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自桂赴柳路线献疑及新说.pdf

柳宗元自桂赴柳路线献疑及新说摘 要：柳宗元自桂赴柳路线的“兰麻说”“浔江说”均难以成立。“兰麻说”以“桂州西南又千里，漓水斗石麻兰高”为证据，将“麻兰”注释为山名“兰麻”，既缺乏版本依据，也不符合注释的原则，进而也就失去了立论的可能性。另外，“相思埭”在唐代起的主要作用是防汛和灌溉，可证明洛清江交通便利性的唐代相关文献极罕见。柳宗元不走洛清江路线，极有可能受到交通条件不佳、沿途不安全等因素的影响。自桂江南下、自梧州西溯、从浔州北上到柳州的水路，至少应在宋代南北宋之交才开始通行，但在唐代尚无相关的文献可证。柳宗元自桂赴柳，其路线有可能是桂州、阳朔、荔浦、修仁、象州、柳州这一水陆结合的路线，不仅有文献可证，且柳宗元序和唐人诗以及宋人作品均可佐证。关键词：柳宗元 自桂赴柳 兰麻说 浔江说 荔浦说 钟乃元元和十年，柳宗元由永州司马擢为柳州刺史，其自长安出发，取道洛阳南下，到衡阳与刘禹锡分别，溯湘江经零陵郡至桂州的路途，尚永亮先生已辨之甚详，殆无疑义。但柳宗元自桂州赴柳州路线，由于其诗文并无十分明晰的交代，宋代以来的柳集版本对相关诗作的注解又有歧基金项目：年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边疆治理与唐宋至元明时期粤西诗发展嬗变研究”（项目编号：）；年度教育部哲社研究后期资助项目“唐宋全粤西诗辑考校注”（项目编号：）尚永亮：柳宗元刘禹锡两被贬迁三度经行路途考，唐代文学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第 页。说，使得当代学人欲考柳宗元自桂赴柳路线者各抒己见，至今未有定论。大致说来，目前至少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柳宗元从漓水经相思埭下洛清江，经永福县、洛容县（今广西鹿寨县）走水路到柳州。因此论的唯一根据是柳宗元诗“桂州西南又千里，漓水斗石麻兰高”（寄韦珩），又以“麻兰”为“兰麻”之误，且称之为“兰麻”说。第二种观点是柳宗元自桂州下漓水，经荔浦，至苍梧，西溯浔江上柳州。因此论的根据是柳宗元诗“崩云下漓水，劈箭上浔江”（答刘连州邦字），且称之为浔江说。以上两说皆有所据，但立论尚存诸多疑问。笔者不揣浅陋，对以上两说一一析疑，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新说，以求教于方家。一“兰麻说”的疑问迄今为止，持“兰麻说”者所能找到的柳宗元自桂赴柳路线的唯一证据，出自柳宗元 寄韦珩 中的两句“桂州西南又千里，漓水斗石麻兰高”。但将“麻兰”注释为山名“兰麻”，既缺乏版本依据，也不符合注释的原则，进而也就失去了将“麻兰”认定为唐代理定县的山名并将之作为柳宗元自桂赴柳必经之地的可能性。对于“麻兰”的注解，如追根溯源，由于刘禹锡所编 柳河东集 和北宋穆修本、沈晦本等亡佚已久，现存的宋世綵堂刻本 河东先生集 就是可依赖的较早的版本，今有上海人民出版社据以刊行的 柳河东集，该书注云：“兰麻，山名，在今桂州理定县，今本麻兰恐误。”后之论者便据此认定，柳宗元赴柳州任必经理定县之兰麻山。然而此注至少存在两个问题。首先，注释无可靠之凭据，注文本身需加以辨析。