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对外开放区域差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pdf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国将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对外开放战略，形成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粤港澳大湾区是目前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不仅是构建新时代对外开放格局的一次新探索、新尝试，也为大湾区内部香港、澳门以及珠三角九市经济深度融合发展提供新契机。2019年我国政府出台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围绕粤港澳三地打造“世界级城市群”的构想。粤港澳大湾区对外开放区域差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魏巍金千秋戚君蕊（大连海事大学 航运经济与管理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6）摘要 对外开放是世界级湾区建设发展的重要特征，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是粤港澳大湾区实现世界级湾区目标的重要手段。基于湾区城市对外开放的区域差异，本研究采用20122020年各城市的面板数据，从线性、非线性角度，检验了湾区扩大对外开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发现，粤港澳大湾区扩大对外开放能实现经济增长，但这种促进存在着显著的空间差异性，总体上呈现非线性的倒“U”型。当对外开放度较低时，对外开放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较小；随着对外开放度的提高，经济增长得到的促进作用越大；当对外开放度过大时，扩大开放则会阻碍经济发展。基于此，粤港澳大湾区应借助“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政策，加强与国际社会、港澳地区的交流，形成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在秉持对外开放理念的基础上，结合湾区中各城市的发展状况做出适应性调整，最大程度地释放经济潜能，跻身成为世界一流湾区。关键词粤港澳大湾区；对外开放；区域差异；经济增长；门槛效应中图分类号F125.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6-5583（2023）04-0078-17DOI 10.19643/ki.naer.2023.04.007收稿日期 2023-04-12作者简介魏巍（1973-），女，辽宁沈阳人，大连海事大学航运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国际贸易、国际商务。金千秋（1999-），女，江苏连云港人，大连海事大学航运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商务。戚君蕊（1999-），女，河南驻马店人，大连海事大学航运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贸易。78第4期总第38期区域经济Northeast Asia Economic Research如今，粤港澳三地已经进入融合发展的新阶段，基本形成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开放的经济结构是世界级湾区的重要特征，若想将粤港澳大湾区打造成世界一流湾区，除了以创新为主的经济体系，进一步提升湾区整体的对外开放水平同样至关重要。目前，国内外已有大量文献对对外开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本文对该领域的文献进行梳理，并将其划分为两类。第一类文献根据对外开放类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展开讨论。部分学者将对外开放限定在贸易开放层面。包群1（2003）用外贸依存度作为衡量指标，得出贸易开放度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存在明显的时间波动性。李向阳、赵永辉等2（2022）认为贸易开放对地方经济增长的影响依赖于当地市场化发展进程。另一部分学者采用更加多元化的指标刻画对外开放程度。以Romer3（1986），Grossman&Helpman4（1991）为代表的学者将经济全球化作为研究背景，在内生增长模型中加入了FDI、国际贸易等因素，进一步研究开放环境对国内经济长期增长的影响。黄媚5（2019）利用VAR模型等实证检验得出金融开放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正向影响。邓宁6（2018）系统考察金融开放对于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得出金融发展是金融开放对经济增长的主要影响渠道。第二类文献对对外开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关系进行探讨。部分学者认为对外开放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向姣姣7（2020）以“一带一路”建设为研究背景，得出对外开放程度的提升将给地区经济带来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刘一霖8（2018）以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研究对象，利用面板数据，得出对外开放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积极作用。