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共同体抽象规定性的历史探赜——以价值形式的发展为线索.pdf

货币共同体抽象规定性的历史探赜马克思主义研究货币共同体抽象规定性的历史探赜 以价值形式的发展为线索潘智璇收稿日期作者简介潘智璇，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摘要：货币共同体是马克思在 年经济学手稿 中提出的范畴。马克思关于“货币本身就是共同体”的论述，蕴含着以共同体为基本单位考察人类存在形态的历史演进的意蕴。马克思在行文中将货币共同体界定为以抽象性为本质规定的存在物。货币共同体抽象规定性的生成，一方面是人类存在样态嬗变的历程，另一方面是抽象劳动生成的价值形式逻辑的反映。货币共同体的抽象规定性是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产物。因此，只有以价值形式的演进为主体脉络，将货币共同体抽象规定性的阐释置于社会分工与交换关系发展的总体历史，才能还原马克思对共同体考察的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本来意蕴，从而洞察当代资本主义抽象统治的新变化。关键词：价值形式 抽象规定性 货币共同体 资本共同体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引 言依据不同历史阶段共同体内部的统治主体变化，马克思将共同体划分为古代共同体（自然共同体）、抽象共同体与真正共同体三种具体历史形态。其中，马克思一生最为关注的是抽象共同体，对抽象共同体的社会性考察与历史性批判构成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生长点。作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要范畴，抽象共同体一方面作为解蔽虚幻共同体的认识前提，另一方面作为对古代共同体的“事后思索”，构成把握真正的共同体的中介范畴。基于对抽象共同体学理意义重要性的认识，当前学术界已经对抽象共同体展开讨论。具体说来，学者们对抽象共同体的考察目前主要集中于以下三类视域：其一，一些学者结合人类社会发展的“三形态”理论，依次阐明人类在古代共同体、抽象共同体与真正共同体内部的生活样态，辨明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其二，部分学者通过描绘抽象共同体内部人的异化存在方式，对主导抽象共同体的资本逻辑展开现代性批判；其三，有学者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视角作为切入点，结合马克思在哲学领域具有原则高度的变革，阐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生成的实践认识论前提。由此观之，学术界对抽象共同体的研究初具成果，但仍存在进一步提升的空间。第一，学者们目前对抽象共同体的学理探讨多采用事实描述方式，静态地展现个体与共同体关系的具象形态，缺乏对抽象共同体发生发展过程的历时性考察，缺少对影响个体与共同体关系的社会因素与中介环节的分析。第二，根据统治主体的不同，抽象共同体包含货币共同体与资本共同体两种具体形态。学者们对抽象共同体的思考通常围绕着资本共同体展开，而没有深入考量货币共同体的历史形态与抽象形式。对货币共同体历史分析的缺失，不仅掩盖了货币共同体本身特有的历史意义，模糊了资本共同体抽象规定性的历史缘起，并且遮蔽了抽象共同体生成的总体过程。研究方式的缺陷会造成理论本身的遮蔽。唯物史观是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理论基石。因此，结合马克思晚年关于人类学的研究成果，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与观点，以货币共同体为关键范畴解析抽象共同体的本质规定性，是拓展与完善当前抽象共同体研究的重要一环，也是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进行整体性把握的客观要求。货币共同体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是价值形式发展到货币形式的社会形态表征。货币共同体的抽象规定性集中反映在作为历史范畴的交换价值中。交换价值的产生发展背后是劳动本身逐渐被抽象化的历程，体现在逻辑关系中是价值形式嬗变的历史，投射在社会生活中是人类的存在样态从以自然为主导向为历史所支配转变。本文结合人类社会三次大分工的历史背景和由此引发的生产关系、交换关系与交往形式的演变形态，以价值形式的逻辑演进为轴心线索，在阐明劳动抽象化的演进趋向的基础上，明确抽象规定性在共同体内部生成、发展、统治与消亡的形态表征与历史规律，从而帮助理解当代资本主义抽象统治的新变化与新形式。二、抽象规定性的发轫：从简单价值形式到扩大价值形式马克思在关于价值形式的讨论中明确指出，“价值表现的秘密，即一切劳动由于而且只是由于都是一般人类劳动而具有的等同性和同等意义。”价值形式作为两种具有不同使用价值的商品价值性质相互联系的表现，是以具体劳动被同质化为等同形式的抽象劳动为前提的。相对价值形式与等价形式构成价值表现的两极。