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读张爱玲.doc

” 由此构成了她小说的苍凉、婉哀、惨伤的风格。这种风格的形成与张爱玲独特的人生经历所形 成的独特精神个性、人生观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本文试图通过对影响人物塑造的几个因素来分析她小说的悲剧意识。 一、 张爱玲小说人物塑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因素的影响 （一）家庭生活的不幸 张爱玲出身显赫。她家既有前朝的豪华，又很早接受了西洋文化。她的家庭可以说是当时沪港洋场众多走向颓废没落的封建大家庭的一个代表。这种家庭生活，使她对男权统治下的大家庭女性的不幸命运有着透彻的了解，不幸的早年生活，使她过早成熟，使她能够用一种超然，冷漠的态度展示着封建大家庭内部摆不脱男性的奴役支配女性的血泪史。 （二）时代与现实的原因 张爱玲是有理由悲哀的。她以冷峻的，尖锐的、独到的眼力发现了三四十年代中国人生存目标的缺失，发现了中国人心灵与民族信仰的无所依傍。 社会这个大课堂给了张爱玲的教育是深刻而具体的。从1921 年张爱玲出生到1943 年张爱玲成名这22 年间正是中国社会急剧动荡的年代。也正是这乱世中的张爱玲形成她关于社会、人生、历史、现实种种问题的基本观点。中国向何处去，将来的中国会是个什么样子？在张爱玲看来目标是不明析的。整个中国失去了奋斗目标，失去了追求与信仰，遑论个人？ （三）个人情感原因 对张爱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可以说是与文化汉奸胡兰成的婚变。目睹很多职业女性如苏青等人的不幸婚姻，面对自己婚姻的失败，她可能潜意识中有了准备。这也说明张爱玲对天长地久的爱情观是抱着怀疑的态度的，这也是她笔下的女性人物大多缺情不爱的原因。 如在生活速写式的小说《等》里，一位太太了解到她的丈夫在内地混得阔了，但却总是不寄钱来：“我早就猜着他一定讨小了”，“我也看开了，我是过了四十年的人了”。她愁的是她的头发脱得不成样子，问旁边的太太可有治脱发的方子。“总有一天，她丈夫要回来，不要太晚了——不要太晚了啊！但不要太早，脱了的头发还没有长出来。”女性的命运惟系在男性身上，女性的快乐便是丈夫的垂怜，她们无休止的等待盼望着丈夫有朝一日能回头转意，顾及家中还有一个等待的“她”。这是何等的不幸与悲哀。 （四）《红楼梦》这部作品的影响 张爱玲对《红楼梦》的热爱，是一种与日俱增的热爱。自十来岁开始读《红楼梦》起，几乎每隔数年，她都要再读一遍。以至后来对《红楼梦》的熟读程度，竟到了“不同本子不用留神看，稍微眼生的字自会蹦出来”的地步。 因此，可以说，《红楼梦》中人物的悲剧性塑造或多或少的影响了她作品中的人物形象。 二、张爱玲小说悲剧意识的具体表现 张爱玲是个悲观主义者，她的作品弥漫着浓厚的悲剧色彩。她以一种近乎冷酷的悲剧感叙述一个个悲凉的传奇，营造了一个阴气森然的世界，男男女女如在鬼狱进进出出。人性的自私、卑琐、冷漠、虚伪、扭曲、变态，在其笔下一览无遗；情爱的虚假、无爱的婚姻、生命的残酷与脆弱，在其作品中处处可见。她的整个创作渗透着一种悲凉的阴气。 （—）张爱玲的悲剧意识表现在她对人性的探索中 她站在悲哀的基石上冷冷地掀掉华美的生命袍子，露出人性深处的阴暗、自私、虚伪、孤独、冷漠。通过张爱玲的作品，我们触摸到了“人性恶”的一面，人的灵魂阴暗与丑陋的一角。 张爱玲笔下的人物苍白、渺小，没有高尚的情操，没有善良的心，也没有质朴、憨厚的性格。他们在习俗的挤压下沉沦，精神苍白，人与人之间缺乏真情、互助，哪怕是父子母女、兄弟姐妹、妯娌叔嫂；他们在物欲、情欲、性欲的倾轧下，人性变得恐怖不堪，令人不寒而栗，他们全是现代社会“病”了的人。张爱玲从人的“虚伪性”来揭露“人性恶”，人的“靠不住”。 《红玫瑰和白玫瑰》的男主人公佟振保，事业成功，提拔兄弟，办公认真，热心待友，侍奉 母亲，“他做人做得十分兴头”，“整个地是这样一个最合理想的中国现代人物”。