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教育史专题.doc

威廉冯洪堡与柏林大学摘要：柏林大学是现代大学之母，其创建者威廉冯洪堡由此而被称为现代大学之父。自柏林大学创建以来，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掀起一股学习以其为代表的德国大学模式的热潮。那么，柏林大学为什么如此被世界模仿?而洪堡又与它有着怎样的联系呢？本文旨在从史料分析出发来展示柏林大学的辉煌，及阐释威廉冯洪堡是怎样影响柏林大学。关键词:威廉冯洪堡 柏林大学1810年10月6日，柏林亚历山大广场附近的菩提树下出现了一所享誉世界的大学柏林大学。这所被称誉为“现代大学之母”的大学，起初名为弗里德里希威廉大学，因地处柏林市而又被称为柏林大学。1949年2月为了纪念卓越的教育家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以下简称洪堡），改名为柏林洪堡大学。它的创立，不仅意味着德国新增了1所大学，欧洲新增了1种大学类型，而且意味着大学进入了1个新的历史纪元，翻开了世界现代大学教育发展历史的扉页。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柏林大学不仅是德国的，而且是全世界的。那么，柏林大学为何具备“一石激起千层浪”的影响力呢？而威廉冯洪堡又与它有着怎样的历史关联呢?本文在国内外学界的一些研究文献的基础上，试图通过考察柏林大学筚路蓝缕的发展历程来回答以上两个问题，以期加深对洪堡与柏林大学的关系的理解。一、 柏林大学星辉的拾掇(一)柏林大学的成功柏林大学之所以如此瞩目，其根本原因在于其创建之初具有的独一无二的特性。由于创办者所怀抱的超越时代的大学思想理念，柏林大学被赋予了全新的本质、功能和形式，其“特立独行”注定了它的耀眼夺目。而正是它的“秉性不同”推动了德国历史的空前发展，也让它在德国历史甚至世界历史上占据了不可撼动的地位。柏林大学自创建后在几十年内一跃成为世界最先进的大学，并在200多年的办学历史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世界著名的学者和大师,如迈克尔逊、李普曼、布劳恩、维恩、劳厄、普朗克、爱因斯坦、弗朗克、赫茨、海森贝格、薛定谔、玻恩等人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凡霍夫(1901,第一个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菲舍尔、拜尔、布赫纳、维尔施泰特尔、哈贝尔、奈恩斯特、菲舍尔、德拜、博特纳特(1939,但未接受)、哈恩、迪尔斯等人获得诺贝尔化学奖；蒙姆森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施特雷泽曼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此外,曾任职或就学于该校的著名学者有哲学家黑格尔、法学家卡尔弗里德内西凡撒非尼亚、训古学家奥古斯特波克、著名诗人海涅、古典唯物主义哲学家费尔巴哈、著名的国际工运活动家威廉李卜克内西、德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卡尔李卜克内西等。爱因斯坦1914年应M.普朗克和W.能斯脱的邀请,从苏黎世联邦工业大学回德国任柏林大学教授,直到1933年。马克思曾于18361841年在洪堡大学攻读法律专业。恩格斯曾于18411842年期间在柏林大学学习历史、哲学、文学、艺术和外语。我国周恩来曾于1922年2月由法国迁居德国柏林在洪堡大学勤工俭学。国学大师陈寅格、“两弹一星”元勋著名物理学家王淦昌、美学大师宗白华等都曾在洪堡大学接受过智慧的启迪和熏陶。蔡元培先生留德期间,广泛吸取了柏林大学的古典大学思想,并且在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丰富了北大的办学理念。据相关诺贝获奖数据统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全部42名诺贝尔自然科学奖金获得者中,有14人是德国学者,位居世界第一。这14人全是大学教授,而其中8人又是柏林大学的教授。二十世纪前半叶,洪堡大学共有29位学者在化学、文学、医学、物理等领域获得了诺贝尔奖。