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白虹贯日”解释范式之转变及其文化记忆.pdf

第 76 卷第 5 期 2023 年 9 月Vol.76 No.5 Sept.2023 099 108汉唐“白虹贯日”解释范式之转变及其文化记忆张月摘要 “白虹贯日”的解读几经范式演变。先民记录白虹贯日为自然天象，到战国时期视其为政治禁忌，汉代从伦理角度进行比附、影射，六朝时期因社会动荡而将其比附为政治兵象，再到唐朝对其进行诗性阐释。从先秦到唐，“白虹贯日”解读范式的转变体现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记忆与文学特征，其间它也逐渐与广泛流传的荆轲刺秦王故事相联系，呈现出不同的文化解读。在唐代诗人笔下，荆轲刺秦王、白虹贯日在精诚、复仇和壮志豪情等方面成为盛唐气象、“少年精神”的象征，体现了蓬勃时代的青春力量。然而，安史之乱后，皇权政治式微，白虹贯日再度成为禁忌。关键词 白虹贯日；荆轲刺秦王；少年精神；伦理比附；诗性解读中图分类号 I207.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23）05-0099-10基金项目 澳门大学多年度研究资助项目（MYRG2022-00058-FAH）白虹贯日，原是中国古代对一种自然天象的描述，其文学意义流传至今，形成了独特的文化记忆。它不仅在中国众多文化典籍中出现，而且对东亚其它地区的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日本对白虹贯日的接受，体现了中国典籍文化的深远影响。如日本古代文学巨著 源氏物语 中运用“白虹贯日，太子畏之”塑造人物、推动情节发展1。日本新闻传媒史上著名的 大阪朝日新闻 事件，便是因其评论中的“白虹贯日”一语而引发，该报借此批评当时日本政府的对外、对内政策。朝鲜的文学和历史著作也多次提及白虹贯日，如 三国遗事 记载王巨仁 书狱壁诗“燕丹泣血虹穿日，邹衍含悲夏落霜”2 （P145）以及金光煜剑赋“若乃荆卿入秦，白虹贯日，图穷督亢，匕首忽发”3 （P229）。李朝宣祖实录 也记载了白虹贯日的天象。关于白虹贯日的研究，学界侧重分析“虹”的意象，以及从不同角度解读邹阳上书提及的“白虹贯日，太子畏之”4 （P2470）。前者的成果如法国学者葛兰言（Marcel Granet）对 诗经 蝃蝀 中“虹”的讨论5、中国学者对“虹”意象内涵的探讨6（P51-53，73）。至于后者，李学勤先生对此深入分析，其聚焦的问题是：出现了对行刺有利的白虹贯日天象，为什么燕太子丹却起了疑心7？他引经据典，参考了帛书 天文气象杂占 等出土文献和 史记 燕丹子 等传世文献，对问题展开细致的探讨。此外，有学者考察了与白虹贯日紧密相连的“太子畏之”中“畏”的具体意涵8，也有学者通过白虹贯日的情节判断 燕丹子 的成书时间9。最后，还有学者从自然科学、地理、天文、社会史、军事史等角度研究白虹贯日。原本只作为自然现象的白虹贯日，受不同时代政治观念、审美价值的影响，其阐释范式呈现出形态各异的政治解读和诗性解读，成为中国文化史、文学史上一道特别的风景。目前对于白虹贯日范式解读的关注者并不多，本文将这些风景与不同时代的阐释者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分析。具体而言，从先秦到唐，是将白虹贯日进行伦理比附和诗性解读最为集中的历史时期。白虹贯日的阐释范式转变大体经历了早期的自然天象、战国时期的政治禁忌、汉代的伦理比附、六朝的政治兵象诠释以及唐朝的诗性解读DOI：10.14086/ki.wujss.2023.05.010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5 期这几个阶段。探究这些阶段中荆轲刺秦王的“白虹贯日”记载及相关解读将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一、“虹”的文化禁忌与“白虹贯日”的汉代伦理比附甲骨文的象形字中出现不少有关“虹”的字形：、，这些都体现了古人对不同样态的“虹”的观察和记录。然而如何理解这些字形，后世众说纷纭。如郭沫若先生考证“虹”为“蜺”字：“象雌雄二虹而两端有首”“盖古人以单出者为虹，双出者为蜺”10 （P388），但于省吾先生不认同这种观点，他认为霓、虹相同，“分言之，雄者曰虹，雌者曰霓，通言之，则霓亦称虹也”11 （P4），晁福林先生认为“于先生的这个说法很有根据”12 （P482）。然而，这些都是后世的解读，实际是否如此还需更多证据。殷商卜辞也更多地视“虹”为神异动物。例如，甲骨文合集：“八日庚戌，有虹自北饮于河。”13 （P10405反）“有虹自北，饮 于河，在十二月。”