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抑或削弱：互联网使用与城市居民的政治获得感.pdf

在数字社会下，厘清互联网使用与城市居民政治获得感的关系是增强城市治理效能、提升民主政治发展质量的重要环节。基于2019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互联网使用对城市居民政治获得感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互联网接触和工具型使用显著提升城市居民的政治获得感，但娱乐型使用无关政治获得感提升；引入工具变量控制潜在内生性问题后，该结论依然稳健。社会信任和社会公平在互联网接触与政治获得感之间发挥遮掩效应，而社会公平则在工具型使用与政治获得感之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因此，全面提升城市居民在数字社会下的政治获得感，既需要重视互联网的政治价值、审视互联网泛娱乐化的去政治化后果，也有赖于通过营造清朗网络空间促进社会信任和社会公平，同时还需要提升居民数字素养，培育积极的互联网使用行为。关键词：互联网接触；互联网使用方式；政治获得感；社会信任；社会公平中图分类号：D668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5-9915（2023）04-0061-13DOI：10.16387/ki.42-1867/c.2023.04.006一、背景与问题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迭代升级，数字化延伸到社会各个领域，重塑着经济、政治与社会生活。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最新发布的第49次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12月，中国网民数量已经突破10.67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5.6%，人均周上网时长达到26.7小时。中国成为全球规模最大、应用渗透最强的数字社会，互联网应用和服务的广泛渗透建构起互联网政治新形态。一方面，互联网工具快速更新加快数字政府建设进程，驱动政务服务、政府监管、政府运行的快速数字化和智能化，帮助政府实现更加高效的社会治理。另一方面，公民可以通过互联网更方便地浏览政治新闻、获取政治信息、传播政治舆论、表达政治诉求、参与政治互动等，民众的政治参与途径更为通畅，参与方式更加多元。那么，日益广泛的互联网使用会对居民的政治生活感受和客观获得产生何种效应？民众的获得感会因为互联网使用提供的政治生活便利而得以增强，还是会因为政治生活空间被“侵占”、政治认同被消解而进一步降低？此外，在互联收稿日期：2023-05-08投稿网址 在线期刊：http：/ 40 卷第 4 期2023 年 8 月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Jianghan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Vol.40No.4Aug.202361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总第 40 卷网使用日益普及的情况下，互联网使用方式的差异究竟会给政治获得感带来怎样的影响？政治获得感是对政治生活主观感受与客观获得的综合衡量，是公众对客观政治生活参与度以及对国家整体尊严、荣誉主观心理感知的综合体。1它不仅是公民政治福祉的重要体现，也是检验中国民主政治发展质量的重要标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让亿万人民在共享互联网发展成果上有更多获得感。政治获得感作为获得感的重要维度，理应得到广泛关注和深入讨论。因此，厘清互联网使用对政治获得感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对于促进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和精准提升民众的政治获得感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二、文献与假设政治获得感概念建基于获得感，是公众对自身在政治生活中实际所得的主观感知，同样包含“客观获得”和“主观感觉”两个维度。政治生活不仅包含投票选举等政治权利的客观获得，还包含公众对国家政治系统的认同和政府权力运行感知等主观感觉。因此，政治获得感的相对完整评价指标体系包含国家认同获得感、正风反腐获得感和政治参与获得感。2实证结果显示，当前公众的政治获得感处于中等水平，且城市居民的政治获得感显著低于农村居民3。政治获得感作为新近出现的本土概念，当前学界关于何种因素会影响政治获得感尚处于探索阶段。