赵心源和王海民（2018）9通过建立联立方程模型，得出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对外开放能促进经济增长。随着研究的深入推进，一些学者逐渐认识到对外开放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非线性的门槛效应。包群（2008）10在研究贸易开放与经济增长时发现，由于贸易政策并非孤立的外生变量，国际贸易造成资源在国内产品部门和研发部门间的不均衡，一国经济长期增长与短期增长趋势出现背离，造成了对外开放与经济发展的非线性关系。之后王珏帅（2018）11，徐春华和刘力（2013）12在研究对外开放与经济发展关系时则认为，由于我国不同地区之间政策以及资源禀赋之间存在差异，对外开放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有着不同的门槛效应。当地区资本管制力度较小或者进出口贸易较为发达时，较高的对外开放能够突破门槛，推动经济发展。对上述文献进行梳理时发现，对外开放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已较为完善。无论是从对外开放类型和层次，还是对外开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关系的研究，都已经在理论基础和实证检验中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在对其进行进一步探究时，不难发现还有一些方面有待补充。一是较多学者在研究时，往往以FDI或贸易等单一方面代表对外开放，但对外开放度是一个综合指标，仅从经济角度研究，必然会影响对外开放度测量的准确性。二是鲜有学者在分析地区对外开放对其经济增长的影响时，对其内部是否存在空间差异进行检验。而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内部存在诸多差异，对外开放对于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是否一致有待验证。因此，基于以上学者的研究成果，本文将从线性和非线性的角度，以粤港澳大湾区中的11个城市为研究对象，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粤港澳大湾792023年8月Northeast Asia Economic Research区对外开放度进行测度，并验证湾区内部对外开放的空间差异，并在此差异的基础上分析粤港澳大湾区对外开放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二、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现状分析（一）粤港澳大湾区经济规模发展情况表1 2012-2020年粤港澳大湾区GDP及占全国比重（单位：万亿美元）年份201220132014201520162017201820192020粤港澳大湾区GDP1.071.201.301.371.411.521.631.681.67全国GDP8.549.5610.4811.0611.2412.4713.8914.2814.69占比12.53%12.56%12.40%12.39%12.54%12.19%11.74%11.76%11.37%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香港统计年鉴 广东统计年鉴以及澳门统计暨普查局DSEC数据库如表1所示，在20122019年期间，粤港澳大湾区的地区生产总值一直处于稳步增长态势。大湾区生产总值从2012年的1.07万亿美元上升至2019年的1.68万亿美元，在这8年期间，生产总值的增幅达到57.01%。受新冠疫情以及国内外宏观经济变动复杂情况的影响，在2020年大湾区生产总值首次出现了负增长。虽然粤港澳大湾区的地区生产总值呈现出逐年递增的良好趋势，但是大湾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生产总值的比重却呈现出在波动中下降的态势。2013年大湾区GDP占全国比重最大为12.56%，2020年该比值最小为11.37%。表22012-2020年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GDP（单位：万亿美元）年份201220132014201520162017201820192020香港0.26260.27570.29120.30940.32090.34120.36170.36300.3466澳门0.04300.05160.05530.04510.04510.05070.05530.05520.0256深圳0.21390.24570.27350.29590.31150.34440.38170.39060.4010广州0.21480.25000.27210.29400.29790.31810.31730.34510.3626东莞0.08230.09260.10060.10700.10940.11950.13320.13710.1399珠海0.02510.02870.03270.03560.03690.04350.04860.04980.0505佛山0.10530.11390.12230.13010.13190.13880.15070.15540.1568江门0.03000.03260.03420.03650.03740.04060.04530.04560.0464惠州0.03730.04310.04820.04960.05060.05540.06050.06070.0612中山0.03660.03980.04200.04350.04260.04350.04610.04520.0457肇庆0.02030.02320.02570.02720.02730.02910.03180.03260.0335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香港统计年鉴 广东统计年鉴以及澳门统计暨普查局DSEC数据库80第4期总第38期区域经济Northeast Asia Economic Research在把握粤港澳大湾区整体经济规模之后，分别具体对大湾区内部各个城市的经济发展状况进行分析。