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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考古学的发展与中国历史撰述中的“古史”建构*王 兴（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湖南长沙 410082）摘 要：缘于史料观念的转变、疑古学说的刺激、近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学科定位与学术使命，考古学兴起之后，旋即受到民国时期史学界的重视，并且考古材料被运用于古史书写之中。当时的史前考古成果打破国人上古黄金时代观念，“拉长”了中国古史，由此重塑了国人的“史前史”认知和民族自信心。而殷墟考古成果，不仅使“商史”书写有更为明晰的时间序列，同时根据殷墟出土物，还可考察商代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的发展水平以及艺术等“意识诸形态”的发展程度。即使当时的考古工作有许多局限，未来考古工作如何发展亦未可知，但许多学者仍期望将来出现满意的古史撰述。在民国考古学发展脉络中，考察中国历史撰述中的“古史”建构问题，亦可为当今的古史书写和中国特色古史理论结构的建立提供借鉴。关键词：中国历史撰述 考古学“古史”建构 史前史 商史与历史学相比，考古学在 20 世纪中国“古史”建构历程中提供了另*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新中国初期史学界的学术重构研究”（20CZS003）阶段性成果。民国时期考古学的发展与中国历史撰述中的“古史”建构外一条重要路径。近代考古学在中国产生后，利用考古成果建设中国“古史”成为当时乃至后来许多学人的重要期待和努力方向。虽然考古学与历史学有着不同的理论体系、研究对象与方法等，但二者研究的最终目标却有一致之处，即探究、阐明中国古代社会情形。因此，从“古史”建构的角度入手，是探讨考古学与历史学如何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和二者各自局限的一个有效“切入点”。本文在民国考古学发展的脉络中，通过考察当时的中国“古史”撰述，分析和阐明时人对考古学的认知、史前考古成果对“史前史”撰述的“渗透”、殷墟考古成果对商史撰述的促进等问题，以就教于方家。一 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兴起与“古史”材料的扩充虽然近代意义的中国考古学产生于20 世纪20 年代，但在19 世纪末20世纪初，发源于西方的考古学等科学知识，便已作为一种思想资源进入时人的视野及相关著述中。但当时考古发掘活动尚未在中国展开，所以夏曾佑、刘师培等人的历史著作对考古学知识大体仍停留在简单的介绍层面，并未探讨考古学对古史研究所能带来的具体帮助。他们主要将考古学知识与人种起源、器物变化等联系起来，而在具体的行文中，仍主要以神话传说系统对上古史展开叙述。与此相比，20 年代开始出现的历史撰述，考古学知识明显增多，涉及的内容也趋于详细。1922 年，李泰棻在 中国史纲“绪论”中提及与历史学相关的“科学”共十四种，其中包括“考古学”。“考古学关于史者”，可分为古土木131本文所言考古学，是指 20 世纪 20 年代以安特生的考古工作为起点，并逐渐兴起的重视田野发掘、运用地层学与类型学等科学方法的“中国近代考古学”。以往学术界更侧重于古史问题本身的研究、争鸣，以及考古学与古史学的理论关系，参见俞伟超 古史的考古学探索，文物出版社，2002；向燕南 中国考古学与史学之关系的理论思考，高校理论战线 2003 年第 8 期；陈淳 从考古学理论方法进展谈古史重建，历史研究 2018 年第 6 期；刘未 考古学与历史学的整合 从同质互补到异质互动，中国史研究 2021 年第 3 期；杨博 探索未知 揭示本源 历史学与考古学研究的融合发展，中国史研究 2021 年第 3 期；徐良高 以考古学构建中国上古史，中国社会科学 2021 年第 9 期等。本文主要从历史书写（叙述）的视角，参照考古学发展史，考察民国时期中国历史撰述中的“古史”建构。考虑到相关言说的用语习惯，本文言及的“古史”，泛指秦统一六国前的中国历史。另，有关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历史撰述中的“古史”建构问题，参见王兴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历史撰述中的“古史”建构，中国史研究 2020 年第 3 期。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学、古器物学、古碑石学，这三类有助于史学之研究，能扩充古史材料。