们做出突出贡献成为英雄人物而名垂青史。在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发展的进程中，他们或许只是历史长河中的小水滴，却在阳光的折射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在记录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曲折发展的史册上，这些英雄名字所折射出的历史是庄严而厚重的，他们不仅应在其时的激涌历史时代闪光，更应在和平时代的当下而被铭记。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民族命运共同体发展前进的推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庄严历史的直接参与者和卓越实践者；他们本身就是庄严历史的一部分。就他们在推动民族命运共同体发展前进的意义上来说，他们被解构、恶搞甚至抹黑不仅是不可思议的，更是令人惊诧的。对我们这样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尤其是近现代厚重历史的民族而言，那些在推动民族命运共同体发展前进道路上出力做贡献的每一个人，都不该被漠视，遑论那些以宝贵生命为代价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人物。抹黑他们，如果不是别有用心，就是犯了历史虚无主义的病。
　　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英雄人物则起了重要的催化引领作用。当然，英雄毕竟也是有血有肉的人，他们也有普通人的感情。正视英雄人物的感情，也是正视历史的题中之意；但如果将英雄人物的正常感情予以解构乃至抹黑，如果不是无知，就是历史虚无主义在作祟。比如，刘胡兰被中伤为“红军连长的小三”，但记者调查采访得知刘胡兰的两次订婚经历和一段真挚情感，为我们揭开革命烈士有血有肉的一面；而为了民族命运共同体的光明未来，他们宁愿放弃美好感情。再者，有人指“邱少云违背生理学”，这显然没有看到精神意志对物质存在的巨大反作用。
我们注意到，对刘胡兰、董存瑞、邱少云、黄继光等英雄人物的解构乃至抹黑现象，尤其在网络时代更加令人侧目。网络时代尤其是自媒体时代，新媒体传播机制比传统媒体传播更加多元多样，更加网络化、碎片化、不规则化。对英雄人物的恶搞、解构甚至抹黑，不乏一些人存在哗众取宠的心理，但也暴露出他们对历史的态度过于随意和轻佻。即便我们很警惕，但历史虚无主义仍旧如幽灵般徘徊在我们身边，不时溜出来消解历史的庄严。历史不容恶搞，英雄不容抹黑，为英雄正名就是坚守历史的庄严和厚重。颠覆历史，我们立足当下的根基怎能稳固？抹黑英雄，我们将何以面对充满挑战的未来？（花果嶺）

时文之二： 副县长辞官当农民不必大惊小怪

刘涛，1981年出生于慈利县东岳观镇跑马村，北大毕业，先后在乡镇共青团张家界市委、团省委、省委统战部工作，三十出头就被任命为临澧县副县长。出人意料的是，正当春风得意时，他却辞去副县长职务回乡创业，给人们留下了一个大大的问号与感叹号。（6月17日 华声在线）
　　一个三十出头就被任命为副县长的年轻人，却辞官当农民，让许多人惊讶与不解，引来众议当属正常。笔者却以为，对此事不必大惊小怪。
　　学而优则仕，中国自古以来的观念可谓根深蒂固。莘莘学子们勤奋学习，为的就是有朝一日“鱼跃龙门”，金榜题名。学业有成后，能踏上仕途，大小搏个官位，也算光宗耀祖了。正是基于这种思想观念，副县长辞官当农民，不仅父母亲人们不理解，就连广大网友也不理解，感到很奇怪。
　　其实，在这多元化发展的社会，“官老爷”的观念早已过时，人生价值取向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刘涛辞去副县长，或许正是其人生价值观形成后其对自己理想的追求产生的行为。俗话说，人各有志，刘涛在仕途上一帆风顺，并不代表着他对自己的职业职位感到满意，并不意味着这就是他人生的理想和追求，所以，我们对此不必大惊小怪。
