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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自主可控：理论逻辑与中国实践黎峰内容提要在逆全球化浪潮愈演愈烈、供应链风险日益凸显的背景下，提升供应链的自主可控能力，对于中国这个制造大国而言至关重要。近年来，中国以生产控制型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链供应链布局调整、培育国内供应链为抓手，积极提升制造业供应链的自主可控水平。值得关注的是，中国以构建海外供应链为导向的对外直接投资引致发达国家加大了对此类投资的安全审查力度；中国境内的产业向“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梯度转移，更多是跨国公司全球供应链的调整行为，内资企业开展的海外供应链构建行为相对较弱；国内市场机制的不完善，极大阻碍了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建设。中国构建自主可控的制造供应链体系，应着眼于进一步增强内生能力，大力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努力扩大“一带一路”共建“朋友圈”，提升新兴市场能级和活力；主动推进高标准的区域经贸谈判，继续加大对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积极鼓励内资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加快构建海外供应链。关键词供应链产业链自主可控“一带一路 倡议的层次和水平，推动中国制造迈向全球产业链创引言新链价值链的中高端。在应对举措中，一个重要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积极吸引外商直抓手是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可控能力。2 0 19接投资，承接了发达国家转移的生产加工环节，并年8 月2 6 日，中共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提深度融人了国际生产分工网络，成为全球价值链出，以自主可控、安全高效为目标，以企业和企业的重要节点及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然而，中家为主体，以政策协同为保障，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国虽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出口大国，化、产业链现代化的攻坚战。2 0 2 0 年4月10 日，但制造业内生能力不足，并高度依赖跨国公司主在中共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习近平总导的全球供应链的现实问题，该问题在美国全面书记再次强调：“要着力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封杀华为、两次逼迫中兴通讯缴纳巨额罚单的事的产业链、供应链，力争重要产品和供应渠道都至实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少有一个替代来源，形成必要的产业备份系为应对复杂的外部风险挑战，中国政府提出统。”由此引发值得思考的问题主要有:其一,何要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着力提升产业发展谓自主可控的产业链供应链，提升供应链自主可*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国内价值链助推中国制造全球价值链攀升研究”（项目号：2 2 BJL100）的阶段性成果。113供应链自主可控：理论逻辑与中国实践控有哪些可行的路径？其二，自主可控应如何测度和量化？如何区分产业链“可控”与“不可控”？其三,中国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的程度如何，目前存在哪些主要问题？其四，应如何增强中国供应链的自主可控能力。关于上述问题，已有文献大多关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的内涵及特征，如徐康宁认为自主可控就是事关产业发展大局的关键技术和价值链上的自主性、可控性。白雪洁等指出现代产业体系自主可控的特征包括四个方面：重点产业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培育优质“链主”企业整合掌控要素；要素、产业、区域多角度协同优化；明晰的市场与政府边界。二是中国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的必要性，如张占斌、付保宗结合国内外发展形势的变化，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角度提出中国驱待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可控能力。三是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在自主可控方面存在的问题。如姜江从基础研究能力和存量积累不足、引领全球科技进步方向和趋势的高水平创新型企业数量少、后发国家改变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格局具有较大难度等方面，并提出中国提升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的制约瓶颈。