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认识宋代历史.doc

重新认识宋代历史和大多数国人一样，过去，一提到宋朝，便想到偏安，便想到和谈纳贡。1996年，我到岳飞墓前凭吊时，还写过一首诗，前面的内容已经记不起来了，但后两句记得是“若使良将守胡虏，断无后世葬海中。”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丰富，偏激的东西少了不少，看问题也比大学时代全面了许多，正因为如此，才有今天这篇文章的出现。首先，我要替宋朝翻案。宋朝并不是我们大家现在想象的那样不堪，恰恰相反，那是一个应当令人回想的时代。论证我的观点并不难，我们可以运用比较的方法。 第一， 为什么宋朝没有恢复汉唐疆界，建立一个横跨南北的大帝国？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困难。宋朝建立时的国际环境和汉唐立国时大不相同。现在国人比较一致看好的朝代是汉唐两朝。我完全赞同汉唐两朝是中华民族（主要是汉族）最令人自豪的朝代。稍为仔细一点的话，我们会发现这两个朝代竟然十分相似：两朝均建立在另一个大一统的王朝之上，汉承秦祚，唐承隋祚。秦灭六国，结束春秋战国长期分裂时代；隋平南北，结束五胡乱华，南北长期分裂的局面。这两个朝代都是二世而终，问题都出在第二代皇帝的接位上。两朝的二世皇帝均是篡位，皇位的不合法最终导致整个皇权的崩溃（具体分析还是有区别的，秦的灭亡根在秦始皇，但无知、无识的二世不篡逆，由扶苏继位，实施仁政，或可迁延；隋的灭亡，过全在炀帝，其人过于恃才傲物，建功立业之心太强，超过老子的心态太激，是个有事把事搞大，无事要搞事的主，如果懦弱一点的杨勇继位，情况可能不一样。历史不是建立在假设之上，后人只有嗟叹的份儿）。 秦隋末年，天下曾一度陷入大乱，但所幸持续时间不长，国家的政治格局没有遭到重大破坏。虽然经历了若干年的战争，但使汉唐获得了比较完整的帝国，而这个帝国可是秦始皇和隋文帝征战几十年才挣得的家当。汉唐可谓得了天大的便宜啊！或许，正是因为秦隋的连年征战，消耗了太多的国力，最终使自己走向了灭亡（当陈胜、吴广起兵的时候，秦朝的主力部队正部署在抵抗匈奴（30万）和平定南越（50万）的前线上，动用全国的财力和100人口修万里长城也是为了抵抗匈奴；隋朝的几次大规模用兵，不是对付突厥，就是侵略高丽。过多地战争和民力的消耗，使国家和人民都陷入灾难性的深渊。可以讲，秦隋的灭亡正是过度使用武力征服的结果）。 宋建基于后周，只是当时几个小国里实力较大的一个，它建立国家的过程，可不是在接收一个大帝国的遗产（象汉唐那样）。当时正处于五代十国，天下大乱之际，地方势力经营已久，业已形成互不统建属的独立国家。国家统一不象楚汉决战，毕其功于一役那么简单，也不象隋末各割据势力那样立足未稳即被唐各个击破。国家统一需要象秦隋那样进行长期战争。更重要的，是汉唐宋所处的国际环境（这是大多数学者和政治家忽略的，但却是决定因素的问题）：汉的主要敌人是匈奴；唐的主要敌人是突厥，宋的主要敌人是辽、金等国。问题在于：匈奴、突厥并不是真正意义的国家，他们仅仅是一个势力较大的部落，是游牧民族，居无定所，靠天吃饭。部落管理仍处于比较原始的水平，组织军事化，机动性强，来去飘忽。这两个游牧民族是真正国际化的民族，活动范围涉及欧亚非。他们对汉唐侵犯往往是袭扰性的。目的是强夺食物和其它生活资料，一般而言，他们对生产资料不感兴趣。当大漠风调雨顺，牛羊肥美时，他们不会对中原地区构成任何威胁，当干旱等自然灾害使他们的生活无法过下去时，到中原地区抢夺食物便是他们生存下去的唯一选择（除非中原地区主动送食物给他们），毕竟农业社会对自然的依赖要大大低于自然放牧，而且农业人口居有定所，住地分散，便于掠夺。如果遇到抵抗，他们往往也是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因此，汉唐两朝经过几场比较大的战争就将匈奴、突厥问题基本解决（唐安史之乱后，又成了问题，但往往被史家所忽视），部分归顺中原王朝，部分迁徙到中亚、中欧。顺便说一句，匈奴头领阿提拉在欧洲可是著名人物哦（上帝之鞭）。需要指出的是，始皇当政时，曾修直道（古代第一条高速公路，基本上是直线穿越秦岭，工程浩大，长700公里，今陕西咸阳至内蒙包头市，再加上灵渠和长城，几乎动用了所有民力，秦不亡，实无天理），使大将蒙恬大破匈奴，尽逐匈奴，收复河南之地，筑长城，三十万秦军威振漠北，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何等气势！隋文帝曾派大将高？、杨素、长生晟，大破突厥，虏突利可汗，嫁义成公主于突利，分突厥为东西两部，拉拢其中一部，打击另一部，分而治之，以夷制夷（可以说大获成功）。