　　刘涛辞官回乡创业，这样的举动并不是个例。其实即使在古代，也照样有人辞官，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何尝不是一种对人生价值的另一种追求？
　　官员辞官，原因多种多样，但在现在这种多元发展的社会大环境下，也属再正常不过的事了。那是辞职官员们个人的事，只要他们喜欢，只要他们愿意，外人有何必去多加猜测、横加议论呢？
时文之三： 雷剧何以“生生不息”
继弹弓打飞机、手撕鬼子、石头砸飞机后，又一部抗战雷剧被网友重新发掘，进而发酵为一场颇具看点的笑谈。
　　在2006年播出的电视剧《铁道游击队》里，游击队员所骑的自行车不仅能直接起飞，还顺便扳动了火车道闸，成功拦截了火车，同时躲开了飞来的子弹。有观众调侃：“看完这些雷剧，不禁开始怀疑，抗日战争打了这么多年是因为中国人保存了实力吗？”
　　早在2013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视剧司就指出，部分抗战题材电视剧存在过度娱乐化现象。然而，两年时间过去，各种情节奇葩的抗战雷剧仍层出不穷。最近，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再次重申将对抗战雷剧进行调查，加强内容导向，对过度娱乐化的电视剧不予播出。人们不得不思考，三令五申之下，抗战雷剧为何具有如此蓬勃的生命力，怎么禁也禁不住呢？
　　其实，从网络上关于抗战雷剧的讨论中不难发现，如果说抗战雷剧在几年前出现时满足了一些观众的猎奇心态，而如今，随着一轮又一轮的批评和炒作，这种歪曲历史、制作粗糙的电视剧，则已经在更多人的玩笑声中，侥幸获得了另一种生存的可能性——舆论的喧嚣让这些雷剧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在“审丑”心态的助推下，抗战雷剧的收视率和点击率得以提高，这就使得一些片方和电视台在商业回报的刺激下“越战越勇”。
　　“审丑”心态的助力，只是原因之一。更大的动力，还是来自于市场需求。
　　近两年，电视剧市场出现了不小的变化。对于电视台来说，一方面，电视剧的播出量较以往更大；另一方面，一些买不起优质电视剧的电视台则开始盘算，如何用有限的资金购买足够多的电视剧。而对于电视剧制作机构来说，播出量的增加则为其发展提供了一个机遇，如何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用小投入获得大收益，这笔账可以好好算计。如此一来，抗战雷剧自然不失为一种容易操作的产品——不需明星、置景简单、拍摄时间短、交易价格低，甚至因题材的特殊性更容易获得播出许可……这样的投入产出比，实在是高。
　　当然，管理部门的把关不严，也暗暗加剧了抗战雷剧的风生水起。国产电视剧发行许可证是电视剧从制作到播出的最后一道关卡，质量再低劣的电视剧，如果得不到发行许可，也无法招摇过市。然而，各级、各地管理部门在把关尺度上不尽相同，这就为抗战雷剧的播出提供了可能。虽然总局一再强调收紧闸口，但地方落实是否到位、管理水平是否跟得上，这个问题至今也没人说得清。当市场发展跑在了行业管理前头，行业对高水平的专业管理者的呼唤也就更加迫切。
“生生不息”的抗战雷剧，俨然已成为一种“现象级”话题，它的产生与社会心态、政策制定、部门管理和市场需求等多方面都纠缠勾连在一起，五味杂陈。简单的“禁”字诀，或许能解一时之困，但恐非长久之计。如何处理，当深思之。

时文之四： 医患共同决策 “药引”是“尊重”
　　6月17日，北京广播大厦10层一间小小的会议室。钟南山、郑家强、王辰三位院士，几乎手臂贴着手臂地挤在一起。60位嘉宾几乎涵盖了医学相关的所有领域，都是业界的翘楚。这些不同科室的大夫，坐诊的对象只有一个：医患共同决策。 钟南山和郑家强都认为，在医改没找到抓手前，一定不能悲观，一定还要做些什么。钟南山和他的朋友、英国医科院院士郑家强，一起决定召开这个纯民间的“首届医患共同决策论坛”。（6月24日《中国青年报》）