他先后爱过两个姑娘，玫瑰是个混血姑娘，振保爱她，“她和振保随随便便，振保认为她是天真，她和谁都随随便便，振保认为她有点疯疯傻傻”，这样的女人，在外国或是很普遍，到中国就行不通，把她娶来移植在家乡的社会，那是劳神伤财，不上算的事。后来，振保又同朋友的妻子娇蕊恋上了，对方一旦要与丈夫离婚，他便怯懦得要死，连那他与娇蕊偷情的公寓也“像大得不可想像的火车，正冲着他轰隆隆开过来，遮得日月无光。”他又“疑心自己做了傻瓜，入了圈套”，他怕毁了自己的前程。在世俗和功利的进攻下，他萎缩了，他不愿“堕落”，他要做一个“好人”。于是，他便把“真人”隐蔽起来，匆匆忙忙选了一个好女子烟鹂结婚。婚后，她成了他眼中一个“很乏味的妇人”，他开始宿娼，回来则砸东西打妻子，他尽情的发泄着他的冷酷、变态。但他仍戴着面具做他的“好人”，在善的外衣下裹着恶的本质。张爱玲用嘲讽的笔调冷冷地掀开了这个“大好人”脸上的面纱，露出了灵魂深处的卑鄙，冷酷变态，自私与好色，展示了一个灵肉分离，表里不一，人格萎缩的“两栖人”的心理世界。 张爱玲执着于真实的人性，作品中充满了在古老腐朽文化、物欲、情欲压抑下的人性的扭曲、畸形、变态。 （二）张小说的悲剧意识还表现在她对现代情爱关系的描写上 张的悲剧的一个主要特点体现在她的日常性上，她在肯定日常生活的前提下，借助于日常生活本身的开放性，为日常生活打开了一条错综复杂的意义空间，她的悲剧开创了近代小说“小悲剧”的先河。 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里说：“一般所说：‘时代的纪念碑’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的，也不打算写，�6�7�6�7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恣的。” 张爱玲曾说“现代人多是疲倦的，现代婚姻又多是不合理的”，婚姻非感情的产物，是某种目的的实现。女人视婚姻为改变现状的唯一途径，婚姻对女人而言成了一个金色的鸟笼，也成了她们永远的归宿。女性所受的教养便是如何去做一个“女结婚员”，她们“以美的身体取悦于人”，全力以赴追求那“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婚姻，“找事是假的，找个人才是真的”，婚姻动机构成了她们生活的主旋律。 正因为如此，《倾城之恋》中离了婚的白流苏必须重操旧业——进入婚姻才能摆脱麻烦，《沉香屑——第一炉香》中受过新式教育的葛微龙的最高愿望也仅是找个爱自己的人结婚而已。 婚姻本是美好的，但婚姻在张爱玲笔下是无爱的，“有爱的婚姻是痛苦的”，爱成就不了婚姻，但婚姻又受不了爱的诱惑。婚姻是枷锁，妄想用它来锁住别人，锁住爱情，都是不可能办到，结果只能毁了自己。 （三）张小说的悲剧意识还表现在对她对人生命运的体验和写照上 她的小说处处穿透着一个失落者的人生感悟，痛苦与不安是人生世界的永恒主题。张爱玲作品中的人物生亦何欢？他们生命中流淌着痛苦的旋涡，生命指向了虚无、渺茫、琐屑。 葛微龙看到的生命是“无边的荒凉，无边的恐怖，�6�7�6�7她的未来也是如此——不能想，想来只有无边的恐怖，她没有天长地久的计划，只有在眼前琐屑的小东西，她畏缩不宁的心能够得到暂时的休息”。 生命在没有生气的死人世界里自顾自地走了，生命是痛苦的恒久，欢乐的虚无。个体的脆弱无奈，也使张爱玲感到“生命是残酷的，看到我们缩小又缩小的怯怯地愿望，我总觉得无限的惨伤。” 生命如此脆弱，命运将人的一生套牢，人在命运面前显得多么渺小，人做不了自己的主人，也做不了周围环境的主人。“生死与别离都是大事，不由我们支配，比起外界的力量，我们人是多么小，多么小。”人无法摆脱程序化的命运，在一成不变的现实面前，人的希望、幻想只能像气泡一个个无情的破灭。 张爱玲小说中的人物作为时代的失落者，他们为旧的生活方式封闭着，按照旧的时钟生活。 “他们唱歌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时代像影子似的沉没下去”。