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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验室到市场:制度情境、身份认同和专利能力在科技成果商业化中的相互作用.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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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描述

1、经济管理学刊 从实验室到市场:制度情境、身份认同和专利能力在科技成果商业化中的相互作用 雷玮(通信作者),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张闫龙,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作者感谢北京大学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战略研究院对本文研究的支持。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和编辑部的宝贵意见,当然文责自负。雷 玮 张闫龙摘 要:本文考察了中国制度情境下科研人员的科技成果商业化活动。相比于西方情境,中国高校和科研院所中科技成果商业化具有更强的合法性基础。通过整合制度逻辑视角和身份控制理论,本文研究了国家逻辑、市场逻辑和专业逻辑之间的相互作用对科学家身份和科技成果商业化的影响。本文基于对 名高校和科研院所研究人员的样本分析

2、,发现市场逻辑对科学家的专利能力和科技成果的商业化具有积极影响。然而,市场逻辑的作用受到专业逻辑和国家逻辑的影响:就专业逻辑而言,对职称晋升的满意度削弱了科学家专利能力与科技成果商业化之间的正向关系;国家逻辑对市场逻辑的影响具有双重作用,国家创新政策的支持加强了科学家专利能力和科技成果商业化之间的正向关系,而获得政府资助的科研项目则削弱了这种正向关系。关键词:商业化;科研人员;制度逻辑;身份中图分类号:;分类号:;一、引言高校和科研院所已成为区域和国家创新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关键参与者,形成由政府、产业和大学之间动态关系所组成的“三螺旋”结构(,)。作为知识和技术的主要提供者,高校和科研院所越来越

3、多地参与到各种形式的创业活动中,包括专利、许可、衍生企业、新设企业以及与企业合作实现技术转移和转化等。这些在广义上被称为“学术创业”()(,;,;,)的活动,不仅引发政策制定者在基金资助和制定战略规划方面的关注,还激发了学者对于商业化如何在科学界这一传统的非市场领域发生、扩散和获得成功的研究兴趣。经济管理学刊 第 卷高校和科研院所为研究多种共存制度逻辑之间的交互关系提供了一个特殊的情境。有关学术创业的主流文献大多是针对西方情境下的高校和科研院所进行实证研究。这些研究认为,学术逻辑与商业逻辑之间的冲突是学术创业的主要障碍。尽管高校和科研院所中的科学家获得了理所当然的“学术创业者”地位,可以将其研

4、究成果商业化并从中获利(,),但科学知识的商业化长期以来在西方存在争议。争议的根源在于关于开放科学的持久辩论,即是否可以将知识视为商品而非公共物品(,)。西方科学界长期以来受到默顿式无私利性和共有主义规范的约束,提倡科学知识是人类的共同财富,排斥科学家直接参与商业活动(,;,)。因而,科学知识商业化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提升合法性并重新界定学术与商业之间的边界(,;,;,)。在这一背景下,一系列研究讨论了知识产权立法(如美国的 拜度法案)在促进大学第三使命(即知识的商业应用)中的作用(,;,)。此外,还有一些研究讨论了社会化和社会影响如何促进个体层面学术创业行为的传播和扩散(,;,;,;,)。本文的

5、研究聚焦中国制度情境下高校和科研院所中的学术创业行为。中国与西方情境下主要制度逻辑之间的互动关系呈现出不同特征。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高校和科研院所处于政府的直接管理之下,以政府需求为导向培养人才和提供技术(,)。因此,中国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技术转移和转化最初便具有合法性。中国的科学家们不仅被允许也会被要求转化他们的研究成果。在市场经济制度逐渐建立以后,中国政府逐渐将其行政管理角色转变为宏观指导和监督。在其指导下,专业逻辑和市场逻辑在高校和科研院所中涌现并共存。一方面,新的聘用和职称晋升制度以学术资质和绩效为标准。另一方面,高校和科研院所在商业化研究成果方面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权,这不仅能为高校和科研

6、院所增加收入来源,更为重要的是,能为国家经济建设提供知识和技术。因此,在中国情境下,国家逻辑、市场逻辑和专业逻辑之间的特殊关系催生了学术创业研究的新议题。科技成果商业化自计划经济时期就建立起合法性,在政府引导下科学研究以实用为重要导向。在改革时期,产学研关系得到政府的大力鼓励和支持,进一步强化了科技成果商业化的合法性。然而,由于共存的国家逻辑、市场逻辑和专业逻辑对科学家的行为提出了不同的期望,高校和科研院所中的科学家能否充分发挥科技成果商业化的潜力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本文将制度逻辑视角与身份理论相结合,提出科学家如何通过身份控制过程发展创业者身份或学者身份,从而将身份形成与不同