　　医改推行7年，仍然没有抓住“抓手”，而医患矛盾日益突出。在此语境下，横空出世的“医患共同决策”的良方可谓是为破解医患矛盾找到了一个很好的突破口。这一理论名词的提出，高屋建瓴，无论是从治疗策略上看还是从医德操守角度看，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医患共同决策”的核心要素是“共情”和“共策”，即医生与患者能共感情，相融相通，体贴患者的痛苦。在治疗策略上让患者知情，协商选择。通常医学人文上讲得比较多的是医德和医生对病人的态度，但医学人文精神更深的内涵还应包含技术层面的沟通，这就是医患共同决策，注意到了医患双方的平等互动，力争医患高度和谐。
　　“医患共同决策”的实质是做好“尊重”二字文章。医生充分尊重患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充分了解患者的病情与家境，充分满足患者的心理需求和医治诉求，充分同情患者的无奈绝望与忧伤悲寂。当然反过来患者也要尊重理解医生的劳苦与不易。用好了“尊重”“药引”，“医患共同决策”就能直抵医患矛盾的“病灶”，康复到正常的医患关系。
　　然而，现实语境下“医患共同决策”的提出还有点“乌托邦”的味道，从理论上可行，而实际上可能会遭遇到诸多阻力。说具体点，医改不“伤筋动骨”，“医患共同决策”就困难重重，比如医生坐诊的劳动量过大可能不能耐心与患者“共情”，以药养医以处方回扣的利益驱动痼疾存在，就可能拒绝与患者“共策”，医生培训源头没有注重博爱仁心的播种，就可能后来医治患者时的冷漠无情。如果没有医改到位的大框架护航，“医患共同决策”非但普惠不了医疗和百姓，反而会沦为掩盖医患矛盾的一种“精神宗教”。
不管怎样说，“医患共同决策”是目前为止最先进的理论成果，无论是从医学伦理和医学人文精神层面，还是从医术疗救层面看都值得开拓和推广。希望接下来的医改给力，把“医患共同决策”这一最前沿理论工程一并纳入医改轨道实行。（徐大发）
时文之五 奖励拾金不昧在于正视社会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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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通过的新版《广州市拾遗物品管理规定》有一条颇为引人注目，那就是明确：遗失物自发布招领公告之日起六个月内无人认领的，归国家所有；处理无人认领的物品后，公安部门按拾获财物价值百分之十的金额对拾得人给予奖励，奖励金由同级财政预算安排。任何举措都难免众说纷纭，何况貌似挑战了传统“三观”的那些？有一种观点就认为，拾金不昧本是应该大力推崇的优良道德品质，如果用金钱奖励是一种倒退。此言貌似有些道理，但非此即彼的思维，也有片面理解的嫌疑。
捡到财物而上交，如今叫做拾金不昧，从前叫做路不拾遗。“国无盗贼，道不拾遗。”韩非子的观点，代表了古人心目中的一种理想社会状态。《史记》中说，孔子56岁的时候才当上官，在鲁国干了三个月的大司寇，“行摄相事”。就是在这么短暂的时间内，孔子干得仍然很有成绩，杀少正卯一类的大是大非问题这里不去理会，成绩之一就是鲁国做到了“涂不拾遗”。举凡“路不”“道不”与“涂不”，表达的都是同一个意思：东西掉在路上，不是自己的就不会据为己有。毫无疑问，这是一种相当良好的社会风气。理想社会中的理想道德，是“拾金”之后人人能够自然而然地“不昧”，问题在于理想社会在任何时候恐怕都只是一个愿景，一个努力方向，实在是因为现实社会毕竟有其现实的一面。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有点儿年纪的人对这首儿歌都耳熟能详。必须承认的是，世易时移，这种情况已经非常乏见了。记得前些年曾经讨论过究竟地上掉了多少钱，一块两块还是五块十块，人们才肯去捡起的话题。讨论这个话题其实没什么实质意义，因为分币还在流通、还具备一定购买力的时候，歌词也只是一种比喻，表达的核心意思无疑是拾金不昧，跟究竟掉多少并没有半毛钱的关系。拾金不昧还是拾金而昧，理论上是个无须探讨的问题，欲昧或已昧的人，也会像贪官讲廉政一样出口成章，不能靠说得好，究竟如何须由事实来检验。比方前几天，吉林长春某位先生在银行取出两万多现金准备去看望医院的朋友，路上不慎掉落；在他身后几米远的一个买菜大妈淡定地全部捡走，整个过程仅仅几十秒时间。这一切，逃过了人眼却没有逃过“天眼”——监控视频。这就是拾金而昧者。这种例子并非个别，现在的搜索功能很强大了，搜一搜可以发现，拾金而昧者的新闻数量不让拾金不昧者的新闻数量。当然，这只是感觉上，真实状况还要由专业人士借助大数据来进行分析才能定论。