如表2所示，根据地区生产总值排名，将这11个城市进行3个梯队划分。在20122020年期间，地区生产总值排名前三的城市是香港、深圳、广州，这三个城市的经济实力雄厚，作为湾区内部的增长极，引领其他城市经济发展。因此，将这三个城市划分为第一梯队。香港除了在2020年受新冠疫情影响经济出现下滑，其他年份均呈现稳步增长趋势。2019年香港地区生产总值比2012年增长了32%，凭借其国际金融、贸易中心的地位，以及多年来与内地深入融合发展等多重合力的助推下，经济水平跃上了新台阶。深圳地区生产总值在9年期间逐年递增，尽管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对其造成冲击，经济仍然逆势上涨，体现出强大的经济韧性。2017年之前，香港的地区生产总值一直高于深圳。2017年开始，深圳成功实现逆袭，地区生产总值超过香港，成为湾区内部最具经济活力的城市。佛山、东莞着力培育装备制造业等优势产业，在2014年之后均实现超过0.1万亿美元的地区生产总值，将其划分为第二梯队。其余6个城市，虽然经济实力相较不足，但是仍具有旺盛经济活力和发展潜力，因此划分为第三梯队。与2012年相比，2020年的珠海、惠州、肇庆、中山地区生产总值增幅为101%、64%、65%、25%。由于澳门的支柱产业是旅游业，2020年受到新冠疫情的冲击最为猛烈，经济发展遭到重创，地区生产总值一度低于2012年，增幅为-40%。（二）粤港澳大湾区产业结构发展情况在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中，香港以金融服务、贸易及物流、工商业、旅游为支柱产业，澳门以旅游业和博彩业为支柱产业，这两个城市的产业结构较为稳定和成熟，下面主要对大湾区内部其余9个城市的产业结构发展情况进行具体分析。表32020年珠三角九市生产总值产业构成城市深圳广州东莞珠海佛山江门惠州中山肇庆地区总产值100.0100.0100.0100.0100.0100.0100.0100.0100.0第一产业0.11.20.31.71.58.65.22.318.9第二产业37.826.353.843.456.441.650.649.439.0第三产业62.172.545.954.942.149.844.248.342.1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香港统计年鉴 广东统计年鉴以及澳门统计暨普查局DSEC数据库如表3所示，在2020年珠三角九市生产总值产业构成中，第一产业占比排名前三的有肇庆、江门、惠州，分别在地区总产值占比18.9%、8.6%、5.2%。第一产业占比最高值不超过20%，可以体现出第一产业并不是珠三角九市的主导产业。第二产业占比排名前三的有佛山、东莞、惠州，分别在地区总产值占比56.4%、53.8%、50.6%，均超过50%。整体而言，珠三角九市第二产业在各城市812023年8月Northeast Asia Economic Research生产总值中占比较高，且在城市间发展较为均衡。相较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在生产总值中的占比，珠三角九市的第三产业比重明显有所增加，广州、深圳、珠海位列前三，佛山和肇庆比重数值最小为42.1%，也超过了1/3，由此可见，第三产业在珠三角九市产业构成中占据主导地位。表4 2012-2020年珠三角九市第一产业增加值（单位：亿美元）年份201220132014201520162017201820192020深圳1.081.020.941.161.252.903.413.703.71广州31.7431.6332.7133.1532.5332.6134.6235.7641.49东莞2.822.973.123.203.433.383.904.174.41珠海6.256.817.227.756.807.228.178.417.39佛山19.7919.8020.5520.4320.3619.7721.8423.2127.54江门23.6224.8626.9227.3627.6627.7130.4936.8139.55惠州19.2620.9922.2423.4624.7324.6426.6129.9231.45中山9.299.6710.029.569.188.239.529.0710.29肇庆38.0640.9644.0446.3147.8448.3252.6055.9462.61总值151.91158.71167.76172.38173.78174.78191.16206.99228.44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香港统计年鉴 广东统计年鉴以及澳门统计暨普查局DSEC数据库如表4所示，纵观各年份第一产业增加值数据，发现珠三角九市整体上呈现逐年增长趋势，第一产业也取得了较快的发展。肇庆、广州、江门、惠州分别位列前四，在20122020年期间均超过10亿美元。其中，肇庆第一产业增加值最高，且增长势头迅猛。9年间肇庆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长了65%。广州第一产业增加值在20122020年期间呈现出波动增长趋势，总体趋势比较平稳。2020年广州第一产业增加值比2012年增长了31%。深圳、东莞、珠海各年份第一产业增加值均低于10亿美元，其中深圳第一产业增加值最低，在2014年仅为0.94亿美元。虽然第一产业增加值相比其他城市低，但是出现2014年的最低值之后，一直保持较快的增长趋势。相比2012年，2020年深圳第一产业增加值比2012年增幅达到244%。