13 （P13442正）这些材料均记载了当时甲骨文卦辞中的“虹”现象，被先民视作原始图腾而敬畏。这种图腾敬畏，到西周时代仍有遗存。诗经 蝃蝀 所描述的“蝃蝀在东，莫之敢指”14 （P141），蝃蝀为彩虹，即彩虹出现在东方，没有人敢指它，实则是不敢指图腾，这是远古人们出于宗教信仰或图腾崇拜所形成的民俗禁忌现象。这种现象是囿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而产生的，大体反映了先民的原始思维和神话想象。到战国，列子 天瑞 将虹记为天象：“虹霓也，云雾也，风雨也，四时也，此积气之成乎天者也。”15 （P32）然而汉代以后，人们则从伦理的角度，将“蝃蝀”解读为代表淫乱的禁忌。汉代 毛诗序 有言：“蝃蝀，止奔也。卫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耻，国人不齿也。”14 （P140）该解读受到汉儒以道德伦理解经的影响，将其从原始宗教敬畏阐释发展为伦理禁忌。虹，为经日光照射所形成的圆弧形彩带，呈现赤、橙、黄、绿、蓝、靛、紫七种颜色。白虹常指日光周围的白色晕圈，“凡日傍气色白而纯者名为虹”16 （P1064）。周礼 春官 眡祲 提到先秦天文“十辉”现象，即太阳的十种不同光气。其中“七曰弥”，汉代郑众说：“弥者，白虹弥天也。”17 （P252）郑玄说：“弥，气贯日也。”17 （P252）李学勤先生认为二郑之说有所不同，“合而观之就是白虹贯日”7 （P54）。礼记 聘义：“气如白虹，天也。”18 （P496）这些记录将白虹贯日视为自然现象，代表着当时的朴素观念。白虹贯日被视作国君遭遇不测的预兆，成为一种“政治禁忌”，始于 战国策 魏策四 魏国大臣唐雎所说：“夫专诸之刺王僚也，彗星袭月；聂政之刺韩傀也，白虹贯日；要离之刺庆忌也，仓鹰击于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怀怒未发，休祲降于天。”19 （P232-233）如何理解“休祲降于天”，杨宽先生认为，这是“君王被刺的预兆”，但“这对刺客来说，是祥兆的显示”20 （P607）。除此之外，太平御览 天部四 日下 引 战国策 曰：“聂政刺韩相，荆轲刺秦王，并白虹贯日。”21 （P33）此处将荆轲刺秦王与白虹贯日相联系，但今本 战国策 无此句。对此，当代学者何晋认为 战国策 佚文中的文字不见得是原文，而是引书概括或者节选了 战国策 内容：“所引字句往往与原书不同，也有为今本所无的，甚至有时同引一书前后还有不一致的。”22 （P117）对于此处有关荆轲的佚文，何晋还指出司马贞 史记索隐 引用 战国策 时只在聂政事迹处提到白虹贯日的现象而未提及荆轲刺秦王时也有该现象，据此他认为：“太平御览 此条所引，乃是将 史记、战国策 所记事合而为一了，而题之 战国策 曰。”22 （P120）白虹作为政治不测、国君蒙难的征兆还出现在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中。帛书 天文气象杂占 论及白虹：“白虹出，邦君死之。”7（P53）顾铁符先生判定该帛书“至迟不晚于西汉最初的几年”23 （P2），李学勤先生认为“它可以说是与荆轲、唐且同时代的东西，关于白虹的看法相同”7 （P54）。可见，大约从战国时期起，白虹贯日已经成为公开的政治禁忌，为 天文气象杂占 所重视。到了汉代，白虹贯日开始被赋予更多的伦理比附，文人将其从聂政刺韩傀转移到荆轲刺秦王，其中 范式转变侧重白虹贯日在某一时期的主要特点而言，不是说此前的特点毫无承续。例如，在唐朝，白虹贯日有时也会被看作政治禁忌。文中所言政治禁忌主要指先唐文史典籍避谈此现象的政治寓意。100张月：汉唐“白虹贯日”解释范式之转变及其文化记忆影响较大的是邹阳狱中上书。据 史记 邹阳传 记载，邹阳被诬入狱，在狱中上书梁孝王，表明心迹道：“臣闻忠无不报，信不见疑，臣常以为然，徒虚语耳。昔者荆轲慕燕丹之义，白虹贯日，太子畏之；卫先生为秦画长平之事，太白蚀昴，而昭王疑之。夫精变天地而信不喻两主，岂不哀哉！今臣尽忠竭诚，毕议愿知，左右不明，卒从吏讯，为世所疑，是使荆轲、卫先生复起，而燕、秦不悟也。愿大王孰察之。”4 （P2470）又，东汉王充 论衡 感虚：“传书言：荆轲为燕太子谋刺秦王，白虹贯日。卫先生为秦画长平之事，太白蚀昴。此言精诚感天，天为变动也。”24 （P233）王充所言“传书”无具体所指，艺文类聚 天部下 虹 引列士传 云：“荆轲为燕太子谋刺秦王，白虹贯日。”25 （P39）该句与王充所引传书中的话完全相同。如果艺文类聚 所引是原文，那么王充所引的传书可能是 列士传。第二种可能是王充受到邹阳上书的影响。王充所引传书与邹阳上书的用典相似，都提到了荆轲和卫先生的例子，并都提及他们的行为精诚感天。论衡 常引用 史记，对邹阳的言论也非常熟悉。在 超奇 篇，王充直接引用了邹阳与梁孝王的典故：“精诚由中，故其文语感动人深。是故鲁连飞书，燕将自杀；邹阳上疏，梁孝开牢。