失主就在自己的面前，提个醒就可与道德为伍，且这种提醒远非“挟太山以超北海之类”；明目张胆地昧为己有，就是德行的欠缺了。道德与缺德之间，可能是一念之间的事，也可能是“习惯成自然”。社会既然存在诸如此类的因子，远未达到“路不”“道不”或“涂不”拾遗的理想状态，对拾金不昧予以一定的奖励，至少代表着社会的正面价值取向。并且我们看到，广州市的《管理规定》也不是捡了就奖，而是“无人认领”的那些财物。这一点大家一定得弄清楚，否则捡了钱物的人就要抽水百分之十，不仅达不到领奖的目的，而且也歪曲了《管理规定》的本意。
拾金不昧，在任何时代都势必能够赢得道德褒奖，但与此同时给予一定的物质回报，以当下的社会现实来衡量尽在情理之中。如同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骆振辉所言，有一些人拾获了物品千方百计找到失主，耗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符合情理之事由法理来肯定，未尝不是正视社会现实的一种表现。

时文之六 “4毛药方”不是神话 点赞之后还要有思考
　　刘女士爱人王先生有高血压，10月7日晚11时，急诊医生只开了4毛钱的药就让王先生血压降了下来，刘女士表示不可思议：“第一次碰到这样的好大夫。”
　　一片沸腾！很多人为医生叫好，转而开始痛骂那些高价药方和无良医生。不过从报道可知，该患者有高血压病史，因血压降不下去，到医院挂急诊救治，医生开药把血压降了下来。可见，这个“4毛钱药方”并不是把患者高血压治好，仅仅是为了临时降血压，又是夜间急诊，医生先开降压药，暂时控制血压，也是合理治疗范畴，并无出格行为。
　　由此可见，“4毛钱药方”属于正常医疗，医生恪守职业道德，根据患者病情对症下药，没有借机开大处方、大检查，没有额外增加患者负担。这样的治疗方法，符合医学常识，本不该被捧上神坛，却因其另类而受到网友点赞，将常识当做奇迹，岂不是另一种悲哀？而这样的职业道德，也应是每位医生都具备的基本品质，却沦为少数医生身上的闪光点，这又是为什么呢？
　　小处方并非孤例，媒体之前也曾报道过一毛钱药方、八分钱药方、4分钱药方等等，药价都是低得令人难以置信，亦无一例外地成为舆论热点，引发无数人围观热议。开小处方保护了患者的利益，但是对于医院来讲，就要面临运营成本的压力，医生也要考虑收入问题。如果不能彻底解决医药分离后，医院的支出来源、医生的福利问题，小处方的生存空间仍然不容乐观。
从该报道也可以看到，“4毛钱药方”只是降压药，患者还要支付3.5元的诊疗费和1.5元的挂号费，而与医生直接相关的，就是这3.5元的诊疗费。在为“4毛钱药方”点赞之际，也要反思医疗体制改革，让医生能够有尊严地凭技术生活，不是为回扣、红包而存，方能促使医疗回归到常识，真正解决医患矛盾。
(浙江 江德斌)

时文之七 人民日报：“天价采购”让谁难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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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买27个U盘（含移动硬盘），共需花费2.7万元，平均每个U盘要1000元；办公用房租金及管理费今年预计支出140万元，采购数量仅为1平方米……近日，广州天河区多个街道出现“天价”采购预算，遭遇民众吐槽。对此，相关部门回应称不排除财务人员不专业，出现了差错。据悉，预算最后没有获得区财政局批复拨款。
