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层权威”的崩溃与秩序重建：论印度教民族主义与印度次区域民族主义的崛起.pdf

“双层权威”的崩溃与秩序重建:论印度教民族主义与印度次区域民族主义的崛起吴孟克【内容提要】在国大党一党独大体制崩溃的过程中,印度教民族主义在一些邦兴起,而印度次区域民族主义则在另一些邦兴起。国大党的民族主义及其依赖的“双层权威”结构的崩溃,是印度教民族主义和印度次区域民族主义兴起的前提。总体来看,印度次区域民族主义在落后种姓占据优势地位的邦兴起;印度教民族主义在传统支配种姓占据优势地位的邦兴起;落后种姓和传统支配种姓激烈斗争的邦则陷入了种姓政治的泥沼。传统支配种姓与落后种姓的分歧主要在权力集中模式方面,殖民主义现代化导致“高种姓支配”原则内嵌于印度国家结构是这一分歧的根本原因。泰米尔纳德邦的落后种姓制服了传统支配种姓,并构建出了包容泰邦各社会阶层的泰米尔民族主义,使泰邦成为次区域民族主义的典型邦。古吉拉特邦近代以来形成了围绕商业利益紧密团结的传统支配种姓联盟,这也使其成为莫迪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政治的发源地。比哈尔邦则由于封建割据和种姓分隔的历史传统,没有一个社会力量能占据支配地位,因而成为种姓政治邦的典型。【关 键 词】印度教民族主义 次区域民族主义 种姓政治 民族主义【作者简介】吴孟克,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印度国内政治与外交。【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印度教民族主义世界观及其对当代印度外交影响研究”(项目批准号:22CZJ00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DOI 编码】10.16717/ki.53-1227/f.2023.04.001.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可以明显地观察到印度国内政治出现了印度教民族主义与印度次区域民族主义两场政治运动的对峙。特别是自 2014 年印人党在中央强势执政后,一方面,印人党高举“新印度”旗帜,试图将“印度教特性”1与民族主义相融合。另一方面,许多地方政党则凭借次区域民族主义遏制印人党的强势扩张。在次区域民族主义政治较为高涨的邦,如西孟加拉邦、泰米尔纳德邦和喀拉拉邦等,印人党的扩张往往受挫。当下,次区域民族主义势力已经成为印人党扩张势力的最主要对手,甚至连传统全印大党国大党都开始向次区域民族主义倾向靠拢。例如,国大党领导人拉胡尔甘地(Rahul Gandhi)近来就公开援引印度 宪法 相关段落,表示“印度不是一个 民族(Nation),而是各邦组成的联盟,类似欧盟。”从本质上看,印度教民族主义与印度次区域民族主义的根本分歧在于权力集中模式方面。前者主张“印度教民族”拥有全部主权,并由一个全印性国家集中行使权力;后者主张印度的次区域族群与印度联邦分享主权,并在政治上实行分权。虽然印度教民族主义与次区域民族主义两种政治主张的历史都可以追溯到殖民时期,但两者长期不构成影响印度国内政局的主要力量,特别是在国大党一党独大时代。还可以观察到的是,印度教民族主义与印度次区域民族主义的兴起具有某种“同步性”。例如,在 1967 年国大党一党独大首次遭遇严重危机时,印度人民同盟(BJS)为代表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政党与泰米尔纳德邦的达罗毗荼进步联盟(DMK)等次区域民族主义政党成为主要受益者。而在英迪拉甘地(Indira)去世后国大党霸权加速瓦解的过程中,印人党和诸多次区域民族主义政党也成为主要受益者。印人党在 1989 年人民院选举中斩获 85 席,远高于 1984 年的 2 席与 1967 年 BJS 的 35 席。同时,泰卢固之乡党(TDP)等次区域民族主义政党崛起于 20 世纪 80 年代,左翼政党执政的西孟加拉邦与喀拉拉邦也在这一时期加速转向次区域民族主义。从邦级政治的角度看,在国大党霸权崩溃的过程中,印度教民族主义在一些邦兴起,而次区域民族主义则在另一些邦兴起。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种分化的出现?本文的分析将围绕一问题展开。2“双层权威”的崩溃与秩序重建:论印度教民族主义与印度次区域民族主义的崛起Subas Palshikar,“Toward Hegemony:the BJP Beyond Electoral Dominance”in Angana P.Chatterji et al eds.,Ma-joritarian State:How Hindu Nationalism is Changing India,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9,pp.104-105.