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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的中国历代艺术品：现状、掏宝、回流
　　中国历代艺术品，范围非常广泛，我们一般的说，它主要包括书画、青铜器、瓷杂等等，细分的话很多，特别是瓷杂类，有很多专项，比如瓷器、玉器、家具、文房珍玩、等等，相互多少有些交叉，很难有精确的一个标准。我们看个大拍卖公司的图录，就知道各家有各家的说法，主要还是考虑到收藏的问题，比如今年瀚海有一个专场，叫“犀角”专场，这是一个非常具体化了的杂项，一般列为文房珍玩类。这样细分的话，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成了海阔天空了，没完没了。

　　考虑到这个原因，我今天在这里要向大家汇报的，主要是我所知道的一些在日本的中国历代艺术品的收藏情况。由于内容太多、太杂，今天　　特别做了点限定，就是以中国古代书画艺术为中心。

　　在日本的中国艺术品收藏大致上有四大类：官方（博物馆及官方机构）、团体、寺院、私人。这样，我再限定一下，今天主要是汇报一下日本官方、团体、寺院和有过公布了的私人收藏。（没有公布的私人收藏，涉及到个人隐私，我就不便多说了）

　　先介绍一下日本的基本收藏情况。 <hr class=enorth_new_page>

　　概况
　　中国流传日本的历代艺术品，从时间上分，我个人认为，可以按照1900年作为前后两个时间段，前者我们归之为“古代流出的中国艺术品”，后者我们称之为“近现代流出的中国艺术品”。为什么这样分时间段呢，主要是涉及到圆明园第二次遭劫和清朝灭亡后，中国艺术品（特别是清宫贵重艺术品）的大量外流的问题。

　　1900年前，清宫珍贵艺术品基本上没有流亡日本的，应该说，流往日本的中国历代艺术品，基本上都是中国文化传承的结果。我们知道，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自古以来，日本人就把中国的文化当作自己文化的根本、源泉，从中吸取，在反复的学习过程中，建立起自己的文化体系。纵观历史，可以看到，从东汉时期颁给日本委奴国王这方《汉委奴国王》蛇钮金印开始，已经有大约两千钱的历史，特别是遣隋使、遣唐使，宋代开始的禅宗佛教东传，明以后的丝绸贸易等等，都对日本政治、文化、法律、经济、生活产生过巨大影响。从文字、书法、绘画乃至吃穿住行等等所有的领域，至今我们都能看得到中国文化的影子。正是这个原因，我们可以说，日本是“大中华文化圈”历史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两千年的传承过程中，有多少中国的优秀艺术品流传到日本？谁能统计得出来？数量之多，是可以想象的。

　　1900年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正常的传承还在延续，非正常的东流也在不断发生。我们已经无法确定哪些艺术品时圆明园被掠夺走的，但各种途径大批量的艺术珍品，特别是清宫珍贵艺术品流往日本则是事实。毕竟我们现在在部分美术馆还能看得到那些钤有乾隆皇上《石渠宝笈》五玺、九玺印章的书画名品。再加上，大谷探险队于1902年到1914年之间三次到新疆、敦煌一代探宝，盗走、买走大量的西域、敦煌经卷文物。

　　清朝灭亡以后，溥仪从宫中以赏赐给弟弟溥杰、溥佳等等名义，将大量的宫中历代法书名画一千多件以及各种珍宝，携出宫外。一部分，于1925年抵押给了中国盐业银行，溥仪的《我的前半生》对此有比较详细的记述，但所说应该不是全部。这批抵押品共有数千件，后来在北京拍卖，于是这批珍宝流向民间，进而流向海外，其中主要的去向，就是日本。一部分，被长期设立于北京的日本古董商“山中商会”买去，卖到了日本。还有茧山龙泉堂的创始人茧山松太郎（1882-1935，1905年到北京开古董店，专门收集中国瓷器杂项古玩）、博文堂第二代主人原田悟郎（本来是书店经营，后来参与到美术品的买卖）、壶中居的广田松繁不孤斋（藏品500余件捐给了东京国立博物馆）、横河民辅(其收藏品捐赠给东京国立博物馆)、安宅英一(其收藏品捐给大阪 东洋陶瓷博物馆)、出光佐三(以其收藏品为主成立出光美术馆)、根津嘉一郎(创立根津美术馆)、岩崎小弥太(创立静嘉堂文库)、细川立(创立永青文库)、 松冈清次郎(创立松冈美术馆)、须磨弥吉郎(其大部分收藏品捐赠给京都国立美术馆)、藤井善助(藤井有邻馆)、住友吉左卫门(创立泉屋博古馆)、中村不折（创立书道博物馆）、山本悌二郎（所藏现设立为“澄怀堂美术馆”）、阿部房次郎（捐给大阪市立美术馆）、上野理一有竹斋（捐给了京都国立博物馆）、河井荃庐（帮三井听冰阁收集历代碑版法帖）等等，都是近现代中国古代艺术品的收藏大家。他们有的是到中国收集，有的则是在日本收集。1900年以后的百年间流往日本的中国珍贵艺术品，其数量也许不能和两千年的传承相比，而质量恐怕另有一比。因为，清宫艺术珍品，是中国史上的艺术品大集合，是最顶级的文物，他们的流出，与民间交流性质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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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说到的，1900年之前传往日人的中国历代艺术品，除了个别情况，如《汉委奴国王》印章之类的国家间交往赠送的国礼类外，基本上是在民间交往过程中完成的，而1900年后的我们国家顶级艺术品的流往日本，则原因种种。