互联网作为当今时代的“最大变量”和最重要的媒介形式，已经深度嵌入到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对公众的政治获得感势必会产生影响。（一）互联网使用与政治获得感：基于“互联网接触”和“使用方式”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深刻地改变了城市居民的政治生活，它以低廉的成本向城市居民提供了海量的政治信息，同时提供了大量的线上政治参与渠道。它极大地降低了城市居民参与政治生活的门槛和成本，也在相当程度上改变着城市居民对政治获得的预期和评价。“连接就意味着价值，而没有与互联网连接就很可能意味着被淘汰”。4这并不是说，互联网接入会自动给城市居民带来政治获得感，信息技术本身是中立的，不能被认为是固有的好或固有的坏。但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重塑了社会资源的分配，相较于没有接触互联网的城市居民，接触互联网的城市居民拥有更多的资源和机会。为了满足自身的需求，他们更可能充分利用这些资源和机会，并从中得到更高的政治获得感。据此，提出假设H1。H1：接触互联网能够提升城市居民的政治获得感。伴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网络应用的丰富，城市居民也会形成自身的使用偏好。多数研究将其分为工具型使用和娱乐型使用，前者以获取信息为主，后者以娱乐消遣为主。不同的使用方式导致了差别化的使用后果，具体而言：工具型使用能够满足城市居民对公共生活的信息需求，增加其政治知识，提高其政治兴趣，促进更多的政治参与，进而提升其政治获得感。娱乐型使用则可能导致城市居民疏离政治，减弱其政治兴趣，更可能带来城市居民对政府质量的负面感知，进而降低其政治获得感5。据此，提出假设H2a和H2b。H2a：工具型使用对城市居民的政治获得感有积极效应。H2b：娱乐型使用对城市居民的政治获得感有消极效应。（二）互联网使用影响政治获得感的内在机制：基于“社会公平”和“社会信任”现实生活中，部分民众在客观获得方面可能相差无几，却拥有截然不同的主观感知。究其原因，客观获得只是获得感生成的物质基础，获得感还会受到一系列心理认知过程的调节，政622023 年第 4 期治获得感也不例外。城市居民的政治获得感虽然以政治生活的客观获得为基础，但也会受到社会信任和社会公平等心理认知的影响和调节。互联网使用会引起使用者心理认知变化，进而间接影响政治获得感的生成。社会信任是提升民众获得感的重要保障6，高水平的社会信任有助于促进良性互动、降低交易成本，进而在政治生活中转化为对党和政府的高度信任，提升其政治获得感。社会公平是政治获得感生成的必然诉求，能否实现公平公正是民众对当代中国政治的信心所在。只有充分保障社会公平公正，才能防止获得感出现“钝化”。7-8在数字化时代，民众对社会信任和社会公平的感知很大程度上受到互联网媒体信息披露的影响。与报纸、广播和电视等传统媒体相比，互联网平台缺乏严格的信息把关制度，信息管控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滞后性，很多社会负面信息极易经由互联网加以广泛传播；同时，互联网对社会负面信息的过度聚焦又容易造成负面事件的“放大效应”，扭曲用户对社会真实状况的认知和判断。因此，相比没有接触互联网的城市居民，接触互联网者的社会信任、社会公平感更低9，11；这种负面感知可能进一步地对政治获得感产生不利影响。据此，提出假设H3：互联网接触通过社会信任和社会公平间接影响城市居民的政治获得感。H3a：互联网接触会降低城市居民的社会信任，进而削弱政治获得感。H3b：互联网接触会降低城市居民的社会公平感，进而削弱政治获得感。不同的互联网使用方式也会影响城市居民对社会状况的感知。一般而言，工具型使用以搜索信息、浏览资讯、学习知识为主要目的，能够帮助城市居民获取更多的社会信息，通过对繁杂信息的甄别判断来培育城市居民的公共理性，进而形成对社会现实较为客观、理性的判断和感知。娱乐型使用则没有这种作用，新奇事件、明星八卦、朋友晒图等娱乐信息无法让城市居民形成连贯理性的思维，判断力的下降使得他们更容易相信一些片面甚至虚假的负面信息，对社会状况的感知也显得更加消极片面。总而言之，工具型使用越多的城市居民，社会公平感和社会信任水平也更高，进而更有利于生成更高的政治获得感；娱乐型使用则相反。据此，提出假设H4和H5。H4：工具型使用通过社会信任和社会公平间接影响城市居民的政治获得感。H4a：工具型使用能够强化城市居民的社会信任，进而提升其政治获得感。H4b：工具型使用能够强化城市居民的社会公平，进而提升其政治获得感。H5：娱乐型使用通过社会信任和社会公平间接影响城市居民的政治获得感。H5a：娱乐型使用弱化城市居民的社会信任，进而降低其政治获得感。H5b：娱乐型使用弱化城市居民的社会公平感，进而降低其政治获得感。三、数据、变量与模型基于上述分析，利用全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建立基准线性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回归模型，探讨互联网使用对城市居民获得感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对研究假设进行统计检验。