李泰棻立论的基础在于，他以“科学”为视角，对“历史学”所下的定义：广义的，“凡一切科学，与史学均有关系”；狭义的，他所列出的“考古学”“人类学”等，与历史学有紧密关系。李泰棻的这种做法，与当时思想领域的学术趋向有关。新文化运动以后，“科学”一词在中国思想界广为流传，研究史学等文科诸学也需要“科学知识”的观念基本成为学术界的共识。所谓“科学”，主要指近代自然科学法则和科学精神。另外，李泰棻还将历史分为“未有文字以先之时代”和“既有文字以后之时代”，认为要采用“直接观察”和“间接观察”两种不同方法分别对这两个时代加以研究，“直接观察，即考古；间接观察，即读书”。他的 中国史纲“本论”第一篇即叙述“未有文字以前之史略”，结合西方考古学知识及中国上古神话传说的文献记载，分别对中国木器（附骨器）、石器、陶器、铜器、铁器时代加以记述。显然，李泰棻在“史前三期说”（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的基础上，又细分出木器（附骨器）和陶器时代加以阐述。顾颉刚和王锺麒编写的 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 强调“古代遗留下来的器物”与“掩没在地层中的疆石”都可成为“历史的好材料”，由此扩充历史的范围。顾颉刚后于 1933 年在燕京大学授课并编写的 春秋战国史讲义 当中指出东周以前的古史“简直渺茫极了”，“我们真要知道那时的情形，只有从事于考古学，努力向地下发掘遗物”。他还提到“这十余年来新石器时代末期的遗物大批发现，或者就是给我们看一部夏的历史吧？”李泰棻在“古器物学”中提到“古器物”可采用“掘地”之法获得，说明他已经开始意识到了由地下出土物“可知当时社会状况”。1926 年出版的 评注国史读本 也提及“欲讲上古史，须发掘地层，罗列标本，以为佐证”。在既有观念中，中国历史本来就非常悠久，而考古材料让人231李泰棻：中国史纲 第 1 卷，武学书馆，1922，第 811 页。李泰棻：中国史纲 第 1 卷，第 21 页。顾颉刚、王锺麒：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 上册，商务印书馆，1925，第 5 页。春秋战国史讲义，顾颉刚全集顾颉刚古史论文集 卷四，中华书局，2010，第112、120 页。李泰棻：中国史纲 第 1 卷，第 10 页。李岳瑞编，印水心修订 评注国史读本 第 1 册，世界书局，1926，“例言”第 1 页。民国时期考古学的发展与中国历史撰述中的“古史”建构们意识到中国自有人类以来的历史更为久远。1929 年，教育部颁布 初级中学历史暂行课程标准，其中规定要在“绪论”部分讲授“中国民族过去的光荣”，在“上古史”部分讲授“中国北部石器时代的文化”。孟世杰据此编写了初级中学教本 中国史，他认为所谓的“光荣”包含一项重要内容，即“近十年来，中国各省，颇有旧石器时代人类遗物发见，证明中国有史以前，已有四五万年文化”，此外在周口店“所得之人牙，为五十万年以前人类所遗者”，可知“中国之有人类，更为古远”。李云坡的中等学校教科书 本国史 也提到“北京人”化石的发现“轰动全球这至少是五十万年前的人骨化石，世界现所发见的无更古于此者”。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陆东平、朱翊新编著出版了 高中本国史。作者已经注意到“以前学者”与“现在学者”在考究历史事实时所用材料的不同，“现在学者”不限于“记载史事的史书”，并将“发自地层的化石”“留于现代的古物”也看作“好材料”。周予同也持相似的观点，并强调“从事于考古学来努力于地下发掘”是“今后研究古史”的“一条大道”。值得注意的是，周予同“为助学者兴趣计，对于近代新发现的古物”，选择“河南陶器彩纹与亚诺陶器彩纹”“仰韶期的遗物”等图片，插印在书中相应内容。他指出，学者所叙述的史实“须有文献的或实物的根据，而不是各种性质不甚可靠的书籍的合并或杂抄”。周予同所指，实际上扩充了史料的范围，尤其是他对“实物”材料的重视，大大扩充了古史研究的史料范围。当时有观点指出“古物的发掘，愈有成绩时，古史的探讨，也愈有成绩”。与周予同的看法类似，应功九、余逊也意识到考古材料之于建设古史的重要性。应功九指出，“我们今日知道历史上有旧石器、新石器、铜器等时代的事实，全是靠这种发掘与推断的所得中国331初级中学历史暂行课程标准，湖南教育 第 13 期，1929 年 11 月。孟世杰：中国史 上册，百城书局，1931，第 56 页。李云坡：本国史 上册，北平文化学社，1931，第 6 页。陆东平、朱翊新：高中本国史 上册，世界书局，1931，第 34 页。周予同：开明本国史教本 上册，开明书店，1932，第 24 页。按，周予同有此认识，与他阅读 古史辨 有关，详见周予同 顾著 古史辨 的读后感，文学周报 第233 期，1926 年 7 月。周予同：开明本国史教本 上册，“编辑大意”第 2 页。周予同：开明本国史教本 下册，开明书店，1934，“附录”第 25 页。陈登原：高中本国史 上册，世界书局，1933，第 14 页。