终隋之世，突厥不为祸。因此，在汉唐之前，它们之前的两个短命王朝，都比较好地替它们解决了边患问题。对于这一点，很少有专家注意！但恰恰是宋未能建立南北大帝国的关键问题之一，但或许是宋最终成功避免短命王朝的关键之一。 反观宋朝立国之前，辽已经是中国北方的主要强国，早在后梁成立之时，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就已经脱离唐朝。阿保机称帝时，已有高丽回鹘以及中国之吴越进贡。石敬瑭于公元年割“幽燕十六州”与契丹，那时候，耶律阿保机已经死去，他的儿子耶律德光接替了契丹国主的位子。石敬瑭竟卑躬屈膝地把比他小十岁的耶律德光称做父亲，其向契丹上奏章时，把契丹国主称做“父皇帝”，自己称“儿皇帝”。除了每年向契丹进贡帛三十万匹外，逢年过节，还派使者向契丹国主、太后、贵族大臣送礼。其时中原仍处唐末军阀割据时代，政权更迭频繁，战乱不止。五代统治时期中原地区政权最长的不过17年，最短的只有7年。五十年竟换了五个朝代，十几个皇帝。辽国正是利用中原混乱之际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挑拨离间，然后坐收渔人之利，辽国人通常扮演助弱抗强的角色，这一政策实际成了分化削弱中原王朝的主要法宝（以华治华，不是美国人的发明，专利可以由契丹申请）。到后周时，辽国已经成为中原王朝的主要敌人。而且基本上辽国往往是进攻的一方，中原王朝往往是防守的一方。后周世宗虽然曾经北伐，但只是击败了北汉军队，却没有征服北汉（背后有契丹的支持），收归版土，更谈不上“幽燕十六州”的收复（现在有些学者喜欢假设历史，声称如果周世宗不过早的辞世，以他的雄才大略，必然会收复北方失地，这种假设对于历史研究是不足取的，是不公正的）。当宋立国之时，辽已经正式立国50年，几乎是被儒化的民族。首先他们已经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帝国，其次，他们已经不是游牧民族，而是一个农业文明的国家（当然，民风和社会组织上，仍保有游牧民族的强悍和准军事化，这种传统使辽军保持较强的战斗力）。再次，他们垄断当时最重要的战争资源：马匹贸易。因此，无论是宋辽，还是以后宋金之间的战争，两国之间的战争已经不是简单的抢夺食物的战斗，而是生存资源和生存空间的争夺。一旦涉及这方面的争夺，就是寸土必争的问题了。这种性质是由农业文明的特性决定的（实际上，我们可以从隋、唐的的高丽战争就能理解。高丽国是个幅员狭小的农业国家，国家实力与大隋、大唐相比简直不成比例，但就是这样的一个蕞尔小国，却让隋朝大军和唐太宗的亲征大军劳而无功）。拥有土地就是拥有生存权（还有发展权，）！因此，宋辽战争、宋金战争必然是残酷的、持久的、难分胜负的。宋辽之间的战争，不是一场战斗的胜负就可以决定战争命运的。土地对于一个农业国家意味什么，无疑是不言自明的。这也反过来解释为什么宋伐辽的战争总是先胜后败，而且是惨败；辽及以后的金总是不断向南侵扰，一句话：对土地资源的争夺。 第二， 为什么北方民族要不断地向南方迁移？他们又为什么要改变自己的文明方式？自汉以后，北方自然环境每况愈下，土地荒漠化日趋严重。昔日繁华的楼兰、高昌、敦煌渐渐地被沙漠掩埋。自中唐以后，特别是进入五代十国时期，地球进入气候干冷时期。中国北方的干漠化日趋严重，这一切加剧了所有生活在中国北方的民族，特别是游牧民族的生存危机。迁徙和改变生活方式是他们面临危机的几乎唯一的选择。从这些角度看，北方民族向南迁徙，多少是气候变异的结果。因气候和人类生活造成的影响，加剧了中国北部及中亚地区的土地荒漠化。这使生活在这一区域的广大游牧民族生存空间大为压缩，他们可选择的放牧空间也在不断退化。这一现象到了宋代尤为严重。它切断了著名的陆上丝绸之路。迁徙是一种选择，改变生活方式也是一种选择。在某种程度上，北方诸多民族从游牧生活转化农业文明，可能也是不得以而为之。这两种选择对于刚成立的大宋帝国可不是什么好事。自隋唐以后，中国的南部地区已成为经济发达地区，它正替代传统的中原地区，成为中国的经济与文化重心。因为自然气候和地势原因，使得南方的水资源要比北方丰富许多，同时温度和其它自然条件也使南方的复种指数要高于北方。同样，由于中国特有的地理环境，又使南部成为大江大河的入海口，江河下游形成的广袤的冲积平原，土地肥沃是农业最佳的地区。这些自然条件都决定了南方适合农业生产和建立以农业文明为基本的民族国家。正是南方的这种特性，除了洪水泛滥对人类构成较大的威胁外，南方的生存环境要比北方优越得多。具体到宋辽对峙和宋金对峙时期，南方的繁荣和富庶确实令北方的民族羡慕不已和垂涎欲滴。因此，宋统一北方的动力，是儒家传统的使命和皇朝的荣誉使然，北方民族国家向南扩张的动力是生存环境压力和追求财富的结果。这种动力谁强谁弱，一望自知。