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基于规则的秩序”的本质内涵及现实分析——东亚海洋秩序视域.pdf

81 美国美国“基于规则的秩序基于规则的秩序”的的 本质内涵及现实分析本质内涵及现实分析 东亚海洋秩序视域 刘雪莲 朱 瑞 【内容摘要】【内容摘要】随着美国对华全面竞争延伸到海洋规则和秩序层面，其渲染的“基于规则的秩序”成为东亚海洋秩序场域突出的矛盾点。“基于规则的秩序”在现实的政策行为中表现为美国在东亚海洋秩序中的所谓规则化措施。美国海洋霸权的特性使其以全球规则体系为依托，这使得美国为护持霸权仍需依赖国际规则网络。在“印太战略”出笼后，“基于规则的秩序”的工具效应增强，对东亚海洋区域地缘政治结构、区域内外大国竞争、区域内国家外交选择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应坚持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明确“规则秩序”与国际法的本质区别，提升在规则制定中的软实力，对未来东亚海洋秩序予以方向性引导，与东亚其他国家一起为构建公正、合理的东亚海洋秩序贡献力量。【关键词】【关键词】“基于规则的秩序”东亚 海洋秩序 美国海洋霸权【作者简介】【作者简介】刘雪莲，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教授、吉林大学东北亚地缘政治经济研究所所长（长春 邮编：130012）；朱瑞，吉林大学国际政治专业博士研究生（长春 邮编：130012）【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D871.22 【文献标识码】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文章编号】1006-1568-(2023)04-0081-21【DOI 编号】编号】10.13851/ki.gjzw.202304005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16JZD027）和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项目“一带一路建设与全球治理创新”的阶段性成果。2023 年第 4 期 82“基于规则的秩序”（rules-based order）已经逐渐成为国际关系领域的高频词汇，尤其频繁见于中国周边围绕东亚海洋秩序的交锋中。从国际政治现实看，美国不断强化“基于规则的秩序”的话语表达，并将其作为施压中国的主要着力点和对华战略的重要议题，试图将中国定义为“规则破坏者”与“秩序挑战者”。拜登上任伊始，美国官方就在外交场合频繁声称“美国对华目标是支持二战后建立的基于规则的自由、开放体系，以应对中国经济胁迫行为及破坏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企图。”其话语和行动的攻势与美国对华竞争升级交织显现，已成为秩序场域内的突出矛盾点。随着美国“印太战略”的实施，海洋因素被突出和放大，特朗普政府将中美“全面竞争”观念推行到海洋政策上，拜登执政以来美国则联合盟友进一步强化在中国周边海洋领域的机制化存在。在美国的强势话语塑造下，澳大利亚、日本、印度等大多采取与美国相似的政策叙事，对美国的惯用外交话语持较大程度的追随态度，甚至将“基于规则的秩序”这一概念置于宣言性战略政策的核心位置。而乌克兰危机的持续并没有减弱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在东亚海洋区域的动作，它们仍然将中国作为主要的竞争对手而加以遏制。从国内学术界的既有研究来看，对于美国“基于规则的秩序”的研究有若干方面明确的观点。一是美国所主张的“基于规则的秩序”与以国际法为核心的秩序不同，其“规则”背后维护的是美国和西方的利益，是“非中性”的，缺乏普遍的规范性。二是认为美国“基于规则的秩序”只是一个话语工具，实质上是为了维护美国霸权，同时以此遏制中国。三是在与现实问 Office of the Spokesperson,“Secretary Antony J.Blinken,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Jake Sullivan,Director Yang and State Councilor Wang at the Top of Their Meeting,”U.S.Department of State,March 18,2021,https:/www.state.gov/secretary-antony-j-blinken-national-security-advisor-jake-sullivan-chinese-director-of-the-office-of-the-central-commission-for-foreign-affairs-yang-jiechi-and-chinese-state-councilor-wang-yi-at-th/;Office of the Spokesperson,“Reaffirming and Reimagining Americas Alliances,”U.S.Department of State,March 24,2021,https:/www.state.gov/reaffirming-and-reimagining-americas-alliances/;Briefing Room,“U.S.