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都市生活想象与智慧山空间文化.pdf

文化研究 空间政治主持人语：智慧山文化产业园坐落于天津滨海高新区华苑产业园，背靠南开大学，面向青年族群，成为天津城市的一块文化地标园区。这是一个在天津似乎有点“落落寡合”的空间，却又是天津彰显其国际意向的“繁华场域”。它以“798”作为自己想象态的历史，又以“泰晤士河南岸”或“鱼雷工厂”作为潜在的未来。这里没有艺术家出没，却令触摸者产生一点艺术家的自恋；它是敞开的人文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狂想地，又是匮乏理想主义自我实现路径的褶皱空间。对于智慧山的研究，既是对天津文化典型性的阐释，又是对天津所匮乏的价值精神的吁求。本期两篇论文，皆从空间流行主体角度解析其文化内在含义，算是在地城市文化研究的一个开端吧。（周志强）高迎进张清莹内容提要：本文以天津智慧山及其“那山街区”转型为分析对象，试图窥见国内“新技术产业园区”这一新兴城市空间的内部运行机制及文化生产结构。可以看到的是，对于“新知识阶层”与“消费者”无法调和的焦虑导致了智慧山以“平滑美学”为主要特征的景观化转型，在这种转型中，为了“配套”而进行的规划以反客为主的方式取代使用空间的人拥有了主体性。作为智慧山的转型结果，“山丘广场”以隐喻的方式向我们诉说着被放逐了主体身份的“白领阶层”的异化生存状态。关键词：新技术产业园区智慧山平滑美学当代都市生活想象与智慧山空间文化一智慧山及其转型智慧山文化产业示范园（简称智慧山）于2012年底创立，坐落在天津市南开区远离核心商业区的华苑住宅群，隶属于滨海新区自由贸易试验区，是以南开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为基础的科技文化创意产业园，如今已经走过了十年时间。智慧山的发展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2012年之前的准备期、2012年至2016年的全面建设期和2017年之后的商业提速期。这样的分期不仅体现在硬件设施建设、整体设计方面，更是植根于天津乃至中国整体发展的社会历史语境中。智慧山开始准备筹建的时间点，也是美国制造全球通货膨胀背景下，中国着力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以求经济软着陆的时间点。2009年，天津市撤销塘沽区、汉沽区、大港区，设立天津市滨海新区作为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重要组成部分。滨海-80新区是中国科技驱动类型“园区经济”的缩影，智慧山的社区转型更是园区经济多途径“二次创业”的有效实践。需要指出的是，智慧山的自我命名在十年中经历了从“科技园”到“那山街区”的转变。这种转变是基于现实情况的妥协，是成功的商业转型，也构成了智慧山的两种看似融洽却无法兼顾的愿景：智慧山从致力于吸引创新人才的“共同富裕”式道路在这种道路中，智慧山试图希望借助政策优势，投资“80后”创业者来复制中国互联网初代企业的超预期收益走向了“致力于为更广大的，随着互联网科技崛起的数字中产阶级群体创造消费场景，吸引消费行为”的“卖家”道路。这种转变得以形成的基础，表现为一种调和了创业主体与消费主体的广告话语。创园初期，智慧山旨在服务具有创新创业潜力的“新知识阶层”，同时创造不同种类的文化消费空间作为配套设施这个“新知识阶层”在智慧山内部刊物 智慧报 中被描述为“由新知识阶层所构成的新型企业家”、“中国第六代财富创造的主体”，是“中国经济由 中国制造 向 中国智造 时代转型中最活跃的力量。”而在2022年智慧山宣传视频中，“新知识阶层”被涵盖在一个新的概念中：智慧山通过吸附白海青新（白领、海归、青年、新阶层）夜间消费群体，形成开放、活跃、创意、科技的特色夜间经济消费氛围。对空间使用目标人群从“新知识阶层”到“白海青新”的修改，看起来像是一种“稳定中的微调”。