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萧红.doc

萧 红
上集
我向家里提出解除婚约，放我去北平。父母震怒了，他们坚决反对，我假意答应汪家提出的完婚要求，从家中拿到嫁妆钱，出走了。
【采访】 萧红堂弟 张秀琰——
萧红她有点造反那个劲，就是跟这个旧的观念对抗，家里头过去老人都想的一个办法，就是给她成家，成家把她拴住，后来一到哈尔滨一看，这个天下之大，这一下子眼界就放开了，这个时候家里再想把她拉回去，那怎么可能呢？
1930年秋天，我来到北平，同表哥会合。我变了形象，男士短发、西装，手常常插在裤兜里。那时候北京的知识青年几乎无人不识娜拉，娜拉是易卜生小说的女主角，因为决心不做海尔茂太太，于是弃家出走。我给好朋友写信分享做娜拉的喜悦——我在女师大附中读书，我俩住在一个四合院里，现在枣儿又甜又脆，可惜不能与你同偿。秋天到了，潇洒的秋风，好自玩味。
【采访】 黑龙江萧红研究会副会长 章海宁——
萧红是一个对知识非常渴求的一个女子，她受五四新文学的影响非常大，她希望通过读书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是这个被人误解了，而家乡人认为她是跟着别人跑了。
我当然没想到出走带来的风波，在一个结构严密的社会里，个人是不存在的，父亲张选三因教女无方被撤销了省教育厅秘书的职务，调到巴彦县教育局任督学，汪家不准汪恩甲继续与我来往，陆家也警告了陆表哥，并切断了他的经济来源。
鲁迅先生说，娜拉面前实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梦是好的，但钱也是要紧的，妇女如果经济没有独立，即使有觉醒的心，也无能为力。而我无枝可依，结果是只能回家.
【采访】 黑龙江大学萧红研究中心副主任 叶君——
他遭遇的父亲恰恰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保守的父亲，受到了新文化的教育之后有越轨的行为，他觉得败坏了他们的家风，他就不让自己的女儿上学。那么二三十年代的时候，这样一个女性，她又不能自立、不对独立的状态之下，她势必要找到一个依靠他的男人，所以萧红当时无论是她的表兄陆振舜也好，她的未婚夫汪恩甲也好，她的逃婚其实某种意义上，我一直理解为她并不是真正要逃这一门婚姻，而是要找到一个能资助她读书的人。
回家后，父亲让人把我带到家族在阿城县的福昌号屯，这里没有报纸、新书，与外界隔离，虽然九一八事变让整个中国沸腾起来，这个屯子还是平静如常。
【采访】 张秀琰——
那一个小屯子南北宽的话不到一百米，东西长不到二百米，四围挖的壕三米多深，你出了屯子就会有狼跟在你后边，根本不准出村，出村你还想回来，那不是喂狼了啊？所以这样的话，她到了福昌号就等于软禁起来了。
终于有了个机会，我躲在装白菜的车子里逃了出去。没有办法，向我曾经订婚的男人求助，指望他支持我继续去北平读书，但书没有读成，我却发现自己怀孕了。
我以为，上帝施予女性的最大的不公，就是妊娠和生产，我一天天眼见着自己的肚子越来越粗大。
初冬，我走在清凉的街道上，遇见了我的弟弟。
莹姐，你走到哪里去？天冷了，再也不能漂流下去，回家去吧。
【采访】 萧红侄子 张抗——
萧红对我父亲说，家里任何援助与帮助，任何一份钱财，我都不接受，因为我已经脱离了这个家庭，这样的话，我父亲（萧红的弟弟）对这种情况不理解。
汪恩甲把我安置在东兴顺旅馆，没想到，他借称回家拿钱还账，一去便杳无音讯。旅馆老板停止了对我的伙食供应，把我赶到楼上一个堆放杂物的房间里，并不停逼债。我感到绝望。
【采访】 叶君——
她经历的人生磨难是常人很难想象的，比如说，她被弃在东兴顺旅馆，而且那个时候已经怀孕，快要生产了，本身这种经历是其他人不具备的。