“The Word Nation is a Western Concept;India is a Union of States,Like Europe:Rahul Gandhi,”The Times of India,May 25,2022.有关西孟加拉邦,参见 Atul Kohli,“From Elite Activism to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the Rise of Reform Com-munism in West Bengal”in Francine R.Frankel and M.S.A.Rao eds.,Dominance and State Power in Modern In-dia:Decline of a Social Order,Volume II,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p.375。有关喀拉拉邦,参见 Prerna Singh,How Solidarity Works for Welfare:Sub-nationalism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India,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5,pp.81-84.一、国大党的印度民族主义:包容与转化民族主义可以从心理和政治两个层面界定。在心理上,民族主义是一种心理状态,其或者是一个民族的民族性,或者是对于民族利益、民族独立与民族统一的信仰或主张,或者是一种爱国心和民族自豪感。在政治上,民族主义是一个民族追求建立自己国家的政治运动。许多研究都指出,民族主义是在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是民族主义造就了民族,而不是相反。盖尔纳(Ernest Gell-ner)认为,民族主义是现代性的产物,特别是工业社会的产物。工业化社会建立在复杂的、不断积累和变化的劳动分工之上,这就使得同质、标准的文化成为必需。这种基于标准文化和外部社会化的社会组织形式必然会导致民族主义。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强调民族主义基于现代化导致的人类思维模式的改变。在前现代社会,社会普遍围绕“神圣语言”文本所揭示的“真理”组织成“古典共同体”,这种共同体赋予人们归属感与意义感。然而,随着中世纪普遍宇宙原则失去对人心的掌控力,人类需要一种新的能将“博爱、权力与时间有意义地连结”的方法,以满足其对于归属感和意义感的心理需要。民族主义也成为当代满足人类上述心理需求的主要模式。民族主义在现代化过程中普遍兴起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其与政治权力的集中行使密切相关。现代化往往意味着政治权力的集中、市场经济力量的拓展与统一文化的创建。盖尔纳认为工业社会对于分工的需求促使集中权力的国家出现,特别是在外部社会化方面的强制性要求,使得国家与构建同质化文化的思潮联系在一起。诺斯(Douglass C.North)强调了权力集中的国家对于促进大规模非人际化交换的不可或缺性,“那些能使人们在非人际关系化交换条件下从贸易中获取收益的复杂契约,必须伴随着某种形式的第三方实施”,第三方实施意味着国家必须成为一种监督产权和契约落实的强制力量。国际竞争的压力也构成了国家权力集中的动因,蒂利(Charles Tilly)认为,战争产生了欧洲民族国家3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23/4)杨光斌:政治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 年,第 72 页。英 欧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韩红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 年,第 37-38 页。英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汪晖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 12-13 页。同上,第 32 页。英 欧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第 42 页。美 道格拉斯G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杭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 68 页。体系,而这一体系又促进了近代中央集权国家在欧洲的出现。欧式民族主义国家建构模式又由于欧洲在全球的优势而在全球扩散。