世綵堂刻本注家在未能找到足够可靠的校本说明“麻兰”为“兰麻”之误的情况下，仅以揣测的语气说“今本麻兰恐唐代文学研究（第二十一辑）杨竹邨：从柳诗探求柳宗元来柳路线，社会科学天地 年第 期。王良志：柳宗元从桂林到柳州路线考析，社会科学天地 年第 期。柳河东集，上海人民出版社，第 页。误”，本就值得商榷。原文尚未校订，径以臆测之异文注释，不符合注释古籍之通例。鉴于世綵堂本中的注解过于粗疏，在借鉴注文时本应审慎，不应不加辨别而直接承其说。其次，注家以今释古，未考虑古今之变化。注者预设的前提是柳宗元自桂州赴柳州，必经理定县（治今广西永福县西南六十里）兰麻山。然而这一预设的前提也无充分的证据。注家的立场显然是依据宋代的行政建制和地名情况来注释柳诗。将柳诗中的“麻兰”等同于山名“兰麻”，或源自宋人乐史 太平寰宇记，据王象之舆地纪胜 卷一百三 广南西路桂州“景物下”，桂州有“兰麻山”，并引 太平寰宇记 云：“属理定县界，在府城西南二百里，其山自衡岳迤逦南亘于邵州、融州等界，到此过入郴州、象州界。柳文：桂州西南又千里，漓水斗石麻兰高。”然翻检中唐李吉甫所撰之 元和郡县图志 两唐书 地理志，均无理定县有“兰麻山”之记载。李吉甫进献所撰之 元和郡县图志 在元和八年，其 上元和郡县图志序 云：“成当今之务，树将来之势，则莫若版图地理之为切也，所以前上 元和国计簿，审户口之丰耗；续撰 元和郡县图志，辨州域之疆理谨上 元和郡县图志，起京兆府，尽陇右道，凡四十七镇，成四十卷，每镇皆图在篇首，冠于叙事之前。”出于此目的，李吉甫对于每个州县交通要道上的山川名称皆有记录，例如桂州自北到西南的全义县之越城峤、灵川县之冷山、阳朔县之漓水、永福县之白石水、建陵县之建水、慕化县之常安水、荔浦县之荔江水，唯独理定县无山川名称之记载。这种情况并非偶然，极有可能在唐朝并无“兰麻山”或“麻兰山”之名称。李吉柳宗元自桂赴柳路线献疑及新说世綵堂本中的注释可商榷之例颇多。例如卷四十二 桂州北望秦驿手开竹径至钓矶留待徐容州 题注：“旧史，元和十年，以长安令徐俊为容管经略使。公是年三月出为柳州，而徐之除在公后，故公先至桂州。”（柳河东集 第 页）然据中华书局 年版 旧唐书宪宗纪，元和十年三月“壬戌，以长安县令徐俊为邕管经略使”。（旧唐书 第 页）吴廷燮 唐方镇年表 卷七据 旧唐书 系徐俊为元和十年邕管经略使，据 新唐书阳旻传 系阳旻为元和十年容管经略使。则柳宗元诗 桂州北望秦驿手开竹径至钓矶留待徐容州 所云徐容州，如版本无误，必非徐俊。若版本有误，则“徐容州”当为“徐邕州”之误。凡此种种，注家皆无所发明，可见其注释之粗疏。咸丰五年伍氏粤雅堂覆刻本 舆地纪胜。按：所引 太平寰宇记 文字应有缺误，“柳州”应为“柳柳州”，“十里”当为“千里”。旧唐书 卷十五 宪宗纪下，中华书局，第 页。全唐文 卷五一二。（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 卷三十七，中华书局，第 页。甫进献 元和郡县图志 后的两年即元和十年，柳宗元赴柳州，其诗中没有写到“兰麻山”的名称，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或许并不像注家所云“麻兰”为“兰麻”之误。也正因为如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麻兰”既非山名亦非地名，乃岭南少数民族的居所。