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赋的谈辩：传统、辩者及文学史意义——兼及辩学视域中的汉赋批评.pdf

114文学史研究汉赋的谈辩：传统、辩者及文学史意义兼及辩学视域中的汉赋批评刘成敏*内容摘要：汉赋之中，有不少文本通过谈辩的方式结撰，抑或深富辩说之趣味，往细处可分为主客之辩、物我之辩与自我之辩。因生成于以铺写见长的赋文语境，辩胜者个性卓异，其于博闻见、审知时势、明识大体、笃守道术、娴熟辞令中的一个或多个表现突出。辩学与赋学之会通，拓展了认识汉赋之形式及功能的维度，也有助于发掘赋体作为思想形式的话语内涵。汉赋的谈辩，当置于言说、书写二者嬉递与交互的脉络审视，因之也可作为考察言说、书写之于中国文学生成、衍变之意义的样本。关键词：汉赋谈辩辩学批评有历史学者指出：“口述社会是古代世界的共性，和希腊社会一样，古代的埃及、两河流域、印度和中国都经历了相当长的一段口述社会阶段。”言说是口述社会突出的话语方式和重要的表达机制。相对于“口述社会”的概念，或可称作“书写社会”，重视写作、著述乃其显著观念。言说和书写不仅是两种话语方式，其话语的力量也塑造了两种文化生态，此于文学的意义或尤显著，构成文学发生的重要动能。从言说向书写之嬉递正乃中国文学演进的一大脉络。其中，有两点需要注意：一*【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汉赋文本的知识考古及赋学理论问题研究，项目编号：2 1 CZW014。*刘成敏，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华传统文化研究中心讲师、副主任，研究方向为周秦汉诸子学术、汉赋。蒋保：演说与雅典民主政治，历史研究2 0 0 6 年第6 期。1152023.No.1汉赋的谈辩：传统、辩者及文学史意义是这一脉络是就书写在文学文本生成过程中之比重越发突出、意义越发显要而言，并非从言说变为书写的单向线性进化；二是言说与书写二者表现出丰富的交互形态，并非此消彼长或决然对立。汉代的书写观念愈益深厚，“作者”的意识更为自觉。作为习见的言说行为，谈辩又为汉赋书写的重要形式。赋体成为文士表达自我的文学机制，同时呈现言说传统文本化的特征。汉赋的谈辩，以至于赋体生成，当置于言说、书写互动的脉络审视，从话语功能看，赋家之文学家身份的群体建构得到强化。考察言说、书写之于中国文学生成、衍变的意义，蕴含辩趣的汉赋文本洵为典型样本。赋中辩者尤其辩胜者形象为相关问题之研讨提供了一个侧面。谈辩、辩学传统与赋体书写中国古代蕴含教谕意蕴的文本或多以对话的形式结撰，此于经史、诸子、辞赋之文均有相当突出之表现。瑞度原理，盖在对话可以营造一“作者”的意识，不必汉代才有。保守一点说，先秦诸子已经有这样的观念。清代1章学诚认为“著述始专于战国著述不能不衍为文辞”，其作此论断之前提在于“战国始以竹帛代口耳”【参见（清）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 9 8 5 年版，第6 3 页。历史地看，竹帛当然不可能完全取代口耳，但是书于竹帛确为诸子时代著述之大背景，此从荀子韩非子等诸子书中已经流露出的通过著述表达个人思想的现象即可看到。到了汉代，基于书写而表现出的“作者”意识更为自觉，其于经史、诸子、诗赋、文章等诸多方面均有体现。一方面，汉代的“作者”意识，可从汉代文士学者的自道之言获得确认，如司马迁“发愤著书”而欲成“一家”之言，班固答宾戏坦陈“密尔自娱于斯文”，又如王充推崇能精思著文、连接篇章之“鸿儒”。另一方面，其也可从汉人批评观念之中予以揭示，如史记屈原列传“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王逸楚辞章句离骚经序“离骚经者，屈原之所作也”，显然都将这些文字系于屈原名下，它们是否均为屈原作品是另一问题，而包括史迁在内的汉人如此认识楚辞作品及建立其与屈原之关系，恰可证明这是汉人“作者”观念的表达；又如我们知道史记汉书多录两汉文士诗赋文章，其中包括虽未录原文或原文失但史家提及其在诸多文体上有创作实绩的情况，也表明将作品系于一人之下的“作者”意识是很明显的。“作者”意识的不断自觉、对书写著述的逐渐看重，为通过作文安身立命或实现称名后世这样的观念作了铺垫。从“立言不朽”到“文章无穷”（曹丕典论论文）的观念演进，汉代是重要环节。于迎春汉代文人与文学观念的演进（东方出版社1 9 9 7 年版）“述作意识与文史哲的分离”、龚鹏程汉代思潮（商务印书馆2 0 0 8 年版）“文人传统之形成”相关阐论，也可丰富有关汉代“作者”意识或观念的认识。1162023年第1 辑总第三十七辑厮耘学刊种教一受的临场情境，如此最易动人视听，从而移人心志。对授受双方而言，对话之完结便意味着完成了一次教化与启蒙。检视先秦两汉文本，类此特点与功能之对话，有三例值得一述。(一)解释型因古史渺远或义理隐微，其中的意义、思想之传播及发挥作用必须经过解释的过程方得实现。