　　从市直部门到区属单位，能向公众公开政府采购预算，广州直面监督的勇气无疑值得鼓励。但做预算是个精细活，除了列明采购的项目、金额外，更需要说明的是为何要购买。尤其是一些项目金额较大，远远超过一般市场价的物品与服务，其购买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是大家关注的重点。无论从满足公众知情权，还是从完善预算工作的角度来说，都应在公布前，给予更仔细的审核，防止出现低级差错。
　　纵观近几年的采购腐败案，有相当一部分源于单位部门 “买萝卜花了人参价”。除了没有有效的内部监管，预算不让公众知晓，缺乏社会监督也是主要原因。应当看到，公开预算只是健全政府采购体系的一个环节，以此为契机，不断提升工作水平，让每一笔预算支出都经得起推敲，才是规范政府行为、消除公众疑虑、增强自身公信力的最好办法。

时文之八 “试水”专车，是政府给自己出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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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通过的改革方案落地生根，必须鼓励和允许不同地方进行差别化探索。”10月13日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17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点明了改革的价值取向，强调了鼓励基层改革创新的重要。
　　连日来，出租车行业的改革正引起社会关注。交通部公布的针对出租车和专车的两份“征求意见稿”，体现出推动新旧业态融合发展的鲜明改革取向，并明确“给地方充分的自主权和政策空间”。而作为国内发出第一张专车经营牌照的上海，其“试水”之举吸引了各方目光。继12、13日本版刊登“评论员观察”后，今天，我们连线解放日报评论员朱珉迕，听他谈谈对上海“专车”管理模式的一些看法。希望从不同的角度，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和理解这场改革，增进共识。 ——编者
　　日前，上海市交通委正式向“滴滴快的”专车平台颁发网络约租车平台经营资格许可，并宣布对符合要求的平台都开放申请资质。同时，网络专车平台巨头优步宣布正式入驻上海自贸区，成立美国以外其唯一的独立公司。向专车平台发资质许可，这在全国甚至全球都是创新之举；接纳优步进入自贸区，也释放出鼓励开放、包容创新的积极信号。
　　网络约租车伴随着“互联网+”横空出世，迅速占有市场，对业已成为全国性难题的出租车行业改革来说，不啻投入一颗“深水炸弹”。事实上，出租车行业错综复杂的问题和矛盾，也是深水区改革的一个缩影；专车所代表的新事物对旧模式的冲击，更是“互联网+”时代的重要特征。
　　破除创新阻碍，捋顺利益关系，归根到底要靠改革。对待专车这样的新事物，是视而不见、绕道而行，还是直面挑战、正视需求，将影响到行业发展的未来。上海为专车打开“正门”，也是表明一种开放态度：当专车已是既成事实，正视新事物、正视其中可能存在的风险和矛盾，用开放的心态来直面难题，这是改革者应有的担当。
　　出租车改革之所以成为全国性难题，难就难在利益格局的复杂。专车的出现，一方面影响到既有的利益分配，一方面也对政府监管提出现实挑战，两者往往纠缠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说，让专车与传统出租车两种经营模式融合发展，对政府转变职能、简政放权也是一种提醒和倒逼。而能不能像中央部委要求的，充分利用地方自主权和政策空间，为“互联网+”时代的出租车探出新路，也考验着地方政府的态度。
　　如何找到一个合理有效的监管模式，是政府给自己出的考题。从上海现在对专车的管理方式看，是在尝试以“管平台”代替“管车辆”，赋予专车合法化地位，将车辆的资质核发权限交予平台，以此改变传统的监管模式，这在一些人看来或许过于大胆，因为对平台的定位和信任度，一直是此轮改革中的争议热点。但如果结合市民出行的实际需求、专车市场的发展方向来看，这样的制度创新也有其必要。