在这一过程中,民族主义思潮作为一种新的对社会的共同崇拜形式而兴起。盖尔纳指出,民族主义就是特定社会对其组织形式公开进行的集体自我崇拜,“无论是恶毒的和暴力的,还是温和的和难以捉摸的”。这种“公开的崇拜仪式”构成了对与之关联的权力集中形式的合法化论证。因此,盖尔纳将民族主义首先定义为一条政治原则。权力集中模式进一步决定了经济利益分配模式,正如诺斯指出的,“政治体系界定并实施着经济体系的产权”。恰恰因为民族主义与权力集中直接相联系,现代化与民族主义兴起的时代也往往是一个充满斗争的时代,这种斗争往往围绕权力集中的具体形式展开。正如阿罗(Kenneth J.Arrow)曾论证过的,不可能产生一种制度来确保其政策能够满足社会所有成员的偏好。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是通过某个占支配地位的行动者的权威去强制性做决策。任何一个社会经济势力都不愿意在新的政治经济的安排下处于劣势地位,因而往往更加紧密地组织起来。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对此进行了详细论述。他指出,现代化在摧毁旧的权威同时,往往会在许多社会势力中引起新的共同意识、内聚力、组织和行动,尽管这些社会势力长期以来可能“只是一些相当低级的意识原生体或组织”。新的社会集团被迅速动员起来卷入政治,如果没有足够的政治制度供给予以匹配,往往导致政治动荡和骚乱。盖尔纳也将这一阶段描述为“狂暴的时代”。相互对立的权威争相提出“民族构建”的主张,试图收买人心,引发剧烈的社会动荡。以上研究都显示,一个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往往导致民族主义的兴起。特别是现代化大潮中激烈斗争的各种社会势力往往试图利用各自版本的民族主义争4“双层权威”的崩溃与秩序重建:论印度教民族主义与印度次区域民族主义的崛起美 查尔斯蒂利: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公元 990-1992 年),魏洪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 年,第 204-205 页。英 欧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第 61-62 页。同上,第 1 页。美 道格拉斯G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第 129 页。美 B.盖伊彼得斯:政治科学中的制度理论:新制度主义(第三版),王向民、段红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 54 页。美 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 30 页。同上,第 4 页。同上,第 44 页。取人心,力图在正在形成的权力集中的国家机器内占据优势地位。那么,印度教民族主义与印度的次区域民族主义是否是现代化冲击下,各社会势力激烈斗争的产物?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回答为何印度在独立运动中诞生但长期作为印度主导规范的国大党的印度民族主义没能提供足够的制度供给,以满足印度现代化的需要。本文认为,国大党印度民族主义的根本性缺陷在于其根植于英国殖民者留下的“双层权威”结构。历史学家古哈(Ranajit Guha)对英国殖民时期印度形成的“双层权威”结构进行了论述,并将之定性为“没有霸权的支配”(Domi-nance without Hegemony)。古哈提出,在英国殖民时期形成的支配结构由“英国-现代”和“印度-传统”两套非常不同的术语和政治文化组成。这也使印度形成了精英政治和传统政治两大政治领域。精英政治领域由秩序、改良、民主宪政、爱国主义等术语界定,传统政治领域由包括印度教刑罚(Danda)、达磨(Dharma)、帕克蒂(Bhakti)等术语界定。印度的支配结构事实上就是由精英政治领域统合的无数的地域性“领地”,地方政治精英往往凭借传统型权威在“领地”上行使类似封建领主的权力,精英政治领域则成为政治精英讨价还价的平台。英国殖民者则通过“白人的负担”(the White Mens Burden)“文明开化的义务”(Civilizing Mission)等构建其统治合法性,即“文明的”英国统治“落后的”印度是为了使其“文明开化”。印度民族主义在适应殖民国家“双层权威”结构的情况下形成,又提出要超越这一结构。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指出,印度独立运动的领导者面对着双重问题,一个是本国生产力发展的低水平和传统势力的强大,一个是宗主国在经济政治方面的压倒性优势。它必须同殖民势力以及国内那些阻止本国经济结构转化的力量进行斗争,并将这一双重斗争呈现为共同利益的“民族”斗争。