由“麻兰”系岭南苗、瑶、壮等少数民族居所引出下一个问题，麻兰这一干栏式建筑只能在自桂州经永福、理定县、洛容县等路途上出现吗？情况并非如此。自先秦以来，干栏式建筑广泛分布于包括岭南在内的百越民族聚居区。先秦时代的文献中把此类干栏式建筑称为“巢居”，且一直沿用至明清时期。唐代岭南道西部（即今广西）地区的干栏式建筑，在唐诗中也有反映。据 全唐诗 卷三八四，张籍 送南客 云：“夜市连铜柱，巢居属象州。”唐代象州与柳州一样，同属桂州都督府管辖，即今广西象州县。象州的干栏式建筑之所以给中唐诗人留下极深的印象，可能与自初唐开始，象州即成为唐王朝安置流贬官员的重要地点有关。既如此，“麻兰”即使被认为是柳宗元所见到的干栏式建筑，也不能作为他从桂州经永福、理定县、洛容县赴柳州路线的充分证据。另外一个问题是，柳宗元为何不走桂州、永福、理定、洛容、柳州这一里程相对要短的路线？这可从几个方面去分析。首先，综观唐代赴岭南西道的诗人的作品，并无直接的文献证明该路线为常用路线。相反，自全州赴桂州经昭州下梧州，西溯之邕州，或自滕州、容州至廉州合浦、钦州的路线，不仅见于史籍记载，而且也经常见于唐人的诗作中。其次，桂州经洛清江水之柳州的路线，路程虽较短，但并非安全、风险小的路途，极有可能受到交通条件不佳、路线以西一侧少数民族溪洞武装势力袭扰等因素的影响。对于沟通洛清江与漓水的相思埭，史书原文云：“有相思埭，唐代文学研究（第二十一辑）莫道才：从“麻兰”到“兰麻”兼论柳宗元之“麻兰”与李商隐之“兰麻”之关系，中国典籍与文化 年第 期。上引王良志 柳宗元从桂林到柳州路线考析亦持此说。如 庄子盗跖 战国策赵策一 等。增订注释全唐诗 卷三七三将“巢居”注释为“上古或边远之民于树上筑巢而居”，“大约指南方竹楼之类”并不十分准确。增订注释全唐诗 第二册，文化艺术出版社，第 页。详见本文第三部分的论述。参笔者所著 唐宋粤西地域文化与粤西诗 第四章 唐宋粤西交通与粤西诗。钟乃元唐宋粤西地域文化与诗歌研究，民族出版社，第 页。长寿元年（）筑，分相思水使东西流。又东南有回涛堤，以捍桂水，贞元十四年筑。”相思埭是否如当代学者所云大大便利了唐宋时期桂州与柳州之间的交通，除了 新唐书 这段简短的记载之外，其实并无坚实的文献依据。笔者以为，相思埭在唐宋时期的作用，更接近于防汛以及灌溉。王晙于景龙末（）为桂州都督时，史载“桂州旧有屯兵，常运衡、永等州粮以馈之，（王）晙始改筑罗郭，奏罢屯兵及转运。又堰江水，开屯田数千倾，百姓赖之。”桂州属喀斯特地貌，江水的季节性荣枯非常明显，农业生产因此受到巨大影响，因此在王晙之前依靠湖南衡阳、永州等地的粮食接济。“埭”的本义即堵水的土坝。相思埭的作用，与王晙“堰江水”“开屯田”基本是一致的，即保证农田在枯水期有足够的灌溉用水。至于相思埭的通舟之利，不仅于唐代文献无征，而且在宋代也未见其便利。北宋初年乐史所记永福县与洛容县之间的交通情况云：“从府向柳州经此山（兰麻山），过溪百余里，方至平路，山中有毒，出路寻溪水行，其溪有伏流，有平流，峭绝险隘，更无别路。”相思埭的通舟之利，在明清时期的文献中方有记载，且也逐渐为诗人所熟知并书写。此外，揆诸史实，唐代桂州、永福、理定、洛容、柳州一线以西，除了融州是名义上的桂管使府属县，多为羁縻州侗，即使是融州、柳州等地，因山地多，常与史书所云之“山獠”杂处，是当时人眼中的边疆之地。宋人周去非云：“广西西南一方，皆迫化外。