表5 2012-2020年珠三角九市第二产业增加值（单位：亿美元）年份201220132014201520162017201820192020深圳959.731073.871176.591232.441251.601381.291509.951505.351504.44广州765.24867.42932.50942.78890.50872.87922.95942.03973.36东莞395.67433.70468.09482.80492.21653.33749.31766.85802.11珠海126.57140.28157.38166.61167.85192.36219.16219.95212.05佛山660.42703.38769.98798.69795.08808.54855.52881.12853.30江门155.23165.56170.15178.29177.43185.40200.70191.98203.00惠州220.65252.47282.41283.80283.90293.51320.57312.32309.80中山221.20244.28261.81269.82260.52223.79232.53225.18221.16肇庆107.82135.85152.29160.98152.70123.36131.01128.73129.81总值3612.534016.814371.24516.214471.794734.455141.75173.515209.03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香港统计年鉴 广东统计年鉴以及澳门统计暨普查局DSEC数据库82第4期总第38期区域经济Northeast Asia Economic Research如表5所示，从历年珠三角九市第二产业增加值数据来看，珠三角九市第二产业获得显著的提升，从2012年的3612.53亿美元迅速增长至2020年的5209.03亿美元，9年间增长了44%。由此可见，大湾区第二产业不仅规模庞大，且发展潜力巨大。通过对比各城市第二产业增加值数据，深圳、广州、佛山位于前三甲。深圳的第二产业增加值在各年份中均高于其他城市，且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2020年比2012年增幅达到57%。东莞第二产业增加值，虽然不及前三名城市亮眼，但是有着强劲的增长势头。在20122020年期间，东莞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长了103%，增长速度远超其他城市。肇庆在珠三角九市中第二产业增加值最低，在各年份间起伏明显，呈现波动上涨趋势。表6 2012-2020年珠三角九市第三产业增加值（单位：亿美元）年份201220132014201520162017201820192020深圳1150.071341.151501.541657.911771.202059.642303.262397.212514.89广州1373.851627.321786.691963.682056.212034.112215.002472.962618.31东莞409.11465.03500.83537.16549.10538.43578.83600.09607.51珠海110.71128.66145.08157.32166.77235.89258.59270.09290.45佛山377.98424.80440.96486.44503.49559.59629.71649.90678.36江门122.12135.41145.73157.78162.99193.09222.17227.10221.65惠州141.55168.28189.69202.97211.42235.95257.55264.55279.59中山162.94180.39194.81210.64219.56202.82219.23217.81230.75肇庆88.3294.99106.21111.18115.82119.00133.96141.04142.83总值3936.654566.035011.545485.085756.566178.526818.37240.757584.34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香港统计年鉴 广东统计年鉴以及澳门统计暨普查局DSEC数据库如表6所示，对比20122020年城市间市数据，珠三角九市各城市第三产业增加值差距较大。深圳、广州的第三产业增加值数值已经突破千亿美元，而肇庆、江门、中山、惠州、珠海刚刚迈入百亿美元门槛。深圳、广州第三产业增加值在9年间增幅分别为119%，91%，增长速度显著提升。佛山、东莞第三产业增加值数值虽然明显低于深圳、广州，但是在珠三角九市其余城市中排名前列。经过9年积淀，2020年佛山、东莞第三产业增加值分别为678.36亿美元、607.51亿美元，比2012年增长了79%、48%。佛山第三产业增加值在2017年之前一直低于东莞，但是在2017年之后超过东莞，无论是从增长值大小还是增速都实现逆袭。肇庆、江门、中山、惠州、珠海的第三产业增加值差距较小，产业规模相近，都有着较大的发展和提升空间。（三）粤港澳大湾区对外贸易发展情况表7 2012-2020年粤港澳大湾区进出口总额及占全国比重（单位：亿美元）进出口总额香港澳门深圳20129472994668201398251135375201410178125487720159871119442520169787213984201710563109414120181132726453720191072512843152020105681294408832023年8月Northeast Asia Economic Research广州东莞珠海佛山江门惠州中山肇庆粤港澳大湾区全国比值11721444485615781884063356424282386710.6311891531557216701974813567026379415900.6313061625508117682044623707826074430150.6113391677462217301983923568224811395300.63129317234174252719012343397025342368560.69143218124346279020513583815327190410710.66148520334760278122212963555928881462240.62145020024521246720610173475927237457790.5913761921461522932079173196026813465590.58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香港统计年鉴 广东统计年鉴以及澳门统计暨普查局DSEC数据库由表7可知，粤港澳大湾区进出口总额在20122020年期间均突破2万亿美元。