　　根据我的了解，其一，是清王朝的灭亡，当时公众的太监、宫女以及侍卫等等，都从宫中偷出大量的珍宝，很多东西出宫之后就地出卖，这样，大量的清宫艺术品外流民间，通过古董行流往日本。其二，溥仪当皇上的贼心不死，在被赶出宫后直到在东北建立伪满洲政权，为了资金，卖出了一批清宫文物，这其中与美国著名学者高居翰所称作的“学者兼画商罗振玉”有关。很多细节问题，都是听前辈们说，还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核实，这里就不便多说了。杨仁恺先生的《国宝沉浮录》多少谈及其中的一些情况，大家可以参阅。其三，抗日战争期间，一部分是战争掠夺，趁火打劫，一部分是不平等买卖。名义上可能是买，或当地汉奸赠送，但实际上是不平等条件下的交易，我们没有人对此部分进行详细研究，日本人至今也闭口不谈这其中的事，非常可惜，以至于现在没有一个准确的依据。其四，文革期间，很多罚没物资包括历代文物，从广州口岸出口换汇。据当年从事进出口的商人回忆，当时堆放在广州的各类文物古玩实在太多，价格及其廉价，很多东西按照件数来定，一件多少钱。经他买卖的字画、文玩就达15万件。73年之后的几年里，卖到日本的各类文物当不少于三十万件。名古屋的一家文房四宝店，曾从广州进口古旧砚台数集装箱，仅此一项所得，建造了一栋办公大楼。我在赴日之初，曾到此店拜观过他们留存的一部分佳砚。后来国内有朋友说，收集多少多少好砚台，云云，我就和他说，我们的好砚台，要不就去了台湾（《西清砚谱》中的清宫藏砚，大约一百方现藏于台北故宫），要不就在日本。要找好砚台，就得到日本买。其五，改革开放后，日本人比我们有钱，很多文革退赔的东西被卖了出来，很多也都卖到了日本，93年开始的拍卖会，好东西很多也都流到了日本。一直到2000年，国民经济突飞猛进，市场开始逆转，文物开始回流。到现在，已经回流了十年，基本上，市面上的古玩店里的小件，也都回流到了国内。

　　记得98年我在京都大本山相国寺承天阁美术馆举办个人展览的时候，由于展期较长，一个多月里，几乎每周都到京都，闲暇之际闲逛古董店，在新门前的一家古董店里看字画，闲聊之中店主知道本人的名字，于是拿出十张吴昌硕绘画作品，大多数都是长尾甲题盒的精品，可惜当时囊中羞涩，只买了其中最便宜的一幅。从98年到2004年期间，每次到京都，都会有一些不同的收获。近五年，在店头就很少能买得到价廉物美的好东西了。

　　由于国内拍卖行业兴盛，屡屡有创新价格出现，影响巨大。最近北京匡时拍卖有限公司拍出来的几件日本著名书法家村上三岛先生的旧藏王铎条幅作品，又创出了天价。其中村上先生旧藏的三件，合计就一个亿，影响超出了收藏界、影响到了整个日本书法界。我和匡时的老板董先生说，拖你的福，我在私下收不到东西了，你拍的好，都直接拿到你们那里去拍了。

　　日本国内的收藏品目录、图录等书籍，绘画方面1938年有原田谨次郎《日本现在支那名画目录》(大冢巧艺社,1938),1983年著名美术研究家铃木敬先生编的《中国绘画总合图录》第三卷(日本编1 博物馆)，第四卷(日本编Ⅱ 寺院?私人)(东京大学出版会,1983)，1999年户田祯佑?小川裕充又编了《中国绘画总合图录续编》第三卷(日本编)(1999)。这些出版物，对日本的书画收藏进行了普查编辑，基本上反映了中国古代绘画方面的收藏情况。这几种书籍都有机会买得到，也可以在网上检索，是公开的情报。只是，这些资料基本上只收集了绘画方面，而缺乏书法方面的资料。希望能有一天，他们补上书法方面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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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我个人所知的情况看，书法方面的收藏应该多于绘画，数量相当可观。特别是禅宗墨迹的数量非常多，一部分禅宗和尚应邀赴日本传教，从鉴真和尚开始，唐宋元明清一直都有。京都附近的宇治市，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中国明式寺院叫“万福寺”，是福建的万福寺的翻版。当时福建的万福寺住持隐元和尚（1592-1673）应日本方面的再三邀请，于1654年携20名弟子，不顾63岁高龄东渡来到日本。德川幕府赐京都宇治之地九万坪作为寺地，隐元登山颠，观风水，定寺址，仿照福建黄檗山万福寺模样，开山兴建新寺院。 1661年，隐元七十岁那年新寺初成，隐元禅师以福建黄檗山萬福寺相同名称命名。寺里面的格局、建筑风格，匾额、柱联等等，都按照中国寺院风格，这在日本其它寺院是见不到的。由于隐元和尚和张瑞图有过私交，赴日本时就携带了很多张瑞图的作品，这样，张瑞图的书法在日本就特别多，影响也特别大。本人就买到过一件张瑞图的条幅，是万福寺旧物，在万福寺西方丈（隐元和尚的居房）门柱两侧张挂的柱联，就是按照本人收藏的张瑞图作品分拆成对联刻成柱联的。也就是说，本人收藏的条幅正是西方丈柱联的母本。

