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加强执政党思想理论先进性建设的思想与实践.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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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加强执政党思想理论先进性建设的思想与实践
内容摘要：先进性建设是列宁全部党建理论与实践的主题。俄共(布)成为执政党后，列宁始终坚持把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思想建设的根本任务。他加强执政党思想理论先进性建设的全部实践，始终围绕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体党员的头脑、加强执政党的思想作风建设和正确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这样三项具体任务展开。列宁关于执政党思想理论先进性建设的思想与实践对我们更好地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继续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列宁；无产阶级；执政党；先进性

　　作者简介：刘志明，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列宁斯大林思想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法学博士。

　　列宁一贯强调先进理论对党的先进性建设的重要意义。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从成立初就一直努力从俄国人民奋斗的历史活动的实践和比较中，不断寻找、揭示和发展指导自己前进的真理，真是“饱经苦难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唯一正确的革命理论”。①俄共(布)成为执政党后，列宁始终坚持把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思想建设的根本任务，并在加强党的思想理论的先进性建设的全部实践中，始终强调坚持这样三条基本原则或者说基本经验：第一，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教育，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体党员的头脑；第二，正确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维护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的团结统一；第三，努力研究新情况、新问题，以理论创新的实际成果把马克思主义这门科学推向前进。列宁加强执政党思想理论先进性建设的思想及其实践，对我们正确贯彻始终把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的党建工作方针，对我们正确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对我们在新世纪新时期继续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更好地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以及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境界，具有重要意义。

　　一、列宁关于加强执政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思想与实践

　　列宁非常重视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尤其是共产主义教育。在他主持召开的俄共(布)十大通过的《关于党的建设问题的决议》规定：“党内总的任务不是在数量上扩充党的队伍，而是改善它的质量，提高全体党员的觉悟，加强他们的共产主义教育。”②为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教育，列宁采取的主要举措有：

　　一是大力支持收集、整理、翻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和创办马克思主义理论刊物。在列宁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苏维埃俄国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重要著作的翻译本和书信集。同时，鉴于“用俄语最好地诠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家”普列汉诺夫所写的全部哲学著作“是整个国际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优秀作品”，“不研究——正是研究——普列汉诺夫所写的全部哲学著作，就不能成为一个自觉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③列宁从1920年起还多次要求出版普列汉诺夫的哲学著作。在列宁的强烈要求和大力支持下，俄共(布)中央还于1922年1月在莫斯科创办了颇有影响的哲学和社会经济理论刊物《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书信集，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的出版，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刊物的创办，无疑为俄共(布)全党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是通过创办各级各类党校和成立国家政治教育总委员会，建立健全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教育的组织机构。在列宁的坚持下，1919年3月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明确规定：“展开最广泛的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工作，并为此利用国家政权的机构和资财。”④为了贯彻落实这一规定，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责成党中央委员会：“(1)建立中央委员会直属高级党校；(2)制定地方党校的统一的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3)派有关的讲课人帮助地方党校。”⑤1921年3月，列宁主持召开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明确作出在全国各地建立各级各类党校的决定。到1922年，全国(乌克兰除外)从中央到地方，共建有各级各类党校242所，在校学员22000人。⑥

　　为进一步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的领导，列宁认为，必须成立国家政治教育总委员会，健全党的理论宣传与教育组织机构。1920年10月28日，列宁专门就成立国家政治教育总委员会起草了决定草案。正是根据这一决定草案，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共和国政治教育总委员会的法令》，决定在教育人民委员部社会教育司的基础上成立国家政治教育总委员会。该委员会是教育人民委员部的总局级机构，在行政上和组织上归它领导，但在涉及工作的思想内容的问题上则直接归俄共(布)中央领导。国家政治教育总委员会统一和指导全国的政治教育和宣传鼓动工作，领导群众性的成人共产主义教育(学校、俱乐部、图书馆、农村阅览室)以及党的教育(共产主义大学、党校)。同时，根据人民委员会的法令，各级地方人民政府也建立了政治教育委员会。