（一）数据来源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2019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简称CSS2019）。该调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实施，采取多阶段混合抽样的方法，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包括港澳台地区）进行抽样，使用CAPI系统对1869岁居民完成入户访问，最终获取有效样本10283份。结合研究主题，本研究只分析城市居民，最终进入分析的有效样本为5082个。聂伟，蔡培鹏：促进抑或削弱：互联网使用与城市居民的政治获得感63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总第 40 卷（二）变量1.因变量：政治获得感政治获得感是民众在政治生活中对自身实际获得的主观感知，涉及宏观中观微观政治生活三个层次，涵盖客观获得和主观感知两个维度。借鉴文宏2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本研究主要从宏观层面的国家认同获得感、中观层面的正风反腐获得感和微观层面的政治参与获得感进行综合测量，政治参与获得感聚焦客观获得维度，国家认同获得感和正风反腐获得感体现主观感知维度。结合可得数据，政治获得感的主要测量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表1政治获得感测量指标构建一级指标国家认同获得感正风反腐获得感政治参与获得感二级指标国家自豪感国民身份认同国家历史认同反腐落实感知信息透明感知依法行政感知媒体曝光意见反馈基层选举决策讨论集体行动具体测量题目我经常为国家取得的成就而感到自豪如果有下辈子，我还是愿意做中国人没有共产党，中国就会陷入混乱政府在廉洁奉公，惩治腐败方面做得好不好政府在信息公开，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方面做得好不好政府在依法办事，执法公平方面做得好不好是否向报刊、电台、网络论坛等媒体反映过社会问题是否向政府部门反映过意见是否参加过村（居）委会选举是否参加过所在村居/单位的重大决策讨论是否参加过线上/线下集体性维权行动选项赋值很同意=5比较同意=4不好说=3不太同意=2很不同意=1很好=5比较好=4不清楚=3不太好=2很不好=1参与过=4没参与过但愿意参与=3没参与过且不好说愿不愿意参与=2没参与过且不愿意参与=1数据来源于中国社会质量基础数据库（http：/ s Alpha系数为0.707，量表内部具有较高的一致性。经旋转后得到三个因子，分别命名为政治参与获得感、正风反腐获得感和国家认同获得感，共解释方差62.74%。根据解释方差的贡献率大小来看，政治参与获得感（28.06%）最大，正风反腐获得感（19.76%）次之，最后是国家认同获得感（14.92%）。为了得到一个整体的政治获得感变量，以直观体现民众的政治获得感水平，我们把三个因子的值分别乘以其方差贡献率，而后进行相加得到一个综合数值，即：政治获得感=28.06%政治参与获得感+19.76%正风反腐获得感+14.92%国家认同获得感。最后运用公式把政治获得感转换为1100之间的分数，便于后续模型的解释。642023 年第 4 期表2政治获得感的主成分因子分析项目国家自豪感国民身份认同国家历史认同反腐落实感知信息透明感知依法行政感知媒体曝光意见反馈基层选举决策讨论集体行动解释方差比例（%）政治参与获得感0.0580.0290.006-0.023-0.0080.0190.8080.8210.6730.8200.79228.06正风反腐获得感0.0570.0840.1150.8650.8040.866-0.022-0.0190.0500.035-0.03919.76国家认同获得感0.7260.7790.6890.0600.0620.069-0.030-0.0030.1190.0730.00914.92共同度0.4670.3850.5130.2480.3500.2450.3460.3250.5300.3210.37162.74注：Cronbach s Alpha=0.707；KMO=0.7772.自变量：互联网使用（1）互联网接触互联网技术是信息社会的基础，而接触互联网是进入网络空间的前提。尽管互联网技术极大地推动了信息平民化和参与大众化，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也给那些数字设备、技能、资源不足的城市居民带来难以跨越的屏障，由此形成数字鸿沟第一沟“接入沟”。本研究将这种技术接入差异称为互联网接触，通过题项“现在互联网比较普及，大家可以用手机和电脑上网，您平时上网（比如：用电脑或者手机看新闻、用微信等活动）吗？”