其中，等价形式作为交换形式的表征，集中体现了价值形式的抽象发展趋势，映射为共同体抽象规定性的生成过程。等价形式从个别性到特殊性的形态变化，其动力源于分工与交换的历史。随着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出现，从个别等价形式到特殊等价形式的交换关系的发展促使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的关系分离。两者割裂的关系作为抽象性的颠倒表现，萌发了共同体的抽象规定性，构成了古代共同体内部的瓦解因素。（一）等价形式从个别性到特殊性的抽象发展作为价值形式发展的第一个阶段，“简单的、个别的或偶然的价值形式”是分析价值形式的起点。最简单的价值形式产生于与之相适的历史条件：在人类发展的早期阶段，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物质资料极度匮乏，“在野蛮时代低级阶段，人们只是直接为了自身的消费而生产；间或发生的交换行为也是个别的，只限于偶然的剩余物”。由于缺少剩余劳动产品，交换只是在相当偶然的情况下发生，并且交换的范围只存在于部落内部，“除了部落内部发生的交换以外，绝不可能有其他的交换，而且即使是部落内部的交换，也仍然是一种例外事件”。交换的偶然性与有限性决定了价值形式的简单性，并且使等价形式表现为个别性。在这一历史阶段，作为等价形式价值实体的等价物是极为特殊的剩余产品，例如采集到的野果、打猎得到的动物等。上述情况随着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出现发生了改变。当游牧部落从其余野蛮人的部落中分离出来后，拥有相当规模畜群的游牧部落能够产生出超出自身所需的劳动产品。物质资料的增加使经常性的交换的发展与巩固成为现实。“起初是部落和部落之间的酋长来进行交换；但是当畜群开始变为特殊财产的时候，个人交换便越来越占有优势，终于成为交换的唯一形式。”交换关系从偶尔出现到时常发生的进步，推动了价值形式的形态从简单向扩大发展。价值形式由简单形式发展为总和的或扩大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卷，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卷，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第 页，第 页。货币共同体抽象规定性的历史探赜马克思主义研究形式，进一步区分了商品的价值同其自身使用价值的关系，是商品内在矛盾的外化表现。在“总和的或扩大的价值形式”中，一件商品自身的价值形式不再只同另一种个别的商品发生关系，而是开始同整个商品世界发生关系。与此同时，等价形式表现为一系列特殊的等价物的并列形态。在这一时期，“牲畜变成了一切商品都用来估价并且到处都乐于与之交换的商品”。在价值形式发展的这个阶段，作为一种特殊的等价形式，牲畜发挥着货币的职能与作用。扩大的价值形式是在简单价值形式作为构成要素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简单价值形式的总和。虽然在扩大的价值形式中，等价形式没有获得统一的表现形式，因此是未完成的等价形式，但是，“在商品交换刚刚产生的时候，对货币商品的需要，就以这样的必然性和速度发展起来了”。等价形式的价值实体从极个别的剩余物到特殊产品牲畜的转变，一方面反映了价值形式逻辑演进中的劳动抽象化趋势，另一方面投映出分工与交换发展的历史使共同体内部萌发出抽象规定性。其中，共同体内部抽象性的萌芽直接产生于分工与交换导致的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的分离状态。不断生成的抽象性逐步消解了人类在古代共同体中的具体规定性内涵，从而使古代共同体形态开始走向瓦解。（二）古代共同体走向瓦解：劳动者与劳动产品关系的分离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为了抵御恶劣的自然环境，集中十分有限的物质资料，人们在以胞族为单位的基础上结成氏族与部落的集体生活形式，古代共同体的始基形态由此产生。作为受自然因素主导的原初社会形态，人类在古代共同体中被同他们处于异己对立关系的外部大自然支配，因为“自然界几乎还没有被历史的进程所改变”。这一情形从原始人类幼稚的宗教观念中可以窥见一二。“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在以自然因素为中介联结起来的共同体中，人的存在方式为自然规定性所左右，因为人从出生之日起就已经具有了某种不可打破的规定性。这种表现为血缘关系的自然规定性代表了某个人天然地属于某一群落，因此，单个人的生存与发展将被打上该群落的特殊烙印。人与人处于“自然形成的共同体的脐带”关系中，交往方式为其血缘关系所裹挟。“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在古代共同体中，人的生产能力受制于狭窄的范围和孤立的地点。生产方式的狭隘性虽然使共同生产只能在极狭小的范围内实现，生产者却能够控制生产过程与产品。因此，生产方式的狭隘性同时也是其优越性所在。不过，“这一优越性随着文明时代的到来便丧失了”。