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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中国 2023年8月 第8期12专题：发展生物技术 建设生物经济强国更好统筹生物领域发展和安全文/王小理（中国科学院上海免疫与感染研究所生物安全政策研究中心）当前，随着新生物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系统性展开，全球已经迈入生物经济和生物安全并行跨越发展的时代，我国生物经济和国家生物安全体系建设处于新的历史方位。更好统筹生物领域发展和安全，是生物科技发展理论逻辑的必然，是我国生物科技和产业领域自立自强、切实筑牢国家生物安全屏障未来逻辑的应然。统筹生物领域发展和安全，我国面临历史窗口期，潜力巨大。一、我国生物经济发展和生物安全建设事业处于新的历史方位全球新生物科技变革拐点即将到来。当前，以高通量测序技术、高性能基因编辑技术、单细胞分析和谱系示踪技术、超高分辨率生物成像技术、光遗传学技术、生物大数据技术等使能工具为代表，精细化操控生物学现象的新一代变革性工具，将精准观测、分析、调控、还原和重现生命过程乃至生命进化过程，大幅度提升对生命过程的理解，将把生物学研究和应用提升到前所未有的空间、时间维度与应用范围。人类社会长期探索的生命起源、意识起源两大最前沿问题有望得到根本解答，可望深刻改变人类社会对自然界、对自身生物属性的认知观念。人类认识生物、改造利用自然的能力有可能提升到新高度、新维度，包括动植物快速定向育种、基因组医学、肿瘤免疫治疗、生物大数据、生物能源、生物制造、生态修复等新技术的转化应用，有望降低人类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破解人类面临的资源、能源、健康、安全等重大难题。同时，生物科技是典型的“两用”技术（通常指既能应用于军事领域，也能应用于民用领域；广义上指技术既促进发展，又因误用、滥用谬用带来危害），生物技术的社会效应正在显现，技术应用带来的社会、伦理、法律和环境问题越发突出。科学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而生物科技创新正在重塑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至人与自身的关系，特别是安全关系，需要新的理论滋养。我国生物科技和产业发展正处于关键转折点。经过长期的储备和积累，我国在生物技术领域科研水平大幅提高，生物产业发展迅速。我国拥有全球排名前三的生物科技研发力量，世界第二科技中国 2023年8月 第8期13的产业规模和百万级科技产业人才。截至2020年，生物医药行业市场规模达3.57万亿元，约占同期GDP的3.6%。辩证看，我国生物技术和生物产业的发展，历史上曾将立足点放在国际大循环格局下，采取融入西方发达国家国际体系，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为主策略，有其历史必要性，但也导致自主原创性成果少，关键核心技术仍受制于人，技术转化效率低，产业化发展能力不足，生物战略资源保护和利用不够等问题和隐患。对照看，2019年美国生物经济规模约9500亿美元，约占美国GDP的5%，而且美国在生物高科技领域全球领先的战略态势未变，掌控科技霸权的意图未变。前瞻看，未来十年，面对美国对我国开展战略竞争，关键生物资源、技术与产业进出口以及海外投资发展都面临巨大障碍，原有生物科技和生物经济发展升级模式难以持续，亟须实施更大改革举措、发展举措。我国生物安全形势当前还处于临界可控的关键时期。具体表现为：国家战略层面高度重视，通过实施国家生物安全法、生物安全政策、生物安全战略等，抓实抓牢重大政策战略工作；维持一定或较高额度的生物安全公共投资，重大传染病等传统生物安全风险危害形态能得到较好治理但在特定外部条件下可能卷土重来，也面临比较棘手的网络生物安全、国家生物恐怖主义等新兴生物安全危害问题；已经较为全面融入国际生物安全相关公约谈判及履约进程并具有一定的话语权，积极参与维护国际特定区域生物安全事务。但在具体事务政策协调与组织管理方面还存在一定薄弱环节和短板，一旦发生重大生物安全事件，虽然能有效管控，但可能影响国家正常经济社会秩序。实现向国家生物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关键一跃，亟需新的发展议程和政策储备。人类社会正进入一个生物经济发展和生物安全建设齐头并进的新“世态”。这样的时代和世态可能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主要大国的生物科技发展更加迅速；生物科技的两用性更加凸显；围绕生物科技与产业、生物安全的国际竞争更加激烈，国际合作更加频繁、多元化。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四个常任理事国英国、美国、俄罗斯和中国，已经出台生物经济发展战略和生物安全战略，强化内政外交国防的协同治理，建立更加集中高效的工作机制，表达出对生物经济和生物安全议题的强烈关注。可以预期，只有在新生物科技变革潜能充分释放后，国际生物安全格局才能进入新的相对均衡阶段。保守估计，这一时期大概延续1525年。而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民族国家仍将是人类生活共同体的最重要主导者，“统筹生物领域发展和安全”进入历史舞台，是制度路径约束下的实践的必然、理论的必然。二、更好统筹生物领域发展和安全为何必要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战略需求。从历史和现实操作看，西方霸权国家主导包括生物科技在内新兴科技发展国际进程的一贯策略是，坚持发展与安全两手抓，两个方面都能谋取战略利益。生物科技、生物经济利益和生物安全，作为新科技革命的一部分，成为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调整期西方发达经济体大国竞争博弈共存的重要筹码。一段时期，我国在生物领域战略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中，在涉及的众多条线板块和主体中，统筹安全与发展的认识不到位、意识不到位、理念不到位。