7、制度逻辑的期望联第 期 雷玮,张闫龙:从实验室到市场:制度情境、身份认同和专利能力在科技成果商业化中的相互作用系起来。本文的研究对学术创业和制度逻辑文献具有潜在贡献。首先,中国和西方制度情境下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历史发展轨迹具有鲜明差异,主流学术创业文献大多基于西方情境,而对中国情境缺乏关注。本文通过阐释中国高校和科研院所中国家逻辑、市场逻辑和专业逻辑之间的复杂互动,探讨科学家科技成果商业化的前因。其次,本文结合身份理论提出联接社会结构和个体行动之间鸿沟的微观基础,对制度逻辑文献做出了贡献。本文引入身份控制机制,阐释科学家如何根据国家逻辑、市场逻辑或专业逻辑设定的身份标准来验证其创业者身份和学者身

8、份,并根据身份的一致性或不一致性决定是否参与科技成果商业化活动。从而,本文通过研究身份控制过程在个体行动选择和多种并存的制度逻辑之间架起了桥梁。余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绍中国高校和科研院所中不断演变的制度情境,并提出制度逻辑、科学家身份和科技成果商业化活动之间的关系;第三部分介绍数据和研究方法;第四部分介绍实证结果;第五部分总结主要发现并展望未来研究。二、理论基础和研究假设(一)制度复杂性:国家逻辑、市场逻辑和专业逻辑制度逻辑是对社会关系和行为的一系列期望,并塑造了嵌入其中的个体和组织的利益、身份和价值观(,)。制度学者大多认同在一个组织领域中可能同时存在多种逻辑,并且预设多种共存的制度逻

9、辑之间存在竞争或对立关系并争夺主导地位(,;,;,)。在这一脉络下,一些研究聚焦在某些专业领域发生制度逻辑变革的特殊时期、旧逻辑如何瓦解以及新逻辑如何建构的动态机制(,;,;,;,;,)。此外,也有研究讨论共存但相互竞争的逻辑如何影响不同的行动者(,)以及不同地理社区(,;,)或不同细分行业(,)中的组织。然而,已有文献较少关注共存的制度逻辑不存在竞争关系或没有在特定组织领域内被分割的情况。中国的高校和科研院所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制度情境,国家逻辑、市场逻辑和专业逻辑共存,但并不相互冲突。由于中国科技体系独特的转型轨迹,直到国家放松对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管控,市场逻辑和专业逻辑才得以涌现。在保留宏观调

10、控和资助权力的同时,中国积极推动高等教育领域的专业化和市场化转型。而在西方的对应情境下,科学知识的商业化与长期以来默顿式无私利性和共有主义经济管理学刊 第 卷的传统相冲突,因此需要挑战主导的学术逻辑,并为获得合法性而斗争(,;,;,)。相反,作为支持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科技力量,中国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学家在改革前即被鼓励甚至被要求进行实用性研究(,;,)。因而,即使在缺乏市场制度安排以及科研部门与产业部门分割的情况下,中国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学家也“生来”具有转移转化研究成果的创业者精神。随着中国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强调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市场逻辑在高校和科研院所中开始涌现。市场逻辑与之前占主导

11、地位的国家逻辑具有相同的目标,都是鼓励科学家的科技成果转化。两种逻辑的主要区别在于,市场逻辑下的科技成果转化基于商业导向而非政府命令。高校和科研院所与企业之间建立的新联系涵盖两大类机制:一类是通过许可及咨询、联合研发、研发外包、技术服务等安排进行技术转让;另一类是通过校办企业,即由高校独立或与其他机构共同投资、经营和持有企业(,)。此外,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开始在不离开高校或科研院所的情况下创建自己的企业。综上所述,市场逻辑部分取代了国家在鼓励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作用,并重新建构了针对科技成果商业化的激励体系和转化机制。从而,市场逻辑激活了高校和科研院所中科学家的经济动机,并要求他们更多地接触企业,

12、以了解企业对于技术的需求。在市场逻辑出现的同时,专业逻辑也在高校和科研院所中兴起。随着高等教育领域的改革,合同制和以绩效为导向的奖励制度逐渐取代了高校和科研院所中的长期聘用和固定工资制度。例如,高校中人事部门或各院系可以自主设计三年或五年的教师发展计划。考核和晋升的标准与教师的专业素质和能力有关,并在岗位要求中有明确规定(,)。研究能力(一般以论文发表数量来衡量)和研究基金通常是决定晋升的关键因素,其重要性远远超过教学工作量(,;,)。对于国家的影响,中央和地方政府仅在宏观层面上承担管理监督的责任,如立法、制定政策和提供资金,而对于高校和科研院所内部的治理则不加干预(,)。然而,国家逻辑与专业