四是中国实现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的路径，白雪洁等从构筑重点产业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的产业技术体系、培育“链主”企业构建“以我为主”的价值链体系、建立全方位协同融合发展机制、完善自主可控的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的制度政策环境等四个方面，探讨了中国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的实现路径。徐玉德则围绕要素市场化改革释放红利、强化产业链集群优势、补齐产业链创新短板、推进产业链信息化数字化转型等重要领域和着力点进行了探讨。总体而言，既有文献对该主题已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但仍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比如，从国际比较的视角揭示自主可控的一般规律，如：供应链自主可控问题是如何产生的？其本质是什么？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供应链自主可控问题是否呈现出不同特点？在增强供应链自主可控的路径方面有何差异？此外，如何对供应链自主可控程度进行定量分析？尤其与相似发展阶段的国家（地区）相比，中国制造业供应链的自主可控程度是否合理？围绕既有文献继续深入研究，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首先，基于国际生产分工的角度，本文探讨了供应链的内涵及风险类型、供应链自主可控的本质，从理论层面分析提升供应链自主可控的可行路径。其次，与已有文献侧重分析中国供应链自主可控存在的问题有所区别，本文结合供应链自主可控的理论分析，重点探讨了近年来中国寻求供应链自主可控方面取得的成就及不足。最后，提出中国增强供应链自主可控的具体方案，分别探讨各种路径的可行性、潜在风险及可能的问题。供应链自主可控的内涵及其可行路径（一)供应链自主可控的内涵及本质1.供应链的内涵及其分类狭义的供应链（supply chain），主要是相对于下游制造商而言，特指为完成生产制造所需的初级原材料、半成品、核心零部件等各种中间品。广义的供应链则与价值链类似，是指核心企业通过整合中间品供给、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市场营销等环节，打造由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及最终用户组成的生产网络。可见，供应链的本质是社会劳动分工，通过具有不同要素票赋特征的企业间的分工协作，最终实现整体效率最优。按照属地原则，供应链可以划分为国内供应链和海外供应链两大类。其中，国内供应链（na-tional supply chain,NSC）是指从一个国家（地区）境内获取上游原材料及中间品的国内生产分工模式。按照供应商的所有制属性，国内供应链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为国内生产制造提供中间品的本土供应商；二是本地销售的外资企业供应商，包括大量跟随跨国公司进入东道国的外资配套企业，是跨国公司市场导向型产业链布局的体现。海外供应链（overseas supply chain，O SC），则是指依靠中间品进口方式，从境外获得上游原材料及中间品的国际生产分工模式。根据供应商的不同所有制属性，海外供应链同样分为两种情况：其一是本国企业海外子公司在海外生产，并以中间品出口的形式供应国内制造商，其本质是国内企业的海外供应链布局行为；其二是外国供应商以中间品出口形式供应国内制造商。2.供应链风险及其表现按照供应链的主要分类，供应链风险主要表114粤海2 0 2 3.4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国内供应链向外流出，尤其表现为境外资本撤资的风险。二是因主观及客观因素导致的海外供应链中断的风险。（1)境外资本撤资的风险境外资本撤资风险，主要是指跨国公司及其配套企业由东道国大规模流出至其他目标国或回流母国，其本质是跨国公司的全球布局调整行为，该风险常见发生于发展中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外资龙头企业的进入带动其配套企业陆续尾随而入，形成外资植人型供应链发展模式，在推动东道国生产及出口能力膨胀的同时，促进了其产品技术含量及产业结构的提升。因而，外资企业大规模撤离发展中国家，对于东道国而言不仅意味着生产和出口增长下行压力加大、技术进步及产业转型升级受阻，而且不利于国内资源整合。（2)海外供应链中断的风险首先，从主观因素来看，外国供应商出于提高产品议价、技术打压等目的，有动机对东道国国内制造商发出“停止供货”的威胁乃至付诸实施，该风险对于发展中国家造成的后果更为严重。其次，就不可抗力的客观因素而言，海外供应链容易遭受政局动荡、战争、自然灾害、工人罢工等因素的冲击而中断。即使是拥有所有权的本国企业海外子公司，也难以避免以上不可抗力因素的影响。苏黎世保险公司2 0 16 年供应链弹性报告的统计显示，2 0 16 年，大约6 0%的亚太地区企业遭受至少一次供应链中断，其中2 5%的企业损失超过10 0 万美元。就供应链类型而言，只有30%的供应链中断发生在直接供应商（初级供应商），另外30%左右的供应链中断发生在二级、三级甚至更低级别的供应商层面。3.供应链自主可控的本质对于供应链而言，自主可控（autonomous andcontrollable）是对上游原材料、半成品、核心零部件等中间品获取渠道安全可靠状态的描述。因而，自主可控的供应链更加强调供应链的所有权属性，即由国内属权要素控制的生产分工体系。