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研究古代史的人，现在也知道从这条路上努力了”。余逊甚至强调“研究古史，以从事考古学，努力于地下的发掘，为唯一的康庄大道”。这些观点基本反映了时人对考古学作用的认知。1940 年，钱穆出版的 国史大纲 指出“近人对上古史之探索，可分两途”，其中第一条途径为“史前遗物之发掘”。由于近代考古学在国内的发达，“三皇五帝之传说，渐为石器时代、铜器时代之观念所替代。不可谓非对古史知识一进步”；而关于殷商时期“新发现的直接史料”，“对于中国古代史之可信价值，有甚大之贡献”。可见钱穆对石器时代遗址和殷墟甲骨的发现，给予高度肯定，不管是促进古史研究还是改变国人古史观念，这些新史料都有重要贡献。同年出版的陈恭禄 中国史 感慨在商史材料方面，最初只限于各种古籍，“地下发见之史料，近始为人利用”，例如“古人视古籍为可信之史料，今则彝器铭文处于极重要之地位”。陈恭禄对于彝器铭文的史料价值的判定，亦反映出“古人”与“今人”在处理商史材料方面的观念之变化。吕思勉于 40 年代出版的 先秦史 也将“古史材料”作为重点探讨的内容。他认为史料在学理层面大致可分为“记载”和“非记载”的。其中“非记载之物”又可分为三种，即“人”“物”“法俗”。对于先史时代的社会情状，“非记载之物，足以补记载之缺而正其伪，实通古今皆然，而在先史及古史茫昧之时，尤为重要”。吕思勉所指“非记载之物”中的“人类遗骸”“实物”均与考古发掘活动有关，这些材料对于考究茫昧的古史尤其重要。随着近代考古学的发展，古史材料经历了“记载的”到“非记载的”史料扩充。上述诸家对“记载的”或“文字”史料的认识基本一致，但对“实物”史料有不同角度的认知。“实物”是直接留传下来的古物，还是经过发掘的出土物；即使是通过发掘所得的“实物”，是指有文字存留的甲骨或彝器，还是指无文字的陶器等。“记载”和“非记载”的古史材料基本可将中国历史分为“史前”与“有史”时期。在分别对这两大时期进行研究时，何种古史材料居于“正料”，何种居于“副料”，不同性质材料的关键程度和所能发挥的作用也是不同的。431应功九：初中本国史 第 1 册，正中书局，1936，第 3 页。余逊：高中本国史 上册，世界书局，1933，第 2 页。钱穆：国史大纲 上册，国立编译馆，1947，第 1、4、13 页。陈恭禄：中国史 第 1 册，商务印书馆，1940，第 168、227 页。吕思勉：先秦史，开明书店，1947，第 45 页。民国时期考古学的发展与中国历史撰述中的“古史”建构为何考古学的实物材料能受到当时史学界密切关注，并成为重要的古史材料来源，原因大致有三。首先，史料观念的转变。西方史学思潮传入中国，促使近代学人对史料重新加以审视。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许多新史料诸如甲骨卜辞、汉晋简牍的发现，引起人们对史料范围、价值、审查方法等多方面探讨，比之于清人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观点，近代学人的史料观念开始发生转变，王国维、陈寅恪等人都论证了新史料对于研究旧问题、发现新问题的重要价值。其次，疑古学说的刺激。虽然 1923 年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打破了传统古史体系，并在当时及后来学术界产生重要影响，但如何重建可信古史，又是包括“古史辨派”学人在内的更多学人都要面对的问题，于是很多学者转而寄希望于考古学。这也可解释何以随着考古工作的展开，考古材料会受到绝大多数古史研究者的重视。以 1928 年的殷墟开始发掘为例，当时选定殷墟为考古工作重点，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因为时人“迫切要求通过考古发掘寻找可靠的古史新材料，于是便对因出土大批殷代王室刻辞甲骨而判定的殷墟给予高度重视，希望以这一有历史根据的地方为起点取得突破”。最后，与考古学在中国的学科定位与学术使命有关。近代中国史学学科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近代考古学成为历史学知识谱系中不可或缺的链接环节。民初考古学课程就被纳入史学系的修习科目之中，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也规定考古学应列入历史课程的讲授科目中。中国近代考古学成立之初，便具有强烈的“编史倾向”。1926 年，李济发表讲演 考古学 时提到“考古学与历史也有很大的关系”。1928 年傅斯年创办史语所，提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考古学可扩宽史料范围，史语所考古组的建立即源于此。他认为：“考古学在史学当中是一个独异的部分。”