1柏林大学是德意志的骄傲。“柏林大学的创办像一个燃烧点发出耀眼的光芒，一切光线全都从这里发出。”2布鲁斯劳大学（1811年）、波恩大学(1818年)、慕尼黑大学(1826年)等新建大学纷纷以柏林大学为榜样。莱比锡大学、海德堡大学等老牌大学也按照柏林大学的模式进行改革，学术自由和科学研究精神在德国蔚然成风。至此，以柏林大学为代表的德国大学模式在世界高等教育界引起了一场不小的“地震”，英美法等国的大学纷纷模仿德国大学，引入科学学科与研究，渐渐完成了大学的现代化。位居美国大学排行榜前列的几所大学,多是按照德国模式进行改革的成功范例。哈佛大学在19世纪上半期将德国式大学体制移植到原来英国式学院之中，开了美国大学德国化的先河。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完全按德国大学模式建立的,它早期的教师基本上都在德国留过学。(二)柏林大学思想精髓柏林大学的办学理念的突出特征为“有破有立”，即敢于打破传统的办学思想，在适应新的时代背景前提下建立新的大学职能模式。主要表现为：1.教学与研究相统一。教学与研究相统一，是近代大学的重要原则之一，也是柏林大学对世界高等教育的重要贡献。在整个18世纪，大学被视为是“中世纪的”机构。当时大学的普遍信念是，知识是一套封闭而固定的系统，大学的唯一任务在于将现有知识原封不动地灌输给学生。因而大声诵读经典是较为常见的教学方法。3至此，柏林大学打破了传统大学以教学为主职能的模式，因此它被认为“在高等教育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把发展科学作为其活动职能之一”，4从而将传统大学的职能由单一的知识传授、人才培养推进到培养人才和发展科学两大职能。2.学术自由。柏林大学的学术自由不仅包括了教师的教学自由，而且包括学生的学习自由。教学自由主要指的是教授有从事任何研究的自由，并有以讲座或出版物的形式公布其研究成果的自由；同时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确定讲座的主题，而没有规定的教学大纲需要遵守。学习自由强调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不受行政管理强制，可以来去自由，拥有自主选择课程及其学习顺序的自由，及其私人生活不受外界干扰或控制。德国著名教育家鲍尔生对此评论道：“它的原则必须不是一致和从属,而是自由和独立。教授必须不是从事教学和考试的国家官员,而是独立的学者。教学必须是不是按规定的顺序进行,而是以教和学的自由的观点进行。目的不是被看作仅仅作为国家官员为将来服务做准备，而是被看作年轻人通过不受限制地学习科学，训练他们独立思考的理智和道德的自由。”无论是教学自由，还是学习自由，都是为了促进研究发展，实现教学与研究的统一。3.确立哲学院在大学中的重心地位。哲学学部从过去从属于高级的神、法、医学等学部转变为居于各学部之上，成为统合各门知识、学科的标准。哲学学部不再是为学习高级神、法、医各学科的预备和基础学部，不再以传统的“七艺”为教学内容，而是承担起研究的使命，旨在将传统教学与近代科研融为一体，重视培养受教育者形成一种追求洪堡称之为“Wissenschaft”(最高形式的学问)的态度或精神。对于柏林大学观在办学实践中多少被转化为现实这一问题，学术界存在很多质疑的声音，如美国学者伯顿克拉克就认为：“19世纪初期威廉冯洪堡断言大学的核心是知识发现，他的这种主张帮助确立了现代德国大学的发展背景。这类主张作为引导改革和使改革合理化的理想有时的确发挥过作用（洪堡的理想就是如此），但更为常见的情况是，事实上它们只代表一种对理想化了的过去的回忆，一种并不能阻止现实向另外方向发展的怀旧观念。”5我国旅日学者黄福涛教授在欧洲高等教育近代化法、英、德近代高等教育制度的形成一书中就直率地指出：洪堡的办学思想并没有完全贯彻到柏林大学的教育实践当中。1810年柏林大学成立本身就在一定程度上调和了当时各种有关大学教育改革观点和意见的结果。”6笔者就此非常赞同南京大学龚放教授的观点，他认为柏林大学观可分为两个部分：“成功的实践”与“未竟的理想”。也就说，虽然理念因其过于理性化而未能全部实现，但柏林大学辉煌还是离不开洪堡大学理念的追求与部分贯彻。二、 洪堡与柏林大学提起柏林大学，威廉冯洪堡则是一个我们不能避而不谈的人。因为他不仅在柏林大学“破茧”而出的过程中发挥着重大的推动作用，而且以其大学思想为核心展开大学内外建设。