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己与达人：中国共产党身份认知变迁和对外政策的演变.pdf

2023年第4期理论建设NO.4.2023重大时事专题研究：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立己与达人：中国共产党身份认知变迁和对外政策的演变林凡力（中国人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2）摘要：坚持胸怀天下、立己达人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使命自觉。回望百年党史，中国共产党在对外交往过程中对如何平衡好自身发展与承担国际责任这一问题不断进行探索，表现形式之一就在于其对政党身份定位与角色认知的构建和调适上。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以革命党的身份对外寻求国际支持，共谋世界革命；新中国成立以来，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身份认知和定位主要体现在新中国在国际社会和国际关系中的角色、形象、影响的构建和塑造上。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发展中国家和负责任大国这四个身份共同构筑了新中国的国家身份，在不同时期各有侧重，影响外交政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中国的国家身份经历了从“革命的社会主义国家”到“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再到“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的身份转变。在未来的发展中，中国要辩证审视“发展中大国”和“负责任大国”双重身份的张力问题，用实践丰富国际责任的内涵，摆脱双重身份困境，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行稳致远。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胸怀天下；政党身份；国际关系中图分类号：D2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4767（2023）04-0013-08收稿日期：2023-02-22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0年度研究生科研基金项目“新中国 复关入世 的历史考察及其基本经验研究（1986-2001）”（581121116121）作者简介：林凡力（1995），女，山东烟台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共党史，中国近现代史。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对中国人口众多、地大物博却又积贫积弱这一大国国情有着清晰的认知；在传统天下为公思想加上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理想与解放全人类共产主义理想的熏陶下，中国共产党具有兼济天下、承担国际责任之初心。但因每个时期的时代主题和国力发展程度不同，中国共产党在平衡自身发展与承担国际责任这一问题上不断摸索和调适，审时度势地调整政党身份定位，调整新中国的角色认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当前，中国既是发展中大国又具有负责任大国的担当，“立己”和“达人”的张力成为影响中国参与国际政治经济组织和参与国际社会治理的重要因素，亟须引起DOI 10.19810/j.issn.1007-4767.2023.04.002-13关注。梳理中国共产党政党身份认知变迁的历史，对于新时代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有现实意义。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革命党的身份求生存20世纪初叶，世界革命如火如荼，人类解放运动高歌猛进。在民族危亡之际诞生的中国共产党深知肩负着民族解放和世界革命的双重任务，将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看作是世界革命联合战线上的一环。革命不仅仅是为了保国保种、实现民族解放，更是本着“维持正谊人道”1的初心，完成世界革命，实现共产主义，为全人类谋解放。党的二大将实现共产主义确立为党的最高纲领，点明中国革命同世界革命的同盟关系，视中国革命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一部分，宣布在组织上加入第三国际。李大钊也曾提议要联合被压迫的民族国家的全体人民，组建一个“民主的联合阵线”2，共同抵制国际资本主义，完成世界革命。这些都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为全人类解放而奋斗的使命和国际视野。投身于世界革命的同时，中国共产党还注重培育发展自身的革命实力，谋求战争胜利。党的三大曾指出，实施国民革命、打击帝国主义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世界革命中“应尽的职务”3。蔡和森也曾强调，中国人民不能只指望着苏俄等国无产阶级的援助，试图坐享其成。借助其他革命力量固然重要，但如“人民的奋斗、革命党的组织、适当的政策及策略等”4，都是革命胜利必不可少的因素。二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胸怀国际视野和战略远见，关注到中国同世界紧密连接在一起的发展趋势5 16，判定日本帝国主义不仅侵略中国，更是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敌人6，本着革命斗争不只是为一国一时的和平安宁，更是为了世界永久的和平的想法7 476，决定将中华民族解放运动与外援配合起来5 17，将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结合起来，积极争取和团结世界进步力量，结成统一战线，取得战争最终胜利。在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主张联合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世界各资本主义国家内的人民和世界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三方面的力量7 600，全力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还坚决支持并积极声援西班牙、波兰等国反法西斯势力的斗争，动员海外华侨、在华日本人、东方各民族的人民行动起来，组建反战联盟8，促进了东方各族人民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的团结和发展，为战争的最终胜利作出贡献。在组建统一战线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并不过分依赖统一战线中的任何外国团体，而是坚持独立自主的作战原则，重视发展经济。毛泽东曾指出，我们不可以绝对依赖外国而不要自力更生了，千万不可以像有些人，眼睛只盯着外国，中国自己的伟大力量都看不到了9。面对国际统一战线的指挥，中国共产党也没有一味盲从，而是结合本国国情甄别处理。毛泽东还特别批评了将战争与经济建设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10，提出战争与经济建设并不冲突，革命战争需要经济建设提供的物质支援，经济建设也要以服务革命战争的目的展开，一味地等待战争结束后在和平环境下进行经济建设的思想是不可取的。1941年，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陷入困境，中国共产党带领群众进行大生产运动，保障了抗日根据地的军需民用，增强了战斗力。