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领导者一方面提出了带有浓厚保守色彩性质的甘地主义主张,这出于动员印度最广大社会力量的需要,特别是尽可能使本土落后保守势力保持中立;另一方面,印度民族独立运动也接过了5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23/4)Ranajit Guha,Dominance without Hegemony:History and Power in Colonial Indi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7,p.60.美 托马斯R梅特卡夫:新编剑桥印度史:英国统治者的意识形态,李东云译,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 年,第 22 页。印度 帕尔塔查特吉:民族主义思想与殖民地世界:一种衍生的话语?,范慕尤、杨曦译,译林出版社,2007 年,第 61 页。英国统治者“文明开化”的任务,这是出于改造本国封建势力的需要。这种民族主义的实体化就是所谓的“国大党体系”(The Congress System)。科塔里(Rajni Kothari)对“国大党体系”做了论述,指出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存在一个支配性的“共识政党”(Party of Consensus),即国大党。国大党基于有关印度民族国家构建的历史性共识(Consensus)而存在,国大党组织能够容纳多种多样的社会势力,将之整合进彼此竞争的派系之中,这些派系通过一系列庇护链条与社会势力 如种姓结合起来。从印度自殖民时代继承的“双层权威”角度来看,所谓国大党体系有包容和转化两大功能。一方面是通过“包容”的功能将形形色色的政治精英纳入统一的精英政治领域;另一方面是通过印度民族主义的“共识”实现政治社会化的目标,以精英政治领域统一的、中心型的、资本主义的法理型权威改造传统精英所依托的分散的、地方性的、封建-半封建的传统型权威。可以看出,国大党体系依托于“双层权威”结构,其发展方向却要逐渐打破这种结构,这也构成了国大党体系的核心内在矛盾。正是在这一矛盾作用下,国大党体系在三个方向持续面临冲击,最终导致了国大党的印度民族主义与其依赖的“双层权威”的崩溃。二、“双层权威”的崩溃第一,“双层权威”结构在国家治理能力供给方面存在严重缺陷。印度国家治理的一大特点在于,其宪法结构规定的国家权力无比强大、无处不在,然而在实现其治理目标时又往往显得软弱无力。亨廷顿有关权力集中程度与权力总量两个概念的区分,有助于解释这一现象。他指出,现代政治体制与传统体制的根本差异在于权力总量的不同,而不在于权力分配模式的不同。无论在传统还是在现代的政治体制中,权力都可以被集中或者分散。但现代政体较之传统政体将更多的社会力量更深地卷入权力关系之中。印度国家治理的问题恰恰在6“双层权威”的崩溃与秩序重建:论印度教民族主义与印度次区域民族主义的崛起Rajni Kothari,“The Congress System in India,”Asian Survey,Vol.4,No.12,December 1964,pp.1161-1173.Atul Kohli,Democracy and Discontent:Indias Growing Crisis of Governabilit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p.16;Lloyd I.Rudolph and Susanne Hoeber Rudolph,In Pursuit of Lakshmi: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Indian State,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7,p.6.美 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 120 页。于其“权力总量”严重不足,“双层权威”结构使得印度国家治理难以击碎基层盘根错节的权力网络,将更多的社会力量整合进国家体制中来。因而,尽管印度的正规制度设计规定了高度的权力集中,但国家权力总量的不足始终对印度国家能力构成了巨大限制。例如,英甘地在紧急状态时期高度集中的法定权力及其政府在试图推行社会经济改革时的无力就形成了鲜明对比。第二,“双层权威”导致统治阶级的严重内斗。这种内斗主要在掌握国家机器的现代主义精英与盘踞在基层的传统农村精英之间展开。前者持续推动国家权力向基层穿透,后者则试图维护其既得利益。例如 1969 年国大党的分裂,就是“社会主义论坛”派为代表的左翼精英与控制基层组织的“辛迪迦派”(Syn-dicate)之间矛盾的激化导致的。巴尔塔(Pranab Bardhan)提出,三个“有产阶级”(Proprietary Classes)即农村精英、资本家与官僚/专业人士的内斗是1970 年代以来印度治理危机的根源。