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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巴黎评论》之有感：文学的使命
文|王斌
一
吃早餐时漫不经心地翻我压在茶几上的一大摞备读的书，突然发现了这本——一本我还没读完的《巴黎评论》，后来又想起读别的竟把这本遗忘了。真不应该。它是多么好的一本。
我又翻开了它，先看目录，就这样，帕慕克访谈录进入了我的眼帘，上次看时还没读到他，而我，这一段也在看他的《我的名字叫红》。
还没读完，但我意识到他是一位在世的非常重要的作家，不是因为他得过诺奖，石黑一雄也得过——但他不重要，帕慕克的重要是他的思想和小说形式，还有他叙事内容的稠密与厚重，再就是他小说的诗性气质了。
访谈录读了一点，看得出帕慕克有作家的率真与执着，他内心有一种很纯很纯的东西，我以为这是一好作家必备的精神品质。
二
读完了帕慕克的访谈，又接上埃科的访谈继续看。一口气读完了，这位从理论（符号学）到小说的“炫技”大师，所谈问题并没有那么高妙，但看得出他是诚实的，而且挺快乐——帕慕克则是另一路，他有一种隐形的忧郁，这忧郁来自他对自己民族身份的被误读与错乱。
埃科没有这个问题，无论他作为欧洲人或是意大利人，这都无庸置疑，他无须陷入身份的困扰。帕慕克则不然，他是土耳其人，地处欧亚大陆架的夹缝中，文化又是异欧洲的，而他本人又生活在此一双重世界中，身份焦虑乃是他超离不了的困境，帕慕克之小说成在此，也忧在于此。
三
春假后这一天，我好像没有过渡地重归了我平素的日常，上午读海德格尔的哲学，下午《史记》《我的名字叫红》，只是额外增加了一项内容：读完了《巴黎评论》中关于美国超级畅销书作家斯蒂芬·金的采访，几乎是扫读，因为一如我之所料基本没什么营养。
在此期间，上午和下午还插空读了二篇极棒的论述当代中国的文章，胸怀大志，又忧患犹深，很是拓展人之眼界，引人深思，忧患中的知识分子条分缕析总结出的问题我们其实亦了然于心，但为此开出的药方，又何尝不是南柯一梦。
但撰者忧心如焚的拳拳之心又如此令人动容，可是我们又路往何处。太多的学者、文人、新闻工作者在堕落，仅逐眼前的那点蝇头小利，还沾沾自喜不以为耻，故一旦见了忧国忧民者真是让人百感交集。
四
很多世界级的作家都不约而同地在《巴黎评论》中提到了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的《魔山》。我始终没读。当年嫌它委实太长了，啃不动。于是就读了他较短的一部《威尼斯之死》，感觉颇好，但忘了写什么了，只记得写得很内心，也很迷茫和惆怅。
我总是记不住读过书的内容，但却忘不了读过后的感觉。但我还是买了新星版的《魔山》。翻了翻，蛮哲学感的，是我之所好。德国人的哲思是了不起，歌德不就是这类人物吗。
为文学人物赋予一个形而上的意义，这是德国作家的长项，这或许与德意志人的思维优势有关，于是一个被限定的人物在语义繁复的扩张中升华为一象征符号，由此又负载了更多的涉及人类性的哲学意蕴。
未来小说的前景其实不在花拳绣腿的形式化的表演中，而在承担起文学化的哲学使命，而这又恰恰是理论哲学难以企及的视域，因文学的感性构成，必然拓展并僭越理性的疆域，触摸到一个个理性概念所无法定义的模糊地带。只有文学才能在此一地带安营扎寨，因为理性永远无法穷尽乃至界定丰饶的感性世界。
2018/1、2
作者。王斌，资深电影人、作家、文学编剧。無涯人文频道专栏作者。1991—2005年，作为文学策划和编剧，与张艺谋风雨同舟地走过了15年的人生旅途。2006年，王斌告别电影界，回归文学。2006年至今，王斌已创作《遇》《六六年》等长篇小说、随笔集，以及长篇纪实文学《活着。张艺谋》。近日，王斌推出新小说《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欢迎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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