具体来说，包括由本土供应商组成的国内供应链，以及本国企业海外子公司构建的海外供应链。可见，由于更多强调国内供应链中本土供应商份额，以及海外供应链中本国企业控制的供应商比重，供应链的自主可控在兼顾安全和发展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存在分工效率的损失。（二）提升供应链自主可控的可行路径基于供应链风险及供应链自主可控的本质，提升供应链自主可控的可行路径主要包括生产控制型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链供应链布局调整和国内供应链培育三种。1.生产控制型对外直接投资针对外国供应商的“停止供货”威胁，为尽可能规避海外供应链中断风险，可采取生产控制型对外直接投资以提升供应链的自主可控。如通过海外兼并收购，推动国内制造商与海外供应商的契约关系由市场交易转化为企业内部化科层控制,是获得海外供应链控制权的有效方式。典型的案例如：联想通过并购IBM的PC业务，一举获得IBM个人电脑业务的全套研发体系及分销渠道；吉利汽车收购全球第二大自动变速器生产商澳大利亚DSI公司，由此避免在核心零部件方面被上游供应商“卡脖子”。此外，通过绿地投资建立海外生产基地，获取国内生产所需的原材料、零部件等中间品，也是以生产控制型对外直接投资提升供应链自主可控的有效途径。2.产业链供应链布局调整针对政局动荡、自然灾害、贸易摩擦、工人罢工等不可抗力因素可能导致的海外供应链中断现象，可加快产业链供应链布局调整以提升供应链的自主可控。例如，一旦东道国政局出现不稳定迹象，跨国公司往往将其产品制造大规模转移至其他国家（地区）；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如洪水、地震、传染疾病等意外情况，也将促使跨国公司供应链的大举外迁；此外,FTA、BI T 等双边（多边）经贸协定的签订，通常会产生明显的投资转移效应。为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性和成本可控，跨国公司更加倾向于将其产能布局在与其母国签订双边（多边）经贸协定的国家（地区）。3.国内供应链培育相对于海外供应链，本国将产业链供应链整体布局在国境范围内，能较好规避因国际政治关系、国际贸易摩擦等因素导致的不确定性风险。尤其是,基于本土企业内生能力构建的国内供应链，能较好降低对跨国公司主导的供应链体系的依赖程度,增强供应链的自主可控能力。国内供应链的培育，客观上需要满足以下三个条件：一是115供应链自主可控：理论逻辑与中国实践国内技术创新水平较强，在一批本土龙头企业带领下,基于内生能力形成相对完整的国内供给配套体系；二是拥有足够规模的国内市场空间,本土企业围绕国内需求布局生产制造基地及其供应链体系，形成内需导向型的产业集群；三是国内市场机制相对健全，在要素自由流动、管理规定统一的基础上形成国内统一大市场。中国增强供应链自主可控水平的主要成就及潜在问题针对制造业供应链在自主可控方面存在的种种问题，近年来，中国政府积极鼓励本土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打造海外供应链体系，以高质量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为抓手，扩大与沿线国家（地区)的产能合作。与此同时,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海外供应链体系构建、产业链供应链布局调整、国内供应链培育为重点，中国制造业供应链自主可控水平显著提升。（一）基于控制权的海外供应链体系构建伴随着国内经济的快速崛起，中国本土企业纷纷加快“走出去”的步伐，通过绿地投资及兼并收购等方式积极整合国外生产要素资源。根据2 0 2 0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的统计数据，2 0 0 2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仅为2 7 亿美元；2 0 16 年达到196 1.5亿美元的峰值；2 0 2 0 年，尽管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回落至1537.1亿美元，但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比例达到前所未有的20.2%，首次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对外投资国。值得一提的是，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中国企业开始越来越多地使用以获取控制权为目标的兼并收购方式。图1显示了中国2 0 0 42 0 2 0 年以兼并收购方式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及其比重，可见从2 1世纪初开始，兼并收购就成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2 0 16 年，中国企业完成海外兼并收购金额达到1353.3亿美元的峰值，其中直接对外投资规模的比例为44.1%。然而应该看到的是，中国海外并购规模在2016年达到峰值后便进入了下降通道，尤其是2018年以来，中国海外并购规模及占比均大幅下滑，基于控制权的海外供应链体系构建步伐有所放缓。究其原因，随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对外投资中出现了以海外并购为幌子的资本外逃现象。为此，2 0 18 年1月18 日，商务部、中国人民银行、国资委、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外汇局联合印发了对外投资备案（核准)报告暂行办法，在备案和核准、信息报告、监督管理、事后举措等方面对海外投资行为进行了相关规定，尤其是对中方投资额超过3亿美元、涉及敏感国家及行业、出现重大经营亏损、出现重大安全事故及群体性事件、存在严重违规行为等对外投资项目进行重点督查。