史语所殷墟发掘开始不久，傅斯年更加自信近代考古学在重建中国古史乃至提高中国史学的国际影响力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傅斯年虽未亲自参与考古发掘活动，但作为当时国内重要学术机构的组织领导者，他的观点对史语所考古组工作颇具指导意义。后来被聘为史语所考古组主任的李济强531王世民：考古学史与商周铜器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第 27 页。Lothar von Falkenhausen，“On the Historiographical Orientation of Chinese Archaeology”，Antiquity，Vol.67，No.257（1993），pp.839-849.李济：考古学，清华周刊 第 25 卷第 8 期，1926 年 4 月。傅斯年：考古学的新方法，史学（上海）第 1 期，1930 年 12 月。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调编辑出版考古报告的“重要的旨趣”在于将历次田野工作积累的知识系统地汇集起来，“再由史学家自由的比较采取”。利用近代考古技术对小屯和仰韶进行发掘，由此可提供中国古史的可靠材料，也成为当时及后来不少学人的基本看法。夏鼐在清华大学读书时，比较阅读吕思勉 白话本国史 和缪凤林 中国通史纲要 之后，认为“地下材料未能充分发现以前，新派史学对于殷周以前之史迹，亦只得搁笔”。1941 年初，他留学回国途经昆明时，应邀讲演 考古学方法论，指出考古学与历史学“最终”学术目的相同，即重新还原古人生活概况，阐明中国古代社会情形。因此考古学在中国的学科定位及李济、夏鼐等考古学者对中国考古学学术使命的界定，也影响着古史学者对考古材料范围、价值等方面的认知，并借助考古材料丰富他们的古史撰述。二 史前考古成果对“史前史”撰述的“渗透”中国近代考古学从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发展，至 40 年代末，考古调查及发掘活动主要集中于史前和殷商两大时间段。近代考古学兴起后，中国古史的叙述内容开始尝试运用考古学体系建构“史前史”。在“史前”和“有史”时期的分期框架下，中国上古史也随之出现新的书写模式，即旧石器新石器铜器时代的文化序列。以下先论述史前考古成果对“史前史”撰述的“渗透”。西方学术界所谓的“史前时代”，“其所谓史，系专指有记录时代而言”，李泰棻既然“以有人类即有史为定义”，因此“史前史”又称为“未有文字以前之略史”。虽然他尝试运用“史前三期说”解释中国“史前史”，但他的 中国史纲 在 1922 年出版之时，考古发掘活动在中国开展得很少，他也提到“未有文字以前之小史，然中国方面，出土古物有限，不能不证明于书”，因此他更多是参照西方考古成果，并借助中国传说记载，阐述中国史前社会情形。1927 年 8 月，他又出版了 记录以前之人类史略 一书，在“例言”中特意指出“在新旧石器时代，因中土方631李济：编辑大旨，田野考古报告 第 1 期，1936 年 8 月。夏鼐日记 卷一，1934 年 7 月 25 日，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第 250 页。夏鼐：考古学方法论，图书季刊 新第 3 卷第 1、2 期合刊，1941 年 6 月。李泰棻：中国史纲 第 1 卷，第 69 页。李泰棻：中国史纲 第 1 卷，第 79 页。民国时期考古学的发展与中国历史撰述中的“古史”建构面，毫无人类文物发见，故仅述西洋方面”。这与他在 中国史纲 的叙述方法相一致。需要提及的是，此“例言”落款日期为 1926 年 8 月，此前，安特生等人已开始在中国境内调查史前遗址。1925 年 6 月，安特生甘肃考古记 开始印发，提出甘肃远古文化“六期说”。因此李泰棻所说的中国境内毫无石器时代“人类文物”发现，并不恰当，这也说明考古成果要落实在具体的古史撰述之中，存在着一定的“时间差”。李泰棻 中国史纲 感慨中国“出土古物有限”的现象，到了 30 年代初出版的中国历史撰述已经发生了明显改观。1931 年，孟世杰出版 中国史，述及“近十年来”中国各省所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物，由此证明“中国有人类之古远”。傅纬平指出，当时不仅有中国“原人”的发现，还有石器时代遗物的出土。他还根据安特生在辽宁沙锅屯的发现，将“中国新旧石器图”作为插图；同时根据安特生 甘肃考古记 将仰韶期和辛店期的陶甕花纹图印入书中。周予同 开明本国史教本 对中国石器时代的文化则有更为详细的解释。他参考考古学等知识，不仅提到了石器时代可分为始石器、旧石器、新石器三个时期，而且指出它们的大致时间范围。他又根据安特生 中华远古之文化、翁文灏 近十年来中国史前时代之新发见等文，得知安特生、德日进、桑志华等人在甘肃、陕西、河南等地的考古活动和研究成果。根据已有出土遗物，周予同认为可以证明“中国民族文化在空间方面是顺沿着黄河流域而发展，在时间方面是已经延续着四五千年以上的历史”。