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暴裂无声》看电影符号的意义建构.pdf

51DIGITAL VIDEO TIMES在电影创作中，各类被赋予特殊含义的影响元素转化为符号，这类承载特殊意义的符号通常具有一定的隐喻性，在影片中以人物形象、道具、场景布景、音乐等方式呈现。2018 年上映的电影暴裂无声中，忻钰坤导演通过电影符号的建构，增加了现实主义影片对人性的深入思考和表达。暴裂无声讲述了矿工张保民寻找失踪的儿子时牵扯出的一起非法交易。影片中以空旷萧瑟的北方、孤零零的矿山以及黄土等形象为背景，反映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对自己命运无能为力的悲剧。影片中，忻钰坤借用了大量的隐喻和符号，展现当时的社会和阶层状态，聚焦了水污染、过度开发、人命如草芥等社会现实问题，同时着力于剖析人性的复杂性。本文通过对 暴烈无声 中电影符号的应用，探究导演如何在现实题材的电影中进行人性的剖析和社会环境的反映。场景中的符号隐喻从亚里士多德时期到文艺复兴时期，隐喻所应用的对象始终是文学作品，并以修辞格的方式出现。在隐喻研究中，理查兹指出“隐喻是语言无所不在的原理。”隐喻不只存在于文学语言中，而是普遍存在于一切语言中，是一切语言的本质特征。当隐喻这一功能从文本走向影视，与视听作品相结合时，借创作者之手，能够为作品搭建思想内涵与深度，引发观众的思考。创作者采用电影艺术手段将客观世界艺术化呈现，采用一系列电影镜头语言传达导演对客观世界的感性认知、思考和带有自我风格的审美方式。电影表达的基本单位是一帧帧画面组成的镜头，所以电影符号被赋予了大量丰富的信息。无论是显而易见的电影符号还是潜藏于导演镜头之下的符号，观众的解读与拆分都离不开社会实践、根植于社会的文化背景和来自大众群体的集体无意识。电影需要观众主动探索其背后隐藏的深层含义符号，这是其最大的艺术魅力。石堆艾柯认为图像符号涵盖一切视觉的转换部分，象征同样与图像一样，具有表达、外延、内涵的功能。在他的影片对符号学的贡献中举公民凯恩的“玫瑰花苞”来说明内涵，“玫瑰花苞”意指儿童时的记忆和母亲的温暖。导演忻钰坤在暴裂无声中巧妙使用道具这一符号语言，在为观众拆解影片谜底的过程中，增添了更深层次的关于阶级、社会现实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思考。画面最开始张保民的儿子磊子在荒凉的黄土地上垒砌着石头，最后搭建成一个“金字塔”的形状，而磊子的“磊”字是由三个“石”字组成，与后面出现的“金字塔”形象相呼应，暗指茫茫恶劣的环境中磊子与父亲单薄的力量终将被社会的黑暗与丑陋击垮。而当磊子离奇失踪，父亲张保民在寻找他的过程中，导演再次给了这个石堆特写镜头石块崩塌歪倒，预示了磊子的死亡，同时也代表了张保民内心信念开始走向崩塌。羊“羊”也是这部电影中一个重要的意象符号。羊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典型象征，通常象征着纯洁、善良、懦弱、没有攻击性。在电影气球中导演用羊来指向被男性性欲控制的女性，以羊的逃离来隐喻女性的反抗。暴裂无声中同样如此，以人吃“羊”来寓意强者为刀俎，弱者为鱼肉。作为任人宰割的食草动物，在影片中指代底层人民的被剥削者身份，作为底层人物的象征，往往是被牺牲的祭品，甚至相当程度上代指磊子一家，影射着上层阶级对底层人物的倾轧。在影片开头，羊这一形象多次出现。磊子在家里为小羊搭了一个窝，暗指磊子很喜欢羊，没有单单将羊指代为“家畜”，而是将其视作自己需要保护和珍视的朋友，也为后面磊子可能死于保护羊崽而被误杀埋下伏笔。影片中，上层阶级坐在豪华鲜艳的大厅吃新鲜的现切羊肉、下层阶级在粗糙简陋的小馆子吮吸羊骨的特写也强化了羊任人宰割吞食的意味。