进行测量，生成二分变量，将回答“上”赋值为1，“不上”赋值为0。（2）互联网使用方式随着硬件连接逐渐普及，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拥有同等的网络接入机会，数字鸿沟问题也开始从“接入沟”转变为“使用沟”。换言之，同等的接入机会并不意味着城市居民拥有同样的数字技能和使用偏好。城市居民不同的内容需求、数字技能和知识储备等，使得他们对互联网的使用方式产生差异。本文通过题项“您上网进行下列活动的频率如何”对城市居民的互联网使用方式进行测量，包括“浏览时政信息（比如：看党政新闻）”“娱乐、休闲（比如：玩网络游戏/听音乐/看视频/读小说）”“聊天交友（比如：微信等交友活动）”“商务或者工作”“学习教育”“网上购物/生活服务（比如：网购、外卖、地图导航、地图定位等）”六种方式，答案从“从不”到“几乎每天”共分为 6个等级，分别赋值 16。经检验，Cronbach s Alpha 系数为 0.654，适合进行因子分析。运用主成分分析法，通过最大方差法旋转，KMO值为0.738，抽取特征值大于1的两个因子，分别命名为“工具型使用”和“娱乐型使用”，总方差贡献率为54.61%。为了便于模型解释，我们将这两个因子转换为 1100之间的分值。从表 3可以看出，工具型使用主要包括浏览时政信息、商务或者工作以及学习教育等活动，娱乐型使用主要包括娱乐休闲、聊天交友、网络购物、生活服务等活动。3.中介变量（1）社会信任通过询问受访者对“现在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水平的评价”进行测量，答案从“非常不信任”到“非常信任”共分为 10级，分别赋值 110，分值越高，表示城市居民对社会信任程度的评价越高。聂伟，蔡培鹏：促进抑或削弱：互联网使用与城市居民的政治获得感65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总第 40 卷（2）社会公平通过询问受访者对“现在社会总体公平公正情况的评价”进行测量，答案从“非常不公平”到“非常公平”共分为 10级，分别赋值 110，分值越高，表示城市居民对社会公平程度的评价越高。表3城市居民上网活动频率因子分析项目浏览时政信息商务或者工作学习教育娱乐、休闲聊天交友网络购物/生活服务解释方差比例（%）工具型使用0.7520.6330.7000.204-0.0720.41827.98娱乐型使用-0.1980.3520.2900.6030.7800.61526.63共同度0.3950.4750.4250.5950.3860.44754.61注：Cronbach s Alpha=0.654；KMO=0.7384.控制变量根据以往研究，将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户口、政治面貌、家庭经济状况和社会经济地位等相关影响变量作为控制变量。性别、户口、政治面貌分别为二分类虚拟变量，分别以女性、农业户口、非中共党员作为参照组。年龄为定距变量。受教育程度、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收入满意度为定序变量，受教育程度包含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中专、职高、技校）、大专及以上四个层级，赋值14分；家庭经济满意度包含非常不满意到满意10个层级，赋值110分；社会经济地位包含下层到上层5个层级，赋值15分。变量的特征如表4所示。表4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变量政治获得感互联网接触工具型使用娱乐型使用社会信任社会公平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户口政治面貌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经济满意度样本数5802580144024402580258025800580257965791580258015801平均值63.6930.75850.90160.6826.216.5944.8020.4232.5670.5140.1252.3315.966标准误15.4990.24721.14118.4281.991.9214.4200.4941.0940.5000.3310.8972.351最小值10111118010011最大值10011001001010691411510（三）模型选择本研究的因变量和中介变量均为定距变量，研究使用多元线性回归进行分析。并通过温忠麟等12提出的新中介效应检验流程和统计效力更高的Bootstrap现代检验法13，验证互联网使用与政治获得感之间是否存在社会信任和社会公平的中介作用。此外，互联网使用与城市居民政治获得感之间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包括互联网使用与政治获得感的高低均可能同时662023 年第 4 期受某些遗漏变量的影响；政治获得感也可能反过来影响城市居民的互联网使用情况，即反向因果问题。