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聚焦”到“延展”——唐宋时期西南民族关系的多维研究与反思.pdf

2023 年第 4 期125从“聚焦”到“延展”唐宋时期西南民族关系的多维研究与反思段丽波 杨泽宇a摘要：唐宋时期西南民族关系是西南边疆民族关系的历时性呈现，也是中国古代民族历史的区域性场景，在西南民族从“多元共存”到“渐趋一体”的发展进程中，其上承魏晋之分散格局，下启元明之合流动势，起到由表及里的“分化整合”再到“重组融合”的关键性过渡作用，受到学界的关注，亦不乏专门性质的学术研论。在族群关系活跃与政权博弈频发的唐宋西南边疆，民族之间持续进行的“交往交流交融”，成为民族关系研究的“一元内核”；“唐宋时期”与“西南边疆”则共同构成研究的“时空双重维度”；其中呈现出政治、经济与文化之“三层结构”，是西南民族多样的社会图景与历史关系的具体面向。在从“聚焦”到“延展”的渐进视角中爬梳唐宋时期西南民族关系研究的相关成果，既有益于廓清西南古代民族关系史的发展理路，也可为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自在发展的内在机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牢路径提供坚实的学理基础。关键词：唐宋时期；西南地区；民族关系；多元一体；交往交流交融中图分类号：K28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8691（2023）04012513中国西南诸民族聚居共生、往来流动的历史古来有之，其交往交流交融之族际互动亦始终伴随各民族“同源异流、异源同流、异源异流和多元合流”之起源、发展与变迁，成为西南民族关系史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从中国西南民族由“多元”向“一统”的发展逻辑理路、“传统”到“现代”的过渡转型分析，唐宋时期的西南民族关系，上承秦汉魏晋数百年以来对西南地区的积极经略及对“西南夷”族群的渐进认知，下启元明清盛世将西南边疆纳入王朝行省版舆之后的“统一”辖理和“一统”格局，在以交往交流交融为内核的西南古代民族关系中，起到极为关键的历史枢纽作用，由此呈现出的“唐宋历史之时段性”“西南区域之独特性”和“民族融合之复杂性”，更是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专注于西南边疆史地与民族史之学者们的重视。目前，得益于老一辈学人精治西南民族史、边疆史和区域史之学问的开拓奠基之功，以及承继学者们辟新求索的持续关注与深入努力，学界对唐宋时期西南民族关系研究的热度不减，取得丰硕的高质量成果之余，仍有部分尚未言及且止于细研的学术空间值得进一步开掘。本文附骥前贤，尝试将已有研究著述，按照从“一元聚焦”至“多维延展”的递进分类模式进行归纳与整理，并基于论著内容之诠释和阐发，展开知识总结和经验反思，以祈回溯旧识、展望新知。厘清唐宋时期西基金项目：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唐宋时期西南民族族际交往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研究”（项目号：21BMZ121）和云南大学新一轮“双一流”建设项目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项目“中华民族史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段丽波，女，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西南民族史、南方民族历史文献研究。杨泽宇，男，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西南民族史、历史文献学研究。126南民族关系的生成规律与发展历程，有益于建构中国民族发展史、关系史的西南范式，并以此为研究契机，加深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现实理解和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认知。一、“交往交流交融”：唐宋时期西南民族关系研究的“一元内核”民族间之交往交流交融为历代民族关系中最基本之交际形式，自然也是当下民族关系史研究的一个主要学术发起点，其蕴涵不同民族之间，从遥闻其俗到渐趋熟知、从试探接触到频繁往来、从彼此对峙到调和融洽的民族关系之复杂性、多样性和兼容性，同样是唐宋时期西南族群之间互动与共融的本质特征和核心要义。唐宋时期西南民族关系研究的交往交流交融视野，实质上是通过西南区域历史发展的整体性，来把握同一族群内部或不同族群之间，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关系发展史和文化变迁史，并可依据民族属性进一步界定研究内容为“少数民族间之关系”和“汉族与少数民族之关系”两种主要论域。（一）少数民族之间的族际关系研究揆诸前人成果，历史上西南少数民族之间的互通关系，是西南民族史研究的热点与趋势，其中不乏集中于唐宋时段的讨论。方国瑜的唐代初期洱海区域的部族一文a认为，唐初洱海周边的诸部族，在相互交往交流中不断进行竞争与实现自身发展，为南诏进一步完成合六诏为一体的扩张事业，奠定了局部性统一的坚实基础。