13、逻辑并没有完全分离。国家在提供资金方面的作用不仅包括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教师的基本工资和津贴,还包括核心的科研项目基金。科研经费分配由相关的政府资助部门主导,因此,除了科学价值外,更好地了解政府需求甚至与资助机构保持密切的联系都可能在获得科研经费资助方面起到关键作用(,;,;,)。由于研究基金通常是影响职称晋升的关键因素,因此国家逻辑和专业逻辑共同影响着高校和科研院所中科学家的学术专业道路。表 总结了高校和科研院所中制度逻辑的理想型。第 期 雷玮,张闫龙:从实验室到市场:制度情境、身份认同和专利能力在科技成果商业化中的相互作用表 高校和科研院所中制度逻辑的理想型特征 世纪 年代至 年代中期 世纪

14、 年代中期以后国家逻辑市场逻辑专业逻辑经济系统计划经济市场化改革市场化改革组织身份技术利用作为政治任务技术转移作为商业行为科学研究作为专业合法性来源国家政策国家政策学术规范使命支持社会主义工业化支持经济发展;创造收入来源提供科学知识和技术关注焦点政府需求经济回报专业职称行动逻辑完成国家任务研究成果商业化创造学术成果治理机制行政命令技术转移市场职称晋升制度 注:作者根据研究结果自行整理。(二)制度逻辑、科学家身份和科技成果转化活动制度逻辑理论提出每种逻辑都赋予了社会行为者动机和自我意识(,;,)。在共存的国家逻辑、市场逻辑和专业逻辑的影响下,高校和科研院所中的科学家具有追求不同专业道路的能力和动

15、机。遵循市场逻辑,高校和科研院所中的科学家更倾向于研究成果商业化,这虽然可以带来经济回报,但对他们在学术体制中的学术声望和职称晋升几乎没有帮助。遵循专业逻辑,高校和科研院所中的科学家更注重论文发表和研究基金,这有助于他们在所属的高校和科研院所获得成功以及在学术界建立影响力。因此,高校和科研院所中的科学家如何应对并存的制度逻辑并选择自己的专业道路还有待进一步研究。这一问题涉及组织理论中关于个体能动性和制度结构之间关系的经典议题。制度逻辑视角的一个核心假设是主导的制度逻辑既能激发也会约束嵌入其中的社会行动者的能动性(,;,),个体决策及其后果是个体能动性和制度结构之间互动的结果(,;,;,)。因此

16、,制度逻辑理论认可个体至少具有部分能动性,但已有文献尚未清晰揭示制度逻辑与个体能动性之间的互动机制以及个体能动性如何出现和发挥作用的过程。大量研究表明身份在联系制度逻辑与个体及组织行为之间发挥着重要作用(,;,;,)。身份是中介社会结构和个体行为之间关系的一个核心概念(,),它根植于社会学中的身份理论(,;,;,;,)和社会心理学中的社会身份认同理论(,;,经济管理学刊 第 卷;,)。身份理论关注自我和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身份和自我的基础来源于社会提供的角色,个体通过他们的角色认同和社会互动来获得意义,并进而激活与角色相关的社会行为(,)。社会身份认同理论关注群体过程和群体间关系,将身份定义为

17、个体所属的社会类别以及归属感的来源。个体从类别或群体的决定性特征中获得自我概念或身份。尽管社会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对身份持有不同的观点,但他们都认为身份是行动者反思性地附加在自己身上的意义,通过行动者寻求回答他们过去是谁、现在是谁以及渴望成为谁的社会互动过程,从而身份得到发展和维持(,)。身份控制理论关注身份与其嵌入的社会情境之间的关系,并阐明身份形成和确认的心理机制(,;,)。该理论提出,每个身份都是一个控制系统,由身份标准、意义感知、比较器和误差或偏差四部分构成(,)。身份标准源于社会所期待的关于某一特定身份的一系列意义(,)。意义感知来自他人对个体在特定情境中表现的反馈。比较器的功能是将意

18、义感知与身份标准进行比较,并进而产生两者之间的误差或偏差。为了减少偏差,个体会调整自身行为以使他人对自己的意义感知与身份标准相一致,从而完成身份验证的全部过程(,)。身份控制机制揭示了制度逻辑(特别是共存的多重逻辑)如何通过身份形成过程影响个体行为。尽管每一种制度逻辑都规定了一系列的期望作为社会行为的指导(,),但制度逻辑的要求与个体实际履行的能力可能存在偏差,从而为个体发挥能动性留出空间,即个体可以有选择性地回应不同的逻辑,并在建立身份时更好地利用自己已有的资源,尽量减少与期望行为的偏差。高校和科研院所中的科学家尽管都受到市场逻辑、国家逻辑和专业逻辑的影响,但他们在实现每种逻辑所设定身份标准