三个有产阶级谁也无法压服谁,没有任何一方能够独占国家机器,最后的结果就是政府政策的反复震荡。第三,“双层权威”结构没有足够的整合能力吸纳落后种姓。在殖民时代,婆罗门价值观已经成为印度社会与国家的主导规范,并内嵌于印度国家结构之中。正如印度 宪法 之父安倍德卡尔(B.R.Ambedkar)指出的,印度之所以以种姓制度为主要组织形式,根本原因是其以婆罗门的“纯洁-污秽”阶序观为核心规范,婆罗门也成为全社会的模仿对象。这使高种姓自然而然获得了相对于其他社群的优势性地位。正因为“高种姓支配”内嵌于印度国家结构,落后种姓往往发现其向上跃升之路受到印度国家机器的阻碍,促使落后种姓不断发起对既有体制的冲击。在这种背景下,英甘地给出了其民粹主义解决方案,试图通过在中央层面以个人人格和尼赫鲁-甘地家族“王朝”魅力型权威实行中央集权,进而维持国大党体系包容与转化功能。然而,其不但没能推动印度社会经济的转型,反而导致了国大党一党独大中央集权制的瓦解和“双层权威”的崩溃。科里(At-ul Kohli)将英迪拉民族主义政治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四点:一是国大党组织及印7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23/4)Francine R.Frankel,Indias Political Economy 1947-2004:The Gradual Revolution,Second Edition,New 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p.548-549.Francine R.Frankel,Indias Political Economy 1947-2004,pp.399-400.Pranab Bardha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evelopment in India,1998 Expanded Edition,New 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p.61B.R.Ambedkar,Castes in India:Their Mechanism,Genesis and Development,p.27.度正式制度的“去制度化”,使得统治阶层内部更难以达成利益协调;二是政治斗争导致的社会动荡,加剧了印度的治理困境,特别是使印度经济增长缓慢;三是民粹主义政治使形形色色的被统治阶层政治化程度攀升,促使地方传统权威结构加速瓦解;四是英甘地的中央集权化措施任命了无能谄媚的地方领导人,这些人缺乏地方根基,因而无力协调愈演愈烈的地方矛盾,导致地方积怨淤积。“双层权威”的瓦解在印度造成了普遍的社会失范。鲁道夫夫妇(Lloyd I.Rudolph and Susanne Hoeber Rudolph)认为,印度传统道德规范的瓦解是这一时期社会动乱的重要动因。这也开启了黑帮和恶棍团伙在印度政治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进程,其被科里形容为争夺基层的战争,被贝利(Susan Bayly)称为“种姓战争”。大规模社会失范导致控制基层的种姓/社群-黑帮-地方垄断企业复合体在印度普遍崛起。这些复合体通过暴力控制基层,然后借助对基层的控制赢得选举,接着通过政治力量庇护其名下的企业,由此完成其政治经济循环。许多当下印度政客都是在这一过程中兴起的。例如,安得拉邦现任首席部长贾干(Y.S.Jagan Mohan Reddy)就是通过经营采矿-种姓黑帮-政治而崛起,北方邦现任首席部长约吉(Yogi Adityanath)则是通过经营教派主义黑帮而兴起。再如,卡纳塔克邦著名的矿业大亨-黑帮大佬-政客雷迪兄弟(Reddy Brothers)的兴盛。许多政党甚至直接由黑帮发展而来,例如马哈拉施特拉邦大党湿婆军(Shiv Sena)。8“双层权威”的崩溃与秩序重建:论印度教民族主义与印度次区域民族主义的崛起Atul Kohli,Democracy and Discontent:Indias Growing Crisis of Governability,pp.188-190.Lloyd I.Rudolph and Susanne Hoeber Rudolph,In Pursuit of Lakshmi: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Indian State,p.389.Atul Kohli,Democracy and Discontent:Indias Growing Crisis of Governability,pp.223-224.Susan Bayly,Caste,Society and Politics in India 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o the Modern Ag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342.Sreenives Janyala,“All in Andhras First Family:Intrigue,Murder and Now,an Arrest,”The Indian Express,April 26,2023.