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讲建国后中国史学理论的发展.doc

在此基础上，常乃悳又提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他认为“民族性为支配一切历史动态之总原因。”所谓民族性，就是国民性，就是整个国民的嗜好、习惯和趋向。它是一种集团精神，其本身即为一国家历史文化环境之抽象的综合的代表。形成民族性（国民性）的要素有三个，即先天遗传、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其中社会环境是最有力、最重要的要素。“这种国民性一经形成以后，就变成了整个社会进化的原动力，具有规定全体文化形态及性质的能力。”其作用具体表现在：1、可以改变自然环境的压力。人北美洲在印地安人手中并未富强，而到白人手中就发展起来。2、可以决定政治经济等制度的形成。各国制度不同，都因国民性不同。3、可以决定文化思想的形成。总之，国民性使各国的发展呈现出各自所特有的个性。
（3）治史的目的是为现实服务。
“一切学问的目的，都是为满足人类求知的欲望，人类对于自身及环境的事物，不但要了解其全部的真相，并且要进而寻求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由此而构成一种普遍的法则。一切学术均由此心理发生。”
一切从事学术研究的人，都必须具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雄心和抱负。他曾对历史专业的学生说：“诸位所学的才是阐天地造化，握人生国家社会枢纽的全体之学，诸位的出路是自己可以开创的，因此出路之大莫过于诸位之所学者。诸位应该知道，创造宇宙和人间的是什么人？只有哲学家和历史家。现今世界各国家没有一个没有他的‘立国指导原理’，而立国指导原理之坚固与否就全系于其历史和哲学的根据正确与否而判。”
常乃悳本人宣扬生物史观的主要目的，就是为其国家主义的现实政治主张提供理论依据的。他认为中国自近代以来不断失败的原因就在于“中国至今还滞留在家族的社会阶段，而未进行到国族阶段的缘故。”而要把中国改造成一个最进步的国族社会，就需要一个大规模的社会革命来改变中国过去的意识形态和组织形态。中国过去的意识形态和组织形态之弊病的关键是个人主义的泛滥及社会组织形态水平的低下。而解决这两个弊病只有一剂良药，即国家主义，具体做法是培养和树立“国家至上”的新道德观，以“忠”的观念代替“孝”的观念，以“义务”的观念代替“权利”的观念，以“牺牲”的观念代替“享乐”的观念，以“勇敢”的观念代替“忍让”的观念，以“秩序”的观念代替“自由”的观念，以“分业”的观念代替“平等”的观念，以“社会连带”的观念代替“阶级斗争”的观念，等等。
他批评新历史考证学那种“为学术而学术”的态度，认为他们最大的弊病就是脱离社会实际，“他们在知识方面是成功了，但却忘记了人生，忘记了知识不过是人生工具之一种”。这种学者是“玩物丧志”，而并非“历史学家”。他呼吁：迷恋于历史考证的学者们，“不要把聪明心力白费到这些地方，更不要贻误后代的青年”，抬起头来看一看窗外的世界吧！
从他对治史目的的理解出发而完全否定历史考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是失之偏颇的。
5、雷海宗：历史学“是一种时代的精神的表现”。
（1）历史是由史学家“创造”的。
历史有两种不同的含义：
“绝对”的历史：指曾经发生过的、万古不变的、绝对不可挽回的既成事实。对于这种历史，“我们不必去追问”，因为“绝对的真实永难求得，即或求得也无意义。”
“相对”的历史：指通过史书记载所反映的有关客观历史的状况。这种状况是渗入了不同记载者主观痕迹的，是记录者根据现实的需要附加给历史的，因而它是活的，是有意义的。“每一个时代所认识的过去，都是那一时代的需要、希望、信仰、成见、环境、情绪等烘托而出的”，“没有任何一种事实能有百世不变的意义”，其意义都是由史家所处的现实的需要决定的。这就是所谓的时代精神。只有反映社会精神和社会需要的历史知识，才是有意义的，才是真正的历史知识。“有意义的过去，真正的历史知识，是因时而异、因地而异的对于过去的活动认识。这个认识当然是主观的，它的价值也就在主观。”也就是说，只有与现实结合、弘扬时代精神的“相对”的历史，才是真正有价值的历史。
由此，他提出了历史是史学界的“创造”这个命题。怎样“创造”？两个条件：首先，研究主体即历史学家必须对“自己时代的情形与精神”有明确、深入的了解（具备完备的“人格”或修养，发达的情感，丰富的经验，超人的想像力）。历史的认识，可说是一个人自身人格的一种内向的发展，如果把人类的一切都变成自身人格的一部，这才是最高的历史警觉。其次，社会的状况也是决定历史学家创造能力的重要条件。“一个时代愈发展得紧张生动，那时代少数警觉性深刻的人对过去历史愈发看得透彻。一个完全平淡静止的时代，对于任何过去的大事都绝无明瞭的能力。”（中国历史上两个“历史警觉性最发达的时间”：一是战国时期，二是抗战时期。）
总之，在他看来，历史学家笔下的历史是一种人心内在的活动，是一种时代精神的表现，它既是主观的，又是现实的。
（2）中国文化独具二周说。
文化形态史观与“中国学界第一位形态历史家”。
运用文化形态史观研究历史的三个步骤：
第一步：断定文化的体系。他认为“历史是多元的”，所谓多元，是指历史“是在不同的时间与不同的地域各个独立产生和自由发展的”，都有其独立性和个别性。他将世界史分解为七个文化体系：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希腊罗马、回教、西欧。
第二步：对不同形态的文化进行比较。他经过比较不同文化体系总结出其共同“历史形态”，即认为不同文化体系都经过五个阶段，即封建时代，贵族国家时代（或称春秋时代），帝国主义时代（或称战国时代），大一统时代，政治破裂和文化灭亡的末世。每个文化从生长兴盛到衰亡，其所经历的时间亦大体相同，即约1450年左右。其中，封建时代约600年，贵族国家时代约300年，帝国主义时代约250年，大一统时代约300年。大一统之后便是文化破裂时代，时间可长可短。