我写信给《国际协报》文艺副刊的主编裴馨园，老裴差遣报社同事萧军到旅馆。萧军，原名刘鸿霖，是辽宁人，九一八之后，他在舒兰组织义勇军失败，流落哈尔滨。这个流浪汉和战士的混合体却是爱好文学的。
快要做母亲了，可我没有感到丝毫的幸福，想到还有个小生命将要依靠我，更觉惶惑。我把自己的苦处全部告诉了萧军，他把乘车用的五角钱塞给我，自己走路回家。第二天他又来了，第三天他还来。我们相爱了。
八月到了，松花江决堤三天了，满街行走大船和小船，用箱子当船的也有，用板子当船的也有，大人小孩和安静的不慌忙的小船朝向同一的方向走去，一个接着一个。
东兴顺旅馆周围，水就像远天一样，没有边际地飘漾着，一个肚子凸得馒头般的女人独自地在窗口望着，等着。我等不及萧军，便挺着肚子，从这个二楼的小阳台逃离了旅馆。
我们在老裴家会合了，自由地在一起了。我和他在中央大街上流浪，去道里公园长时间地倾谈。
萧军也没有钱，我结果是强住到医院里。孩子生下来哭了五天了，躺在冰凉的板桌上，涨水后的蚊虫成群片地从气窗挤进来，在小孩的脸上身上爬行。
身穿白长衫三十多岁的女人烦絮地向我问些琐碎的话，别的产妇凄然地在静听。请抱去吧，不要再说别的话了。我把头用被蒙起，眼泪在被里横流。小孩子在隔壁睡，一点都不知道亲生她的妈妈把她给别人了。
出了医院，萧军找到一个免费住处——商市街25号，交换条件是不收学费做人家的家庭教师。
那一年的冬天特别冷，我的衣襟被风拍着作响，我冷了，我孤孤独独地好像站在无人的山顶，我们饥一顿饱一顿。我常问到，我拿什么来喂肚子呢？桌子可以吃吗？草褥子可以吃吗？
【采访】 章海宁——
萧军那个时候经常为了生计在外边不停地奔波，也是吃了上顿没下顿，那么萧红一个人留在商市街那个小屋里，她一个人只能躲在一个没有一点人间温暖的地方，忍受着饥饿，她对自己人生的这种经历产生了疑问。
九一八后没几个月，日本迅速占领了东三省，1932年3月1日，满洲国成立，立前清废帝溥仪为皇帝，东北陷入黑暗中。我跟着萧军认识了一批思想激进的青年，在他们成立的星星剧团演戏，还做抄写、刻版、画插图的工作。
受朋友们的鼓励，这时我开始写起小说来，《王阿嫂的死》《老妇》《弃儿》都在报上发表了。
【采访】 叶君——
萧红最大的关注是关注穷人，她写的是穷人的文学，那么这是此前的女作家里面，我觉得是几乎绝无仅有的。萧红前期的作品，很显然不及张爱玲精致，张爱玲所呈现的人事的那种沧桑也好，情感沧桑也好，这一点恰恰是和萧红的率真是相悖的，萧红非常大气，关注的是人类很普世性的东西。
靠着微薄的稿费维持生计，虽然艰苦，但我感觉很快乐。
1933年10月，朋友凑钱，我和萧军合著的《跋涉》由哈尔滨五日画报印刷社出版了，其中含有已在报上发表的十余篇短篇小说。别人或许难以理解，这两个每天仍为生计发愁的人却还要自费出书。
【采访】 叶君——
萧红当年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她才只有二十一二岁，出版了也只有二十二三岁，她不是学来的，如果是学来的，那么今天萧红就大打折扣了，她就是她自己，包括从描写的方式和写作本身，都是她自己的。
【采访】 章海宁——
萧红的散文有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她在写散文的时候，几乎是用一种叙事的方法，就是写散文像写小说一样去写，而写小说像写散文一样写，他创造了一种很独特的文体，这是她先锋性、实验性的方面。
可是《跋涉》出版的喜悦并没有持续多久，因为没有经过伪满当局的审查，书被禁了。友人舒群是中共地下党，他来信，提议离开风声日紧的哈尔滨。