此外，该文件明确表示，对外投资备案（核准）实行最终目的地管理原则，即对外投资备案或核准的对象是最终目的地企业。对境内投资主体到最终目的地设立的所有空壳公司，管理部门均不予备案或核准。14001200（单位亿美元10008006004002000图12 0 0 42 0 2 0 年中国海外兼并收购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及其占比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历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整理而得。更为重要的是，面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尤其是对海外品牌、营销渠道及制造环节兼并收购势头的迅猛上涨，发达国家表现出普遍的担忧、警惕甚至是抵制。以美国为例,在先后经历了日本及OPEC国家强劲的资本并购冲击后，美国近年来显著加大了对外国投资的安全审查力度。继2007年出台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2 0 0 8 年制定外国投资者兼并、收购与接管条例之后，美国政府开始对外国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进行一系列改革，并于2 0 19 年正式颁布了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Foreign InvestmentRiskReview Modernization Act,FIRRMA)。FI RRM A 重新界定了关键技术和细化关键技术的类型，进一步扩大了排除司法审查的范围。此外，新增在审查或调查过程中中止受管辖交易的权力，延长审7.60+5040单30位20%100并购金额一占比116粤海2 0 2 3.4查时限和完善审查程序。值得注意的是,FIR-RMA将中国和俄罗斯列为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形成重要威胁的“特别关注国家”，对该类国家并购美国的核心技术、核心材料和核心基础设施企业将采取更为审慎、严格的国家安全审查措施。与此同时,欧盟也加大了对外国投资的安全审查力度。2 0 19 年4月10 日，欧盟外国直接投资审查框架条例正式生效，对关键基础设施关键投入品、对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可能构成风险以及欧洲全球导航卫星系统项目等领域的外国直接投资，建立安全审查机制。毫无疑问，发达国家对中国企业兼并收购先表12 0 142 0 2 0 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九大目标市场排名2014年1秘鲁2美国3澳大利亚4加拿大5意大利6开曼群岛7德国8法国9荷兰资料来源：作者根据2 0 142 0 2 0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整理而得。海外投资目的地的不同直接决定了中国企业兼并收购投资进人的供应链环节差异。在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生产网络中，技术研发环节和关键零部件产能主要布局在欧美等发达国家，而加工制造和资源能源供应环节大多配置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按照广义供应链的统计口径，本文以资源能源供给（农林牧渔业、采矿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中间品供给及加工制造（制造业）、仓储物流（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营销渠道（批发和零售业）、技术研发（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等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度量海外供应链相关投资规模。图2 显示了中国历年来海外供应链各相关环节的兼并收购规模，可见，在2 0 13一2 0 14年，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关注点为海外资源能源供给环节，自2 0 15年起，投资重点开始转移至技术研发及生产制造领域。然而，欧美等发达国家对中国兼并收购行为的限进技术、核心零部件企业的行为严加控制，不利于中国基于控制权的海外供应链体系的构建。表1反映了近年来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九大目标市场变化情况。可见,2 0 16 年之前中国海外并购的目标市场主要是欧美等发达国家，而随着美国、欧盟先后加大对外资尤其是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安全审查力度，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更多进入了发展中国家（地区）。从2 0 2 0 年中国兼并收购投资的九大目的地可以看出，发展中国家（地区）占据了半数以上，主要为秘鲁、智利、巴西等资源丰裕型国家，欧美发达国家只占三席。