随着中国互联网新动能崛起的互联网企业创立者（也就是“创富主体”）似乎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我们想象中“有理想、有追求”的，“买手冲咖啡的高品质生活者”，但正如我们在第二部分中所详细阐述的那样，对于“新知识阶层”与“消费者”的调和基于某种科技乐观主义，这种乐观主义的无法落地使得“既要又要”的智慧山落入了一种始终无法实现自身的焦虑之中。而最终，就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以2016年星巴克开业为起点，以2017年5月那山广场建成为重要标志，智慧山从“共同富裕”式道路转向了“卖家”道路，从深耕创新走向了提振消费。智慧山文化生产的根本动力来自于这种无法实现自身的焦虑。在下面的章节中，我们尝试梳理智慧山的初创愿景与转型细节，并试图挖掘这样一个新兴城市空间为何无法实现自身，又如何注定被消费符号所改写，成为韩炳哲意义上“只要求点赞，不允许反思”的“平滑空间”。二硅谷愿景与技术乐观主义如果想要探讨作为新技术产业园的智慧山，我们需要回到这一形式的发源地也就是硅谷的故事中来。在这一部分中，我们将尝试通过溯源硅谷来说明这样一个问题：转型之前的智慧山何以注定是“无法成为它自身”的城市空间。智慧山对两种目标群体概念“创业主体”与“消费主体”的拼合并非异想天开，而是可以追溯自硅谷本身特质的双重性。这种拼合的无法实现，其背后是“生长的硅谷”与“建造的硅谷”，或者说“不可复制的硅谷”与“可复制的硅谷”之间的对立。需要 来源网址：http:/ 智慧报 创刊期刊登了一篇以“运营城市未来，打造天津硅谷”为题的企业创始人专访，并在首页印有这样一段话：“从美国硅谷到中国硅谷：关于知识创造财富的奇迹，美国的硅谷，或可成为全世界最好的榜样。对天津而言，滨海高新华苑核心区的高速发展，正复制着与美国硅谷极其相似的时代梦想。同样是依托世界级的城市群，同样是聚集着世界500强及数千家创新企业，同样是知名高校环绕，同样是形成了数万知识精英的行业规模及数十个高新行业的完整产业链。如果说中国的硅谷在中关村，那么，滨海高新华苑核心区则无疑是天津的硅谷，天津新知识阶层最密集的地方。”（来源网址：http:/ YU WENHUALiterature and Culture Studies承认的是，“新技术产业园”这样一种城市形态从一开始就带有某种“复制”的动机与目标，但维持硅谷内部张力的调和机制本身恰恰是不可复制的。这种不可调和所带来的焦虑与摇摆是转型之前的智慧山始终无法回避的问题，因此其“那山街区”转型正是对于这种焦虑的回应。（一）硅谷反对硅谷：硅谷的内部张力硅谷是美国高新技术的摇篮，这个美国加利福尼亚北部的产业区以研究和生产以硅为基础的半导体芯片得名。英特尔、苹果公司、谷歌、脸书、雅虎硅谷的互联网公司改变并持续塑造着这个世界。与此同时，“硅谷”的名字也已成为世界各国高科技聚集区的代名词。当我们将硅谷等同于“创新高科技产品/超高利润互联网公司”时，硅谷背后的具体性和不可复制性却因此被忽视，“硅谷”仿佛是一个可随处发芽的科技种子，在全世界的任何地方都能结出相似的果实。我们往往习惯将硅谷视为“可复制的成果”而非“自然生长的结果”，正如柄谷行人在 作为隐喻的建筑 中所说，建筑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表现形式即“意味着通过将一切 生成 看作是 制造 从而与 生成构成对抗的姿态”。但硅谷并不是易于复制的对象。有趣的是，在这个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所指认的拟像社会中，硅谷反而拥有了独一无二的“原作”地位世界各地的“硅谷”都只是作为赝品的硅谷而已，几乎在任何程度上都没有与之比肩的能力。回溯硅谷的历史时我们会发现，硅谷在其诞生时就存在着两股相对抗的力量。一方面，来自20世纪60年代全球的嬉皮士运动带来了反对权威、反对主流的民粹主义声音，大量的工程师持有无政府主义立场并认为个人计算机的出现打破了“大公司”也即全球化资本的垄断局面，终止了计算机被用作权力压迫工具的状况。