　　三是通过党课、研究班、训练班等形式，大力推动党内学习活动，努力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列宁非常重视党课对提高党员领导干部尤其是新党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重要作用，他还率先垂范，亲自到各类党校去讲课。比如，1919年7月11日和8月29日，列宁就两次到被誉为“中央苏维埃工作和党务工作学校”的斯维尔德洛夫大学作了《论国家》的重要演讲，在这一完全可以被称作是党课教育的重要演讲中，列宁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问题的基本原理，批判了在国家问题上的各种历史唯心主义观点，揭露了资产阶级国家所谓“自由”、“平等”、“民主”的实质。鉴于新入党的党员中很多人只有“往往会把人引入地狱”的“善良的愿望和美好的意图”，⑦列宁非常重视党校教材和党课教育内容的通俗性。在1919年俄共(布)八大通过新党纲后，为了配合新党纲的学习、宣传和对全体党员尤其是新党员进行系统的共产主义基本理论教育，列宁要求尼·布哈林、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共同撰写了理论通俗读物《共产主义ABC》这一本被列宁誉为“篇幅不大但极有价值的书”，此书1919年10月出版后，立即入选为各级党校的必修教材。1919年12月初召开的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在列宁坚持下通过的决议中，规定党课应该为新党员通俗地讲解如下题目的内容：

　　第一，“什么是共产主义”(详细而通俗地说明共产主义制度，解释分配、“消费的共产主义”、生产的共产主义，没有国家管理的制度，共产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力等问题，与无政府主义划清界限等)。

　　第二，“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帝国主义战争、无产阶级专政、过渡时期的基本措施和纲领性的要求)。

　　第三，“为什么我们生活困难？”(解释我国经济被破坏的情况和发展前途)

　　第四，“我们的党”(说明党的组织、党的发展、党章、共产党员的“权利和义务”)。⑧

　　列宁还重视各种专题研究班、训练班对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作用。1921年3月，列宁主持召开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建议指派中央委员会、共产主义大学、政治教育总局和社会主义学院的代表组成一个委员会，负责在社会主义学院设立一个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历史和实践的研究班，并动员必要数量的年轻党员干部参加这个班。1923年，在列宁和俄共(布)中央的大力推动下，以及在全国苏维埃党校会议精神的指导下，全国各省、县苏维埃党校举办了为期2个月的训练班，有1800多人参加学习。⑨

　　二、列宁关于加强执政党思想作风建设的思想与实践

　　列宁从来都非常重视党的思想作风建设。俄共(布)成为执政党后，列宁更是把党的思想作风建设摆在党的建设工作的突出位置，并使党的思想作风建设始终围绕正确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而展开。

　　第一，坚决反对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反对生搬硬套“理论”和脱离实际的“革命空谈”，强调执政党必须理论联系实际。列宁一再强调马克思主义是行动指南而不是需要死记硬背的“公式”，在新的历史情况和新的实践面前，共产党人绝不能“公式”化地或者说“教条主义”地对待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绝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包治百病的丹方”。正如他指出的，“如果要开一张包治百病的丹方，或者拟订一个适用于一切情况的一般准则(‘不作任何妥协’！)，那是很荒谬的”。⑩他认为，恰恰相反，任何一个抽象的真理，如果把它套用在不管什么样的具体场合，那就会变成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就会从“左”的或右的方面给党的事业带来危害。因此，他一贯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活的灵魂，并坚决反对被他比作“疥疮”这种折磨人的疾病(11)的“革命空谈”，“我们应当反对革命空谈，必须反对革命空谈，一定要反对革命空谈”。(12)他还以“左派共产主义者”是否应该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提出反对签约和主张革命战争的口号为例，阐明了“革命空谈”的本质，正如他所说，“左派共产主义者”提出的“口号很漂亮，很诱人，很醉人，但是毫无根据，——这就是革命空谈的本质”。(13)因为在他看来，“左派共产主义者”提出的口号虽然非常“革命”，但却脱离了当时国际国内革命条件的实际，也完全不符合当时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实际，因而只不过是毫无意义地“生搬硬套”所谓针锋相对作斗争的“理论”和“真理”。因此，列宁号召全党坚决反对这种只知“一味重复口号、空话和战斗叫喊，却怕分析客观实际情况”(14)的“革命空谈者”，号召“打倒空喊家！”(15)并表示相信，“在这艰难的道路上，俄国无产阶级和俄国革命一定会纠正装腔作势和革命空谈的作风。”(16)