或更侧重发展，或不便提生物安全，导致发展缺乏必要安全的环境保障，安全缺乏发展带来的强有力物质支撑和理念引领，发展与安全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政策工具、手段不足，安全和发展都处于相对不平衡的状态。随着国际格局深刻演变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步伐加速迈进，我国在统筹发展和安全方面，亟须扭转安全和发展相互隔离的状态、扭转重发展轻安全的状态、扭转统筹发展和安全不得要领的认知窠臼。我国生物科技和产业领域自立自强、切实筑牢国家生物安全屏障的现实需求。生物医药产业科技中国 2023年8月 第8期14专题：发展生物技术 建设生物经济强国是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我国制定的国家安全战略纲要国家安全战略（20212025年）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国家生物技术发展战略纲要和国家生物安全战略等，分别从不同战略角度，对领导体制、工作机制、战略目标、重大举措、工作路径等进行系统分析和前瞻布局，对我国从国家战略层面统筹加强生物技术发展和安全领域顶层设计形成有力支撑，建立了一定的统筹发展和安全的体制机制。但毋庸讳言，安全和发展具有不同的政策诉求和本底属性，在操作实践中很容易貌合而神离。现实情况中，不同部门和主体对世情，特别是国情把握不足，在经济社会科技动态变化中，难以勾勒一张战略目标清晰、战略任务和分工明确、任务成效循环反馈的超级施工图，而是容易陷入部门、路径依赖的部门内部的战术施工图，部门之间、板块之间相互游离的现象一定程度上客观存在。只有在深刻领悟国家战略意志、清醒认识我国现阶段生物技术发展的现实国情，既立足于新发展理念，将安全注入发展，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又立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将发展导入安全，才有可能将两者更好统一。加强生物技术这一典型性两用技术治理的需求。从生物经济发展和生物安全危害的本源和演变规律看，自然和生态因素是各类生物经济和生物安全形态的本底，科技因素是其加速器，同政治经济、军事国防、社会人文等多因素相互交织，涉及人类社会复杂的经济、法律和管理体系，与各利益主体关联。随着生物科技的变革发展，在为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开辟更为广阔前景的同时，不负责任或不受监管的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研发和转化，正无意或有意将生物风险因素向社会和环境引入，原有的生物科技产品监管模式、生态修复监管模式、研发管理模式、进出口监管模式、公众参与模式和产业发展模式等都可能不再完全适用，或许会给人类社会造成惨重的伤害。生物科技越向前发展，两用性就越突出。生物科技内在科技红利和内在风险双重凸显，对公众科学素养和国家治理策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如何认识和处理生物科技两用问题，避免新兴生物技术的滥用和误用，消除社会风险因素和潜在不良后果，特别是要消除因新兴生物技术诱发的全球性秩序失衡，维护国家利益和全人类共同利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须有更为广阔的视野和全局运筹谋略，统筹发展和安全是必由之路。三、更好统筹生物领域发展和安全何以可能有党中央重要论述以遵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概括、新阐述。例如，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在十九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必须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风险思考得更深入一些，注重堵漏洞、强弱项，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挑战，确保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顺利推进”。在主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六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就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十个坚持”，其中就包含“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既通过发展提升国家安全实力，又深入推进国家安全思路、体制、手段创新，营造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安全环境，在发展中更多考虑安全因素，努力实现发展和安全的动态平衡，全面提高国家安全工作能力和水平”。二十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强调，“要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主动塑造于我有利的外部安全环境，更好维护开放安全，推动发展和安全深度融合”。这些重要观点论述，为更好统筹生物领域发展和安全的科技中国 2023年8月 第8期15理论创新、实践创新提供了根本遵循。有较坚实的行业实践基础。在顶层规划上，作为生物安全领域的一部基础性、综合性、系统性、统领性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秉持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大原则，将其明确写入了法律总则，还设专章明确国家生物安全能力建设重点方向，鼓励自主创新。