经史之中的问对，一问一答颇显彼此授受的情境。说解者为王言之代表或经典的解释者，他们皆构成事实上的话语权威，而答问解释的文字，其教义通常是宣教性、训诫性的，受教之人直接领受即可。(二)叙事型粗略言之，此即通常而言的“讲”故事。例如左传国语中的对话有大量的古史旧闻、传说神话，诸子说理也多以故事为中心。是否实有其人、其事及人与事是否一一对应并不特别重要，就“义”而栋选人、事，故事之中有道理，授受之间带有隐喻一解喻的机制，甲方讲故事即“演义”，乙方在听受过程中“取义”，其教义多为演绎性、比附性的，如此实现话语述行、义理构建的目标。除两个或多个角色的对话，尚有自我对白的类型，多表现为文本内在张力的纤解，1即经历“洗心内讼”（董仲舒士不遇赋）之心灵旅程，从犹疑、困惑到坚定、清醒，实现自我说服。“人生意义以及事关生死之终极关怀，是每一个人在其一生之中的某个特定时段都会或多或少遇到的问题。如此，儒家及道家依靠讲道理来提升人生境界，并且寻找到一种自我说服的理论体系从而确立起安身立命的信仰。”（宋洪兵：重建我们的信仰体系，子学何为？，诸子学刊第十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 0 1 6 年版，第1 9 9 页）倘据此观照本文探讨的汉赋谈辩，其中自我之辩正乃汉人确立信仰而选择的形式，儒、道思想确乎显明。关于“述行”理论的介绍，参见王建香当代西方文论中的文学述行理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 0 0 9 年版。1172023.No.1汉赋的谈辩：传统、辩者及文学史意义(三）谈辩型相较于第一类“告示以义”、第二类“晓谕以理”，该类具有明显的争胜色彩，例如王官廷议、诸子论辩、游士遥辞皆称典型。因预设辩胜的目标，谈辩的过程大多综会解释、叙事，从容便宜言说，其教义宣达或直或曲，或显或隐，辩趣机巧的背后乃辩者闻见之知的敷布演绎与致思方式的匠心经营，可谓有深意存爲。进一步言之，谈辩并不止于一般而言“通人于已”“通已于人”的言语交际，更乃古人言志立义、述作思想的话语形式。中外思想史上均不乏通过谈辩的方式述作思想的学者。就关乎谈辩的态度看，中国古代的文士在重视谈辩、运用谈辩的同时，又多审慎于辩、不得已辩。尚书说命云“惟口起羞”，宋代陈经说：“口者号令之所自出也，号令一不谨，而出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是起羞也。”苟子劝学即提醒：“言有召祸也，行有招辱也，君子慎其所立乎！”总体来看，在中国古代的人文传统中，贤哲之士谨于言辞，不尚口辩争胜，却又有通过言说践行生命价值与实现死且不朽之自觉。据左传，晋国介之推谓“言，身之文也”，鲁国叔孙豹称立言乃“三不朽”之一。唐代徐彦伯枢机论一文有云：“言语者，君子之枢机。夫言者，德之柄也，行之主也，志之端也，身之文也。”即是说，“言”被赋予崇高的生命价值内涵，贤人君子视“言”为个人志意、德性、智识、身份的象征。尔雅释言邢疏：“言者，发于志而形于声，所以文章于身者也。”不同于通常意义的谈话，“杂错漫羡而无所指归”。真正的谈辩实则是围绕具体议题与言说目标，充满比德、辩智意味的“言语竞赛”，相形之下，辩者之闻见博隘与德智大小一“辩”立判。（宋）陈经：尚书详解，中华书局1 9 8 5 年版，第2 1 3 页。2（清）王先谦撰苟子集解，中华书局1 9 8 8 年版，第7 页。3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2 0 0 9 年版，第4 1 8、1 0 8 8 页。（五代）刘昀等撰旧唐书，中华书局1 9 7 5 年版，第3 0 0 5 页。（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2 0 0 9 年版，第5 6 1 4 页。隋书经籍志“子部”称“杂之放者”之辞，兹取其义。1182023年第1 辑总第三十七辑耘学刊谈辩的实质是辩别。说文云“辩，治也”，段玉裁注：“治者，理也。俗多与辨不别。辨者，判也。”“辩”“辨”互通，陈辞之际，因辩别而置辩的情境随即生成。而借助谈辩阐论道理是古人思想创发的重要方式。即使是秉持“大辩不言”态度的庄子，也多以谈辩的形式结撰文本，最终实现无辩。因实践需要与经验总结，先秦思想家尤其是身处思想争鸣语境中的诸子，多不乏“辩”论，其自觉将“辩”这一言语现象、言说行为作为研究对象，探讨总结“辩”之宗旨、原则、要求、方法等。辩学遂成一种专门学问，“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对当时各种实际辩论的反思和理论总结，是对各种具体辩论的规范化和系统化”。早期文献特别是诸子书记录有大量的谈辩文本与关于“辩”的认知，并在学理阐发及言说实践中形成传统。