方先生根据对族称、族名以及南诏大理国境内政区名称的民族语言学考证，诠释了洱海区域民族融合与发展的历史现象，言明被视为南诏国、大理国主要民族的封人，或谓曰白人、僰人之群体，实际上是南诏时期洱海地区民族融合的产物，指出洱海地区作为南诏国与大理国王族的发迹地，是政权之根基、统治之核心，更是在同西南其他民族进行联系时起到枢纽作用的中心地带。杨福泉对纳西族和藏族民族关系梳理力著纳西族与藏族历史关系研究b，基于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结合的多学科视角，专论纳西族与藏族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该著关于唐宋时期纳西族与藏族之民族关系的阐述分散在各个章节，从政治、贸易、宗教和民族融合之诸多方面，重点详述唐代在滇西北、川西南和藏东南交界区域两大族群相生、共融、整合、交往的波澜起伏之历史进程，一定程度上充实了唐宋时期民族发展史和关系史的探索空间，也为区域民族史研究提供了一个以供参鉴的范本。杨宗亮的唐宋时期滇东南、桂西南的民族关系一文c，将唐宋时期民族关系相对复杂的滇东南和桂西南两地，锁定为西南族际互动中的一个整体区域，认为唐宋时期滇东南、桂西南的民族关系在地缘政治、政治角逐与权力博弈等因素之影响下，呈现出鲜明的区域个性与时代特征。董春林的生熟无界：羁縻政策视域下的族群互融以宋代西南民族地区为例一文d，认为宋人以对中原王权的认同、归化与向汉族政府赋税纳租为族群分类标准，将西南少数民族划分为“生蛮”与“熟蛮”的民族认知模式，以此说明宋代生活在西南边疆的族群，由于接受羁縻制度与“王化”熏染的深浅程度有所不同，故宋人眼里无形之中构筑起一种以“汉化”识族群、以“认同”分彼此的相对模糊之文化界限。笔者近年来一直专注于西南古代少数民族源流史、关系史方向的研究，对唐宋时期南诏国和大理国境内氐羌系统各族群之间以交往交流交融为主体内容的民族关系，有着详细的爬梳和缜密的考证，形成一系列面向丰富之成果。在厘定史料、多元论证的基础上，对与氐羌有源流关系的各民族之互动关系展开逐一探究。南诏时期的乌蛮 隋唐时期乌蛮的民族关系 宋元时期中国西南乌蛮的民族关系 分化与发展：南诏大理国时期的东部乌蛮是关于西南乌蛮民族关系史的专题研究；唐宋时期的徙莫袛蛮a方国瑜：唐代初期洱海区域的部族，林超民编：方国瑜文集（第二辑），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 年，第 4279 页。b参见杨福泉：纳西族与藏族历史关系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17 年。c杨宗亮：唐宋时期滇东南、桂西南的民族关系，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 年第 1 期。d董春林：生熟无界：羁縻政策视域下的族群互融以宋代西南民族地区为例，广西民族研究2016 年第 6 期。2023 年第 4 期127力图揭示徙莫袛蛮之族际关系；南诏时期的寻传蛮南诏时期的施蛮与顺蛮南诏时期的麼些蛮南诏时期的和蛮a则依次廓清南诏国治下寻传蛮、施蛮、顺蛮、麼些蛮、和蛮之发展历程、社会生活与历史关系。这些研究成果不仅以历史人类学为切入点，尝试对西南氐羌系统民族内部结构、地域分布和社会发展进行新解；而且立足交流史视角，讨论研究对象同中央唐廷、宋室和地方南诏、大理的官方性联系，以及与共源或异源的其他少数民族在经济、文化上的社会性交际，扩充了西南民族史研究之视阈，“也可以为人们了解中国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提供一些生动案例”b。（二）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中原王朝与西南少数民族地方政权间，所形成地缘上的“中央边地”及政治上的“统属对峙”之互动模式，是历代民族史研究的重要面向，而西南地区内部汉族与其他民族的交往关系，却由于种种因素易被忽漏。尽管如此，方国瑜、陆韧、方铁等前辈还是在西南汉族史研究上颇下功夫，为唐宋西南民族关系史做出了一定的填充与补漏。方国瑜的唐、宋时期在云南的汉族移民c是较早研究唐宋云南汉族移民史的杰作，不仅涉及云南汉族发展史与汉、夷民族关系的研究，而且前瞻性地探讨了民族交融的区域性对历史发展整体性的现实价值。在唐宋至元代云南汉族的曲折发展一文d中，陆韧认为唐宋时期云南汉族由于在人口比例上处于夷多汉少的劣势，难以形成大规模独立聚居且具有文化凝聚力、历史认同感、社会向心性的强势力量。出于立命和生存的现实需要，唐宋时期云南汉族的发展，从整体上看凸显出渐融于白族的“夷化”趋势。方铁在西南边疆汉族的形成与历朝治边一文中，指出历代以来西南汉族社会发展存在的持续性、连贯性、融合性、共生性等显著特点，同样适用于唐宋西南地区民族关系的研究，并且从汉族移民的视角分析历代王朝的开边政治与治边策略，颇具新意。e吴静、张友谊的西南地区僚族与汉族的融合及意义一文f，解构了中国古代西南地区以百越为主体衍化出的“僚族”与汉族之交融关系，认为僚人被汉族逐渐涵化的融合，基本上于唐宋之际最终完成。同时，该文着眼于中华民族发展整体性的历史轨迹，认为古代西南汉、僚关系是中华民族发展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为研究区域民族关系史之于中华民族发展史的历史贡献，提供了一种辩证思路。