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妇女的主体性及其书写限度——对丁玲《杜晚香》的再思考.pdf

58现代中文学刊双月刊2023年第3 期（总第8 4 期）BimonthlyNO.3,2023SumNO.84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劳动妇女的主体性及其书写限度-对丁玲杜晚香的再思考黄丹（汕头开放大学教学资源开发部）内容提要：从丁玲革命信仰的具身性出发，理解她在上世纪8 0 年代初期为党“歌德”的内在意蕴以及“为大多数”文学立场的持守。杜晚香的创作呈现了丁玲无法被化约的女性视角及其视角下劳动妇女在历史变动中卷入时代激流的命运变迁。重访杜晚香与丈夫李桂关系的变化和杜晚香与知识女性关系的位移，从中梳理劳动妇女作为历史主体文本化的限度，包括文体篇幅与内容宽度的结构性矛盾、作者创作规定性与人物历史规定性的偏差。劳动妇女主体生成的限度，也表征了中国女性文学还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激发着我们思考“为大多数”文学书写如何以更完满的文学形式得以接续，“劳动”作为丁玲1 9 5 7 年之后印刻生命的动词，仍是一个思索中未尽的话题关键词：丁玲、“为大多数”文学立场、女性视角、杜晚香、劳动妇女、主体性一、丁玲晚年的“天真”1986年3 月4 日，丁玲病逝。牛汉在丁玲火化前夜，写下如雕塑般复刻丁玲精神面影的“献诗”遥远的回忆。诗人以形象而节制的笔调缓缓开篇一“回忆是一只火红的小鸟又飞回来落到我的心上”一一将回忆引向悠远的、诗人与丁玲初见的“十四岁那年”对此，王中忧深情而切中肯繁地断定，这是诗人有意为之的写作策略：牛汉以锐利的直感、刻骨的体悟所把握到的这一时间节点丁玲的人生断面一“植根北方大地，深人普通民众，奔走于抗战烽火之中”是最能浓缩丁玲一生精神的断面。这是在1 9 3 7 年9 月，此时的丁玲，正带领西战团深入山西抗日前线，辗转各地进行抗日文艺宣传。此时的丁玲，是逃过命运扼住的咽喉、以生命的高能奋力追求革命，转身重现公共视域、已由“文小姐”而为“女将军”。？此时的丁玲，青春的心充盈诗意的信仰，不断自我克服、约束、磨砺、改造。若按丁玲的表达，走上革命道路，是“我经历了过去十年中的反复才认识到的”，“我只有这一条路，在当时形势下惟一的一条适合我的心情和未来的路”。然而，并非“天生”或“飞跃”的革命家的丁玲，是以脚为尺、步步丈量，从“天真得很”走到“仍是天真”，却是“有悟性”“有觉悟”“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天真”。这种“天真”，是“喝着鲁迅的奶长大”而又锤炼成“人民儿女”的丁玲努力去掉“私字”成就“无我”、坚守“人民立场”的“天真”，暗合罗曼罗兰笔下真正的英雄主义。这是在2 0 世纪风云变化的中国，乌托邦理想浇铸成的丁玲式“肉身形象”。如洪子诚所理解的：“战争、革命、社会主义在他们的生命中有一种“内在性”就如加洛蒂说的，“社会主义对我不是一种选择，而是象一种愈来愈强制的必然性一样不可缺少”。”5如何理解丁玲革命信仰的具身性？对处于“好说告别革命”时代的我们，不能说不是一种挑战，这一挑战涵盖丁玲延安时期、5 0 年代、新时期复出的书写，相对于新时期以来所形成的文学史观念、审59现代中文学刊美趣味的异质性。王富仁老师的遗稿端木麒良犀利论及丁玲文学接受背后的社会文化变迁：“我们喜欢戴望舒而不喜欢艾青，因为艾青的诗中有一种承担的沉重7，一个动荡、反叛的灵魂；我们喜欢张爱玲而不喜欢丁玲，因为即使张爱玲感到荒?和寂寞的那个世界，也是我们愿意进入的世界，而丁玲的世界却是我们无论如何也不愿进人的，那是一个太危险的世界，一个令我们自身难保的世界.”丁玲穷尽毕生卷人时代潮流读“中国社会”这本大书，她的世界是一个革命者经验九九八十一难、改造“异已”情感意识，以持守乌托邦理想的世界。用丁玲对自己革命人生实践最本质主义而浪漫化的表达便是：“我正是这样的，如秋白所说，“飞蛾扑火，非死不止。我还要以我的余生，振翅翱翔，继续在火中追求真理，为讴歌真理之火而死。”对丁玲而言，这“真理”不是为了“个人要什么”，而是为了“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社会的自由，人民的幸福”，是无数革命者如龙华烈士般的前仆后继，是九姨向警予、丈夫胡也频、文学导师瞿秋白为之献身的信仰。这是进入“后革命时代”的8 0 年代初期，丁玲所阐释的曾用生命追寻、九死未悔的“真理”。这“真理”一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对信仰的一代，从来不是虚空的口号，而是生命的实感。