相较于语形学意义上的逻辑学，早期辩学之语用功能特为突出，往往会通义理、政事而融织于文章之中，构成思想述作与政治言说、文学书写的统绪之一，且随文成势，因文章技法、修辞之不同而变换出丰富多样的辩趣与风格，自然盈实了文本的思想内涵与文学意蕴。汉赋被推为一代之文学，彰显两汉风尚与汉人情志，然赋之器识内涵、体制技法则吸收融会了先秦思想学术与文学文化遗产。谈辩的话语形式及辩学传统即激发乃至促成其代盛的因素之一。辩学之思想、理念没有止于理论思辩和技术总结，往往浸人文学书写并影响于文本的形式与（清）段玉裁撰说文解字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 0 0 6 年版，第7 4 2 页。2（清）郭庆藩撰庄子集释，中华书局2 0 1 2 年版，第8 9 页。曾祥云：名学、辩学与逻辑，逻辑学研究2 0 0 9 年第2 期。诸子论“辩”而成辩学，不宜比附西方意义上的逻辑学。针对将先秦名学、辩学或名辩学径直与之比附的看法，远则章士钊逻辑指要（其谓“以辩或名直话逻辑，则尚有变乱事实之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 9 6 1 年版，第3 页。据该书重版说明，氏著系1 9 1 7 年旧刊），近则张晓芒先秦辩学法则史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 9 9 6 年版）、崔清田名学与辩学（山西教育出版社1 9 9 7年版）及曾祥云此文等，均多辩正，兹不赘。诸子“辩”论有相通相近之理。例如，关于“无辩”“息辩”的态度，诸家表现出一致旨趣，而又多通过“辩”述作思想，以期实现不辩、无辩。又如反对口舌巧言，葛兆光指出：“在中国人看来，“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的辩论并不具备真实的意义，在这里“道”就变成了“术”，思想就成了技巧。于是，各种思想流派如孔子一系、墨子一系、庄子一系的后人，都来矫正这种日渐成为口舌之辩的语言观念，使之成为通向“道的超越境界、“人的道德世界或“智”的经验世界的工具。”（参见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 0 0 1 年版，第1 9 8 一1 9 9 页）此所谓“促成”，毋宁说是辩学作为思想与知识观念在汉赋文本中的再现与表达。这是赋体之形式与功能不断形塑的更深层次的历史过程。1192023.No.1汉赋的谈辩：传统、辩者及文学史意义风格。诸多汉赋文本显露辩“迹”、彰著辩“识”、漫溢辩“趣”，无论文本形式还是内涵意蕴，对辩学精神皆有所续。无论体国经野之“大”赋还是述怀言志之“小”赋，通过营构对话语境展开辩理是众多文本言志树义的策略。赋辩大抵以一方对另一方的信从、服膺抑或自我之辩中对一种选择的果敢坚定而对别一选择的彻底否弃收束，谈辩之结束意味着致思立义的完成。墨子认为“言”具“迁行”之力，“嘿则思，言则海，动则事，使三者代御，必为圣人”。赋辩以言行事，具有能动的“迁行”力量，作为思想的形式，其精神内涵集中体现于辩者形象的塑造上。从辩学视角勘察汉赋谈辩，总结辩者个性特征，有助于执发赋体作为思想形式的话语内涵，同时则可开拓汉赋批评一个新视域辩学批评。二赋辩文本：辩型及辩者形象因身处新的语境，赋家撼虑扬情，表达个体意识，抑或发表对政治、时势的看法，赋体作为时兴的表达机制，被寄予谈辩、论说的功能亦时代之势所然。相当部分的汉赋文本通过谈辩的方式结撰，或深富辩说的趣味。赋辩之类型，往细处可分为三类：如司马相如子虚上林赋、班固两都赋，此乃主客之辩；如扬雄逐贫赋、张衡赋，颇得寓言之趣，此乃物我之辩；还有一种特殊类型，即同一主体面对不同选择（如道术与名利）的审识区判，不妨谓之自我之辩。汉赋谈辩（清）孙让撰墨子间话，中华书局2 0 0 1 年版，第4 4 2 页。12本文使用的汉赋文本，皆据费振刚、胡双宝、宗明华辑校全汉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为行文简省，不一一注明。刘成敏汉赋文本的辩学精神（文学遗产2 0 2 0 年第3 期）就赋辩类型有过简要说明。但因自我之辩特殊，这里尚需作点补充。自我之辩，说得抽象一点，即“心”与“身”辩，在形式上具有周延、兼容的特征，部分主客、物我之辩可以视作“自我之辩”的分化，其中被认同、被否弃的内容在前两类中实则由主一客、物一我分别承担。若据前两类来说，只要在被认同、被否弃的部分添置观点相对的角色，自我之辩顺理成章地回到双方谈辩的情境。崔达旨没有虚设角色，针对“或说已日”而“答日”的因应设计，正可视为介于主客、自我之间的情形。辩学视域中，此经过深刻的“洗心内讼”而“显志”“慰志”的文本形式，诚可谓之主体“心辩”，自“安心”而“安身”进而“立命”成为赋辩此一类型的思路，此如老子“去彼取此”式矛盾法则之表现。明代陆深立心辩一文有云：“君子之心求于安而已矣，岂有待于外耶？夫知吾之安之也而遂之，内以自信外以自坚，诚之立也。圣人之于小人，诚伪辩之也。”