书疏文义，夺于肝心，非徒博览者所能造，习熟者所能为也。”24 （P612）又，王充在 论衡 答佞 中提到“於陵子辞位灌园”24 （P528），此句也与 史记 邹阳上书提到的“於陵子仲辞三公为人灌园”有互文性4 （P2475）。从王充征引传书与邹阳上书所提荆轲、卫先生的事件顺序相同，二者所述“卫先生为秦画长平之事，太白蚀昴”一句更是完全吻合，可见，王充提到的“传书”言论很可能指邹阳上书的内容，至少二者有极高的相似点与互文性。关于邹阳言论与“传书”之间的关系，还有第三种可能性，就是邹阳的言论与王充所引传书都参考了西汉初或更早的文献。然而这只是一种理论推导，未有现存文献佐证。毕竟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引人入胜、意义重大且流传广泛，可能在邹阳上书之前就存在着荆轲刺秦王与白虹贯日的口头传说或现已失传的相关文本。例如，与邹阳同时代的司马相如写有论赞荆轲的文章，汉书 艺文志 记载 荆轲论 五篇，附注言：“轲为燕刺秦王，不成而死，司马相如等论之。”26 （P1741）又，文心雕龙 颂赞：“至相如属笔，始赞荆轲。”27 （P158）虽然司马相如的文章现已失传，我们无从知晓他的文章中有无白虹贯日的记载，但如果诸如此类的论赞类文章提到荆轲的精诚与白虹贯日，不会令我们意外。总之，汉人基于当时流行的天人感应之说，将白虹贯日进行伦理比附，荆轲刺秦王与之的结合已经在汉初出现。传世文献之间也存在着相互影响借鉴、传承的可能。又，史记 邹阳列传 中“史记集解”引汉代应劭曰：“燕太子丹质于秦，始皇遇之无礼，丹亡去，故厚养荆轲，令西刺秦王。精诚感天，白虹为之贯日也。”4 （P2470）应劭所叙内容，与邹阳、王充所引传书所载相近，认为白虹贯日是由荆轲精诚感天所引起的天象，这很可能是汉初儒者从天人感应角度进行的政治伦理附会。三者总体内容相近，都讲精诚感天，但细微之处有差别。邹阳上书提到“慕燕丹之义”4 （P2470），而王充与应劭明确提出刺秦。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在撰写 史记 荆轲传记时，提到了一些民间说法：“世言荆轲，其称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马生角 也，太过。又言荆轲伤秦王，皆非也。”4 （P2538）“天雨粟，马生角”，王充在 论衡 感虚 中也有提及，并表质疑，然而，白虹贯日作为与荆轲相关的奇异现象并未被司马迁记录在 史记 荆轲传记中，而是见于别处。从司马迁在邹阳传记中提到荆轲与白虹贯日，可见其知道这种天象并且了解它与荆轲之间的关联，那么，司马迁可能在 刺客列传 的“太史公曰”部分只举例驳斥了坊间对荆轲刺秦王的一些流言，其他的则选择了省略。换而言之，司马迁知晓这一案例，却未记载于荆轲传记处，至少是阙载。就现存材料而言，最早将白虹贯日与荆轲相关联的，是邹阳狱中上书。该文引证荆轲刺秦王、白虹 王充 变动 篇提及荆轲刺秦王与白虹贯日的关联：“因类以及，荆轲刺秦王，白虹贯日；卫先生为秦画长平之计，太白食昴，复妄言也。”24（P660）邹阳上书中出现“臣闻”“语曰”等语词，据此可以推测邹阳多参考同时代或前代的传闻、文献，其未必是第一位将荆轲刺秦王与白虹贯日相联系的人，但是就现存材料而言，没有比邹阳上书更早的资料记载此事。101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5 期贯日以表白心迹，而梁孝王见书，悟其意，立命释放，并尊为上客。我们从中约略可见，将荆轲刺秦王与白虹贯日联系，已成为当时文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邹阳不必对此展开详细论述，梁王便会其意。从较早将荆轲与白虹贯日相关联的两处记载来看，邹阳与王充对二者比附的态度不同。邹阳所言“昔者荆轲慕燕丹之义，白虹贯日”“夫精变天地而信不谕两主”“今臣尽忠竭诚”4 （P2470），提及的义、信、忠，皆有儒家身影。邹阳是在引证的同时加入自己的政治阐发，与之相反，王充断然否定儒者传书的比附，驳斥道：“夫言白虹贯日，太白蚀昴，实也。言荆轲之谋，卫先生之画，感动皇天，故白虹贯日，太白蚀昴者，虚也。”24 （P233-234）王充认为，这些天象确实发生过，谓白虹贯日为自然之“实”，但它们不过是自然现象，将其与相关历史事件相联系不合理，故判断荆轲之谋与白虹贯日之间的天人感应为“虚”。又，王充在变动 篇也驳斥了荆轲刺秦王与白虹贯日的关联：“而况荆轲欲剌秦王，秦王之心不动，而白虹贯日乎？然则白虹贯日，天变自成，非轲之精为虹而贯日也。”24 （P661）王充通过分析荆轲刺秦王与白虹贯日的具体细节从而批判了汉初天人感应的附会之说。荆轲刺秦王而白虹贯日，在邹阳狱中上书中被作为“忠无不报，信不见疑”的例证，用以阐明自己“忠信”的心迹。