总的来看，民族间之交往交流交融是历代民族关系的基本特质，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最为普遍的互动模式，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各民族在“历史现实”间的共联逻辑与“个体群体整体”演进的扩展理路。梳理唐宋时期西南民族关系，“交往交流交融”作为相对基础的研究视角，在内容上呈现出“一元性”的特征，而这种“一元性”也根据具体之民族属性，进一步分解出“少数民族内部关系”与“汉族与少数民族之关系”的讨论范域，论证更加细致，方向更为精专，成为“一元内核”之中的“二元内涵”。当然，“交往交流交融”视域下的民族关系史研究，也应意识到既有上述聚焦式的专题探究，也有理论性的总结概述，相对于前者，后者往往于各种因素纵横交织而成的历史关系链中，抽丝剥茧地解构a笔者关于中国西南氐羌民族关系史的相关研究成果主要包括：南诏时期的乌蛮，思想战线2013 年第 6 期；隋唐时期乌蛮的民族关系，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 4 期；宋元时期中国西南乌蛮的民族关系，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5 期；分化与发展：南诏大理国时期的东部乌蛮，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6 期；唐宋时期的徙莫祗蛮，思想战线2016 年第 6 期；南诏时期的寻传蛮，学术探索 2014年第10期；南诏时期的施蛮与顺蛮，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 3 期；南诏时期的磨些蛮，思想战线2014 年第 5 期；南诏时期的和蛮，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 5 期。b段丽波：南诏时期的施蛮与顺蛮。c方国瑜：唐、宋时期在云南的汉族移民，云南大学学报1957 年第 1 期。d陆韧：唐宋至元代云南汉族的曲折发展，民族研究1997 年第 5 期。e方铁：西南边疆汉族的形成与历朝治边，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2 年第 4 期。f吴静、张友谊：西南地区僚族与汉族的融合及意义，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3 年第 2 期。128并提炼出民族往来互动的现象、规律与经验。如方铁云南古代民族关系的特点及形成原因一文a，分析唐宋时期云南地区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实际上是通过文化、血缘、生产方式的汇融，实现本土民族接受外来移民的调适过程，符合西南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总体历史趋势。杨林兴在其博士学位论文 云南民族关系的历史形成与现实发展b中提出，云南与中原的关系以多样形式萦绕在官方与民间的往来中，并进一步阐明南诏国和大理国时期，云南境内族群关系及与跨境民族之关系研究的政治制度史和文化交流史视角。二、“时间与空间”：唐宋时期西南民族关系研究的“双重维度”时间上的纵向维度和空间上的横向维度，共同构成中国历史发展整体进程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两大要素，是史学研究最基本且最关键的治学门径。历代史家对历史时空观的文本书写与逻辑表达都极为重视，一方面，在时间整合上形成以“通史”和“断代史”为初始内容的史书编纂体裁；另一方面，基于“内地边疆”和“中央地方”双边的空间视域，开辟出区域史、地方史、边疆史的研究蹊径。作为民族关系史研究的重要分支，探讨唐宋时期西南民族关系，自然也要符合中国历史研究的时空特性，既强调传统历史文本在“会通”与“专精”之间相得益彰的配合与兼顾，又考虑西南地区在历史上的区域性与地缘上的边疆性，共同书写唐宋时期西南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与民族关系的复杂性。（一）时间之维：“会通”与“专精”之间的历史书写“会通”为“通史”之属性，“专精”是“断代史”之特征，几千年来，“会通”与“专精”之编纂模式不拘一格，凭借各自之优势特点合力著史，引领中国传统的史学研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民族关系史的研究也不例外，“通史”论著去小言大，勾画中国历代民族关系史发展的久远宏图，“断代史”著述则由细及粗，专门探索某一时段民族关系史的全方位图景。因此，唐宋时期西南民族关系的研究，既能嵌入“通史”的“会通”研究中，发现唐宋时期西南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整体性规律，其本身更是专精于西南一隅的“断代民族史”之讨论范畴。1.中国民族史通论中的唐宋时期西南民族关系作为国内中国民族关系史通论性研究的开山之作，翁独健主编之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一书c，首次以民族关系和族际交往为视角，论证中国历代各民族之间相互依靠、彼此依存的历史事实，展现历史上中华民族丰富、生动、多样的生活面向和交往方式。