“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到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劳动方面的分工与个体家庭经济单位的形成是瓦解古代共同体的重要因素。其中，“在以血族关系为基础的这种社会结构中，劳动生产率日益发展起来”。分工形式的发展消解了原先共同生产方式中的具体性。具体说来，由于第一次社会大分工造成了劳动者对产品的私人占有，进而引发了单个人之间交换关系的发展。而伴随着牲畜这一特殊等价物的出现，交换条件日趋成熟，劳动产品转变为商品的进程被推进了。商品交换关系的形成意味着劳动者首先丧失了对自己劳动产品的支配权，因为“他们已经不知道产品的结局如何”，“商品形式的发展同价值形式的发展是一致的”。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的分离状态既是社会分工带来的交换关系的抽象产物，也是与商品交换关系同质过程的价值形式及其等价形式演进的结果。一旦劳动产品离开了生产自己的劳动者，劳动产品将会变为不依赖于其创造者的异己力量而在劳动者外部存在着，“于是产品有那么一天被用来反对生产者、压迫和剥削生产者的可能性就产生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卷，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第 页，第 页，第 页，第 页，第 页，第 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卷，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第 页，第 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卷，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的分离预示着抽象规定性在共同体内部的萌发。两者的割裂状态致使古代共同体中劳动者的具体性存在被初步抽象，表现为人的个性的式微。在以狭隘性为特征的生产方式中，劳动者将其主体性与创造性对象化于具体的存在物，通过直接支配自己的劳动产品，劳动者将对象性关系复归于自身，进而促进个性的发展。随着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的分离，这一情形被打破了，劳动者的主体性无法以对象性方式复现，人的个性发展失却了。因而，在同自身的关系方面，人开始成为抽象存在物。在古代共同体内部，由劳动者与劳动产品分离产生的抽象规定性萌芽还反映在社会组织变迁的历程中。氏族形式作为古代共同体的典型形态，“它无非是这种社会状态所特有的、自然长成的结构；它能够处理在这样组织起来的社会内部一切可能发生的冲突”。然而，氏族组织无法统合劳动者与劳动产品分离的那种新的社会条件。以血缘关系为基石的亲属团体的内部分裂，不仅昭示着氏族制度即将遭遇失败，而且是新的社会组织行将产生的前兆。三、抽象规定性的扩大：作为过渡的一般价值形式的发展从简单价值形式到扩大价值形式的演变，反映了从间或性交换到习惯性交换的演进过程。随着第二次社会大分工的进行，交换条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成熟，推动了价值形式从“总和的、扩大的价值形式”到“一般价值形式”的变革。作为向完成价值形式发展的过渡形态，较之于扩大的价值形式，一般价值形式中包含的劳动抽象化更为深刻了。扩大的抽象性在等价形式方面表现为等价物从特殊形式到一般形式的变化。价值形式中扩大的抽象性作为交换关系成熟的表征，使得生产目的与交换手段发生了抽象的颠倒关系，预示着劳动者与劳动过程的分离，从而推进了古代共同体向货币共同体更迭的进程。（一）一般等价形式中日趋扩大的抽象性一般价值形式作为商品世界共同活动的产物，“才真正使商品作为价值互相发生关系，或者使它们互相表现为交换形式”。由于商品世界的价值表现在从商品世界分离出来的一种商品上，一般价值形式中的等价物因而取得了一般规定性。使用同一个等价物来呈现商品的价值，“这就表明，因为商品的价值对象性只是这些物的社会存在，所以这种对象性也就只能通过它们全面的社会关系来表现，因而它们的价值形式必须是社会公认的形式”。产生社会公认形式的等价物的历史条件可追溯至人类第二次社会大分工时期，生产工具原料从铜到铁的变化促成了生产技术的改进与劳动效率的提高，整个社会的生产力由此不断提高，财富加速积累。农业和手工业相分离的第二次社会大分工以此为基础发生了。“随着生产分为农业和手工业两大主要部门，便出现了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即商品生产。”在这一历史阶段，日渐增加的一部分劳动产品是出于交换的目的生产出来的，单个生产之间的交换逐渐成为个人生活的必需，以普遍交换关系为前提的交往形式开始形成。交换关系从经常性到必要性的程度深化，反映在价值形式上是“贵金属开始成为占优势的和普遍性质的货币商品”。随着等价形式表现在某种单一的商品上，价值形式的一般形态产生了。不过，由于贵金属形式“还不是铸造的货币，只是不做加工按重量交换罢了”，所以，一般价值形式只构成向成熟价值形式过渡的阶段。抽象劳动的发展是一般价值形式中扩大抽象性的来源。作为相对价值形式的内在规定性，劳动时间包含质与量两个向度。不同劳动时间所包含的质的差异性是无法比较的。这也是使劳动成为特殊劳动的那种规定性所在。