我们领会到，在2 0 世纪革命中国复杂变动的历史进程中，纵观丁玲一生中的“变”（自我改造）与“不变”（革命信仰），从来都是个体对外部世界思辨的、人生性的、生命性的选择，丁玲的主体性从未缺场。只不过，作为历史主体的革命作家丁玲、共产党作家丁玲，将其对个人与时代关系的理解“文本化”时，便不能不受到2 0 世纪政治化时代和“毛泽东政治批评”的约束。丁玲总是尝试在历史的限度内表达自己，显露出复杂而统一的面貌。上世纪8 0 年代初期，她曾不止一次谈到要在不自由中获得创作自由，如何获得？到群众中去收获与人民的爱情，“让自己感受的东西，心中所产生的东西，都能和群众一致，让自己的思想感情符合党和人民的利益，合乎群众的要求，代表群众的意愿”。2 这一路径接续丁玲5 0 年代所反复强调的“到群众中去落户”1 3 的表达。进而，丁玲还阐述了她经验到的如何调合创作自由与“党”的意志之间的矛盾：假如说，有人要管我，叫我写什么，我就写什么，我实在感觉到不自由，不舒服。如果不舒服，没自由，你一定写不好。可是你怎么能够做到自由呢？怎么能够使你写的东西叫人喜欢呢？你要努力使自己符合大多数人的感情，符合党的要求。党，它是什么，就是大公无私，就是为着大家党的政策，它的所作所为，也就是要符合人民的需要。如果我们也能做到符合人民的感情和需要，那就是符合党的要求嘛！那就是和党一致的嘛！14可见，当“党”化约为符合“大多数人”感情与利益的代表时，个人与群众、群众与党、个人与党三者的关系，在丁玲的逻辑中达到统一。如果没有授顺个体、群众、党这三者在丁玲逻辑里的内在关联与意涵，便很容易将丁玲晚年坚持要“为人民”发声、为底层妇女唱颂歌，仅仅表面地理解为党“歌德”。如何更进一步理解这一点，歌德之歌是我们感受丁玲“不简单”所要重新体验的。从比较的角度来看，丁玲初人“延安”与初返文坛这两个历史时段1 9 3 7 年7 月1 日和1 9 8 1 年6月2 5 日，不常写诗的丁玲在建党纪念时都喷发出澎湃的诗情，发表了七月的延安和歌德之歌。当我们并置品味这两首赞美诗，便能感受到它们前后接续、呼应的表达，特别是歌德之歌的内在机理和历史回响。七月的风，是延安七月的风：七月的风，自由软软地吹，飘荡在延安城中。七月的风，泌涌澎湃在延安城中，杀敌的情绪，激动。七月的风，臭，从丧失了的国土刮到延安城中。失眠的青春的心又被惯怒啃咬。七月的延安太好了。青春的心燃烧着。要把全中国化成像一个延安。1 5我们知道，“延安”作为“自由”的代名词，“要把全中国化成一个延安”的乌托邦理想，并不是丁玲一个人而是一代人的想望。1 6 但历经“文革”、复出的丁玲敏锐地感受到不利于人心、国家重建的时代氛围：“是的，现在我们生活里有许多消极现象，但是，如果你没有偏见，你就会看到，我们的国家，我们人民的生活，到底是大变样了。”1 7 当她以最直感的“诗”从“历史”出发，反思“当下”时，在歌德之歌中便是直面“灾难”而始终坚定的信仰。诗人从2 0 世纪的辛亥革命开篇，在成功“化”中国为“延安”的昂扬情绪中迎来了短暂“春天”，急转直下痛诉“灾难”的发生：灾难去我们其此人的自#在我们某些人的身上，现代中文学刊60常常出现一个可爱的瘟神，“左”；不顾形势条件，单凭一时冲动，总以为“左”是革命，“左”是英雄，这样最容易为反革命打开闸门，野心家、阴谋家、特务、叛徒，披上革命的外衣，削尖了脑袋钻进心脏，火线入党，坐直升机爬了上去，拉帮结派，捧一小撮，压一片，投机倒把，篡党篡位。一小撮贪污发家。历史出现空前大倒退。国家又一次走到灭亡的悬崖。我们企望未来，我们至死，也坚持我们的信仰。1 8歌德之歌此段最末两句的“直露”并不符合纯文学的审美标准，但它整体上凝练感性、朴素睿智，形象还原国家发展进程中受挫的场景和原因。丁玲诗化的表达回应的是她感受到的社会风向的变化，折射为她后来对“伤痕文学”的态度。19丁玲笔下的“灾难”，呈现出直感的前瞻性。特别是丁玲的反思指向8 0 年代的当下：“肉体的伤，心灵的伤，你的伤，我的伤哪里能比国家民族所受的伤？最痛心的是一部分人生活上失去了理想和信仰。六十年前，我们为了半殖民地的地位而愤慨、羞惭，六十年后，还有人说：“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明亮”处于思想启蒙的新时期，在趋向“去政治化”的时代氛围中，丁玲对革命信仰持守，联结着对国家前途的忧思、对青年人丧失信仰的痛心。2 在沉疯泛起、百废待兴的中国，“文学”应该表达什么，文艺工作者的担当何在？对丁玲而言，文学必定不是凄凄艾艾诉说个人损失与痛苦的表达。2 显然，丁玲思虑的是“思想解放”第二天，“思想”流向何处、文学为“谁”、文学何为的问题。具体地说，这便体现在丁玲对于“自由”包括“创作自由”的理解：创作自由的前提是作者思想的自由，2 3 但这种自由不是“无边的”而是有“根”的，这个“根”就“在我们这块国土上”，2 4 必须考虑“于人是否有益”，2 5 更要考虑“内外有别”；2 提倡创作自由，也要提倡“批评自由”，2 7 否则“自由得泛滥了”，就容易“把从外国垃圾堆里捡来的破烂，当着时鲜货”，将之“作为控诉性苦闷、讴歌性开放”的宣言书”。