1934年6月，我们到了青岛，还是舒群介绍，萧军在《青岛晨报》担任副刊主编，我去主编《新女性周刊》，这时我写了小说《生死场》，有朋友看了，建议我们给鲁迅先生写信，并说只要寄到内山书店便可收到。萧军写了，鲁迅先生竟回信了。信中说——不必问现在要什么，只要问自己能做什么。
我们很兴奋，马上把《生死场》的原稿，还有《跋涉》一起挂号寄给先生，信中附上了我们的合影。
这时，青岛党组织遭破坏，报刊也停了，我们没了工作。1934年11月，我和萧军等流亡，去了上海。
我们住在这条弄堂的临街小屋里，我们等待着，渴望着见到鲁迅先生。
上海的冬天对于从严酷的北方来的这两个人，一点都没有暖和一些，四周都是潮湿的，寒风就这么钻过来。萧军说，谁是我们的朋友？连天看起来都是生疏的。
先生的回信来了，冷冷的亭子间顿时有了点热量。对于我们两个青年来说，先生的信不是一次读完的，也不是读一次就完的。
1934年11月30日午后，我们受到先生的邀请到内山书店见面。鲁迅先生向我们介绍上海文化界的情况。临走，先生把一个信封放在我们面前，里面是维持我们生计的20块钱。
为了帮助我们这对身无分文的年轻人，鲁迅先生很快把我们介绍给上海的出版界，先生还转话给陈望道，萧红的小说稿已经看过了，都做得好的，不是客气话，充满着热情，和只玩技巧的所谓作家的作品大两样。
先生的用心让我们像孩子般地哭了，先生的全家接纳了我们，我和萧军常常去先生家谈天，请教写作上的问题。先生偏爱北方饭食，我就做我最拿手的饺子、饽饽，还有韭菜盒子、葱油饼。先生的笑声是从二楼的楼梯上冲下来的，若有人说了什么可笑的话，他会笑得连烟卷都拿不住了，常常是笑得咳嗽起来。
在《生死场》的校样上，先生用红笔逐一改正错字，并作了序：现在是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四日的夜里，我在灯下再看完了《生死场》，周围像死一般寂静。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力透纸背。《生死场》之所以值得看，正由于它才会给你们以坚强和挣扎的力气。
在鲁迅先生的支持下，我和萧军等创立了“奴隶社”。先生强调说，奴隶与奴才的不同，就在于反抗。“奴隶丛书”自1935年起相继出版，有叶紫的《丰收》，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和我的小说《生死场》。为避开国民党文艺官员的注意，我署了一个陌生的名字——萧红。
（上集完）
下集
【采访】 叶君——
萧红是非常独特的一个女作家，她身上所散发出来的大气是很奇怪的，而且是很天才的一种创造。她的创作时间不到十年，但是她留下了四部作品是传世的。《生死场》《回忆鲁迅先生》《马伯乐》《呼兰河传》。萧红在《生死场》上写的不是人的生活，而写的是人的生存。萧红作品独特的气质，不像沈从文建立湘西世界，对乡村世界他是一种美化的方式，建立一个道德的乌托邦，或者说湘西世界很纯美的景观。她呈现的其实是一个乡村荒野似的景观，就像这个书的名字一样，这是一个生和死的图景。所以在我看来，萧红在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写出乡村荒野图景的这么一个女作家。
经过鲁迅先生校改的《生死场》作为奴隶丛书之三出版了。
1935年被送走了，到上海也已有一年，这一年我24岁，我和萧军也有了名，在上海卖稿已不成问题。上海云集了很多作家，东北的作家就成群，舒群、罗烽、白朗、塞克都来了。
1936年，鲁迅、胡风、聂绀弩、萧军和我一起筹办的《海燕》创刊，大受欢迎，当天售罄两千册。
春天，萧军和我把家搬到先生住的大陆新村旁边，走几分钟就能到先生家。我们同先生聊天、为他做好吃的更方便了。有一次我问先生，您对青年的爱，是父性的还是母性的？先生想了想说，是母性的。