第三步：在比较的基础上看出彼此在发展阶段上的差距，找出自处之法。这是历史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所在，也是文化形态史观与现实的连接点。
矛盾：他所说的文化周期是1450年，而中国文化却已有4000多年，本该于2000多年前就已灭亡，却有声有色地延续下来，为何？
他提出了中国文化再生说和独具二周说。
他认为，一切过去的伟大文化都曾经过一度的发展、兴盛、衰败而最后灭亡。唯有中国文化独具两个生命周期，中国人从殷商时代至五胡乱华走完了文化的第一周，但其后由于受了外来思想的刺激，再从南北朝隋唐五代起至清末以下创造了文化的第二周，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迹。既然走完第一周后还能创造第二周，那么我们也有信心创造第三周的文化。第一周之末有淝水之战，那一战中国若失败，恐怕后来就没有第二周了。此次抗战就是又一次淝水之战，甚至比淝水之战更重要，中国文化能否重获新生，顺利进入第三周，成败利钝全系于此次抗战，实在不能稍有懈怠，而致纵失良机。
如何取得抗战胜利使中国文化进入第三周呢？他认为主要在于复兴家天下前的国家意识，重振尚武精神，关键就在于“兵文化”的再建。具体措施是：1、打破二千年军民对立的现象，恢复战国以前文武并举的文化；2、建立介于古代大家庭和现代小家庭之间的家族制度，以调和国家和个人利益；3、参照古罗马制度，建立一种由前任指定而非世袭的元首继承体制，以增加社会的稳定。总之，“兵可说是民族文化基本精神的问题，家族可说是社会的基本问题，元首可说是政治的基本问题，三个问题若都能圆满的解决，建国运动就必可成功，第三周文化就必可实现。”
“法西斯买办文人”。
6、钱穆：“凝合过去未来为一大现在”。
（1）历史是一生生不已的生命过程。
钱穆对历史时间的理解：心理和物理时间以瞬息变化为特征，“只有过去未来，别无现在”。历史时间则有持续性、变动性。因为“历史乃人事之记载，故史学亦为一种人事之研究。惟历史所载之事，虽若限于过去，而按实殊不然。人事必有持续性，……既有持续性即有变动，当其尚在持续变动之中，即不得遽目之谓过去。且人事性其有持续，故方其端绪初生，即有必然之将来随之俱至，严格论之，亦不得尽目今日以下者为未来”。所以说，过去的并未过去，未来的却早已来了。历史实际上是一个上含过去、下包未来的“大现在”，过去与未来共同凝成为“一有宽度之现在” （即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基于此，钱穆提出“史有生命”之说，认为历史“有持续，亦有变动，而自有其起讫，而成为一事业，成为一生命。历史正为一大事业，一大生命”。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钱穆是极力倡导文化生命史观的学者之一。在他看来，历史的生命不是自然的、物质的生命，而是历史的、文化的生命。历史在长期的持续绵延的演进中，逐渐积淀凝成一种民族的历史精神和文化精神，历史精神是影响和推动着社会前进的决定性力量，而文化精神则为历史精神最本质的内容所在，历史精神正是通过民族的文化精神而体现出来的。因此，他又极力强调历史与文化异名同质的同一性。从根本上说，一部历史就是一部文化史，文化就是全部历史的整体，历史便是文化精神的展开和演进。所以，史学研究的主体和核心应该是民族的文化精神。他曾反复强调：“治国史之第一任务，在能于国家民族之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中国新史家之责任，“首在能之处中国历史以往之动态，即其民族文化精神之表现。”这种旨在追寻历史事实背后的思想和精神的历史观，实质上就是一种文化生命史观。（它虽然突破了传统史学偏重于政治史的格局，把历史研究的范围扩大了人类过去的全部活动，但在具体研究和解释中，则过分强调从文化观念、文化本身去解释历史发展变迁的原因，未免失之偏颇。）
历史既是一个生生不息的生命过程，那么研究历史必须首先要从头到尾做通体研究，即通史研究。在略知通史的基础上再进一步深入地、分时期地研究部门史或断代史。对部门史或断代史有了研究之后，再返到研究通史。如此循环往复不断深入下去，才能真正明白历史的时代变化，才能贯通上下古今，把握历史的大全。（钱穆对新通史的理解，对传统派、革新派、科学派的评断，“以记诵、考订派之工夫，而达宣传革新派之目的”，试图调和而找出适合中国历史的新史学发展之路，他自称《国史大纲》即是“为将来新国史之马前一卒”。）
（2）历史“不断随时代之迁移而变动改写”。
钱穆认为历史研究不仅应根据材料弄清历史实情，更应探求历史实情背后所具有的意义；治史不仅应注重材料和方法，更应透过材料而把握其活的时代精神，“历史遂不断遂时代之迁移而变动改写。”
钱穆对历史、历史材料或历史记录、历史知识等三概念的区别：
“一往而不变者，乃历史之事实”，客观性是其主要特点。
“历史记载虽是根据客观事实，但亦寓史家自己的主观见解”，所以它与客观历史间总有差距，它仅仅是客观历史的部分反映，“绝不能做得所谓纯客观的记载”。但他又认为，历史记载虽存在主观成分，却是史家借以追寻和复原历史真实的根据和中介，不能完全否定。因此他对疑古派完全否定古史记载的“极端之怀疑论”提出批评说：“余任上古史课，若亦疑古，将无可言。”他认为对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说“应稍加修正”，理由是：一、“从一方面看，古史若经后人层累地造成，惟据另一方面看，则古史实经后人层累地遗失而淘汰。层累造成之伪古史固应破坏，层累遗忘的真古史，尤待探索”。二、“各民族最先历史，无不从追记而来，故其中断难脱离传说和带有神话之部分，若严格排斥传说，则古史即无从说起（即后代史亦强半由传说追记，未必皆出历史事变时当身之记载）”。三、“且神话有起于传说之后者（如先有关羽之传说，而渐变成神话），不能因神话而抹杀传说（如因看三国志演义而怀疑及于陈寿三国志）”。四、“假造亦与传说不同，如后起整段的记载与描写，或可出于假造”，如《尚书》之《尧典》、《禹贡》等。但“其散见各书之零文短语，则系往古传说，非出后世一人或一派所伪造”，如舜与禹其人等。五、“欲排斥某项传说，应提出与此传说相反之确据。否则此传说即不能断其必伪或必无有。”