2 8基于以上种种思考，丁玲感慨道：“所谓创作自由，只有真正了解社会，了解生活，真正掌握了时代脉搏、客观世界的本质，既懂得政策，又善分析，那才能如鱼得水，无往不胜，在创作的天地里自由驰骋。”2”进而，我们也能进一步理解，复出后的丁玲为何承接延安文艺传统，反复强调民族传统、民族形式、小说语言问题。这种坚持基于她深人地理解毛泽东及其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我认为，毛主席以他的文学天才，文学修养以及他的性格，他自然会比较欣赏那些艺术性较高的作品，他甚至也会欣赏一些艺术性高而没有什么政治内容的作品。但毛主席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革命家，他担负着领导全党和全国革命的重担，因此他也很自然地考虑当时文艺怎样更好地帮助党完成抗日和民族解放的任务。而文艺工作者要担负起这样的任务，首先要解决一个立脚点的问题。你是为谁写作呢？你写什么呢？采用什么形式能为广大人民喜闻乐见呢？”3 0 而到了8 0 年代，在一股“以为外国的什么都是好的”潮流中，丁玲坚持“要顾及中国大多数老百姓的欣赏习惯和接受能力，要注意自已文学的民族性”，3 1 便不惜她以自己最为人所称道的30年代小说的语言作为负面例子，3 2 发出了那时候要是“能从中国的民族形式，民族传统出发，那该多好啊”3 3 的感慨。从3 0 年代丁玲室内硬写时期的“野草”，那一女性知识分子写作者形象的初现，到8 0 年代丁玲自述的“我是人民的儿女”，是“根”要“扎在人民里面，越深越好”3 4 的“小草”。丁玲在进人延安、历经文艺整风、下沉北大荒的自我改造过程中，深刻变化的是知识分子的定位，是在淘洗知识分子情感、发生对人民的爱情、汲取人民最富韧性的生命力量之后，真正“成为”大多数而能是真正意义上“为大多数”的立场。如此看来，丁玲晚年对自己形象化表达也就意味深长：我是一棵草，草是能经风雨的，大风一来，它没办法，要低点头；风一过，它头又抬起来了。我承认，我是草，不管你把它扔到哪里，只要沾着一点泥土，就是在石头缝里也会长呀，因为它能吸收营养。我们在人民里面，随时都能得到营养。如果你真正有人民的感情，你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好的东西，像喝了酒一样醉。3 5对于如此这般卷人生活的矛盾中、参加到生活的激流里的丁玲，如何准确理解她？诗意的回应便是：“要在明天理解我，你们应该看看昨天。”3 661现代中文学刊二、杜晚香：劳动妇女的主体性及其书写限度杜晚香作为带有风向标意味的文本，对它的评价历来是一种矛盾现象：一方面是当代文学史难以将其归类的冷淡，3 7 另一方面表现为不同历史时段的评价深受政策性或批评思潮的影响。在近来的研究中，有论者“把杜晚香放置在新时期文学关于“新人塑造谱系之中加以考察”，发现“其所塑造的新人形象实际上吻合了新时期文学在揭露伤痕、反思历史之外、对于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倡导”，“显示出一定程度的合理性”。3 8 对“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倡导”首发于1 9 7 9 年1 0 月3 0 日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单就时间而论，杜晚香发表于1 9 7 9 年人民文学第7 期，早于倡导的时间。笔者并非纠结于时间节点，而是想进一步说明上世纪8 0 年代由于“倡导”的影响，便有以“社会主义新人”肯定杜晚香形象意义的论说。3 9 只是，当拉开足够的时间长度，我们才能进一步理解丁玲对倡导写“社会主义新人”的思考。在1 9 8 4 年会见厦大中文系与其他系师生时，丁玲说：“提倡写社会主义新人，这自然是对的。但如果把社会主义新人只看作一些老实人，而不写他们的社会主义觉悟，他们模范行为的新的特点，那怎么能发挥社会主义文学的作用。”4 0 也许，对于普通读者而言，丁玲的表达还是烙印着浓浓的时代政治意味，但是，当我们用丁玲所否定的“老实人”对照杜晚香，便感受到她的“不老实”。在丁玲的笔下，杜晚香一次次被卷人时代的激流：1 7 岁那年，抗美援朝丈夫出征，她在党的土改复查工作队女同志引导下，成为村里的妇女主任，自家农活和党的政策宣传两不误；2 4 岁那年，她排除“众意”、追随丈夫奔向“一个新的连作梦也想不到的宇宙”一一北大荒；在北大荒，她并不安于仅仅陪“很高很大”的丈夫“过日子”，而是从家属区默默奉献不被命名，到成为引领家属一一“穿着花花绿绿的年轻妇女”走向公共空间的排头兵杜晚香的“模范行为”表征着历次时代激流中“走在时代最前面的一股力量”。