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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如何开展“国学”课之思考
高峰学校 余菁菁

近年来，全国挂起了“国学”之风。深圳作为我国教育的强区，教育也体现出了“深圳速度”，“国学”之风刮至中小学的每个角落。《论语》、《老子》、《三字经》、《弟子规》、《千字文》……朗朗的诵经声遍布各个校园。但对于如何开展“国学”课，课程内容、教学形式和评价体系如何构建等问题，各区各校都众说纷纭，并且有待探讨的问题还相当不少。笔者对此没有深入的研究，但不少深层次的东西仍存雾里看花的困惑。下面仅谈谈的个人的一些看法与思考：
一、教材内容要拓宽
“国学”以《四书》《五经》为核心内容构建教材无可厚非。但是，中国古代文化是一个儒释道争相辉映的多元文化体系，舍弃道释而只重儒学，就会在学生初识中国古代文化的时候，将他们引领到一元文化的境地。其实，老庄哲学内蕴着丰富的哲理，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思辩性极强的哲学。特别是《老子》，多少年来，一直令不少西方国家以思辩见长的哲学大师望洋兴叹。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和“无为而无不为”等哲学思想，并非悬在白云深处的玄妙之学，而是我们认识世界人生的大学问。日本等许多国家对《老子》的研究，对其现代经济的发展都过很大的作用。而人们谈起佛学，好像离我们小学生非常遥远，甚至有人认为佛教是一种应当敬而远之的“迷信”。其实，佛学中容载着非常丰富的文化内涵。著名作家余秋雨在小时候就能熟背《金刚经》等佛教精典篇章，很多文学大家都对佛教进行过深入的研究。苏东坡之所以能够成为世人敬仰的文学大师，并在任何困难环境中保持一种乐而忘忧的伟大情怀，就因为他从儒释道三家的思想精髓中吸取了有益的营养，并内化成了一种属于苏氏思想性格的美质。“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苏东坡的这种文化积累与思想升华，正源自他小时候对中国精典文化的多元吸纳。但目前学生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学习还多是停留在浅尝辙止的层面，休说《老子》《论语》，就是唐诗宋词，也在眼花缭乱的现代生活中只有了牙牙学语的哼唱。因此，国学教学更应当具备厚重的文化内涵。在教材中也应选取一些道释文化的精典之作，从而让孩子从小时候就接触到一个真实多元的中国文化。