有关唐宋时期西南民族关系，该书重点揭示了西南少数民族与中央政权在政治上或统属或对峙的多变关系，诸多发生在南诏与李唐、大理与赵宋之间的重大历史事件始末也贯穿全书之中，形成完整的政治关系史的研究链，集中反映唐宋时期西南民族发展的政治走向。该书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论证也极富新意，特别是关于西南少数民族政权与周边政权之战和关系、西南汉族与其他民族之互动融合等问题的讨论，可资之处颇多。民族关系史是民族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老一辈学者的指导与年轻学人的发力下，形成几部秉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以“中国民族史”或“中华民族史”冠名的鸿篇巨著，力求廓明中国境内各民族从单一族群到多民族共同发展、共至繁荣的历史主线，释清中华民族在整体性的发展历程中兼顾历时性与共时性的显著特点。其中，江应樑与王钟翰分别主编的两部中国民族史以及尤中的中华民族发展史便是极具代表性的中国民族史的通论性作品。江应樑主编的中国民族史d和王钟翰主编的中国民族史e，被誉为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民族史学界的“学术双璧”，其出版发行更是 1949 年以来，中国民族史研究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探索与a方铁：云南古代民族关系的特点及形成原因，社会科学战线2013 年第 7 期。b参见杨林兴：云南民族关系的历史形成与现实发展，博士学位论文，云南大学，2015 年。c参见翁独健：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年。d参见江应樑：中国民族史，北京：民族出版社，1990 年。e参见王钟翰：中国民族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年。2023 年第 4 期129新跨越。江应樑之中国民族史以历代王朝之兴衰为时间线索，逐代揭示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境内各民族发展的史实与规律，对于唐宋时期西南民族关系的研究，集中在林超民主笔的第四与第五篇，第四篇为隋唐时代的民族史研究，专设有“南诏”一章，着力叙述唐王朝与南诏之间时附时离的政治关系；第五篇为宋辽金时期的民族史研究，西南诸族是其中一项专题，梳理出宋王朝与大理国之间尽管在政治区划上存在互不统属、独立发展的事实，却在经济、文化方面长期保持着密切之交流关系。同时，对民族关系史的专题研究，提出民族关系史为中国民族史的重要研究支系、专研中国民族史对云南民族史和西南民族史的必要性作用、立足于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阐述民族融合与同化的历史趋向性，等等。这些观点时至今日置于唐宋时期西南民族关系的研究之中，都是一种有益的学术探索。王钟翰之 中国民族史在以王朝史为历史纪年的记述方式下，强调影响民族发展与民族关系的重大历史事件，按照王朝与民族之自身发展规律的文本情景，将中国民族史划分为七个时段，其中第四编之第四章和第五编之第七章专述唐宋时期西南地区的民族关系，梳理了以乌蛮为主体的彝族先民与以白蛮为主体的白族先民在西南地区建立政权、驰骋边疆二百余年的历史。值得强调者，乃王钟翰之中国民族史将中国民族史研究的理论性问题和“多元一体”的民族动态发展理念，融入对历史事实的讨论中，该视角也提供了一种整理唐宋时期西南地区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历史关系的路径。尤中之力著中华民族发展史a，对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展开多面向论述，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寻根溯源，发掘蕴涵在“多元一体”格局背后，兄弟民族之间和谐共处、协调发展的传统基因与悠久记忆。在尤先生看来，唐宋民族史研究不能绕开国家疆域由统一到分裂再到局部统一的整体历史进程。从国家力量与政权制衡的角度考量，唐宋时期西南民族关系研究的主要范畴之一，其实也是中央王权与地方政权之间的较量。2.断代民族史专著中的唐宋时期西南民族关系以正统王朝出现之先后为时间顺序编著的中国历代民族史丛书，是断代民族史研究的代表。其中，卢勋、萧之兴等人之隋唐民族史b与陈佳华、蔡家艺等人之宋辽金时期民族史c则是唐宋民族史研究的专论，其全面、系统地展示了唐宋之际中国民族关系跌宕起伏的历史进程，颇有益于唐宋时期西南民族关系的研讨。隋唐民族史细致介绍了隋唐时期世居于中央王朝西南边陲的牂牁蛮、南平僚、剑南诸僚、南中诸族等民族的源流史、关系史与社会生活史，并专门梳理唐代由南中诸族中的乌蛮建立的南诏国，在政治上的崛起、兴盛与消亡，在经济文化上的多元发展与精彩呈现，以及与唐室之王朝兴亡基本趋同的历史轨迹。宋辽金时期民族史对西南民族的描述主要集中于探讨大理国及其治下诸民族之层面，从论其建国的核心力量白族之形成、大理国兴亡之始末，再到境内各民族之基本概况及大理国对内、对外的民族政策，等等，展示出大理国政治制度、经济发展和民族关系的社会全图景。