历史认识或历史知识是史家对历史材料的理解和诠释，而史家的诠释又是根据他们对现实的感受、时代的需要进行的。由于时代不同，人们需要的历史知识各异，因而史家应根据不同的时代需要对积存下来的历史材料进行一番新的解释和分析，而历史材料也惟有经过史家的重新解释和加工，才能转化为时代所需要的历史知识。历史知识“贵能鉴古知今”，能“随时代之变迁而与化俱新”。因此，他强调“不要认为学问必是客观的，其中也有做学问人之主观存在”，历史“不单是一堆材料”，“该从材料搜集上更深进到见解眼光方面。”“前一时代所积存之历史材料，既无当于后一时期所需要的历史知识，故历史遂不断随时代之迁移而变动改写。”
由于历史知识的获得，必须借助于史家的主观体验，所以钱穆强调治史应对本国已往历史充满“温情和敬意”，应像把握生命、认识生命那样用自己的心灵去体悟历史，借助史家的主观体验和感情的共鸣去理解和把握历史。
同时，钱穆认识到，如果过分夸大史家的主体作用，就会使史学走向极端，使历史研究带上明显的主观随意性。因此，他又强调史家对历史材料的解释，必须以真实的历史材料作为解释和研究的前提。可见，他是力图把客观的实证和主观的理解结合起来，做到主客统一、熔铸一炉。
（3）治史应当“求以合之当世”。
“研究历史，断不在记忆过去，而在了解现在，把握将来”。历史研究的“最要宗旨，厥为研究此当前活跃现在一大事，直上直下，无过去、无将来而一囊括尽，非此不足语夫历史研究之终极意义而克胜任愉快。”也就是说，史家治史的一个重要职责就是把过去的历史遗迹变为与现实有关联的活的东西，应透过过去的历史以把握其活的时代精神。所以历史研究不仅应博稽远古而穷其源，更应当切证于当世而见其实，治史的最高目的即在于“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求以合之当世。”
批评乾嘉史学：“不得大体，而流于琐碎”，“于身无益，于世无用。”
批评新历史考证学：“割裂史实，为局部窄狭之追究。以活的人事，换为死的材料”，“缺乏系统，无意义，乃纯为一种书本文字之学，与当身现实无预”。
钱穆虽强调治史立足于现实，但反对根据现实需要而随意取舍和改铸历史。他强调历史研究首先应以求真为本（但不是最高或唯一的目的），史学“应有其客观的独立性，而勿徒为政客名流一种随宜宣传或辩护的工具。”——求真基础上的致用。
7、相对主义史学理论的主要特点。
（1）强调史料的主观性（部分史家强调主客并重）。
（2）强调史家的主体因素在历史认识中的能动作用。
（3）史学方法：强调哲学思维如理论和非理性思维如直觉等的重要性。
（4）史学目的：探寻历史背后的精神或意义。
（5）史学态度：主张真用统一甚至片面强调致用。
贡献：
（1）对历史学的性质提出了新的看法（强调其在研究对象、方法、目的以及对研究者本身的要求等方面与自然科学的差异）。
（2）强调理论的重要，认为理论是历史学的灵魂，“没有理论就没有历史”，深化了人们对理论与史料、历史解释的地位和作用等问题的认识。
（3）纠正了新历史考证学对主体因素的排挤，并将其重新置于历史认识的中心位置，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的历史认识论。
根本缺陷：
（1）过分夸大主体因素的作用而使其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2）过分强调致用而使史论变成了时论，使历史成为现实的一个注脚。
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建树。
1、1919—1930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时期。
（1）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五四”时期，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蔚然成风，“上自所谓名士，下至初级学生，殆无不汲汲于马克思学说之宣播” （杨端六：《马克思学说评》）。
（2）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唯物史观的认识。
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并且明确地指出：“这三部理论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
就改造旧史学、建立新史学来说，仅此还是不够的。要使唯物史观真正地贯彻到史学实践中去，就必须把它同史学自身的理论建设联系起来，同整个社会发展史联系起来，同具体的历史实际联系起来。这是一种新的历史哲学完全渗透到史学领域所必经的密切相关的几个步骤。
（3）1924年《史学要论》的问世，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初步形成。
（4）社会发展史研究的热潮。
蔡和森与《社会进化史》，李达与《现代社会学》。
这些著作作为中国第一批科学的社会发展史著作，大体上确认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学说是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本原理，并且以这一基本原理为依据，说明了人类社会史前期的一般状况，即家族、氏族、私有财产和国家的产生及其原因，分析了阶级社会的三种剥削形态：奴隶制度、封建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还论述了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自身不可克服的矛盾而必然崩溃，终究会被社会主义社会代替的总趋势。