“Whats Inside UP Polices Intel Reports on Yogi Adityanaths Hindu Yuva Vahini,”https:/theprint.in/opinion/whats-inside-up-polices-intel-reports-on-yogi-adityanaths-hindu-yuva-vahini/350705/#,访问时间:2023 年6 月 2 日。“Who Are the Reddy Brothers?,”Hindustan Times,September 5,2011.Julia M.Eckert,The Charisma of Direct Action:Power,Politics,and the Shiv Sena,New 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这一过程的结果就是查特吉论述过的“政治社会”(Political Society)。查特吉指出,大部分处于被统治地位的印度居民,只是在最微弱的意义上才是拥有 宪法 权利的公民。精英政治与基层社会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多地依靠以特定人群为目标的政府发展政策中形成。而基层社会为了获得国家政策支持而组织了起来,在为了生存和工作而斗争时往往会越过合法的界限,并寻求通过选举政治与政治精英相联系。也就是说,控制基层的种姓/社群-黑帮-地方垄断企业复合体与正式 宪法 结构内的精英政治领域往往通过“政治交易”连结,基层政治领域通过选举政治为精英政治领域补充合法性,以换取其偏向性政策。“政治社会”的兴起,无疑给印度带来了巨大的治理困境。“双层权威”的瓦解不但没能弥合精英政治和基层政治两大领域的裂痕,反而使精英政治进一步转向自我隔离,试图藉此防止基层政治自下而上的渗透。科里分析了 1980 年代以来印度的权威结构,指出印度国家日益依赖一个狭隘的技术官僚和资产阶级群体推动经济发展。这一小团体被置于免受政治党派控制和民主政治压力的地带。为了支持这一模式,印度国家不得不将越来越多的资源用于发放补贴以收买政治支持,导致其不堪重负。如何在促进精英阶层狭窄利益的同时,又不疏离广大人民,成为当下印度面临的最大合法性危机。正因为国大党的印度民族主义的失败与“双层权威”的崩溃带来的巨大治理困境,印度教民族主义与次区域民族主义获得了兴起的历史性机遇,成为当下印度秩序重建的两种主流方案。在这一过程中,传统支配种姓与落后种姓成为主要的社会政治行为体。正如诺斯指出的,组织及其企业家是制度变迁的主角,他们形塑了制度变迁的方向。由于种姓是印度政治社会组织的主要模式,特定邦种姓间力量对比成为该邦政治走向的决定性因素。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传统支配种姓还是落后种姓,都不是“自古以来”的,两者都是印度殖民主义现代化过程中“传统发明”的产物。霍布斯鲍姆9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23/4)Partha Chatterjee,The Politics of the Governed:Reflections on Popular Politics in Most of the World,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4.Ibid,pp.37-38.Ibid,pp.40-41.Atul Kohli,Poverty Amid Plenty in the New India,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2,pp.65-66.Ibid,p.9.美 道格拉斯G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第 187 页。(Eric Hobsbawm)将“被发明的传统”定义为一整套通常由已被公开或私下接受的规则所控制的实践活动,具有一种仪式或象征特性,试图通过重复来灌输一定的价值和行为规范,而且必然暗含与过去的连续性。他指出,这种“被发明的传统”与传统社会的“习俗”的最大区别在于,“被发明的传统”的目标和特征在于不变性。就目前被认为是印度“传统文化”核心特征的“仪式性阶序”(Ritualized Stratification)来说,其在殖民时代以前的印度确实是一种较有影响力的文化规范,特别是在婆罗门与商业种姓之中,然而其也仅仅是多种竞争的规范中的一种。