总体而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确立了革命的社会主义政党的身份，在谋求自身发展和承担国际责任二者的平衡之间展开探索。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非常明确中国革命在世界革命中的定位及其同盟军的作用，提倡联合世界上被压迫的无产立己与达人：中国共产党身份认知变迁和对外政策的演变-14阶级，共同打击帝国主义，有效地集聚了革命力量，推进了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也高度重视自身建设，不过分依赖外援，独立自主地谋求经济发展和建设，这也为新中国成立后领导经济建设和外交实践打下了坚实基础。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革命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身份寻支持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胸怀谋求民族复兴和人类解放的宏愿，带领人民翻开历史新篇章，其对自身身份的认知和定位主要体现在新中国的外交实践中，体现在新中国在国际社会和国际关系中的角色、形象、影响的构建和塑造上11。面对不同的时代背景和世界形势，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和外交策略适时调整，这也影响了国家身份认知，具体而言经历了从社会主义国家身份到革命的第三世界国家身份的转变，外交政策也随之发生改变。二战后，世界上出现了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的潮流。刚完成民族解放的新中国面临着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遏制，其首要任务就是巩固新生政权。在美、苏两极对抗格局背景下，新中国选择加入社会主义阵营，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并借助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进行工业化建设。这一时期，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初步形成完备的工业体系。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不忘为人类求解放的使命，以实际行动履行国际责任和义务。1954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规定的外交方针是“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崇高目的而努力”12。党的八大更是把“积极支持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侵略的国家反对殖民主义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13写入政治报告。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为指导，将被压迫民族进行的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斗争视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组成部分，是亚非民族解放运动重要外部支援力量之一。在对外援助的同时，中共领导人也清晰地认识到国内经济建设的重要性。经济建设的发展水平决定了中国对外援助的能力，是实施对外援助的前提。毛泽东在接待外宾时说，新中国刚成立，虽然从政治或人口上说是个大国，但就经济发展水平而言，力量还很薄弱14，无法满足所有的援助请求15 332，等到经济状况好转时，会给予更多帮助15 318。1964年，周恩来总理提出了“对外援助八项原则”，其中就提到，对外援助不是要其形成依赖，而是要使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经济上独立发展的道路。中国在接受外援进行经济建设时，自始至终没有舍弃自力更生的原则，多次派遣留学生赴苏联等国学习先进技术，注重自主研发创新，重视积累资金，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身份认同为中苏友好关系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但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中苏两国交恶，美国又一如既往地对新中国怀有敌意并在政治经济各方面孤立我们，新中国迫切需要在错综复杂和动荡不安的国际形势中开拓外交局面。同时，世界民族解放运动也全面展开，许多亚非拉国家实现了民族独立。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及时调整新中国在国际社会、国际关系中的角色，提出以第三世界革命国家为主导的身份定位。具体而言，一是从建立国际反帝统一战线出发，对亚非拉国家民族独立运动给予积极帮助，这既是履行国际义务和大国担当的体现，也动员了尽可能多的国际力量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与新中国捍卫国家主权和争取独立形成了有效配合；二是面对围攻封锁，毛泽东跳出传统的以意识形态划分两极选边站的思维模式，以反对苏联的全球霸权主义行径为切入点，提出“一条线”“一大片”的外交战略，凝聚反霸共识，团立己与达人：中国共产党身份认知变迁和对外政策的演变-15结包括美国、日本在内的不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国家，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三是在敏锐观察到世界力量对比已发生分化调整的基础上，提出“三个世界”“两个中间地带”等外交战略，将划分敌友的标准从意识形态、阶级属性转为国家的经济实力。为了反对霸权主义这一共同目标，中国要加强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争取第二世界国家，联合反对超级大国的控制和压迫。这些战略思想为新中国外交打开了广阔的战略视野，新中国还在第三世界国家支持下，顺利地重新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为新中国后续的改革开放和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打下了基础。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身份谋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基于对国内外形势新变化和时代主题的判断，中国评估形势、转变观念，重新调整在国际社会和国际关系中的角色定位，放弃意识形态的划分标准，将发展中国家作为主导身份，同时强调大国的属性，赋予国际责任新内涵。在实践中，以国内经济建设为先，积极参与地区和全球事务，进一步探索处理“立己”与“达人”的辩证关系。中国共产党把国内经济发展视为工作重心，以维护国家利益为根本原则，以服务国家经济建设为目的开展对外交往。一是深刻洞察世界发展的根本特征和主要矛盾，对时代主题作出新的判断，号召世界各国摒弃冷战思维，凝聚促进和平发展的共识；二是将发展国内经济作为工作重心，提出要一心一意搞建设、发展才是硬道理等观点，强调外交要为改革开放服务，要创造有利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和平的国际环境；三是主张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以国家利益原则取代国际主义原则处理国际关系，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将中国人民的利益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统一起来，最终实现互利共赢。