（5）运用唯物史观来研究具体的历史问题。
1920年李大钊所作的《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的反映》，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研究中国古代史的第一篇论文，而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的《五一运动史》，则是“五四”时期较早地研究国际工人运动史的代表作。1926年蔡和森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所作的题为《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演讲提纲，可以说是最早的一篇中共党史作品。此外，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对东西方文化的一些比较研究，瞿秋白、恽代英等人对中国革命史、国际共运史的若干探讨，都具有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性质。
（6）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特点：
A、它是在中国传统史学已经没落、新史学和科学史学方兴未艾之际，适应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要求，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的研究结合在一块崭露头角的。
B、这个时期内撰写的史学论著，大都是借用一些历史事实来为唯物史观作注释，是为论证中国革命问题而回顾历史，或者依据历史进行革命宣传，几乎没有脱离政治斗争的支配。至于少数带有一定学术性的著作，也仅仅是开始做一些尝试性的探索。
C、在这个时期里，史学研究的主体基本上是由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所构成，他们都是为了研究革命理论以推动革命实践，而涉足于史学研究领域，从严格意义上说，以史学研究为专职的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还没有形成。
因此，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正处在奠基时期。
2、1930—1941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拓时期。
（1）1930年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出版的意义。
（2）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全面展开。这场论战的中心问题是：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奴隶社会、秦以后中国社会的性质。围绕这些问题，出自所谓“托陈”取消派、“新生命”派的一批文人学者挑战式地相继提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是独立于五种生产方式之外的社会发展阶段，中国历史上不存在奴隶社会，以及“商业资本主义”（或“前资本主义”）等论点。针对这些论点，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如吕振羽、翦伯赞、邓拓等人，在进一步论述中国古代社会的基础上，进一步地确认了亚细亚生产方式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序列中的某一阶段在东方或中国社会的特殊表现，中国历史上存在奴隶社会，并且对“商业资本主义”论予以有力的批驳。特别是吕振羽，继郭沫若之后出版了《中国社会史纲》第一、二册（全书原拟写成四册，实际上仅出版两册：《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北平人文书店，1934年；《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上海不二书店，1936年）。通过对中国史前社会和殷周历史的深入分析，认为夏代以前是原始社会，殷代是奴隶社会，周代是封建社会，秦以后发展为专制主义社会。这种学术观点提出以后，为不少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赞同，对于形成有关中国历史的科学认识体系，是一个重要的学术贡献。
（3）马克思主义史家的中国近代史研究。
何干之、华岗、李平心等人，开始涉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这方面的论著包括：何干之《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生活书店，1938年。《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上海生活书店1931年。华冈：《中国大革命史》，春耕书局，1931年。李平心：《中国近代史》，上海光明书局，1933年。着重阐释1840—1933年间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所发生的重大变化，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和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论述了中国自洋务运动以来的思想启蒙运动和戊戌变法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尤其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社会基础、主要任务及其失败的主要原因。这对于中共“六大”确认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新民主主义革命具有反帝反封建性质的基本观点，可以说是一个有力的支持。