后来他又进一步指出这些遗物可分为石器、骨器和陶器三大类，石器有刀、斧等，骨器有镞、针等，陶器有鬲、鼎等，此外有贝镞、贝瑗等物，进而证明当时的“农业、纺织业、陶业和美术等都已有相当的成绩，那是无疑的”。为引起读者的兴趣，他还将仰韶期部分出土物的图片插入书中。731李泰棻：记录以前之人类史略，文化学社，1927，“例言”第 1 页。孟世杰：中国史 上册，第 5 页。傅纬平：本国史 第 1 册，商务印书馆，1933，第 3034 页。安特生著，袁复礼译意，地质汇报 第 5 号第 1 册，1923 年 10 月。科学 第 11 卷第 6 期，1926 年 6 月。周予同：开明本国史教本 上册，第 2223 页。周予同：本国史 第 1 册，开明书店，1947，第 2122 页。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缪凤林 中国通史纲要 也记述了“史前之遗存”。在他看来，想要根据化石记载考察远古人类生活情况，颇有难度。他梳理了中国境内石器时代的遗物，认为“遗存年岁，虽略与有史时代衔接”，然而“与太古传说，则多枘凿”，所以这些遗物很难反映远古时代的年岁。不过，根据这些遗物可考察古史情形的五项内容，即农业社会、工艺、蚕业、宗教、美术，这些“足补旧史之缺”。缪凤林“因古物之见，藉知古史历年之久”。黎东方也认为近代考古发掘可帮助人们“明白中国的历史究已多久”，“截至今日，中国各地已有新石器、旧石器、甚至始石器的发现。关于新旧石器所占的时期，按照世界其他各地的通例，合计应有五万年左右，至于始石器，其时进步极慢，年代自应较之新旧石器尤久”。从周予同、缪凤林等人对史前考古学的认知来看，他们都认可史前考古学的成果可以丰富人们对“史前史”的认识。但是，他们又期望史前遗物可以和中国既有的传说记载相印证，进而对史前社会有更清晰的认识，这种“互证”的做法或多或少受王国维观点的影响。1925 年，王国维在清华学校讲演 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强调“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国中古金石、古器物之发见，殆无岁无之，其关系于学术界尤钜”。同年秋季，他给清华国学研究院讲授 古史新证，明确提出“二重证据法”。稍后，翁文灏在一篇介绍中国史前遗物的新发现的文章中表达出他对王国维观点的认同，在此基础上，他又认为“所谓地下之学问者，不当仅以逸书及古文件为限。进言之，盖即中国历史初不当仅赖书卷之传述，而应求实物之互证；亦即所以研究之者，初不当限于文学的钻研，而尤重在考古的方法也”。翁文灏的这篇文章，刊于 科学 杂志第 11 卷第 6 期“中国科学史料”专号之中，可见已有时人将中国史前831按，缪凤林对中国史前遗址的发掘十分关注，并较早地将中国史前遗物情况纳入历史撰述之中。1928 年，他就发表了 中国之史前遗存（东方杂志 第 25 卷第 11 期，1928年 6 月），并在文中指出“中国之史前遗存，发见虽古，近十年来，研究始盛，因捊掘考察，每属远人，故记载著录，亦以西文为多。国人之号称专家者，材皆象胥，追随译述，鲜能有所树立”。该文后成为他的 中国通史纲要 第三章第一节的内容，他认为此文“博观约取，颇存梗概，黜陟论断，尤多独见”，因此先行单独发表。缪凤林：中国通史纲要 第 1 册，钟山书局，1932，第 138142 页。黎东方：中国历史通论远古篇，商务印书馆，1944，第 3 页。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清华周刊 第 24 卷第 1 期，1925 年。王国维：古史新证，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第 2 页。翁文灏：近十年来中国史前时代之新发见，科学 第 11 卷第 6 期，1926 年 6 月。民国时期考古学的发展与中国历史撰述中的“古史”建构时代的新发现纳入“科学史料”的范围之内。王国维所指的“地下材料”，“仍以有文字者为限，但所代表的更重要的一面，实为中国的史学界，接受了 地下材料 这一观念”。即使后来的学者，将王国维关于“地下材料”的定义加以扩大，扩展到无文字记载的出土器物，甚至利用民俗学、民族学等领域的相关材料，但“互证”的做法仍是他们的历史撰述所常采用的方法，此后学术界甚至将此方法视为一种“典范”。20 世纪 20 年代至 40 年代末，中国史前考古成果逐渐改变了国人的古史观念，并重塑着他们的“史前史”认知。20 年代中期，翁文灏便强调“用考古学的方法于此短时间内之所得，已足使吾人对于书契以前中国之人种及文化别辟一种崭新观念”。顾颉刚描述道：“北平西南房山县发见了一座完好的猿人头骨我们得到这消息，快乐得跳起来，叫道：中国历史的第一页找到了！”这既形容时人听到这个消息时的表现，实际上也反映了“北京猿人”对于丰富他们的“史前史”认知所产生的震惊作用。陈恭禄 中国史 也指出“近时周口店，亦有旧石器人骨发现，当可改正吾人之观念”。具体而言，史前考古对国人古史观念的改变和“史前史”撰述的“渗透”，主要体现在三方面。