令甲：邕、宜、钦、廉、融、琼州静江府，系沿边；柳、宾、贵、横、郁林、化、雷，系次边。总广西二十五州，而边州十七。”这是宋代的情况，且宋朝才开始在融州、宜州派驻流官，据 宋史 卷四九五记载，宜州抚水蛮至北宋初柳宗元自桂赴柳路线献疑及新说新唐书 卷四十三上 地理七，中华书局，第 页。钟文典主编 广西通史 第一卷，第 页。相反，灵渠这一非常重要的人工运河，在唐代几经修缮，方能维持其交通的功能，对此，新唐书 记载十分详明：“灵渠，引漓水，故秦史禄所凿，后废。宝历初，观察使李渤立斗门十八以通漕，俄又废。咸通九年，刺史鱼孟威以石为铧堤，亘四十里，植大木为斗门，至十八重，乃通巨舟。”据此，灵渠重新发挥在漕运、兵运等方面的作用，要到晚唐时期。旧唐书 卷九十三，第 页。（宋）乐史：太平寰宇记（景印文渊阁四库本）卷一百六十二 桂州理定县，上海古籍出版社，第 页。周去非：岭外待答（景印文渊阁四库本），上海古籍出版社，第 页。才接受招安，后又屡次造反，欧阳修于宝元元年（）写了 南獠诗，反映了当地民族矛盾的尖锐激烈。至于唐代的情况，据两唐书记载，唐朝在融、宜两州并无官吏任职的记载，这反映了当时对该地的政策基本处于治与不治之间。也正因如此，柳宗元刺柳时有诗云“牂柯水向郡前流”（柳州寄京中亲故）“牂柯南下水如汤”（得卢衡州书因以诗寄），感慨此地已是沿边。诗中提到的“牂柯”，即是在宪宗元和年间四次向朝廷遣使进贡的牂柯蛮。北宋仁宗庆历中（约），陶弼扶绥粤西少数民族经过永福、理定县时作 拦蛮山 云：“西去万重山，兹峰独限蛮。天生贼多计，民赖汝为关。设险数州地，防危一日间。守边须以道，绝顶可跻攀。”这也反映出直至宋朝，官府依然在此线设防。在唐宪宗元和年间邕州西原蛮起兵造反，攻陷岭西宾、峦等州，历二十多年未平，同时元和八年至元和十年，朝廷讨伐淮西战况不明的情况下，洛清江一线的交通不仅如前所述地理条件恶劣，且匪患多，可能危及旅客人身安全。柳宗元 寄韦珩 云：“到官数宿贼满野，缚壮杀老啼且号。饥行夜坐设方略，笼铜枹鼓手所操。”也正说明当时的柳州一带的不太平。这一情况到明代依然时有发生。明代姜洪 永福县新城记 云：“去县四十里，有驿曰兰麻，实当柳、庆、邕、浔之冲，使人行旅，告至告去者，皆授馆望憩于驿。近亦因贼出没，居民皆迁，惟驿岿然独存。”（粤西文载 卷二十三）明黄芳 修复洛容县治记 亦云：“自是桂柳间道路阻绝，鞠为蛇豕虎狼之窟，莫敢窥其藩限。”（粤西文载 卷二十四）此类文献足够证明洛清江一线的交通时断时续，除了路险难行，更有兵匪之乱的袭扰，不用说行旅之人，连当地居民都不得安生。最后，从柳宗元的主观愿望来说，此行赴柳州，携带堂兄弟等家眷，为保证安全，极有可能另走他途。二浔江说的疑问王良志 柳宗元从桂林到柳州路线考析 认为，柳宗元在 送李渭赴京师序 中提到“下漓水，出荔浦”，答刘连州邦字 又说“崩云下唐代文学研究（第二十一辑）参 旧唐书宪宗纪。漓水，劈箭上浔江”，据此断定柳宗元是走桂江水路到梧州，再沿西江西溯到浔州（今广西桂平市），后从浔江北上经黔江段的大藤峡到柳州。且不说王文以当今之交通情形推测一千多年前柳宗元旅途行进的情况，质疑其自桂赴柳耗时过长，文中所引的资料也有不少疏误，大大降低了其说的可信度。即以唐代岭南西道的交通情况而言，此说也不可能成立，戴义开 柳宗元由桂赴柳路线辩证 已有所纠正，此不赘述。笔者仅就浔州经大藤峡赴柳州这一水路在唐代尚无交通略作补充。