正如张斌贤等学者在柏林大学建校史19741810一文中所评论的：柏林大学的建立是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等积极因素,财政困难、行政掣肘等消极因素,以及君主意志、官员和学者意愿等不确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它的建立经历了反复起伏的过程,其最终建立的关键是洪堡所拥有的融合了历史感和自身前途的动机与卓越政治智慧及行政技巧的结合物。7所以下面主要从洪堡大学的建校与洪堡大学思想两个维度来探讨洪堡与柏林大学的紧密关联。（一） 洪堡大学的“难产” 柏林大学的建立过程极为艰辛与曲折，凝聚了当时很多能人贤士的心血。而在最为关键的时期，洪堡进行了“力王狂澜”式的教育改革，拯救柏林建校计划于濒死状态，最终促成了柏林大学的建立。 18世纪后期，由于频繁的爵士争端与激烈的社会变革，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大学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阻碍。从17891815年，全欧洲143所大学仅剩83所，德国34所大学中消失了18所。这时，普鲁士王国内部（特别是学术界）却一直酝酿在首都柏林兴办一所新大学。第一篇书面公开阐述在首都建立大学的文档出自1794年柏林月刊（Berliner Monatsschrift）刊登的文章。其中主要包括两个信息要点：第一，柏林具备建立大学的得天独厚的优势，因而得到启蒙学者的支持，并逐步进入政客的视眼；第二，出于当时国家财政困难的考虑，普鲁士王室与政府对于在首都建立大学的构想则持漠视与反对态度。于是，在柏林建校的计划没能实行。但是，当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重新强调国家的学术自由，及席勒、费希特等关于大学的设想，使得摆脱法国模式,“建立一个不是旨在进行职业教育,而是旨在扩大和介绍科学知识的大学”8开始成为广泛的共识。随着政权更迭与新政改革的进行，一批非贵族出身的开明政客逐渐登上普鲁士政治舞台，在越发开放的气氛中与学者们共同思考国家的未来，思索教育事业、高等教育机构的改革方向。这其中就有非贵族出身的拜默(K.F.Beyme,17651838)。在任职期间，拜默极为赞同哲学家英格尔关于建设一个与传统大学完全不同的、与科学院相联系的高等教育机构的计划的影响，积极宣传这种办学思想。可当时政府当局因财政原因对此计划依旧不重视。但是耶拿战争中普鲁士的败北导致了提尔西特合约的签订。此合约使得新普鲁士王国丧失了一大批大学，其中包括最好的大学哈勒大学。于是，各种建立柏林大学的计划又再次浮出水面。威廉三世也开始决定在柏林建立一所新的教育机构，并任命拜默负责具体工作。1807年9月5日，拜默就“在柏林建立一个新的教育机构的问题”向三位学者沃尔夫(Wolf)、费希特与施马尔茨发出信函,希望得到他们的建议。与此同时,拜默开始起草教员的任职邀请函。沃尔夫在提交建立新教育机构意见的同时，推荐威廉冯洪堡参与新大学的建立，因为他认为洪堡具备将学者们统一的能力。后来事实证明，洪堡的确能很好地将各领域杰出人才汇聚在一起。遗憾的是，面对法军的占领、知识界的反对、政治内部紧张学习，拜默无法将自己的想法统一并给予清晰的阐发，而只是满足于了解其他人的构想，无法争取各界的支持，最终也就未能实践柏林建校的构想。随着拜默的离职，王室与政府寻找下一位普鲁士教育事业负责人的工作也开始紧锣密鼓地进行。就这样，具有“非容克贵族出身”、怀揣建立新式国家的自由主义理想的洪堡在学术界的支持与拥护下开始担任了普鲁士内政部文化与公共教育司司长，此后参与普鲁士教育事业16个月便促成柏林大学建立。洪堡深知学者、土地、资金是大学建立的三个不可或缺的东西。早在1809年2月28日正式履职前，洪堡就已决心就建立柏林大学并开始与政府高层、学者沟通，为未来的大学“招兵买马”。1809年4月，洪堡动身前往王室与大量政府机关所在地柯尼斯堡，一方面意在融入政府决策圈，了解政治环境；另一方面则试图在适当条件下加速国王与高层官员们对柏林大学建设计划的决定，并请求王室的物质资助。5月14日，洪堡以内政部之名向国王申请拨款并请求王室以海因里希王子宫殿为大学用地。但是，此建议遭到政府的反对。于是，洪堡起草了著名的“致国王陛下：枢密院成员洪堡对在柏林建立大学的申请”，详细阐释了当时实施计划的必要性，并为建校争取经费支持。