4 1 丁玲所写的与其说是“社会主义新人”谱系中的杜晚香、宁说是丁玲式的新型劳动妇女从封建旧社会跨到社会主义新中国、由农村妇女蜕变为国营农场妇女干部的艰难岁月和艰辛历程。那么，丁玲以何种方式结构全篇呈现杜晚香“在艰苦中成长”的历程？这一延安文艺整风前的写作脉络发展到新时期初期，在文本中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们将在下面的分析中尝试理解丁玲劳动妇女书写的努力与限度。杜晚香是结构首尾圆合、注重人物关系的文本。结构上的呼应很显眼：第一节“一枝红杏”最后一段，与最后一节“根深叶茂”中的一段形成呼应：晚香就是这样，象一枝红杏，不管风残雨暴，黄沙遍野，她总是在那乱石墙后，争先恐后地怒放出来，以她的鲜艳，唤醒这荒?的山沟，给受苦人以安慰，而且鼓舞着他们去作向往光明的遐想。42她从她的幼年讲起，那穷僻的小山沟，那世世代代勤劳苦干、受尽剥削压迫，而又蒙味无知的人们的艰难岁月；在这样落后的受折磨的痛苦生涯中，她是多么幻想过另一个世界，另一种生活，和另一种人与人的关系呵！4 3从以上比喻性、象征性、虚实相生的书写中，我们可以领会到，杜晚香曾经的“幻想”“另一个世界，另一种生活，和另一种人与人的关系”，暗合着作者终其一生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仰。在文本中，杜晚香被放置在不同的“世界”、不同的“生活”以及流动的“人与人的关系”中成为逐步走向公共空间的历史主体。文本除开大段大段优美绵长、以景寓情的风景、场景描写，主要是在劳动妇女与各式人等关系变化的展现中推进其女性主体的生成。杜晚香发表近4 4 年，文本细节的分析已非常充分，但对于杜晚香在婆家的地位、与丈夫李桂关系的变化以及杜晚香与知识女性关系的位移，仍值得重访。在封建旧社会，杜晚香幼小没娘，在后母厌嫌阿斥、耳光和拳头中熬了8 年；1 3 岁被后母卖5 0 元大洋、成了童养媳；父亲一点办法没有、让杜晚香“凭命”；初到婆家的杜晚香被“物化”衡量、是嫂嫂们眼里不如“毛驴”的毛丫头。这个阶段，杜晚香以“长年不息的劳累”在婆家得以容身，“小山沟”是她“全部的世界”。丁玲始终热烈抒情讴歌的笔致，容易让我们只看到杜晚香“不多说话”“心里有数”“勤勤愿愿”的种种美德，而忽略其“美德”之下所隐含的蒙味失语状态。当然，作者有意不突出它，但点到为止文字下透出的意味并不难领会。而只有当党的土改复查队来到之后，杜晚香才获得生命的倚靠与生长：她学写字、习宣传、成了妇女主任，“孤女”终于有了“娘家”，有了“真正的妈妈”。由此，在杜晚香的视角里，不断追求进步而人党的她，是与参军有功的丈夫身份对等，他们不再仅仅是“过日子的伙伴”，而是精神层面平等、“有着共同理想、共同言语”的“同志”。然而，北大荒时期，杜晚香引以为“同志”的丈夫，只想让她做“安安闲闲过几天舒服日子”的“家属”。写到这里，笔者不禁联想，那时候凌吉士爱莎菲，不也基于莎菲能帮忙应酬、为他生白胖儿子的家庭属性？是不是可以说，历经5 0 余年，丁玲笔下的男性，无论是旧中国还是新社会，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农民，都对女性抱有现代中文学刊62共同的“期待”？这不同“世界”“生活”中的男性对女性态度的一致难道不耐人寻味、引人深思？只是，历经5 0 余年，丁玲笔下女性，不再是孤独猬狂的莎菲、资本异化无言表达而自杀的阿毛、寻仇似的进攻的陆萍、复仇女神般傲岸的贞贞，而是没有剑拔弩张、没有精神内耗，亦没有反感却对自己的无能感到清怨、默默以坚实的劳动逐步走进公共空间的杜晚香。关于丁玲对杜晚香与丈夫关系及其内省意识的书写，不同历史时段的评论有较大的不同。上世纪9 0 年代虽然女性主义批评兴起，但对杜晚香的评论仍主要接续8 0 年代“从莎菲到杜晚香”人物形象论脉络作肯定性分析的居多；4 4 随着研究持续深入，9 0 年代末期及进人新世纪第二个十年前期，对杜晚香的批评呈现多元，其中以杜晚香分析丁玲创作观念倒退、女性意识缺失、个性灭的情况比较集中4 5，关于丁玲的“悲剧论”4 6“异化论”4 7“政治功利论”48二元论4 9“政治突围论”5 皆有之。对于这一问题的回应，我们需要再回到丁玲所关注的那群蒙味的农村妇女序列中。在延安文艺整风前，丁玲笔下的女性群像中知识分子、农村妇女兼有之。而在延安文艺整风后，丁玲开始自觉地“目光向下”，集中表现农村妇女在历史变动中的命运变迁，更确切地说就是，“传统家庭中的女性在新的社会关系中该如何生存，或者新的社会关系是否全面改变了原先已经结成的家庭或社会关系”？5 这是在夜中所展现出来的、经由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而到杜晚香中仍未能找到全部答案的问题。如果说两性关系、妇女境况，在夜中是主题集中且采用特写镜头的话，那么，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则是曲折地以“他者视角”、“反讽”或“旁白”的手法展现。