贝利(Susan Bayly)指出,在前殖民时代除了“仪式化阶序”外,印度还活跃有波斯-刹地利王权、山地部落民的“沙克蒂”(Shakti)、游牧族群的部落组织、各种出家教派和“帕克蒂”团体等。在印度被英国殖民统治后,殖民者致力于构建榨取性的殖民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婆罗门和商业种姓因为能充当殖民国家官僚和商业买办阶层而处于优势地位。婆罗门规范也籍此得到推广。与此同时,英国人为了塑造印度“落后”的形象而支持了一种极度僵化的“仪式化阶序”,并将其嵌入殖民法律体系和殖民国家治理机制之中。这一殖民主义现代化所造就的国家机器也成为独立后印度所背负的沉重历史包袱。本文将“落后种姓”定义为由于殖民主义现代化被发明的“传统”而处于系统性不利地位的社会群体,将“传统支配种姓”定义为因“传统”而处于有利地位的社会群体。这两者可能有着古老的渊源,但其无疑都不是某种“亘古不变”种姓结构的现代遗存,而是殖民主义现代化的产物。特别要指出的是,被殖民法律与近代“传统发明”划归为“落后种姓”的群体并不一定在政治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正如下文在泰米尔纳德邦的案例中所论述的。此外,许多落后种姓还成为现代化提供的政治经济机遇的最大受益者。总体来看,在“双层权威”结构崩溃的过程中那些落后种姓占据优势地位的邦,往往以次区域民族主义为秩序重建的主要模式;那些传统支配种姓占据01“双层权威”的崩溃与秩序重建:论印度教民族主义与印度次区域民族主义的崛起英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导论:发明传统,载 英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英 特伦斯兰杰编:传统的发明,顾杭、庞冠群译,译林出版社,2022 年。Susan Bayly,Caste,Society and Politics in India 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o the Modern Age,p.25Ibid,p.144.杰弗洛特(Christophe Jaffrelot)对种姓协会的研究就显示,许多种姓组织是为了把握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的新机遇而产生的,特别是选举政治带来的机遇。参见 Christophe Jaffrelot,Indias Silent Revolution:The Rise of the Lower Castes in North India,London:Hurst&Company,2003,p.178.优势地位的邦,往往倒向了印度教民族主义政治。这主要是由两种主张对应权力集中模式的差异导致的。印度教民族主义主张印度的主权由“印度教民族”垄断,权力由中央政府集中行使。而印度次区域民族主义则主张印度的各种次级族群也是主权的分享者,权力应进一步向邦一级分散。落后种姓更倾向于通过推动构建分享国家主权的次区域族群来实现其利益,传统支配种姓更倾向于通过构建集权统一的印度国家来实现其利益。然而,那些没有一个社会力量占据优势的邦则深陷种姓政治的泥沼,成为印度教民族主义与次区域民族主义彼此争夺的区域。本文将泰米尔纳德邦确定为典型的次区域民族主义型,将古吉拉特邦确定为典型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型,将比哈尔邦确定为典型的种姓政治型。下文将对三邦的政治变迁史展开论述。三、落后种姓与印度次区域民族主义的兴起:以泰米尔纳德邦为例泰米尔纳德邦与西孟加拉邦并列为印度次区域民族主义政治最成功的邦,泰邦也被认为是当下印度在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方面最为均衡的邦之一。在前殖民时代,泰邦政治社会组织形式可以通过高韦里河河谷、高地平原和山地三个地理单元的相互关系来理解。河谷地区在传统上是泰邦人口和经济的重心。开垦河谷从来就不是轻而易举之事,正如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曾论述过的那样,其往往意味着控制瘟疫、排走不洁净的水、建立灌溉工程等艰苦工作,“开垦平原,往往就是死在那里”,因而开垦河谷往往需要带有强制色彩的社会组织模式,这使得河谷也成为泰邦婆罗门阶序影响力最大的地理区域,形成了少数婆罗门大地主与大量不可接触者 即被称作阿迪达罗毗荼(Adi-Dravi-das)的无地雇农组成的社会结构。在山地地区,则是一个更具流动性和竞争性的社会,“山地是原始自由权利、民主制度和农民共和国的庇护所”,泰邦山11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23/4)法 费尔南布罗代尔: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唐家龙等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 64-66 页。