这种观念以帕洛阿尔托自由大学（Free university of Palo Alto）、家酿计算机俱乐部（Homebrew Computer Club）及后期计算机展览会（the computer fair）的创建为重要标志，以信息的自由共享为核心价值观；另一方面，以比尔盖茨（Bill Gates）反对彻底共享（开源精神），坚持发明付费为代表，硅谷催生出了一批拥有巨额财富的亿万富翁，他们代表着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主义商业发展模式，这里充满了背叛、恶意竞争和几乎赤裸的丛林法则，而硅谷的崛起也直接助力了美国在后冷战时期所建立的全球霸主地位。因此，当我们使用“硅谷”这个概念时，我们需要首先关注其中所蕴含的双重属性。（二）技术乐观主义与霸权政治硅谷的双重性被复杂的社会历史语境所包裹，这种语境所携带的“生成性”使得后继者无论如何复制硅谷的模式都似乎不得要领。究其核心，是因为硅谷的调和机制基于启蒙理想的技术乐观主义与美国在全球的技术垄断、军事掌控与金融霸权是全球资本主义分工体系的一体两面。换句话说，只有稳定地站在全球资本主义分工体系的剥削端，美国才有可能保有一个蓬勃发展的硅谷。作为佐证的是，硅谷背靠斯坦福大学，其早期投资很大程度上来自军方与政府。硅谷之父弗雷德 特曼（Frederick Emmons Terman）与军方有密切交往并获得了丰厚的经费赞助，20世纪50年代之后的仙童半导体公司，因为市场需求量有限，早期产品主要服务于美国国防部。此后，国防部一直维持对硅谷的巨额订货，直到21世纪初期，国防部的订单仍占硅谷总订单的40%。与之相对应的是，当美国霸权受到威胁时，硅谷的危机一定首当其冲。当下发生在硅谷的事情不仅证明了在云数据时代硅谷及全球新技术产业园的注定衰落，更印证了我们的观点：随着全球保守主义的崛起，硅谷得以健康发展的土壤也在逐渐流失。随着时任世界首富马斯克在2022年10月底成功收购推特，这个硅谷第一个宣布可以永久居家办公的公司仅用邮件通知就裁掉了推特总部的一半员工。直至今天，硅谷的裁员浪潮仍然在继续，2023年3月的硅谷银行危机也至今余日 柄谷行人：作为隐喻的建筑，应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第1页。信息来源：https:/ 第二期WENXUE YU WENHUALiterature and Culture Studies-82波未平。需要说明的是，启蒙理想下的技术乐观主义与美国霸权的绑定与其说是一种启蒙传统的新面貌，倒不如说是一次“幽灵重现”。米尔斯（Charles Wright Mills）在 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 中曾经指出：“在8和9世纪，理性和自由被视为等价之物。弗洛伊德的个体观念和马克思的社会学说，都曾因假设自由和理性的相符而得到加强。”但这种启蒙理想在现代社会被工具理性所异化。科技的乐观主义源自理性和自由的等价，那是一种对于“我们可以通过理性获得自由”的信仰。但事实上，理性被工具理性所窄化从而走上了非理性的道路，最终导致了20世纪前半叶的种种灾难与启蒙理性自身的破产。（三）智慧山作为园区经济的缩影正如我们在上一部分中所说的那样，美国在全球的技术垄断、军事掌控与金融霸权是硅谷之所以为硅谷的基石。也就是说，在这种意义上，只要中国依旧处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被剥削状态，如智慧山一样的众多“中国硅谷”就永远不可能像“原生”硅谷一样调和其中的双重性。“中国硅谷”的典型是走出了联想、京东和百度的北京中关村与孕育了华为和腾讯的深圳。我们不得不遗憾地承认，智慧山所在的滨海新区并不属于此列。但恰恰因为如此，智慧山代表了中国在数量上占大多数的“没那么发达”的产业园区的真实样貌。根据2018年版 中国开发区审核公告目录，我国共有2782个开发区。在国家经济战略语境下，产业园区“既是区域经济发展、产业调整升级的空间承载形式，又是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衡量标志”，这些开发区在改革开放的40年间，在不同阶段以多种方式完成了为经济发展赋能的重要作用。从90年代开始，国家战略充分发挥了硅谷“可复制科技种子”的一面，以“黑猫白猫”的结果决定论逻辑，试图通过建设科技桥头堡来摆脱中国制造/世界工厂路线滨海新区正是这一阶段园区经济的产物。