5 2 其中，董桂花与丈夫一一被称为“老实人”的李之祥在土改前后关系的变化，可以说是杜晚香与李桂关系的“前文本”。在此仍需引用文本做更直观的对比：（土改前）那时答应他们做个啥捞子妇女主任，张裕民还给你说来，你又没说不赞成，如今又怪咱，咱横竖是个妇道，嫁鸡随鸡。去开会还不是为了你？你今天也想有两亩地，明天也想有两亩地，好赖咱靠着你过日子，犯不着无头无脑生咱的气。”她吹熄了灯，赌气睡在炕那头不响了。这老实人李之祥，也不再说下去，.3（土改后）董桂花现在没有顾忌了，她丈夫李之祥说：“没事，你尽管去开会吧，咱还要开会呢。54可见，新的社会关系改变了妇女囿于家庭的生存状况，但最隐蔽的传统家庭中的夫妻关系并没有实质性改变。这就是桑干河上所照见的农村妇女的“现实”。而到了杜晚香这里，她同样因袭传统家庭中公公婆婆之间的关系而仰望李桂，只有当李桂偏祖抹公家粮食的父母时，杜晚香才与“更高的法则结合在一起”5 S发出了她反对李桂的声音。虽然，这并不意味着传统家庭内部夫妻关系的质变。然而，如若我们进一步反向追问：没有外部社会变革的革命性力量，杜晚香闭塞的心灵能发动家庭内部的革命？她能有机会走向公共空间、“在更高层面上与男性分享、争夺并创造新的“普遍性”？5 6 但凡我们能稍微这样想一想，就不会对丁玲提出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的批评。进而我们也能理解，丁玲晚年所说的“妇女要真正得到解放，得到自由，得到平等，必须整个社会、整个制度彻底改变，否则是不行的”5 7 不是基于某种女性主义的理论，而是基于个人的底层劳动实践与对底层妇女命运改变之路最切近的理解。女性视角始终是丁玲文本独特性最重要的存在。1983年，丁玲回家乡临澧时，谈及寄人篱下的生活让她能从小就同情底层人民，这“底层人民”首先是和她年龄相仿、被舅舅打头像敲木鱼般的丫头；5 8 1 9 8 5 年，丁玲在协和医院口述“死之歌”，所谈之死若关联女性，无不是由于封建主义灾难深重的压迫，就算是弟弟死了，姨妈的“思想”竟也是不如让丁玲死了的好。”这样的书写难道不足以表明反抗封建思想文化是身为女性的丁玲最命中注定的领受？时隔4 2 年，丁玲“留下三八节的祝贺”，尽诉心曲：现在是八十年代了，许多当年的女界先驱、妇女英雄，都已经面临风烛残年的时候了，我还不能完全免除为一些依然被压迫的妇女的悲惨遭遇而流泪伤心。我们不少的妇女姐妹，仍然在痛苦中豪陶、呻吟。虽然我们有了神圣的宪法，但是深埋在我们头脑中的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的改造是如此艰难，如此障碍重重。我的姐妹同胞啊，我知道你们中有的人还在被鞭打、被拐卖，有的人被欺骗堕落，走入歧途。我曾不自量力，有时有点像堂吉德，骑着瘦马，举着长枪，戴着破铜盆，走遍荒山野岭，自以为是骑士，为卫道而战斗得精疲力竭，反引起有的人笑骂。6 0在丁玲长歌当哭的自我调侃中，我们体会到丁玲深情隽永、慨叹良多的女性感悟，但与4 2 年前不同的是，丁玲耕反省的“强已”意识已然是“为大多数”卫道的立场，如果仍坚持以女性主义看丁玲的话，那么丁玲就是“为9 9%的女性主义”。这是在杜晚香发表近五年后最直观的丁玲。但如果重新回到杜晚香发表的时间节点，我们就能感到彼时的丁玲在文本的书写中并不完全自由。这种不完全自由，是已经为我们所了解的“她还没有获得堂堂正正的平反，社会身份正处于明暗之间”6 1 的境况，但我们并不能把63现代中文学刊这种政治压力在丁玲的文本分析中落得太实、甚至直接作为某种论点论据，只能说这种压力所带来的文本书写的整体性“紧张”。文本的“紧张”，首先是因为丁玲的创作“野心”，她想要在历史变动中展现劳动妇女的主体性生成，这一点与丁玲以往写妇女的立意和手法有很大不同。以往的写法通常是在某一时间节点、地点中表现人物关系，呈现问题意识。如果说写历史变动中人物关系的流动，进而展现人物的变化，那也是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样的长篇来完成，而且丁玲在桑干河上中并没有将劳动妇女主体性生成作为写作的规定性。而在杜晚香中，丁玲恰恰做了以上方面的尝试。但丁玲当时急于“亮相”的历史情境所决定的文本篇幅，并不足以让丁玲可以很舒展地把人物的变化写得很自然。丁玲曾说“杜晚香有多地方我没有把它写出来，但有时候是把我的话、我的思想感情放到她身上去了”。这样的表达如果指向这个方面应该是合理的。虽然丁玲很善于以抒情讴歌的笔致缓解紧张感，但文体篇幅与内容宽度的结构性矛盾是难以回避的。第二个方面的“紧张”，在于丁玲预设了某一圈层的“读者”，也就是我们在丁玲书信中所了解到的“写王震”。但杜晚香中“写王震”的场景生动自然，并未直接造成文本败笔。预设读者所指向的，依然是作者的创作立场也即知识分子与群众关系问题。