　　在日本，历史上收藏中国书画作品的情况兴盛。

　　前不久在上海博物馆举办了《千年丹青—--日本、中国藏唐宋元绘画珍品展》，展出了日本收藏的中国书画39件（47幅），我因展览期间有工作在身，没能到上海拜观，感到非常遗憾。从网上看到一些消息，大概了解了一些情况。叶拜读了著名美国汉学家、美学家高居翰先生的文章，谈到中国绘画流传到日本的情况，认为有两个“浪潮”：第一次浪潮：古渡时期，较早发生的“古渡”浪潮亦可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十二世纪晚期持续至十三、十四世纪而渐臻高峰。当时，日本禅宗和其他宗派的僧人在中国南方的名刹中求法，主要在浙江，学成之后回归本国。同时，也有中国僧侣赴日本传道。宋元时期有记载的就有两百五十多名日本僧人游学中国，平均留驻十至十五年；此期间大约有十多名中国僧人东渡日本。这些僧人带回去的行囊中，除了经籍、修禅道具外，还有大量的艺术品，包括书画、陶瓷器。在古渡第二阶段，室町时代早期的足利幕府，尤其是第一任将军足利尊氏（1338-1358在位）和第三任将军足利义满（1368-1394在位），曾怀着极大的热情致力于中国画收藏，主要通过寺院以及重新恢复了的中日贸易获取藏品。日本的第二浪潮发生于二十世纪前三十年。这一浪潮的根本推动力其实来自于当时中日学者之间成效卓著的交流。在日本，藏家们通过心的交流开始认识到，他们所收藏的中国画藏品存在着巨大的空白，取所藏的内容与中国绘画正统有着相当的差距与不同。这样日本藏家们日益发觉，必须入手收藏这些中国画的正传作品。而启蒙、教化这些藏家，并把此类中国画输入日本销售的双重任务，是由活跃于京都的学者、画商圈子完成的，其中最著名的有中国学者兼画商罗振玉（1866-1940），日本画商原田悟郎（1893-1980）和日本中国史专家内藤湖南（1866-1934)等人。在这一时期，日本渐成规模的重要中国画收藏包括：阿部房次郎的收藏，后入藏大阪市立美术馆；上野理一的“有竹斋”藏品，现京都国立博物馆有其专门陈列；京都的小川睦之辅曾拥有一幅传王维所画的山水长卷；大阪的斋藤董盦曾藏有“董源”和“巨然”的重要作品，现已流散各处。另一些重要的私人典藏如今变成了私立博物馆,如兵库县的黑川古文化研究所收有大阪黑川家族的一幅传为董源早期之作的重要藏画；山本悌二郎的藏品中曾有李公麟的《五马图》，现认为已被损毁；还有传李成所绘的《平林远树图》等重要作品现存于四日市的一个私人美术馆——澄怀堂美术馆。

　　以上这些是高居翰先生的论述，我基本上还是赞同的。当然，这些只是中国绘画流传史上的问题，从整个艺术品历史上看，还需要增加不少内容。特别是第一浪潮，那就要被遣隋使、遣唐使所取代了。唐代流传到日本的书法作品，特别是二王，以及最澄、空海橘逸势等等高僧们的学成归国，带旺日本的二王书风，包括唐代书风，对后世日本书法的形成、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品。颜真卿楷书那一路雄宏风格，至今在相扑文字等等特殊文字中还能隐约感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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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受两国间国家交往的局限。遣唐使之后，相当一段时间两国的交往进入沉寂阶段。中国文化通过禅宗向日本渗透。这样，与禅宗文化相关的书法，对日本形成影响。这也正是绘画史上，为什么日本特别喜爱、并大量收藏梁楷、默庵等等禅宗绘画的缘由。
唐宋元书法正传名家，在早年的日本，很少得到传承，太一些禅宗寺院里，当代著名书法理论家中田勇次郎先生发现过不少黄庭坚作品，但基本上都是南宋人或者元人的摹本仿作。直到明末清初，黄檗宗在日本的兴起，明末清初的书法开始被日本人所喜爱。我刚才到了，隐元和尚带去了张瑞图书法，张瑞图的儿子也有传说跑到了日本隐居（这只是传说而已）。

　　根据书法文化研究家西岛先生的研究，早在清中期，日本就已经开始喜爱倪元璐、黄道周等人的作品。从现存书法的题盒、装裱情况看，明末清初的王铎、许友、傅山等等，都在清中期以前就不断流传到了日本。