而在智慧山谋求发展与转型的这十年，大多数“没能拔得头筹”的产业园区也正在以“二次创业”为口号，谋求新的发展路径。智慧山的转型，是园区经济“二次创业”浪潮的缩影。三“白领”与智慧山的社区景观转型在这一部分中，我们试图阐明，当“新知识阶层”和“白海青新”之间注定无法调和时，智慧山进行了自觉的转向“那山街区”是智慧山对于其社区属性的商业行动，是对于话语整合实体的自觉。智慧山通过一系列的活动，使得不可量化的“社区”可以成为可量化的“资源”，完成了从“硅谷科技园”到“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的社区景观化转型。这种转向有赖于在智慧山工作的上班族所形成的“社区空间”，但同时放逐了其主体性的地位，抹除了其与普通都市消费者之间的差别。在这里，科层制体系里被压抑的、真实的“个人”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抽象的文化身份，人们不再是“从事某种具体劳动的人”，而是“消费文化产品的都市潮流青年”，智慧山空间从被动的日常生活载体变成了文化身份的召唤者。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景观”（spectacle）是德波意义上的否定性的消费景观。也就是说，权力美 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周晓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导言”第9页。引自赛迪产业报告，来源网址：https:/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九年奋飞筑新城二次创业再起航、重庆“两江新区全面开启 二次创业”、江西“积极推动园区 二次创业”（来源均为人民网）等。当代都市生活想象与智慧山空间文化-83WENXUE YU WENHUALiterature and Culture Studies对于主体的控制与剥削不以福柯借用边沁环形监狱概念所描述的“随时可能被观看”的形式出现，恰恰相反，剥削来自主体的“观看”行为本身。通过观看，主体被异化为“观看的目光/注意力/流量”，认同于观看的对象并通过对象建构自身的欲望。（一）白领项飙在 全球猎身 中曾经这样描述在硅谷工作的印度互联网公司工作者：“与我们通常设想的大大相反，软件开发和软件服务是高度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在编程、测试和检错（排除程序设计中的错误)的阶段尤其如此。大多数被猎身到海外的印度IT工人正从事这些沉闷乏味、单调且收入偏低的所谓 驴活。”飞速扩张中的硅谷在全球招募“IT工人”以转移低技术含量附属工作的行为，正如互联网加速发展时期，在全国招募“互联网民工”以实现低技术工作“外包”的国内互联网企业。在智慧山工作的人，不是野心勃勃的、可以开辟新赛道完成“颠覆性创新”的创业者，而正是项飙意义上的“IT工人”，是“坐在办公室中的流水线工人”，他们承担着科技公司总部分担出去的一部分职能，并换取一份体面的薪水。这种状况是由智慧山的公司集群性质所决定的。智慧山的经营状况良好，虽然对于旗下入驻企业有严格的要求与决定性的话语权，但一直不缺候补入驻与想要参观学习的企业主。2022年，完美世界、搜房、北京中外建建筑设计有限公司、360等多家智慧山园区企业营业额过亿。与营业额形成对比的是，智慧山园区内企业呈现出鲜明的“天津分公司”特征。园区第一批入住的企业大概可以分为三类：互联网创业公司、以高校创业为主体的高精尖制造业、配套金融企业。而在这当中，只有天津象形科技有限公司（经营状态：吊销）是在天津成立的互联网创业公司。十年后的今天，智慧山产业集群已经形成稳定的规模，但“天津分公司”的性质并未发生改变。这样的企业入驻选择也印证了“创业主体”与“消费主体”之间的不可调和：智慧山似乎想要借用资本市场的投资行为来为互联网企业助力，从而达成投资方与企业双赢的局面，但是在风险评估问题上，这种投资又显得过于保守投资成熟企业在天津建立分公司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保证了利益最大化，同时在结果上拒绝了“孵化”行为。