他们无形中被时代抛弃了，无法摆脱所依附的那个阶级的衰败的命运，他们拽不住烟消云散行将失去的繁华，他们又不愿坠入红尘脱胎为新人，像无头的苍蝇在强大的现实面前撞得粉碎，都成了现实命运的牺牲品。在强大的现实命运前，丰满而活生生的生命被扭曲为干瘪的、苍白而平庸服服帖帖的工具，人不能建立自我完善的人格，人只知道自己活着，却不知道为什么活着，该怎样活着。在命运面前，只能发出无可奈何的悲叹：“人的盲目而无知，人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总结 张爱玲小说中的人物是她对当时社会观察体验凝结的结果，其中更有着深刻的个人及文化，社会原因的笼罩和影响，从而形成了其小说独特的悲情的艺术审美感。其小说也折射出作者复杂的心灵，也决定了作者对人性的悲观，对历史的悲观，对现实的悲观。那不是淡淡的哀愁，也不是美丽的忧伤，而是令人彻骨的冰凉的悲观。 摘要：现代作家张爱玲的小说，弥漫着浓厚的悲剧色彩。她的作品有着悲剧的主题思想，多以悲剧爱情故事为题材，张爱玲善于运用苍凉的语言和独特的意象渲染悲凉的小说氛围，从而形成了苍凉的艺术风格。张爱玲的悲剧创作意识源于她的家庭变故和感情受挫。她在小说中，塑造的悲剧女性形象有三种：一种是受封建枷锁束缚的女性，一种是物欲与道德挤压下灵魂扭曲的女性，另一种则是由于自身性格缺陷和软弱酿成悲剧的女性。 关键词：张爱玲；小说；悲剧意识 张爱玲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现代女作家，显赫的家世、不幸的婚姻和坎坷的经历，给她的一生蒙上了浓厚的传奇色彩。家庭变故和感情受挫，铸就了她复杂的心理世界和孤僻的性格，而对人性、历史和现实的悲观又促成了她独特的悲剧创作观，因此她的作品风格美艳而苍凉，笔触深刻而冷峻，塑造的女性人物总是弥漫着一种悲凉、阴暗的气息，她们蛰居在传统男权的阴影之下，殊途同归的悲剧命运都源自于张爱玲自己悲剧人生的感悟。 一、苍凉的艺术风格 张爱玲的小说是“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 “她的作品有着淡漠的贫血和感伤的情调”[1]P3 9。胡兰成说：“张爱玲先生的散文与小说，如果拿颜色来比方，则其明亮面是银紫色的，其阴暗面是月下的青灰色” 。[2] P15 张爱玲的小说，刻画了一个个残酷而悲凉的人物形象，苍凉是小说的底色，作品始终弥漫着浓厚的悲剧色彩。这种苍凉的艺术风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弥漫浓厚悲剧色彩的主题思想 张爱玲是专写“她的时代的阴暗一面”的高手。她说：“如果我常用的字眼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种惘惘的威胁。”[2] P16 她的威胁来自于生活，张爱玲是一个敏感的人，她善于窥探社会，把握世情，因此揭露人性成了小说的主题。而在那个年代，不同阶层的人，尤其是生活在名门世家的遗老遗少、公子富少、太太小姐等上层人物，一旦掀去了罩在外面的面纱，剩下的便是赤裸裸的虚伪。因此她笔下这些揭露人性为主题的小说，必然成为悲剧小说。比如，《红玫瑰与白玫瑰》里的佟振保，“他做人做得十分兴头”，“整个的是一个最合理想的中国现代人物”。他带着西方的文明回到封建道德圈里，与朋友的妻恋上，在世俗和功利的进攻下，他要做一个“好人”，因此把“真人”隐蔽起来，用打妻子来发泄他的冷酷、变态，仍戴着面具做他的“好人”。张爱玲用冷嘲热讽的笔调冷冷地掀开了这个“大好人的面纱”，露出了他灵魂深处的卑鄙、冷酷、变态、自私与好色，展示了一个人的心理阴暗面，这篇小说也成为悲剧性的主题。 2.以悲剧爱情和婚姻故事为选材 张爱玲认为：“男女之情乃人之大欲，作为生命过程的重大现象，负载着深刻的人性内容，揭示着人生的真谛。”[3]P83 张爱玲是窥探社会矛盾的小说家，她乐于立足于平凡的生活中，选择世俗的恋情和婚姻作为小说选材。在她看来，惟有入世的，才是更真实的。