为克服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本研究引入工具变量，进一步构建二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模型，以得到无偏估计。四、结果分析为了检验互联网使用对城市居民获得感的影响，首先，在控制变量基础上依次纳入互联网接触和互联网使用方式，建立基准线性回归模型，考察互联网使用对政治获得感的直接影响。其次，在基准回归模型基础上，纳入中介变量，建立中介效应模型，考察互联网使用对政治获得感的间接影响。最后，引入工具变量，建立工具变量模型，对统计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一）互联网使用对政治获得感的直接影响1.互联网接触与政治获得感在控制变量基础上，加入互联网接触，得到互联网接触影响政治获得感的基准模型（表5模型1）。模型1结果显示，在控制相关变量的基础上，互联网接触对城市居民的政治获得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互联网接触能够提高城市居民的政治获得感。与没有接触过互联网的城市居民相比，有互联网接触经验的城市居民政治获得感高出1.174分。在某种程度上，城市居民的政治获得感是从社会比较过程中生成的，互联网接触有助于加强或加快这种社会比较过程，进而提高互联网接触者的政治获得感。在纵向比较过程中（跟以前的自己比），互联网极大地发挥出教育功能，加快了个体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互联网信息丰富性和获得便捷性的交叠，使得个体更容易认识到自己享有怎样的政治权利，应尽怎样的政治义务。同时，互联网提供的信息自助检索选项，促使个体完成从“被动接受者”向“主动接受者”的角色转变。个体在信息搜索查阅过程中也逐渐提高信息甄别和掌握能力，进而增强自身参与政治活动的“有力感”。在横向比较过程中（跟社会的他人比），不同于现实世界，互联网不受地理空间限制，其极强的交互性建构出一个个公共的虚拟空间，更为频繁地促进公共辩论和问题传播，让来自不同地区、行业、社会阶层的网民进行互动交流。接触互联网的城市居民，在网络空间活动过程中会更经常地与其他个体进行对比，进而产生自身的政治获得感。因此，假设 H1 得到了初步验证。2.互联网使用方式与政治获得感在控制变量基础上，加入互联网使用方式，得到互联网使用方式影响政治获得感的基准模型（表5模型2和模型3）。模型2结果显示，工具型使用与城市居民的政治获得感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工具型使用得分每提高1分，城市居民政治获得感相应提高0.113分，这初步证实了假设H2。从使用难度上来说，相较娱乐型使用和参与网络社群，工具型使用门槛较高，它需要使用者具备一定的信息搜寻、阅读和甄别能力。也就是说，较高的工具型使用得分，意味着使用者具备较强的政治生活参与技能。此外，政治获得感的生成依赖城市居民在政治生活中所获取的各类信息。工具型使用得分越高，城市居民相应获取的信息越多，更有利于其政治获得感的生成。总体而言，城市居民工具型使用得分越高，表示其参与政治生活的技能愈加成熟、获取政治信息愈加丰富，更有利于形成较高的政治获得感。在以往的研究中，娱乐型使用被认为是“偷”走了城市居民参与公共活动的时间14，并不利于城市居民政治获得感的生成。但在本研究中，这种负向关系并没有得到体现。模型3结果显示，娱乐型使用与城市居民的政治获得感没有显著关系，假设H3并没有得到验证。这可能与聂伟，蔡培鹏：促进抑或削弱：互联网使用与城市居民的政治获得感67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总第 40 卷互联网平台上娱乐和政治的融合趋势相关15。在互联网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互联网平台上娱乐和政治的界限不再是泾渭分明，而是整体呈现一种模糊化倾向。网络的泛娱乐化倾向使得许多政治信息的传播都带有强烈的娱乐色彩，或是使用娱乐戏谑的方式进行包装，或是努力挖掘能满足受众娱乐需求的信息点。同时，部分城市网民（特别是年轻网民）是通过娱乐来构建自己对于政治的认识和理解的，这种界限模糊的倾向，也使得娱乐型使用与政治获得感的关系逐渐模糊。