1809年8月16日，威廉三世正式批准在柏林建立大学，同意了洪堡的全部主张与建议。这一天成为柏林大学成立的时间。通过政治智慧基本解决土地捐赠、建校拨款问题并获得官方与柏林科学院等学术机构的联合许可后，洪堡开始学校内外建设，思考具体的理念与制度问题，着手解决教师聘任问题。对此，洪堡以政府支付滞留费等方式为未来大学留下了费希特、施莱尔马赫等一部分建校初期的骨干成员，并采用了通过国家任命大学教授的方式使柏林大学迅速招徕了萨维尼(Savigny)等一大批优秀学者。此外，洪堡在即将离任之前还为柏林大学筹建了“建校委员会”，为大学发展建言献策。1810年6月14日，洪堡的辞呈得到批准。7月14日，洪堡接到任职令，出任驻维也纳公使。至此，柏林大学之父、雄心勃勃的威廉冯洪堡重返外交界，告别了其教育事业。（二）洪堡的大学思想理论与实践关于洪堡的大学思想，我国著名学者陈洪捷基于丰富详实的一手材料进行了深入的探究，研究成果颇丰。他从洪堡围绕柏林大学建立所著的若干文稿着手，如柯尼斯堡学校计划(写于1809年7、8月间)、立陶宛学校计划(1809年9月)、文化和教育司工作报告(1809年12月)和关于高等学术机构的组织(1810年)等,总结出洪堡关于大学的观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9:1.大学任务洪堡认为，大学兼有科学探索与个性道德修养的双重任务。其中科学是指纯科学，即能统领一切学科的思辨哲学。而修养作为新人文主义的一个核心概念，指一种道德和人格上的境界，是人作为人应具有的素质。纯科学是用于精神和道德修养天然合适的材料。在洪堡看来，大学教师与大学生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师生，而是科研事业中的“共事者”。在这里，洪堡不仅强调科研的重要性，还重视个性发展对人类发展的决定性。由此，洪堡反对传统大学将讲授知识作为主要职能的做法, 主张大学的主要任务是追求真理。科学研究是第一位的。没有科学研究，就无法发展科学，也不能培养出真正的科学人才。为此，柏林大学提升了哲学院的地位。而这与洪堡的努力是密切相关的。中世纪大学绝大部分专业为文科。所有学生都必须以此为基础开始学习，之后才能进一步学习神学、法学、医学等。到18世纪，文科专业被看作“低层次”的，而其他专业则被看作是“高层次”的。洪堡颠覆了这种观念，他将文科视为深奥而先进的学科。10因而有学者认为洪堡在“19世纪初创造了大学改革最关键的一刻。他彻底将文科从所谓高级学科（特别是神学和法学）对大学的控制中解放出来”。11但是，洪堡所强调的纯科学研究并没有得到实施，因为“教学与研究相结合”中的“科学”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其含义被拓宽至实证自然科学、专业化科学，如此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2.大学的组织原则大学的基本原则：一是寂寞；二是自由。洪堡从大学从事纯科学研究的机构这一核心观念出发，认为大学应独立于国家的政府管理系统，应独立于经济生活。大学里的师生应安于科学研究,不为任何俗物所干扰，完全沉于科学。而自由主要是指教师的教学自由与学生的学习自由。洪堡是学术自由最坚定的提倡者。针对当时外族入侵和专制政府对大学的粗暴干预,他主张学术问题必须遵循自身规律去研究,不能由政府下令规定,专制政府的作用仅是提供工作所需的设备和条件以及合理的制度,“应当常铭记的是,国家不需要也不可能对大学的工作越俎代庖，一旦干预就往往会成为一种障碍”12事实上，学术自由并非洪堡首创，1694年创办的哈勒大学以及1734年创办的哥廷根大学已逐渐形成学术自由的传统。“洪堡的贡献在于他明确了保护学术自由对大学生存所起的关键作用，而大学的良好发展符合国家的利益需要。”13 鲍尔生指出：“柏林大学不仅被认定是国家的教育机构,还被认定为赋有特权的法人社团,其最大的功能就是自由地追求知识。这是由柏林大学的精神奠基人威廉冯洪堡予以界定的。”143.大学与政府的关系洪堡在强调大学的寂寞与自由时，重在强调大学的学术利益。但是作为政府教育主管人的洪堡，其实并非无视国家的利益，而是他坚持认为大学的充分自我实现将最大化促进国家发展。所以国家应当为大学发展创造保障其繁荣发展的条件，而不应企图大学直接地服务于国家的种种实际需要。正如洪堡所说：“国家在整体上,不应就其利益直接所关所系者,要求于大学,而应抱定这样的信念,大学倘若实现其目标,同时也就实现了、而且是在更高的层次上实现了国家的目标，由此而来的收效之大和影响之广,远非国家之力所及。”