【（明）陆深撰俨山集，（转下页注）120总第三十七辑2023年第1 辑厮耘学刊隐含问题意识与现实指向，在对话性文本语境中，赋辩凸显谈辩的辨辩别本质，彰著辩识，而非徒口舌的语言游戏，向被视为汉赋形式的特征，如在书写中更具施展空间及表现力之铺叙和夸饰，遂具有超越文体技法的一般意义，构成塑造辩者形象的别样手段。其中，被奉为“博辩”之士、“驰辩”之士的辩胜者形象尤为显著，其卓异之处见于以下五个方面中的一个或多个。一是博闻见。刘向说苑有语：“天文地理人情之效存于心，则圣智之府。”闻见博是辩胜者彰显阅历、眼界、智慧的方面，也是超越对方的一个前提。七发最终楚太子病愈，“乎若一听圣人辩士之言”，而吴客观太子“玉体不安”，则如老医诊断，察治病理，直抵病灶，指出“独宜世之君子，博见强识，承间语事，变度易意，常无离侧，以为羽翼”，认为此乃太子摆脱“淹沉之乐，浩唐之心，遁之志”的根本。司马相如子虚上林赋中亡是公夸饰天子苑囿之巨丽，与子虚敷陈云梦之壮观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不以此骋博不足以撤扬天子声威。赋家自身就是辩士，骋辞以博物为基础。汉赋博物服务于具有斗智趣味的谈辩，实际上也是“知识竞赛”，只有充分调用习于闻见的知识，最为切实，符合汉人的知识背景，也易于联类以敷布事义，终令对方自认“末学肤受”而与胜者心合意同。因类置辩是辩学的一条原则，赋辩自在地与之契合。二是审知时势。辩胜者高明之一面在于能够审时度势，根据时势作出判断和块择。面对亡是公的驳辩，在上林赋结尾，方国使者子虚、乌有巡避席，不见此前意气之盛，径直以人自居，“人固陋，（接上页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 9 9 3 年版，第2 1 3 页】就旨趣看，自我之辩在“心辩”的过程中彰显“智”“察”，而“我”笃道察是、言信行果又足见心志之“诚”，与陆氏言下君子立心辩之义契合。（汉）刘向撰，向宗鲁校证说苑校证，中华书局1 9 8 7 年版，第4 4 2 页。刘文心雕龙物色中谈到“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时，其后文附列之例“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范文澜撰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 9 5 8 年版，第6 9 3 页）云云，则体现出赋法、赋艺之特点。以类相从是中国古人观察和认识世界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广泛运用于有关自然、人事之秩序感、仪式感的建构。汉人于此更为自觉。汉赋作为一代之文学，类思维影响于赋体书写是多方面的。易闻晓类推思维的文学推衍（文学评论2 0 1 3 年第4 期）、邹朝斌类思维对汉大赋创作的影响【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 0 2 1 年第1 期】皆论及此，可以参看。1212023.No.1汉赋的谈辩：传统辩者及文学史意义不知忌讳，乃今日见教，谨受命矣”，而赋中恢廓帝国声势、天子法度，足显辩者对“定于二”郡县制度之下央地之间领属、主从关系的清醒认识。在东都赋中，不唯叹服东都主人“好学”，立论义“正”而事“实”，西都宾也钦羡主人“遭遇乎斯时也”，坦陈自身放言夸实乃暗于时势，“小子狂简，不知所裁”。凭虚公子雅好博古，“学乎旧史氏，是以多识前代之载”，称述西京之盛，在东京赋中，安处先生则直接批评，“若客所谓末学肤受，贵耳而贱目者也。苟有胸而无心，不能节之以礼，宜其陋今而荣古矣”。两都赋二京赋盛称洛邑之美，核心之义在于东汉受命及其与天下更始之文化自信、制度自信，此即七辩无子所谓“汉虽旧邦，其政惟新”的思想，是为辩者在旧政一新命这一重大政治议题上因应时势之自觉。在答客难中，东方先生“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岂可同哉”的然之慨，已然昭揭时世移易与审知时势之间的关系。在显志赋自论中，冯衍称述“风兴云蒸，一龙一蛇，与道翱翔，与时变化”。针对客之疑惑，扬雄解嘲一一剖判“当也”“时也”“适也”“得也”之情，指出“为可为于可为之时，则从。为不可为于不可为之时，则凶”。至于自我之辩，更多感于时势，其审时度势的意识颇为自觉，于政治昏乱之时，赋家表现出“河清不可侯”或“正身履道以侯时”的警醒。三类赋辩中的辩胜者对各自所处时势、境遇均有清醒透彻的体察，闻见博又是能够如此的前提之一。三是明识大体。“大体”也称“大义”“大理”“大务”等。古人称赞的识大体，指其能够着眼于根本、关键、整体、大局、长远认识问题，如贾谊曾批评俗吏“不知大体”，“夫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乡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针对“客有难玄太深，众人之不好也”，扬雄解难中辩说“若夫闳言崇议，幽微之涂，盖难于览者同也。