　　当然，“险棋”是不是“妙招”，能不能把监管效率提升到新的高度，还需要从实践中找到答案。事实上，作为“吃螃蟹者”，上海的改革收获了不少舆论点赞，也面临不少质疑和观望。由于现行法律法规对很多具体问题尚未最后界定，交通部对于出租车行业以及网络约租车的管理办法还在征求意见中，这使得探索更具有“超前”性质，甚至可能与旧规则发生冲突。
　　对地方而言，此时，既要坚持依法改革、央地同向，也需要大胆创新、勇于探索。对全国来说，既要及时、全面的治理法规跟进，创造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也需要宽松的容错机制、高效的纠错机制，作为改革创新的坚实后盾。如此，才可能从技术创新而至管理创新，进而实现制度创新。这是上海专车试点带来的另一层期待。 　《 人民日报 》（ 2015年10月14日 05 版）

时文之九 北青报：同学聚会有那么复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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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同学聚会很多，小学、中学、大学、MBA、党校，甚至某个培训班上认识的人，都能凑一个同学聚会。而在这个黄金周，更是出现了同学聚会扎堆的现象。据媒体报道，朋友圈里过节前就“约起”，车站码头人流中夹杂着参加同学会的旅客，街头巷尾小馆子里打上“某某同学会”的字样……这个国庆黄金周各种同学聚会扎堆，与旅游、自拍一起被戏称为黄金周“新三俗”。
　　把同学聚会称为“新三俗”之一，其中的“俗”当是俗套的“俗”，有着多见而普遍的意思，应该不是庸俗、低俗的意思。但用“俗”这个字，还是让人觉得不安，特别是把同学会说成是“展销会”、“交际场”，更是让人不爽。
　　任何一种流行现象的背后，都对应着复杂而且深刻的社会心理，同学会的兴起也不例外。在一个大流动大流通的背景下，面对陌生人社会的出现，每个人都有一种孤岛的感觉。面对无处不在甚至异常激烈的生存竞争和上位竞争，每个人更有一种疲惫感，都渴望能有一方天地让身心休憩。即便那些大奸大恶，也有对成天算计人和被人算计所厌倦的时候。可是在现实江湖中，要么是陌生人，要么是利益相关人，很难找到一个可以脱下面具的地方。
　　当我们讲“不忘初心”时，其实这个“初”，不仅是心理上的初，也是生理上的初。青春时光最让我们怀念，青春故事里的人最让我们牵肠。同学们由于没有什么明显的利益交集，毕竟有过一起走过的青春时光，相对容易找到情感的共鸣，这也是同学、战友和发小之情更让人怀念的原因。正如一些聚会的主题：“谢谢你陪我度过”，“二十年弹指间，共聚追忆青春”，很多聚会其实就是一种“致青春”，是同学们聚会在一起，追忆过去的青春时光。
　　诚然，同学会不能完全承担“心灵疗养”的职能，有些同学会也很复杂。比如，有些同学借机炫耀自己的现在，有些同学可能盛气凌人，有些同学甚至还想谋取一点什么。这都是不争的现实，但要看到，毕竟不是所有同学都如此。而且你也不能否认，相对于身边的聚会，同学会还算“相对不复杂”。如果你心外无物，只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倒也好；如果你有交流交际的需要，那就很难免俗免忧。你所能做的，或许就是“时时勤拂拭”了。
　　至于说“某个培训班上认识的人，都能凑一个同学聚会”，这其实只是借了一个同学的名字，并不是真正的同学会。这里反映的还是一种“圈子文化”，表现为大家都想拥有自己的朋友圈。这种聚会本来就有着明确目的，甚至是赤裸裸为着利益结盟和利益交换而来的，这种聚会充满着“论势排辈”，相互之间拉关系、攀交情，又有什么奇怪的。这种聚会是对同学之情的侮辱，跟真正的同学会又有什么关系？