但是，鲁迅先生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他已经坐不住这张写字桌前的硬转椅，只能在藤椅上躺着同我们讲话。
三月里，鲁迅先生的病重了，他呼喘的声音，不用走到他的旁边，一进了卧室就听得到的，眼睛闭着，差不多永久不离开手的纸烟也放弃了。
【采访】 叶君——
上海的时候，萧红和萧军跟鲁迅走得非常亲近，特别是萧红离开上海的那段时期，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和萧军之间出现了情感的裂痕，她非常痛苦，她没地方可去，你想想一个流亡到上海的女孩子能还哪去？再就是萧红的个性非常要强，因为这个情感上的纠葛她不愿意向别人说。
前些年我和萧军共苦过，而今算是同甘了，但他有了新的恋人，我们没有患难与共时那么相爱了。一次朋友看到我的右眼紫了很大一块，我自己解释说是跌伤了，可在一旁的萧军却得意地说，什么跌伤的，是我昨天喝酒以后打的。
【采访】 章海宁——
我们了解不到这个事件对萧红的伤害有多深，她不想因为萧军在情感方面产生的不愉快导致他们婚姻的解体，她努力在维持这个事情，但有的时候事与愿违。
【采访】 叶君——
36年6月的时候，鲁迅已经生病到连续写了几十年的日记都中断了，这个时候也是萧红最痛苦的时候，所以她一方面觉得自己的生活已经出了问题，也打扰了周围朋友的生活，所以在朋友的建议下到日本去，其实是情感上避难的过程。
1936年7月17日，我坐船离开上海，去了日本，萧军去了青岛，我们相约一年之后再聚上海。离去时，我和萧军约好我们都不给鲁迅先生写信。
【采访】 叶君——
因为他们两个给鲁迅先生写信，鲁迅是几乎每一封信都一定要回复的，为免除鲁迅先生复信的劳累，所以就相约不给他写信。鲁迅到临死之前还给茅盾写过一封信，很惋惜地说，也不知道萧红到日本去了之后，一封信没有，不知道过得怎么样了。
身在异国，异国的蝉鸣好像也更响一些。自懂事后就一直颠沛，从不曾这样安闲，但身体的状况很差，只能加紧写作。
上海传来消息，《生死场》《八月的乡村》卖得很好，散文集《商市街》、小说散文集《桥》也出版了，而且再版。日本期间，写完了短篇集《牛车上》，小说《王四的故事》《家族以外的人》，老家福昌号屯里那此长工讲述的故事，现在进入了我的小说里。
【采访】 张秀琰——
我们家有些个帮工的一些人，他们白天到我们家来，晚上回家，萧红就跟他们去了，晚上一弄弄得很晚，人家把她送回来。你看她《生死场》写的一些农村妇女在那闲聊天，那这些恐怕都是真实场景，她就把它记录下来了。
1936年10月21日，直到鲁迅先生下葬那天，我才渺渺茫茫知道他的死讯，我精神上最信赖的人死了，当天在报纸上看到先生的照片，我不能不哭了。我连着发了一个月的烧。
【采访】 叶君——
鲁迅在逝世之初的时候，很多人约她写纪念鲁迅的文章，她说我写不出来，写不出来是在情感上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一个很亲近的人，怎么说没就没了？
1937年1月，没按约定我提前回到了上海，第一件事情就是和许广平先生还有海婴一起，来到万国公墓看先生。
你死后我第一次来拜访你，我就在你的墓边竖了一棵小小的花草，但并不是用以招吊你的亡魂，只说一声久违。那一刻，胸中的肺叶跳跃了起来，我哭着你，不是哭你，而是哭着正义。你的死，总觉得是带走了正义，虽然，正义并不能被人带走。
1937年7月7日，家国遭难，刊物大多停刊，胡风为了让《七月》办下去，在出版了三期后，决定将刊物迁至武汉，我和萧军在9月底离开了上海滩。
辽宁老乡端木蕻良过来，端木原名曹汉文，出生于辽宁省昌图县一个大地主家庭，1932年加入左联，随后进入清华历史系就读，他熟悉西方的文学、电影和音乐，时常同我一起谈论。
【采访】 章海宁——