辞之衍者不可齐于庸人之听”。赋辩之议题，撮其要者，无外乎政事、道术二端，“闳言崇议”乃胜者识大体之证。对于子虚盛推云梦之丽，“奢言淫乐而显侈靡”，乌有甚为不取，认为子虚作为使臣，理该代表楚王彰（汉）班固撰汉书，中华书局1 9 6 2 年版，第2 2 4 5 页。122总第三十七辑2023年第1 辑厮耘学刊显大国风烈，而不宜有“彰君恶，伤私义”之举。亡是公更指出二人皆失其正，“以诸侯之细，而乐万乘之所侈”，没有遵履“禁淫”的法度，进而提出“明君臣之义，正诸侯之礼”，申明央地、君臣之间的主次关系，凸显天子“创业垂统”之义，“务在独乐，不顾众庶，忘国家之政，贪雉之获，则仁者不由也”。至于众乐之义，谏格虎赋“乐至者，与百姓同之之谓也”，羽猎赋“与百姓共之”，二京赋“百姓同于饶衍，上下共其雍熙。若此，故王业可乐焉”等，如是“大体”，诸赋一以贯之。又如难蜀父老，针对蜀地代表“弊所侍以事无用”的“固陋，不识所谓”之言，使者从长远、大局予以驳辩：斯事体大，固非观者之所靓也。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异也。故日非常之元，黎民惧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且夫贤君之践位也，岂特委握龈，拘文牵俗，循诵习传，当世取说云尔哉！必将崇论欲议，创业垂统，为万世规。故驰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参天贰地。是以六合之内，八方之外，浸淫衍溢，怀生之物有不浸润于泽者，贤君耻之。在长杨赋中，子墨客卿阐述“圣主之养民”应有之义，以为“人君以玄默为神，澹泊为德。今乐远出以露威灵，数摇动以疲车甲，本非人主之急务也。蒙窃惑焉”，翰林主人则辩称长杨之事乃“国家之大务”，“吁，谓之兹邪！若客，所谓知其一未睹其二，见其外不识其内者也。客徒爱胡人之获我禽兽，曾不知我亦已获其王侯”，子墨客卿最终开悟，“大哉体乎！允非小人之所能及也。及今日发蒙，廓然已昭矣”。另外，汉人重“经常”，同时也尚“权变”，通达权变也是识大体，答客难中“明有所不见，聪有所不闻，举大德，赦小过。自得之，则敏且广矣。今以下愚而非处士，虽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适足以明其不知权变而终惑于大道也”，答宾戏中“因势合变，偶时之1232023.No.1汉赋的谈辩：传统辩者及文学史意义会，风移俗易，乖而不可通者，非君子之法也”，均系此理。综之，大体、小体之辩，诸子学说对此不乏讨论，各自立场未必齐同，但尚“大”的态度是一样的。吕氏春秋称：“辩议而苟可为，是教也，教大议也。”赋辩中，辩胜的实现正是“识大”启蒙“识小”之完成。四是笃守道术。赋以铺写见长，但未必只能图形写貌，也可言志载道，此因赋家用心而显其功能。赋言志在谈辩之作中更显突出。在答宾戏中主人说“道不可以贰也”。赋辩骋辞繁复至多胜人之口，其辩胜之根乃在道术。即使论议国是，也势必要于道术上寻获终极依据，如此方显志笃、理安与辞顺。庄子天下云“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识大体有时也是明道术。辩胜者识大体，是以道术之通明于博物骋辞的过程中比德建义，就文本结撰看，又可分述三点。首先，文本援推道术。赋辩之展开乃文本援引思想、推阐道术的过程，如事关国家政教之要义（天道、王道、从容中道、建用皇极、符命瑞应等），其中似又以汉赋用“经”为著。其次，道术绎自经典。通过文本比勘发现，更耐人寻味的是赋辩绎解经典的现象。例如书写天子游猎之盛而终折之以礼，大抵是对礼记王制（如“天子五年一巡守”“天子诸侯无事，则岁三田”）、尚书无逸（如“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等经典之内相关文本之演绎。杜笃论都赋申论迁都，建议汉家“存不忘亡，安不讳危，虽有仁义，犹设城池”，在一定意义上，或可说是对“虽有文事，必有武备”之春秋经义的发挥。子虚上林赋中的“创业垂统”“述职”“禁淫”，还有与谏格虎赋诸赋共同撤扬的“众乐”，则是对孟子王道之言的“赋”写。尤其是上林赋中天子对“往而不返”的省思，径直绎自孟子。孟子说“乐许维通撰吕氏春秋集释，中华书局2 0 0 9 年版，第1 0 1 页。因不同赋辩文本的思想旨趣有所同异，本文使用的“道术”，并非特指一种具体学说或思想类型。（清）郭庆藩撰庄子集释，第1 0 6 4 页。许结、王思豪：汉赋用经考，文史2 0 1 1 年第2 期。4孟子梁惠王下首章，针对梁惠王好钟鼓管篇之音、猎之乐，孟子提出“与百姓5同乐，则王矣”。其后，又论及诸侯述职、禁淫、“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等相关观点。