同时，大量狩猎宰羊的镜头，也奠定了本片粗砺的基调，以羊和孩子两种软弱的生命被随意剥夺隐喻了掠夺者的野蛮。由于食物链底端的人民丧失话语权且无力反抗，这就注定了与上层阶层碰撞时的悲剧结局。“金字塔”符号学的创始人克里斯提安麦茨认为，符号学的首要研究对象不仅是电影整体，影片中每一种抽象的指示会意形成的体系才是电影符号学的首要研究对象。“金字塔形（三角形）社会结构赋存于古今中外的社会中实际上它是涵盖农业文明以降的文明社会中，构成了人在政治、经济、社会地位的阶梯式差异，成为上小下大的金字塔形（三角形）结构。”这种金字塔结构本身就代表着弱肉强食这一丛林法则。暴裂无声中的“金字塔”结构处处可见，导演在影片开始就用长镜头记录了磊子垒石头堆动作的全过程，小景别虚化的手法起到视觉强调的作用，使观众对金字塔式石头堆引起注意，也是导演在本部电影中埋藏最深的主题表达。之后是昌万年办公桌上的金字塔摆件，三个主角车牌号分别为 ABC，森严的等级划分隐喻在一个个细微的道具符号中。商人昌万年、律师徐文杰和矿工张保民，从 暴裂无声看电影符号的意义建构文/梁宇旋河南大学影视制作VIDEO PRODUCTION52 影视制作VIDEO PRODUCTION方的整体基调。导演抛弃人物对话，倾向于采用语言符号构建影片的情景。在展现大环境的拍摄下，影像色彩以黄黑色为主，为整体营造了一种冷峻、肃杀的氛围。无论是羊群在干涸的水沟里喝水，还是张保民在寻找儿子途中所经之处，抑或是源源不断向外输送矿石的卡车在山村的公路留下的飞扬尘土，都呈现出一片肃杀的氛围。而与之对应的是保民妻子越来越差的身体、村民们难以下咽的水以及孩子们面黄肌瘦的样子都从侧面印证了这里水质被污染，土地被过度开垦，这一幕幕都无声地控诉着人类工业化进程中对自然的肆意破坏。与之相反的是昌万年豪华的办公室、奢侈的餐厅与现代化的建筑，这些建筑与苍凉的乡村形成高度对比，使得画面出现一种断裂感。昌万年的环境空间一直被放置在城市，暗红色的餐厅和高速工作的切肉机象征着食物链顶端权力者的野蛮、残忍、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一种暗示。中层阶级的徐文杰在空间上一直处于中间的冷色地带。身为律师的他善于伪装，心思缜密，在善恶之间犹豫不决，最终为了自身利益抛弃信念，以至于到影片的最后都没有将事实的真相坦白。对空间的超现实表现也是一种电影策略。作为一种象征性的意象空间存在于银幕之上，超现实的二度空间的建构，并不是宣泄被压抑的情感及抗衡现实的常规与体制，而是希望与现实世界进行沟通。在影片高潮的部分，导演对孩子奔跑的画面进行了超现实的处理。磊子在山洞里解救媛媛后，两人手拉手跑向山顶，画面开始“虚幻”，没有音响只有配乐，镜头摇晃程度也开始变强，画面色调变暖，尤其是媛媛穿着红色的外套打破了画面前期一贯的灰色调，空间符号进一步表述，平行空间的画面为现实空间投射一缕阳光。所以当徐文杰把媛媛从山洞里抱出来的时候，观众会因为内心的隐约猜测被证实而感动兴奋。然而，电影精妙的处理是让现实和超现实产生勾连，其背后是对电影隐喻的传达，是对于现实黑洞的弥补。此刻，张保民作为失语者的悲剧性上升到了巅峰。媛媛听到父亲的呼唤，转过头继而清醒过来，然而张保民却永远无法发出对孩子的呼唤。此时，忻钰坤在悬疑类型的外壳之下潜藏了一种揭露社会弊病的文化诉求，他以敏锐的洞察力捕捉被喧闹的文艺界集体漠视的“乡村之殇”。相比近年来农村电影对中国乡土的诗意想象，忻钰坤的冷峻、粗粝和坦荡中体现了一个电影人具备的社会责任感。典型化的人物符号 电影中，人物符号是故事情节开展的重要载体，在电影艺术创作过程中占据重要位置，而典型化的人物塑造对加强影片的主旨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典型”是西方文论创立的一个概念，后来扩展到艺术的各个领域，是艺术创作经常使用的一种方式。