-Japan Joint Leaders Statement:U.S.-Japan Global Partnership for a New Era,”White House,April 16,2021,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4/16/u-s-japan-joint-leaders-statement-u-s-japan-global-partnership-for-a-new-era/.徐崇利：国际秩序的基础之争：规则还是国际法，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2年第 1 期，第 2836 页。寰宇平：美国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包藏霸权之心，人民日报2023年 5 月 12 日，第 3 版；张红：美国所谓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是伪多边主义，人美国“基于规则的秩序”的本质内涵及现实分析 83 题相结合的研究中，既有成果将美国“基于规则的秩序”更多放在中国周边特别是南海问题中加以叙述，主要侧重于秩序的建构。但是，既有研究也存在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主观批驳为主，缺少在美国一些官方文献分析基础上的客观批判；在将美国的“基于规则的秩序”与东亚海洋秩序相联系的研究中，对事实描述多，对背后逻辑动因的分析则相对不足。在国际形势发展变化和学术界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力图在研究上有所深入。首先，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总结美国“基于规则的秩序”的本质内涵及其特征，以弥补既有成果单纯批判的不足。其次，将对美国“基于规则的秩序”的研究置于东亚海洋秩序视域内，思考东亚海洋秩序“规则化”问题何以凸显，探讨美国频繁渲染“基于规则的秩序”背后的隐含逻辑。最后，本文将提出中国的相应主张。一、一、美国美国“基于规则的秩序基于规则的秩序”的本质内涵的本质内涵 国际政治研究中的规则概念由来已久。但当“基于规则的秩序”成为一个专有词汇被广泛传播时，作为秩序基础的规则就成为一个相当宽泛和缺乏清晰定义的复杂概念，在不同语境下有不同含义。正如新加坡前外交官比拉哈里考斯甘（Bilahari Kausikan）所说，“基于规则的秩序”是一个“罗生门术语”（Rashomon Term）；它作为外交工具的价值在于模糊性，具体含义取决于使用者的观点；我们可能认为我们在就同样的事情进行沟通，但实际上我们通常只使用了相同的词语。美国“基于规则的秩序”中包含的 民日报（海外版）2021 年 7 月 29 日，第 1 版。孙兴杰：印太还是亚太？空间演化、地缘重组与区域秩序未来，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2 年第 5 期，第 2、2245 页；贺先青：特朗普政府的南海政策：话语、行为与趋势，南洋问题研究2018 年第 3 期，第 6375 页；吴士存、陈相秒：中美南海博弈：利益、冲突与动因兼论破解南海“安全困局”之道，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19 年第 4 期，第 3、4056 页。罗生门：原为日语，出自芥川龙之介创作的短篇小说，通常指事件当事人各执一词，分别按照对自己有利的方式进行表述证明或编织谎言，最终使得事实真相扑朔迷离，难以水落石出。Bilahari Kausikan,“What(and Whose)Rules Based Order(RBO)?”Asialink,February 1,2021,https:/asialink.unimelb.edu.au/insights/what-and-whose-rules-based-order-rbo.2023 年第 4 期 84“模糊性”为概念建构中的权力竞争和话语策略提供了空间和可能。“基于规则的秩序”最初出现在美国官方话语中，可追溯到 20 世纪 90年代初期。当时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秩序”取得“胜利”，“基于规则的秩序”被刻意隐去“自由主义”的西方色彩，成为其国际秩序全球拓展的外衣。