　　列宁还提出了两条有效祛除“空谈疥疮”的重要举措。一是着力提高党和苏维埃各级领导机关和工作人员的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培养并提高他们管理国家事务和组织经济建设的实际本领；二是整顿国家机关，精简机构，并通过建立健全党内民主制、工作责任制和严格的法律、监察制度，去“有效地监督、检查”各地、各部门的工作。

　　第二，坚决反对骄傲自大和神化领袖，强调执政党必须正确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1920年4月23日，列宁在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庆祝自己50寿辰大会上发表讲话时指出，一些政党在思想作风上如果“有了骄傲自大的可能，这往往就是失败和衰落的前奏”，因此，他恳切地表示，“希望我们决不要使我们的党落到骄傲自大的地步”。(17)他还指出：“过去所有灭亡了的革命政党之所以灭亡，就是因为它们骄傲自大，看不到自己力量的所在，也怕说出自己的弱点。”(18)1921年10月17日，在全俄政治教育委员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列宁还把“共产党员的狂妄自大”、“文盲”和“贪污受贿”视作共产党人必须坚决加以反对的“三大敌人”。(19)鉴于革命的胜利往往容易使人过分“自负和骄傲”，不断取得建设成就也容易使人“陶醉”，也鉴于执政党的领袖如果不克服骄傲自满情绪容易导致个人崇拜，列宁还特别告诫全党，党的领袖虽然是党内“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的人，但并非永不犯错的“圣人”、“天使”和“英雄”，(20)因此党的领袖人物尤其“不要陶醉于胜利，不要骄傲”，(21)要坚决反对针对自己的歌功颂德和神化自己的个人崇拜。

　　列宁认为，为了防止共产党员的“狂妄自大”和“骄傲自满”，执政党特别需要积极正确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列宁看来，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抵御各种政治灰尘和腐朽思想侵蚀、纠正自身错误、清除党内不良作风的尖锐武器。无产阶级的执政党只有正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积极的思想斗争，才能分清是非、统一思想，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才能巩固和发展党的团结和统一，带领人民群众完成党在各个时期的历史任务，正如他指出的：“不怕承认自己的错误，不怕三番五次地作出努力来改正错误，这样，我们就会登上山顶”。(22)因此，他在1920年4月～5月期间完成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指出：“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开承认错误，揭露犯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23)

　　列宁是身体力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模范，他经常率先垂范地作自我批评。比如，因为意识到《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对荷兰共产党“左”倾思想方面的批评有不准确的地方，列宁在特地为该书写的《增补》中公开作了这样的自我批评：“在本书俄文版中，关于整个荷兰共产党在国际性的革命政策方面的行为，我说得有点不正确。因此，我乘这个机会把我们荷兰同志关于这个问题的一封来信发表在下面，并且把我在俄文版中所用的‘荷兰论坛派’一词，改为‘荷兰共产党的某些党员’。”(24)类似这样的事例当然还有很多，兹不详述。列宁这样多地开展自我批评，不仅丝毫没有降低他的威信，反而大大提高了他在广大人民群众中间的威信。当然，列宁也是敢于和善于在全党开展批评的模范，这样的事例也是举不胜举，兹不赘述。

　　三、列宁关于正确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思想与实践

　　应该说，列宁1910年在《政论家札记》一文中就首先提出了“两条战线的斗争”的概念。当时列宁所谓“两条战线的斗争”其实是指反对党内“召回派”和“取消派”这两种分别表现为“左”倾和右倾的错误思潮的斗争。(25)列宁认为，对于从根本上危害党的团结统一的党内“左”倾和右倾错误思潮，如“召回派”和“取消派”，必须进行不可调和的思想斗争，在这一涉及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重大原则问题上，那种希望“社会民主党人少搞内部斗争”之类的话，在列宁看来，其实只不过是“一种善良的、天真的愿望”而已。(26)建党之初，对党内原则性的是非问题，列宁从来是不含糊的，也从来不害怕进行必要的党内斗争。不仅不害怕党内斗争，列宁还充分肯定包括思想理论斗争在内的党内斗争的积极意义。列宁在《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这一充分阐述自己思想建党原则的光辉著作的开篇就摘录了拉萨尔1852年6月24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这样的一段话：“党内斗争给党以力量和生气。党本身模糊不清，界限不明，是党软弱的最大明证。党是靠清洗自己而巩固的……”(27)