D.A.Washbrook,“Catse,Class and Dominance in Modern Tamil Nadu:No-Brahmanism,Dravidianism and Tamil Nationalism”in Francine R.Frankel and M.S.A.Rao eds.,Dominance and State Power in Modern India:Decline of a Social Order,Volume I,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p.234.法 费尔南布罗代尔: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第 35-37 页。地往往以部落为主要组织形式。高地平原是政治权力的所在地,自古以来,自北南下的征服者 例如维贾耶纳格尔帝国(Vijayanagara Empire)的泰卢固武士都占据着高地平原地区的交通枢纽,塑造地区政治秩序。平原上的外来征服者更加依赖于武力的宣示和慷慨的捐赠,这也构成了所谓的泰米尔王权。在泰米尔王权的主导下,整个泰米尔社会围绕“荣誉”组织了起来,各社群通过为泰米尔王权服务获得“荣誉”和“特权”的赏赐,神庙发挥着肯定各社群荣誉阶序的作用,成为社会政治交易的中枢。然而,婆罗门和神庙却被作为资助方的王权和领主牢牢控制。综上所述,婆罗门阶序在历史上从未成为泰米尔社会的主导性规范。然而,殖民主义现代化却试图将僵化的婆罗门阶序强加给泰米尔社会,这引发了激烈反抗。首先,殖民法律赋予从未占据泰米尔社会主导地位的婆罗门阶层最尊贵的地位。其次,婆罗门由于识字传统带来的先发优势,在日益扩张的官僚和媒体部门中占据了绝对优势地位。最后,殖民政府的“世俗主义”政策废除了领主和社群资助神庙的制度,增加了婆罗门及其神庙的独立性并导致其开始宣扬僵化的婆罗门阶序观。这也成为拉玛斯瓦密(E.V.Ramaswami Na-icker)在 1920 年代发起反婆罗门运动的历史背景。拉玛斯瓦密正是高地平原地区精英的代表,他们认为自己具有“乡土气息”的英雄祖先和神明遭到了婆罗门梵文化神的冒犯。人数众多的纳达尔种姓(Nadars)的参与给泰米尔社会的反抗运动带来了更大的力量。纳达尔种姓也是近代“传统发明”的产物,其诞生于一个被泛称作珊南(Shanans)的群体,主要从事椰子种植与加工,由于从事行当包括椰子酒酿造,其被婆罗门归类为不可接触者。在英国殖民时期,世界市场带来的新经济机会极大提高了这一群体的经济地位。在 19 世纪下半叶,殖民地法律试图将种姓阶序定型化、永久化的背景下,珊南群体成立了种姓协会,模仿高种姓的习俗,并宣称自己其实是贵族(Shandror)之后,即“纳达21“双层权威”的崩溃与秩序重建:论印度教民族主义与印度次区域民族主义的崛起D.A.Washbrook,“Catse,Class and Dominance in Modern Tamil Nadu,”p.223.Ibid,p.223.Ibid,p.235.Ibid,p.236.Ibid,p.212.Ibid,pp.242-243.Ibid,p.245.Lloyd I.Rudolph and Susanne Hoeber Rudolph,The Modernity of Tradition: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India,p.38.尔”,主张刹地利的地位。然而,纳达尔种姓提升阶序的努力遭到了传统支配种姓的打压。因而,纳达尔开始转向反婆罗门运动。后来,纳达尔种姓又发起了激进的“达罗毗荼运动”,主张包括其在内的广大泰米尔人都是“本土”的“达罗毗荼人”(Dravidians),而以婆罗门为首的传统支配种姓是“雅利安人”(Aryan)外来侵略者,并要求废除种姓制度,得到泰邦许多社会阶层的支持。国大党试图包容达罗毗荼政治力量,但是遭遇了失败。由于国大党高种姓-婆罗门的性质,泰邦的婆罗门也大多支持国大党领导的印度民族独立运动,这使得英国殖民当局倾向于支持达罗毗荼运动,使其获得了迅速发展。迫于形势,泰邦国大党不得不向以纳达尔为首的落后种姓开放,试图通过包容来将其吸纳入全印政治之内。这些措施也使得国大党在独立后直到 1967 年政治危机前,都在泰邦保持执政地位。然而,国大党在泰邦始终依赖于婆罗门等传统支配种姓和政治收买,国大党也始终被视作一个“北印度”政党,这使国大党始终未能在泰邦确立稳固的社会根基。1960 年代的反印地语示威和 1965 年的经济危机沉重打击了国大党的声望,最终使国大党在 1967 年选举之中败给了德拉维达进步联盟(DMK)。国大党和印人党等中央政党自此被排挤到了泰邦政治的边缘。自 1967 年达罗毗荼政党 包括 DMK 与全印安纳德拉维达进步联盟(AIAD-MK)在泰邦执政以来,泰米尔民族主义逐渐成形。第一,泰米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