而当前“基于规则的秩序”话语的频繁出现，则多与“自由”（liberal）一起被强调。这是美国制度性权力的延续，也是美国不可能放弃和改变的做法。但从具体语境来看，作为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中关于国际秩序的重要叙事话语，同样需要放在新的现实背景中进行内涵解构。在东亚海洋领域，美国“基于规则的秩序”的话语可以其官方文本为分析依据，从针对性目标、价值观集群、集体行动机制等方面进行内涵解读。（一）针对性目标 当“基于规则的秩序”出现于美国官方文件时，往往以对挑战和威胁的识别和应对为导向，建构一种追求特定结果的互动关系模式。基欧汉（Robert O.Keohane）提出，规则涉及特殊的人为安排，规定了行为体的角色、约束行为体的行为并塑造行为体的预期。随着国际体系结构的变化，实用主义的“基于规则的秩序”的针对性功能也伴随地缘政治经济动向而调适演变，从而满足秩序建构在特定地区的特定需要。美国经常在没有定义的情况下就“基于规则的秩序”进行讨论，以维持美国霸权下国际主要力量之间的均势结构。针对中国的稳步崛起，美国立足于在海洋方向制衡中国力量上升的目标，渲染地区或者全球层面面临更长期的挑战。在确定“基于规则的秩序”所面对的威胁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曾公开指责中国在军事方面试图威胁航行自由，使南海地区军事化，在非军事方面采取技术、经济和信息等手段威胁美国及其盟友的共同利益和价值观。从所指的对象看，“基于规则的秩序”在使用中具有政治属性，其内容 林民旺：“印太”的建构与亚洲地缘政治的张力，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8 年第 1 期，第 18 页。美罗伯特基欧汉：局部全球化世界中的自由主义、权力与治理，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73 页。Office of the Spokesperson,“Reaffirming and Reimagining Americas Alliances,”U.S.Department of State,March 24,2021,https:/www.state.gov/reaffirming-and-reimagining-americas-alliances/.美国“基于规则的秩序”的本质内涵及现实分析 85 和意义是人为塑造的，尤其体现在适用场域及其对秩序“挑战国”的针对性上。当前主要在“印太”空间中指向中国，在欧洲则指向俄罗斯。拜登政府2022 年 10 月出台的新版 国家安全战略 更确认了对中国地位的独特界定，即唯一既有重塑国际秩序意图，又越来越有经济、外交、军事和科技力量来达成这一目标的竞争对手。澳大利亚学者丽贝卡斯特拉汀（Rebecca Strating）提出，在澳大利亚和其他一些视中国为海洋安全和经济秩序主要挑战者的国家看来，“基于规则的秩序”一词提供了一种谈论中国的方式，以及中国作为“修正主义”大国所构成的威胁，而不直接谈论中国。（二）价值观集群“基于规则的秩序”作为战略叙事能够在西方国家快速普及，吸引力首先在于它提供了一种身份话语。在美国与其盟友的众多联合声明中，“基于规则的秩序”逐渐成为联盟自由主义政治规范的代名词，包括自由、民主、市场经济、人权和法治等。由此可见，在美国的话语叙事里包含了两类不同的行为体，一类是被明确界定为“竞争对手”“威胁”“修正主义大国”的中国，另一类是与美国“志同道合”的盟友和伙伴。美国东西方中心（East-West Center）的维护以海洋规则为基础的秩序报告突出表明了这两种关键对象的存在，以及两者对于美国截然不同的意义。该报告强调美国需要建立一个灵活、有弹性的安全合作伙伴网络，以应对共同的挑战；表示“志同道合”的国家是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韩国等；认为这种“志同道合”的角色感掩盖了它们之间在国际规则和海洋秩序的认知和具体操作上的重要差异；声称对于反对所谓过度海洋主张的努力具有重要意义。共同利益诉求与价值共识建构了身份认同，从而形成由美国持续主导的特定利益群体的“俱乐部”，自由民主价值观成为对成员进行选择性建构和排他性限制的重要标准，以便在地区秩序的核心领域能够保证其霸权意志的合法性。Briefing Room,“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White House,October 12,2022,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11/8-November-Combined-PDF-for-Upload.pdf.Rebecca Strating,“Perspectives:Preserving the Rules-Based Order,”Asialink,February 5,2021,https:/asialink.unimelb.edu.au/insights/perspectives-preserving-the-rules-based-order.Rebecca Strating,“Defending the Maritime Rules-Based Order:Regional Responses to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s,”Policy Studies,No.80,2020,pp.3-4.