第一，打破上古黄金时代观念，使人明白人类社会经历了石器时代甚至更早的发展阶段。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有部分学者（如日本学者鸟居龙藏、美国学者劳弗尔）认为中国无石器时代，章鸿钊 1918 年出版的 石雅 即笃信此说。但后来安特生确定仰韶文化为“远古之中华文化”，由此推翻了中国无石器时代的假说，“中国北部之新石器时代，于焉确立”，甘肃、陕西等地均有石器遗址发现，“中国新石器时代分布之广”而鸟居龙藏、劳弗尔等“瞽说之不足信也”。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拓展和科学知识的进步，“上古黄金时代之观念，已无立足之余地”。第二，从时间观念而言，史前考古成果“拉长”了中国古史，使人们931李济：安阳发掘与中国古史问题，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台北）第 40 本下册，1969年 11 月。翁文灏：近十年来中国史前时代之新发见，科学 第 11 卷第 6 期，1926 年 6 月。春秋战国史讲义，顾颉刚全集顾颉刚古史论文集 卷四，第 114 页。陈恭禄：中国史 第 1 册，第 91 页。按，1927 年章鸿钊重印此书时，根据安特生等人的考古发现，又增补了 中国石器考作为“附录”，对旧说有所订正。缪凤林：中国通史纲要 第 1 册，第 131134 页。陈恭禄：中国史 第 1 册，第 157 页。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得知中国历史更为古远。1926 年 1 月，李济在清华学校大学部讲演时就提到，“自从有了考古学以后，把人类的历史，延长到十二万五千年”。换言之，在李济看来，可以运用考古学的知识拉长中国的古史。后来有观点就指出，近代考古学家“多努力于发掘事业，以求地下古物之证据渐补记录之不足，此种工作，固不尽为古史延长，要之亦为最大目的”。在中国考古发掘活动并未展开时，胡适作 自述古史观书 寄予顾颉刚，信中提到将来地下史料充分时，“慢慢地拉长东周以前的古史”。30 年代初，王锺麒的 中国史 指出，各地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发现“使我们把史前的文化拉长了三四万年”，类似观点也多见于其他人的古史撰述之中。40 年代末出版的孙正容 高中新本国史 也明确提到“考古学对史学的贡献，厥惟能将历史时间向上拉长，于古人没法知道的事情，设法使他知道”。第三，自周口店北京猿人发现之后，这一考古新发现成为史前时期重点介绍的内容，并改变了人们对中国人种起源问题的看法。中国人种起源问题是“古史”建构中的一项重要议题，并与文明起源、民族国家建构、近代中国文化自信的建立等问题密切相关。三 殷墟考古成果对“商史”撰述的促进与史前考古发掘活动同时进行的还有历史时期考古，其中尤以殷商考古发掘为重点。1928 年 10 月，董作宾在安阳主持史语所考古组成立后的第一次考古发掘，至 1937 年 6 月，史语所在安阳殷墟前后进行了十五次发掘，并相继出版了考古发掘报告及有关资料。安阳殷墟的发掘，不仅证明了“甲骨文存在于殷商时期”，“从此使中国古文字研究开始在新的基础上进军”，而且根据所公布的考古资料，“为进一步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奠定了新的基础”。19 世纪末发现的甲骨文被后来学术界认为是一个重大发现，至 1928041李济：考古学，清华周刊 第 25 卷第 8 期，1926 年 4 月。李泰棻：古代帝王名及其事迹造作原因之推测，新东方 第 1 卷第 3 期，1940 年 4 月。胡适：自述古史观书，载顾颉刚编著 古史辨 第 1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第22 页。王锺麒：中国史 第 1 册，商务印书馆，1931，第 26 页。孙正容：高中新本国史 上册，世界书局，1947，第 35 页。李济：安阳自序，李济文集 第 2 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 320 页。民国时期考古学的发展与中国历史撰述中的“古史”建构年安阳殷墟开始发掘之前，甲骨文字已被中国学术界和部分外国学者所知晓。特别是经过罗振玉、王国维等人的考释工作，甲骨文字成为确定商代“信史”地位的重要材料，甚至由此推衍出夏代历史的可信性。20 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撰述中关于“信史”开端的记载，有不少就是根据甲骨文加以判定。20 世纪 20 年代末，陆懋德等人的著述便开始将商代历史作为中国“信史”的开端进行叙述。在探寻“信史”的基本前提下，殷墟卜辞、青铜铭文以及各种考古发掘等都成为订补文献、考求“信史”的重要材料来源。