邹阳狱中上书提到，“昔者荆轲慕燕丹之义，白虹贯日，太子畏之”4 （P2470）。除了邹阳的言论，其他汉初的材料中没有出现“太子畏之”的说法。关于文中的“太子畏之”，以往的研究对“畏”字的理解阐释产生了不少分歧。或认为“畏”即畏惧，太子因“白虹贯日”的天象之变而产生畏惧之心。或将“白虹贯日”视为天人感应，用以形容荆轲忠义的程度，邹阳以此来表明自己的忠诚与所蒙之冤，并非用作解释“太子畏之”的原因。不过，若就邹阳狱中上书文本自身来看，“太子畏之”与“昭王疑之”对文互训，“畏”即“疑”也，其义豁然。又，上下文反复陈述的“为世所疑”“而燕、秦不悟”“愿大王孰察之”4（P2470），都围绕着“疑”与“释疑”展开。故清代学者王先慎说：“荆轲未去，太子屡疑之，事详 国策。”28 （P2488）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则断言：“畏犹疑也。丹疑轲不往也。”29 （P1517）然而，后世学者也有以相关史料辨证，认为“畏”不当作“疑”解7。透过这些相关史料，恰好从侧面揭示邹阳对此事件的重构。邹阳从个人处境出发，在狱中上书中赋予了荆轲忠义而“被疑”的色彩，这是邹阳为自我辩诬而新构的。这种对荆轲刺秦王与白虹贯日关联的新构正适应了当时的政治形势需要。汉代除了邹阳、司马迁、王充所引传书以及应劭等文人和典籍对荆轲刺秦王、白虹贯日的记载外，还有 史记集解 引 列士传 对此的解读：“荆轲发后，太子自相气，见虹贯日不彻，曰：吾事不成。后闻轲死，事不立，曰：吾知其然也。”4 （P2470）列士传 所言与前文所述材料有三点明显不同。一是叙述内容的侧重点不同。邹阳、王充征引的传书、应劭均直接叙述荆轲及白虹贯日，而 列士传 虽然也提及白虹贯日，但侧重其“不彻”“事不成”以及太子“自相气”“知其然”。二是白虹贯日的时间不同。列士传特别明确地提及：白虹贯日的时间是在出发之后。邹阳上书及应劭未提及白虹贯日的时间，王充所引传书记载白虹贯日是荆轲为燕太子丹谋划刺秦之时。三是叙述重心不同。邹阳上书、王充所引传书的叙述重点在荆轲，不在太子。然而，列士传 叙述重点在太子不在荆轲，并且所叙之事皆在荆轲出发之后4 （P2470）。燕丹子 的叙事重心也是在燕太子而不在荆轲30，与 列士传 相似。列士传 中“见虹贯日不彻”的说法也成为后世理解荆轲刺秦王与白虹贯日关联的一种解读。如 魏书 张渊传：“荆轲慕丹，则白虹贯日而不彻；卫生画策，则太白食昴而摛朗。”31 （P1952）综上，在汉代，围绕荆轲刺秦王、白虹贯日的故事，邹阳狱中上书、列士传、王充征引之传书、史记集解 引应邵之言等诸多文本呈现出各自的特点。邹阳在义、信、忠的基础上，发掘出自我“释疑”辩诬的新义，列士传 则重在白虹贯日的“不彻”及对预兆的解读，叙述重心从荆轲偏移到燕太子。汉代对荆轲 此处 史记集解 所引 列士传 与前文 艺文类聚 所引 列士传 内容不尽相同。两者都提到荆轲刺秦王与白虹贯日的关联，但是白虹贯日的出现时间不同。前者是在谋划刺秦王之时，而后者是荆轲出发以后。如果这两处的引用无误，则说明 列士传 两次提及荆轲刺秦王与白虹贯日的关联，只是表述微有差异。列士传 已经散佚，我们很难确知原貌。102张月：汉唐“白虹贯日”解释范式之转变及其文化记忆刺秦王而白虹贯日的解读，明显淡化了此前生产力落后时期所盛行的以认知“虹”现象为代表的神异想象和原始宗教敬畏，而为二者增饰了精诚、义、信、忠等儒家伦理色彩。二、唐人对“白虹贯日”及荆轲形象的语义诠释随着汉代衰落，昔日白虹贯日作为政治上的凶兆被旧话重提。例如，步入三国时代，如淳指出：“白虹，兵象。日为君。”4 （P2470）这是在此前“邦君死之”的禁忌基础上，提出了“兵象”新说。晋书 天文志 谓：“白虹者，百殃之本，众乱所基。”32 （P334）占卦说：“白虹贯日，近臣为乱，不则诸侯有反者。”32 （P343）从“邦君死之”到“兵象”，白虹贯日发展为乱臣亡国、废弑君王的兵乱凶兆。类似的记载，频见于晋宋史籍中。例如，后汉书 献帝纪：“（汉孝献帝初平元年）丁亥，迁都长安。董卓驱徙京师百姓悉西入关。壬辰，白虹贯日。己酉，董卓焚洛阳宫庙及人家。”16 （P369-370）此言董卓叛乱、献帝蒙难。宋书 五行志：“（晋孝怀帝）永嘉二年二月癸卯，白虹贯日，帝遂见虏。”33 （P1018）晋书 天文志：“元兴元年二月甲子，日晕，白虹贯日中。三月庚子，白虹贯日。未几，桓玄克京都，王师败绩。明年，玄篡位。”32 （P345）此言桓玄篡位。晋书 天文志：“恭帝元熙二年正月壬辰，白气贯日，东西有直珥各一丈，白气贯之交匝。”32 （P345）此言刘裕代晋。晋宋时局动荡，史籍中出现如此密集的记载，可见白虹贯日为君王所恶、时人所忌。然而，这一切的阴霾与禁忌，到了公元7世纪中叶，进入一统天下、气象万新的大唐以后，被一扫而空，代之以青春、蓬勃的气息。汉唐遥距800年，文化上却很亲近，唐代诗人常以汉喻唐，把汉唐联系在一起。