用于衡量交换价值的一般劳动是对劳动时间的量的度量，是将劳动时间的质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卷，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第 页，第 页，第 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卷，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第 页。货币共同体抽象规定性的历史探赜马克思主义研究规定性抽象掉以后将劳动产品进行比较的物化过程。因此，一般劳动形式作为人类共有的劳动，既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也是具体劳动的抽象形式，“劳动在人类劳动的抽象属性上形成它自己的价值”。以劳动时间为基础的一般人类劳动是通约两种不同商品的同一单位，并且，劳动时间同质化与抽象的交换价值发展是一致性的过程，“等价形式的发展只是相对价值形式发展的表现和结果”。在一般价值形式中，劳动抽象性的深化对等价形式的影响表现为等价物所拥有的共同价值形态。当一件商品处于一般等价形式时，内在于这一商品的劳动是作为一般劳动形式存在的。抽象劳动的规定性使一件等价物能够在或大或小的范围发挥着货币的职能，“商品世界的统一的相对价值形式才获得客观的固定性的一般的社会效力”。（二）共同体形态的交替更迭：生产目的与交换手段关系的颠倒价值形式发展到一般形态的进程对应着共同体交替更迭的过渡阶段，是货币共同体开始在古代共同体废墟上生长起来的历史时期。作为商品生产发展历程的逻辑投射，一般价值形式及一般等价形式的产生，不仅加剧了扩大的价值形式中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的分离状态，并且异质化了劳动者与劳动过程的内生关系，表现为劳动过程对象化形式的生产沦落为交换的手段。人类只有通过生产才能满足生存与发展的需要，生产本身是目的；交换则是为了取得满足自身需求的产品，因而是手段。作为交换关系的原初表现形式，简单价值形式与扩大的价值形式中的交换是由有限的生产剩余引起的。这时，交换作为手段还是生产的附庸，受生产过程的单向度决定作用影响。然而，随着一般价值形式的出现，交换提升为必需的生活条件；以贵金属为主的一般等价物出现，在空间上扩大了交换范围。交换对生产的反作用影响由此增大，要求劳动过程必须能够生产抽象的交换价值。在这里，发生了生产与交换关系的颠倒，交换从手段一跃而成为生产的目的。生产目的与交换手段的颠倒关系，一方面消解了古代共同体中人的存在方式的具体规定性，另一方面造成人的关系抽象化为物的关系，扩大了共同体内部的抽象规定性，为货币共同体的生成创造出现实前提。作为交换关系的物化形式，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在擘画人的生产与交往活动的同时，也表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物化，人的社会关系受到等价物主体这一异己力量的支配。较之于古代共同体中人的存在样态，这一时期的人开始摆脱人对人依赖的群体生活方式，表现出“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的个体生存倾向。人的独立性与个体性的发展趋势，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对人相互依赖的存在形式的否定，却落脚于人对物的依赖性。以一般等价物为媒介的物的联系形式，在空间上扩大了人们交往活动的规模，但是使得人的存在方式失去了其具体性规定，从前依靠血缘关系联系起来的人的关系开始呈现为外在于人的、偶然性的交换关系。将人与人联系起来的物的关系作为历史的产物，不过表明人们还生活在“第二自然”的控制下，还生活在为真正的社会关系创造条件的历史时期。生产目的与交换手段的颠倒关系使共同体抽象规定性扩大，还反映在氏族形式走向其对立面即国家形式的社会组织演变。古代氏族制度崩溃的缺口首先是由个体家庭形式打开的。在第二次社会大分工时期，随同耕地转变为私有财产，个体家庭开始构成社会的经济单位，促使古代共同体的共同经济形态解体，“个体家庭已经成为一种力量，并且以威胁的姿态站起来与氏族对抗了”。财富的积累与财产的差别是个体家庭形式产生的关键因素。以古希腊为例，“由子女继承财产的父权制，促进了财产积累于家庭中，并且使家庭变成一种与氏族对立的力量”。财产神圣化取代自然神圣化成为人类社会的最高目的的观念，清晰地反映了这一历史状况。在财产差别与个体家庭双重因素的推动下，“整个氏族制度就转化为自己的对立物，它从一个自由处理自己事务的部落组织转变为掠夺和压迫邻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卷，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第 页，第 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卷，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第 页。近部落的组织，而它的各机关也相应地从人民意志的工具转变为独立的、压迫的和统治自己人民的机关了”。国家的形成宣告了古代共同体历史的终结。