在恶劣环境下生长的民族，其求生本能，战斗意志，群体意识，献身精神都远远超越那些生活在优裕环境的民族国家，这早已被古今中外的历史所证明。实际上，从汉未开始，中国北方民族就开始一波又一波的南迁，越是中原地区动乱的年代（中原地区因自身的动乱无力阻止），北方民族迁徙的规模就越大，它对中原地区的压力也就越大。南北朝时期，北朝实际是被北方的少数民族所统治。到了五代十国时，统治中原地区的五个朝代，实际上就有三个朝代由北方少数民族统治。这种迁徙一直到今天仍然还在进行。我们现在可以设想一下，一个有教养的富人不幸和莽汉为邻，在争斗时只有老拳相向的时代，实际上可选择的方式并不多。宋朝所处环境就是这样。在冷兵器时代，知识与文化有时不如莽力更有效。这也是为什么古希腊亡于古罗马，古罗马亡于日耳曼人的直接原因。宋无法统一辽国，但宋辽之间除了太祖、太宗、真宗三朝有过战争外，大体相安无事。可是辽国最终却亡于比它更落后与野蛮的女真人。同样，金国又亡于比其更野蛮的蒙古人。今天，当我们知道世界并不是只有我们这一个文明，我们也不是世界文明中心的时候，我们应该用更冷静、更科学的态度来对待两宋时代。站在世界史的角度，两宋的灭亡，只是蛮族战胜先进文明的又一例证。为什么会这样？很简单，在冷兵器时代，先进文明往往占据了生存环境较好的地域，而蛮族则没有这样幸运，他们的生存空间恶化是他们迁徙的主要原因。大抵由于他们的部落组织与军事动员接近，不象农业文明人口分散，不易集中，游牧民族在军事组织上容易占优势，他们可以全民皆兵，可以机动灵活，运用运动战的方式在战略上取得优势。在宋代，辽、金、西夏对马匹的控制，实际上也就是垄断了冷兵器时代最重要的战争资源。使宋国在装备上先天不足（这一点，可从清明上河图上可以看出，当时，首都开封的主要交通工具竟然是牛车）。蒙古民族横扫天下，不仅是大宋王朝，连大阿拉伯帝国也被其摧毁。欧洲也在蒙古铁蹄下呻吟。在这种情况看，发生在宋朝的悲剧只是人类文明的重大悲剧的一幕，是在游牧民横行欧亚的十三世纪的最无奈结果。中华文明近世的衰落就是从蒙古统治开始的。 第三， 为什么我不推崇明代？单纯从统治的疆域上，明代是远远超过宋代，但作为一个历史，并不单纯以疆域作为判断的标准，甚至不能算是主要标准。为什么？中国春秋战国时代，西方的古希腊时代，都被认为是东西方历史的最重要时代。因为东西方的主要政治、文化、哲学等源头都来自于这一时期。在研究西方史时，第二个重要时期就是文艺复兴时期。实际上，对于中国而言，宋朝也是一个文艺复兴时期。中国的文化这个时候是一种积极的、开放的文化。汉朝国强，唐朝武盛，宋朝文盛。中国文化到了宋代，达到了巅峰。然而，宋代文化随着宋的灭亡而灭亡。 明代的历史是昏君加太监的历史，中国历史上有几个皇帝竟二十年不上朝，朝臣竟一年都见不到皇帝？只有明朝是这样。那么有人会问：既然明朝的皇帝是这样昏庸，那么，为什么明朝还能统治二百多年，而且治理的疆域比宋代大得多？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很简单。明代之所以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国家，是因为它承继了元朝的一大笔遗产。蒙古人在横扫天下过程中，完全采取“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政策。这种高压、野蛮的政策同样也激起各民族、各国家的强烈反抗。反抗的强烈反过来又激起蒙古人更残酷的镇压。由于中国历史在元代以后基本上都采取美化蒙元的政策，一般史书上不大记载蒙古人的暴行，但西方历史对蒙古人的暴行有着令人触目惊心的记录。实际上，成吉思汗在征花剌子模时，由于遭遇顽强的抵抗，城破之日，成吉思汗下令屠城，女子为奴，男子包括男孩一律处决，整个国家、民族从此灭绝。蒙古人在灭金、灭西夏过程，都实施了残酷的屠杀政策，使这一地区的人口空前减少（顺便说一句，阿拉伯帝国的最后一位哈里发皇帝就是被蒙古人包上毛毯，让马队踩成肉饼）。蒙古人的屠杀政策，极大地削弱了欧亚大陆大多数民族的实力，造成了不少民族的灭绝。本来，自唐宋以来，在中国北方生活相当多的规模不等的少数民族，他们有的建立了国家，有的还处于游牧状态，经过蒙古人的征战之后，这些民族大多不见了。当明朝将蒙古人逐出漠北之后，蒙古人统治的许多疆域便顺理成章地成为明朝的领土。可以说，明朝的边境问题，主要由蒙古人解决了。在明代的大多数时间里，边境问题基本仍是和蒙古人争夺的问题。土木堡事变正是这种关系的一个重要例证（也是一个昏君加太监的典型案例）。众所周知，蒙古是一个人数不多的民族，它征服了世界实在是历史的一个异数！正因为蒙古人在十三世纪至十四世界统治了欧亚大陆大片地区，造成了蒙古人的势力过于分散，同时，为了争夺汗位，他们自己内部也在进行不断的相互倾扎。这种状况极大地削弱了蒙古人在欧亚大陆各地的统治地位。