柳州、象州、浔州一段水路，古人称为黔江，其上游为柳江、牂柯江。粤西桂江（漓水）、郁江、黔江的交通情况，清人顾祖禹云：“漓、郁二江，自汉已为通道，唯黔江则近代始辟焉，故大藤峡之榛塞，几如异域也。”说黔江水路至明代才开辟虽有些偏颇，但黔江水路难通，基本符合事实。黔江水路壅塞，一是地理原因，“（象州）武宣县东南而为大藤峡，两岸连山，中多险滩，绵亘数百里”。有学者以为黔江水路早在汉代便已通行，理由是汉武帝元鼎五年（前）兵分五路南下讨伐南越王吕嘉，其中“越驰义侯遗别将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牂柯江，咸会番禺”，但驰义侯时隔一年，直至南越平定时都未发兵，“六年驰义侯遗兵未及下，上便令征西南夷”。除却驰义侯的主观原因，此路难以通舟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二是该段为古代黎、瑶之聚居地，他们据守大藤峡天险，至明代尚不入户籍，处于自治状态，官吏商贾均惧走此路。就唐代而言，不仅两唐书没有关于黔江水路的记载，史料笔记、文人作品亦无蛛丝马迹，这本身就能说明问题。相比之下，桂江水路昭州（今广西平乐县）经富州（今广西昭平县）至梧州段，浪高水急，应不利于舟行，“自苍梧、昭平、平乐至临桂，多属大滩乱石，水流势急，春夏则波涛汹涌，秋冬则水涸滩高。”然初唐有宋之问诗作 下桂江龙目滩（全唐诗 卷五三）、下桂江县黎壁柳宗元自桂赴柳路线献疑及新说如王良志云“柳宗元 海南送韦七使君赴象州 也有 岛夷通荔浦，龙节过苍梧 的诗句”，所引实为晚唐陈陶诗，题为 南海送韦七使君赴象州任（全唐诗 卷七四五）。戴义开：柳宗元由桂赴柳路线辩证，社会科学天地 年第 期。（清）顾祖禹 读史方舆纪要 卷一百六十，中华书局，。（清）顾祖禹 读史方舆纪要 卷一百六十。汉书 卷六 武帝纪，中华书局，第、页。汉书 卷六 武帝纪，第 页。谢启昆：广西通志 卷一百七十四，广西人民出版社，第 页。（全唐诗 卷五一），晚唐有段公路 北户录 的相关记载。郁江水路上，有初唐李峤于高宗麟德二年（）以监军赴岭南招安邕州（今广西南宁）、岩州（今广西合浦）部酋后所作 军师凯旋自邕州顺流舟中，李峤凯旋时即走郁江水路，自邕州顺流至梧州。初唐宋之问流钦州，有经梧州 发滕州，是在郁江水路逆流而上。至于黔江水路，其有诗人行旅往来，较早见于南北宋之交，而且结合史实和诗作看，似乎是紧急情况之下的无奈之举。南宋绍兴三年（），南丹州莫公晟围观州，焚烧宝积监，杀死知监陈烈，进逼广西中部。柳州等地官员纷纷弃城而逃，时许翰、曾几在柳州，从柳江乘船而下至象州黔江。许翰因大藤峡天险而停舟于峡口，作 舣舟大藤峡口，武陵使至。曾几则不顾天险，孤舟闯入大藤峡，有 闻寇至初去柳州 大藤峡 次韵折仲古避寇浔州等。南宋绍兴十一年（），李光因与秦桧不合，贬广南西路滕州安置，有 自象登舟，入武仙县境，有山耸拔四十丈，奇秀异常，有道人于此升仙，因以得名 牂江对雨 两诗。牂江对雨 云：“急雨崩腾汇百川，牂柯江露石如拳。两山南北人来往，笑看纵横小渡船。”李光此行是横渡武宣县的黔江，转贵州（今广西贵港）陆路赴贬所滕州，而非顺流下大藤峡。李纲于绍兴三年（）贬海南时取道广西桂州（桂州与吴元中书 桂林道中二首）、阳朔（道阳朔，山水尤奇绝）、修仁（饮修仁茶，笔者注：修仁，今属广西荔浦县）、象州（象州道中二首）、贵州（次贵州）。