四、抽象规定性的生成：货币形式的出现与确立在价值形式发展的前三个历史阶段，共同体内部的商品生产得到了充分发展，普遍的交换关系不断生成，为价值形式向其完备形态的进化提供了现实基础。作为商品世界完成形态的反映，货币形式的出现继之于第三次社会大分工的历史。随着作为等价形式价值实体的等价物被固定在一种特殊商品上，价值形式内部的劳动抽象性达到了顶点。货币形式包含的抽象规定性投射在共同体演进的历程中，体现为货币共同体社会统治地位的确立。货币共同体的抽象规定性集中表现为共同体内部原先的自然关系为货币关系所取代。货币占有者通过掌控货币关系背后的货币权力，不仅把劳动者同劳动资料彻底剥离，同时将私人利益凌驾于共同利益之上。调和两种不同形态的利益是国家形式确立的直接原因。（一）一般等价形式抽象性的货币商品根据与简单价值形式向扩大的价值形式发展、扩大的价值形式向一般价值形式演变的情形相区别，价值形式在前两个过渡时期均发生了质的变化，而在一般价值形式演进为货币形式的过程中，只是出现了贵金属金银取得一般等价形式，从商品转变为货币商品的变化在货币形式生成的过程中并没有孕育出本质性的变革。较之于其他商品，贵金属金银由于具有价值较大、易于分割、易于保存和便于携带的特点，成为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等价形式同这种独特商品的自然形式社会地结合在一起，这种独特商品成了货币商品，或者执行职能的货币。”货币商品将作为货币的特殊商品的天然属性反映为社会属性，赋予贵金属金银用于交换其他劳动产品的特殊社会职能。货币形式产生于第三次社会大分工时期。随着社会分工的持续深入与交换关系的普遍形成，“创造了一个不再从事生产而只从事产品交换的阶级 商人”。商人阶级的形成标志着“出现了金属货币即铸币”的货币形式。作为各个个别生产者中间人的商人，“可以使生产者免除交换的辛劳和风险，可以使他们的产品的销路扩展到遥远的市场”。随之而来的频繁贸易要求将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固定为一种从商品世界分离出来的、便于交换进行的特殊商品，于是，“商品的商品被发现了，这种商品以隐蔽的方式包含着其他一切商品”。货币形式作为价值形式发展的完全形态，同时将价值形式内部的抽象规定性推向了极点。以劳动时间为度量依据的抽象劳动形式，在货币形式中完全湮灭了具体劳动的质的规定性。等价形式一端表现为贵金属金银的货币商品，表明商品的抽象的价值完全取得了对其具体的使用价值的胜利。随着货币形式成为价值形式中占主导地位的关系，劳动者为了满足自身需要，就要使自身的特殊劳动能够与其他特殊劳动进行交换，不同劳动者的特殊劳动成为一般生产的环节或者社会共同生产的一部分。与此同时，特殊劳动的直接目的不再是为了与其他特殊劳动进行交换，而是为了能够与一种代表同质性劳动时间并且受到社会认可的“第三物”即货币进行交换，因为只有使自己的特殊劳动交换到作为一般等价物代表的“第三物”，劳动者才能够拥有一般交换能力。货币商品能够交换一切劳动产品的万能之物的属性，既是具体劳动被完全抽象化的结果，也是价值形式逻辑抽象的顶峰。随着货币形式在商品生产中确立起自身的统治地位，货币关系取代自然关系成了联结共同体的新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卷，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第 页，第 页，第 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卷，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货币共同体抽象规定性的历史探赜马克思主义研究纽带，“货币使任何交往形式和交往本身成为对个人来说是偶然的东西”。作为一种外在于生产者的异己力量，货币关系是共同体内部抽象规定性的根源，是货币共同体建立的地基，反映为货币共同体内部共同利益与特殊利益的对立关系。（二）货币共同体统治确立：共同利益与特殊利益关系的对立货币商品的出现使货币关系成为笼罩于整个共同体内部的异化力量。“金和银（或任何一种别的商品）一旦发展成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而作为流通手段不管是以实体形式出现还是由符号来代替），它们就无须依赖社会的协助和意志而成为货币。它们的权力就表现为一种天命。”由于具有交换一切劳动产品的特性，货币商品表现为主导社会生产与社会生活的权力，这一权力被当作一件物品交付到作为货币占有者的商人阶级手中，成为“非生产者统治生产者及其生产的新手段”，抽象了人与社会的关系。作为每两个生产者之间的中介环节，商人阶级既充当着向作为生产者的劳动者输送生产资料的角色，也承担着向作为消费者的劳动者运送生产出来的产品的工作。因此，在社会生产中建立起双向联系的商人阶级虽然没有参加生产过程，但是已经获得了生产活动的主导权力，对生产者双方都进行着剥削。“一个寄生阶级，真正的社会寄生虫阶级形成了”，“它很快就获得了大量的财富和相应的社会影响，正因为如此，它在文明时期便取得了越来越荣誉的地位和对生产的越来越大的统治权。”此外，在这一时期，作为私人财产形式的土地也成为可以出卖与抵押的商品，“新的土地占有者彻底摆脱了氏族和部落的最高所有权这一桎梏”。古代共同体中的贵族阶级最终消融在由大土地占有者和大货币占有者构成的新阶级中，大货币占有者为手工业者提供原料，大土地占有者将农民驱逐出土地。