相较于通史类型的民族史文本，断代民族史不必过多受篇幅与内容的限制，可以更加专注于对某一朝代的民族族源、族群分布与族际关系的论说。尽管无法像通论一样，可以立足于历史长时段，勾绘中华民族发展之延展性与持续性的整体规律，但断代民族史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历史书写中多面俱到的可能，显示出叙事上更精专、内容上更详尽、方法上更多样、形式上更完善的风格特点，而这也恰是通论不及之处。当然，唐宋时期西南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问题，也都贯穿于断代民族史之中，把握住民族关系史研究的基本内容，相对系统、周详地深描出唐宋时期西南民族历史与文化的多元风貌。（二）空间之维：区域民族史与边疆史中的西南叙事作为一个曾在长时间存在于国家边地，并有过独立发展经历的区域，中国西南在地理上、历史上和区划上，都呈现出整体意识较强、“自治”程度较高的地域特点。与此同时，从国家疆域统一的地缘现a参见尤中：中华民族发展史，昆明：晨光出版社，2007 年。b参见卢勋、萧之兴等：隋唐民族史，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 年。c参见陈佳华、蔡家艺等：宋辽金时期民族史，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 年。130实和正统王朝的行政区划分析，中国西南兼顾“中央与地方”视角下地方社会之区域性和“中心与边缘”情景下边疆历史之独特性，这种基于“区域”与“边疆”的双重属性，也对该区域内民族历史关系产生了相应影响，故在学术上延伸出以区域民族史和边疆史为视角的唐宋时期西南民族关系研究。1.西南民族史对唐宋时期西南民族关系之专述目前，将中国西南地区视作整体区划，深入研究其内部民族历史与族群关系的西南民族史之学术成果，相当丰硕。其中，专述历史上西南地区民族关系的代表性著作主要有王文光、龙晓燕等之中国西南民族关系史a和刘复生的西南古代民族关系史稿b。中国西南民族关系史是研究中国古代西南民族关系之力作，聚焦民族关系的特定视角，从以自然融合为主流的西南民族交融的基本趋势中，开掘西南地区各民族历史上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多元图景。关于唐宋时期西南民族关系的介绍，主要依据南诏国、大理国地方政权的国内外民族关系进行论述，既重点厘清西南少数民族政权与中央王朝的民族关系，也涉及民族政权对国内民族的治理、与周边国家及部分民族群体的关系等。同时，书中精炼总结出以“分布上的大杂居与小聚居”“政治上的多元一体性”“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经济上的互补性”与“文化上的多元交融”为内容的中国西南民族历史关系的五大特性，对细化探究唐宋时期西南民族关系而言具有极大启发。西南古代民族关系史稿在区域民族史研究的基础上，探讨古代民族关系史中的“西南类型”，并尝试以中华民族共同体为历史主线，深入发掘西南古代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内容，扩展民族关系政治、经济、文化的研究视野，进一步忖量西南民族关系史在方法论、认识论与价值论上的诸多问题，被诸多学者誉为目前西南民族关系史研究最前沿、最完善的新成果c，把对西南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提升到一个新高度。是书第六章专门讨论唐宋时期的西南民族关系，从内容上看包含“南诏与唐朝的关系”“五代时期西南民族与诸国的交往”“大理国与宋朝的关系”“宋代的西南诸族”和“茶马贸易与锦马、盐马贸易”五个部分。作者“以问题研究和族群流变为导向，而非以朝代更替为限阈”d，言人之未言，述人之未述，勇于发表新解、另辟新路，为进一步研究唐宋时期西南民族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不限于此，经过西南各省民族史学者笔耕不辍地勤恳专研，形成的贵州古代民族关系史 云南民族关系简史 云南民族关系的历史与经验广西民族关系的历史与现状e等分域解构西南民族历史互动关系的学术论著，亦值得关注。另外，尤中的中国西南民族史f一书在论及唐宋西南边疆经略史，多民族集合体的南诏国、大理国之兴衰史及对外关系史之余，较为全面地介绍了隋至宋代西南地区各民族历史的族属源流、具体的分布格局与现实的生活现状。王文光、朱映占等著之中国西南民族通史g，也是近年来区域民族史研究的代表性著作之一，全书历史视野长、承载体量大，按王朝史的时间线索条理清晰地厘定历代西南民族关系，其中从政治关系史的基本理路中，发现西南民族之间的经济交往史、文化交流史和族群交融史，并专门论及五代时期由中原王朝分裂出的割据政权与西南民族之间虽弱尚存的潜在关联，为其唐宋时期a参见王文光、龙晓燕等：中国西南民族关系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年。b参见刘复生：西南古代民族关系史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 年。c目前学界对西南古代民族关系史稿一书的评介主要包括：段玉明：西南民族关系史研究的典范之作，中华读书报2021 年 4 月 28 日；黄纯艳、潘先林：古代民族关系史的“西南类型”基于西南古代民族关系史稿的思考，中国史研究动态2021 年第 6 期；建红英：中华民族共同体视阈下民族关系史的新开拓西南古代民族关系史稿读后，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1 期。