124总第三十七辑2023年第1 辑厮耘学刊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在讲述晏婴劝谏齐景公故事时，提及晏子论“从流下而忘反谓之流，从流上而忘反谓之连，从兽无厌谓之荒，乐酒无厌谓之亡。先王无流连之乐，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上林赋末言“天下大说，向风而听，随流而化，然兴道而迁义，刑错而不用。德隆于三皇，功羡于五帝。若此，故猎乃可喜也”，再次崇扬天子狩猎之义，实为启悟君上王道“惟君所行也”而“非不能也”。赋辩广衍孟子本文，通过这种情境化的方式畅言王政，而非抽象地连缀概念，其实是更为细致地援推道术，此间也可见孟子思想在汉代之传播与作用形式。最后，命名彰显道术。命名是一门学问，颇显匠心。赋辩中，不少拟设角色之名即道术的象征。如七激之徒华公子、玄通子，七辩之无为先生与虚然子等，七之寒门邱子、玄野子，这些命名俱显赋家运思之匠心独妙。又如，长杨赋序称“聊因笔墨之成文章”，以“翰林”为主人，以“子墨”为客卿。前人集释：“韦昭日：翰，笔也。善日：翰林，文翰之多若林也。诗大（小）雅日：有壬有林。君也。此云林，即文翰林，犹儒林之义也。胡广云：博士为儒雅之林，是也。”显然，“翰林主人”系道术通明的别致之称。刘熙释名有云“笔，述也，述事而书之也。墨，晦也，言似物晦黑也”?，据古人以物比德、取义于物的思维审之，“墨”即晦暗，隐喻不明大体。管子四称中说“政令不善，墨墨若夜”，即“言其昏暗之甚也”。荀子解蔽谓“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曲知之人，观于道之一隅而未之能识也”，杨惊注“蔽者，言不能通明，滞于一隅，如有物雍蔽之也”；继谓“诗云：墨以为明，狐狸而苍。此言上幽而下险也”，杨注“逸诗。墨，谓蔽塞也”。“笔”系明道之具，自（宋）朱熹：孟子集注，载（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 9 8 3 年版，第216217页。孙晶：称谓调遣见匠心一汉代七体赋管窥，社会科学战线2 0 0 2 年第3 期。（南朝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 9 8 6 年版，第4 0 4 页。（汉）刘熙撰，（清）毕沅疏证，（清）王先谦撰释名疏证补，湖南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 7 4 一2 7 5 页。黎翔凤撰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 0 0 4 年版，第6 1 7 页。（清）王先谦撰苟子集解，第3 8 6 4 1 0 页。1252023.No.1汉赋的谈辩：传统、辩者及文学史意义然构成“道”的象征，“史载笔，士载言”也是强调借由笔的书写“宣”言“明”道。王充论衡自纪说：“口则务在明言，笔则务在露文。观读之者，晓然若盲之开目，聆然若聋之通耳。”众所周知，笔、墨虽然相需，然就书写的程序而言，墨毕竟是从动的，墨因笔成文，文成而道显。蔡營笔赋由题咏其物进而赞谕其德：昔仓颉创业，翰墨作用，书契兴焉。夫制作上圣立宪者，莫先乎笔。传六经而缓缀百氏兮，建皇极而序彝伦。综人事于暗味兮，赞幽冥于明神。象类多喻，靡施不协。上刚下柔，乾坤位也。新故代谢，四时次也。圆和正直，规矩极也。玄首黄管，天地色也。这些皆可看作“笔中有道”观念的表达，于此可佐长杨赋人名命意蕴含道术之趣。如此设计归结于客卿服膺主人“大哉体乎”之言，无疑也是赋家本人通明道术的体现。“如果说文学作品中蕴含的思想是体，它是即用显体的。”道术之于文学的意义，并不在于文本仅从典册中掂拾若干字句、化用点缀术语这种肤泛情形，而是以艺术的形式传递、阐发思想，此不失古人述作之义。从道术传播或施用的角度出发，也不妨说，赋体构成道术的一种文学化“义疏”。以上二者合观，恰构成古代文、道关系的两个方面，即“文以载道”与“道之文”。五是娴熟辞令。出语为辞，发言为令。作为口述社会的典型，辞令之学是先秦君子之学的一个重要方面。辞令具有内在规定性，其为德行、学问、智识与言说立场的呈现，未可径以利口巧言等同之，高水准的辞令多见诸谈对论辩的场合。赋家擅长辞令，自屈原、宋玉诸人已然，史（清）孙希旦撰礼记集解，中华书局1 9 8 9 年版，第8 3 页。黄晖撰论衡校释，中华书局1 9 9 0 年版，第1 1 9 6 页。俞樾古书疑义举例“寓名例”即列举汉赋命名之例“马卿之乌有亡是、杨雄之翰3林子墨”，但是并未点出其命名之义。长杨赋的情况已如上论。关于子虚上林赋之人名命意，曹虹指出其中“隐含抗礼王侯、尊师重道之古意”，并认为张衡二京赋亦然，而此种称名隐含以道胜势之义（参见曹虹孟子思想对汉赋的影响，江苏社会科学1990年第5 期）。