为实现自身的特殊利益，新兴阶级借助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将劳动者与劳动资料完全分离：一方面，“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以及将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各种封建羁绊解体了；另一方面，共同利益与特殊利益对立的情形出现了。在货币共同体中，人的关系表现为货币形式的物的关系，并且以货币权为表征的物的形式反过来对人本身进行抽象的统治，呈现为共同利益与特殊利益的对立状态。共同利益是实现与维系共同体的载体，特殊利益由共同利益决定，其能否达成取决于社会生产的具体条件。货币共同体中的生产者虽然进行着社会性的生产，但由于生产者的分工不是从社会内部生长出来的，所以已经蕴含着个体生产与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社会分工的深化催生出商人阶级与地主阶级，在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的发展中，个体生产与社会生产的矛盾日益加剧，为两种对立的利益形态关系提供了生长土壤。“交换手段拥有的社会力量越小，交换手段同直接的劳动产品的性质之间以及同交换者的直接需求之间的联系越是密切，把个人互相联系起来的共同体的力量就必定越大 家长制的关系，古代共同体，封建制度和行会制度。”交换的力量与共同体的力量成反比。在货币商品作为等价物的发达交换体系中，削弱共同体力量的是人们对特殊利益的追求，共同利益仅仅是在特殊利益的背后通过与特殊利益之间的冲突才得以实现。共同利益与特殊利益对立所带来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要求出现能够调和不同利益形态的社会组织。国家这一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以此为基础迅速成熟起来。人们在货币共同体中失去了血缘身份的具体标识，成为地区的简单附属物。作为调和不同分工集团利益，控制阶级对立的组织形式，国家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在货币共同体中，商人阶级与地主阶级作为支配生产过程的集团，借助国家形式剥削与镇压被压迫阶级，从而把自身的特殊利益凌驾于社会的共同利益之上，深刻发展了货币共同体内部的抽象规定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卷，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卷，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卷，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第 页，第 页，第 页，第 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卷，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卷（上），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五、抽象规定性的完结：资本成为社会生产关系“普照的光”劳动力成为商品是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前提。在发达的交换关系中，劳动力商品的出现使资本取代货币成为了共同体的统治主体。由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作为社会生产中“普照的光”，资本共同体取代货币共同体成为抽象共同体新的历史形态。作为资本共同体的隐喻，货币共同体没有湮灭于资本共同体，而是构成资本共同体的抽象性底色。随着抽象性在生产领域与交往领域的全面统治形成，货币共同体的抽象规定性在资本共同体中呈现出完成形态。同时，新的历史条件也预示着缘起于货币共同体的抽象规定性将走向终结。（一）资本取代货币成为共同体新的统治主体三次社会大分工深刻变革了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样态。分工催生的普遍交换关系在使人类摆脱其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的束缚的同时，造成了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的分离，“人们刚刚开始交换，他们本身也就被交换起来了”。由此，劳动者出卖自身劳动力谋生具备了现实可能性。在以劳动力成为商品作为前提的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进程中，资本取代货币确立起其在共同体内部的统治地位。伴随抽象性对生产领域与交往领域的全面控制，新形成的资本共同体将货币共同体的抽象规定性推向了历史顶点。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早期阶段，货币共同体中劳动对资本的关系只是形式上的从属。