19、的能力方面却有所不同。因此,与某种逻辑相关的身份更有可能得到验证,而与其他逻辑相关的身份则更不可能得到验证。因而,高校和科研院所中科学家的科技成果商业化,取决于他们与不同制度逻辑所设定的身份标准的一致性或不一致性。市场逻辑为科学家将研究成果商业化提供了合法性和激励。根据身份控制理论,建立创业者身份需要来自社会情境的反馈,表明个体的行为符合市场逻辑。申请专利表明科学家对于研究成果实现商业化具有潜在兴趣(,)。相关研究发现,有专利活动经验的科学家更有可能创业(,);获得专利的科学家更有可能将其研究重心转移到具有商业利益的研究问题上(,),并且他们有更多的机会进入私营部门,如参与创办新企业(,)。高

20、校和科研院所中的科学家能够通过专利授权确认他们的研究成果具有潜在的市场价值,从而强化他们对创业者身份的验证,并为后续的专利许可及基于专利创办企业等商业化活动奠定基础。据此,我们提出假设:第 期 雷玮,张闫龙:从实验室到市场:制度情境、身份认同和专利能力在科技成果商业化中的相互作用假设 高校和科研院所中科学家的专利能力对科技成果商业化具有正向影响。市场逻辑对高校和科研院所中科学家的创业者身份及其科技成果商业化活动具有最为直接的影响,但其影响并非孤立于共存的专业逻辑和国家逻辑。在专业逻辑方面,研究能力对高校和科研院所中科学家的学术声望至关重要,并且是职称晋升的关键指标(,;,)。因此,由专业逻辑设

21、定的学者身份需要科学家从学术职业生涯中获得来自他人的积极反馈,而职称评定是外界意义感知的重要体现。根据身份控制理论,当意义感知与身份标准出现偏差时,如科学家付出的研究努力并未在职称评审中获得认可,将导致他们在确认学者身份时遭遇挑战。与专业逻辑所设定学者身份的不一致,可能会促使高校和科研院所中的科学家从其他专业道路寻求意义和建立身份。高校和科研院所中流行的专业逻辑和市场逻辑使科学家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选择追求学术导向或创业导向的职业生涯。这两条路径是一个连续体,而非两个极端的类型(,),选择更向哪一边倾斜取决于科学家对自己的认知。身份控制理论提出,身份形成既需要付出努力按照身份标准行事,也需要获

22、得意义感知的积极反馈。然而,以往关于身份控制的研究忽略了当出现偏差时,个体改变自身行为未必能够改变来源于外界的意义感知,从而无法完成身份确认。在这种情况下,共存的制度逻辑提供了多种可供选择的角色身份。本文在多种制度逻辑共存的情境下拓展了身份控制理论,提出了某一身份验证失败将促使个体更加努力地发展其他替代身份。换言之,当面临多重逻辑时,高校和科研院所中的科学家可以发挥能动性,选择最符合其能力以及最满足其心理需求的角色身份和职业道路。因此,当高校和科研院所中的科学家难以达到专业逻辑所设定的学者身份标准时,如在职称晋升时遭遇挫败或挑战,他们将更有可能提高对市场逻辑的接受度,进而强化其创业者身份和科技

23、成果转化意愿。据此,我们提出假设:假设 职称晋升满意度会削弱高校和科研院所中科学家专利能力和科技成果商业化之间的正向关系。国家逻辑在塑造高校和科研院所中科学家的学者身份和创业者身份方面发挥着更为复杂的作用。在市场化改革期间,国家逐渐减少对科研部门的直接控制,并让位于市场机制和专业管理。然而,国家依然在宏观层面保留监督权,并负责关键资源(如科研基金)的分配。政府资助科研经费的分配由相关资助部门主导,而不仅仅基于科学共同体的同行评议制度。因此,高校和科研院所中的科学家在申请研究基金时,需要更好地了解和响应政府的需求。研究基金不仅对于支撑研究项目开展具有重要性,同时也被视为学术资质的一项关键指标,通

24、常在职称晋升的考核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因此,获得政府研究基金资助能力较经济管理学刊 第 卷弱的科学家更倾向于寻求其他经费渠道,从而强化其创业者身份并具有更强的科技成果商业化动机。据此,我们提出假设:假设 获取政府科研基金资助的能力会削弱高校和科研院所中科学家专利能力和科技成果商业化之间的正向关系。同时,自 世纪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不断推动科技体制改革,打破计划经济时期科研部门与生产部门之间的隔离状态(,)。在科教兴国的国家发展战略下,早期改革的焦点在于激励高校和科研院所加强与企业的联系。国家大幅削减对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经费预算,推动其与企业积极合作以创造收入(,)。此后,国家鼓励高校和科