张爱玲的小说着力表现男女之间的感应、摩擦、摸索、闪避，她在作品中对此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刻画；另一方面，她所表现的不是恋爱者超凡脱俗的一面，而恰恰是他们世俗的一面。爱情本是浪漫的，然而悲剧却是把美好的东西撕破给人看，在当时新文化抨击的旧社会里，爱情成为奢侈品。爱情这件“华丽的外袍”，在张爱玲的小说中便有了“爬满了虱子”的尴尬。《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是封建婚姻制度下的悲剧人物，她编织过美丽的爱情梦，却为求金钱迫嫁，无爱的婚姻扭曲了她的灵魂，她戴着“黄金的枷锁”劈杀了几个人，儿女的幸福也被她亲手毁掉；《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想要追求爱情，但在面临生存危机的环境中，婚姻成了她的生活保障，恋爱不过是实现保障的手段，她选择的不是恋人，而是一张“长期饭票”；《沉香屑—— 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是男权社会里将一生系于男人的浮萍，她想要幸福婚姻，却将幸福理解为锁住男人。这些女性的爱情悲剧都是社会促成的。她们或成了遗老家庭里的一种牺牲品，或成了宗法社会里微不足道的渣滓，最好的就像白流苏一样为了生存成为“长期卖淫”的情人。在这个封建思想和新文化冲击的时代，女性内心渴望爱情的解放，却又无力抗拒社会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她们心里对爱情的一抹希望之光，最终被社会巨大的黑暗吞噬。张爱玲 就是以这样的爱情悲剧为题材，揭示社会生活和人性的世俗面。 3. 悲凉语言渲染的悲凉氛围 张爱玲的小说，比喻奇巧，色彩运用诡异，善于运用独特的想象创造小说氛围。在语言上，她的小说“一是制造氛围的手腕高，二是�6�7凉�6�8字用得多，读来有一种忧郁感”；在意象使用上， 张爱玲常用月亮、玫瑰、绣在屏风上的鸟等悲凉的意象，来引发人们对小说人物命运的思考。《金锁记》中写曹七巧和儿子长白抽大烟的晚上,“影影绰绰乌云里有 个月亮,一搭黑,一搭白,像个戏剧化的狰狞的脸谱。一点一点,月亮缓缓地从云里出来了,黑云底下透出一线炯炯的光,是面具底下的眼睛。”[4]p168 七巧也像月亮一样,戴着狰狞的脸谱,毫无母性,不怀好意地向儿子刺探儿媳的隐私。张爱玲通过对月亮的变形描写,更为深刻地揭示了人物的变态心理。作品中，张爱玲也善于用象征手法预示主人公的悲剧命运。《沉香屑—第二炉香》中, 天真的愫细在新婚之夜被罗杰正常而普通的热情吓得连夜逃回娘家，结果弄得满城风雨，罗杰因此而发疯。在小说开始，作者就已借“牵牛花”这一意象预示了罗杰的命运：“愫细采了一朵深蓝色的牵牛花, 向花心吹了一口气……愫细每逢感情冲动时, 往往能够幻想她们是这朵牵牛花的颜色。她又吹吹那朵花, 笑一笑, 把它放在手心里, 两只手拍了一下, 把花压扁了。”[4]214“深蓝色的牵牛花”, 在愫细的潜意识里就是罗杰的化身。她微笑着“压扁”它, 已经早早地决定了罗杰的命运。 读张爱玲的小说，苍凉的语言氛围总是让人陷入沉闷的悲凉，象征性的意象却又让读者感慨人生。“张爱玲是一个感受性的作家”，她将她创作的悲剧意识注入文学，以悲凉的语言和苍凉的意象表现出来，形成了小说的苍凉的艺术特色。论文出处(作者):张 姣 （渭南师范学院中文系08 专升本一班二、悲剧意识形成的深刻原因 张爱玲悲剧性的创作意识，源于她人生的不幸命运。她有着显赫的家庭背景，却有着不幸的童年生活；她大胆追求爱情，却偏偏拥有两段离幸福遥远的婚姻，自身的种种不幸和周围环境的影响，造就了她的悲剧性创作意识。 1. 家庭经历的影响 张爱玲出身在名门贵族，但其祖父的煊赫遮不了父辈的衰落，父亲是个典型的遗少，染有弄风捧月的旧习气，性格上则是暴戾乖张。张爱玲的母亲是一个受西方文化熏陶很深且清丽孤傲的新派女性。旧习气与西洋文化格格不入，这种水火不容导致最后的不和，直至离婚。