也就是说，这种“天津分公司”的布局在投资行为上讲是理性的，但并不利于智慧山成为企业创新的发源地。在智慧山工作生活的大多数人，就像米尔斯所描述的“白领阶层”那样，在资本主义再生产体系中依附于科层制的体系，为更大的体系打工，在获得较高社会地位和承认度的同时，并没有获得同旧时代企业主那样丰厚的报酬，他们没有安全感（家园）、没有身份（消费趣味），对权力极端服从，因此缺乏政治立场甚至干脆对政治缺乏兴趣。他们“除了那个塑造了他又企图将他控制在其异化目标之下的大众社会外 没有任何文化的基础可以依托。这种孤立无援的处境为印刷品、电影、广播和电视等流行文化提供了绝好的虚构素材。”正如我们在下一部分将要详细梳理的那样，白领阶层对于自由的逃避与对于时尚流行文化的追求助推了智慧山的社区化转型，并最终导致了其自身主体性的丧失。（二）“那山街区”转型智慧山在转型过程中使用了大量的“社区”元素，不再强调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的空间定位。2020年智慧山获批“滨海新区智慧山文化创意园”，并从这一年开始举办各式各样的青年文化“市 项飙：全球“猎身”世界信息产业和印度的技术劳工，王迪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7页。美 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第8页。二二三年 第二期WENXUE YU WENHUALiterature and Culture Studies-84集”。在这样的语境下，一家饭店如果生意红火，就会被称为“赢得了社区伙伴的民心”。智慧山的日常空间使用主体，似乎不再是那些曾经被寄予巨大期望的白领阶层，而是一群创造文化产品并以此为生的潮流人士（或者说潮流文化的创造者），他们热情好客，期待着所有客人的到来（并进行消费）。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更加能够理解智慧山在宣传视频中所提到的“城市文化会客厅”愿景。智慧山给人一种“深藏不露”的感觉虽然在表面上是普通且无聊的写字楼，但在各个角落处充满了令人惊喜的视觉刺激智慧山利用了由白领阶层形成的社区概念，但放逐了社区中最主要的白领阶层的“会客厅主人”位置，不由分说打开了他们会客厅的门。通过对于“社区”概念的挪用，智慧山的主体从白领阶层转换为本应处于“配套设施”位置的小商户，会客厅主人的目标从“出卖劳动力”转换为“卖出文化产品”。在这个过程中，智慧山几乎自然而然地构建了某种“家园”的形象，一种有关消费文化的、大众参与其中的想象的共同体，人们在这里以共同的消费品味为纽带，获得了归属感。这种形象经由互联网媒体（智慧山及其商家在大众点评、小红书等app上投入了大量的广告）的放大构成了有效的、对于都市消费者的召唤：“来吧，这里就像自己家一样。”（三）智慧山的顶层设计理性需要指出的是，智慧山并不遵循完全的商业资本逻辑，而是具有类似“城市中的乡土社会”的形态。当然，正如上文所说，我们所讨论的居民并非企业中出卖劳动力的白领阶层，而是作为空间实际主人的小商户。如果我们把后者比作“智慧山村”的村民，那么智慧山的公司法人代表及顶层行政部门则是这里的“城市乡绅”。雅各布斯在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 中曾经指出，在表面的人的理性之下，城市由资本驱动，以资本增殖为最终/唯一目的，因此良好的社区如果没有干预和控制就会由于资本的无限扩张产生“自我毁灭”的倾向本来繁荣、充满多样性的空间里，最赚钱的店铺不断扩张并形成垄断，吞并那些利润低却构成了社区多样性的店铺，于是多样性被打破，空间逐渐变得单一。尤其是像银行/保险这些不会对社区产生实际价值的公司，往往会出于保守的目的选择在这种已经发展好的地方立足并扩张，最终造成街区空间的衰败。与此相对的是，智慧山解决了资本盲目扩张的问题，保持了权力顶层的理性，保证了这里商户集群的多样性，不会由于资本理性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糟糕局面。