　　这次匡时国际拍卖拍掉的几件王铎书法，都是早年传到日本的作品。日本式的旧装裱就至少有两百年以上的历史了。

　　杨守敬先生的访日，带去了金石书法，改变了传统日本二王书风一边倒的局面。杨守敬应驻日本公使何如璋之召，于光绪四年（1880）四月赴东京出任使馆文化随员，那年杨守敬42岁。他到日本后，一面到古书肆探访宋元版本书籍，一方面把自己带到日本的金石拓片以及秦汉古铜印转卖给日本藏家，与日下部鸣鹤、岩谷一六等等当时在日本就有相当影响的书法家交往，传授金石书学思想，从此，日本书坛兴起金石之学。西泠印社早期社员、吴昌硕的日本弟子河井荃庐先生，每年都到中国来，一方面是来向吴昌硕等求学，另一方面则是搜集历代名碑法帖，他自己由于喜爱赵之谦的书画篆刻，于是，赵之谦的作品开始大量东渡。只可惜，他自己藏的一百余件赵之谦作品，1945年美军的日本东京大空袭中，连人带物一同葬身火海。吴昌硕的作品，也是二十世纪初头受到日本人的推崇，被广泛收藏。我曾发表过文章，对日本收藏的吴昌硕作品作过一个大概的统计，我认为，至少也在2500件书画作品传到了日本。

　　中国书画艺术品的东渡，从东汉《汉委奴国王》印章开始，到2000年告一段落，这近两千年间，有多少艺术品传到了日本？谁能统计得出来？

　　二．中国书法墨迹收藏较多的博物馆、美术馆简单介绍
1.东京国立博物馆
东京国立博物馆的藏品最多，质量最高，代表日本国家的收藏。
书法方面:
※唐东博《古文尚书卷第六》（国宝）
※唐抄本《王勃集》（这件是唐代传往日本的名品）（国宝）
※唐抄本《碣石调幽兰第五》（国宝、梁末弹琴名手丘公所撰《琴谱》的抄本）
※唐抄本《世说新书卷第六残卷》（国宝、神田家旧藏的一段）
※敦煌出土《刘子》残卷（重要文化财、唐末期抄本）
※黄庭坚的《王史二氏墓志铭稿》卷（王潨是黄庭坚的亲戚，史扶是黄庭坚的诗友）、
※米芾的《虹县诗》卷、
※米芾《行书三帖（叔晦帖）、（李太师帖）、（张季明贴）》卷
※北宋圜悟克勤《印可状》（国宝）
北宋苏舜钦《南浦帖》
宋高宗《赐梁汝嘉勅（四通）》
※朱熹《草书尺牍》卷，有元明清名家题跋。
《宋名公翰墨册》，有赵令畤、吴琚、张即之等等。
《宋元名家墨迹册》，有富直柔、方回、邓文原、钱良右、康里巎巎、钱惟善、吕敏等宋元名家尺牍（明项元汴、清安岐、完颜景贤等收藏过）。
南宋北磵居简《登承万佛阁偈》（保管）

※元赵孟頫《楷书玄妙观重修三门记》卷（有董其昌、李日华等题跋）、
※赵孟頫《兰亭序十三跋》（火烧本）、
※元康里巎巎《草书诗书》卷（有唐诗及自作诗等好几段合为一卷，元张雨、文征明等跋文）、
元鲜于枢《十纸五札》卷
元柯九思《独孤本兰亭序跋》（火烧本）
※元杨维桢《张氏通波阡表》卷（青山杉雨先生捐的，据曾经卖出去的古董店老板称，当时非常便宜就卖掉了）、
元冯子振《与无隐元晦诗》（国宝）
元冯子振《行书居庸赋》卷（有宋濂和郑元祐的题跋）
元大休正念《舍利启白文》、《书翰》
元灵山道隐《法语》（保管）
元了庵清欲《进道语》（保管）

　　其他如明清书画名品，应有尽有。比如王铎的《草书诗书卷》是王铎手卷极品。

　　绘画方面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作过一个很详细的调查资料，我这里有一份，网上也可以查得到，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上网看，我这里就不专门单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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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介绍几件特别有名的作品：
※《潇湘卧游图》（国宝，有乾隆御玺、题跋，是石渠宝笈名品，后添款“李公麟”，实际审定为南宋舒城（安徽）李姓画家之作，也许与李公麟有什么族亲关系也未尝没有可能）
（传）北宋石恪《二祖调心图》（重要文化财）
南宋梁楷《雪景山水图》（国宝）
南宋梁楷《六祖栽竹图》（重要文化财）
南宋梁楷《李白吟行图》（重要文化财）
（传）南宋马远《寒江独钓图》
南宋夏圭《山水图》小品（重要文化财）
※南宋李迪《红白牡丹图》（国宝）
（传）南宋马远《洞山渡水图》（重要文化财）
（传）南宋宋汝志《雏雀图》（重要文化财）
元因陀罗《寒山拾得图（楚石梵琦题赞）》（国宝）
（传）元因陀罗《寒山拾得图（慈觉赞）》（对幅）
元颜辉《寒山拾得图》
等等