（4）历史哲学研究的成就。
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1938）：探讨了“历史发展的合法则性”、“历史的关联性”、“历史的实践性”、“历史的适用性”等问题，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最终目标，即“把历史还原到它自己所具有的社会性、战斗性、实践性、生动性和关联性，把历史科学从那些所谓饱学的奴才之污秽的手中夺回来，使之成为一切被压迫人类革命斗争之最高的指导原理”。这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方向、理论和方法问题，作出了一个较明确的解释。
（5）这一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取得的重大成就：
A、开始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历史实际结合起来，通过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探索，更充分地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意义，从而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B、在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努力开拓下，初步构筑起一个关于中国历史的认识体系，即对中国社会发展史从原始公社时期，经过奴隶制、封建制时代，到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形态的宏观把握。
C、在研究方法上，把历史学与考古学、古文字学相结合，从对各种考古文物的分析和甲骨金文的解释，来论证中国古代社会问题，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开辟了新途径。
D、经过中国社会史论战，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研究历史，已经不再是某个人的学术取向，而成为一批史学家的共同追求，由此初步结成了一支颇具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
所有这些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正是在各个方面不断开拓成长起来的。
3、1941—1949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时期。
（1）毛泽东史学思想在理论战线上正式亮相。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等。
具体说来，它明确地把掌握一定的历史知识作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一项基本条件，认为历史科学的发展方向应当是自觉地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在史学理论方面，它较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历史的一般原理，特别是阶级斗争学说，认为在人类社会活动中，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人民群众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同世界所有国家一样，中国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与此相一致，它提倡实事求是、历史主义、阶级观点和“一分为二”等方法，认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实事求是适用于一切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在历史理论方面，它通过对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特别是近百年的革命斗争史的规律性探讨，得出了一系列带有权威性的观点，如认为中国封建经济、政治制度的主要特点，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高额地租剥削和超经济强制、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农民和手工业者是创造财富和文化的基本阶级，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地主阶级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所造成的农民阶级的极端困苦和落后，是社会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始终是社会的主要矛盾；整个中国近代史，一方面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勾结起来变中国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的过程。要言之，毛泽东史学思想以它丰富的内涵和鲜明的特征——即实践性的特征，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确立了可靠的指导思想。