吴元中在 答书 中云：“自桂至象九驿，取道龙城，却减一驿。但陆出麻兰之侧颇险，故来者皆泛浔江，而一日兼两驿有半。”吴元中时在象州，与李纲书信讨论自桂至象的路线，一则取道柳州（龙城），路途少一驿（约 至 里不等），一则走水路自浔州泛江而上。然而从李纲的纪行诗看，他完全没有按照朋友给的建议行走，反而走了一条位于中间的水陆结合的线路。综观以上文献，自桂江南下、自梧州西溯、从浔州北上到柳州的水路，至少应在宋代南北宋之交才开始通行，但在唐代尚无相关的文献可唐代文学研究（第二十一辑）北户录 卷一：“公路南行，历悬藤峡（注：峡即富州界也），维舟饭水手。”富州，今广西昭平县。宋史 卷二十七，中华书局，第 页。（宋）李纲 梁溪集 卷一一一。证，仅凭一句“劈箭上浔江”不足为据。进一步说，据李吉甫 元和郡县志，唐代龚州（今广西平南县）、浔州皆有“浔江”，在浔州的“八到”交通路线中，“东北沿流至龚州一百二十里，西南泝流至贵州二百里，陆行一百里西北至象州陆路二百一十里”。这里只记载了从浔州走水路顺下龚州或溯上贵州的水路，既无从浔州到象州的水路，更无至柳州的水路和陆路。如果从文学角度去细读柳宗元的 答刘连州邦字，分析其中的隐含意义，更能说明问题。诗云：连璧本难双，分符刺小邦。崩云下漓水，劈箭上浔江。负弩啼寒狖，鸣枹惊夜狵。遥怜郡山好，谢守但临窗。作者向朋友刘禹锡诉说的并非赴柳路线，两人在衡阳分别时已作数诗道别，到任后应无再谈赴任路线之理。作者想表达的应是元和十年前后岭南西原蛮起事后，作为负责一州军政事务的刺史，柳宗元忙于应对安抚，感叹无暇欣赏柳州山水，似乎更符合原意。“崩云下漓水，劈箭上浔江”是从文学的角度描绘当时岭南西道两大水路交通干线的繁忙情况。新唐书 云：“岭南道其大川：桂、郁”，“桂”即桂江，其上游桂州至阳朔段称漓水，阳朔至苍梧段称桂江；“郁”即郁江，邕州至横州段称邕江，贵州至龚州段称浔江，龚州至梧州段称郁江，古人统称郁江或郁水。再结合西汉武帝元鼎年间兵分五路伐南越的典故来看，其中，“归义越侯严为戈船将军，出零陵，下离水；甲为下濑将军，下苍梧”。“下离（漓）水”即走桂江水路，“下苍梧”则指走郁江水路。汉代讨伐南越，下濑将军赴番禺，故云“下苍梧”。中唐讨伐邕州西原蛮，反其意而云“上浔江”，亦是自然之理。因之，柳诗中的“浔江”，柳宗元自桂赴柳路线献疑及新说（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 卷第三十八，第 页。据 新唐书宪宗纪，元和十一年，西原蛮陷宾、峦二州；元和十二年，容管经略使阳旻克钦、横、浔、贵四州。据此，西原蛮攻陷的州应包括宾、峦、钦、横、浔、贵等州。横州、浔州、贵州恰好就处在郁江水路上。据两唐书，元和十四年柳宗元逝世前，朝廷发荆湖南路兵与桂管、容管、安南军合力镇压西原蛮，但都告失败。时柳宗元曾代桂管观察使裴行立撰写了诸多与讨伐或扶绥西原蛮有关的表启，参 柳河东集。新唐书 卷四十三 地理七上，中华书局，第 页。汉书 卷六 武帝纪，第 页。不过是郁江水路的代称罢了。柳宗元自幼熟读秦汉文献，不可能不知道岭南西道桂江水路和郁江水路的典故，读其赴柳州后所作诗便知。把“浔江”作“浔州之江”来解，未免看轻了柳宗元的文化积累。尚永亮先生认为柳宗元在人生的最后四年中倾全力创作近体诗，并将其提升到精纯的高度，确为的论。就 答刘连州邦字 这首五律而言，用典精严应是题中应有之义。