进出口总额在2018年达到最大值为28881亿美元，与2012年相比，增幅为18.94%。观察粤港澳大湾区进出口总额这9年间的变动趋势可知，2015年和2016年进出口总额下降明显，在这两年期间全国的进出口总额也出现了下滑。2015年全球外需低迷、大宗商品价格下降、贸易摩擦等因素造成我国对外贸易情况面临挑战和压力，进而对粤港澳大湾区的进出口贸易情况产生一定的冲击。随着我国对外贸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贸易结构不断优化，贸易条件也取得进一步改善，大湾区乃至全国进出口总额不断增加，大湾区的进出口总额在2018年达到最高值。2020年由于新冠疫情和国际复杂形势的冲击，大湾区进出口总额呈现出一定程度的萎缩。粤港澳大湾区的进出口规模一直位于全国领先地位。在20122020年期间，大湾区进出口总额占全国进出口总额比重均超过50%，20122016年比重一直不断上升，该比值在2016年达到最大值为69%。此后，在20172020年期间，大湾区的进出口规模相比与全国而言，在不断缩小。为了促进大湾区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对贸易结构和贸易方式进行了转变和调整，也使得外贸规模受到一定影响。在粤港澳大湾区内部11个城市中，香港、珠海、深圳进出口总额分别位列前三，引领着大湾区对外贸易的发展。三、对外开放情况测度对外开放度是反映本地区与境外地区在多方面联系程度的综合指标，即国际化水平（周茂荣,张子杰，2009）13。由于粤港澳大湾区内有特别行政区、经济特区以及自贸区，湾区内对外开放必然存在差异。因此在参考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通过表8中描述对外开放度的6个三级指标进行测量。由于贸易依存度难以准确反映城市的贸易开放程度，因此本文采用出口和进口贸易世界占比来反映城市的对外贸易水平，并更加准确地体现了粤港澳大湾区内城市贸易开放在国际市场中的地位；而我国实际利用外资额占GDP的比重下降可能是受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影响，而非投资开放水平降低所致。因此，在反映国际投资水平方面，用单位土地利用外资的指标相对优于传统的外商84第4期总第38期区域经济Northeast Asia Economic Research直接投资在GDP占比的测度方法（杨永聪与申明浩，2017）14。此外，本文还参考了伍凤兰、马忠新（2017）15的研究，采用旅游外汇收入、星级饭店数量以及入境人口数等数据来测算国际旅游、人员流动等指标。数据来源于相关年份的香港统计年鉴、广东统计年鉴、澳门统计暨普查局DSEC数据库及各城市统计年鉴，由于港、澳地区与大陆的采用的货币单位不同，本文统一使用美元进行计算。表8 对外开放度指标一级指标对外开放度二级指标对外贸易国际投资国际旅游人员流动三级指标出口额/世界出口额进口额/世界进口额外商直接投资/城市土地面积旅游外汇收入/GDP星级饭店数量/城市土地面积入境人口数/总人口数对外开放度的测度采用主成分分析法，研究涉及的指标有6个，分别用X1,X2,X6表示。得到原始数据矩阵（1）：X=X11X16X61X66=(X1,X2,X6)（1）对X进行线性变换，降低其维度形成新的变量，构造特征方程|pI-|Rij=0，Rij为变量间的相关关系，p为特征值，对应的特征向量为Di(i=1,2,6)。因此，主成分Ym与原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可以表达为（2）式：Ym=Dm1X1+Dm2X2+Dm6X6()m 6（2）而综合主成分值的计算主要根据累计方差贡献率。累计方差贡献率指的是新变量中原变量信息的占比，1i=1p为第 1 个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2i=1p为第二个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hi=1p代表第h个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根据累计贡献率（一般选累计方差贡献率大于或等于85%的前h个主成分）计算综合主成分值。Q=Y1 1i=1p+Y2 2i=1p+Yh hi=1p（3）图1表示湾区城市对外开放度得分的具体数值，从图中可知，湾区城市对外开放度数值区别明显，呈现出了高、中、低三个层级。其中澳门、香港在对外开放度上超过其他城市，两座城市成为湾区高度开放城市。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制度创新试验区的深圳、东莞，以及省会广州，属于湾区中度开放城市。除了上述五个城市外，其余城市数值常年较低，属于湾区低度开放城市。852023年8月Northeast Asia Economic Research图1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对外开放度得分数据来源：主成分分析法计算结果四、实证分析（一）对外开放影响经济增长的差异分析1.模型设定及变量选取。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发布之后，湾区一直致力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打造高水平开放平台。