（2）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群体的结成及中国通史类著作的推出。
延安、重庆为两大重镇，形成两大学术群体。延安有中共中央直属的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后来又成立“中国历史研究会”，范文澜、尹达等人是它的主要成员。在重庆，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杜国庠等人组织起“新史学会”，具有较雄厚的学术实力，成为研究中国历史的一支方面军。这两个学术群体南北呼应，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积极开展历史研究和历史知识普及工作。
短短几年时间，他们首先推出了一大批运用唯物史观来撰写的中国通史著作，其中较有分量的，应该是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从撰写出版时间上看，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稍早于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是第一部运用唯物史观写成的中国通史著作）。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翦伯赞的《中国史纲》（仅出先秦、秦汉两卷），还有邓初民的《中国社会史教程》、吴泽的《中国历史简编》。这批通史著作大都把中国历史视为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断演进的发展过程，在内容上，已经囊括了整个社会的基本构成，即以经济为骨骼，以政治为血肉，以文化为灵魂，使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形式上，采用新的编纂体例，从纵横两个方面来创立纲目：纵的大纲体现着历史发展的阶段性，横的要目则反映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因而称得上是一批新型的中国通史著作。
（3）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国思想史的清理。
郭沫若的《青铜时代》、《十批判书》，杜国庠的《先秦诸子概要》、《先秦诸子批判》，是这方面的主要力作。他们在学术观点上，尽管对先秦诸子尤其是儒、墨、道、法各家思想的认识，还存在有一定的分歧，但都能够从历史实际出发，逐自论述先秦诸子赖以产生的社会文化环境、它们各自的阶级属性，及其担负的历史使命；都能够根据对立统一的观点，来解释诸子思想的继承和嬗递的关系；都能够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对先秦诸子做出总的评价。
先秦诸子是中国思想史的起点，从这里一直研究下来，在思想通史方面最有成就的，应该是侯外庐。从四十年代初开始，侯外庐结合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对中国思想史上一些疑难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相继出版了《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两部著作，分别论述了先秦、明末到民初两个时期的思想学说。抗战胜利之后，他又邀约杜国庠、赵纪彬等人，开始编撰《中国思想通史》，解放前夕已经写成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三卷，以后陆续写成隋唐迄明清两卷，至六十年代初全部出齐。这是一部全面论述从殷周时代到鸦片战争前的整个中国古代思想发展史的大型学术著作，所论涉及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社会思想，并且着力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诸关系的说明，堪称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的一座里程碑。
（4）对中国近代史的具体剖析。
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抓住帝国主义、清朝统治者和广大人民群众三种阶级力量和政治势力，论述了他们各种势力的发展趋向及其相互关系，展现了从鸦片战争到义和团运动之间的革命斗争场面。
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选择1840——1924年帝国主义列强与半殖民地中国之间的政治关系为研究对象，较深刻地说明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清朝统治者和广大人民群众对外来侵略者的不同态度，资产阶级维新运动、革命运动的历史经验，以及无产阶级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性。