如前所述，经过延安九年脱胎换骨的自我改造、以及北大荒历经劫难成为“劳动人民”的痛苦磨砺，丁玲在对人民情感的淘洗中完成了新的自我定位。丁玲用尽一生的力量去克服“异己”的感情，从自居为群众的“师长”到尊人民为师的转变，是真诚的，是基于她在劳动中习得底层群众的生存智慧、也基于她在“文革”中受到保护知遇善良。但是，当丁玲要将“转变”的过程浓缩性地、反向放置在杜晚香身上并完成其劳动妇女主体性的生成时，便很难不以生硬、虚浮的扁平形象而告终。回到前面我们提出的问题，就是杜晚香与知识女性关系的翻转。文本中杜晚香从以知识女性为师长、到领导城市女青年被敬佩景仰的草蛇灰线，到了“根深叶茂”这最后一节浮出水面，丁玲必须设法让杜晚香完成思想的“内在化”。我们可以重新并置文本细节，看看人物是如何完成作者的创作设想。内化前的状态是，“杜晚香对他们都很尊敬，把他们看成自己当老师；他们对她也是真心爱护，都愿意帮助她工作，辅导她看文件、小册子，替她起草工作计划，整理学习心得，还有各种各样的发言稿因为杜晚香经常被邀请出席一些模范工作者的座谈会，要到生产队去讲经验，讲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体会，63内化过程展开为，“她把了解到的，看到的，学习着整理成材料，提出问题。她坚持到夜校学文化，两年来，一同学习的人，都奇怪她进步的速度。同一个办公室的那些干事、秘书，原来以为她只不过是一个受党提拔的普通妇女干部，现在才感到不仅如此。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她那样一天比一天更具有一种伟大高尚的纯粹的情操呢？”“杜晚香又要讲学习心得了。周围几个同志又忙了起来，他们十分热心，乐意帮助她把这次的发言写得更好，更生动。杜晚香读着这些讲稿，觉得十分好，只是她感到一种曾经有过的痛苦又要来打扰她了，可是杜晚香总觉得那些漂亮话不是她讲的。而是她在讲别人的话，她好像在骗人。她不能继续这样。于是她决定重新起草，自己去想，理出线索，用自己理解的字词，说自己的心里话。”4内化结果则是，“杜晚香最后说道我是一个普通人，做着人人都做的平凡的事。我能懂得一点道理，我能有今天，都是因为你们，辛勤劳动的同志们和有理想的人们启发我，鼓励我。我们全体又都受到党的教育和党的培养。我只希望永远在党的领导下，实事求是，老老实实按党的要求，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6 s综合以上情节，我们把握到，丁玲尝试呈现的，是一个在家都“不多说话”的蒙味农村少女，成为“在大礼堂里向全场职工汇报工作和思想”的妇女干部的艰苦成长过程，更是一个劳动妇女经由“启蒙”浮出历史地表、主体生成成为可能的先进时代。在漫长蒙味的封建历史文化中，劳动妇女的无名与沉默代代相承，她们走向公共空间、立于时代潮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革命的成功、新中国的成立、新时代的来到才使之成为可能。但劳动妇女能否有以上认知，这不是必然的。在文本中，标识为杜晚香直接说出的话，不过五处，处处用在关节点，而以上这一处最突出。特别之处在于，这是劳动妇女自我认知的表达，当中出现了“被启发”的体会和“我们全体”的意识一一“我们全体”包含杜晚香的“我”和“辛勤劳动的同志和有理想的人们”。然而，这种关于“启蒙”和“命运共同体”的表达，究竟能不能是属于劳动妇女的？起码在文本中情节未能展开，主要依靠叙述，没有展现劳动妇女思想内化过程的合理性。我们都很熟悉丁玲曾表达的她和杜晚香合二为一的说法，6 这实质上反映了文本本体不被认同的原因之一：作者“是”人物，人物不能不成为作者的传声筒。作者的创作规定性压跨了人物的历史规定性，丁玲在不完全自由的情况下无法写出杜晚香的复杂性。若退一步说，杜晚香以“群体”化约“个体”的“心里话”，客观上是不是也呈现了特定历史时期劳动妇女在公共空间独立个性话64现代中文学刊语生成的艰难？三、杜晚香的当下性及其阐释的未完成性在近些年涉及杜晚香的研究中，我们看到新的、“横向”研究的视野。有论者将杜晚香放置在北大荒文学谱系中重估它的价值；7 或将“杜晚香”的“新质”放置在上世纪7 0 年代末的女性小说序列中分析，并指出“这一时期的女性小说虽然并未真正实现转型，但可以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参与了新时期文学乃至新时期意识的建构”；“还有论者以“社会主义新人”文学谱系分析杜晚香，在指出“丁玲延续十七年文学的写作规范，援引革命年代社会主义文学的资源创作杜晚香”的基础上，认为“随着新时期历史语境的改变，杜晚香中传统社会主义精神资源无法有效地回应时代环境的复杂性和青年人价值取向的多元性因此，类似杜晚香这种十七年式的新人”形象在新时期里不可避免地走向式微”。9 总体上，对杜晚香的分析主要集中在新时期早期。