端木蕻良出现了，那么这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另外一个原因是萧红和萧军在思想意识上面产生很大的分歧。那么萧红在她的创作上和端木相对而言更接近一些。
1938年1月，除了胡风留守编辑《七月》，其余六人，萧军，我，端木蕻良，艾青、田间、聂绀弩，都被山西民族革命大学延聘到临汾任教。2月日军攻陷太原，临汾告急，民族革命大学的各位作家教员随军学样一起撤退。萧军向往投笔从戎，于是同我们告别，而我本性反感战争，因为我关注的不是战争本身，是战争里的人性。
一个士兵佩着短刀，即使那兵士短刀的环子碰击得再响亮一些，我也不能听到，我只想象着那紧贴在兵士胸前的孩子的心跳和那兵士的心跳是不是他们彼此能够听到。
在西安再次遇见萧军时，我提出了要分手，可命运就是如此荒诞，同萧军生活时，我怀的是别人的孩子，我将要和端木开始新的生活时，我怀的孩子的父亲却是萧军。
【采访】 章海宁——
萧红和萧军的分手，主要的原因还是萧军在情感方面的不忠，给萧红带来非常大的伤害，这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并且是一而再再而三的，伤害非常深，那在这种情况下呢，萧红的自主意识逐渐地觉醒。
1938年4月，我和端木乘火车返回武汉，我因为离开萧军不被周围的朋友理解，反而受到冷落。我对政治斗争不感兴趣，始终想做一名无党派人士，甚至和曾经的朋友从政治见解到文艺观点都疏远了。
【采访】 叶君——
他就这么个人，没有掩饰自己地写在文字里面，不需要，她也不会掩饰，坦荡，很率真，这也是她的魅力所在。萧红和鲁迅走得近，但萧红不是一个革命家，她没有加入任何党派，但并不表示她没有自己的政治立场，那在这一点上他的政治立场是非常明确的。
【采访】 章海宁——
萧红在武汉的时候曾经两次参加胡风主持的一个座谈会，在会上她就对作家的作用认知得非常明确，她说作家是为了消除人类的愚昧的。
六七月里， 武汉被日军包围，九月，端木拿到船票，启程入蜀。汉口的轰炸声临近了，我独自找船，也不是独自了，肚子里还有快9个月的胎儿，我几次倒下，爬起来已经是徒劳了，我就这么躺着，望着夜空，反而平静，干脆死掉吧，可死掉又有什么用呢？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
【采访】 叶君——
萧红和端木结婚的时候她怀着萧军的孩子，他们俩从武汉逃到重庆的时候，萧红要做掉这个孩子，她到重庆之后她没有依赖任何人，她自己一个人到江津找了她一个朋友叫白朗，在白朗的帮助下在一个医院里，一个小妇产医院里把孩子生下来，后来这个孩子莫名其妙死掉了。
端木没当成战地记者，却在迁至重庆的复旦大学谋了一份教职，同时编辑《文摘》副刊。1939年夏天，我搬到嘉陵江边复旦大学的宿舍晨与端木同住，这时的我似乎把自己封闭起来，身体开始变差，消瘦，偶尔才去参加重庆文艺界的活动，但这时，我终于定局下了长文《回忆鲁迅先生》。
【采访】 叶君——
鲁迅死后几乎所有回忆鲁迅先生的文字里面，都是把他当做一个伟人来看待的，所以基本上很多的回忆文章里都是一个基调或者一个样子，但萧红不是，她把他当做一个很普通的人，从来没有把他伟人化、英雄化、巨人化这样。
鲁迅先生的笑声是明朗的，是从心里的欢喜，鲁迅先生走路很轻捷，尤其使人记得清楚的，是他刚抓起帽子来往头上一扣，同时左腿就伸出去了，仿佛不顾一切地走去。鲁迅先生不大注意人的衣裳，他说谁穿什么衣裳我看不见的。1936年10月17日，鲁迅先生病又发了，又是气喘，17日一夜未眠，18日终日喘着，19日天将发白时，鲁迅先生像他平日一样，工作完了，他休息了。三年了，在突袭的警报声和日本人轰炸重庆的震响中，我终于感到先生真的死了，我用这篇文章留下他的音容笑貌。
【采访】 叶君——