2015年2016年美国美国开曼群岛开曼群岛意大利巴西澳大利亚德国荷兰芬兰以色列英属维尔京印度尼西亚百慕大群岛澳大利亚哈萨克斯坦法国英国英国2017年瑞士美国德国巴西英国澳大利亚阿联首新加坡制趋紧，很大程度上不利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结构的优化以及海外供应链体系的构建，并直接表现为中国企业对欧美等发达国家技术研发及关键零部件环节的并购投资规模大幅下降，取而代之的是对发展中国家资源能源供给环节、仓储物流环节投资力度的增加。600500（单位：亿美元）10002013一资源能源供给一米一仓储物流一技术研发图2 2 0 132 0 2 0 年中国海外供应链相关投资规模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历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整理而得。2018年德国法国巴西智利百慕大群岛瑞典新加坡美国澳大利亚米201420152019年芬兰德国英属维尔京法国巴西开曼群岛英国秘鲁新加坡20162017一一一中间品供给及加工制造.营销渠道2020年秘鲁美国智利开曼群岛加拿大法国巴西尼日利亚阿曼201820192020117供应链自主可控：理论逻辑与中国实践（二)加快产业链供应链布局调整中国的制造及出口能力部分源自跨国公司全球生产布局，即以日本、韩国为代表的东亚经济体为主，包括美国、德国等欧美发达国家对中国提供零部件、半成品等中间品，由中国加工组装并完成出口。该国际生产分工模式自然决定了欧美等发达国家及东亚经济体成为中国制造供应链的来源。图3显示了2 0 12 年中国主要制造部门前2 0大中间品进口目标市场的市场份额，可以看出，为中国制造部门提供中间品的主要是日本、德国、美国、韩国等发达经济体，且该特征在通用及专用设备、交通运输设备、电子光学设备等高新技术部门的表现更为显著。以通用及专用设备制造部门为例,2 0 12 年该部门使用的进口中间品中，分别有29.56%和17.8 5%来自日本和德国，美国提供了13.18%的中间品。换言之，中国装备制造部门对以上三个国家中间品的依赖度就高达6 0.59%。2013年，中国政府提出以“五通”为重点的“一带一路”倡议，并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接受和一致好评。中国一带一路网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2 月，已经有154个国家和32 个国际组织与中国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合作文件，其中包括来自非洲、大洋洲、南美洲、北美洲的8 9 个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表明“一带一路”倡议已经突破了传统地理概念的局限，几乎扩展到整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所在地区。食品饮料烟草马来西亚印美加秘澳泰印荷阿越阿德日新新法国智中度尼西亚大利亚国鲁西国度纺织服装鞋帽进口市场份额0早印巴毫美越巴德 泰印土廷1南利国斯法西马孟加拉图米丹度尼西亚本国度国南西国国国麦化学工业20-上海品一禁国沙特阿拉伯德国韩美本国国通用及专用设备进口市场份额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印度马法朗国0-意大利日德美本国国国国大利利玻酒亚韩法意包牙马瑞泰加典国士利瑞一爱尔兰西班片天牙比利时交通运输设备进口市场份额电子光学设备进口市场份额斯洛伐克日捷克印度尼西亚德韩美法意英本国 国天国利牙哥斯达黎加越南奥地出利坡业澳大利牙利马来西亚韩马美国本来国米西亚德国法意加大拿利天爱尔兰印度尼西亚出利时马耳他图32 0 12 年中国主要制造部门的中间品进口目标市场分布（单位：%）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中国海关数据库整理而得。通过扩大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及共建国家的产能合作，中国企业加快产业链供应链的布局调整，“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及共建国家新兴市场逐渐成为中国制造企业中间品的主要来源地。表2 反映了中国对主要国家的零部件进口发展情况，可见在扩大“向西开放”的区域经济合作战略118推动下，“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及共建国家成为中国制造零部件海外供应链布局的重点区域，尤其以越南、泰国、马来西亚、韩国等国家最为明显，表明中国正积极与制造基础较好的“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及共建国家开展区域内垂直专业化分工，以此打造以我为主、自主可控的产业链供应链。學海2 0 2 3.4表2 中国对部分主要国家的零部件进口态势（单位：亿美元）2018年2019年欧美等传统市场1094.22 1009.71“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其中：荷兰8.55比利时11.56法国57.41德国278.79256.47瑞典16.86西班牙13.17英国25.99丹麦4.02爱尔兰5.61瑞士15.91挪威2.08芬兰6.18日本421.49371.66澳大利亚3.27墨西哥30.56美国184.04加拿大8.74注：因篇幅限制，此表只列出了部分国家。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联合国Comtrade数据库整理而得。需要特别注意，中国的制造及出口能力很大程度是建立在承接跨国公司产业梯度转移基础上，外资企业贡献了较大比重的制造及出口份额。由此值得探讨的问题是：中国与东盟国家及中欧地区的零部件贸易迅猛发展，更多反映的是中国内资企业加快自主可控的海外供应链布局，还是以欧美等发达国家-中国一东盟国家及中欧地区接续生产为特征的跨国公司全球资源整合行为？