同学聚会的兴起，对应着一个陌生人社会和竞争型社会人际关系出现的新情况、新需求。并不否认，在纷繁迥异的价值取向下，现在的同学会也呈现出了种种诡异现象。但相对于社会，在主流上，同学聚会还是有情有爱的。同学会可能没那么简单，但也没那么复杂，至于说把同学聚会称为“新三俗”之一，可能有些过了。而且同学会不及其他，真要不爽，完全可以不参加，连堵心的机会也不给。

时文之十 知识的阶梯，到底通向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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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励志的高考横幅每年都有不少，可台阶也贴满知识点，还是头一回见。崇州资讯爆料，在四川成都崇州市崇庆中学，各种科目的必记内容被贴在了楼梯上。抬头历史低头语文，上是天文下是地理，想偷偷懒都不行，铺天盖地，充满学生的生活空间，让你逃无可逃。
　　抛开那些走火入魔、应试教育的责难，其实每个人都感受到了沉重。都是在高考的指挥棒下绞尽脑汁的一群人，老师这么做无非是想自己的学生考个好成绩，对他人对自己都有个交待。在赶考路上，我们大概都经历过这么一个阶段，捧在手里，反复掂量；含在嘴里，反复咀嚼，生怕一个闪神就从脑海中消失了。我倒是有点担心，如此高强度的强化记忆会不会起反作用，这几个知识点一天到晚在眼前晃悠，会不会因为印象实在太深刻，别的反而模糊了。
　　看到这副凌乱的画面，就想起自己凌乱的中学时代，除了死记硬背，不停地做题，我们从来没有时间仔细地思考一下这些知识的意义。除了书本，我们也缺少一个体系或者说是坐标来审视这些知识的内涵。看起来是记了不少东西，可应该把它们安放在哪个地方，我们心里其实根本没谱。这就导致一个后果，我们很有可能将不该放大的放大，把应该放大的东西忽视了，把眼前的东西当成了全部，而把真正的好东西像垃圾一样扔掉。
　　碎片一样的知识点从脑海中过，又从脑海中出，到最后，到底记了些什么，自己也说不清楚了。用了好几年的时间记忆，却在高考结束后忘得干干净净。
　　回过头去看，有些东西的分量其实是可以衡量的，但是年轻的我们分不出轻重。记知识点很重要，这关系到如何精确地定位，但光记知识点是无法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的。我们为什么对三国里的人物故事耳熟能详，不是课本告诉我们的，而是三国演义这本书以及电视剧，是那些个栩栩如生的故事。
　　在我们的学生时代印记中，充满着这样的知识碎片，它用来应付考试可能有奇效，可它们只是孤立地存在着，不是因为它们之间没有内在联系，而是我们不愿意去寻找这种内在的联系。现在很多孩子从小就学三字经，大一点就开始接触一些儒学的经典，可是又有几个知道从孔子到孟子到董仲舒，再到朱熹王阳明，儒学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过程，为什么它深刻地影响了国民的精神和性格。
　　这些问题不从一个体系中深究，恐怕是很难知晓答案的。教语文的纠缠在之乎者也中，教历史的，又惶恐于记不住年份，可它们本来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也只有在这样的整体中，你才能深刻地理解那一幕幕往事的真实意义。“知识的阶梯”，应该通向运用，而不是僵化。记住知识点也不是为了考试时填个空，而是撑起整个知识的体系。教育除了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将这些知识像珍珠项链一样串联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教育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来源:钱江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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