　　十月革命胜利后，在党已经成为执政党的情况下，列宁是如何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的呢？

　　第一，他一以贯之自己在十月革命前提出的必须“通过党章来保证采取党的方式进行党内斗争”(28)和坚决反对“那些没有原则的、粗暴的、机械的斗争手段”(29)的原则，竭力避免把对党内错误思想倾向的斗争变成对某些党员的无情斗争。列宁也反对在党内思想斗争中借口原则分歧任意把持不同意见者定性为有错误倾向的人。比如，1921年9月29日，列宁在致格·叶·季诺维也夫的信中，就批评他说：“不应当借口‘原则分歧’说他们有倾向。应当谨慎地进行思想领导，真正使新的多数成为多数并进行管理。”(30)不仅如此，列宁还认为应对犯错误倾向的同志加以“关心”，他于1920年10月26日还专门建议监察委员会“承担一项特殊任务”，即“对在苏维埃或党的工作中遭受挫折而产生心理上的危机的所谓反对派的人们分别加以关心，甚至往往要象医治病人那样对待他们。应尽力安慰他们，同志式地给他们讲明情况，给他们安排(不能用命令方式)适合他们心理特点的工作”。(31)

　　第二，他坚持实事求是、区别对待的原则。列宁认为，正确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从客观实际出发，善于识别当时的主要错误倾向是“左”还是右，这是正确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的前提和基础。列宁《共产主义运动和“左派”幼稚病》这部光辉著作中指出，鉴于“机会主义在1914年彻底变成社会沙文主义，彻底倒向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右倾机会主义是布尔什维克党的主要敌人，“现在这个敌人在国际范围内也仍然是主要敌人。对于这个敌人，布尔什维主义过去和现在都给予极大的注意”。(32)列宁虽然在当时也看到并指出“工人运动内部布尔什维主义的另一个敌人”即“左”倾错误思潮给国际共运造成了不利影响和危害，但他认为，当时的主要错误倾向是右倾机会主义。这就为当时的俄共(布)和国际共运内部开展的“两条战线的斗争”指明了主攻方向或者说“主要战线”。但是，列宁也指出，也决不能忽视党内存在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性，即“左”派幼稚病，决不能忽视开展对“左”倾错误思潮这样另外一条战线的斗争。

　　第三，他科学把握革命的辩证法，在重点反对一种错误倾向时，也注意可能被掩盖着的另一种错误倾向。鉴于党内的“左”、右倾错误思潮或者说机会主义有着共同的阶级根源，即它们都是工人阶级内部非正统工人的产物；鉴于“左”、右倾两种机会主义有着形而上学这一共同的理论根源(右倾机会主义把历史进程中的进化方面绝对化而否定革命方面，而“左”倾机会主义把历史进程中的革命方面绝对化而否定进化方面)；鉴于“左”、右倾两种机会主义都危害革命；也鉴于“左”、右倾两种机会主义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和“互相补充”，(33)列宁认为，自觉地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的俄国党，当然既要反右，又要反“左”，但也必须掌握革命的辩证法，就是说，在反右时要防“左”，在反“左”时要防右。

　　正因为坚持和贯彻了开展党内“两条战线的斗争”的上述基本原则与方法，列宁缔造和领导的俄共(布)，在十月革命后顺利解决了成立所谓“清一色的社会党人政府”、缔结布列斯特和约、“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工人反对派”、“民主集中派”、工会和对外贸易垄断等对俄共(布)奠定在马克思主义这一先进的理论基础上的团结统一、利害攸关的重大问题，取得了俄共(布)在“两条战线的斗争”的一个又一个胜利，并使俄共(布)在艰辛探索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如何认识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具有世界开创性意义的实践中初步形成了具有鲜明俄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东方理论和社会主义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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