某种意义上，它也是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留下了鲁迅这个形象的一些资料，比如说他日常生活起居，很普通人的那种个性，比如写鲁迅怎么笑，怎么写文章，写他生病时的那种样子，那种痛苦，还有内心的深沉，写出了鲁迅日常生活中很多方方面面的细节，比如说鲁迅喜欢吃煎的韭菜合子，这是我们东北的一种食物，很喜欢吃，但是鲁迅的肠胃并不太好，她回忆了这么一个细节，说他吃了一个之后回头望望许广平，意思是我还能再吃一个吗？因为许先生就担心鲁迅的身体，肠胃是不是能消化，这个很小的细节，也可能在别人回忆鲁迅时不可能呈现出来。
写完《回忆鲁迅先生》三个月后，朋友找来两张去香港的机票，我们悄声地走了，几乎来不及同友人告别，那是1940年1月17日。香港文艺界倒是很欢迎我们的到来，我总算找到了一个写作环境，加紧写作，一年里同时进行着三部长篇。
【采访】 叶君——
萧红她有自己非常独特的文学观念，她说，我觉得任何一个作家，只要你愿意写，一个作家就有一种小说的写法。
小说《马伯乐》的创作始于1940年我到香港之后，我用这个讽刺性的形象描写中国的失去魂灵的民众。
【采访】 叶君——
他（马伯乐）不敢面对现实，只知道逃，再就是埋怨，所以他挂着两个口头禅就是“他妈的中国人”和“这可怎么办呢”，所以他自动选择逃避，就连阿Q的那种方式也不是，他同样是我们国民根性里面这种劣根性，也可能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阿Q的影子，也都有马伯乐的影子。
【采访】 章海宁——
像马伯乐这样的形象，她也认为那就是愚昧，所以说她写作的视野比当时的很多作家要宽广得多，因为在40年代基于抗战的背景，基本上对国民性的批判是被忽视的，或者有意地放下的，因为我们要全民族团结起来，一致对外。萧红恰恰是逆这个潮流而动的，继承了鲁迅在20年代的国民性批判。
小说《呼兰河传》断断续续的我写了三年，终在香港完稿。
【采访】 叶君——
《呼兰河传》奠定了萧红的一个文体。一个作家写了一辈子，也可能书很多，著作等身，但是他一辈子很难形成自己的风格和文体，但是萧红写作的年份很少，只有8年的创作时间，但是在这部书里已经呈现出她文体上很成熟。
从异乡到异乡，家乡在我的回忆中反而愈加清晰。在呼兰河这小城里，以前住着我的祖父，现在埋着我的祖父。
【采访】 叶君——
她在香港那么南，呼兰河在这么北的地方，家和自己逃难的地方隔得那么遥远，她是一次精神返乡的过程。在文体上，她打破了小说和散文之间的界限，成了一个兼性文本，在当时的文学创作是多前卫的一件事情。萧红在同时代的女作家中很难找到同调，跟她在一起的有这样观念的作家。
1941年冬天，香港也硝烟弥漫了，我被玛丽医院诊断患上肺结核，端木仍忙于《时代文学》的编务工作，他请作家骆宾基帮忙照顾我。
我一直以为我还会走出这个房间，回到家乡，回到呼兰河旁，但我终究没能走出来。
【采访】 章海宁——
萧红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非常独特的一位作家，她传奇的经历，她对社会批判的一种立场，有作家独立的人格。萧红是一个有宗教情怀的作家，后期已经不是一种经验的写作，她完全是一种信仰式的写作。每天剧烈的咳嗽，发着高烧，身体极度虚弱的情况下，进入忘我的一种创作的状态，特别是在香港那个时期，我们今天是不可想象。
【采访】 叶君——
我有时候也很惋惜，萧红也许存世的时间太短，如果上天给她一些岁月的话，她有可能呈现出更多的更成熟的作品。
端木剪下一缕我的头发，这楼头发被人带回了呼兰，人们修建了这个青丝冢——呼兰河，我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