与其说智慧山是商业集群，倒不如说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想象的“小企业主共同体”。智慧山对于入驻商家有严格的筛选标准（或者说，必须遵守某种“村规”）经营者要“有追求，不是纯粹营商赚钱；品牌有调性、产品品质有保障、出餐健康口味好；商铺空间有水吧休息区、空间装修风格舒适有设计感；善于或积极营销品牌”在这样的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中，每一家店、每一个店主都是“有故事”的比如“半半咖啡店”的主人林修毅是一个话很少但是技术精湛的“手艺人”，文具店“KOLOFO开乐福”则是2008年来中国的伊朗设计师“阿鲤叔叔”的梦想店铺等。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智慧山甚至参与了一些非常具体的事情“餐厅内有好大一束花”的“最美螺狮粉店”“三十三吉”，甚至店名都是智慧山决策层亲自确定的。来源网址：https:/ 简 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金衡山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引用自企业内部资料。当代都市生活想象与智慧山空间文化-85WENXUE YU WENHUALiterature and Culture Studies四平滑美学与文化身份召唤（一）平滑美学韩柄哲在 美的救赎 开篇向我们描述了一种统治当下流行文化的“平滑美学”：“平滑不会造成什么伤害，也不会带来任何阻力。它要求的是 点赞。平滑之物消除了自己的对立面。一切否定性（Negativitat）都被清除。”平滑是一种人造的完美状态，平滑的商品尽可能少地体现出人为加工的痕迹（就如同韩炳哲作为例子提出的苹果手机和杰夫 昆斯Jeff Koons 作品那样），人造品因为平滑获得了某种自然的特性，在平滑美学所支配的商品社会里，人与技术的关系彻底代替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而在这种关系中（和人一直在试图反抗自然、改造自然相比），商品要求人的顺从和不反抗，要求人们只发出一声“哇哦”的赞叹就足够了，因为这里是“一个供人享乐，拥有绝对积极性的世界，是一个没有痛苦、不会受伤、无罪的世界”。在这一节中，我们试图探讨智慧山何以是“平滑美学”的实践，其如何以消费行为为核心构建起了一个闭合的符号结构。具体而言，对于智慧山来说，一切有意义的行为都是收费的，其志在消除的“否定性”，就是那些“不买不卖”，甚至还会在路过时说一句“这有什么好逛”的人。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不买（咖啡、音乐现场和剧场门票）、不卖，那么他/她在这个街区里就会成为意义结构的“剩余”。作为例证的是，每当智慧山举办市集活动，一定会圈出明确的围墙并在入口处进行收费（这种行为保证了不会有路人指出市集本身“皇帝的新衣”的特征）；而我们在智慧山的宣传物料中，也几乎看不到以“不买不卖”姿态出现的“闲逛者”。需要指出的是，收门票的行为也意味着空间公共性的消失。场所的公共性并非与商业活动相抵触，相反，正如哈贝马斯（Jrgen Habermas）在 公共领域的结构性转型 中所指出的那样，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直接产生自咖啡厅这样的消费场景当中；切尔 克劳斯 奈特（Cher Krause Knight）在 公共艺术：理论、实践与民粹主义（Public Art：Theory,Practice and Populism）中也将商业广场视为公共艺术发生的场所之一，但智慧山收取门票的行为直接切断了公共性赖以生存的可及性（available）。同时，咖啡、啤酒市集在事实上压缩了咖啡厅和小酒馆的空间，人们不再可能在这样的消费空间中坐下彼此交谈，而只能以隔绝的方式分别观看作为景观的“中产阶级食物博览会”。（二）时尚作为盔甲在智慧山，所有的商铺店面都是以视觉景观的方式呈现出来的“美好生活样板”（比如之前提到的最美螺蛳粉店，再比如被称为“智慧山氛围感之王”的咖啡店“105 CAF&KITCHEN”）。