d刘复生：西南古代民族关系史稿，“绪论”，2020 年，第 10 页。e参见侯绍庄、史继忠、翁家烈：贵州古代民族关系史，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1 年；杨德华：云南民族关系史，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1 年；张刚、伍雄武：云南民族关系的历史与经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年；黄成授：广西民族关系的历史与现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 年。f参见尤中：中国西南民族史，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 年。g参见王文光、朱映占等：中国西南民族通史，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5 年。2023 年第 4 期131西南民族关系研究的亮点。2.边疆史对唐宋时期西南民族关系之涉猎西南边疆的历史研究主要涵盖“国家”和“地方”两种视野。“西南边疆的国家视野”，是指中原王朝的边疆经略史，侧重于厘定中央王朝与西南边疆政权和民族在政治上的关系；“西南边疆的地方视野”，是立足于发生在西南边疆的重要历史事件，更加注重对中国西南地区境内族群的自在流变与政权之间更始过程的研究。如果以唐宋时期西南地方性民族政权为参照中心，“西南边疆的国家视野”实为外向型的观察向度，研究南诏国、大理国之对外关系；“西南边疆的地方视野”即为内向型的分析面向，研究南诏国、大理国之对内关系。当然，两种西南边疆研究视野，在特定的历史事件中也是互通的，尤其是在民族历史文化的考察上，共同形成民族关系史研究的边疆视角。在“国家边疆”的研究视野中，关于唐宋时期西南民族关系，虽无专门著作进行讨论，却在一些与西南疆域沿革史相关的论著中略有呈现。如尤中中国西南边疆变迁史a和方铁西南通史b即基于“中原与边疆”之间的政治视角，展开对西南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问题的探究。中国西南边疆变迁史以中原王朝的政治活动为中心，分析唐宋时期西南边疆的治设情况与政区规划，并将视角进一步由“西南边疆”推向更加边缘化的“西南边疆之边境”，对南诏国、大理国与南亚、东南亚的族群、国家关系从疆域变迁视角做出探索。西南通史是目前学界整理和记述西南史实较为完备的区域性通史研究，相关内容着眼于唐宋王朝在西南的政治活动，不仅解读了唐宋封建统治者眼中的西南地区，而且阐明了南诏国、大理国政权在唐宋史研究上的重要地位。关于唐宋时期西南民族关系史从“地方”到“边疆”的研究视域者，主要成果包括美国学者查尔斯 巴克斯所著南诏国与唐代的西南边疆c、方国瑜的云南地方史讲义d、王丽珠的南诏时期大理地区的民族和民族关系e以及陈斌的南诏国大理国内外关系南诏国大理国民族关系史f。南诏与唐代的西南边疆的译者林超民教授认为，该书为第一部用西方语言写成的全面论述唐朝和南诏关系史的学术著作。是书以介绍唐与南诏王朝的相互关系为主线，发散性地论述了该时段内相对关键的历史事件，充实了唐代西南边疆、民族关系和地缘政治的研究。云南地方史讲义将唐宋王朝经略云南的历史统称为“边州”时期，认为南诏国、大理国视唐宋王朝为政治上之正宗、经济上之依仗、文化上之榜样的历史事实，证明唐宋王朝与西南边疆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从政治史视角解读了唐宋时期西南边疆与民族的多元格局。南诏时期大理地区的民族和民族关系一文介绍了在南诏政权统治之下，作为王畿机要之地的大理，是白、彝、傈僳、阿昌、苦聪、拉祜、汉七种民族之先祖共同生活的多民族区域，厘析出大理地区多样性的族际关系，并认为多民族之间友好和平的交流方式，始终贯穿于大理地区的社会发展史。南诏国大理国内外关系南诏国大理国民族关系史两部著作，既富含西南民族史的研究视角，也汲取边疆民族史的理论经验，特别是在西南民族关系史层面，属于相对前沿的学术成果。前书从中国古代王朝国家疆域概念生成与发展的总体脉络，强调西南少数民族建立政权具有“地方民族政权”与“中央王朝属国”的两种属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解构南诏国、大理国国内的民族政策和对外民族关系，于外和对内的双重视角也丰富了西南民族关系史的研究面向。南诏国大理国民族关系史主要涉及经济与文化关系、西南边疆政权内部各民族之间关系及与周边各民族关系等方面。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该书a参见尤中：中国西南边疆变迁史，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5 年。b参见方铁：西南通史，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 年。c参见 美 查尔斯 巴克斯：南诏国与唐代的西南边疆，林超民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 年。