　　其他如青铜器、玉器、陶瓷器、画像石、杂项、拓本等等，藏品极为丰富。有兴趣的人，到了东京，一定得去看看，必定有所收获。比如，瓷器方面：

越州窑青瓷莲瓣文六耳壶
※北宋定窑《白瓷金彩云鹤唐草文碗》（重要文化财）
※北宋定窑《白瓷莲花文盘》
※南宋官窑《碂式瓶》（重要文化财）
※南宋官窑《青瓷轮花钵》（重要文化财）
※南宋龙泉窑青瓷《茶碗》（重要文化财）（这件茶碗足利义政将军的藏品，破了以后，送到明朝，想找一个同样的茶碗，结果没找到，明代匠人给铆上铆钉还了回来。铆钉像马蝗，就被取名为《马蝗绊茶瓯》）
※南宋龙泉窑凤凰耳瓶
※元青花《龙涛文壶》高29.3CM

　　明清官窑也为数不少。凡此等等，不一而足。

　　这次上海博物馆的《千年丹青——日本、中国藏唐宋元绘画珍品展》，所展出的作品多数是东京国立博物馆的藏品。大家可以翻看一下图录。

　　印章方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史上唯一的一枚皇上用印封泥《黄帝信玺》，陈介祺旧藏，属于无价之宝。陈介祺旧藏的封泥共550余枚，现在藏在东京国立博物馆。

　　瓷器杂项方面，也是以东京国立博物馆的藏品为最佳。只是，平时到东博看展览，只能看到很少的一部分，颇有点我们故宫的感觉。只有专项展览，展品相对比较集中一些。

　　东京国立博物馆于明治5年开馆以来，通过收购、捐赠等进行收集。明治时期收集品几乎都是江户时期传来的明清墨迹和法帖、拓本类。市河米庵的收藏品由其孙三鼎和他儿子三兼捐赠，墨迹类多收录于米庵的《小山林堂书画文房图录》。其他碑拓、法帖类在近百年的个人捐赠过程中得到了充实。从大正到昭和前期，明清的墨迹收购得相当多，此外还有古铜印、石印材。松平不昧公的遗爱宋元禅僧墨迹也增加了东博宋元书法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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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爱书法篆刻的“王子制纸”社长高岛菊次郎(号槐安,1875-1969)，在东博“东洋馆开馆前，捐出了自己的收藏品书画法帖277件。后来，其夫人、儿子继续捐赠了68件。其中朱熹《草书尺牍》卷、赵孟頫的《兰亭叙十三跋》、鲜于枢《十纸五札》卷很著名，明清书画唐伯虎、文征明、祝枝山、徐渭、陈淳、董其昌、莫是龙、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王铎、王、金农、郑板桥、赵之谦等等颇多佳作。宋拓本十余种，如《定武兰亭叙》（孤独本、吴炳本等等）也极为难得珍贵。高岛为王子制纸株式会社的社长，多年来留意于中国历代书画的收集，主要收集品在他九十大寿时出版的《槐安居乐事》(求龙堂,1964年)一书里有详细记载。

　　近年还有台湾的林宗毅(号定静堂，1932- )的收藏和青山杉雨(1912-1993)遗品的捐赠。

　　战后，日本文化厅为了防止美术品散逸，申请不少专项资金用于收藏，不少名品归于国家，东博一直以来也致力于收购。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国家奖励藏家捐献艺术品，很多顶级藏家为了获得日本的国家最高奖项----“文化勋章”，而捐献自己的藏品，以博取良好声誉。

　　以上收藏品目录、图录有《东京国立博物馆图版目录》中国书迹编(东京国立博物馆，1970年)、中国绘画编( 1979年)；《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品目录》东洋美术?东洋考古?法隆寺献纳宝物( 1977年)；《林宗毅氏寄赠中国书画图录―――定静堂请赏》(同1991年)；《青山杉雨氏寄赠中国书迹图录》 (1993年)等等。

　　2，京都国立博物馆

南北朝《大智度论卷第八》（重要文化财）
南北朝《华严文义记卷第六》（重要文化财）
唐抄本《世说新书》（国宝）本卷是「舊山田家本」，原來是完整的第六卷，於明治時代被截為四段，現在的本卷是其中的第二段，存有第十門「規箴」的後半部一百十一行和第十一門「捷悟」的全文六十一行，共一百七十二行。麻纸，很像唐人写经。
唐《大方广义华严经卷第八》（重要文化财）
五代至宋《越州窑青瓷水瓶》（重要文化财）
北宋《内典随函音疏卷第三百七》（重要文化财）
朱熹《行书论语集注残稿》（上野有竹斋旧藏，子上野精一捐赠）
宋拓《王羲之十七帖》（罗振玉转让给上野有竹斋，子上野精一捐赠）
宋拓《集王羲之书圣教序》（罗振玉转让给上野有竹斋，子上野精一捐赠）
南宋淳祐辛丑良月《痴绝道冲墨迹》（重要文化财）
宋手鑑《藻盐草》写经断简（国宝）