改革开放后，中国虽然国家实力和影响力得到了很大提升，但始终以发展中国家身份为出发点制定务实的对外政策。一方面，坚持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的原则，主张承担与国力相符的国际责任。邓小平多次在讲话中强调，从国土面积、人口上说，中国可以算是大国，可要从经济发展或科技水平而言，中国又是个小国、穷国16 370。基于国内财力物力所限，中国只能量力而行，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16 375，等到中国经济发展起来了，对世界的贡献也会更多一点17。另一方面，实施更加务实的对外援助政策。1982年，中国提出“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的四项原则，同第三世界国家开展经济技术合作和金融援助，纠正过去单方面的无偿援助政策，从原来的以物质援助为主转为重视提供技术和智力支持，注重政治与经济利益相结合，对外援助不仅要促进受援国的经济发展，也要服务于中国现代化建设，实现了中国与受援国的互利互惠。这一时期，中国对国际责任的内涵也有了新的认知。邓小平提出，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一旦稳步发展起来，便会对世界贫困问题、就业问题的解决作出重大贡献；作为人口大国，若是乱起来，会给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带来难民危机、经济危机等连锁反应，危及世界和平。因此，维持自身的稳定发展就是中国对世界尽的最大的国际责任18。中国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做好自己的事，让国家富强起来，这既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造福世界人民。这就给国际责任赋予了新的内涵。在“立己”的同时，中国对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的态度也开始从游离抵制转向接触融入，在现有规则和秩序环境下立己与达人：中国共产党身份认知变迁和对外政策的演变-16谋求发展，积极参与地区和全球事务。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在以“国际形势和对外政策”为题的章节中，强调中国“重视联合国的作用，积极参与联合国事务”19，借此表达了对国际秩序以及主流国际组织的认可和支持。2001年，中国成功“入世”，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开启了对外开放新篇章。后续提出的新安全观和构建和谐世界等构想，充分彰显出中国共产党的人类情怀和担当。在实践中，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相关规则制定，加强南北对话，扩大南南合作，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正当利益。总的来看，这一时期，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定位是中国外交趋于务实性的体现。在这种身份认知下，中国专注于国内建设发展，接触、融入国际体系，承担与国力相符的国际责任。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进一步融洽，中国与国际体系的互动更加呈现正面性。四、新时代以来：以负责任的大国身份兼济天下党的十八大以来，与日俱增的综合国力使中国拥有了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实力和底气，国际社会也对中国产生了更高的期望。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秉承着为人类谋福利、为世界谋进步的胸怀天下的担当，确定了以负责任大国为主导的国家身份，探索平衡自身发展和承担国际责任的新路径。以中国发展助力世界发展。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在世界各国互相依存协作的当下，中国的发展稳定既是对中国人民负责，更是为全球经济发展稳定作贡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若是将世界比作一个大型机器，中国的齿轮若是停止运转，整个机器也会被迫停止运作20，从长远来看，没有人会从中受益。无论世界风云如何变幻，做好自己的事、谋好中国自身的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在遭遇外部风险冲击时能化险为夷的重要因素21 115，是中国解决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的重要抓手。这既是履行国际责任的前提，也是适应中国国情的应有之义。中国虽然经济体量位居世界第二，但“大而不强、臃肿虚胖体弱问题相当突出”22，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仍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基于此，新时代，中国进一步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在新发展理念的推动下，中国经济发展更加协调且可持续。在新发展格局的引导下，中国应对风险危机的能力进一步提高。中国还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借“一带一路”等国际合作平台辐射更多国家，中国敞开大门欢迎各国分享中国发展机遇，开放合作，实现互利共赢，让中国的发展惠及各国人民。以中国方案担当大国责任。面对复杂的世界局势，中国对发展中国家不仅身体力行地予以经济物质援助，还在认识层面提出中国方案。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各国公认的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20 世纪 70 年代末，中国共产党对时代主题作出新的判断，凝聚起各国既要谋求经济发展又要争取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的共识。新时代以来，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动荡不安，逆全球化沉渣泛起，对抗、脱钩等行为进一步加剧紧张局势。中国共产党灵活运用辩证法和中国哲学智慧，阐明全球各国紧密相连，是唇齿相依、安危与共的共同体，危机面前，无人能独善其身。面对脱钩等逆全球化思潮，习近平总书记判断这只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一些回头浪”23，无法遏制经济全球化的潮流。在实践中，中国支持世贸组织改革，反对脱钩对抗，维护多边经济体系的运转。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和立己与达人：中国共产党身份认知变迁和对外政策的演变-17平发展终是世界大势，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号召世界人民团结合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鼓舞世界重振信心，共商共建共享，最终实现共同繁荣。这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提出的破解时代危机、回应时代之问的良方，充满和合共生、祸福相倚等中国哲学智慧，有效地凝聚了世界共识，展现出大国在思想引领上的担当。