高程：从规则视角看美国重构国际秩序的战略调整，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 2023 年第 4 期 86 以美国为中心的合作集群强调共同的民主。贝内特（D.Scott Bennett）强调国家间配对的背后是政治的相似性和共同的身份认同，认为民主、和平只是联盟、冷战等一些外在因素在民主国家之间创造共同利益的巧合。例如，拜登和菅义伟于 2021 年发表的联合声明强调，对普世价值和包括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国际法、多边主义和自由公平的经济秩序在内的共同原则的承诺，将我们团结在了一起。可以看出，西方话语体系中“基于规则的秩序”的内核，仍是基于所谓自由民主政治内在扩张冲动，以捍卫美国及其盟友的既得利益为核心的西方秩序。（三）集体行动机制 美国“基于规则的秩序”的运用更多聚焦于政策性领域，即将这一话语视为一种实用主义的政策方式，在实现手段上强调在泛化的规则框架下的责任分担。美国反复重申其关键要素“规则”，而又鲜有具体特指或加以限定，因此“基于规则的秩序”可以说是一个类型化的宽松定义。其中，“规则”的吸引力就在于提供了国际关系中国家行为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基于规则的秩序”强调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志同道合的国家能够一道说服并在必要时胁迫规则破坏者，共同采取外交、经济和军事等手段，利用目前和未来可能利用的伙伴关系和小型地区联盟来加强和扩大这一秩序。在“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领导人联合声明中就宣称，“在我们自己之间以及与我们的合作伙伴之间，我们将深化在多边机构中的合作；在这些机构中突出我们共同的优先事项，以改革和增强多边体系本身的复原力；我们将共同应对当前所面临的挑战，确保该地区保持包容、开放并受普遍规则和规范的约束。”因此，“基于规则的秩序”概念本质上是一个集体行动的问 年第 12 期，第 8990 页。D.Scott Bennett and Allan C.Stam,The Behavioral Origins of War,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4,p.82.Briefing Room,“U.S.-Japan Joint Leaders Statement:U.S.-Japan Global Partnership for A New Era,”White House,April 16,2021,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4/16/u-s-japan-joint-leaders-statement-u-s-japan-global-partnership-for-a-new-era/.Briefing Room“Quad Joint Leaders Statement,”White House,May 24,2022,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5/24/quad-joint-leaders-statement/.美国“基于规则的秩序”的本质内涵及现实分析 87 题。通过能力和资源的聚合形成威慑是这一集体行动的核心路径，它强调与盟友、伙伴国和地区机构强化持续性合作的动力机制，而其效率取决于各国参与协调、维护规则的权威性及其共同解释的意愿。“基于规则的秩序”以集体行动逻辑消除国际社会对单边主义的担忧。对于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自由主义者普遍认为特朗普退出多个国际组织的行为损害了美国的战略信誉，削弱了美国霸权赖以维系的多边规则体系，造成了美国霸权合法性的流失。约瑟夫奈（Joseph Nye）指出，特朗普的“美国优先”论及其在国际舞台上所采取的单边主义行为与其盟友和伙伴国家的期望大相径庭，澳大利亚与日本等盟友国家表达了对美国在未来国际秩序中作用的不确定性和观望态度，大大降低了美国的“软实力”。而拜登在“基于规则的秩序”的传播中则反复强调所谓美国已经回归。为了避免软实力的下降，美国通过“重申与重塑美国的联盟”来竭力修复和强化其主导的治理体系所赖以维系的关系基础。