25、研院所以多种形式与企业合作,包括技术服务,联合开发、生产和管理,以及技术投资。国家还鼓励高校和科研院所创办自己的高科技企业,允许科研人员兼职或在职创业(,)。目前改革的重点依然是加速高校和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转移和转化。相比于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往往具有更高的科技水平,从而能够更有效地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改革措施包含各类支持性的科技政策,如促进技术转移和科技成果商业化的法律法规以及以提高创新能力为重心的政府计划。此外,国家还通过实施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发展国家大学科技园等措施促进高科技行业发展和加强产学研合作(,)。因此,国家的科技政策进一步强化了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市场逻辑,感受到更

26、强烈的创新政策支持的科学家更容易强化创业者身份并积极参与科技成果商业化活动。据此,我们提出假设:假设 创新政策支持感知会加强高校和科研院所中科学家专利能力和科技成果商业化之间的正向关系。三、数据和研究方法(一)数据和样本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以下简称“中国科协”)开展的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中国科协是中国最大的科学技术工作者的群众组织,拥有 个全国性的所属学会和遍布全国的地方分会,通过各级所属机构与全国数以百万计的科学家、工程师以及科技领域的其他专业人士保持密切联系。自 年起,中国科协每五年开展一次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问卷内容涉及科技工作者的工作和生活状况,反映他们对科技发展的

27、建议、意见和要求。调查范围覆盖全国除港、澳、台以外的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科研院所、高校、企业、第 期 雷玮,张闫龙:从实验室到市场:制度情境、身份认同和专利能力在科技成果商业化中的相互作用医疗卫生机构、县级单位等科技领域的各类职业群体。由于调查数据的获取受到限制,本文获取并使用 年第三次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北京地区的数据。年调查在全国范围内发放了 份问卷,收到 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 。为确保数据的代表性,根据全国人口普查提供的各地区就业人员的数量和教育程度对样本进行了进一步加权。北京地区的样本共有 个观察值,其中我们根据职业类别和所在单位的机构类型识别了 名在高校和科

28、研院所工作的科学家。我们将科学家的单位类型限定为科研院所或高校,职业类别限定为工程师 工程技术人员、科学家 科学研究员或大学教师。在剔除关键研究变量存在偶然缺失的观测值后,最终样本包含 名科学家。(二)测量因变量“科技成果商业化率”的测量为过去三年中实际转化为产品或应用于生产的研发成果的百分比。由于一项研究成果可能会产生论文发表、专利等多种形式的产出,以及一些实验室成果可能尚未能够公开用途,因此难以用类似研究论文数量或专利数量等客观指标来准确反映科技成果的商业化程度。本文采用科学家自我报告的科技成果转化比例,这是一种可行且较为适当的测量方法。自变量“专利能力”的测量为科学家在过去三年中获得的专

29、利件数。由于原始数据在 到 件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因此以对数形式进行调整。专利被视为创业活动的一个强有力的先决条件(,;,)。专利能力越强表明科学家越有潜力利用已有的研究成果实现商业化。然而,商业化的最终实现,还需要科学家在专利的基础上付出其他方面的更多努力,如与企业合作甚至创办企业。调节变量“职称晋升满意度”的测量为科学家自我报告的对当前工作的职务 职称晋升的满意程度。我们将五点李克特量表的回答编码为一个定序变量:代表很满意,代表比较满意,代表一般,表示不太满意,表示很不满意。研究能力通常是评价高校和研究院所中职称晋升的最主要因素(,;,)。因此,在晋升职称时没有遇到困难或挑战的科学家更有可能

30、验证学者身份。我们采用职称晋升满意度的主观测量而非职称本身,是因为职称仅表示获得的地位但忽视了个体差异化的心理状态。获得职称晋升但却在过程中受到严峻挑战的科学家可能会在形成学者身份时产生怀疑。因此,职称晋升满意度这一主观指标更能体现与专业逻辑塑造的学者身份的一致性。调节变量“政府科研基金资助”的测量为科学家在过去三年中主持的国家级和省部级研究项目数量。由于这些项目资助来源于中央和省级政府的相关部门,申请者需要更好地了解政府的政策偏好和需求。获得政府科研基金资助一方面受到国家经济管理学刊 第 卷逻辑的约束;另一方面也是高校和科研院所中评定职称的重要指标(,),并为研究项目开展提供支持。从而,获得