　　与东京国立博物馆一样，收集面广泛，中国书画方面主要是上野理一(号，有竹斋，1848-1920)的旧藏。上野是明治14年(1881)朝日新闻社的创始人之一，和村山龙平一起构筑了公司的基础，后来当了社长。因担忧本国古美术品的海外流失而致力于收集，明治22年(1889)创刊古美术杂志《国华》。传记有《上野理一传》(朝日新闻社社史编修室编，朝日新闻社，1959年)。受内藤湖南等人的启发，二十世纪初开始收集中国书画，其晚年的十年间正直清朝灭亡，时局混乱，趁机收集到了很多名品。这些藏品于昭和35年（1960）由其哲嗣上野精一捐赠给了京都国立博物馆。书法碑帖（宋拓本多种）76件，绘画87件，主要藏品有《上野有竹斋收集中国书画图录》(京都国立博物馆，1966年)。
还有，守屋孝藏(号，千洲，1876-1953)的古写经收藏。守屋作为律师，也爱好古美术的收集。其中特别用心的是日中古写经和古镜。根据守屋的申请，昭和29年(1954)，古写经、宸翰的276件全部捐赠给了京都国立博物馆。总目录、图版有《守屋孝藏氏收集古经图录》(同，1964年)。我们对古写经历来重视不够，南北朝、唐宋写经其实流传在市面上的不少，没太多的人重视，觉得有点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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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富冈铁斋的儿子富冈谦藏(号,桃华，1873-1918)、博文堂第二代主人原田悟朗、以汉学家、书画家著称的长尾槙太郎(号，雨山，1864-1942)等人收藏的中国碑帖、善本书等相继归于同博物馆。再者，1999、2000年，又增加了须磨弥吉郎(1892-1970)捐赠的收集品971件，其中拥有不少珍贵的近代书画作品。目录有《特别陈列?新收品展Ⅱ――须磨先生收藏的中国绘画》(展览简册，京都国立博物馆，2000年)、《同――须磨收藏的中国美术》(同 2001年)。记得2000年与陈大中先生一起到京都拜观须磨捐赠特别陈列的齐白石作品展，展出齐白石山水、花鸟精品数十件，皆为须磨在北京的大使馆任职期间，直接得自齐白石之手，八尺山水四屏通景等巨制，目前在国内未曾见到过。可惜，这批作品没有出版物发行，也很少展出。

　　同馆的综合目录有《京都国立博物馆藏品图版目录?绘画编 中国?朝鲜?日本(桃山时代以前)》(同，1989年)、《同 书迹编 中国?朝鲜》(同，1996年)。

　　3，大阪市立美术馆（大阪市）

苏东坡的《行书李白仙诗》卷（重要文化财），
金蔡松年《苏轼李太白仙诗卷跋》（重要文化财）
米芾的《草书四贴（元日贴）、（吾友贴）、（海岱贴）、（中秋诗帖和目穷贴）》，由于“中秋诗帖和目穷贴”算一贴，所以称之为“四贴”。这件名作上面有米友仁等人的跋，有乾隆石渠宝笈的章，知道是清宫流出来的东西。
南宋吴说《伏生授经图卷跋》
绘画方面则有：
（传）唐王维《伏生授经图》（重要文化财）
北宋燕文贵《江山楼观图》轴
北宋李成、
王晓《读碑窠石图》轴
北宋郭忠恕《明皇避暑宫图》轴
北宋胡舜臣、蔡京《送郝玄明使秦书画合璧》卷
宋《名贤宝绘册》（典型的南宋山水团扇绘画）
金宫泰然《明妃出塞图》（重要文化财）
南宋米友仁《远岫晴云图》轴
南宋郑思肖《墨兰图》（清宫旧藏品，《石渠宝笈》等著录）
元龚开《骏骨图》（清宫旧藏品）
元王渊《竹雀图》（清宫旧藏品）
元倪瓒《疏林图》（清宫旧藏品）
元方从义《太白瀧湫图》
（传）元管道升《鱼篮观音（中峰明本、赵孟頫赞）》
元《临庐鸿草堂十志图》卷
元柴桢《秋山曳杖图》

其他明清书画精品极为丰富。
佛像、石刻类：
天龙山石窟第三窟《维摩居士坐像》（东魏时期）
天龙山石窟第一窟《如来坐像头部》（北齐时期）
《如来坐像》（北魏天安元年---466）
《三尊佛坐像》（北魏景明元年---500）等等

　　大阪市立美术馆收藏的中国绘画的中核部分是阿部房次郎(号，笙洲，1868-1937)二十世纪初头三十余年收集的作品，有160件。阿部曾任东洋纺织株式会社的社长,当选为贵族院议员。他担心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绘画的散佚、而致力于收集。去世时留下遗言，藏品不私藏，而是全部捐赠给博物馆。昭和18年(1943)，由其嗣子孝次郎捐给大阪市立美术馆。阿部的传记有《阿部房次郎传》(同传记编纂事务所，1940年)。关于收集和捐赠，图录类的序文以外，原田梧朗(谈)《阿部先生收藏与我》(《美尽第38号》，大阪市立美术馆,1965年)和中川宪一《关于阿部房次郎之收藏》(《艺苑掇英》，大阪市立美术馆，大阪市立美术馆藏中国书画名品专辑，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4年)等书可以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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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阿部先生收藏的图录，旧有阿部自己编辑出版以赠同好的《爽籁馆欣赏》第一辑(1930年)、孝次郎出版的同第二辑(1939年)，捐赠后，《阿部先生收藏中国绘画目录》(大阪市立美术馆，1954年)还有后来又追加的新藏品的《大阪市立美术馆藏品目录1》(同,1970年)、《大阪市立美术馆藏中国绘画》(朝日新闻社，1975年)。以大阪市和上海市的友好城市提携二十周年纪念而举行的《中国书画名品展》图录《大阪市立美术馆藏?上海博物馆藏中国书画名品图录》(同展实行委员会，1994年)等等有不少图版刊出。