“基于规则的秩序”实质上是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构建的“自由主义秩序”的自我调适。哈亚特班加什（Hayat Bangash）指出了“基于规则的秩序”的三重意义，即维持美国对所谓自由世界的领导地位，围绕限制中国和平经济崛起进行战略转向，依照美国意愿构筑全球治理体系。二、东亚海洋秩序中美国主导的二、东亚海洋秩序中美国主导的“规则化规则化”特征与表现特征与表现 “基于规则的秩序”不仅是美国在东亚海洋领域的话语宣示，而且是其 Ian Hall and Michael Heazle,“The Rules-Based Order in the Indo-Pacific: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Australia,India and Japan,”Regional Outlook Paper No.50,Griffith Asia Institute,May 2017,https:/www.griffith.edu.au/_data/assets/pdf_file/0023/108716/Regional-Outlook-Paper-50-Hall-Heazle-web.pdf.Briefing Room,“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on Americas Place in the World,”White House,February 4,2021,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1/02/04/remarks-by-president-biden-on-americas-place-in-the-world/.Office of the Spokesperson,“Reaffirming and Reimagining Americas Alliances,”U.S.Department of State,March 24,2021,https:/www.state.gov/reaffirming-and-reimagining-americas-alliances/.Hayat Bangash,“In the Name of a Rules-Based Order?”CGTN,September 19,2021,https:/ 年第 4 期 88 政策实践中不断强化的方面。当前美国在东亚海洋区域不断施行“规则化”措施，其目的就是要强化美国的主导地位，遏制中国崛起。根据徐崇利“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兼具“权力”和“关系”特性的观点，美国在东亚海洋领域的“规则化”措施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观察。首先，是主导国基于权力对意图建构的秩序场域提供一些规则限制，作为维系行为体间利益、价值、责任契合的纽带，避免越界行为，从而为互动提供稳定性和可预期性。其次，是为在互动中的类属身份而制定的规则，表现为内部成员间的规则联合和对外部他者的规则压制。具体来看，美国在东亚海洋秩序中的“规则化”措施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美国竞争性小多边主义规则的建立 从东亚海洋领域来看，东亚海洋经贸和安全领域历来可作为“合法性流失”与“竞争性多边主义兴起”的典型例证。规则的竞争性呈现在国家间互动关系层面，主要体现为在争夺权力时强调政治而非军事手段的运用；在行为模式上更多表现为通过一系列多边规则的建立，形成规则之间的制衡。特朗普执政后，美国主导的“多边主义”就表现出明显的形态畸变。从功能方面看，东亚地区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形成了以规则为框架的“东盟中心”多边对话机制。如中国与东盟国家合作共建“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下的海洋互联互通与国际沿海经济带建设，“东盟十国+”的 RCEP 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生效，东亚海洋多边经贸对话出现适应性进化等，但这些多边对话机制受到了来自海洋方向的冲击。自特朗普执政后，美国在很大程度上轻视或舍弃了对“东盟地区论坛”（ARF）等传统规则的改制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新规则的创制实践，转而主要在国家安全战略中强调另外的海上经贸规则的搭建。例如，美国加强与日、印、澳、新等国家的合作，并对美韩、美日等双边贸易协定加以修订，和澳大利亚、日本一道 徐崇利：国际秩序的基础之争：规则还是国际法，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2年第 1 期，第 2830 页。