这些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都具有一定的开创性。
（5）有关中国封建社会的“停滞性”和农民战争的问题。
针对日本学者秋泽修二的挑战，吕振羽、李达、蒙达坦、华冈、王亚南等人就所谓中国社会“长期停滞”的观点，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由此确认中国社会自秦迄清两千年间并非停滞不前，只是发展迟缓而已。至于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迟缓，则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哪些原因起决定作用，大家的理解是不一致的。与此密切相关，不少史学家还把历来强加在农民阶级头上的“盗贼”、“流寇”的污蔑之词翻转过来，将他们视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创造力量，并且依据这一基本观点，对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进行了历史考察。特别是1944年，郭沫若发表的《甲申三百年祭》，从具体的历史实际出发，揭示了明朝覆亡的原因和大顺政权失败的教训，受到中共中央的高度评价。这篇论文还被作为整风文件，印发给各级党政组织学习，从而真切地把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价值和政治价值有机地统一起来。
总而言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作为一门较系统的学问，在四十年代已经推及中共全党，成为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广大史学工作者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研究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无论是深度抑或广度，比前一时期都有较大的开掘和拓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进一步开拓的结果，已经构筑起一个关于中国历史的认识体系，从而增强了它同其他史学流派分庭抗礼并取而代之的力量，为它在全国范围内居于支配地位，做出了必要的学术准备。因此，我们说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时期。
4、主要特点：
（1）坚信历史学完全可以成为一门科学。
（2）主张理论与史料的结合。
（3）主张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

第三讲 建国后中国史学理论的发展

一、“十七年史学”的理论发展与偏颇
（一）关于“五朵金花”的争论
1、“五朵金花”是指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参见《建国以来史学理论问题讨论举要》，齐鲁书社1983年版）。
2、“五朵金花”的意识形态使命
古史分期问题：“战国封建说”、“西周封建说”和“魏晋封建说”等。关注的是“五种生产方式”理论和社会形态学说是否适用于解释中国历史，并由此说明中国革命与历史的前途问题。
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主要说明即使没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也能发展到资本主义去，即中国历史会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所规定的路线前进，这一理论具有普世性。
农民战争问题：主要目的是为历史上的造反者翻案，论证农民在当前革命中的地位。
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和汉民族形成问题也承担着同样的意识形态使命。
3、原因
第一，权力中枢（主要是毛泽东）对史学的兴趣。毛泽东对史学的期待是注重现实、推崇致用。他关于中国历史的一系列见解成为史学界的轴心，指导、规范、覆盖着中国史学界，传播、阐释、学习这些见解成为中国史学界的当务之急。这一时期的史学论战都与毛泽东的这些见解有关。
第二，“五朵金花”的绽放也来自于当时学者们对现实政治的全神贯注，养成了以服务现实为荣、以脱离现实（考据）为耻的治学取向和学术环境。
4、“五朵金花”问题与“欧洲中心论”
“五朵金花”的共同特点：“以论带史”，用中国的史料与事实来印证西方历史模式或理论（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的）的某些论断，将西方模式视为不证自明的前提，而将中国历史和史料置于被动、消极乃至从属的地位。
西方模式的问题：是东方主义的产物，是从西方的幻觉出发对东方历史的一种重构。东方主义是“西方控制、重构和管辖东方的一种方式”，是西方关于东方世界的“种种意识形态的假设、意象和幻想。”（参见萨义德《东方学》，阿里夫•德里克《中国历史与东方主义问题》，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等）东方主义对东方历史的想象是：以严格管理“水利”为基础的专制主义，以农业与家庭手工业顽固结合和反商业为特征的生产方式，以村社为实体的公有制，最典型的特征就是长期停滞、没有发展。与此相伴的观念，就是反复毁灭与重建，“野蛮”、“愚昧”、“未开化”或“半开化”、“残忍”、“普遍奴隶制”等等。结论就是：东方需要西方来拯救，东方的一切民族要么灭亡要么西方化，没有其他选择。这样，东方的历史与未来就被纳入了西方的轨道。从本质上说，这种模式和理论是“欧洲中心论”的派生物。历史和事实都已经证明，这种理论是没有根据的。