力量过于分散，后期蒙古统治者自身能力的限制，使蒙古人渐渐地失去了支配世界和庞大帝国的能力。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几十万人口（个人估计）的民族，要统治包括现在的中国、前苏联的大部分地区、印度、中亚大部分地区，即使用今天现代化的手段，都很困难，何况当时交通、通信都很落后的条件下，沟通都有问题，更不用说有效的管治。我们不要过分地美化朱元璋推翻元朝的业绩，实际上，在那个时期，全世界各地都在兴起推翻蒙古人统治的运动。印度、俄罗斯、阿拉伯、中亚的大多数民族也都在那个时期的前后恢复了民族政权。蒙古统治在欧亚大陆的终结套用一句中国古话就是小蛇吞大象，不胀死才怪。这也是明朝比较容易地在驱逐蒙古人的同时，较好地解决国家的边防问题的根本原因。同时，经历了蒙古人的野蛮统治和暴政后，本民族恢复了治权，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可以算是如沐春风。一般而言，百姓只要有饭吃，有衣穿，就已经心满意足。明代绝大多数皇帝的无为和无能，对于普通百姓未必是坏事，有些时候，一个皇帝过于有为，反倒会把百姓整得很惨。蒙古人的种族歧视制度和残酷的剥削，是汉族人，特别是南方的汉族人心中的永远之痛，相比而言，尽管明朝自成祖以后就没有一个好皇帝，到了英宗以后更是一代不如一代，但只要百姓有一口饭吃，他们决不会造反。但是，万历皇帝和天启皇帝的腐败和无能已经超过了人们能够容忍的极限。天启四年(1624)，东林党人杨涟因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被捕，与左光斗、黄尊素、周顺昌等人同被杀害，使明朝失去天下士子的拥戴；客魏集团（天启的乳母客氏与魏忠贤为首）在全国各地大建九千岁的生祠，则将动摇了明朝的朝纲和中国文化的伦常。明朝没有亡于满清，而是亡于自己培养的臣子手上。出于某种不可告人的动机，在满清跌骑践踏大明江山的时候，多尔衮总是让吴三桂和洪承畴（崇祯皇帝为其主办过国葬）之类的降将打头阵，而这些降将的确也让其新主子满意。在南明诸帝中，永历帝可能是最有希望复辟的一个，可这个小朝廷，就是亡于洪承畴和吴三桂之手。特别是吴三桂，镇压南明朝廷实在是不遗余力，直至赶尽杀绝。本来清政府对永历帝有赦免之意，但却被吴三桂缢死于昆明，明朝最终灭亡。 蒙古人统治中国，没有推进中华文明的发展，情有可原（元曲作为一个文化形式在元代获得巨大成功，是个异数，细想起来也符合逻辑。蒙古人入主中国之后，以蒙古贵族的文化素养和对中华文明的认知水平来看，诗书经史不可能闻于庙堂之上，但蒙古人民风质朴，喜欢声色犬马之娱，勾栏坊曲，当是他们常趋之所。南人的靡靡之音，倒也把骠悍的蒙古人放倒一片。蒙古人这一喜好，刺激了戏曲的消费市场，同时也保留了中国文化的种子。毕竟一批失业的书生，终于找到养家糊口的营生。这或许是中华文明不幸中的一幸。大量落魄文人流入坊间，极大地提高元曲的艺术水平，也提高元曲在中华文明中的地位。坦率地讲，这只是蒙古人统治中国的一个意外收获，但绝不是他们有意经营的结果。据说伯颜的母亲就非常喜欢听戏并达到痴迷的程度。）毕竟蒙古人是野蛮民族，消化吸收先进的中华文明已经让他们很吃力，让他们将中华文明发扬光大，实在太为难他们了。明朝作为中华一脉，没有将中华文明推陈出新，其责任就大了。终明一世，士大夫活得没有尊严，没有骨气。肇因于明初两位皇帝的残暴，又是明朝亡国的根本原因。明太祖不施仁政。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公开不宣布实行仁政的皇帝（汉宣帝为第一人），他还试图把孟子从孔子之旁拉下来，最后在很多儒生的死命反对下，达成了删改孟子的协议，结果被删了八十多条。最终酿成了中国空前但不是绝后的专制王朝。朱元璋这个农民皇帝，依其狭隘的小农之心，成立了特务机构，又特别忌讳文人的用词，是文字狱的开拓者。诛杀文臣领袖宋廉，腰斩江南才子之首、元史编修官高启（截为八段）；成祖诛杀江南文人领袖方孝孺并灭其十族，连其主要谋士姚广孝都叹从此绝了读书人的种子（ “先是,成祖发北平,姚广孝以孝孺为托,曰: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杀之。杀孝儒，天下读书种子绝矣!成祖颔之”）。由于朱元璋、朱棣就没有开个好头，从此在这个王朝，大臣可以被皇帝在大庭广众下剥下裤子，打板子。命曰廷杖。而大臣的脸面就是打死也不吭气喊疼。结果把中国历史上一直有的“士”大夫的骨气给打没了。自英宗始，刀锯之余的太监成为明朝的实际统治者。大臣由抗争逐渐合流，继而拜到于门下。即使几个有作为的大臣，如张居正，也是在和太监的合作下，进行治国的。到了明末，大学士成了九千岁的干儿子。