为此，本文重点分析与东盟国家及中欧地区进行零部件贸易的企业所有制属性。首先，从中国海关数据库中筛选出与中国零部件贸易规模较大的东盟国家及中欧地区，包括东盟的越南、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印度尼西亚，以及中欧的波兰、捷克、匈牙利。其次,通过BEC 编码与HS编码的对照，从中国与样本国家的贸易数据中,筛选出零部件进出口贸易数据。最后,将整理出的2 0 16 年零部件贸易数据与2 0 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匹配，获取进出口企业实收资本的所有制占比。如外商资本占企业实收资本的比重超过50%，则定义为外资企业，反之则视为内资企业。在以上匹配工作的基础上，可以较为清2018年 2019年535.68489.729.31其中：捷克7.23匈牙利58.99波兰罗马尼亚14.23斯洛伐克11.79新加坡26.87印度4.57印度尼西亚6.05马来西亚14.53菲律宾1.75新加坡5.85泰国越南2.91“一带一路 共建国家其中：意大利30.2178.398.9楚地识别与东盟国家及中欧地区开展零部件贸易企业的所有制属性。19.8717.9613.7913.6511.4212.029.2510.756.476.2831.0536.228.279.277.997.1766.0163.6135.0640.9631.0536.2274.9170.92234.47182.69325.6312.6832.5831.08奥地利18.29韩国259.78247.77图4显示了2 0 16 年中国与东盟国家及中欧地区开展零部件贸易企业的所有制属性分布情况。可见，除了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市场外,外资企业创造的零部件贸易规模显著高于内资企业。尤其是在捷克、菲律宾、越南和匈牙利市场，约六成的零部件贸易由外资企业贡献，表明中国的海外供应链布局很大程度上是跨国公司所为。（单位：%）10080604020018.73图42 0 16 年中国与东盟国家及中欧地区开展零部件贸易企业的所有制属性分布（全样本）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中国海关数据库及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整理而得。与单纯开展零部件进口或出口贸易企业相比，零部件进出口双向贸易能更好反映企业在海外的供应链构建行为。为进一步验证以上发现，本文采用更为严格的口径，以同时发生零部件进出口贸易的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如图5所示，外资企业在所有海外市场上均占据着主导地位,其中，在零部件贸易份额最大的越南市场，外资企业创造了7 5.37%的零部件贸易份额，而内资企业开展的零部件贸易仅占2 4.6 3%。事实上，在中国要素成本不断提升及美国对华高科技出口产品征收高关税的背景下，以三星为代表，在华外资企业纷纷将其劳动密集的加工生产环节转移至生产成本相对低廉、税收优惠明显且率先加人CPTPP的越南。由于越南制造基础相对薄弱，外迁企业的零部件仍高度依赖从中国进口，其产成品又有相当部分以中间品形式运回中国销售或再出口，从而在贸易形态上表现为对华大规模的零部件双向进出口贸易。此外，在中国与捷克、马来西亚、119排律滨捷克心内资企业外资企业马来西亚恭国包印印越牙利度中度尼西亚供应链自主可控：理论逻辑与中国实践菲律宾、匈牙利和波兰的零部件贸易中,约有超过六成的市场份额由外资企业贡献。内资企业在印度、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的零部件贸易份额相对较高，但也没有超过一半。（单位：%)100806040200图52 0 16 年中国与东盟国家及中欧地区开展零部件进出口双向贸易企业的所有制属性分布（分样本）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中国海关数据库及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整理而得。（三）重视国内供应链培育自改革开放尤其是2 0 世纪9 0 年代以来，凭借低成本优势及优惠政策的激励，中国大力引进跨国公司及其配套企业，一举发展成为全球制造基地。然而，随着国内要素成本不断攀升,东部沿海地区企业逐渐将其制造产能尤其是加工制造环节向外转移。除了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东盟国家开展产业链供应链布局外，部分企业将目光瞄准了要素成本相对较低的中西部地区。在“一带一路”倡议下重塑对外开放空间布局，以及在新一轮西部大开发、全面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推动下，沿海地区制造产能正加速向广大内陆地区梯度转移。2012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出台了第一份全国性指导产业转移的政策文件产业转移指导目录（2 0 12 年本），进一步明确了适于从沿海地区转移到内陆地区的产业门类，以及推动产业有序转移的相关配套政策。在对外开放空间重塑及国家产业政策引导下，中西部地区正积极承接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如重庆以电子信息产业和汽车产业为增长动力，吸引了包括京东方、富士康、北京现代等一批大型企业，形成了“5家笔电品牌商+6 家代工企业+8 6 0 家配套企业”的笔电产业群；以长安为龙头、10 家整车企业为重点、10 0 0 家配套企业的“1+10+10 0 0”全国最大的汽车生产基地；以电脑产业为基础，形成5大品牌商、6 大120整机商、8 0 0 多家零部件厂商“5+6+8 0 0”的全球最大电脑产业集群。