“崩云下漓水，劈箭上浔江”既能概括岭南西道之交通大要，突出两条水路各自的特征，亦能活用 汉书 之典，可谓颇费心思，却也浑化无痕。综上而言，为牵合“桂州西南又千里”以及寻找耗时过长等因素而产生的柳宗元自桂赴柳路线的“浔江说”未免穿凿附会，恐怕也非知诗之论。三柳宗元自桂赴柳路线的第三种可能排除“兰麻说”“浔江说”，笔者以为柳宗元自桂赴柳，其路线有可能是桂州、阳朔、荔浦、修仁、象州、柳州这一水陆结合的路线。这一线路，是由唐宋时期粤西中部的桂州 阳朔 荔浦 修仁 象州 贵州交通线延伸出来的。象州路曾是唐代粤西南北交通线中的重要一段。据李吉甫记载，从邕州“北上取象州路四千七百七十五里，取滕州路五千四十五里”；从贵州“西北至上都取梧、桂州路四千八百七十五里，取象州路四千五百八十里”；从横州“北至上都取贵、象路四千七百五十里，取滕州水路四千一百七十五里”。以此看，至少在中唐时期，自粤西北上中原，象州路是仅次于滕州水路（即郁江水路）的要道。因桂州是粤西北上中原最便捷的出口，两条路最终在桂州交汇，殊途同归。唐代文学研究（第二十一辑）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 云“伏波故道风烟在”，岭南江行 云“瘴江南去入云烟，望尽黄茅是海边”，柳州寄京中亲故 云“林邑山连瘴海秋，牂牁水向郡前流”，诸如此类，无不与 汉书 后汉书 所载路博德、马援两伏波将军南征之事有关。尚永亮：柳宗元古近体诗与表述类型之关联及其创作动因，文学遗产 年第 期。桂州至象州的路线在唐宋时期确实存在，详参钟乃元 唐宋粤西地域文化与诗歌研究，第 页。元和郡县图志 卷三十八。另一路是从贺州北上江华、道州，自潇水下湘江，称“潇贺古道”，在汉代曾经是官道，后逐渐废弃。象州路的繁忙，主要是因为永福、理定、洛容线险隘，桂江水路昭州至梧州段秋冬季节处于枯水期。象州与柳州之间有驿路可通。据顾祖禹 读史方舆纪要 引 舆程记 云：“自象台沿江而北，江中有金滩、麻子滩，皆险峭，分道出洛容县之江口驿凡七十里。”江口驿位于洛清江与柳江的交汇处，从江口驿即可抵达柳州。元和郡县图志 云从洛容县往东南至柳州一百二十里，这是指从县治到州治的里程。自洛容县江口驿至柳州，路程已大大缩短。清代象州城南的象台驿为唐宋象州州治阳寿县旧址。考虑到水路交通的稳定性，唐宋时期象州与柳州之间，自象台出发，经江口驿来往应是常路。这条路里程虽然略长，却可以避开永福县、理定县兰麻山的天险和匪患，不失为一条较安全的通道。在象州路可以确定的情况下，再来读读柳宗元的 送李渭赴京师序：过洞庭，上湘江，非有罪左迁者罕至。又况踰临源岭，下漓水，出荔浦，名不在刑部而来吏者，其加少也固宜。前余逐居永州，李君至，固怪其弃美仕就丑地，无所束缚，自取瘴疠。后余斥刺柳州，至于桂，君又在焉，方屑屑为吏。噫！何自苦如是耶？明时宗室属子当尉畿县。今王师连征不贡，二府方汲汲求士。李君读书为诗有干局，久游燕、魏、赵、代间，知人情，识地利，能言其故。以是入都干丞相，益国事，不求获乎己，而己以有获。予嫉其不为是久矣。今而曰将行，请余以言。行哉行哉！言止是而已。此序虽为送别，但考虑到柳宗元在永州所作的许多酬赠之作中亦经常叙自身的境况，再结合柳宗元的生平行事，可以判断，序文第一段话，既是对李渭说的，同时也可表明柳宗元自己的行迹。因为两人的行踪高度重合，柳宗元贬永州司马，李渭至。柳宗元出为柳州刺史，柳州属桂管观察使府管辖，李渭又在桂州为吏。