从 30 年代开始，除了少数中国历史撰述外，大部分将商代作为中国可信历史叙述的起点。殷墟考古成果对“商史”撰述的促进，具体表现在三方面。首先，殷墟考古发掘成果，使“商史”书写有更为明晰的时间序列。30 年代中期，周予同指出，小屯发现的许多刻字龟甲兽骨，经有关学者研究，“断为殷商时代的遗物，于是离现在三千多年以前的中国古史，竟使我们得到比记载为尤明晰的观念”。杨东莼也提到，由殷墟发掘可知殷商文化发展程度很高，“商代的前半期甚至商代之前的夏代，其文化亦必大有可观，远在三千年以前”。殷墟考古发现对“商史”的证实，也对“东周以上无史”的说法做了重要修正。之所以有这种相对确切的时间观念，主要得益于殷墟考古对甲骨文字及有关铜器铭文的进一步确认，“安阳发掘从一开始，其目的就是发现古代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而不是寻找艺术品和埋葬的珍品”。有观点就提到，“中国考古学者最伟大的贡献，是商都殷墟古物的发掘与研究。在殷墟发现的古物，主要是刻有文字的龟甲与兽骨根据这些商人自己的文字，再以后人对商代的记载来印证，历史学家对商代的生活，已经可以描出一幅相当真确的图画了”。董作宾本人的教育背景中并没有近代考古学的学术训练，因而他对殷墟发掘的预期，与史学家罗振玉等人之前的看法相近，他们的史学眼光都以发现带字的甲骨骨片或铜器为主。所不同的是，董作宾希望通过发掘获得甲骨。时人评价董的工作，“于发掘甲骨出土141有关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撰述中“信史”开端的论争，参见王兴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信史”开端之争，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0 年 5 月 19 日，第 6 版。周予同：开明本国史教本 下册，“附录”第 2021 页。杨东莼：开明新编高级本国史 上册，开明书店，1947，第 39 页。米勒德B.罗杰斯：安阳序言，李济文集 第 2 卷，第 322 页。胡玉堂：中国史简编，商务印书馆，1948，第 56 页。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记载之周详，前此所未尝有。故能提出新问题与吾人以新的启示”。董作宾在 安阳发掘报告 发表了 甲骨文研究的扩大（第 2 期，1930 年12 月）、大龟四版考释（第 3 期，1931 年 6 月）、释后冈出土的一片卜辞（第 4 期，1933 年 6 月）等文，他甚至期待，如果从祀典、田猎、征伐等各方面研究甲骨文字，“这样的才可以把甲骨文字一举研究成功，才可以把 契学 作了基础，把殷商一代的文化史，分门别类，从废墟中一砖一石的建设起来”。1945 年 4 月，董作宾的 殷历谱 作为史语所专刊印行。傅斯年在该书序文中对董作宾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他认为“中国信史向上增益将三百年，孔子叹为文献无征者，经彦堂而有征焉”。董作宾从年代学的角度对甲骨卜辞等加以考释，不仅进一步确定了商代信史的地位，也对商代历史的撰述起到了促进作用。黎东方 先秦史 便提到“丰富的卜辞，告诉我们以许多关于商朝后半期的历史事实。由于董作宾先生研究，我们知道了当时的历法已经很进步”。其次，由于殷墟铜器的出土，很多学者据此判断商代文化发展状况或社会性质。除甲骨卜辞外，铜器又为殷墟考古的重要出土物。殷墟首次发掘时，与甲骨卜辞同出之古物即有铜器，这些器物在董作宾看来可作为“材料之待整理者”。1929 年春，史语所考古组在李济的主持下，进行殷墟第二次发掘。李济随后指出，此次发掘“有好些铜镞出土，村北所出的铜范尤令人称道。这是第一次切实的证明，商末已到了很进化的青铜时期”。李济认为殷墟前五次发掘所得的铜器，可分为礼器、装饰品、用器、武器四大类。其中用器与武器“不但有齐全的实物作据，它们的形制的演化，具有很复杂的过程；探讨这些过程，可以窥见中国铜器时代文化背景的一斑”。1932 年秋，殷墟第七次发掘，石璋如主要在发掘区的 E区工作，他后来在报告中指出 E 区的出土物当中，铜器类也十分可观。20 世纪 30 年代初，缪凤林 中国通史纲要 论述“殷商之特征”时241余永梁：新获卜辞写本跋，安阳发掘报告 第 1 期，1929 年 12 月。董作宾：甲骨文研究的扩大，安阳发掘报告 第 2 期，1930 年 12 月。黎东方：先秦史，商务印书馆，1944，第 42 页。董作宾：新获卜辞写本后记，安阳发掘报告 第 1 期，1929 年 12 月。李济：民国十八年秋季发掘殷墟之经过及其重要发现，安阳发掘报告 第 2 期，1930年 12 月。李济：殷虚铜器五种及其相关之问题，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 上册，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第一种，1933 年 1 月，第 76 页。