到2 0 17 年，全球每3台笔记本电脑就有1台是在重庆制造生产，全球每9辆汽车中就有1辆是在重庆制造生产。同样，湖北武汉以光电产业、存储产业为特色，陕西以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产业等为重点承接相关产业。河南在电子信息、装备制造、制鞋产业，安徽在家电、服装纺织产业加强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新疆则结合棉花原材料基地和辐射中亚、西亚的地理优势，加快承接纺织服装产业。捷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国内市场潜力可米创印印度尼西亚克度宾西亚内资企业外资企业越南巨大，拥有41个工业大类、2 0 7 个工业中类、6 6 6个工业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中国并不缺少优质企业，截至2 0 2 1年底，以华为、中石化、上海汽车等为代表，中国拥有7 3家入围世界50 0 强企业的工业企业、4万多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47 6 2 家小巨人企业、8 48 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此外，中国区域间资源赋结构、发展阶段差异显著，具备依托国内市场空间及制造基础开展国内价值链分工的先天优势。在健全的市场机制作用下，拥有品牌及营销渠道优势的“链主”企业与深耕某一特定领域的专精特新企业、单项冠军企业开展国内专业化分工，有利于基于内生增长能力的国内供应链体系的构建。然而，中国市场经济体系仍不健全，以地方政府作为市场竞争参与者、以“晋升锦标赛”为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一定程度上导致地方保护主义及区域市场分割行为难以消除，各级地方政府在市场准入制度、市场竞争政策、市场监督执法等方面仍存在许多不一致的情形，成为制约国内供应链构建的主要瓶颈。例如,在公共采购招投标时，地方政府往往设置有利于本地国有企业的竞标条件和门槛，对与本地主导产业构成竞争的外来企业设置更高的“隐形”进入壁垒。在市场竞争政策方面，本地国有企业更易享受到低息贷款政策，其他企业的融资成本则相对较高。许多商业银行实行属地管理制度，明文规定禁止对异地客户授信。中国的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目前只为特定区域内的企业提供股权、债券转让和融资服务，原则上不得跨区域设立营业性分支机构，不得接受跨区域公司挂牌，等等。在市场监督执法方面，以粤海2 0 2 3.4加强市场管理和质量监督为名，针对外地同类商品实行不同的技术要求、检验标准，或者对外地商品采取重复检验、重复认证等措施，控制其流入本地市场。中国增强供应链自主可控水平的思路及主要路径劳动专业化分工是提升生产效率、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之一。通过发挥自身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各国都能获得一定的贸易收益，因而在专业化分工深化的基础上，把不同要素烹赋的国家纳人国际生产体系，让其各司其职，被认为是全球化时代经济发展的“最优解”。然而，基于理论层面的“最优解”掩盖了现实层面存在的一些难以克服的风险问题：首先，效率最优往往意味着公平的最大程度损失。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初期，美国主导建立了全球经济秩序并推动一波以产业间分工为特征的全球化，由此促进了战后世界经济的复苏。然而发达国家生产工业制成品、发展中国家提供初级原材料的分工模式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收入分配的中心一外围”特征。2 0 世纪9 0 年代以来，跨国公司的全球产业布局推动了以贸易投资一体化与生产非一体化为特征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发达国家负责品牌研发及市场营销、新兴经济体生产关键零部件等中间品、发展中国家负责加工组装的生产模式，实现了全球资源整合的生产效率“最优”，但与此同时却加剧了收人分配不均与社会阶层对立，并直接导致了以“英国脱欧”“美国退群”等为标志的逆全球化浪潮。其次，分工效率“最优解”在外部风险及不确定性条件下难以成为最优方式。与一体化生产模式相比，专业化分工在提升生产效率的同时，生产环节及迁回程度的增加意味着更多的交易成本。因而，分工效率“最优解”的实现应基于交易成本约束，在任务外包及多国接续生产的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下，任何一个环节交易成本的增加或者衔接中断，都会显著影响下游生产环节甚至导致整个链条的崩溃。此外，地震、海啸等不可控的自然灾害，政局动荡、局部冲突等不确定性同样会成为影响分工效率“最优解”的外部风险。值得一提的是,2 0 2 0 年初突如其来并在全球肆虐的新冠疫情（COVID19），严重冲击了跨国公司全球布局的生产供应链，并导致全球价值链的断裂，这充分说明在考虑不确定风险发生的情况下，国际专业化分工程度最高未必是分工效率的“最优解”。作为幅员辽阔、物产丰富、人口众多的大国，中国历史上曾经依托“国内循环”创造了“强汉”和“盛唐”的辉煌，但正是对“国内循环”的过度自信，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近代的闭关锁国与百年屈辱。改革开放尤其是1992 年以来，中国全方位融人经济全球化进程，充分利用“两头在外”的“国际循环”并快速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全球第一出口大国。