中国始终重视和支持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中国一贯主张：每个国家无论大小贫富，都平等地享有发展的权利，在国际事务中应享有平等的发言权。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不可能建立在贫富悬殊的基础上，世纪疫情叠加政治经济变局，首当其冲的便是抵御风险能力差的发展中国家21 484。在此背景下，大国要切实承担起国际责任，把自身发展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结合起来，各国共同发展才是真发展。消灭贫困、加快发展是发展中国家共同的目标。在脱贫攻坚战中开辟的精准有效的中国式扶贫道路，为发展中国家脱贫提供了切实可行的经验；中国共产党百年探索出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也为既想保持民族独立又要谋求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选择。实践中，中国勇于担当，“一带一路”、丝路基金、南南合作援助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鲁班工坊这些中国倡议越来越多地转化为国际共识和全球行动，为世界共同发展增添了新动力，展现了大国担当。总的来看，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探索中国自身发展与承担国际责任相平衡的新模式，开辟了新路径。在做好自己的事、谋求经济稳定且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中国用自身的发展带动世界共同发展，与世界同享中国的发展机遇和成果，在世界面临的共同议题上，提出蕴含中国智慧的提案，发挥大国思想引领作用，提供认识论指导，并在外交实践中，把提案落地，身体力行地为解决全球问题、稳定国际秩序作出应有贡献。中国对负责任大国身份的探索也在这一进程中日益完善。五、结语和启示（一）政党身份具有主体施动性和动态性就国际视野而言，政党身份是一个政党对其自身地位、职责、形象的定位以及国际社会对其形象、影响、角色的认知，具有主体施动性和动态性。主体通过分析自身所处的环境，明确自身的定位，有意识地对身份进行建构。身份不是固定不变的，会随国内外环境的变化作出动态调整，这些调整又进一步建构了国家身份。世界局势的变迁加之自身实力的变化，以及对时代主题的判断不同、发展重心不同，政党身份和外交策略也就相应地发生改变。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外交重心经历了从“求生存”到“谋发展”再到“兼济天下”的转变，身份也随之发生变化。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对自身身份的认知和定位主要体现在新中国在国际社会、国际关系中的角色、形象、影响的构建和塑造上。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发展中国家和负责任大国这四个身份共同构筑了新中国的国家身份，在不同时期各有侧重，影响外交政策。这四重身份中，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常量”，发展中国家身份和大国身份是“变量”，随着时间的推移产生变化。这四重身份共同塑造了中国的国家身份，决定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性质和特性。在未来的发展中，中国要继续探索处理发展中国家和负责任大国的双重身份的张力问题，找到二者的平衡点。（二）专注国内发展和承担国际责任二者互相促进，不能对立或割裂地看待回望百年党史，中国共产党在立己和达人这一问题上不断摸索得出的重要经验之一就是要辩证地看待这一问题。一方立己与达人：中国共产党身份认知变迁和对外政策的演变-18面，立己是前提，己不立何以济苍生？中国发展是承担国际责任的前提与基础，国力发展水平决定了履行国际责任和义务的能力。另一方面，中国发展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这就要求中国主动承担国际责任、参与国际社会治理，推动建立更公正、更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为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这反过来能进一步促进更好地立己，二者是辩证统一、可以互相转化的。这也启示我们，评估外交政策时，需要全盘考虑，不应该只计较经济上的得与失，还要重点关注外交政策对政治和社会领域的外溢效应，从多个角度判断外交政策的效果。（三）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实践中重新定义和丰富国际责任的内涵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发展，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提出了更高的期望，而一些别有用心的发达国家借此打压中国。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仅挑起贸易战，压制和阻碍中国发展，而且故意无视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一事实，宣扬中国经济奇迹并呼吁中国承担超越自身能力的国际责任。例如借世贸组织改革问题要求取消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炒作全球变暖，利用气候问题限制中国发展；在全球抗疫、债务减免等问题上给中国套上更多的国际责任。这些都是限制中国的新的具体手段。对此，我们应时刻保持清醒：一是要深刻认识国情，时刻牢记中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一国情，聚精会神搞发展；二是要谨防陷入西方“话语陷阱”，而是要用中国话语重新定义和丰富国际责任的内涵。大国既代表着中国经济体量大、国际影响力大，需要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同时这也意味着维护好自身的发展和稳定就是对国际社会尽的最大的国际责任。这就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把大国的身份和发展中国家的身份、把自身发展和履行国际义务统一起来，赋予国际责任的新内涵。未来，应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实践中重新定义和进一步丰富国际责任的内涵，平衡好立己与达人的关系。参考文献：1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84.2李大钊全集：第四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24.3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一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258.4蔡和森文集：下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744.5毛泽东外交文选 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6毛泽东文集：第二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46.7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吴志成，刘培东.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的百年探索与思考 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1（4）：145-154.9毛泽东.结成坚固的统一战线，打败日本帝国主义 J.