朱晓海：汉赋史略新证，陕西人民出版社2 0 0 4 年版，第1 5 页。41262023年第1 辑总第三十七辑厮耘学刊记载“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司马迁称屈原从容辞令，从观念史的角度看，不妨视之为汉人对赋辩之中辞令传统的追认，这是主要意义，至于其事实然否不必刻意求实。赋辩接续辞令精神，辞令水平取决于赋家之闻见及对道术、大体、时势等的体认。骋辞是辩胜者综合能力的施展，娴于辞令内在地聚合博闻见、审知时势、明识大体、笃守道术等方面，使对方终以辞出之态心悦诚服，此乃辩学精神之要义。赋辩彰明思想旨趣，其精义存于辞令之中。也可以说，辞令精神的流注乃赋辩文本具备思想品性的一个因素。以上五个特点，是为五种能力，就整体而论，并没有超越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个方面。“孔门四科”揭举孔子关于个人材性能力的认识，彰显孔门意趣，四者各为专长而又相互联通。南宋真德秀西山读书记载：或问：“四科之目何也？”日：“德行者，潜心体道，默契于中，笃志力行，不言而信者也。言语者，善为辞令也。政事者，达于为国治民之事者也。文学者，学于诗、书、礼、乐之文，而能言其意者也。盖夫子教人，使各因其所长以入于道，然其序则必以德行为先，诚以躬行云云。”当然，这里仅仅只是师其辞义而已，不必圃于儒者立场，“四科”蕴含的综合能力体现为以上五个方面彼此融织及其相互作用。闻见博是辩者博物骋辞的知识基础，笃于道术是辩胜者审知时势、明识大体且于闻见博中知言与从容谈对的根抵。识大体、笃道术在有的赋辩中又表现为对闻见之知的深人与超越。“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汉）司马迁撰史记，中华书局1 9 5 9 年版，第2 4 9 1 页。（宋）真德秀：西山读书记，载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全宋笔记第十2编第二册，大象出版社2 0 1 8 年版，第1 3 8 页。1272023.No.1汉赋的谈辩：装传统、辩者及文学史意义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行之，明也。”两都赋中西都宾敷陈旧都风物，“若臣者，徒观迹乎旧墟，闻之乎故老”，东都主人申辩之前，批评他“顾耀后嗣之末造”，“罕能精古今之清浊，究汉德之所由。唯子颇识旧典，又徒驰骋乎末流。温故知新已难，而知德者鲜”，并以“京洛有制”“王者无外”的王制自信，一一辩驳宾客自负的闻见之知。西都宾完全接受，其谓主人“好学”实乃对主人识见卓越的服膺。答宾戏中主人批评宾客“处皇世而论战国，耀所闻而疑所规”，其称陆贾、董仲舒、刘向、扬雄诸人著述之业“究先圣之壶奥以全其质而发其文”，是对他们辩章旧闻、精研覃思而不囿于闻见的推崇。古人云，赋显才学，赋见器识。综此五者，辩胜者“博闻辩智”的形象大体可观，比照之下，他者形象已毋庸具论。五个方面均密契道术、政事，又多以辞令为轴心。谈对、论辩构成先秦两汉文学生成、演进乃至个别文本经典化的重要动能，其中塑造了颇多个性特异的辩者。墨子尚贤云，“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的贤良之士，“固国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辩乎言谈”作为一种文本特征，与厚乎德行、博乎道术一起，树立了辩胜者的丰满形象，辩之议题、辩胜之理则彰显赋家之智察明诚。在“通意后对”的前提下，赋辩表现出的尚“文”精神，至少昭示“政化贵文”“事迹贵文”“修身贵文”之一面。如结合前文举述的解释型、叙事型两种对话看，赋辩中辩胜者具有相当的话语力量，或者擅长辨章旧闻。凭借解释、论说或叙事，赋辩表现出一定的宣示性，赋家个性也因之获得彰表。形象是思想的符号。辩胜者彰著辩者之多能，且时显史家之睿智、哲人之气质。作为文学形式的赋辩，内生于“辩”以正言、“辩”以立言的动力，构成独到的思想形态。言说传统在这样的过程中进入书写，丰富了文本的话语内涵，例如通过对辩胜者形象的分析与总结，或可从一个侧面审视赋家有诸子遗意及赋（清）王先谦撰苟子集解，第1 4 2 页。（清）孙让撰墨子间话，第4 4 页。2参见范文澜撰文心雕龙注，第1 5 页。31282023年第1 辑总第三十七辑厮耘学刊体可以构成“一子之学”的标征。而潜在地，这一过程也给赋体书写埋下“隐患”，从而导引出有关赋体“丽则”“丽淫”的问题。由是，结合早期辩学的相关内容，辩学视域中的汉赋批评构成赋学批评新视域、新方法。三亲辩学视域中的汉赋批评说汉赋融会众多思想、知识资源而显聚合特征，辩学为其中一个具体方面。辩学视域中的汉赋批评，乃汉赋文本之书写特征与早期辩学相关理论彼此视域融合下的批评范式，综其端绪，包括汉赋文本的辩学批评与传统赋评之辩学解读，二者如两条绳股之编织，既各成一系又紧密扭结。