31、政府科研基金资助反映了国家逻辑对科学家形成学者身份的影响。调节变量“创新政策支持感知”的测量为科学家对于政府鼓励创新政策的主观评价。我们将四点李克特量表的回答编码为一个定序变量:认为非常好、较好、一般、不好分别取值为、。高校和科研院所是中国国家创新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被列入国家创新战略。因此,感知到的创新政策支持体现了国家逻辑对科学家形成创业者身份的影响。此外,我们还控制了一系列个体和组织层面可能会影响科学家科技成果商业化的变量。在个体层面,我们用一个虚拟变量来测量性别,编码 代表男性,代表女性。年龄是研究人员实际年龄的对数。在人口统计学特征之外,我们还控制了与工作特征和研

32、究特征有关的变量,包括科学家的研究能力、研究类型、工作年限和专业职称。其中,研究能力为科学家在过去三年中发表研究论文数量的对数;研究类型采用虚拟变量,从事基础研究则编码为,否则为;工作年限为从事目前工作时间的对数;专业职称为定序变量,代表初级职称,代表中级职称,代表副高级职称,代表高级职称。此外,我们还利用产学研合作和企业工作经历来控制科学家与企业联系的影响。其中,产学研合作为虚拟变量,如果科学家在过去三年中主持或参与过产学研共同合作项目,则编码为,否则为;企业工作经历也为虚拟变量,如曾在企业工作,则编码为,否则为。在组织层面,我们用虚拟变量来控制组织类型,高校编码为,科研院所编码为。四、实证

33、结果(一)结果与分析由于因变量科技成果商业化率存在删失数据(),即样本中一些科学家不打算或无法实现科技成果商业化,其商业化率编码为,因此我们使用针对删失数据的 模型(,;,)进行检验。模型被广泛用于检验包含两步选择的战略或行为,第一个选择为是否从事某种行为,在“是”的情况下,第二个选择为参与的程度。模型假设解释变量既能解释因变量是否删失,也能解释因变量取正值时的水平(,)。表 列出了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关系。样本中科学家科技成果商业化率的均值为。我们还检查了方差膨胀因子(),平均 为 ,最高 为 ,表明研究变量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第 期 雷玮,张闫龙:从实验室到市场:制度情境、身份认同和专利能力

34、在科技成果商业化中的相互作用书 书 书?经济管理学刊 第 卷表 展现了 模型回归结果。模型()为仅包含控制变量和调节变量的零模型。模型()用于检验科学家专利能力和科技成果商业化率之间的关系。模型()检验了职称晋升满意度对专利能力影响的调节作用。类似地,模型()检验了获得政府科研基金资助的调节作用,模型()检验了创新政策支持感知的调节作用。模型()是包含所有调节效应的全模型。表 回归模型结果汇总变量科技成果商业化率()()()()()()性别 ()()()()()()年龄 ()()()()()()研究能力 ()()()()()()基础研究 ()()()()()()工作年限 ()()()()()(

35、)专业职称 ()()()()()()产学研合作 ()()()()()()企业工作经历 ()()()()()()组织类型 ()()()()()()职称晋升满意度 ()()()()()()政府科研基金资助 ()()()()()()创新政策支持感知 ()()()()()()第 期 雷玮,张闫龙:从实验室到市场:制度情境、身份认同和专利能力在科技成果商业化中的相互作用(续)变量科技成果商业化率()()()()()():专利能力 ()()()()():专利能力 职称晋升满意度 ()():专利能力 政府科研基金资助 ()():专利能力 创新政策支持感知 ()()常数项 ()()()()()()样本数 伪

36、注:、分别表示在、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模型()的结果表明,科学家的专利能力与科技成果商业化率呈显著正向关系(,),为假设 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假设 提出拥有更多专利的科学家更有愿意和能力进一步实现科技成果商业化,模型结果为市场逻辑在高校和科研院所中的影响提供了证据,市场逻辑准许并激励科学家发展创业者身份,并出于经济利益从事科技成果转化活动。假设 提出当科学家对职称晋升满意度高从而强化学者身份时,会削弱专利能力对科技成果商业化的正向影响。模型()的结果显示,职称晋升满意度和专利能力之间的交互项系数为负且显著(),从而支持了假设。图 展示了两者的交互作用。专业逻辑提供了学者身份的期望和

37、标准。从职称晋升获得的正向反馈有助于科学家验证学者身份,并促使其继续投入研究工作。进而,尽管这类科学家拥有具备商业化潜力的专利等成果,但从事商业化活动对他们的吸引力相对较低。相反,付出研究努力但在职称晋升中遭遇挫败或不满的科学家,由于在验证学者身份时出现偏差,因此更有可能强化其作为创业者的替代身份,并产生更强的科技成果商业化意愿。经济管理学刊 第 卷图 专利能力和职称晋升满意度的交互作用注:数据来源为 年第三次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北京地区调查数据,样本量为 。模型()检验了假设,假设 提出获得政府科研基金资助削弱了科学家专利能力和科技成果商业化之间的正向关系。政府科研基金资助和专利能力的交互