　　石刻佛像类，有旧关西信托社长山口谦四郎的收集品，先后两次捐赠中国古代石佛125件，金铜佛5件，其他工艺品94件（合计224件）。其中的云冈石窟佛头、龙门石窟古阳洞《浮雕供养者列像》、佛头、天龙山佛像等等都是极为珍贵的历史文物，石刻艺术品。

　　小野药品工业株式会社社长小野顺造捐赠的中国南北朝至唐代石佛19件，其中多数是云冈、龙门、奉先寺洞的石窟中的石佛，极为珍贵。这些石佛在大阪市立美术馆常设展厅中展出，可以观赏。

　　出版的图录有《大阪市立美术馆藏中国的美术----雕刻与绘画》（茨城县立历史馆）
　《山口收藏----中国石佛》（大阪市立美术馆，捐赠当时的展览图录）等等。

　　4，藤井齐成会有邻馆（京都市）

书画精品中，有：
西域出土文书若干
敦煌出土《劝善文》册
敦煌写经----隋《华严经卷三十七》
唐钞本《春秋经传集解》，
敦煌佛画（五代），
清宫石渠宝笈旧藏的《梁武帝草书》卷、
北宋富弼《致蔡襄尺牍》，
北宋苏东坡《尺牍》，
北宋《黄庭坚李白忆旧游诗》长卷，此件根据杨仁恺的《国宝沉浮录》，是溥仪在天津售出者。
北宋《许道宁秋山萧寺图》长卷（重要文化财），
北宋《吴说游丝书》长卷（也是清宫流出十渠宝笈名品），
北宋《王庭筠幽竹枯槎图》长卷（有赵孟頫、鲜于枢、康里巎巎等元明名家题跋）此件根据杨仁恺的《国宝沉浮录》，是溥仪在天津售出者。
北宋《范纯仁告身》卷，
南宋《宋高宗楷书马和之画毛诗大雅荡之什》卷（重要文化财）、此件根据杨仁恺的《国宝沉浮录》，是溥仪在天津售出者。
南宋高宗《草书七绝》团扇（南宋四朝集锦之一），
南宋《张即之李伯嘉墓志铭》长卷、
（传）南宋李唐《采薇图》、
南宋《高士图》，
元鲜于枢《行草书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诗》卷（有鲜于枢之子鲜于去矜等题跋）、
元虞集《隶书训忠碑》卷，
元代壁画等等。
还有郎世宁的《春郊阅骏图》也很有名。刻石，有《熹平石经残石（两片）》和《正始三体石经残石（两片）》。青铜器方面，小克鼎（日本藏有三件，其它两件分别藏在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和黑川古文化研究所）、克钟，大型秦权（上有秦始皇、秦二世的铭文，希有），古代玺印，有最著名的巨型战国烙马印《日庚都萃车马》、《崇德侯印》等金印，端方旧藏的印章基本都归了有邻馆，还有乾隆皇帝的《十全老人之玺》碧玉龙玺，乾隆皇帝的《乾隆御笔之宝》镏金龙玺等等；佛像，则有云冈石窟的头像、南北朝时期的巨型石佛等等，杂件，有清宫罕见的翡翠大香炉、和田羊脂玉大香炉、乾隆皇帝的朝服、明太祖朱元璋的龙床（螺钿）、康熙、乾隆罗汉床等等，都是极为珍贵的国宝级历史文物。

　　有邻馆的名声恐怕在中国当代收藏界是如雷贯耳了，因为从该馆流出来的北宋黄庭坚《砥柱铭》于去年6月3日，以3.9亿元落槌，加上12%的佣金，总成交价4.368亿元，创下中国艺术品拍卖成交价的当时的世界纪录。不仅如此，近些年的重要书画名品，如米芾的《砚山铭》（早在2002年的中贸盛佳拍卖，被故宫博物院以接近3000万的价格定向购买）、宋徽宗的《写生珍禽图》（先后两次拍卖，一次以2530万拍出，被比利时尤伦斯买走，今年春季又拿回北京拍卖，以6171.2万被国内藏家竞得）等等，都来自该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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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藤井有邻馆是第4代藤井善助(号，静堂，1873-1943)在大正15年(1926)设立的，展示中国的各种书画、青铜器、佛像、古代玺印、瓷器、杂项等等，是个综合性的私人美术馆。该馆座落于京都平安神宫前面“鸟居”（日本牌楼）的西南侧，建筑物很明显，房子是西洋式的，而楼顶是故宫的琉璃瓦。清宫于乾隆时期制作了大批的琉璃瓦，部分库存用于日后的修缮，这批库存后来卖到日本，被藤井用来修盖了有邻馆。故宫及皇家建筑以外的唯一的使用清宫琉璃瓦的房子，就是这座“有邻馆”。