典型人物是艺术形象的高级形态之一，具有鲜明的特征性。通过对人物身份、语言、心理的刻画，使其成为符合电影主题的典型性符号之一。所以分别象征了社会的不同阶层与等级。影片中，昌万年和徐文杰之间产生信任危机而在树林里打斗，却误伤张保民，隐喻了金字塔上层与中层矛盾触发时，遭殃的却是金字塔底端的人。影片结尾，一声巨响，远景展现山体坍塌，隐喻以昌万年为首的资本家为了追求利益，肆意破坏环境，违纪乱法，违背道德，导致“金字塔”失衡，或者说导致正义的天秤最终崩塌。同时，“巨响”也象征了张保民内心希望的最终破灭，以及对人性的绝望、对社会的万念俱灰。奥特曼苏联理论家多宾在他的著作 电影艺术诗学 中指出“隐喻成了叙事结构中重要的甚至决定性的因素，形成风格化的艺术形式及叙事手法，是世界经典电影必不可少的要素。”从视听语言层面来讲，电影是叙事的载体，隐喻藏在声画之下。影片中多次出现奥特曼这个符号，磊子的水杯上粘贴着奥特曼贴画；张保民送儿子的礼物是奥特曼书包；打印店里的小孩看的电视机里放着奥特曼动画，屠夫老板儿子汉生每次出现都戴着奥特曼面具。奥特曼代表的是正义，在孩子的世界里正义是可以打败邪恶的，所以看到张保民焦灼寻找孩子的汉生想将奥特曼面具给他，希望保民能找到真相，战胜黑暗。看到律师徐文杰来到羊肉馆，汉生戴着奥特曼面具在他的面前模仿射箭的动作，吓走了徐文杰。在孩子纯真的世界里，戴上奥特曼面具便能汲取正义的力量。然而残酷的是，在食物链社会，没有人能成为英雄，戴上面具的汉生也成了失语者和旁观者。影片通过奥特曼这个英雄角色的构建，来反讽社会公平正义的缺失和底层人的无力，向观者传递强烈的隐喻意味。空间符号中的现实主义帕索里尼的电影哲学建立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帕索里尼认为电影的本性是现实，这也是他“电影符号学”的理论基础，电影是现实的再生产，也是符码的再生产，电影是一种离不开现实的艺术。优秀的导演都有着现实主义的“基因”，他们通过电影艺术的表现手段把握时代的脉搏，精于观察，善于思考，将普罗大众的喜怒哀乐，人生百态，通过电影这一“镜像”方式表达、展现与探索，触发观众的体验与思考。忻钰坤在空间环境的刻画也是可圈可点，充分地展现了现实环境中真实的城乡生活，以具体独特的“典型环境”反映出特定历史时期下暴露的社会痼疾，同时也包括了这种典型环境所形成的个人具体境遇。暴裂无声故事发生在一个叫“谷隼”的山村，“谷隼”意味着五谷丰登，但现实却恰恰相反，在经济发展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二十一世纪初期，由于对矿产资源的不断开发与无节制索取，生态环境和水质遭到破坏，导致西部地区变得荒凉凋敝。影片开始出现了一组特写镜头：黑黢黢的小手在垒石头。导演用强调的方式为观众传达了一些基本信息：原始的娱乐方式，落后的地区。紧接着，电影以全景镜头补充了故事的背景一片漫天尘土飞扬、随处是光秃秃的石头山的矿石开采区。荒凉肃杀是这个地53DIGITAL VIDEO TIMES一部电影典型人物所具备的张力，是一部电影的灵魂所在，典型人物和典型环境在电影语言中是不可忽视的一环，导演忻钰坤将目光聚焦于边缘小人物，而展现人物角色张力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让他们处于绝境。小人物不仅是阶层意义上的静态群体，还是繁华秩序外、社会秩序中永不安分的沸腾能量，处于不断被挤压而又不断抗争的能动结构中。这是小人物的人生宿命和真正动人之处。暴裂无声以“羊”为文本故事的草蛇灰线，隐喻社会生存的“丛林法则”和“弱肉强食”的社会食物链。以张保民为代表的底层人物张保民的人物设定是一个惯用暴力解决问题的“哑巴”，他自始至终都在用武力解决一切问题。他的妻子解释道，儿时在一次打架后，保民就咬断自己舌头，再也不愿意说话了。