表5互联网使用对政治获得感影响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年龄男性（女性=0）教育程度政治面貌城市户口（农业=0）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经济满意度互联网接触（否=0）工具型使用娱乐型使用常数项N调整后的R2模型1：政治获得感0.014（0.018）1.632*（0.410）0.686*（0.258）3.404*（0.626）-1.151*（0.454）0.997*（0.256）0.576*（0.100）1.174*（0.579）54.16*（1.426）57760.033模型2：政治获得感0.047*（0.020）0.521（0.460）0.041（0.301）2.602*（0.680）-1.957*（0.516）0.479（0.294）0.651*（0.116）0.113*（0.013）51.85*（1.497）43900.050模型3：政治获得感0.0244（0.022）1.192*（0.465）0.900*（0.289）3.416*（0.681）-1.729*（0.519）0.649*（0.297）0.722*（0.118）0.008（0.014）54.23*（1.823）43900.032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p 0.1，*p 0.05，*p 0.01（二）互联网使用对获得感的间接影响机制1.遮掩效应：互联网接触对政治获得感的间接影响上述基准回归（模型1）结果表明，互联网接触对政治获得感具有显著的正向提升作用，总效应系数为1.174，那么社会信任、社会公平究竟在两者之间扮演着何种角色呢？根据温忠麟和叶宝娟12的新中介效应检验步骤，第二步需要检验互联网接触对社会信任和社会公平是否影响显著。表6模型4和模型6结果显示，互联网接触显著降低城市居民的社会信任和社会公平感知，效应系数分别为-0.306和-0.206，且在1%水平上显著。第三步检验社会信任和社会公平在互联网接触和政治获得感之间是否存在中介关系。模型5和模型7结果显示，社会信任和社会公平均显著提升政治获得感。但纳入中介变量后，与基准回归的总效应模型（模型1）相比，互联网接触对政治获得感的影响效应被“放大”了，影响效应系数分别为1.695和1.621。互联网使用对政治获得感的间接效应为负向，与直接效应的符号相反，同时互联网使用总效应系数的绝对值小于直接效应的绝对值。这表明互联网接触对城市居民政治获得感的积极影响会被社会信任和社会公平等变量所抑制。也就是说，社会信任和社会公平在互联网和政治获得感之间的作用机制并不是中介效应，而是遮掩效应，假设H3a和H3b未得到证实。为了进一步检验“遮掩效应”是否显著及其具体大小，运用Bootstrap法进行检验，结果显示社会公平和社会信任的间接效应系数置信区间均不包含 0，表明遮掩效应显著，遮掩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分别为30.75%和27.58%。682023 年第 4 期表6互联网接触对政治获得感的间接影响模型变量名称互联网接触社会信任社会公平控制变量常数项样本量调整后的R间接效应直接效应遮掩效应占比模型4：社会信任-0.306*（0.077）已控制4.891*（0.187）57760.097效应系数-0.5211.69530.75%模型5：政治获得感1.695*（0.569）1.701*（0.109）已控制45.83*（1.509）57760.076置信区间-0.821，-0.2490.474，2.806模型6：社会公平-0.206*（0.075）已控制4.787*（0.179）57760.116效应系数-0.4471.62127.58%模型7：政治获得感1.621*（0.563）2.175*（0.114）已控制43.75*（1.495）57760.097置信区间-0.796，-0.1430.444，2.569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p 0.1，*p 0.05，*p 0.01如何理解这种“遮掩效应”呢？城市居民对社会状况的主观感知，在很大程度上是媒体建构的结果16。作为数字时代最重要的信息媒介，互联网在影响城市居民社会信任、社会公平感方面发挥着不容小觑的作用。信息的爆炸式增长给“信息把关者”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直接弱化了“把关人效应”，这导致了很多现实社会中的阴暗现象（分配不公、权力滥用、坑蒙拐骗等等）经由互联网平台得以广泛传播。城市居民在使用互联网的过程中，更加容易接触到这些负面报道。在长期、反复、多次的接触下，这些负面信息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城市居民的社会信任和社会公平感。同时，互联网平台上的负面信息也会吸引使用者更多的注意力。已有研究也发现，受众在选择阅读网络新闻时更倾向于关注负面新闻。17因此，互联网平台上负面信息越多，城市居民在使用过程中对这类信息的接触就越频繁，就越不利于其形成高水平社会信任和社会公平感。此外，由于互联网信息纷繁复杂，使用者的注意力也愈加分散。在网络平台中，用户的注意力是一种稀缺资源，为了吸引使用者的注意力，获取更大的“流量”，互联网平台上的不良媒体通常会炮制惊人的标题以“博眼球”，或对社会公共事件断章取义。这种报道严重偏离事实真相，又易于挑动读者负面情绪，可能降低公众的社会信任感和公平感。较低的信任感和公平感降低了公众的国家认同感、正风反腐感知和政治参与，总体不利于政治获得感的生成。