38、项系数为负且显著(),从而支持了假设。图 展示了两者的交互作用。在国家逻辑的影响下,政府科研基金资助的分配不仅以科学价值为评判标准,还以政府需求和偏好为导向。与此同时,获取政府科研基金资助通常是职称评定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指标,并为研究项目开展提供经济支持,能够促进科学家形成学者身份,但会削弱其对具有潜在市场价值的科研成果商业化的关注。图 专利能力和政府科研基金资助的交互作用注:数据来源为 年第三次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北京地区调查数据,样本量为 。第 期 雷玮,张闫龙:从实验室到市场:制度情境、身份认同和专利能力在科技成果商业化中的相互作用模型()的结果显示,创新政策支持感知和专利能力的交互项系

39、数为正且显著(,),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假设,即创新政策支持感知会加强科学家专利能力和科技成果商业化之间的正向关系。图 展示了两者的交互作用。加速高校和科研院所中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是国家创新战略的重要议题,并得到立法和政策方面的支持。感知到更强的创新政策支持有助于强化科学家的创业者身份,从而促使其有更强的动机以及付出更多的努力去推动科研成果实现商业化。图 专利能力和创新支持政策感知的交互作用注:数据来源为 年第三次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北京地区调查数据,样本量为 。(二)稳健性检验由于研究变量均来自科学家在调查问卷中的主观填答,为了排除共同方法偏差对研究结果的影响,我们参照 ()的方法,对所有研

40、究变量进行 单因素检验。结果显示,第一个因子的特征值为 ,解释率为 ,这表明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问题。此外,为了进一步检验研究结果的稳健性,在 模型之外,我们利用 回归模型对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见表,可见使用 回归模型获得了相似的结果。尽管在模型()中单独检验专利能力和职称晋升满意度的交互项并不显著,但在全模型()中所有交互项的结果都在统计意义上显著。经济管理学刊 第 卷表 稳健性检验:回归模型变量科技成果商业化率()()()()():专利能力 ()()()()():专利能力 职称晋升满意度 ()():专利能力 政府科研基金资助 ()():专利能力 创新政策支持感知 ()()常数项 ()()()(

41、)()控制变量是是是是是样本数 调整 注:、分别表示在、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五、研究结论与启示(一)研究结论本文探讨了在中国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制度情境下,共存的国家逻辑、市场逻辑和专业逻辑如何影响科学家的科技成果商业化活动。高校和科研院所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相比于企业,它们的创新活动受到相对较少的研究关注。中国科技体系的转型为研究多种制度逻辑如何共同塑造科学家的行动选择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制度情境。本文结合制度逻辑视角和身份控制理论,提出制度逻辑塑造了学者身份和创业者身份的期望和标准,科学家依照这些身份标准去验证他们与学者身份和创业者身份的一致性或不一致性,从而决定其科技成

42、果商业化活动。研究结果表明,高校和科研院所中科学家的专利能力与科技成果商业化呈正相关,这表明市场逻辑对科学家的科技成果转化活动具有直接影响。然而,科学家能否充分发挥科技成果商业化的潜力,进一步受到专业逻辑和国家逻辑的影响。专业逻辑塑造了学第 期 雷玮,张闫龙:从实验室到市场:制度情境、身份认同和专利能力在科技成果商业化中的相互作用者身份的标准,对职称晋升满意度更高的科学家会强化其学者身份,尽管他们的研究成果具有转化潜力,但其进一步实现科技成果商业化的可能性更低。国家逻辑的影响则是双重的,分别影响对学者身份和创业者身份的期望。对于具有科技成果转化潜力的科学家,从中央和地方政府获得更多科研基金资助

43、会强化其学者身份,从而降低他们将科技成果商业化的意愿;而感知到更强的创新政策支持则会强化其创业者身份,从而促进其科技成果商业化。本文的研究发现揭示了制度逻辑影响个体行为的机制,并增进了对高校和科研院所中科学家从事科技成果商业化活动的理解。(二)理论贡献首先,本文聚焦中国特殊制度情境下高校和科研院所中科学家的科技成果转化活动,丰富了关于学术创业的文献。有关学术创业的主流文献大多基于西方情境,在西方情境下,由于商业利益曾长期与科学共同体的默顿规范存在冲突,因此学术创业研究的议题集中于科学知识商业化的合法化以及学术与商业边界的重新界定(,;,;,;,;,)。然而,在中国科技体系的演变过程中,高校和科