全国各地大建阉人的生祠，人间天堂的杭州，在孔庙和岳庙之间，竟盖起阉人的生祠。斯文至此，夫复何言！文人的堕落，就是亡国。东林党人，原是明王朝的坚定拥护者，也是太监党的主要反对者，却成批地投降了。大才子侯方域与名妓李香君；文人领袖钱谦益与名妓柳如是的故事，真是让所有人感叹不已。一个朝代，留给后代记忆里的爱国者竟是两个妓女，实在耐人寻味。文人无骨，就是国家没有脊梁。政治高压的结果，就是文化的沉沦。文人或沉没在官方的八股之中，不能自拔；或故作清高、风流。所谓风流才子，多出在明朝。当欧洲在经历蒙古侵略之后开始文艺复兴时，明朝却没有将中国的文化推向新高。第四，为什么不能一味地美化满清？现在国内掀起一阵又一阵的满清热。连主流媒体也在凑热闹。史家甚至将康乾盛世和文景、贞观之治并称中国历史三大盛世。有些学者甚至将康乾盛世列为第一！我不知道这是按照什么标准。据本人的理解，所谓盛世，是文治武功皆优于其它时期而出类拔萃。以此而论，康乾盛世不能列为第一，能否排在第三，尚有疑问。为什么？中华文明自秦汉以降，一直至宋均为世界先进。即使到了明朝，与欧洲相比，也是互有长短，总体上先进。只是到了康熙朝以后，才整体上落后于欧洲。十七世纪，是工业革命的前夕。欧洲的科学技术与文化已经开始崭露头角。清太祖努尔哈赤就是死在明朝的红衣大将军之下（明军购自葡萄牙的火炮），清军及清朝皇帝应该知道这洋枪洋炮的利害。西洋人的历法当时也比中国的传统历法要准确，利玛？（明朝请来的）及后来的汤若望都长期在宫廷供奉。据有关挺康派声称，康熙对数学、天文、英语等无所不精。如果对西方文化，尤其对西方自然科学一窍不通的秀才举子，他们因对西方的无知而对西方妄自菲薄，或可理解。照理，以康熙这样天纵英明之人，又对西方的文明知之颇深，应该发现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差距，即使互有长短，也要取长补短。如果在康熙时代开始东西方文化交流与学习，东西方的文化差距可能就没有了，或者，至少没有现在这么大的差距，毕竟他有这个权力，也有这个责任做这种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可惜，康熙晚年驱逐传教士，他的儿子雍正式闭关锁国，采取严格的行政措施将中国与世界隔离起来。当俄国的彼得大帝采取野蛮手段将落后封闭的俄国拉进工业时代的时候，大清帝国的皇帝却主动关上自家的大门。一直领先世界的中华文明开始自闭、自恋，进而自宫，从此没落，直到今日，我们还不能清晰地看到何时有中华文明复兴的一天。如果明朝对西方心存藐视，还可以认为当时西方文明的优势还没有尽显出来，情有可原。清朝自己关上大门，坐井观天，夜郎自大，则是难辞其咎。中华文明的优势断送在康乾盛世之中，这种历史责任使这种盛世的质量打了很大的折扣。有些人会讲，你怎么老是讲文化，怎么不谈康乾盛世中国的版图发展了多少。怎比宋朝要大得多。文化的没落，是一切没落的开始，也是一切没落的根源。如果要讲版图，那盛世第一应该非元世祖莫属。摊子再大，守不住，有什么用。晚清时代，丧权辱国，割地赔款，到今天，还有相当一部分西方人对中国的印象仍然是脑后有一根猪尾巴。 自康熙时代始，屡兴文字狱，严重打打击汉族文人的创造性与文化个性，使明末清初一度活跃的文化反思运动完全冷却。实际上，清朝最有价值的人文思想，恰恰是由王夫之、顾炎武、方以智、黄宗羲等明朝遗老在遭遇国破家亡之际，探讨故国覆亡原因的醒世之作。“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即使在今天，仍然振聋发聩。然而，这些孤臣遗老之后，清朝再没有什么大学问家、大思想家。文人的思想，行动均受到极大地制约，文人为了避祸，回避现实，使儒家积极入世的态度发生根本逆转。乾嘉学派与乾嘉学术产生不是文化繁荣的象征，恰恰是文化堕落和衰败的征兆。从此整个文化迅速地、全面地庸俗化。明朝使文人无骨，清朝使文人既无胆又无骨。士大夫的独立人格（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没有了，中华人文那种特有的包容性与创造性也没有了。剩下的就是盲从和奴性。这种奴性，直到仍然束缚了大多数中国文人的思想与性格。 第五，我为什么要重新认识宋朝？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接近现代政治生态的朝代；宋朝是我国文化巅峰的时代；宋朝的外交现状与外交政策对今天的政府及民众有着借鉴的意义。 首先，我不赞成现在很多人言必称汉唐，或者大清、大明。更不赞成要恢复大汉或大唐。客观地讲，今天的中国还是一个不强的国家，甚至可以说是个大的弱国。今天，我们会自然地将中国纳入整个国际来考量，为什么我们不将宋朝也纳入它那个时代的国际环境来考量呢？