唐人对荆轲刺秦王而白虹贯日的关注，绕开六朝，直接承袭汉人，并沿汉人开辟的阐释理路纵深发展。史记 战国策 燕丹子 在集中探讨荆轲的章节中，虽然都没提及“白虹贯日”，但都提到了燕太子对荆轲的“疑”。史记 刺客列传 记载：“荆轲有所待，欲与俱；其人居远未来，而为治行。顷之，未发，太子迟之，疑其改悔，乃复请曰：日已尽矣，荆卿岂有意哉？丹请得先遣秦舞阳。荆轲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返者，竖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测之彊秦，仆所以留者，待吾客与俱。今太子迟之，请辞决矣！遂发。”4 （P2533）燕丹子：“轲默然不应。居五月，太子恐轲悔，见轲曰：今秦已破赵国，兵临燕，事已迫急。虽欲足下计，安施之？今欲先遣武阳，何如？轲怒曰：何太子所遣，往而不返者，竖子也！轲所以未行者，待吾客耳。”34 （P13）战国策 燕策三 记载与 史记 颇同，仅将“而为治行”改为“而为留待”，并删去“何太子之遣”一句35 （P1136）。燕丹子 文字表述略有不同，内容相近。三部典籍都描述燕太子对荆轲的一再怀疑，荆轲因受猜疑而愤怒，被迫仓促行事，导致行刺失败。邹阳狱中上书，以“白虹贯日，太子畏之”之说，丰富了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即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从某种程度上说，刺杀秦王的失败是由于燕太子的不信任、猜疑所致。关于此点，在唐代之前咏荆轲的诗文中，从未有人谈及。到了唐代，开始出现反思。唐代柳宗元 咏荆轲：“长虹吐白日，苍卒反受诛。”36 （P1260）长虹吐白日，即白虹贯日。苍卒，即匆忙、慌乱，准备不足，柳宗元认为这是导致荆轲刺秦王失败的原因。对于邹阳“白虹贯日，太子畏之”中“畏之”即“疑之”的观点，唐代的注疏家不认同。李善 文选 注对“太子畏之”的解释是：“畏，畏其不成也。”37 （P727）为证明此观点，他引用了 列士传 的记载为证。五臣注李周翰说：“燕太子丹使荆轲往刺秦王，使相气，见白虹贯日不彻，而畏其事不成。”37 （P727）司马贞 史记索隐 引 列士传，作判语说：“是畏也。”他同时引三国王劭语：“轲将入秦，待其客未发，太子丹疑其畏惧，故曰畏之”，批评王劭“其解不如见虹贯日不彻也”4 （P2470）。这些文人将“畏之”解释为害怕荆轲刺秦王不成，他们认为燕太子“畏之”的原因是他通过相气，见白虹贯日“不彻”，是预示着荆轲刺秦王不成功，因而“畏之”。对“白虹贯日”语义的前述解读主要依据 列士传，内容与邹阳上书所谈的白虹贯日，语境不全吻合。对此，王先慎说：“白虹贯日，乃轲发后事，（邹）阳特举以见轲之精诚达天，取与卫先生之事为配。如、李泥于正文，以 见虹贯日不彻，知事不成 释此文 畏 字之义。小司马转谓说长于王，不思与下文 信不谕主 情事不合也”38 （P3809），揭示了这一点。103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5 期以往学者多纠结于词义训诂，对唐人的解读，或赞同或否定，忽略了唐人如此解读的内在原因。其实，唐人的解读是在训诂中体现义理，展现时代新精神和主旋律。细捋“畏之”分歧较大的两种解读：“疑之”，是疑荆轲，反映君臣之间的猜疑与不信任；“畏其不成”，是通过相气，由“贯日不彻”，预知事将不成，此与荆轲无涉，君臣之间未见猜疑，呈现出相契相知的关系。从“疑之”到“畏其不成”，不仅是词义解读的变化，还包含了荆轲形象及君臣主仆关系的变化，荆轲形象变得更高大，君臣主仆关系也更为融洽。从荆轲的忠义被燕太子猜疑到君臣相契相知，这一理解转变寄托了唐代士人的理想。在唐人对白虹贯日的范式解读中，荆轲被塑造为“君子死知己”的形象39 （P267），为道义、恩谊而献身，成为义士的化身。范晔 后汉书 朱穆传论 说：“专诸、荆卿之感激，侯生、豫子之投身，情为恩使，命缘义轻。”16 （P1474）荆轲为报“恩”“义”而刺秦王，两人囿于“恩”“义”利害妨碍，并非真正的知心之交。对于范晔感到的遗憾，唐人作了弥补，力图改变这一旧有观念。唐人做了两项事，一是以训诂的方式对“白虹贯日”的语义给出新解，抛弃“畏之”即“疑之”的说法，客观呈现的效果是燕太子与荆轲的主仆关系被提升至相契相知的层次；二是初盛唐大多以诗歌的方式咏唱荆轲刺秦王、白虹贯日的壮举，使之成为大唐“少年精神”气韵的重要表征。三、“白虹贯日”的咏唱与唐代诗人的“少年精神”林庚先生盛赞唐代诗歌的“少年精神”及诗歌中“少年人那般的心情”。林先生说：“我觉得唐诗最可宝贵的地方，就在于它的 少年精神，它所写的正仿佛是少年人那般的心情；特别是盛唐时代，尤其是具有青春的力量。”