对外开放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对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建设也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和深刻影响。为了验证扩大对外开放对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构建模型1如下：lngdpit=0+1lnopenit+1lnindit+2lnurbit+3lnfinit+it（4）式（4）中，0为常数项，1表示科技创新影响长江经济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程度，1、2、3为系数向量，it为随机扰动项，被解释变量为各城市的经济发展情况（GDP），在较多研究经济增长的文献中，地区生产总值被广泛采用。因此，经济发展选择粤港澳大湾区11个城市的地区生产总值表示。核心解释变量为对外开放度（open），反映的是各城市扩大开放对经济发展的综合影响，采用湾区对外开放度得分表示。控制变量包括各城市产业结构（ind），采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当年GDP的比重来表示；政府财政支出水平（Fin），以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各城市城镇化程度（urb），以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表示。由于香港、澳门工业产值较低，因此采用第二、第三产业产值之和，反映地区的产业发展水平。而对外开放和创新驱动是湾区政府的工作重点，因此控制变量加入政府财政支出，反映政府的活动。城镇化程度则反映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相关情况的变化。由于对外开放（open）包含了FDI、对外贸易以及人口流动，因此控制变量中不重复考虑。为了减小原始数据中存在的异方差，在进行面板数据分析前，对各个指标数据进行了对数处 00.10.20.30.40.50.60.7201220132014201520162017201820192020香港 澳门 深圳 广州 东莞 珠海 佛山 江门 惠州 中山 肇庆 86第4期总第38期区域经济Northeast Asia Economic Research理，表9给出了各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量。表9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量变量名GDPindopenfinurb含义各城市经济发展情况产业结构对外开放水平政府财政支出水平城镇化程度样本数9999999999均值12987.960.960.160.150.84标准差.11917.940.050.180.050.17最小值2027.960.650.020.070.43最大值40101.81.090.650.471.00数据来源：香港统计年鉴、广东统计年鉴、各城市统计年鉴以及澳门统计暨普查局DSEC数据库2.结果分析。由于对外开放度具有高低层级，根据对外开放度计算结果，可以将湾区城市分为高、中、低三层分别回归，高度开放城市包括香港、澳门，中度开放城市包括深圳、东莞和广州，低度开放城市包括其他6座城市。表10给出了湾区所有城市，以及按对外开放度高、低划分的不同类型城市，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回归的结果及Hausman检验。表10模型回归结果变量lnopenlnindlnfinalnurb_consHausman检验低度开放城市FE0.000293（0.00）0.131(0.57)0.684*(5.17)2.120*(3.93)8.283*(23.42)18.11*RE-0.0174(-0.24)0.115(0.47)0.627*(4.65)1.844*（4.81）8.020*（19.65）中度开放城市FE-0.390（-1.34）-1.348（-1.02）0.608*（3.33）8.157*（2.86）8.879*（11.62）20.12*RE0.0998（0.35）-2.133（-1.20）1.333*（12.34）0.447（0.27）10.64*（27.03）高度开放城市FE-0.157*（-2.47）-6.464*（-4.05）-0.963*（-10.22）0.000-5.324*（29.49）888*RE-0.316（-0.62）-38.200*(-4.00)-2.495*(-3.94)0.000-2.073(1.80)所有城市FE0.00982（0.13）0.435（1.36）0.171（1.48）3.399*（4.73）7.819*（23.43）2.01RE0.00313（0.04）0.389（1.25）0.180（1.61）3.066*（5.12）7.752*（18.93）注：*，*，*分别代表回归结果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下同。由表10可知，所有对外开放层次的Hausman检验结果均表明，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效果较好。对于所有城市而言，对外开放对经济增长存在着显著的阻碍作用，但基于不同对外开放层次，开放872023年8月Northeast Asia Economic Research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却存在着促进作用。对于经济发达、开放度最高的2个城市而言，对外开放对于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中度对外开放则能促进广州、深圳和东莞的经济增长；开放度较低的城市的对外开放同样存在不显著的促进作用。此外，比较对外开放不同的三种情况发现，对外开放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体现出较强的差异性。