饮食店面穿上文化的外衣，剧场和音乐现场以文化工业最典型的形式，空间内所有的符号都在使尽浑身解数唤起人们的消费冲动。在智慧山，一切都是“潮流”的、“时尚”的。乔纳森 克拉里（Jonathan Crary）在 知觉的悬置 中指出，时尚“是一个保护性的能指之盾，一个反射性的盔甲,被仔细地安排来掩盖社会的和心灵的柔德韩炳哲著：美的救赎，关玉红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1页。美国当代艺术家，以“气球狗”（Balloon Dog）等作品闻名。韩炳哲认为，杰夫 昆斯的作品“无需评判、解读、注释、自省和思考，并且刻意保持天真、平庸、绝对放松、卸下武装、忘记忧愁的状态，没有任何深度、奥妙和内涵”（德 韩炳哲：美的救赎，第3页）。杰夫 昆斯在2019年创下在世艺术家的成交价新纪录。德 韩炳哲著：美的救赎，第7页。需要说明的是，尽管白领阶层在这里出卖自己的劳动时间，但只要其没有将获取的劳动报酬用于消费，就仍然是的结构剩余。二二三年 第二期WENXUE YU WENHUALiterature and Culture Studies-86软之处”。当主体被异化为注意力，主体无法被整合为自文艺复兴以来的，笛卡尔式的观看主体，年轻人唯有披上时尚的外衣才得以确立自身“我是爱喝咖啡的，爱看脱口秀的”基于文化工业的休闲爱好成为整合自身的唯一方式，除此之外，“我无法回答我是谁”。导演李一凡在2019年的电影 杀马特我爱你 中描绘了“杀马特”们在东莞石排公园聚会的场景，他们聚在一起夸赞彼此的造型，讨论做头发和保养的技巧，交朋友或者谈恋爱。而在平时的生活场景中，这种打扮给人一种“强硬不好惹”的感觉，“这样子才不至于我很脆弱、很容易被人欺负，因为那种感觉太孤独了”。这与米尔斯对于白领阶层对于流行文化的渴望几乎是完全一致的。换句话说，在智慧山消费文化产品并借以界定自身的消费者，与“杀马特”们拥有相似的心理结构。不管在哪一种场景中，人们都是通过消费行为（而非自身在劳动中所处的位置）来界定自身。智慧山借由消费景观承担了其园区内的“意识形态建构”或者说“认同文化编织”的作用，使得这里的人们得以形成稳定感与认同感，这是对于白领阶层主体身份的征召，但同时也是对于白领阶层真实创伤的压抑。一方面，智慧山似乎顺应了“年轻人的需求”，呈现了如音乐现场、脱口秀俱乐部、咖啡店、生活方式用品店等诸多城市青年文化符号，给了年轻人“摆脱压抑，在上班之余尽情狂欢、尽情满足自己”的抵抗路径；但另一方面，这种消费只不过提供了一种抵抗的幻象，或者说一种抵抗的规定渠道你只能通过这种方式去抵抗，而不能通过其他的更加现实激进的方式去抵抗。（三）市集和山丘广场的竹子2023年1月，智慧山第一场市集活动以“咖啡年货节”为主题想要进入年货节需要购买门票，但天津并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年货节”需要顾客交费才能进入。“交钱”这个行为首先意味着获取视觉景观的主动性人们需要付出金钱才能拥有购买的权力。在年货节里，人们不是为了“买实惠”，而是“看新奇”，咖啡及周边产品仿佛是摆放在博物馆里的艺术陈列，“看商品”行为本身成为像度假一样的休闲体验，人们甚至不需要购买商品本身，只需要购买“买商品的体验”就可以了。在这个过程中，商品不再需要展现诱惑的姿态，它被膜拜，被供上神坛。需要指出的是，和东南沿海地区可以免费进入，甚至还有诸多促销方式的咖啡市集（如上海白玉兰广场“啡”常IN集、嘉兴月河咖啡市集、东莞市咖啡文化节等）不同，智慧山市集与其说是为了提振消费促经济，倒不如说是通过“认同文化编织”来保稳定。尽管天津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始终高于平均，甚至2022年在31个省份中排名第五，但就城市来说，天津甚至无法与东南沿海城市相提并论因此，居住在市郊产业园区的年轻人，几乎无法将精品咖啡文化当作速溶咖啡这样的普通日常品来消费。咖啡市集的目的与其说是卖咖啡，倒不如说是在贩卖“可以买咖啡的高消费人群”的想象性身美 乔纳森 克拉里：知觉的悬置，沈语冰、贺玉高译，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7年，第9394页。