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资本对我国教育代际流动性别差异的影响.pdf

10教育思想与理论教育科学文摘2022年第4 期家庭资本对我国教育代际流动性别差异的影响赵女媛，唐安琪，吴沁宇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江苏南京2 1 0 0 9 7江苏高教2 0 2 2 年第1 2 期，约1 2 0 0 0 字我国教育代际流动性别差异分析1.全国教育代际流动性别差异受教育水平有一定的代际继承性。父母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子女达到较高受教育水平的难度更高，而父母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子女也很少经历较大的负向流动。首先，从不流动比率来看，女儿的不流动比要低于儿子，即女儿受原生家庭受教育水平的影响要小于儿子，儿子的教育代际继承性更强。其次，从继承性上看，父母对教育代际流动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在低分位上父亲对子女教育水平继承性的影响更强，在高分位上母亲对子代受教育水平继承性的影响更强。再次，从子代受教育水平的向上流动来看，在各个分位上女儿至少向上流动1 级的概率都明显高于儿子。随着义务教育的普及，性别的不平等性被打破，有更多的女孩可以摆脱文盲，接受小学和初中教育。在教育水平提升方面，总体上女儿比儿子的表现更好；在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层次上父亲对子女的影响更大，而在高分位上母亲的影响更强，即母亲受教育水平越高，子女接受较高教育的概率越大。整体来看，我国教育代际流动比较活跃，大部分社会成员能在父辈基础上实现或多或少的正向流动，说明教育作为促进社会公平的手段发挥了很大作用，但依然具有潜力。社会中仍有不到五分之一的成员其教育水平不能达到其父辈受教育水平，产生负流动，有三分之一左右的成员能够完全突破其父辈教育水平的限制实现“鲤鱼跃龙门”；且女性教育代际流动处于高水平的比例高于男性，表明我国教育对女性的开放程度扩大，通过教育实现社会阶层提升成为女性有效的手段和途径2.各省份教育代际流动性别差异从男性、女性教育代际流动类型来看，2 8 个省份中有5 个省份处于高水平，1 2 个省份处于中等水平，1 1 个省份处于低水平，且各类型所包含的省份也高度相似，说明两性在教育代际流动方面受到共同的客观因素影响。女性教育流动水平各省份间的差异大于男性，在教育方面两性的差异正在缩小；北京、天津、青海、贵州4 个省份的两性教育代际流动差值最小，接近于0，表明其在教育方面的性别平等性高。教育性别平等性高的地区既有像北京、天津这样的发达地区，也有像青海、贵州这样的欠发达地区，这其中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因素：当资源极其匮乏时，家庭对子女都没有足够的投人，教育代际流动的差异主要由个人自身因素决定；在资源极其丰富时，家庭对于子女的投人也不因性别产生差异，在子女间平等地投人。但普遍来看，教育成为女性实现阶层向上流动的有效途径和手段。家庭资本对教育代际流动性别差异的影响1.家庭资本对全国教育流动指数性别差异的影响各家庭资本中对教育代际流动影响最大的是经济资本，其次是政治资本、文化资本、家庭综合地位、社会资本。由于父母的经济水平与其文化程度有很大相关性，收人高的父母更可能具有高学历，而父母的高学历加大了子女向上跃升超越父母的难度，导致经济水平越高，教育代际流动性反而越低；另一方面，已经掌握较多经济资本的家庭可能缺乏将经济资本转化为其他象征资本的动力。在性别差异方面，女性受家庭经济资本的影响强于男性。这可能意味着，在经济富足的家庭，女性更不需要通过“寒窗苦读”来实现“逆天改命”。家庭政治资本对教育代际流动具有显著的正向112022年第4 期教育科学文摘教育思想与理论影响，父亲参加任何政党组织其子女教育代际流动指数都比父亲是群众的子女高出0.0 8 4。在性别差异方面，男性受父亲政治资本的影响强于女性，这可能与父亲的政治资源更容易传递给儿子有关。家庭文化资本对于教育代际流动有正向影响，并且具有显著的性别差异。儿子的教育代际流动指数受父亲受教育年限影响显著，而受母亲受教育年限影响不显著；女儿的教育代际流动指数则受母亲受教育年限影响显著而受父亲影响不显著。这主要与性别认同有关，在儿童心理发展时期，他们会产生对同性别父母表现认同的动机，并以其作为模仿的榜样。家庭综合地位对子女教育代际流动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家庭综合实力对男性和女性教育代际流动影响没有显著差别。家庭社会资本对子女教育代际流动的影响较小。父母亲的社会声望对儿子的教育代际流动影响都不显著；母亲的社会声望对女儿教育代际流动影响也不显著，父亲的社会声望会影响女儿的教育代际流动，父亲社会声望每增加1，女儿的教育代际流动指数增加0.0 6 6。2.家庭资本对不同地区教育代际流动指数性别差异的影响从地区差异来看，教育代际流动水平越高的地区，影响子代教育代际流动的家庭资本因素越少。在低流动水平和中等流动水平地区，女性教育代际流动指数受到4 项因素显著影响，而在高流动水平地区显著影响因素降为3 项；在低流动水平地区，男性教育代际流动指数受到3 项因素的显著影响，而在中等流动水平和高流动水平地区则降为2 项。这可能由于在教育代际流动水平高的地区，教育的获得受先赋因素的影响小，而受自致因素的影响大，因此教育代际流动更有活力。具体来看，在教育代际流动低水平地区，父亲政治地位、母亲经济地位及父亲社会声望等3 项因素显著影响女儿的教育代际流动，儿子教育代际流动受父亲政治地位、父亲经济地位、母亲经济地位及母亲受教育年限4 项因素的影响显著；在教育代际流动中等水平地区，父亲经济地位、父亲受教育年限、父亲社会声望以及家庭综合地位等4 项因素对女儿教育代际流动有显著影响，儿子教育代际流动则受父亲政治地位、父亲经济地位2 项因素影响显著；在高教育代际流动地区，女儿显著受到父亲经济地位、母亲经济地位和家庭综合地位3 项因素影响，儿子教育代际流动受到父亲经济地位、父亲受教育年限2项因素显著影响。可见，女性教育代际流动受到家庭资本的影响更大。可能的原因是在教育机会获得方面，女性受家庭先赋因素影响更大，而受自致因素影响较小，因此女性的教育水平与家庭原生条件的相关性更强；而社会为男性提供的教育获得机会更多，使得男性受家庭先赋因素的影响较少而自致因素的影响增强。建议以上结果为完善开放流动公平的教育体系提供了启示。针对影响教育代际流动指数的前三位因素，在家庭经济资本方面，建立完善奖助学金制度，对经济困难家庭的学生予以帮助可以减轻经济的不平等，同时应重视对贫困家庭的女性受教育者的帮助，防止她们因贫失学；在家庭政治资本方面，提高普通民众的社会参与，开放建言献策的有效通道，鼓励民众监督等可以缓解家庭在政治地位上的不平等，降低其对教育代际流动的影响；在家庭文化资本方面，提高父母的受教育水平非常重要，可以通过加大教育宣传，营造注重教育的良好环境实现对父母的继续教育。需要重视的是，现在的子女也将是未来的父母，促进个人受教育年限提高就是在提高未来父母的受教育水平，尤其要注重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从而实现良性循环。对于经济发达地区教育代际流动活力不足问题，应将着眼点从教育的“量”向“质”上转变，解决教育过程中具有不同家庭资本的成员在教育的质上的不公平，使教育真正成为普通人“改变命运”的有效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