在高度开放城市的回归结果中，对外开放推动经济增长的能力最强，同时也最为显著，随着对外开放度的下降，推动经济发展效应的大小、效应的显著性都出现了下降。此外，由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湾区整体的对外开放对于经济增长存在阻碍作用，这个实证结果似乎与实际现状相矛盾，而开放度的不同层次，导致了湾区经济增长速度的差异，即粤港澳大湾区对外开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空间差异。（二）对外开放影响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1.模型设定及变量选取。为了进一步验证粤港澳大湾区对外开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规律，揭示对外开放影响空间差异的形成原因，实证将选择门槛模型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在参考 Hansen（1999）16有关门槛模型的思路后，模型 2 设定如式（5）。其中，i 表示城市，t 表示年份，1、2、n表示待搜索的门槛值，I为指示函数，满足括号条件时 I=1，否则 I=0，为随机扰动项。lngdpit=0+1lnindit+2lnurbit+3lnfinit+1Ilnopenit()lnopenit 1+2Ilnopenit()1 openit 2+n+1Ilnopenit()n openit+it（5）被解释变量为各城市的经济发展情况（GDP）。门槛变量和门槛解释变量均为对外开放（open），反映的是各城市对外开放度层次提升时，对外开放度对经济发展的综合影响，数值采用湾区对外开放度得分测度。控制变量与模型1相同，由于对外开放（open）包含了FDI和对外贸易等因素，因此控制变量中不重复考虑。模型使用STATA 16统计软件，并进行1000次的自抽样法（Bootstrap Method）重复估计，模拟似然比（LR）统计量及其临界值，检验是否存在门槛效应。表11为门槛解释变量的门槛效应检验以及门槛值的统计显著性检验。对外开放的二重门槛在1%水平下显著，拒绝了单一门槛模型的原假设，而三重门槛的检验结果则无法通过，因此，模型将基于二重门槛进行。表11 门槛检验结果门槛变量对外开放（lnopen）假设检验单一门槛模型双重门槛模型三重门槛模型F值21.2831.64*18.15P值0.1050.0070.30510%临界值21.561714.376846.71895%临界值27.822917.982258.92021%临界值42.217928.461179.58502.结果分析。在选择了门槛模型后，本文进行了门槛回归，第一门槛值为-1.3471，第二门槛值-0.9416，95%的置信区间分别为-1.5606和-0.9416，-1.3471和-0.7985。并且两个点估计值95%的88第4期总第38期区域经济Northeast Asia Economic Research置信间内并未重叠，此时估计得到的两个门槛值等同于实际门槛值。表12列出了对外开放的双重门槛回归估计结果。当城市的对外开放度低于第一门槛时，对外开放对经济增长存在着较小的促进作用，但是此时促进作用并不显著；当城市的对外开放度超过一重门槛时，对外开放对经济存在着显著的推动作用，并且这种推动作用远高于低于第一门槛的时候；而对外开放度超过第二门槛值时，对外开放的扩大则会阻碍经济的增长。总体上看，粤港澳大湾区对外开放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呈现出倒“U”型。在控制变量中，政府财政支出、城镇化同样能够促进经济发展，而产业结构变化的结果则并不显著。这一结果与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基本一致，对于低度开放的6座城市而言，由于对外开放度未超过第一门槛值，城市的FDI、国际贸易量不高，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较低，旅游吸引力不足，因此对外开放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较低，推动作用也并不显著。当对外开放度得到显著提升时，城市获得了大量的FDI，国际贸易量大幅上升，并且基础设施得到完善，社会吸引力大幅提升，对外开放对经济增长存在着较强的促进作用，这种情况对应了香港、澳门、深圳等，对外开放度更高的城市。比较门槛值与对外开放度数值，香港、澳门在2012年后对外开放度超过二重门槛，此后国际贸易量、FDI的增长出现瓶颈，并且城市化水平达到限度，社会开放对经济的推动作用无法进一步提升，对外开放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则逐渐下降，变为阻碍作用。由于香港、澳门经济发达，并且对外开放度远高于深圳、珠海等城市，这导致湾区所有城市的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呈现出阻碍的作用。表12对外开放门槛回归结果lnindlnfinalnurblnopen-1lnopen-2lnopen-3Constant系数0.2769310.318082*2.997455*-0.0304620.269264*-0.461570*7.89482*t值0.952.744.51-0.432.06-1.8626.24五、结论与对策建议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出台的现实背景下，研究结合粤港澳大湾区城市20122020年的面板数据，检验了对外开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得出了以下结论：第一，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各城市中对外开放度呈现“高、中、低”三级，对于高度开放的城市而言，对外开放对于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