因此，在没有加入社会信任和社会公平变量之前，互联网接触对政治获得感的影响效应被遮掩了。一旦控制了互联网接触对社会信任和社会公平的负向影响效应，互联网接触对政治获得感的影响效应会显著扩大。2.中介效应：工具性使用对政治获得感的间接影响模型2和模型3基准回归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方式中只有工具型使用对政治获得感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总效应系数为0.113。娱乐型使用对政治获得感不具有显著影响，因而不再进一步检验其间接影响机制，假设H5a和H5b未得到证实。工具型使用是否通过社会信任和社会公平间接影响政治获得感？在总效应显著的基础上，接着检验工具型使用对社会信任和社会公平的影响，表7中模型8和模型10显示,工具型使用对城市居民社会信任和社会公平感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进一步检验中介效应，表7模型9和模型11显示，社会信任和社会公平对城市居民的政治获得感具有显著的积极效应，而且工具型使用的系数（0.108和0.101）相对于模型2聂伟，蔡培鹏：促进抑或削弱：互联网使用与城市居民的政治获得感69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总第 40 卷（0.113）有所下降，初步判定存在社会信任和社会公平中介效应。但是通过 bootstrap 法进行1000次重复抽样对中介效应检验发现，在95%的置信区间下，社会信任中介检验的结果包含0，表明中介效应不显著，假设H4a没有通过检验。社会信任中介检验的结果并不包含0，表明中介效应显著，具体来说，社会公平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比例为10.67%，假设H4b得到验证。由于互联网平台上“把关人效应”弱化，一些非官方媒体为了博取“眼球”往往不加核实就“抢发”不实信息，甚至捏造虚假的社会冲突信息，城市居民使用互联网时更容易接触到负面信息，这可能会对他们的社会态度产生不良影响。但是，经常利用互联网浏览党政信息或进行学习教育活动的城市居民会对社会现实有着更为准确的认识，他们的社会态度也会更加积极正面。尽管互联网打破了以往信息垄断局面，非官方媒体的迅猛发展满足了城市居民的部分信息需求，但是占据主导地位的仍然是官方媒体。换句话说，话语权仍然牢牢把握在官方媒体的手上，这类“主流媒体”的报道对象多是政府行为，意在展示政府建设和谐社会的坚定决心和全方位努力。这种正面积极的报道显然有助于建构城市居民对社会公平的良好感受。擅于利用互联网进行资料搜索和资讯浏览的城市居民，信息甄别能力也会越强，从而越能够减少不良信息的接收，并且对社会现实形成更为理性和正确的认知。因此，工具型使用得分越高的城市居民，越会觉得社会是公平公正的，这种社会公平感更有助于提升他们自身的政治获得感。表7工具型使用对政治获得感的间接影响变量名称工具型使用社会信任社会公平控制变量常数项样本量调整后的R间接效应直接效应中介效应占比模型8：社会信任0.003*（0.002）已控制4.468*（0.188）43900.104效应系数0.0050.108/模型9：政治获得感0.108*（0.013）1.688*（0.129）已控制44.30*（1.587）43900.089置信区间-0.001，0.0110.081，0.134模型10：社会公平0.005*（0.002）已控制4.503*（0.177）43900.124效应系数0.0120.10110.67%模型11：政治获得感0.101*（0.012）2.219*（0.137）已控制41.86*（1.586）43900.109置信区间0.005，0.0190.074，0.125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p 0.1，*p 0.05，*p 0.01。（三）稳健性检验基准回归结果显示互联网接触、工具性使用对政治获得感具有显著提升作用，但是未考虑潜在内生性问题，可能存在反向因果问题：政治获得感越高的城市居民，对信息的渴求都越高，可能越愿意接触和使用互联网，对互联网的工具型使用可能越频繁。为此，本研究引入工具变量对内生性问题进行处理。结合以往研究，选取年度通信支出和所在地级市平均网络使用状况、所在地级市居民互联网工具型使用状况作为工具变量。年度通信支出越多，越可能使用互联网，又不会直接影响政治获得感的生成；所在地市的平均网络使用和所在地市的工具型使用，这种“同群效应”分别会对居民的互联网使用和工具型使用产生影响，但不会对具体居民的政治获得感产生影响，上述变量较好地满足相关性和外生性的要求。首先，互联网接触、工具型使用一阶段回归的F统计量分别为353.4和267.2，均通过弱工具702023 年第 4 期变量检验，故认为模型不存在弱工具变量。其次，工具变量均通过豪斯曼检验，可以认为原先模型中的互联网接触变量为内生变量。综上可以认为，工具变量的使用是有效而且必要的。