40 （P174）“少年精神”与“少年人那般的心情”，未必创作于诗人的少年时代，也未必写的就是少年，但唐代“少年精神”“少年人那般的心情”抒写，是由歌咏少年与歌咏荆轲、白虹贯日相联系而拉开序幕的，再经初唐到盛唐不断发展，被逐渐推至顶峰。唐朝空前繁盛统一，气度豪迈，白虹贯日、倜傥任侠、精诚报国，这些气质成为唐代诗人的“少年精神”。有“渐开唐风”之誉的虞世南41 （P1），将荆轲、剑虹的元素融入诗篇，以一首 结客少年场行 开创新局，注入新的时代精神，直接影响了初盛唐诗坛。结客少年场行 为乐府旧题，多以游侠为题材，轻生重义。结客少年场行 开篇称：“韩魏多奇节，倜傥遗名利。共矜然诺情，各负纵横志。结交一言重，相期千里至。绿沉明月弦，金络浮云辔。”该诗写少年游侠的倜傥风姿与侠义精神，聚焦“吹箫入吴市，击筑游燕肆”42 （P6），以谋刺王僚的伍子胥、刺秦王的荆轲作为少年游侠的典范。“吹箫入吴市”，据 史记 伍子胥列传 记载，伍子胥父兄被楚王杀害，他逃奔吴国，欲借外力以报杀父兄之仇。伍子胥入吴，举目无亲，于市集吹箫乞食，后得公子光的赏识相助，报仇成功。伍子胥复仇成功，关键在于专诸刺杀王僚，公子光即位为吴王。据 吴越春秋 记载，伍子胥与专诸相识结交，是在“亡楚如吴时，遇之于途”4 （P1462），即于吴国市集中。“吹箫入吴市”，不仅写伍子胥，还写专诸，写他们相识结交，由此为刺杀王僚、复仇楚国之事埋下伏笔。“击筑游燕肆”，据 史记 刺客列传 记载：“荆轲既至燕，爱燕之狗屠及善击筑者高渐离”“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4 （P2528）。该内容也被后世写诗纪念，如左思 咏史 其六写道：“荆轲饮燕市，酒酣气益震。哀歌和渐离，谓若傍无人。”43 （P990-991）左思回忆荆轲在燕国闹市的活动，使其豪侠、勇猛的形象深入人心44 （P85-99）。所以，此处“击筑”者为高渐离，“游燕肆”者为荆轲。“击筑游燕肆”，不仅写高渐离，还写荆轲、狗屠、高渐离一众人的相识相交，为荆轲刺秦王拉开序幕。“吹箫入吴市，击筑游燕肆”42 （P6），将两个典故合而观之，极有讲究：前句写吴市伍子胥、专诸结交，嗣后专诸刺王僚；后句写燕市荆轲、高渐离、田光结交，嗣后荆轲谋刺秦王。两句都有刺杀复仇情节，皆于市集结为生死交，虽然一成功一失败，但都豪气冲天，使人不难想到专诸刺王僚时出现了彗星袭月的奇异天象，而荆轲刺秦王时出现了另外一种罕见天象白虹贯日。诗歌没有明写这两个典故，但诗中描述他们的相识相交，为刺杀埋下伏笔，自然让读者联想到白虹贯日。伍子胥、专诸、荆轲、高渐离、田光104张月：汉唐“白虹贯日”解释范式之转变及其文化记忆等侠士快意恩仇，诗人结句礼赞“轻生徇知己，非是为身谋”42 （P6），为报知己之恩遇，生死早已置之度外，赴汤蹈火在所不惜，侠义精神得到升华。从虞世南 结客少年场行 开始，封侯拜将、任侠使气，慷慨赴死，仿佛成为初盛唐诗人笔下少年游侠的标配。卢照邻 结客少年场行：“长安重游侠，洛阳富才雄。玉剑浮云骑，金鞭明月弓。”“不受千金爵，谁论万里功！”“烽火夜似月，兵气晓成虹。”“横行徇知己，负羽远从戎。”45 （P46）内容风格与虞世南同题诗作相近。虽然没有提及荆轲，但“兵气晓成虹”用“虹”代指兵事，展现了少年游侠慷慨赴边、驰骋沙场的形象。卢照邻 咏史四首 “直发上冲冠，壮气横三秋”“名与日月悬，义与天壤俦”45 （P43），所咏朱云是诗人理想中的少年游侠形象。朱云以勇力闻名，从小结交游侠，借助宾客为自己报仇。此诗与骆宾王于易水送人：“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46 （P257），用语接近。史记 刺客列传 载：“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慷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4 （P2534）卢、骆诗句，皆源于此，而卢照临并以 史记 荆轲之形象来称颂朱云，可见其已然将荆轲形象浸润于胸而融化于笔端。骆宾王也有多首诗歌写及荆轲，其 边庭落日：“壮志凌苍兕，精诚贯白虹。君恩如可报，龙剑有雌雄。”46 （P185）歌咏少年游侠慷慨任气、精诚报国，“壮志凌苍兕，精诚贯白虹”，后半句似用荆轲刺秦王而“白虹贯日”的典故，吟咏少年的精诚。骆宾王后来追随徐敬业起兵讨伐武则天，撰写 讨武曌檄，或源于此。初唐四杰伴随时代主旋律，寄意于少年游侠，引领了集体书写游侠任气的时代潮流。虞羽客，以一首 结客少年场行，再现了当时集体书写的盛况。其诗：“幽并侠少年，金络控连钱。窃符方救赵，击筑正怀燕。轻生辞凤阙，挥袂上祁连。陆离横宝剑，出没惊徂旃。”47 （P322）虞羽客生平无从考证，但被公认为初唐诗人。其人湮灭无闻，其诗却因顺应时代主旋律而万古流芳。诗中“击筑正怀燕”，承袭虞世南诗“击筑游燕肆”，荆轲、高渐离形象再次出现，与大唐“少年精神”紧密相连。