张爱玲的童年也因此分裂为两个世界，母亲的世界——洋派、光明、温暖而富足，在母亲那里她得到了文明的教养和气质的熏陶；父亲的世界——腐朽、黑暗、冷漠而寂寥，“整个儿都是懒洋洋灰扑扑，缭绕在鸦片的云雾里”，父亲另娶了太太，这更使张爱玲的生活阴云密布。敏感的张爱玲从小就在高门巨族中过着孤独而凄惨的生活，咀嚼了人世的沧桑，世态的炎凉。缺失的母爱、后母的虐待、父亲的狂暴，让她深深体会到人生的阴暗与悲哀，也逐渐孵化出 张爱玲孤僻和冷淡的性格。“这使她产生出对人生的否定情绪和浓郁的悲观气质，张爱玲因 了家庭中的不幸，使她成为一个十分沉默的人，不说话，懒惰，不交朋友，不活动，精神长期萎靡不振”。[5] P179 这样的家庭环境和文化氛围给她太多的苦楚和悲伤，形成了她自立于人世的态度，她沉默寡语，冷眼审视人生。父母的不幸婚姻，引发她对婚姻的消极态度，她笔下的婚姻是无爱的、苦涩的，带着强烈的悲剧色彩。另一方面，张爱玲接受了传统文化的陶冶，又接触过西方文学艺术，让她有丰富的知识和较高的鉴赏能力。封建家庭的衰败腐朽，使她对古老中国社会的某些侧面有了较深切的体悟，世态人情的炎凉、无奈与哀伤，也深深刺伤了她的心灵。 2. 与胡兰成感情的受挫 在文字的世界里，张爱玲参透苍凉人世，冷峻深刻地解剖男女情感。而在现实生活中，她却所遇非人，爱了不该爱的男人。如果说家庭的变故让她看透了世事，那么与胡兰成感情的受伤则让张爱玲心中对爱情一点美好的向往都全部泯灭，加深了她创作的悲剧意识。 张爱玲与胡兰成，一个是当时上海最负盛名的女作家，一个是汪伪政府的要员。在乱世之中，他们的相识、相知、相恋，及至最后的分手，都堪称是一场“传奇”。张爱玲的家庭给了张爱玲孤傲、冷淡的性格，可她热烈的爱着胡兰成，甚至在他被认为是“文化汉奸”时仍紧紧追随，面对胡兰成一次又一次的背叛张爱玲无语失望。张爱玲说她对他的爱早已烧完了，可见这次婚姻对张爱玲伤害之深，促使她心理产生了对婚姻强烈的不信任。 自己的爱情悲剧，还有父母婚姻的不幸，对张爱玲精神以沉重打击，直接影响了她的悲剧创作观的形成和她以后人生道路上对婚姻的选择。这些来自情感的创伤，在她笔下表现为婚姻的消极落寞。《半生缘》里的婚姻是空壳，没有爱情，只有利益的驱使；《金锁记》的婚姻是枷锁，锁住了爱情，刺激了金钱欲。这些作品塑造的爱情悲剧都是张爱玲对婚姻的思考。由于对婚姻的消极，张爱玲小说“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论文出处(作者):张 姣 （渭南师范学院中文系08 专升本一班三、悲剧意识塑造的女性悲剧 张爱玲是“一个对人生充满悲剧感的人”，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曾评价“张爱玲是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可又是一个活泼 的讽刺家，记录近代中国都市生活的一个忠诚宽厚的历史家”。[6] P18 张爱玲小说中的人物几乎都是悲剧形象。她以独特的视角，冷峻的笔触，刻画一些旧女性形象，她们总是浸透着太多的不幸，从上层的太太小姐到下层的丫头佣人，从新派的知识女性到封建的旧时女子。这些女性生活在一个琐碎的物质世界中，常常处于封建制度和西方文明的侵蚀之间，为了金钱、欲望，虚荣而近乎疯狂。她们各有各的特点，惟一的共性就是生活在男权主义、家庭主义的笼罩之下，受压迫与虐待的地位始终得不到改变。张爱玲的悲剧性创作意识铸就的女性悲剧人生，可分成以下三类。 １．封建枷锁下的女性 张爱玲的生存境遇让她笔下的人物少有中国女性特有的温和、宽厚，多表现为人性中的种种自私和冷漠。作品中张爱玲刻画了一系列被封建意识和封建家庭所毒害的女性人物形象，有《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姜长安，《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孟烟鹏等人物。 《金锁记》里的曹七巧是这些女性的典型。她作为封建社会下层出身的女子，根本无法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