　　藤井生于日本的近江商人之家，在上海的日清贸易研究所(后来的东亚同文书院)留学后，回国继承了家业，同时发展了自己各种事业，特别是纤维公司、铁道、船舶、饭店等等，成为近江商人的后起之秀。明治四十一年三十六岁开始从政，当选为众议院议员（先后曾当了三期），活跃于政财界上。期间拜政治家犬养毅（号木堂，曾当过日本国总理，后遭暗杀）先生为师，受其师影响，开始收集中国古美术品。正值清朝灭亡，民国初期，大量的清宫旧藏流往日本，犬养毅是个中国通，又是个书法家、政治、文化地位都非常高，学识丰富，由犬养毅的中介，很多极为珍贵的文物不断集聚到藤井家。大正8年(1919)，“藤井齐成会”变为财团，然后着手美术馆的经营。传记有熊川千代喜编辑兼发行的《藤井善助传》(1932年)、同《藤井善助传续编》(1939年)，记述得非常详细。另外，近江商人博物馆（1999年）出版《近江商人群像----藤井善助传与有邻馆》，对藤井家的家谱做了介绍。

　　有邻馆设立于1926年，开馆的缘由，是第四代藤井善助担忧中国美术品流失于欧美（其实这也是犬养毅的想法），收集了大量的中国文物，同时，为改善私家收藏秘而不宣的习惯，公开于大众，“以美教化人心，并资于学术研究”，这些可详见他自己撰写的《有邻馆记》。该馆共三层，一层展示佛像类，二层青铜器和印章杂项，三层是书画杂项，展出近千件中国国宝级文物。现在每月第一、第三星期日的下午一点到三点，开馆开关时间非常短，但值得一看。

　　收藏品目录有藤井生前出版的《有邻大观》(有邻馆，1929年)以及《有邻大观》宇、宙、玄、黄(同，1942年)、《92，日本书艺院展特别展览?有邻馆名品展图册》(社团法人日本书艺院，1992年)。此外，主要的收藏品收于《有邻馆精华》第四版(财团法人藤井齐成会,1996年)。《书道全集》等综合性图录中，所藏名品也多有刊载。还有，作品也常提供给各美术馆展出，展览图录中也经常刊载该馆的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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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东京都）

东汉永寿二年陶瓶（重要美术品）
东汉熹平石经残石
东汉《急就章砖》
西晋《老女人经》残片（鄯善出土）
西晋《春秋左氏传残卷》（重要文化财、吐鲁番出土）
东晋王献之《地黄汤帖》
刘宋元嘉26年/北凉承平7年（449）《持世第一》残经（鄯善出土）
北凉承平15年（457）《佛说菩萨经蔵经第一》残卷（重要文化财、吐鲁番出土）
梁天监11年（512）《摩謌般若菠萝蜜经卷第十四》残卷（重要文化财、吐鲁番出土）
北魏普泰2年（532）《律蔵初分第十四》（敦煌出土）
南北朝时代《三国志吴志卷第十二》残卷（重要文化财）书道博物馆所藏十行残本，与上野有竹斋家藏残卷本为同一卷抄本，吐鲁番出土
隋大业12年（616）《僧伽陀经卷第二》（敦煌出土）
唐颜真卿《自书告身帖》
唐写本《郑玄注本论语》残卷（重要文化财）
唐写本《庄子天运篇第十四》（重要文化财、敦煌出土）
唐写本《庄子知北游篇第二十二》（重要文化财、敦煌出土）
五代杨凝式《神仙起居法卷》
北宋蔡襄《楷书谢赐御书诗表》卷，卷后有米芾、鲜于枢、吴宽、董其昌、陈继儒等名家题跋。
北宋蔡襄《颜真卿告身跋》
（传）宋米芾《山水图》
宋拓《鼎帖》
鲜于枢《草书后赤壁赋》册
元虞集《题杞菊轩诗》

　　以油画家著称的太平洋美术学校校长的中村不折(本名鈼太郎,1866-1943)，在书法方面以北碑的书风见长，个性突出。与此同时，收集了诸多碑版法帖。昭和11年(1936)，将东京根岸的自家开设书道博物馆，公开所藏品。传记有中原光《中村不折――其人与艺迹》(讲谈社,1973年)。

　　中村收藏的质量之高极为著名，《书道全集》(平凡社，1954年?)等多以其收藏品作为图版。而藏品目录有《书道博物馆法帖目录》(《书苑》第一卷第七号?第二卷第十一号,三省堂，1937-1938年)，《书道博物馆金石拓本目录》(同 第三卷第一号?第六卷第三号,三省堂，1939-1942年)。

　　这些碑版、法帖类，其他的美术品以及旧居，平成7年(1995)由中村家捐给台东区。该区进行装修本馆的同时新建中村不折纪念馆，平成12年(2000)重新开馆。主要收藏品收入《书道博物馆图录》(同馆编，2000年)，付文有锅岛稻子的《有关书道博物馆与中村不折藏品》一文略述了从收集到开馆的简略经纬。

　　我在一本书稿《中国书法东渐史》（还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