d方国瑜：云南地方史讲义，昆明：云南广播电视大学出版，1983 年。e王丽珠：南诏时期大理地区的民族和民族关系，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 年第 2 期。f参见陈斌：南诏国大理国内外关系，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 年；陈斌：南诏国大理国民族关系史，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21 年。132整理出了南诏国、大理国民族关系在统一多民族中国民族关系中发挥的基础性作用，寻找到了唐宋时期西南民族关系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发展格局之间的学术契合点。除前述论及之关于边疆民族史研究的专著之外，尚有部分论著专门研讨南诏国、大理国政权的兴废流变，主要包括梁晓强的南诏史a、谷跃娟的南诏史概要b、段玉明的大理国史c、邵献书的南诏和大理国d、台湾学者林旅芝的南诏大理国史e、王文光的南诏国大理国通史纲要f、方铁的 南诏大理国兴衰史g等，皆为基于地方政权历史的视角研究南诏国、大理国的扎实成果，论及全面，能在一定程度上还原唐宋西南民族关系的本貌。三、“政治经济文化”：唐宋西南民族关系研究的“三层结构”政治、经济、文化的三层面向，既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人际交往关系的基本要素，也是历史研究的一种经典范式，并经久不衰地运用于史学探索的各个领域，民族关系史的研究亦不例外。陈连开先生认为，通过各民族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关系，找寻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脉络，是中国民族关系史的中心课题与任务h。也正是基于民族关系三类表征的考量，对唐宋时期西南民族关系之研究理应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三种视角。（一）唐宋时期西南民族关系研究之政治视角由史载可见，唐宋时期西南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官方的政治互动，相较于经济与文化关系而言，更加活跃、繁复且普遍存在于西南各类族群活动中。故作为一种被古代史家最为关注的民族史叙事路径，政治关系史一直以来便是西南民族关系研究的主线内容，相对较高的学术关注度也促成一系列丰硕研究成果的产生。结合唐宋时期西南地方政权对外、对内民族关系的双向性，可以将该时期西南民族的政治关系进一步区分为南诏国、大理国的“外交关系”与“民族政策”，按照林旅芝的分类方式，唐宋西南政权的外交关系包括对中原之关系、对吐蕃之关系与对东南亚、南亚之关系，而民族政策更多的是强调对政权治下民族的统制与管辖。关于中原王朝与西南民族的政治关系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唐宋王朝与南诏国、大理国之间官方交往的探讨，其中，唐王朝与南诏国的历史关系尤其受到学界重视。林超民的羁縻府州与唐代民族关系一文i，肯定了唐置羁縻府州对西南边疆社会的安定、维稳和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并从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与中央王朝历代治边的持续性角度，提出南诏国应被视为唐王朝版图内一个羁縻政权的观点。方铁的论南诏与唐朝关系的性质一文j，将南诏之政权属性定义为“唐朝统治下的一个藩属政权或活动在西南地区的一个局部政权，并非与唐朝相鼎立的独立国家”。李福长与牛秋实合著之唐初至天宝年间唐与南诏的关系 一文k，探讨了唐朝初期到玄宗天宝年间李唐与南诏的历史关系，指出南诏与唐廷以“共御吐蕃”为目标而维系的附属关系，在纷繁复杂的西南政治格局之下并不能长久保持，天宝之战正是唐王朝发起的一场抑制南诏扩张行径、打击南诏实力发展的民族战争。刘玉峰的唐德宗与中唐民族关系a参见梁晓强：南诏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年。b参见谷跃娟：南诏史概要，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 年。c参见段玉明：大理国史，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3 年。d参见邵献书：南诏和大理国，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 年。e参见林旅芝：南诏大理国史，香港：大同印务有限公司，1981 年。f参见王文光：南诏国大理国通史纲要，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21 年。g参见方铁：南诏大理国兴衰史，长沙：岳麓书社，2023 年。h参见陈连开：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的几个问题，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 年第 1 期。