二、一定要多读多背
“国学”的教学与学习，有其自身的特点与规律。教师的精要讲解与浅易翻译，学生对文意的理解与诠释，固然不可或缺，但一定要少之又少。能少讲者不多讲，能不讲者就不讲。教师的主要任务，就是让学生读好，背会。大可不必担心学生食而不化，囫囵吞枣。唐代文学学会会长傅璇琮曾结合自己的经历讲过这样一段话：“加强对古典文学名篇的阅读和记忆是尤为重要的。我小的时候，也曾在父亲和老师的强迫下背诵了一些还不能理解的古文，虽然当时不得要领，但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却发现那些东西已渐渐内化为自身的修养，成为思想的精髓。”据舒乙先生讲，圣陶实验学校七八岁的孩子对《论语》《诗经》等古代文化精典作品都能背得滚瓜烂熟，当时虽然并不理解其中的意思，但到了小学五年级的时候，自己就慢慢地理解其中字词的意思了。他说，他们到年纪大了以后，孩提时代在课本上学过的东西很多都忘记了，但惟独背诵过的一些古诗词耳熟能详。由此内化而成的自身的思想、性格与修养，更是如影随形般地跟随人的一生。
中国古人数千年的学习都是注重朗读与背诵。现在将这种方法拿来为我所用，看来有点不合时宜的“落伍”，同当今教育上极力主张的求新求变与让学生多思多想背道而驰。但我们如果思考一下古代先贤的学习方式与突出成就就释然了。我曾思考过这样一个问题：从公元前551年孔老夫子出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2500年间，中国能够正规入学学习的人数，远远没有从1949年到现在入学就读的学生多。况且我们现在从国内外还学习了许多大教育家的精典教学方法。但遗憾的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中国学子，成为世界级文学巨人者几乎是零。这种悲哀不能不令我们进行深入的思考。而中国古代的每一个时代，几乎都产生了让世界瞩目的大思想家、文学家。从春秋战国时期的孔子、孟子、老子、庄子、荀子、孙子、屈原等一大批大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军事家，到帝制王朝的最后一个朝代清朝的大文学家曹雪芹，无一不是世界级的大师。那时候还没有苏霍姆林斯基，也没有布鲁姆和布鲁纳，即使有，也因国域之隔而无法学习其精妙的教学方法。但是，我们的先人就用自己最“笨”的方法——朗读与背诵，造就了一批又一批大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这种悖论的出现，是应该引起教育界人士足够注意的时候了。
另外，目前学习内容的低下与教学方法的不当，与古代文人学习“取法乎上”和注重读背形成一个巨大的反差：古时候的学生起始阶段学的是《四书》《五经》等高层次的文化精典，现在学习的是“上中下，左中右”等所谓由浅入深的浅层次文化；古时候一开始就让学子去背诵，现在是一开始就要学生去“创造”；古时候是对传统优秀文化的继承，现在是对传统优秀文化的蔑视；古时候强调文化积淀，现在倡导凭空翻新。什么文化积淀，什么厚积薄发，在“现代教育”中都成了不合时宜的旧有传统。如是下去，休说诺贝尔奖与中国无缘，大思想家、文学家难以诞生，就是产生有点名气的大学问家也难乎其难了。一味地逐新求异，丢失的不仅是中国传统优秀文化，还有自己的个性和中国文化学习的本质东西。朗读与背诵这一最简单，也是最奏效的学习古代文化的方法，千万不要再将其视作污水一样地泼掉了!
所以，我们的老师，不要担心你的教学方法与现代教育思想不合，不必要去在花样上做文章。要对孩子的一生负责，就要让他们去多读、多背。说不定数十年之后，你教的学生中就有了引人瞩目的文学大师、国学大师。

三、教师的素质要提高
由于“国学”教学内容的文化含量较高，又无固定的教学参考内容与教学方法，所以，教师自我对教材的认识与把握就显得格外重要。那些已经适应于统编教材教学的老师，在教学国学课时未必能够从容应对。
对于国学教学内容，教师不单单要会“教”，也不单单要会“背”，还要有更多的知识储备。譬如要教学《论语》中的这一章：“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子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这其中的“好学”就大有学问。它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好学”。不了解颜回其人，不知道孔子之“学”的道德内涵，就难免瞎子摸象。而仅依翻译之言鹦鹉学舌地读上一遍，恐怕连自己也不得要旨。况且真正意义上的教学“国学”，还要让学生真正内化所学的知识，教师的引导背诵，教师叙说与教学内容有关的故事，甚至在课下与学生看似无心却有心地自然交流，都需要深厚的学养。这样，学生才能从心里佩服你，教学效果才能够达到较高的层面。
一些老师的素质相当不错，但是，要真正适应“国学”课的教学，仍需进一步的努力。这与让学生只背不讲不一样。学生的学习是一个从知之甚少到知之较多的长期知识储备过程，是一个随着年龄增长逐渐内化所学知识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拉得很长，但时间愈久，文化内涵就会在学习者身上焕发出熠人的光采。但教师则不可以，他要在教学过程中，让丰富的知识内涵外化出来，让学生从中学到真正的古代优秀文化。只有教师具备了丰富的古代文化修养，在教学中才能够左右逢源、驾轻就熟。
这种要求有过高之嫌，但却是必行之路。特别是年轻教师，更应当主动地向这方面努力。老师们如果借助教学“国学”的契机，对古代文化进行认真地学习，多背诵一些古代精典作品，不仅可以在教学中呈示出良好的效果，还会对一生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