刘昌明、杨慧：竞争性多边主义与国际秩序的演进趋向基于国际制度合法性视角的解释，东北亚论坛2021 年第 4 期，第 3335 页。吴琳：中美制度竞争对东盟中心地位的冲击以东盟地区论坛（ARF）为例，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21 年第 5 期，第 9496 页。美国“基于规则的秩序”的本质内涵及现实分析 89 发起“蓝点网络”（Blue Dot Network）投资计划，基于其在海外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航道、经贸等方面的优势，从规则上与中国进行竞争。新兴的“小型安全区域主义”是美国在东亚海洋方向追求的比较优势的重心，其底色是大国地缘政治竞争回归。在地区安全上，美国组建排他性的“小多边”机制，尤以“印太”框架下的 QUAD 最为典型。拜登执政伊始，便将对话提级并举行四方领导人会议。这一小多边安全机制的复活、升级，无论是在成员还是功能上，相较比于“东盟+”规则体系，已经在原有东亚海洋规则框架下产生重叠与嵌套，在冲击东盟中心的同时又将中国排除在外，反映出竞争性地区主义发展导向在经济与安全上的双重不确定性。（二）美国以新议题设置为导向的规则外化 美国借助话语权优势和议程设置能力组建议题联盟，即“在特定情势下针对特定议题解决具体任务的合作方式”，其外在化的规则形式直接反映了美国对工具理性和实用主义的一贯运用。从连续数年的国防授权法案（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NDAA）中可以看到，美国战略新议程的生成以及与之相应的政策安排与资金支持，有效反映了美国将热点议题外化为规则的战略优先级。在泛安全化时代，美国的东亚海洋安全议程不仅内含了经济安全维度，更聚焦其在新兴技术及其引发的产业生态变革中的绝对主导地位。例如，美国着力鼓动“五眼联盟”（FVEY）国家共同封杀中国的 5G 标准，确保其在大国竞争中的所谓科技与信息安全。拜登政府宣布建立“印太经济框架”（IPEF），着重突出数字经济、海外基建、供应链韧性等新兴议题，引导域内国家和盟友对“关键事项”的判断。在传统军事安全方面，美国同样热衷于强化对热点问题的战略性表态，如策动盟友炒作所 仇华飞、冯紫雯：美国海洋联盟体系演变及其对中国的启示，当代中国与世界2022 年第 1 期，第 112113 页。Troy Lee-Brown,“Asias Security Triangles:Maritime Minilateralism in the Indo-Pacific,”East Asia,2018,pp.163-176.史田一：美国对外政策中的“议题联盟”行为分析，国际关系研究2020 年第 3 期，第 130 页。Briefing Room,“Readout of President Joe Bidens Participation in the APEC Virtual Leaders Meeting,”White House,November 12,2021,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11/12/readout-of-president-joe-bidens-participation-in-the-apec-virtual-leaders-meeting/.2023 年第 4 期 90 谓“南海航行自由”问题，在“印太”议程下对“太平洋威慑倡议”（PDI）等的资源投入，均表现出新瓶装旧酒式的规则再生成。美国主导超越传统关系框架之上的“议题联盟”，尤其体现了其作为规则生成者的话语性权力基础。就新议题的内涵而言，美国借重地区内传统联盟的平台优势，对场域内事关“未来军事和国家安全优势的尖端技术和能力”的战略优先级问题加以遴选和定义，并在新议题的重要性、紧迫性和优先度上进行集中阐释，在议程的框架性建构中突出具有标识性的概念作为议题核心，在数字科技、弹性贸易、基建、脱碳等重点领域设立标准，在东南亚、大洋洲、太平洋岛国等“印太”子区域内设立小范围、专门性海上倡议，迎合美国“小多边”在规则供给上灵活、多元的内容需要。（三）美国多节点网络结构的整合 美国主导下的“辐轴”体系持续影响着冷战结束后的东亚海洋政治生态。其离岸控制以同盟关系为基石，编织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有学者用“一二三四五架构”概括美国的“印太”布局。在东亚海洋空间透视美国同盟伙伴体系可以发现，在遏华目标驱动下美国主导的联盟体系扩容正呈现“北约式的网络化联盟转型”趋向；“体系转型”本身作为一种调节机制，使美国安全联盟的内在扩张性得以平衡。从整体上看，“印太”逻辑对于地区各个双边、多边关系的整合力最终体现在结构层次的变化上，并呈现部分之和大于整体的“一二三四五+”的系统效应。