兹就这一视角、方法之批评实践及其理论意义，试予粗略探讨。首先引起注意的，是古代赋评及其术语与辩学范畴间有叠合。虽未必提到“辩”，古代的汉赋批评与辩学相关内容却有契合处，所使用的术语与辩学范畴彼此叠合。一是知“类”。古人很早就关注“类”的问题。易称“君子以类族辩物”，苟子谓“伦类不通不足谓善学”，吕氏春秋言“知不知，上矣。过者之患，不知而自以为知。物多类然而不然小智，非大智之类也”。可以想见，“别类”的意识及能力极为重要，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下言“赋家者流，犹有诸子之遗意，居然自命一家之言者，其中又各有其宗旨焉”，校離通义汉志诗赋又谓赋家自成“一子之学”。【参见（清）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第8 0、1 0 6 4 页实斋论“学”，主“立意”，重“识见”，贵“宗旨”。系统总结“辩乎言谈”的辩胜者形象，有助于审知赋家旨趣及赋文立言的特质。易闻晓从“辞章的学养”“博物的取资”“字词的繁难”等方面论证汉赋为“学”汉赋为“学”论，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 0 1 8 年第6 期，有其道理。只是，这些方面体现的仅乃赋家知识储备以及汉人常言道的“善属文”技能，尚不出“赋兼才学”之义，从立言角度看，实则不构成赋辩言有“宗旨”及实斋言下赋成“一子之学”的标征。2参见刘成敏汉赋文本的辩学精神，文学遗产2 0 2 0 年第3 期。易同人象传之辞。参见（唐）李鼎祚撰周易集解，中华书局2 0 1 6 年版，Y第1 0 7 页。（清）王先谦撰苟子集解，第1 8 页。许维通撰吕氏春秋集释，第6 6 1 页。1292023.No.1汉赋的谈辩：传统、辩者及文学史意义有效谈辩基于知类，“风马牛不相及”自然不构成谈辩。孟子称“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孟子经常以对方不知类驳辩对方。张衡应间中辩胜者开口即称其与对方“观同而见异”，从辩学角度看，就在于对方未能别类。无论事类还是义类，以类施辩均是辩学的基本准则。据汉书扬雄传，“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也，必推类而言”。刘熙载说“赋欲纵横自在，系乎知类”，汉赋施辩的骋辞技法，即推类思维之文本化，契合辩学因类置辩从而别同异、辨是非的旨趣，此亦以类从事、联类生义之比附思维的话语实践，其令对方服膺或自我说服的设计，实现从以类辩理到以类聚人的效果，则又彰显君子“引其类”之义。?二是用“辟”。譬喻落实于歌诗或即比兴之辞，实际上，也是“论文”之法。“辟”是诸子谈辩的通用技术，其与假、效、援、推诸条同列，构成墨子小取阐述的辩术之一，“辟也者，举也（他）物而以明之也”。赋辩用“辟”以谕旨明义，推扩言之，或关乎诗之寄托讽喻。两都赋序中说：“或日：赋者，古诗之流也。”这一回溯性总结未必合乎赋体生成的实际，却具有文学思想史的意义，揭明汉人关于赋体的一种认知观念。结合赋辩文本而言，“古诗之流”兼括形、义二端，对应两种赋之性状的描述：“赋者，敷陈其事”与“赋者，敷布其义”。敷事、敷义构成赋辩骋辞的两个方面，“形”以敷义进而建“义”，“义”以赋形终而制“形”，其间比譬之例甚。谈辩需要遵从“以类取，以类予”的原则，善譬之前提在于知类，知类的实质是知言，知言又是博闻见、明识大体、知所是非的体现，如是均与辩学发生（宋）朱熹：孟子集注，载（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3 2 9 页。（汉）班固撰汉书，第3 5 7 5 页。（清）刘熙载撰，袁津琥校注艺概注稿，中华书局2 0 0 9 年版，第4 5 9 页。“类”是早期辩学的核心概念。考察类思维之于赋辩的意义，除了总结文本表面上呈现出的物象之繁复铺排、结构的秩序等现象，或更应披文人理，由基于类的概念而确立之辩学法则角度勘人，揭示文本现象背后的思维机制及辩学精神。如是方能在比较视野中辨析赋辩与其他辩说文之辩的同异，同中见异，异中观同。（清）孙治让撰墨子间话，第4 1 6 页。孙氏引毕沅注云：“辟同警。说文云：“警，谕也。”至于“举也物”之“也”字，孙氏引王念孙注云：“也非衍字，也与他同，举他物以明此物，谓之譬，故日辟也者，举他物而以明之也”。”130总第三十七辑2023年第1 辑耘学刊关联。另外，基于辩学角度的批评彰示辩学要义。刘鳃称许“符采相济”之文，谓丽词雅义乃“赋之大体”。谈辩亦推重此理，赋辩理应不出其例。这也成为辩学视域中汉赋批评的参照标准。王符指出：另外，基于辩学角度的批评彰示辩学要义。刘鳃称许“符采相济”之文，谓丽词雅义乃“赋之大体”。谈辩亦推重此理，赋辩理应不出其例。这也成为辩学视域中汉赋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