表 8 结果显示，引入工具变量之后，互联网接触、工具型使用对政治获得感影响系数分别为3.863和0.214，并且在5%和1%的水平下显著。在解决内生性后，互联网接触、工具型使用仍然能够提高城市居民的政治获得感，从影响系数的绝对值大小来看，工具变量的引入使得互联网接触的影响效应放大了3倍，工具型使用的影响效应为基准模型的1.89倍。这既表明了内生性问题的存在使得互联网接触和工具型使用的影响效应被低估，也进一步证明了研究结论的稳健性。表8互联网接触对政治获得感的影响（2SLS）：引入工具变量年度通信支出对数所在地级市的平均网络使用状况所在地级市的工具型使用均值互联网接触工具型使用控制变量观测数F统计量Hausman检验p值第一阶段回归互联网接触0.055*（0.003）0.514*（0.043）控制5782353.443工具型使用0.659*（0.392）控制4390267.227第二阶段回归政治获得感3.863*（1.752）控制57760.096政治获得感0.214*（0.056）控制43900.051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p 0.1，*p 0.05，*p 0.01。五、结论与讨论利用2019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城市居民互联网使用对政治获得感的影响效应及其内在机制，得到以下主要结论：首先，互联网接触和工具型使用显著提升城市居民的政治获得感，娱乐型使用对政治获得感不具有显著影响，在控制潜在内生性问题后，该结论依然成立。其次，社会信任、社会公平在互联网接触与城市居民政治获得感之间存在遮掩效应，换言之，互联网接触对政治获得感的积极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被互联网接触带来的较低社会信任和社会公平感所抑制。最后，社会公平在互联网工具型使用与政治获得感之间存在中介效应，即工具型使用提升居民的社会公平感，进而提升政治获得感。基于以上研究结论，以下三点值得进一步讨论：第一，互联网接触强化居民的政治获得感。技术与政治的关系是永恒的话题，技术与政治的互动也是向来存在的。当前关于互联网技术的讨论尤为激烈，原因在于互联网技术已然深刻影响了传统政治社会。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角度看，互联网技术对国家和社会都进行了赋权，即同时存在“赋能政府”和“赋权人民”的双重逻辑。一方面，国家积极拥抱互联网，利用信息化升级治理手段和方式，显著提高了感知社会态势、畅通沟通渠道、辅助决策施政等方面的效能，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都得到质的飞跃。另一方面，互联网发展带来权力的分化，尤其在信息、关系、行动等方面赋权公众。公众在获取公共信息、了解公共事务以及参与社会治理等方面更加便利，更加透明，更加平等。即使他们在接触条件、使用能力和知识素养方面存在差聂伟，蔡培鹏：促进抑或削弱：互联网使用与城市居民的政治获得感71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总第 40 卷距，进而导致了不同层次的“数字鸿沟”问题，但是总体来看，互联网的发展不仅使中间阶层和上层阶层受益，也有助于中下阶层努力改善政治福祉。本研究利用实证数据证明了互联网具有提升人民群众政治获得感的潜力，这种政治价值应当得到正视，并在今后的治理实践中深入探讨如何利用信息技术增强人民的政治获得感，进而巩固党的领导、防范执政风险以及发展民主政治。第二，娱乐型使用无关政治获得感。政治与娱乐的关系讨论一直贯穿于媒介发展过程中，而娱乐化也长期被视作消解政治权威、疏离公共事务、导致政治冷漠的重要原因之一。早在电视媒介时代，波兹曼就发出了“娱乐至死”的警告，他说道“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18。此外，帕特南用“独自打保龄球”来形容和概括美国社会资本的流逝，并将其部分归因为“时间替代效应”，即观看电视节目的时间挤占了原本用来参与社区活动的时间，进而加速了社会资本的下降14。随着信息技术的迭代发展，互联网与娱乐就像是两颗磁石，娱乐越来越成为互联网媒介的主要消费内容，互联网媒介的迅速发展也得益于娱乐的推动作用。有研究指出，这种高度去政治化会导致公众疏离政治生活，缺乏政治知识，更会带来公众对政府质量的负面感知，成为妨碍公众理解政治生活和政治过程的重要因素。5本研究发现，利用互联网进行娱乐型使用对政治获得感并无显著的负面作用，与既有研究结论有所出入。这可能与互联网平台上娱乐和政治的融合趋势有关。15互联网平台上政治信息的传播一定程度上受到泛娱乐化倾向的影响，或是带有浓烈的娱乐色彩，或是使用戏谑、娱乐等方式进行包装。与此同时，部分互联网受众也在娱乐化过程中构建自身的政治理解，以及通过娱乐的方式参与政治活动，比如2019年“饭圈女孩为国出征”事件。这种泛娱乐化倾向模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