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推崇和参与“国际循环”的同时，基于大国规模经济的“国内循环”并未得到充分重视甚至受到抑制，集中表现为中国制造对进口中间品及国外市场的高度依赖，该问题随着中美贸易摩擦的加剧而愈加凸显。供应链自主可控，主要描述的是基于属权要素内生能力构建从资源能源供给、中间品制造、加工制造、技术研发到营销渠道等一整套供应链体系，由此最大程度规避各类供应链风险，实现国内生产体系安全可靠的理想状态。对于生产制造国而言，存在外资撤资及海外供应链中断两类供应链风险，为此可采取生产控制型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链供应链布局调整、国内供应链培育等三种措施以提升供应链的自主可控。近年来，针对逆全球化浪潮下日益凸显的供应链安全问题，中国更加重视增强制造供应链的自主可控能力，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暴露出一系列潜在问题。首先，中国逐渐加大对外直接投资尤其是海外兼并收购力度，以此构建基于控制权的海外供应链体系，这引致发达国家加大了对中国企业直接投资行为的安全审查力度。其次，中国以高质量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和经济建设为契机，积极调整产业链供应链海外布局，以此降低对欧美等发达国家进口中间品的依赖程度。然而就企业所有制属性而言，外资企业成为向“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新兴市场开展产能转移的主力军，内资企业开展的海外供应链构建行为相对较弱。第三，依托本土市场空间及供给配套引导国内产业梯度转移，培育基于内生能力的国内供应链体系。因而，提升制造供应链的自主可控水平，关键121供应链自主可控：理论逻辑与中国实践在于依靠本国内生能力的增强，在充分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提升本土供给水平的基础上，努力完善市场机制，打造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国内供应链体系。同时应积极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加快以内资企业为主导的产业梯度转移，合理调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布局，构建以我为主的海外供应链体系。鉴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四点政策建议。第一，大力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为此，一是彻底打破各种地方保护和区域市场壁垒，继续推动各级地方政府由竞争走向合作，在有效整合区域内资源基础上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二是制定全国统一的市场建设标准和规则，在流通网络、信息交互、交易平台等方面研究制定统一的市场建设标准，在产权保护制度、市场准人制度、公平竞争制度、社会信用制度、市场监管执法等方面出台一致的市场规则。在此基础上，由易到难、分阶段推动各地政策协调统一。三是有序引导国内资源整合，在充分发挥各区域要素赋优势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厘清东部沿海地区开展国内转移的重点行业及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重点地区，由此加强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产业链供应链对接。第二,努力扩大“一带一路”共建“朋友圈”，提升新兴市场能级和活力。为此，中国政府应继续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及共建国家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和文化融通。在对“走出去”企业开展绩效评估及评优评先时，除了重点考核对外投资收益及经营绩效外，还应强调“走出去”企业在东道国的就业拉动、公益活动及经济效应，以实实在在的互惠共赢打造“一带一路”共建的样板工程。此外，要高度重视“一带一路倡议与相关国家发展计划的有效衔接,尤其是与德国、日本、俄罗斯、法国、英国、南非、巴西、阿根廷等区域大国进行区域经济合作战略的协调。在此基础上，重点推进与西欧国家、亚太地区及北美国家合作共建“一带一路”的双边（多边)经贸谈判。第三，主动推进高标准的区域经贸谈判，继续推进对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为此，中国应基于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积极主动推进与欧美等发达国家和亚太地区的双边及多边自由经贸协定谈判。一是对照 CPTPP框架下的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全面评估国内体制机制存在的障碍，在可接受的范围内，选择重点及焦点问题，在国内各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展先行先试的制度创新。二是在相关试点改革及压力测试基础上，加快研究并出台国内制度改革的时间表，确定国内体制机制改革的方向、重点及目标。三是基于国内制度开放的进展，积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