如果从文本艺术的角度看，杜晚香几乎是一个“完美的人”，却不是一个“完整的人”。然而，明明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劳动妇女书写却在不同历史时段皆有回响，学界很难脱开政治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各种思潮来反复解读它。而当我们把对杜晚香的理解放置在更长历史时段中，又感受到其超出文本本体的价值。在学者们反思上世纪9 0 年代以后文学中“多数”缺席的情况下，7 1 杜晚香的书写本身重又彰显了丁玲持守中的前瞻性，照进了“未来的现实”。当然，不能不令人惆帐的是，丁玲文学好像还总是学界的丁玲文学，当笔者面对非专业的普通读者（包括老师学生）提到丁玲时，他们总是摇头，依次问及萧红，依然摇头，只有说到张爱玲时才露出会心微笑。出生于改革开放时代的我们，即便是年幼时“最文学”的朋友，她们也自然回避了丁玲而更多地是在张爱玲文学的喂养中度过少女时代，湟论更年轻一代的读者。如此“未来的现实”，大概就是洪子诚所提出的“在后革命”时代，这种处理现实与文学的方式在某些作家那里仍可能承接，但作为整体要求的延续是否可能和有效？当我们试图将社会主义文学经验加以延续的时候，语境的变化无法被忽略不计”，7 2 同时，又必须如蔡翔所坚持的“8 0 年代的“少数在今天已经逐渐成为主流，无论是话语，还是利益因此，我觉得应该重新建构一个新的少数。但是这个少数”政治的任务在今天来说一一无论是文学，还是其他领域应该努力重新讲述关于多数的故事”。7 3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杜晚香获得了“当下”的意义。而杜晚香作为丁玲晚年克服“异已”情感的女性文学作品，它也表征了中国女性文学道路的发展仍是漫长的，它激发着我们思考“为大多数”文学书写将如何以更完满的文学形式得到接续。张承志在“丁玲奖”有感曾说：“对一种内涵复杂的作品和作家而言，理解他们不是评论家”的事。因为笔锋浸透的滋味，他人难以靠近。中肯或准确的评论，需要类近的体验”才能达到。”7 4 作家对丁玲文学的体验提醒着我们，阐释仍未尽完满。“劳动”作为丁玲1 9 5 7 年之后印刻生命的动词，在杜晚香中颂歌般的书写并不可能是丁玲所释放的全部感受，杜晚香书写的难产，难道没有丁玲隐秘情感的自我克服吗？这是一个思索中未尽的话题。【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2 0 2 0 年度岭南文化项目“潮汕文化视域下的潮籍左翼女性文艺创作研究以冯铿、陈波儿、许心影为中心”（GD20LN06）的阶段性成果门注释：1详见王中忧：丁玲：一个在新诗里生长的母题，艺术评论2 0 1 4 年第9 期。2郑伯农：毛主席亲定过文艺界的右派名单吗？丁玲研究2 0 2 1 年第4 期。文中提到丁玲被划成右派后，毛主席多次书写他于1 9 3 6 年送给丁玲的临江仙，在其晚年的书写稿中将“武将军”改为“女将军”，本文借用这一表达。31981年8 月上旬丁玲在延边文联举行的欢迎会上谈创作写“谁”的时候，阐释对“改造”的理解：“但归根结底，作品有没有价值，要看作品中体现出来的作者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你就是写你自己，你自已也是人民的一分子，就是人民的一个代表，你写你自己，应该把自己化为人民的一部分，把自己融汇到人民当中去，这就是“改造。“改造两个字，被“四人帮，滥用得臭了，今天我们要有正确的理解。我们应该不断地扬弃、改进、提高，使自己和人民成为一体”详见丁玲延边之行谈创作，丁玲全集第8 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 0 0 1 年，第2 1 9 2 2 0 页。4关于丁玲左倾到成为党员、“天真”“无我”“人民儿女”等表达，出自我是人民的儿女一文，按文中所引顺序，详见丁玲：我是人民的儿女，丁玲全集第8 卷，第3 0 9、3 1 3、3 1 2 页。该文是理解丁玲晚年自我“定位”的重要文章。“定位”的提法，受启发于罗岗老师“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一一关于“张承志文学”及其“难题性”中对张承志的分析：张承志以摩尔根曾被美洲原住民部落接纳为“养子”为例，指出，“养子这个概念的含义绝非仅仅形式而已。这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对自己“地位的纠正。这是一个解决代言人资格问题的动人例证”；并且企盼“人文地理”在摩尔根的意味深长的道路上，65现代中文学刊回归求知的本来意义。首先成为社会和民众的真实成员，然后，再从社会和民众中获得真知灼见。