作为国家首部生物经济五年规划，“十四五”生物经济发展规划顺应“被动防御”转向“主动保障”的新趋势，将“加强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满足人民群众对生物安全更好保障的新期待”作为优先发展的四大重点领域之一。在推进机制上，设立国家生物安全工作协调机制、国家生物经济发展部际协调机制、国家生物技术发展战略编制工作领导小组等，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基本运作体系和中宏观平台已经搭建并良好开局；设立国家生物安全专家委员会、国家生物产业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国家科技咨询委员会、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国家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专家委员会等不同层面的宏观决策支撑体系，部署生物交叉综合议题任务，智库决策咨询机制不断健全。在物质基础上，我国门类齐全、功能完备的生物产业体系初步形成，一些生物技术产品和服务已处于全球第一梯队，新冠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有我国学术界的历史自觉和创新自信。“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作为国家安全新兴领域，统筹生物领域发展和安全既是重大实践问题，也是重大理论问题，蕴含主体、客体、演变规律、战略目标、策略与手段等要素，涉及科技变革、生物安全科技、生物科技安全、生物经济和生物安全主客观感知、生物主动防御、能力和治理、制度与规则等诸多概念范畴。目前，我国生物科技界与社会理论界，围绕生物经济、生物安全领域交叉议题积极进行情况研判、理论分析、战略谋划，更好统筹生物领域发展和安全已经成为新的理论热点。例如，由中国等20余国科学家向国际社会提供的科学家生物安全行为准则天津指南是第一个以中国地名命名、内容以中国倡议为主的生物安全国际倡议，也是我国学术界自觉践行统筹发展和安全理念的鲜明体现。四、更好统筹生物领域安全和发展的关键抓手生物经济和生物安全理论自身的革故鼎新。针对生物经济时代和生物安全时代并行，亟须从历史的天空俯瞰、把握和探寻生物经济与生物安全演变趋势，强化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可能遭遇的生物领域重大风险及衍生的系列安全风险主动预见。跳出当前看未来，主动从更长远的角度，研判生物经济和生物安全演变机理、评估战略部署的必要性和优先性。更多从国家综合竞争力、制度与发展理念的角度，从科技与自然生命互动、科技与社会互动、科技与人性互动的角度，系统审视支撑我国生物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体系，审视人类健康、生物安全起源各类本源、公共产品稀缺的系统成因，审视生物技术研发转化生态体系扁平化和生命伦理道德底线模糊的时代背景，审视微生物耐药、全球生物多样性加速丧失等人类发展面临的系列重大问题及其深层次决定路径，进一步打通生命安全、生物安全、生态安全、产业安全、国家安全理论体系之间的有机联系，加强战略性、系统性、前瞻性研究谋划，推进生物经济发展和生物安全风险战略预警。统筹生物经济和生物安全工作实践的推陈出新。坚定制度自信和历史自觉，推进完善统筹生物发展与安全的工作协调机制。跳出一域谋全局，顺应开放创新趋势，直面国家生物科技安全、产业安全、生物安全防控机制的现实软肋，不断审视和梳理国家相关各类工作协调机制的使命任务、工作运行和政策保障体系以及组织规则、运行规则，持续推进战略体系、政策体系、组织体系、保障体系、评估体系的建设；梳理既有的具有智库功能决科技中国 2023年8月 第8期16专题：发展生物技术 建设生物经济强国策支撑机制，完善国家、部委和地方的生物领域发展和安全决策支撑工作机制，加强议题前瞻设计、针对性设计和成效验证，建立共识达成机制和问责机制。布局国家生物产业安全净评估，着力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把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命脉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以思想引领和现实倒逼，推动生物经济和安全战略能力由以往的条块分割布局、独自独立推进，向统一规划设计、联合系统推进的方向转变，体现制度优势和治理优势。生物领域监管体制机制的吐故纳新。统筹科技、人与制度互动，前瞻生物技术研发应用监管和综合性治理。持续扫描人类活动导致潜在生物安全风险和内部制度机制的问题，加快相关政策、制度、法律、规则的更新迭代，尽快建立全面高效的新兴生物科技与产品的监管和引导体系，完善生物技术谬用风险治理。创造对话平台和合作空间，改进生物科技学术界、生物产业界、金融界、社会群体等的有效互动，提高领域“关键少数”统筹发展和安全意识。针对中长期外部和自然生物威胁，保持科学理性和清醒，在对话、交流、交锋和交融中凝聚战略共识，倡导生物领域的“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推出更多国际公共产品，坚定推进全球生物安全治理。发展颠覆性战略生物技术的立场气度气象一新。坚定宣示我方战略意图，既要加强生物科技变革的广泛社会风险影响研究，谨慎制定禁止性条款以及生物技术研究开发“红线”，又要提高对传染病、神经科学、合成生物学等战略生物科技发展方向重大议程的主动设置能力、战略传播能力，在网络生物安全技术、基因编辑、基因驱动等特定新兴生物技术领域和重大生物医疗健康装备方面加大创新投入，建立稳健的技术制高点，形成生物科技能力的“一招鲜”和反制性“杀手锏”，避免战略方向被误导、战略空间被挤压、战略体系被技术突袭。在上述特定领域全球率先技术突破，彻底打破西方大国对华生物科技封锁的基本逻辑，推动其回到与华平等对话、理性科技竞争合作的轨道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