石璋如：第七次殷虚发掘：E 区工作报告，安阳发掘报告 第 4 期，1933 年 6 月。民国时期考古学的发展与中国历史撰述中的“古史”建构指出“随甲骨而发见者，以铜器为多，制器之模型，与镕铸钟鼎四周云雷盘屈之文之铜范，今亦陆续出土，知殷代为铜器极盛时代”。蔡丐因 初中新本国史（世界书局，1937）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并将“殷墟出土的铜器”图片插印书中。后来钱穆 国史大纲 也指出，史语所主持发掘的殷墟“已是代表很进步的青铜文化”。陈恭禄 中国史、胡玉堂 中国史简编、周予同 本国史 等亦持此说。最后，根据殷墟出土物，不仅可探究商代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的发展水平，还能考察艺术等“意识诸形态”的发展程度。殷墟出土物除了甲骨卜辞、铜器、石器外，尚有陶器、骨器等。1929 年秋季殷墟第三次发掘后，李济提到此次发掘除“几种重要观察与发现外，尚有多数他种实物”，在此基础上他期待所得的“基本材料仍是那极多极平常的陶片、兽骨等，在这种材料上我们希望能渐渐的建筑一部可靠的殷商末年小小的新史”。由于考古学在中国的学科定位及学术使命，中国考古学者在整个考古工作的最后阶段（即综合研究）中具有明显的“编史”乃至“写史”责任。“考古”是为了“写史”，通过考古材料而建筑“新史”是李济开展考古工作的一个重要目标。缪凤林从甲骨卜辞大小、刻划技术等方面考察当时的工艺水准，他说：“甲骨至坚，作书之契刀，非极锋利不可，则殷人炼金之术，亦已极精矣。”陈恭禄谈道：“种类之众多，花纹之美丽，技术之精巧此可证明殷人文化之进步。冶铜制器为逐渐改进之工业，必有悠久之历史。”杨东莼记述“商殷的文化”时也提到，可根据“殷虚出土的遗物和可靠的古籍”阐释殷代的经济生活（牧畜、商业）、文物和思想（历法、宗教）、政治情形（王位继承、诸侯与百官）。钱穆 国史大纲、孙正容 高中新本国史、周予同 本国史 等著作也试图通过殷墟出土物考察商代工艺、政教、风俗等概况。殷墟发掘之初，董作宾曾说：“把同出的器物作比较的研究，然后从341缪凤林：中国通史纲要 第 1 册，第 275 页。钱穆：国史大纲 上册，第 3 页。李济：民国十八年秋季发掘殷墟之经过及其重要发现，安阳发掘报告 第 2 期，1930年 12 月。缪凤林：中国通史纲要 第 1 册，第 275 页。陈恭禄：中国史 第 1 册，第 215 页。杨东莼：开明新编高级本国史 上册，第 3239 页。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文字、艺术、制度上，研究殷商文化的程度。”如果说，用地下出土物研究殷商文化的程度，董作宾的看法更多是对未来工作的期待，那么陈恭禄等人所写的历史著作，则尝试在具体“写史”层面做出努力。李济曾总结殷墟考古成果时指出“如果把安阳遗存所显示的殷代文化内容勾画出一个全貌，在我看来，除书体外，典型的东方因素有以下三种”，即骨卜、养蚕业和装饰艺术，“它们分别表现着周代以前早期中国人的宗教生活、经济生活和艺术生活”。陈恭禄等人的历史撰述，基本上也是尝试运用安阳的考古遗存考察殷商时期的宗教、经济和艺术生活，即物质与精神生活的发展面貌。安阳发掘所累积的材料“在中国史学史中，可以说是空前的”，其最大价值包括“肯定了甲骨文的真实性”，“对于殷商时代中国文化的发展阶段，作了一种很丰富而具体的说明”。殷墟出土物被运用于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商史”撰述之中，其材料价值也主要体现在这两个方面。四 考古发现运用于“古史”撰述的局限性尽管 20 世纪 2040 年代中国考古工作在史前考古与殷商考古两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并对中国历史撰述中的“古史”重塑产生了促进作用，但当时考古工作也存在一定局限性。由于时局动荡、经费不足、考古人才缺乏等原因，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工作并未展开。时人用考古学成果阐释“古史”问题、撰写历史著作时，也表达了他们对考古工作局限性的看法及对未来考古工作的期待。首先，考古工作非常重视“实物”，但对历史学者而言，要想直接获得考古“实物”并非易事。“史前遗存之古物，就近时发掘所获者而言，区域尚不甚广”，且“以天然限制，吾人所知者尚少”。因而很多学者希望通过阅读考古书刊而获得考古新资料，不过当时正式出版的考古书刊亦不尽如人意。陈恭禄指出，史语所发掘殷墟“足以使吾人进一步认识商人441董作宾：甲骨文研究的扩大，安阳发掘报告 第 2 期，1930 年 12 月。李济：安阳的发现对谱写中国可考历史新的首章的重要性，李济文集 第 4 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