所以由此推断，张保民可能并不是不能说话，而是意识到话语的无力，通过“沉默的暴力”面对生活。这种矛盾的反英雄角色人物设定，使张保民成为底层社会小人物中的一个“典型”，他对于暴力的运用掺杂了对社会不公的控诉。面对上层阶级的施暴，他只能选择用武力，让拳头代替话语。话语权被剥夺，阶层步步挤压，语言是沉默的，反抗是无力的。但比这更让人痛心的是群体性的失语症。“失语”在医学研究中是一种病症，但在现实面前则是“一种在面临工业化社会时所淤积的集体无意识的症状。面对表达与理解功能的丧失，人们的无助与困惑使他们艰辛地尝试着各种办法来寻求解脱之道，却忘了失语的起因是由于当事人眼的遮蔽、脑的困惑以及心的迷失。”妻子作为影片唯一刻画的女性形象，由于喝了被污染后的水行动不便，换言之，她被切断了与外界交流的渠道。屠夫的儿子汉生作为射杀最有力的证人，目睹了一切，却同样无法用语言表达，只能不停地用肢体模仿和绘画来昭告真相，却未能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一个时代的悲剧莫过于底层人物话语权的集体缺失，导演忻钰坤将这一群像刻画得淋漓尽致。以徐文杰为代表的中层者以徐文杰为代表的中层者，拥有体面的工作、不菲的收入，律师职业使他本应是社会良知的发言人，成为连接城市与矿村沟通的桥梁，然而他却在善恶两端之间不断摇摆，最后为了自身的利益，沉默不言，与钱权同流合污。因此，在影片的结尾，在面对审问时，徐律师为了自保重新戴上眼镜，隐瞒了孩子死亡的事实，他该有的“善”已完全消失，成为中上层进阶的垫脚石。紧接着镜头一转，偌大的矿山轰然坍塌，真相被永远掩埋。张保民被压缩到画面底部，极其微小，这一声巨响，成为他最悲恸的呐喊。以昌万年为代表的上层阶级攫利者昌万年所表征的是食物链顶端的上层阶级。在其出场的第一个场景中，导演刻画了他狼吞虎咽大口啃食西红柿的特写镜头，飞溅的红色汁液洒在精致的西装外套上，昌万年迅速拿手绢擦拭，甚至与校长换衣服，隐喻其掩盖嗜血残忍的人物本质。昌万年通过带有黑社会性质的非法手段打压底层、破坏市场竞争，在完成原始资本积累后，摇身一变为富有“爱心”的慈善家。这就是金字塔顶端的玩家的真实写照，追求体面的生活，培养自己“独特”的爱好，衣冠楚楚的外表下难以掩饰其可怕的“吃相”。即使有足够的财富，仍然是填不满无穷尽的贪欲。人物对比影片还通过多角度对比强化这三者的差异。首先是爱吃羊肉的昌万年和视羊如命的张保民一家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个关于权利的隐喻。昌万年为了维护自己吃肉的地位，心狠手辣，而张保民身为羊，却始终横冲直撞，透露出一种原始的野性。张保民作为失语者，代替他发声的不是手语而是武力，也侧面折射了语言在金字塔社会体系下的彻底无效，武力才是宣泄情绪和换取尊严最无奈的方式。最为可怕的是，影片中对两个阶层下一代的归属隐喻，昌万年的孩子在国外留学，未来仍处在食物链的顶端，而下层者的孩子只能在奥特曼超人想象中度过物质和精神匮乏的童年。影片以“象征和隐喻手法”洞察社会痼疾和生态隐患。这是一个时代的症候，忻钰坤导演揭示了底层群体生理性失语和话语失效的生存困境，赋予了身处底层的人们一种朴素的善良，给予这些底层人物以淡淡的温情和些许的慈悲，以慰藉他们苦难的灵魂，暗含了导演对底层人民的同情悲悯，提示人们在当下审视真实的生活，反思社会发展的困境。结语电影符号对影片不仅有视觉与听觉的冲击与刺激，也能出色完成影片的价值增值。忻钰坤通过各类符号元素的建构，像手术刀一样划开上层失态、中层失德、下层失语的众生百态。在赤裸裸的现实之下，饱含的是他对底层人民的人文主义关怀。电影暴裂无声在符号学的基础上，利用隐喻象征的创作方式，为现实主义电影携带更多的社会价值与人性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