当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未成立时，中国的边境上已经存在几个实力比我们强的国家：日本、苏联和美国，还有一个实力稍弱但也不容忽视的印度。这和宋朝立国时不是有相似的地方吗？维持边界安宁，集中精力进行国家建设是当务之急的事。以夷制夷，利用其它国家的相互矛盾牵制、制约主要敌对国家，无论在宋代，还是在现在都是行之有效的基本国策。恢复汉唐，现在还言之过早，甚至不可能。我们有能力击败美国吗？有能力征服日本吗？有能力扫平俄罗斯吗？有能力让印度向我们俯首贴耳吗？我们什么都不可能。我们连统一一个小小的台湾，还要仰美国人的鼻息。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国际环境，当年的强汉盛唐的周边可没有这样的邻居。中国主要朝代政治的一般传统是万邦纳贡，从来没有将邻国当成一个平等的政治对手看待。只有宋朝例外，我们完全从研究宋史中得到启发，又从现实中更好地认识宋代及宋代统治者。现在不少国人总是沉醉于汉唐盛世的迷思之中，每每以中华上国国民自居，动辄以蛮夷贬低他族他邦之国民。这既不合时宜，也自外于邻邦。空有热血，但不足以成事。假若我们身处五代乱世，战乱频起，生灵涂炭，政局不稳，人人自危，或可以设身处地，了解和理解宋代政治精英的治国方略。须知身逢乱世，民心所向，民意所归，不是东征西讨，建万世功，立千秋业（始皇始终未明，以至亡国），而是内修政治，外攘夷狄。史家认为“五季乱极，宋太祖起介胄之中，践九五之位，原其得国，视晋、汉、周亦岂相甚绝哉！”他所以能立国，根本原因和五代宗庙更替同出一辙。宋朝能否跳出这个怪圈，关键在于他这个创始者怎么处理身前身后事。实际上，五代各国的开国之君可能都在寻求这一问题的答案。所幸的是，太祖采取了以文立国，以武攘夷的国策。并通过“杯酒释兵权”的方式，较好地解决了开国功臣的兵权，虽然这可能削弱了宋朝的军事力量，但却从根本上解决了自开元以来武人乱国的祸源。后世史家往往对此持批评态度，特别是靖康事变之后。平心而论，作为开国之君，享国之长短显然比疆域之大小更为重要。秦隋两朝，疆域很大，两世而终，又有什么好？是始皇、文帝所乐见的吗？作为一个普通百姓，平稳度日要比全球第一大邦更有吸引力。不然，陈胜干吗要造反，隋末各地干吗要起义？当时的形势给宋太祖选择的余地并不多。要么象秦始皇、隋炀帝那样，拼命扩大领土，弄得烽烟四起，民不聊生（天下苦秦久矣），结果帝国也被烽烟所淹没；要么和其它五代帝王一样，维持现状，身后再被自己的哥儿们篡了；要么大规模改革，针对前朝历代的流弊，进行体制上、制度上的根本变革。宋太祖选择的是后者。我们今天站在历史的角度，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宋代政治的各项弊端，但是，拿现在的认识来议论古人的是非，如果只是以史为鉴，则无可厚非，如果心有戾气，口出谤言，则有失公允。这就象学了牛顿力学之后，嘲笑哥白尼的理论不完善一样。 其次，宋代是中国所有朝代中最特别的一个朝代，之所以特别，是因为它的统治方式几乎和现代没有多少区别：它是一个文人政治，政党政治，中央集权政治，农工商贸并重的政治。 宋朝的文人政治最彻底，文人出任国防部长（枢密院）是近代西方才出现的新鲜事，但在宋朝，这可是一个常例。军队的改革是军无常帅，帅无常军，这也是现代国家指挥与管理军队的基本制度。据史载，太祖立国之后，曾在太庙里刻下祖训，此训只有皇帝本人在祭祀太庙时，由一个不识字的太监引导到太祖誓碑前背诵。开封城破之日，有好奇者跑到太庙时方知其上的内容（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应不朽的名言）： “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行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难能可贵的是，宋代历朝皇帝都还算听话。让太祖的这几条中国历史上迄今最为开明的政策，得到了切实的执行，达三百年之久，可以说这是有宋一朝三百多年的大宪章，也是同时代世界各国中最开明的大宪章，它从根本的制度上确保了宋朝所以成为中国文明的最高峰。宋代是真正的士大夫时代，也即是文人口中称道而身行之的时代。庙堂之上，君臣争论不已；江湖之中，书生指点江山。试问哪朝哪代，文人有这等身份和地位？朝堂之上，包拯吐沫横飞，仁宗皇帝不得不以绢试脸，而老包却只当不见，仍然在慷慨陈词；江湖（此江湖非金庸之江湖，是相对中央的地方政府）之上，范仲淹妙笔生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一段对宋的评价是：“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有宋一代，是中国知识分子活得最滋润的时期。