不幸的是，中国史家在当时相信这个模式和理论，并将之简化为一般和特殊的关系。这样，当西方历史成为“标准”和“正常”之时，中国历史就成为“特殊”、“例外”和“早熟”的了。中国历史的意义只有在和欧洲历史进行比照时才能被发现，从而失去了自身独立存在的价值。
马克思的东方理论也是在他的时代普遍存在的“欧洲中心论”的假设之上建立的，不管他受“欧洲中心论”的影响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不过，我们在指出这一点时，要充分肯定马克思理论中所包含的丰富的人类学、社会学价值。
5、“五朵金花”的学术价值
“五朵金花”虽然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巨大影响并承担了相应的使命，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它们所具有的学术价值。比如古史分期问题，使本来资料最为贫乏的先秦、秦汉史率先得到最为清晰、精细、深入的清理；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直接催生了明清社会经济史这个研究领域，并取得了海内外公认的学术成就；农民战争问题使以往受到忽视的下层民众的各种材料得到重视和整理，与国际史学倡导的“由下而上地看历史”潮流不谋而合。而且，从这一时期唯物史观派的总体治史理念、为学旨趣、作业方式来看，重视重大问题研究、重视长时段研究、重视社会经济史研究、重视宏观整体研究、重视由下往上看，等等，都与年鉴学派属于同一种研究范式。这一点也是应当看到和肯定的。

（二）1958年“史学革命”对当代中国史学方向的影响

总体认识：从1949年至80年代末期，中国史学思想的基本冲突是“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的冲突。50年代前期，“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的较量，主要表现在历史主义对“片面反封建”（流行阶级观点的要旨）倾向的有效抑制上，历史主义思潮处于主流地位；1958年的“史学革命”是“片面反封建”倾向的恶性复活，历史主义原则在这时丧失了任何约束力；60年代初期的史坛趋向，是全面走出“史学革命”，历史主义这时又成为人们清算所谓正统论点的利器，“阶级观点”一时声名狼藉；从60年代中期起，“阶级观点”开始全面反扑，“回到物五八年去”（即回到史学革命）成为“文革”前夕及“文革”十年史坛的基本趋向；“文革”结束意味着那种庸俗、狭隘、荒唐、片面的“阶级观点”控制、危害史坛的局面结束，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的对抗以历史主义的胜利告终。
1950年代初、中期史学界的基本趋向：既强调阶级观点，也推崇历史主义；既强调劳动群众的作用，也并未忽视乃至正确肯定了帝王将相；既歌颂历史上的农民阶级，也承认这个阶级是“皇权主义者”，拥护和盼望真龙天子好皇帝；既批判历史上的“封建”，也充分肯定“封建”的历史地位。这种情况在1958年被改变了。
1958年，随着经济“大跃进”的发展，史学界也提出了“大跃进”的要求。“史学革命”应运而生。
导火线：1958年3月10日，陈伯达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的讲话，提出了“厚今薄古”的口号。
史学界的跟进：叶圣陶、郭沫若、陈垣、翦伯赞、吕振羽等人的表态（见《历史教学》1958年第4期）。范文澜《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人民日报》1958年4月28日）一文影响较大，郭沫若《关于厚今薄古问题》（《人民日报》1958年6月11日）指出了“厚今薄古”的背景。
“厚今薄古”讨论在全国范围内的展开：复旦大学历史系《厚今薄古辩论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重要的参考文献有：《历史科学中两条道路的斗争》（人民出版社1958年10月版）及《历史科学中两条道路的斗争》（续辑，人民出版社1959年1月版）。重点是批判“厚古薄今”。
“厚古薄今”的表现：厚古代史薄现代史；厚资料薄理论的“唯史料论”；厚专史薄通史的考据倾向。“厚古薄今”的实质（上升到路线斗争）。
“史学革命”（“拔白旗插红旗”运动）：学生对老师、晚辈对前辈、政工人员对专业人员的“教育”运动。后果：一是摧残、伤害了部分传统学人的自尊心，剥夺了他们最后的尊严，使他们心灰意冷，一蹶不振，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二是通过“拔白旗插红旗”运动，使人视正常的学术研究为“白专道路”，把钻研业务、努力学习视为反动行为，扼杀了一批史坛新秀，断绝了史学研究者的成长之路，造成了此后史学人才“青黄不接”的局面；三是史学研究从此开始丧失自己的独立地位，沦为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的婢女，史学为实用主义所支配，真正的、科学的历史研究在事实上被中止了。
对“厚今薄古”的理解：最初被理解为厚近现代史薄古代史，厚理论薄资料，厚通史薄专史（考据），稍后主要被理解为要厚劳动人民的历史薄剥削阶级的历史；最后发展为“打破王朝体系”，“写没有帝王将相的中国通史”，直至导致“见地主就骂，见封建就反”的“狭隘的阶级观点”的大泛滥，从而引发了“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关系”的激烈论战。
对历史主义的农民战争观的批判：主要针对孙祚民《中国农民战争问题探索》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