资本在其形成史阶段只能接受从封建社会沿袭下来的现存的生产方式，没有发展出改造旧有劳动形式的能力，“劳动过程的一般性质并不因为工人是为资本家劳动而不是为自己劳动就发生变化”。有待完成的劳动作业还依赖于特殊的劳动力完成，作为生产工具的劳动者能够将自身的力量直接对象化于劳动过程。在这一阶段，货币共同体中劳动与资本的关系还保持着自身特殊内容。而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入机器大工业阶段，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对自然力、科学与机器的更大规模应用最终完成了劳动对资本从形式上从属到实际上从属关系的转变。当机器作为生产工具出现后，劳动者沦为机器的附庸，意味着劳动者的主体功能已经转嫁于机器；机器大工业生产体系下的劳动者形成有组织的必然结合，作为个体的工人成为了总体工人的从属部分。因而，机器对生产过程的介入，一方面导致劳动者在丧失专业技能的同时也丧失了其个性与能力，另一方面造成劳动者的结合方式被抽象为适应标准生产模式的形态。抽象规定性在资本共同体内部取得了对生产领域的统治权力。货币共同体时期，政治上的发展处于破旧立新的阶段：以国王为代表的封建贵族力量在政治生活中式微，新兴资产阶级力图通过政治革命建立起资产阶级国家。这一时期，资产阶级尚未取得对社会的政治权力。在资本共同体中，政治革命的成功使资产阶级建立起政治国家。作为虚幻共同体的政治国家是资本共同体在政治空间的具体样态，标志着抽象性对社会交往领域的深入控制。“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货币共同体中共同利益与特殊利益的对立关系，在这里发展为市民社会特殊利益通过政治国家形成共同利益外壳。“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由官僚机构、军事组织等机构组成的国家机器，是资产阶级实现自身特殊利益的保障。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卷，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卷，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卷，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卷，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货币共同体抽象规定性的历史探赜马克思主义研究抽象力量在资本共同体中不仅裹挟社会成员的生产生活与政治生活，并且以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形式渗透于社会成员的思想观念，支配人们的日常生活。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与资本拜物教构成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主要内容，人的社会生产关系被抽象为物的天然属性，物的关系遮蔽了人的关系，造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物对人的抽象统治状态。拜物教意识形态赋予商品、货币与资本万能属性，通过引发人们对这些物的迷恋，将人们生活的各方面变为了对物的追逐，以观念上层建筑的形式刻画着社会成员在交往领域的抽象生活方式。（二）货币共同体抽象规定性的历史终结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从属关系、资产阶级政治国家的确立和拜物教意识形态的控制表明，抽象规定性取得了对整个社会领域的全面统治地位，人与周遭世界的对抗关系也随之被推向顶巅。抽象规定性在资本共同体中达到顶点，呈现出完成形态。然而，顶点也是拐点。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发展，资本共同体内部生产领域的抽象性统治将首先被打碎，缘起于货币共同体内部的抽象规定性将在新的历史条件中走向终结。生产领域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从属关系是抽象规定性普遍的社会统治基础。因此，将劳动从资本支配的境况中解放出来，扬弃劳动的抽象性，还原其具体规定性，是终结共同体抽象性统治的“阿喀琉斯之踵”。马克思通过创立劳动二重性理论揭示了价值形成的来源与机制，揭示出作为同质人类劳动的抽象劳动形成价值，“价值不外就是这种劳动的凝固”。抽象劳动作为劳动的抽象形式，是历史的抽象，有其发生的社会经济条件。在资本共同体中，随着劳动对资本从形式从属到实际从属的关系转变，劳动的抽象化完成了，抽象劳动在资本共同体中具有了最丰富的规定性。劳动抽象化的具体实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对人的劳动时间的攫夺。只有通过变革抽象劳动生成的社会基础，才能消解劳动的抽象向度，还原劳动的社会性与历史性。