再到盛唐诗人李白，其作为接力手，以 结客少年场行 乐府旧题，将时代的主旋律推至巅峰。其诗云：紫燕黄金瞳，啾啾摇绿騣。平明相驰逐，结客洛门东。少年学剑术，凌轹白猿公。珠袍曳锦带，匕首插吴鸿。由来万夫勇，挟此生雄风。托交从剧孟，买醉入新丰。笑尽一杯酒，杀人都市中。羞道易水寒，从令日贯虹。燕丹事不立，虚没秦帝宫。舞阳死灰人，安可与成功。48 （P254）这首诗延续了初唐以降诗人以少年游侠自比的写法，抒发了任侠使气的豪迈情怀以及渴望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慷慨激越、雄健奔放。其中“羞道易水寒，从令日贯虹。燕丹事不立，虚没秦帝宫。舞阳死灰人，安可与成功”六句，借荆轲刺秦王，抒发内心的愤恨。全诗没有出现荆轲的名字，但“缺席”的荆轲实际上是诗的主角。诗人批评谋划行刺秦王失败的燕太子丹，指责他未给荆轲创造施展身手的良好条件，反倒找来一个进入秦宫就面如死灰的秦舞阳帮倒忙，影响荆轲成功49 （P49-50）。李白的这一批评，直斥燕太子对荆轲的猜疑与不信任，致使荆轲刺秦王失败而身殒秦宫。“日贯虹”，即白虹贯日，在诗中成为志气威猛、雄健豪迈的代名词，是诗人“少年精神”的集中体现。李白 少年行 三首，虽然没有出现白虹贯日，但不乏荆轲等少年游侠的身影，与其 结客少年场行相得益彰。其第一首：“击筑饮美酒，剑歌易水湄。经过燕太子，结托并州儿。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因声鲁句践，争博勿相欺。”48 （P341）全篇专咏荆轲，尤以“因声鲁句践，争情勿相欺”，李白的偏爱之情溢于言表。李白青少年时期便醉心于剑术，仗剑任侠，自称“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48 （P1240），魏颢 李翰林集序 称李白“少任侠，手刃数人”50 （P5）。在 少年行 第三首中：“呼卢百万终不惜，报仇千里如咫尺。少年游侠好经过，浑身装束皆绮罗”“赤心用尽为知己，黄金不惜栽桃李”48 （P357），倜傥慷慨的少年105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5 期游侠，成为诗人自我形象的写照。这其中或许不乏李白对自己年少时的岁月记忆，也是其 结客少年场行 热衷歌咏荆轲刺秦王、白虹贯日的内在原因。同时期或稍后，王昌龄、王维等，都有 少年行 佳作，秉承初唐虞世南、骆宾王等诗人开创的任侠使气、建功立业、慷慨赴死的“少年精神”形象。开元天宝盛世，少年游侠的昂扬激越，成为诗人的集体记忆。除上述著名诗人外，其他类似诗篇还有不少。如盛唐李嶷，为人有侠气，其 少年行 诗如其人。袁瓘喜爱剑术，与孟浩然交好，其 鸿门行 借少年游侠，直抒胸臆。崔颢 古游侠呈军中诸将，一作 游侠篇，主题顾名思义，其诗写少年游侠、仗剑、建功。这些侠气昂然的诗篇都显示了盛唐独有的气度胸襟，深植于当时众多慷慨豪迈的诗人之中。然而，突如其来的安史之乱破坏了盛唐气象，“少年精神”随之而去。虽然 结客少年场行 少年行等乐府旧题创作仍在继续，但慷慨雄迈、任侠使气的风骨不存。唐朝末年，沈彬 结客少年场行 成为个别现象，犹如大唐“少年精神”的回光返照。其诗：“重义轻生一剑知，白虹贯日报仇归”51 （P8544），重温白虹贯日的英雄豪迈，再次以雄浑慷慨的风骨，绾结大唐曾有的“少年精神”。安史之乱以后，荆轲刺秦王、白虹贯日再度成为政治禁忌，被视作国君或国家遭遇不测的征兆。仅以 新唐书 天文志 为例，天宝三载伊始，有“日晕五重”“占曰：是谓弃光，天下有兵”的记载。肃宗上元二年，唐人史籍首书“白虹贯日”凶兆，至此之后，则频见于史籍。例如：元和五年四月辛未，白虹贯日。长庆元年六月己丑，白虹贯日。宝历二年四月甲寅，白虹贯日。大和五年二月辛丑，白虹贯日。开成五年正月己丑，日晕，白虹在东，如玉环贯珥。会昌四年二月己巳，白虹贯日如玉环。咸通六年正月，白虹贯日，中有黑气如鸡卵。咸通十四年二月癸卯，白虹贯日。广明元年，日晕如虹，黄气蔽日无光。日不可以二；虹，百殃之本也。天祐二年正月甲申，日有黄白晕，晕上有青赤背。乙酉亦如之，晕中生白虹，渐东，长百余丈。二月乙巳，日有黄白晕如半环，有苍黑云夹日，长各六尺余，既而云变，状如人如马，乃消。旧占：“背者，叛背之象。日晕有虹者为大战，半晕者相有谋。苍黑，祲祥也。夹日者，贼臣制君之象。变而如人者为叛臣；如马者为兵。”52（P833-835）透过上述记载不难看出：唐朝政治愈衰弱，对白虹贯日及其禁忌的记载便愈频繁深细。这样的记载，与初盛唐的恢弘豪迈以及把白虹贯日视为雄健豪迈的少年游侠精神的写照相比，二者反差巨大。四、结 语在宋代之前，对“白虹贯日”的解读几经范式演变，呈现出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记忆与文学特征。从早期甲骨卜辞时代对自然天象“虹”的客观描述，转变为 诗经 中对“虹”的图腾敬畏，体现了早期人们对“虹”的认识变化。