序中的“下漓水，出荔浦”，“下漓水”柳宗元自桂赴柳路线献疑及新说（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 卷一九 广西四柳州府。（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 卷三十七，第 页。（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 卷一九。柳宗元集 卷二十二，第 页。参 柳宗元集 卷四十二。是指顺漓水南下，“出荔浦”，既非南下，也非东进，唯一的可能就是自荔浦向西。据谭其镶 中国历史地图集，唐代阳朔 荔浦 修仁之间有路可通。上文提到吴元中答李纲书说“自桂至象九驿，取道龙城，却减一驿”，吴元中说得很清楚，自桂州赴象州一共九个驿站，与取道洛清江水路走的不是同一条路线。笔者据文献考出九个驿站中的六个，分别是：荔平关（荔浦县南）、群峰驿（修仁县）、献花铺（象州）、太平驿（象州）、新安驿（象州州治阳寿县）、冷水驿（象州武仙县）。综上所述，在唐代自桂州取道象州赴柳州，是可以行得通的。另据史料记载，从初唐到晚唐，流贬象州的官员很多。初唐薛仁贵贬象州。（新唐书 卷一百一十一 薛仁贵传）高宗永徽初，李道宗流象州。（新唐书 卷七十八 宗室江夏郡王道宗传）武则天垂拱元年五月，流王德真于象州。（新唐书 卷四）韦挺贬象州刺史。（新唐书 卷九十八 韦挺传）穆宗时，李元本流象州。（新唐书 卷八十三 顺宗女襄阳公主传）。再证以南宋绍兴二年（），孙觌因盗用军钱被除名，羁管象州，他自桂州赴象州，有 饮修仁茶入象州界 等诗，是过修仁县（今荔浦县南）、入象州时所作。这可以说明唐宋两朝象州作为粤西流贬官员的重要安置地点，自桂赴象的交通路线存在是必然的。且因其常年使用，也为柳宗元取道此路提供了可能。包括柳宗元在内的唐代诗人，虽无作品明确写到此路，但从一些作品透露的信息中，还是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唐大中二年（），诗人陈陶自容州游历至南海（今属广东），他在南海送别韦使君赴象州任，有诗云“岛夷通荔浦，龙节过苍梧”（南海送韦七使君赴象州任）。荔浦与象州紧邻，故云“通荔浦”，“龙节过苍梧”则指韦使君自广州溯珠江至梧州，再从梧州溯桂江至荔浦。据李德辉的研究，唐人在写作送别诗时，送别对象、行程路线都是必须考虑的写作规范。因而陈陶诗所述路线是较为可信的。南北宋之交的诗人李纲贬海南（）、李光（）滕州安置，均走桂州、阳朔、荔浦、修仁、象州路，且留下了许多诗篇。综上，桂州至象州路线既为唐宋诗人常走之路，有驿站，当属官道，唐代文学研究（第二十一辑）钟乃元：唐宋粤西地域文化与诗歌研究，第 页。李德辉：唐代交通与文学，湖南人民出版社，第 页。钟乃元：唐宋粤西地域文化与诗歌研究，第 页。有文献可征，而且自象州可通过水路到达柳州，如此一来，均比跋涉于兰麻山险隘之途或逆流而上穿越大藤峡数百里的天险要安全、便利得多。因此，笔者提出柳宗元自桂赴柳路线的第三种可能。此说虽未必成立，但也可抛砖引玉，以待时贤正之。（作者单位：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柳宗元自桂赴柳路线献疑及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