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的红领巾.doc

方正的红领巾

作者/何亮存

当我推着破旧的自行车，浑身湿透，气喘吁吁地爬完那盘旋而上的鸬鹚坳时，心里一直在打退堂鼓。回去吧，一个男子汉干什么不好!原来走上神圣的讲台，去实现孩时的梦想，还得爬这么高的山呀!然而想归想，倔强的个性和美好的憧憬却迫使我骑上浑身都响只有铃不响的自行车，溜下一个小坳，把轻纱似的云雾、清凉的山风撒在坳里。

“你就是何老师?欢迎欢迎!”曾老师看见拖着被褥行李的我问着，“这里条件差，工作艰苦，请你别介意。”炎陵县沔渡乡龙巷小学属村小，山高路远，有5个年级，80多个学生。原来有4个教师，都是本村的，别地的老师都不愿来，我是乡里统一调配来的民办教师，离家有20多里的山路，只能住在学校。住房是老村部，一楼根本无法住人。地上长满了绿苔，窗户起着厚厚的霉，光线幽暗。一眼看去，像是荒废的寺庙。用砖垒起一个小灶，刚好放个小铝锅，用来蒸饭烧水，铝锅很老很厚实。不过薰得油黑，有点像列宁在拉兹里夫湖畔用过的吊锅。我娘知道环境艰苦，又是年轻人，每个星期天就当作送儿读书，炒够四五天的菜让我带上，省得我开锅弄菜。

住在楼上，木梁木板，走在上面咚咚有声，连床、桌、凳子都随之颤动，窗户上糊着的白纸一抖一抖，发出啪啪的脆响。夜幕很快笼罩了山村，四周的村民安静下来，青翠的山峦变得模糊了，剩下大致的轮廓。远处的山寨不时传来一两声犬吠和关木门的吱呀声。

我当时刚好20岁，校长安排我任四年级班主任，并教四年级语文，三年级数学，全校体育，还担任少先队辅导员。5个老师5个班，正好一一对应。空课，是没有的。备课、阅卷、批改作业晚上进行。每天单身一人，夜晚工作时，偶尔想起村民们说这个老村部住过好几个凶死的人和老死的五保户，便会掠过可怕的念头，全身的每根神经都处于极度紧张状态。我轻咳壮胆，环顾四周，抛开杂念后，仍然全神贯注地备课，批阅着作业。

我虽然心悸，工作可不敢敷衍，被录取为民办教师的时候，娘就对我说：“儿呀!你虽然高考落榜，现在总算有个去处。不会埋没你的文化，比在家中有奔头，待遇是差了些，不比在果园当技术员，可那不是你的长久，当老师好，当好老师吧!”她没文化，可说的这几句话令我回味过无数次。每天傍晚，学生回家了，老师也回去了。我就把米洗好，添上水，然后在灶膛里塞满足够的柴，便去家访。先访近处的，一天访一家，天快黑时回校，那时候饭熟柴尽。正饿着的我，端饭取菜，不消几分钟晚餐就停当。

半期过后，每个学生的家况我都了如指掌。家里有几口人，几兄妹，经济如何，住房状况……很多学生的哥姐叔叔与我交好，请写信，来借书，往来甚密，招呼热情。他们看我单身一人，经常送菜送山果，逢着这家杀猪，那家烹狗，热情相邀。记得第二期春季开学，恰逢元宵，我一周没去过厨房，轮流在学生家吃，有时还争相邀请。我从家长的那份火热之情、那敬重恳切的话语中，读懂了他们对子女的期待，对老师的尊重。家长的情谊，我今生难忘!

也是从那时起，学校建立了少先队中队，山村里飘舞着红领巾，孩子们认识了红五星加火炬的队旗，学会了系红领巾。刘老师教他们唱队歌，他们举起右手在队旗下庄严地宣誓。

一个学年完了，全学区进行期末测评。那时素质教育还没有提出来。农家子女跳出‘‘农门”的唯一途径就是读书考大学，所以小学基础教育特别重视语数两科基本功。一年一度的测评是对学生一年学习的考试，•也是对老师业绩评价。各村小学教师交换监考，试卷封存，统一批阅。我派往狮头小学，负责试卷送往及五年级的监考。

1985年6月27日：我带着5个年级的90多份封存的语数试卷，骑着自行车出发了。翻过山丫就是又陡又窄的盘旋山道。晨风挟着山雾从山间飘过，阵阵松涛衬出大山的静谧。其时我感到温馨和幸福，甚至觉得住在这大山里的每个人都是幸福的。车到陡坡转坳的地方，因刹车减速，地面砂子打滑，翻倒在地。车子躺在路中，后轮还在悠悠地转动。我身子呈“大”字形趴在路面上，擦出两米多远，显然是下意识的保护动作。当我撑着路面站起来看看路边的悬崖和山谷时，才觉得生与死的距离就是那么七、八寸之遥。

试卷!我反应过来。还好，还在车后架上静静地系着，它知道自己的重要，它是90多根标杆90多份期望，它不会因骑车的人失误而跑掉。我扶起车子，检查各部分，都好，只是摔坏了车身上斑驳的油漆。我的右手掌擦去一块皮，幸好皮厚，虽然觉得火辣辣的，只渗出了星星点点的血，染红了嵌在皮里的细砂与尘土。觉得没关系，还可以赶路去监考，只是我银灰色的新裤子擦破了，l0块钱买的，那可是半个月的工资，有点心疼。 i

继续赶路，监考可不能误时!待我骑下山坳时，觉得不对，膝盖上湿漉漉的，又糊又凉。于是停车在小溪边察看究竟：膝盖处露出一个寸多长的口子，鲜血汩汩地流着，用手撑开皮肉。露出嫩白的膝盖骨，哦，是骨膜。马上松开手，幸好没有裂骨伤筋，但膝盖不能弯曲。

我挽起裤腿，拿出小手帕把血擦干。我知道伤口不能见水，容易发炎。只是把小手帕小心地对角叠好，成条形，中间厚。权作绷带，把膝盖扎紧，现在去医院是不可能了，去学校监考要紧。还有10多里山路呢!单腿骑着自行车，继续前行。到了狮头小学，受到陈老师的热情接待。他们知道我翻车摔跤，裤子跌破了，却不知道里面扎了小手帕，不知道里面的血在殷殷地浸润着手帕，更难以觉察我的隐痛。大家认真地发卷、监考、收卷封存。一切都井然有序，只是我觉得时间过得太慢。

下午4点，一切完毕。送完试卷，独自来到医院。无须告诉别人，民办教师没有医药费，需自掏腰包。当女医生取“绷带”时盯着我苍白的脸，责备我：“你是用红领巾包扎的吗?你太倔了!”我莞尔一笑：“你看看是红领巾吗?”就算是红领巾。哪有正方形的，这么短呢?如果“红领巾”知道这一切，他们也会抚慰这伤痛的。医生为我缝好针，开了药，嘱咐我怎样护理，7天后来拆线。那一天我花了一个月的工资。

我站直身子，骑上自行车。那一刻，耳畔飘来郑智化旷远而熟悉的歌声，那正是我百听不厌、令我奋进的《水手》：“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