从聂政之刺韩傀、白虹贯日，转移到荆轲之刺秦王、白虹贯日，体现了汉人的选择性改造。从汉代天人感应、伦理道德的比附，到为六朝时期社会动荡、政治兵象的比附，再到唐代昂扬豪迈的诗性解读、呈现盛唐气象与“少年精神”。这些演变历程无不映衬出各个时代独特而鲜明的自我影像。回顾初盛唐诗人的“少年精神”，白虹贯日被写入豪迈诗篇，体现了昂扬向上的时代主旋律。白虹贯日由此成为盛唐气象的瑰奇代表，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精诚。骆宾王 边庭落日：“壮志凌苍兕，精诚贯白虹”，认为荆轲精诚至深感动了天象，以致出现长虹贯日的奇观，并对其予以新的解读，间接回驳了此前燕太子猜疑荆轲的旧说。诗人通过歌咏荆106张月：汉唐“白虹贯日”解释范式之转变及其文化记忆轲，也表达了自身的志意寓托。二是复仇。史记 刺客列传 说荆轲志在刺秦王；燕丹子 则说荆轲志在复仇，因而杨义先生将 燕丹子 与 越绝书 吴越春秋 一起视为“燕、吴、越的文化复仇史诗”53 （P90）。白虹贯日未见于 燕丹子，但唐人将荆轲复仇秦王的侠义看得很重。沈彬 结客少年场行：“重义轻生一剑知，白虹贯日报仇归”，最为典型，将记载于不同典籍中的白虹贯日、复仇等相关史料有机地组合到一处，体现了唐人对荆轲形象的塑造。三是以荆轲刺秦王、白虹贯日，寄寓壮志，抒发渴望建立奇功的豪情壮志。从虞世南、初唐四杰开始，到李白、王维等人的上述创作，都寄托了这一抱负。总之，正如贾岛 易水怀古 所说：“易水流得尽，荆轲名不消。”贾岛身处中唐，其时代的青春昂扬激情不再，但荆轲之豪侠英名，青春永驻。这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身处初盛唐时期的诗人，以荆轲刺秦王、白虹贯日作为“少年精神”、慷慨激越的代言者的时代原因。（本文写作得到上海师范大学钟书林教授的指导）参考文献1郑寅珑，佟君.源氏物语 对“白虹贯日，太子畏之”的接受研究.日本文论，2021，（1）.2一然.三国遗事：第2卷.权锡焕、陈蒲清译.长沙：岳麓书社，2009.3于春海.古代朝鲜辞赋解析（一）.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4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5葛兰言.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6许科.中国古代文化视野中的虹蜺.求索，2008，（1）.7李学勤.论帛书白虹及 燕丹子.河北学刊，1989，（5）.8张文东，韩钦羽.“太子畏之”究竟畏何？兼论“白虹贯日”在荆轲故事中的内涵.许昌学院学报，2022，（3）.9杜志强.燕丹子 考论.文献，2015，（5）.10 郭沫若全集：第2卷.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11 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12 晁福林.夏商西周史丛考.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13 胡厚宣.甲骨文合集释文.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14 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1.15 杨伯峻.列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79.16 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17 李光坡.周礼述注.陈忠义点校.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18 礼记.陈戍国校注.长沙：岳麓书社，2019.19 战国策.臧励龢选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20 杨宽.战国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21 李昉.太平御览.夏剑钦校点.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22 何晋.战国策 佚文考辨.文献，1999，（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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