2017 年四国海洋安全对话重启，2020 年“五眼联盟”扩容构想出笼，2021 年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三国提出“历史性”联盟构想，以及 2022 年提出“印太海域态势感知伙伴关系计划”（IPMDA），所有这些都以原有的“亚太”同盟伙伴关系为基础，传统 Briefing Room,“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White House,March 2021,p.14,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1/03/NSC-1v2.pdf.中国学界关于美国盟友伙伴体系“一二三四五”所指称的内容基本达成共识：“一”指以美国为首；“二”指美日、美韩、美澳等双边同盟；“三”是美英澳三方安全联盟（AUKUS）及地区三边伙伴关系合作；“四”指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五”是由美英加澳新组成的“五眼联盟”（FVEY）。谢晓光、杜洞光：美国“印太”联盟体系转型：措施、特征与限度，东北亚论坛2022 年第 6 期，第 55 页。美国“基于规则的秩序”的本质内涵及现实分析 91 机制均被“扩大化”，这表明美国在组建“印太”版的准海洋安全联盟。以美国为中心，联盟体系内彼此关联、相互影响的行为体以时空、物质、文化等纽带联结构成“网络”；“规则”为集合中的构成要素提供组织规律；关键国家作为网络节点，重在维系域内安全资源供给和利益分配的运转。在“印太”区域内，美国加强与印、越、菲等国的双边海洋合作，强化在南海等关键海域的存在；在更大范围的“印太”维度上，推动北约、欧盟、G7等域外国家的域内存在，发挥集群性的地缘整合能力，巩固海洋安全类公共产品供给的垄断地位。从总体上看，东亚海洋秩序下的“规则化”态势实质上呈现的是美国主导下的伪多边主义场景。其中，支配性实力、话语创设能力、同盟伙伴关系是美国一系列主动对华“规则化”操作的基础，也是东亚海洋领域“基于规则的秩序”作为显性矛盾发生的主要场景。三、三、东亚海洋秩序中美国强调东亚海洋秩序中美国强调“基于规则的秩序基于规则的秩序”的逻辑动因的逻辑动因 美国之所以强调“基于规则的秩序”，其背后存在着深层的逻辑动因，其中主要是由美国的海洋霸权特性和冷战后美国对海洋霸权秩序的护持等因素决定的，其逻辑的核心是美国霸权。（一）美国的海洋霸权特性及其对东亚海洋的介入 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中曾述及美国霸权的特性，即作为主导性的海洋国家，美国不同于以往帝国追求对土地的直接占领，而是通过控制海洋来掌控世界，因而它需要的不是等级制的集权型统治，而是美国主导的全球规则体系。布热津斯基将这种统治方式称为新型霸权，这种新型霸权是由美国海洋霸权的特性所带来的。秦亚青指出，美国霸权从一开始就以国际制度为重点，因此可以说是一种制度性霸权。显然，“基于规则的秩序”从美国 吴士存：美国“印太”海洋安全战略的“阵营化”趋势，世界知识2022 年第 21 期，第 26 页。刘思伟、高旭：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合作：议程变迁、网络构建与演化逻辑，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21 年第 5 期，第 111112 页。秦亚青：世界秩序的变革：从霸权到包容性多边主义，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 2023 年第 4 期 92 霸权形成时就是美国所坚持的观念。美国海洋霸权的特性包括两方面核心内容。首先，从经典地缘政治理论中可以发现，传统的主导性海洋强国在地缘政治追求上具有规律性。一是追求海洋方面的领先优势，也就是获得制海权；二是追求所面对的大陆的势力均衡，特别是战略重点国家之间的均势，以确保海洋强国的安全。因而美国在取得了海洋优势地位之后，其战略关注点就是亚欧大陆的力量均衡。其次，不同于以往欧洲帝国控制领土从而控制世界的统治形式，美国海洋霸权在特性上关注“规制性”和“开放性”，其主要以制度性权力和“航行自由”理念来维护自身地位以及对世界的控制。美国海洋霸权与全球“规则”体系是共生的，这种“共生性”的根本前提是美国国家利益的全球化，以军事、经济、话语权、价值观等各个层面上他国难望其项背的实力优势和主导地位作为保障。随着中国的日益崛起，美国开始将其战略着眼点转向东亚。在这里，美国固守海洋霸权国的理念。首先，美国要防止亚欧大陆出现一个可与自己抗衡的力量。2010 年，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决定“重返亚太”，继而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这实际上延续了二战后美国的地缘政治观念，即认为亚欧大陆仍是美国最重要的地缘政治目标，美国能否持久、有效地保持在亚欧大陆举足轻重的地位将直接影响美国对全球事务的支配，这是美国作为海洋霸权国家的经典思维。