详见罗岗：英雄与丑角：重探当代中国文学，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 0 2 0 年，第1 9 6 页。5洪子诚：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 0 2 2 年，第1 7 8 1 7 9 页。6援引王富仁老师发表于文艺争鸣2 0 0 3 年第1 期3 0年代左翼文学东北作家群端木麒良（上）中的表达。文章指出学界对左翼文学及左翼中的左翼东北作家群研究的冷淡并反思：我们好说“告别革命”，实际上不是我们告别了“革命”，而是“革命”告别了我们。我们根本就没有革过命，也从来没有打算去革命，我们向谁告别？对此，汪晖在纪念文章辣听荒鸡偏阅寂冲中指出：置身当代主流的“我们”以一种非历史的倒置，将2 0 世纪3 0 年代反主流文化改写为主流文化，其结果不过是自我的合法化。富仁并不否认这些被再发现的文学史意义，也没有否定对这些作家进行重新评价的意义，他针砭的是这一时代以“解放者”自居的傲慢。在后革命时代，对革命的忠诚只能展现为“启蒙”确立了自身的主流地位之后的继续探索、持续颠覆和朝向不断解放的进程。详见王富仁：端木良，北京：商务印书馆，2 0 1 8年，第7 页，“序”第4 页。7与艾青类似，丁玲也是如此，这一代革命作家对国家、社会具有担当意识与使命感。“国家的问题太多，总是要有人来挑担子，作家也应该分担自已的一份。.”详见丁玲谈自己的创作，丁玲全集第8 卷，第8 0 页。8王富仁：端木良，第5 一6 页。9丁玲：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丁玲全集第6 卷，第5 8 页。10丁玲：谈谈文艺创作，丁玲全集第8 卷，第116页。11出自王富仁老师关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所归纳的三种不同的类型：一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文学的政治批评；二是以鲁迅为代表的文学的人生批评；三是以梁实秋、朱光潜、李长之、李健吾等学院教授或学者为代表的文学的学院批评。详见王富仁：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略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 0 1 1 年第3 期。12丁玲如何获得创作的自由丁玲全集第8 卷，第1 5 4 页。13在丁玲5 0 年代的谈与创作有关的诸问题到群众中去落户作家需要培养对群众的感情创作要有雄厚的资本生活、思想和人物谈谈写人物等文。依次详见丁玲全集第7 卷，第3 4 8、360、3 7 1、4 0 1、4 2 1 4 2 2、4 4 4 页。14丁玲：走正确的文学道路，丁玲全集第8 卷，第3 3 1 页。15丁玲：七月的风，丁玲全集第4 卷，第3 2 6 页。161984年，丁玲面向北京语言学院留学生再次表达了“延安”对于他们那一代人的意义：“延安”那时候在中国青年里面成为神圣的字眼，上延安去，成为进步青年的心愿，成了最大胆，最光荣，最纯洁的英雄行为。如果你不了解抗战中的中国和抗战中的延安，现在你去看延安，那就要大失所望，因为那是我们很多人在那里生活过、斗争过的地方，我们把最好的年华放在那地方。”详见丁玲：一本书，两本书，三本书丁玲全集第8 卷，第4 1 0 页。17丁玲：谈谈文艺创作，丁玲全集第8 卷，第116页。18丁玲：歌德之歌，丁玲全集第4 卷，第3 4 4 一345页。19“特别是其中的一些思想活跃、饱含才华活力的青年作者。这批青年人但苦于阅世不深，错把四人帮”当成整个的党，把四人帮”祸国殃民的十年看成是整个革命历史，因此他们当中，有的人对党、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表示冷淡，对社会主义丧失信心。向往西方，对比之下对今天社会现实，感到不满，认为过去的革命文学只是歌功颂德，不可相信。他们急于探索，追求创新。在琳琅满目，眼花缭乱的市场上，有的人比较清醒，在创作上的确有所创新；但有的人却把鱼目当珍珠，把垃圾当时，在作品或言论中散发着腐朽的臭气。”详见丁玲：认真学习、开展批评、整顿文坛、繁荣创作，丁玲全集第8 卷，第3 3 1 一3 3 2 页。20丁玲歌德之歌，丁玲全集第4 卷，第3 4 8 页。21详见丁玲：我这二十多年是怎么过来的，丁玲全集第8 卷，第9 3 一9 4 页。22“现在我的国家正处于大乱之后，疮满目，百废待兴，举步维艰。此情此景，很容易但我绝不能沉面于昨天的痛苦而呻吟叹息，要不能为抒发过去的忧怨而对先进多所挑剔，我更不愿随和那种少数虽有好心，但忽视全局，轻易作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