党的文献，1995（4）：20-23.10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20.11杨洁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与实践 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1：75.12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五册 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522.13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九册 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101.14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 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251.15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6邓小平文集（19491974）：下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7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12.18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立己与达人：中国共产党身份认知变迁和对外政策的演变-191993：361.19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36.20习近平.携手迎接挑战 合作开创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6.2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 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2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 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203.23习近平.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 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436.Establishing Oneself and Achieving Others：The Chang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Chinas Identity Cogni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Foreign PolicyLIN Fanli（School of Marxism，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China）Abstract：It is the fine tradition and mission consciousness of the CPC to persist in keeping the world in mindand establishing oneself and achieving others.Looking back at the centennial history of the Party,the CPC hasconstantly explored how to balance her own development and assume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y in the processof foreign exchanges.One of its manifestations is her construction and adjustment of the Partys identity orientation and role cognition.At the beginning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arty,the CPC,as a revolutionary party,soughtinternational support and conspired with the world revolution;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as the ruling party,the CPCs identity recognition and positioning are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construction and shaping of therole,image,and influence of New China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The four identities ofadhering to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adhering to the socialist road,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responsible bigcountries have jointly constructed the national identity of New China,which has different priorities in differentperiods and affects foreign policy.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the national identity of New China haschanged from revolutionary socialist state to the largest developing country and then to a responsible developing country.In her future development,China needs to dialectically examine the tension between the dualidentities of a developing major country and a responsible major country,enrich the connot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y through practice,break free from the dilemma of dual identities,and comprehensively promote the stability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s diplomacy as a major count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Key words：CPC;diplomacy;keeping the world in mind;political party identity;international relations责任编辑：盛利，王方东立己与达人：中国共产党身份认知变迁和对外政策的演变-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