44、研院所中的科技成果转化活动自计划经济时期便一直具有合法性,科学家的科技成果商业化活动受到共存但并不相冲突的国家逻辑、市场逻辑和专业逻辑的共同影响。新的制度情境为学术创业贡献了新的研究议题。其次,本文进一步发展了制度逻辑视角,提出了新的理论框架,解释了制度逻辑如何影响个体行动选择。本文将制度逻辑与身份控制理论相结合,提出每一种制度逻辑都规定了一套身份标准,个体会根据身份标准调整自己的行为。身份控制理论提出,个人行为与身份标准之间的一致性有助于身份验证,并会进一步强化符合这一身份的行为(,;,)。本文在该理论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与特定身份标准不一致以及身份验证失败会促使个体在情境中寻求替代的身

45、份。在本文中,国家逻辑、市场逻辑和专业逻辑为高校和科研院所中的学者身份和创业者身份提供了期望和标准。研究结果表明,与创业者身份标准相一致会促进科技成果商业化,而与学者身份标准不一致会进一步强化上述效应。本文的理论框架不仅解释了单一的制度逻辑如何激发差异化的个体行为,还阐释了多种共存的制度逻辑如何共同塑造个体行为。最后,本文还增进了关于个人层面嵌入能动性的理解。制度逻辑视角的一个核心预设是,个体行动者可能寻求权力、地位和经济优势,制度逻辑既促成又制约个体追求利益的目的、手段以及能动性(,;,;,)。有关嵌入能动性的文献大多集中于制度创业研究,关注行动者经济管理学刊 第 卷如何在既有制度约束下发动

46、组织变革(,;,)。然而,少有研究关注嵌入能动性在个体层面的后果。在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情境下,多重制度逻辑塑造了多个可供替代选择的身份。本文强调科学家具有部分自主权,即他们可以策略性地建构自己的身份以最有效地利用自身能力并最大程度地满足心理需求。研究结果表明,科学家参与科技成果商业化不仅取决于其研究成果的转化潜力,还取决于其在可替代的学术专业道路上的成就和前景。本文强调个体能动性的作用,即个体行动者可以利用共存的多重制度逻辑管理自己的身份,从而优化职业生涯选择。(三)局限性和未来研究展望首先,本文使用截面数据检验研究假设,数据结构的性质限制了使用一些模型来解决内生性问题的可能。在学术创业领域,收

47、集数据通常存在挑战,很少有公开的大规模调查数据可供使用。现有文献使用的调查数据多为截面数据,因此内生性问题可能较为普遍。此外,一些研究采用质性方法,如对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学家进行访谈。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解决因果检验问题,但研究样本的代表性又存在较大局限性。未来研究可以尝试收集面板数据以及采用混合方法设计,以获得更稳健的研究发现。其次,一些关键研究变量的测量可以进一步完善。例如,专利数量、主持项目数量以及科技成果转化率均由科学家自我报告,可能与实际数字存在偏差。未来研究可以将主观的问卷调查与客观的档案数据相结合,以消除此类潜在误差。又如,我们用职称晋升满意度作为学者身份一致性的代理变量,虽然这

48、种主观测量方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捕捉与身份相关的心理状态,但未能直接测量学者身份。未来研究可以发展更精确的测量工具,以实现身份相关变量的操作化。此外,受限于问卷调查内容,本文仅可利用科学家自我报告的科技成果转化比例来测量科技成果商业化率,这可能存在概念对等性的顾虑。未来研究可以探索更为精细的测量方式,如利用专利产品的财务收益、市场份额等来测量其市场表现。最后,本文的特殊情境为学术创业研究提供了新的议题和新的研究框架,但它可能限制了研究结果在其他制度情境下的可推广性。伴随着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高校和科研院所也经历了以市场化和专业化为特征的制度变革,国家的直接控制在不断减弱。未来的

49、研究可以扩大实证检验的范围,在类似的转型经济体情境下进一步检验本文的理论和假设。此外,本文的理论框架解释了共存的制度逻辑如何促成不同的身份并塑造个体行为,这一框架可应用于其他涉及多重制度逻辑或制度复杂性的研究领域并进行检验。第 期 雷玮,张闫龙:从实验室到市场:制度情境、身份认同和专利能力在科技成果商业化中的相互作用参考文献 ()()()()()()()()()()()()()()“”()经济管理学刊 第 卷 ()()()()()()()()()?()?()()()()()()()()()第 期 雷玮,张闫龙:从实验室到市场:制度情境、身份认同和专利能力在科技成果商业化中的相互作用 ()()()()()()()()()?()()()()fi 经济管理学刊 第 卷 ()()()()第 期 雷玮,张闫龙:从实验室到市场:制度情境、身份认同和专利能力在科技成果商业化中的相互作用 :()()经济管理学刊 第 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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