i林超民：羁縻府州与唐代民族关系，思想战线1985 年第 5 期。j参见方铁：论南诏与唐朝关系的性质，西南边疆民族研究，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2 年，第 102116 页。k李福长、牛秋实：唐初至天宝年间唐与南诏的关系，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 年第 2 期。2023 年第 4 期133的改善一文a，认识到中唐民族政策设计的双重目标，一方面在于力图营造一个相对稳定的民族关系，为集中精力解决积久难治的藩镇割据痼疾争取机会；另一方面达到孤立和弱化吐蕃王朝的战略意图。杨刚的唐朝对南诏的“和亲政策”一文b，探究了晚唐时期唐廷与南诏之间唯一一次并以失败而告终的和亲行为产生的时代背景与失败的多方缘由，认为其是利用和亲结盟的传统办法探索一条转危为安的出路。以和亲政策为中心，研究复杂的唐诏民族关系史，具有一定新意。王文光、李宇舟的唐朝后期南诏国与唐朝的关系一文c，论述文宗至昭宗的唐末时期，南诏国与唐王朝战和无常的政治关系，以及彼此因战争的消耗与内部困境的升级而最终走向覆灭的历史过程。此外，五代十国至赵宋时期中原王朝与西南民族之间的政治关系，也有专门的论述。刘复生的五代十国政权与西南少数民族的关系一文d，先后梳理了“前蜀”“后唐”“后蜀”“楚”和“南汉”五个割据性政权同西南地区国家、族群与民族之间政治上占主导的交往关系，认为五代十国部分政权与西南边疆的关系，为后来宋王朝制定西南政策和处理民族关系提供了历史参考。同时，在其另文“云南八国”辨析兼谈北宋与大理国的关系e中，考证出汉文史料中“云南八国”的具体指代对象，并非前人所解释的大理国治下之八大行政区，而应是西川南边和西边的少数民族诸部。林建的硕士学位论文 宋代西南少数民族与中央政权的政治关系以朝贡贸易为视角f，以朝贡制度为中心，探究两宋时期西南少数民族与中央政权政治关系的双向性，认为中央通过朝贡政策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西南少数民族对自身的敌意与成见，宋王朝也由此维系住与西南政权及族群之间的政治联系，使其顺势成为守境安边的西南屏障。上述论著均为南诏国、大理国与唐宋王朝民族关系之研究，也是西南民族政治史研究中最受关注之内容。当然，除与中原王朝的政治关系外，南诏国、大理国与吐蕃王朝以及南亚、东南亚国家与地区的关系，也是唐宋西南民族政治关系研究的重要部分。关于吐蕃与南诏间政治关系的研究。杨铭的敦煌藏文文献所见的南诏及其与吐蕃的关系g与赵心愚的略论南诏与吐蕃公开结盟前的关系h两文专门论述了南诏国与吐蕃的政治关系。前文通过对敦煌古藏文文献的分析，考证了南诏与吐蕃之间不载于汉文史料的历史人物与重要事件，论文尝试将敦煌藏文文献与传世汉文文献进行互证研究，为多文本研究西南民族关系史提供了极佳借鉴。后文认为在唐、诏关系破裂之前，南诏便与吐蕃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并成为其后二者关系之历史基础，也表明南诏与吐蕃关系的紧密程度，既要从南诏本国的实际利益考量，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来自唐王朝的干预。关于南诏、吐蕃与唐朝三者地缘政治关系的研究。方铁的南诏、吐蕃与唐朝三者之间的关系i、宋蜀华的 论南诏的兴亡及其和唐、吐蕃的关系j两文侧重于以唐宋时期西南边疆的政治格局为讨论中心，论述在唐王朝与吐蕃于西南地区的激烈竞争中，南诏通过作为“中间力量”摇摆于两大政权之间而攫取现实利益，从而由洱海地区的小众势力一跃成为纵横西南的地方政权。同时，根据立国之后南诏仍然借助附叛于唐、蕃间而得到长期发展的历史事实，认为南诏崛起的根源在于唐王朝与吐蕃在西南的势均力敌，在三者合力之下造成的南诏历史进程，更多时候是由唐王朝引领并起到主导作用。此类以唐、吐蕃和南诏之间三角关系为视角，对西南地缘政治和南诏兴衰开展的研究，不乏论著，诸如，肖亮中的南诏对唐、a刘玉峰：唐德宗与中唐民族关系的改善，云南社会科学1993 年第 3 期。b杨刚：唐朝对南诏的“和亲政策”，大理学院学报2014 年第 3 期。c王文光、李宇舟：唐朝后期南诏国与唐朝的关系，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4 期。d刘复生：五代十国政权与西南少数民族的关系，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 年第 2 期。e刘复生：“云南八国”辨析兼谈北宋与大理国的关系，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 年第 6 期。f参见林建：宋代西南少数民族与中央政权的政治关系，硕士学位论文，上海师范大学，2018 年。g杨铭：敦煌藏文文献所见的南诏及其与吐蕃的关系，敦煌研究2008 年第 2 期。h赵心愚：略论南诏与吐蕃公开结盟前的关系，民族研究2007 年第 3 期。i方铁：南诏、吐蕃与唐朝三者之间的关系，中国藏学2003 年第 3 期。j宋蜀华：论南诏的兴亡及其和唐、吐蕃的关系，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 年第 5 期。134吐蕃和战政策嬗变考略a、陈楠的唐、吐蕃与南诏关系研究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