也是中国知识分子政治上有理想、文化上有创新、道德上有追求、生活上有保障的社会。我们不否认宋代有政治斗争，但政治斗争往往只是政见的不同，虽然有党同伐异，但没有从肉体上消灭。最多是贬谪。王安石、欧阳修、司马光、苏轼虽然政见上不同，但私谊却还不错。欧阳修死后，给予欧阳修评价最高的，不是他的党内同志，而是政敌王安石。可见那是一个君子时代。中国历史上有那么多的名人都出现仁宗朝（唐宋八大家有六大家在仁宗朝同时出现），绝非偶然，是适宜的政治政治环境孕育的果实。中国历史上的比较成熟的政党政治，就是这一时期典型的政治现象。以王安石为偶像的改革党和以司马光为偶像的保守党轮流执政近百年，这在世界历史上都是一个奇迹。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我这里提出的是政党，而不是历史上人们常常批评的朋党。中国历史有很多朝代，都存在大臣之间拉帮结伙，互相倾扎，为祸国家社稷的情况。欧阳修对此有过论述：“君子同道，小人同利”，历史上的朋党，往往纯粹为了利益而相互勾结，互为依托。政党则不一样，虽然他们之间存在利益，但重要的，是他们有理想、有诉求，并希望有机会实现这种道义。套用现在的话，就是政党首先必须有远大的理想，具体而现实的目标，有纲领、有组织、有领袖。这些现实时髦的东西，早在仁宗时代就实施了，虽然效果不好，最后未能挽救北宗的败亡，但其作为政治制度的先进性，却不能忽视，更不能抹煞。 纵观宋以前的各主要朝代，各有弊端。汉自始至终，未脱离过外戚之祸，这个王朝的一开始就没有开个限头，吕后当权，差点干掉刘氏江山。最终，它还是亡在外戚上。除了外戚之外，汉还搞了诸王分封，结果也差点坏了大事，汉以后的西晋，就毁在诸王分封上。八王之乱，结束了西晋的统治，也开始了中原地区的首次外族治权。唐朝似乎重武轻文，地方官员都委以军政大权，人权、财权、治权都在各藩镇，结果尾大不掉。原来玄宗因对外开拓，在边境驻以重兵，设立十大兵镇，以节度使为最高军事长官。节度使领若干州，权力很大，初时由中央派重臣充任，立功后往往入朝拜相。天宝以后，李林甫为了巩固本身权位、堵塞边帅入相的路径，藉口文官不懂军事，多用胡人担任节度使。类同于罗马帝国用蛮人当兵替自家打仗，可结果如何？与罗马帝国的下场很相似。任用胡人统帅兵马，等于将国防拱手让给异族，结果在极盛期就发生了安史之乱，蛮人攻占了两京，并且丢失了所有扩张的版图，西域、蒙古、自家的河西走廊，甚至河北（河北在唐中后期发生了逆向的蛮族化），首都几次被攻陷，完全是一个分裂的局面。自唐德宗后，中央政府已经名存实亡，很象春秋时代的周王，地方诸侯想到你了，就给点，想利用你了，就送点。由于唐朝中央政府没有对各地进行有效地管治，造成军阀混战。中原地区的经济与军事实力空前削弱。北方蛮族趁机侵入中原，并不断蚕食领土。到朱温代唐时，中原已经成了汉族与蛮族杂居的严重现实。契丹人及其它蛮族趁机成立了自己的国家，建立了类似儒家文化的政权。可以说，藩镇之乱，造成唐朝的灭亡，并直接形成了以后五代十国这一中国自先秦以来最为严重的大分裂。河西走廊的失去，使中原王朝失去了控制北方的最重要的战略要地和战马的主要来源。唐朝早期的政治成功显然无法弥补它稍后的政治失败，中国自中古时期以后的不幸，实际上都是唐朝埋下的种子（这句话可能使很多赞美大唐的人不爽）。过去，我们乡下有一句骂人的话叫“鬼混唐朝”，过去我不太理解，现在我终于理解了，但因唐朝国策错误导致的这次大分裂对中华文明的危害之深，即使今天大多数人都没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实际上，对中华文明影响最深远的，就是东胡系（鲜卑、契丹、女真、蒙古）蛮族有机会从游牧民族逐渐地转变为依靠农业与儒家文化的文明民族。而这一点成了稍后宋朝统一的主要障碍，也是北宋灭亡的主要因素，同时，也是明朝灭亡的间接因素。宋立国之后，当政者需要面对的问题就是建立怎样的政治架构才能克服自秦以降各朝各代的弊端。以科举制建立人才选拔与任用机制，既打破门阀托大的政治格局，又很好地解决官僚世袭制的弊端。虽然自隋代就开始了科举制度，但这一制度作为人才选拔的基本制度还是建立在宋代，准入条件的降低，选拔人数的增加（唐代录取进士，每次不过二、三十人，少则几人、十几人。宋代每次录取多达二、三百人，甚至五、六百人），科举制度作为国家开科取士的手段实施，使宋代很快进入了士大夫时代。什么叫士大夫？坐而论道，躬身行之。从此无论寒门士子，还是农桑人家，学而优者，均可以出入庙堂。文官出任中央及各地最高行政长官，使文官地位居于武官之上。地方官员的主要责任是牧民，守土之责由中央任命专职的军事长官去处理（这些制度不正是现代的政治制度吗），二者皆由中央调遣，互不统属。这就彻底革除唐季以来军阀割据的政治传统，也彻底消除了五代朝代频繁更替的政治基础。