15通过剖析洪堡的大学基本设想，我们不难发现其与后来流传的柏林大学思想甚至是德国大学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一致性。虽然洪堡未曾直接主持柏林大学的工作，但他的办学主张却通过其首任校长、哲学家费希特（17621814）等领导人物所展开的一系列办校措施而获得实现，如提高哲学学部的地位、建立习明纳（seminar）与研究所、实行校评议会与教授会等。三、 结语柏林大学，从理念变成现实过程中，洪堡描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无论一年后是否继续在这个职位上负责，我所做的都将留下痕迹”，“国家的教育事业将经由我重焕生机”。无论历史的车轮怎么推进，洪堡与柏林大学大学将因其无法割裂的历史关联而共存于人们的脑海中。注释：在同一年(1794),康德的回答一个问题:何谓启蒙（Beantw or tung der Frage: Was ist Aufkarung?)发表在这份月刊上。见Vom Bruch(1990,259)。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的龚放教授在高等教育研究的2010年第10期发表了题为柏林大学观的当代价值纪念德国柏林大学创建200周年的文章，其中他认为洪堡之“大学理念”或者柏林大学观可以分为：“成功的实践”与“未竟的理想”。Walter Regg(ed.), The History of Universities in Europe(Vol.3)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Introduction。参考文献：1杨军红.菩提树下的思考柏林大学的困顿与出路J.全球教育展望,2004(9):49.2CW克劳利.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九卷)M.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169.3101113DANIEL FALLON. The German University, A Heroic Ideal in Conflict with the Modern World M.Boulder: Colorado 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 1980:6,30,30,29.4胡建华，等.高等教育学新论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146.5伯顿R克拉克.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 M.王承绪，徐辉，殷企平，等译.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21.6黄福涛.欧洲高等教育近代化法、英、德近代高等教育制度的形成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88:144.7张斌贤，王晨，张乐.柏林大学建校史：19741810J.高等教育研究,2010(10):83.8威廉格雅柯布斯.费希特M.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162.9陈洪捷.中德之间大学、学人与交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6): 16-26.1214弗里德里希包尔生.德国大学与大学学习M.张弛,郄海霞,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54,74-75.15W.V.Humboldt,“ber die innere und uere Organisation der hheren wissenschaftlichen Anstalten in Berlin”(论柏林高等学术机构的内在和外在组织),1810,in: A. Flitner ,op.cit.,S.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