而美国为维持在亚欧大陆的重要地位，其主要手段就是通过处于大陆周边的盟友来遏制亚欧大陆上崛起并可能威胁美国霸权地位的国家，也就是实行所谓“离岸平衡”，而当盟友力量不足以遏制崛起国时，美国就会将自身力量投入东亚。其次，美国要护持其霸权就要维护好自身在海洋领域的优势地位。奥巴马执政后期也开始关注东亚海洋区域的主导 2021 年第 2 期，第 4 页。约翰伊肯伯里：自由主义利维坦：美利坚世界秩序的起源、危机和转型，赵明昊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50157 页；朱剑：特朗普政府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背弃抑或支持？，国际论坛2020 年第 3 期，第 8485 页。高程：从规则视角看美国重构国际秩序的战略调整，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 12 期，第 83、86 页。美布热津斯基：大棋局，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 2 月版，第 41 页。美国“基于规则的秩序”的本质内涵及现实分析 93 权问题；特朗普执政后提出“印太战略”，将美国战略着眼点进一步聚焦于海洋领域；美国利用海洋国家优势，联合其他海洋力量遏制陆地国家在海洋领域的力量扩张。实际上，美国担心中国先发展陆权，再发展海权，最终成为“陆权+海权”的世界强国，从而威胁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在东亚海洋区域内，美国高调宣示“基于规则的秩序”，实际上重点指向海洋争端，企图以此阻碍中国在东亚海洋区域的影响力构建，加强美国对这一区域的控制。从观念上看，这似乎反映了美国作为海洋霸权国对规制性和开放性的追求，但实质上是在美国国家利益驱使下的工具化运用。（二）海洋霸权秩序护持下的国际规则网络依赖 二战结束后，海洋霸权国的硬实力和软实力构成了美国全球规则体系和地缘战略的现实基础。而从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起，美国霸权相对衰落引发的整体焦虑愈发明显，美国全球治理范式持续消耗着其权力和资源，霸权走向“虚弱”。美国霸权治理的实质是公共产品供给，一方面，持续不断的非传统安全治理需要物质成本支撑；另一方面，针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新公域”、新领域治理，美国欲加大投入以抢占垄断性优势地位。美国霸权相对衰落集中表现在经济地位的相对衰落与物质性投入的持续消耗之间的矛盾上。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主导建构的规则体系在运行中的相对独立性凸显。在主导国处于绝对强势地位时，规则框架的约束力能够有效降低霸权体系的维持成本，使霸权意志的贯彻不必完全依赖单向强制。而在霸权国实力相对衰落的情况下，面对世界权力结构变革的现实，由于路径依赖的惯性作用和替代性秩序的缺失，规则体系仍能为美国海洋霸权利益的维护提供持续支撑。因此，硬实力相对衰落下海洋霸权秩序护持的现实困境促使美国更多投资于软实力并强化对规则网络的倚重。在美国海洋霸权治理实践的演进中，“基于规则的秩序”的话语投放体 任琳、郑海琦：虚弱的联盟扩容与全球治理秩序，社会科学文摘2022 年第 5期，第 76 页。高程：从规则视角看美国重构国际秩序的战略调整，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 12 期，第 83、89 页。2023 年第 4 期 94 现着美国战略优先级排序中的导向需求和选择机制。奥巴马政府在强化对多边规则网络软权力运用的同时，将构建规则的重点由全球范围转向东亚地区，聚焦“基于规则的秩序”服务于促进所谓自由经济繁荣的目的，并将捍卫“海洋自由”作为关键环节。拜登政府同样延续了民主党对于多边主义的依赖，布林肯表示，单纯捍卫我们现有的基于规则的秩序是不够的，我们应该改进和发展它，需要考虑到过去 80 年来的实力动态变化，我们必须确保让这个秩序具备解决新问题的能力。对于规则秩序的强化和调整，反映了美国将多边主义作为战略工具，试图通过在关键问题领域和核心利益方面建构一个持久有效的规则体系和制度网络，在权力分配处于相对不利态势的时候，仍能维护它的海洋霸权利益和规则主导地位。显然，“基于规则的秩序”的运用反映了当前国际秩序转型进程中的主要矛盾特征。韩国研究者安浩英（Ahn Ho-young）认为，“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受到挑战的原因是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即将结束。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维护海洋霸权的意愿愈发强烈，对规则的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