“自我异化的扬弃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复归劳动具体性与消解劳动抽象化的路径是一致的：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释放出生产力，实现劳动关系与劳动结构的变革。作为社会生产形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蕴含着生产社会化的发展趋势。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由于劳动资料日益集中于单个人手中，许多劳动者共同使用劳动资料得以成为现实，同时，劳动分工协作关系的发展日益使劳动者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并且，随着国内市场扩大为国际市场，人类历史越来越转变为世界历史。生产社会化要求“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的占有”，在资本主义发展成就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共同体的抽象规定性生成于第一个否定过程，消亡在第二个否定之中。作为对共同体抽象规定性的祛魅，否定之否定消解了生成抽象规定性的历史因素：扬弃了自然形成的社会分工，取消了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包含着抽象劳动内容的价值形式不复存在了。“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随着劳动摆脱异己抽象力量的支配，重新成为自由自主的活动，人的个性发展就具备了前提，“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人类的史前时期结束，新的历史形态拉开帷幕。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卷，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卷，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第 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卷，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第 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卷，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卷，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六、结 语共同体形态从自然到抽象的嬗变，是社会分工深化与交换关系发展的直接结果，反映为抽象规定性不断裹挟人们生产关系与交往方式的过程。随着劳动者与劳动产品、劳动过程以及劳动资料的渐次分离，劳动的抽象规定性逐步生成。与抽象劳动的形成过程一致，作为价值形式一端的等价形式经历了从个别、特殊再到一般的形态变化，作为其完成形态的货币形式以及作为其变种形式的资本的出现，促使抽象性取得了对社会的支配地位，抽象共同体得以历史性地生成。但是，这一事实同样表明了生成于共同体内部的抽象性将被扬弃的历史命运。生产社会化发展孕育的劳动关系与劳动结构的变革，将使作为历史产物的抽象共同体形态走向覆灭，存在于古代共同体的具体规定性将以更为高级的形式实现于真正的共同体之中。当代资本主义的统治形式呈现出一系列新变化，表现为愈加抽象化的发展趋势。深刻理解与把握抽象规定性在共同体内部生成的历史规律，对于明晰资本抽象统治形式具有重要作用。其一，进入 世纪，资本与数字网络平台发生深度融合，展现出数字资本的新形态，产生出从事数字化生产的劳动的新抽象形式。以数字平台为中介，资本对劳动的抽象统治远离了传统意义的生产过程，取得了更为隐蔽的剥削方式，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金融资本主义”“技术资本主义”等一系列新剥削形式。其二，当代资本对共同体的抽象统治也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消费领域。为了消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的过剩劳动产品，资本通过控制各种传播媒介营造出超出劳动者本身需要的新的消费需求。同时，资本将消费商品与某种符号关联起来，消费者所消费的不仅是商品本身，还有商品本身所具有的符号意义。当社会成员的消费行为为自身的消费欲望所支配，人自身的个性就被商品与其符号抽象，人在现代社会的发展更为扁平化。总之，通过与技术的结合，叠加各种社会活动环节，资本在共同体内部以逐渐远离实际生产过程、充分动员意识形态力量的方式取得了更为隐蔽的抽象统治。但是，无论资本抽象统治的具体形式如何变化，只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没有在根本上被触动，那么，共同体内部的劳动抽象性就没有被消解，人类社会发展的“三形态”理论仍然具有极强的现实启示意义。（责任编辑：王云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