由于宋代皇帝都比较好地执行太祖的祖训，大臣和言官都敢于发表意见，甚至可以当面和皇帝争执，这种开明的政治气氛，使得宋代的大臣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担当十分重要的角色，有些时候甚至是主角（这是中国其它所有朝代所没有的，即使是现代，也是难得一见的）。太宗驾崩时，李皇后伙同内侍王继恩与参知政事李昌龄，想立长子而废太子，遭到宰相吕端断然拒绝，真宗既立，垂帘引见群臣，端立殿不拜。请转帘，升殿审视无误，方率群臣拜呼万岁（端大事不糊涂）。英宗即位后，慈寿太后一日送密札给韩琦，语及皇帝与皇后不奉事，有为孀妇作主之语。此乃皇家事，由大臣来做中，宋前宋后各代均罕见。更有甚者，南宋光宗夫妇对太上皇（孝宗，宋代皇帝多不恋权位，往往早早退休）不敬，被大臣也尊（废）为太上皇。讲这么多，要传达的意思就是两条：由于采取文臣治国，兵权集中于中央，使宋朝的中央政府拥有比过去朝代更大、更有效的权力。权力实际上更集中。其次，由于宋廷采取更宽松、更开明的政治手腕，使皇权得到一定的束缚，大臣参与决策与执行政策的权力比历史上任何朝代都要大。正因为如此，才造就了宋朝经济、科技、文化、艺术、工艺上的繁荣与先进。使中华文明自春秋战国后推向另一个高峰，至少到目前为止，达到中华文明的巅峰。自宋以后，朝代的更替再也没有发生五代类似的悲剧。可以说，宋朝政治制度的革新，是一次成功的改革。不过后人每每诟病宋之武弱。宋的对外悲剧前面有专述，本节不再解释。这里引用明朝一位学者的话来作一个总结：“或谓宋之弱由削节镇之权故，夫节镇之强，非宋强也，强干弱枝，自是立国大体。二百年弊穴，谈笑革之，终宋无强臣之患，岂非转天移日大手段。”诸般作法均有流弊，两害之中权其轻，两利之间权其重，不亦合乎？ 宋代和其它主要王朝不同的是，宋代并不过分强调以农为本，宋代的商贸都十分发达。有宋一代，由于边境问题一直不断，岁币一直是朝廷一项经常性支出。庞大的军队和官僚系统也需要国家有足够的收入才能负担。在国土面积较汉唐减少的情况下，支出却大幅增加。增加国家的财源显得十分重要。显然，依靠土地收入肯定有限，土地税赋过重不能养民，国家岁入过低又不能支撑政权。发展贸易，是朝廷增加收入的主要来源。北宋的贸易十分发达，到了南宋，贸易对于国家的经济地位显得更重要，甚至可以说，南宋是靠贸易立国的。贸易的发展带动商业繁荣，商业繁荣又拉动手工业与规模工业的发展。宋朝时期，我国的治金、采矿、陶瓷工业已经十分发达。北宋时期就大量开采金、银、铜、铁、煤等矿藏，全国各地也出现了世界历史上最早的制造工厂和加工工厂。如造船厂、火器厂、造纸厂、印刷工厂、织布厂、各地的官窑等。南宋时的军器所工匠竟达七八千人，厂里的工人按期领工资。因为工商需要先进的技术，所以在宋代中国的四大发明中的三项被发明或是开始得到广泛使用。北宋时期，钢产量已经超过蹈锩逼诘牟浚拦吆氯舯唇淌冢obert Hartwall）根据宋代兵器制作、铁钱铸造和制造农具等方面的消耗情况，推算出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的铁产量大致在7.515万吨，这一产量是1640年英国工业革命时期产量的2.55倍，整个欧洲各国（包括俄罗斯欧洲部分）到18世纪铁产量大致在1418万吨之间，因此宋代中国的铁产量基本可以达到这样的水平。）。首都开封已经是一百多万人的大都市（这种规模就是在今天也是了不起的），百姓做饭烧的是煤而不是柴草（宋代的煤产量无疑是居世界第一，而且开采技术非常先进）。由此可见当时的工业水平和普通人的生活水准。宋朝国家财政收入主体已经不再是农业，而是工商业了，农业社会已经在开始向工业社会逐步迈进。宋朝获得庞大的财政收入并不是靠加重对农民的剥削，而是国民经济飞速发展，工商业极度繁荣，生产力水平提高的结果。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对大量的“小自耕农”直接征收农业税一向是国家统治的基础，像宋朝这样的情况实在是绝无仅有。由于工商业的高度繁荣，促使国家采用纸币-交子（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正式由政府出面设立交子务，随着纸币发行量的增加，越来越多的地区使用这种便利的货币。西方最早的纸币是1661年斯德哥尔摩银行发行的，但这家银行很快倒闭。至1694年，英格兰银行开始正式使用纸币，比中国晚了700年左右）。 随着工业和城市的发展，商业活动也空前活跃起来。在宋代，商业的发展首先表现在市场规模的扩大和市场数量的大量增加。唐代城市实行严格的坊市制度，将商业区和居住区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