年货节活动信息来源：https:/ YU WENHUALiterature and Culture Studies份。尽管智慧山已经在不可调和的矛盾面前做出了选择，但这种召唤话语在白领阶层中间仍然是有效的。在智慧山生活的人，他们一旦接受了“白海青新”的指认，就接受了智慧山所提供的身份标签与幻想中的职场图景，认可了自己“互联网创新者”与“都市潮流文化消费者”之拼贴身份的召唤。这种想象身份的话语，是对于白领阶层真实处境的改写，也是对于其创伤经验的遮蔽。在这里生活的大部分白领阶层注定不能与核心岗位程序员一样获得令人羡艳的高工资，也无法在高度异化的科层制体系中获得自身的主体地位。智慧山的故事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不仅向我们展示了园区经济对于我国经济发展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和其自身的内生活力，也向我们展示着在这个过程中的个体困境。在这种意义上，“山丘广场”作为智慧山的转型结果以隐喻的方式向我们诉说着被放逐了主体身份的“白领阶层”的异化生存状态浙江安吉面积超过3500平米的竹子经过工业流程变成近35万片竹条，继而变成山丘广场的过程正是现代社会中人不再作为主体的隐喻。山丘的存在向我们不断诉说它不曾说出的内容在商业景观背后，组成那山的已经异化的竹子向我们展示着每一个在这里出卖劳动时间的个体的困境：深度介入科层制体系，却依旧需要假装自己在森林，假装自己可以从包裹自身的商业景观中重获主体性。（高迎进，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张清莹，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Contemporary Urban-Life Imagination and Spatial Culture ofWisdom HillsGao Yingjin Zhang QingyingAbstract：This article tries to get a glimpse of the internal operating mechanism and cultural generativestructure in the new urban space of domestic new technology industrial park,by analyzing thetransformation of Tianjin Wisdom Hills and“That Hill Neighborhood”.It can be seen clearly that thelandscape transformation of Wisdom Hills,characterized by smooth aesthetics,resulted from theirreconcilable anxiety between the“new intellectuals”and“consumers”.In this process,the planning forthe wholeness has taken the place of the human dominance.Hill Square,the result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Wisdom Hills,tells the story of the alienated living state of the“white collars”metaphorically.Keywords：New Technology Industrial Park;Wisdom Hills;Smooth Aesthetics二二三年 第二期WENXUE YU WENHUALiterature and Culture Studies-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