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寺口西塔出土西夏彩绘木座椅研究.pdf

319西夏文化艺术研究拜寺口西塔出土西夏彩绘木座椅研究闫中华 摘要：拜寺口西塔出土的西夏彩绘木座椅，从构件形制来看，可以说是具有实用功能的“欹床”，与中原地区发现的扶手靠背座椅相似；从关联图像来看，很可能就是 译经图 等图像中僧侣首领的国师宝座。然而，座椅的位置不在一层地面，而放置在高高的穹室之内，并且西塔的中心柱木从座椅屉面中间穿过，但椅子上却不见主人。这种空间的移位与人物的缺位具有礼仪和政治两个方面的考量：礼仪上，“标记”国师在场；政治上，代表皇权在宗教领域的伸张。关键词：拜寺口；西夏；彩绘木座椅；国师 拜寺口双塔位于宁夏银川市贺兰山东麓拜寺沟山口，在距离银川市西北 50 公里处，东临小口子，北靠苏峪口，面向银川平原。沟口北边山坡的东面台地废墟内，双塔东西对峙，依所处方位，分别称为“西塔”“东塔”。乾隆宁夏府志中对此处记载为“山口内各有寺，多少不一，大抵皆西夏时旧址。元昊宫殿遗墟，断甓残甃，所在多有，樵人往往于坏木中得钉长一二尺”。西夏统治者曾在此处修建了大量的皇家宫殿和佛塔寺院，而贺兰山拜寺口双塔正是西夏皇室进行佛事活动的场所。拜寺口西塔残高35.96米，由塔身和塔刹两部分构成，不设基座，塔心室内无木梯可以盘旋而上，是一座十三层八角形密檐式空心砖塔。第十三层塔檐之上为塔刹（图 1），刹座为八角形须弥座。塔刹自第十一层相轮以上的宝盖部分倒塌，仅存刹座和相轮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图像中的西夏物质文化研究（项目编号：20BMZ091）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闫中华（1996），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西夏学、美术考古研究。清张金城修、杨浣雨撰：乾隆宁夏府志卷三，见陈明猷校勘本，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 年，第 86 页。图1拜寺口西塔塔刹320320西夏学二二二年第二期总第二十五辑两部分。杜斗城先生从西塔塔身影塑的造像题材分析，认为该塔是一座具有密教性质的塔，也可称为“转轮王塔”。1986 年，贺兰县文物局在维修塔刹时，发现刹座西壁束腰正中有明显的二次粉妆痕迹，说明此封门曾被打开又封闭。在拆除砖砌体时，发现有一密封空心天宫穹室，穹室为圆形，上部是四角攒尖式顶。穹室正中立一根木质中心柱，从座椅屉面的圆洞内穿过（如图 2）。中心柱直抵塔刹顶部，从而增加宝盖底部的承受力和塔刹的稳固性。另，在穹室地面紧靠中心柱北侧有一不规则圆形盗洞。穹室内部散置彩绘木座椅、彩绘绢质佛画 上乐金刚图、彩绘木雕胜乐金刚像、上师图、纸币、印花绸、彩绘木供桌以及可以摆放的彩绘木雕花瓶内置绢纸花等十分重要的西夏遗存物质文化资料。这些器物的出土，明显像是一个讲经译经场所，却空有一番设置。西塔的中心柱木从座椅屉面中间穿过，但椅子上不见主人，明显这个“位”是留给无形灵魂的。而对于这个“位”上坐者的缺席，也使这件坐具成为一个充满期待的空间。对于西夏彩绘木座椅，前贤已有关注。如王萍在 从彩绘座椅看西夏木器中对木座椅的出土情况和损坏情况进行了描述。王艳云 试探西夏木制家具和韩小忙 西夏美术史对木椅的形制进行了简要介绍。杨森在 敦煌壁画家具图像研究和 漫谈西夏家具中认为这种椅子坐面屉很深，与僧人所坐禅椅相似。闫中华在 西夏家具研究中对彩绘木座椅的使用功能和使用场景进行了论述。目前学界只是对西夏彩绘木座椅的家具形制进行了详尽的介绍，但并未深入探讨这件木座椅放置在西塔顶端的空间内涵及隐喻象征。下文将从这些角度介入，深入解读西夏彩绘木椅的历史价值。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贺兰县文物管理局：宁夏贺兰县拜寺口双塔勘测维修简报，文物1991 年第8 期，第 15 页。杜斗城：西夏的转轮王塔宁夏拜寺口西塔之建造背景，载杜斗城河西佛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年，第 567576 页。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雷润泽、于存海、何继英：西夏佛塔，文物出版社，1995 年，第 94 页。王萍：从彩绘座椅看西夏木器，文汇报2017 年 10 月 20 日，第 16 版。王艳云：试探西夏木制家具，宁夏社会科学2003 年第 5 期，第 89 页。韩小忙、孙昌盛、陈悦新：西夏美术史，文物出版社，2001 年，第 282 页。杨森：敦煌壁画家具图像研究，民族出版社，2010 年，第 141 页。杨森：漫谈西夏家具，载郑炳林、樊锦诗、杨富学主编 丝绸之路民族古文字与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三秦出版社，2005年，第 304 页。闫中华：西夏家具研究，宁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1 年，第 1620 页。图2宁夏拜寺口西塔出土 西夏彩绘木椅321西夏文化艺术研究一、西夏彩绘木座椅的基本情况（一）形制分析这件坐具现藏于宁夏博物馆，是一把高 92 厘米、长 110 厘米、宽 96 厘米的“四出头式”彩绘木座椅。木座椅的主体架构由坐屉、围屏和靠背三部分组成。座椅底座由四块条板拼合而成，中心柱穿过的地方通凿半圆（如图 2）。围屏部分用柱杆分成上下两层，上部镂空雕刻四个花格框。下面部分用柱杆分成三部分，外侧的左右两边用红色和黑色绘制圆形，中间同样用红色和黑色绘制菱形图案。围屏内侧与柱杆相接的地方以黑色、黄色、绿色、橘红色绘制边框。围屏上相接柱杆充当扶手，连接下面的围屏和靠背处的结构柱杆，出头处雕刻“如意云头”柱头，柱头上以红、黄、黑三色描绘。靠背部分是由左、右、中三部分组成，其中左、右为结构柱杆，上面连接搭脑，下面相接围屏和靠背部分。中间部分用柱杆分为上、中、下三部分，上部雕刻桃形与搭脑相接，搭脑呈“波浪式”造型。搭脑两端与围屏上面柱杆的柱头相呼应，上翘雕刻呈“如意云头”柱头。靠背中部为长方形，上面绘制黑色圆形图案。靠背下部凿刻壸门造型装饰，下方有一块长方形条板，通过左右柱杆连接围屏。另外，座椅底座下面的榫是突出的，显然下边还有卯的部分相接，既可以抬起来，也可以固定在底座上。整件器具形制阔大，通体彩绘朱漆，由于年代关系部分彩绘也已剥落。从工艺上看，座椅整体采用榫卯结构，这种纵向的靠背设计，使整个椅子的外观造型看上去十分匀称。（二）木椅构件大多数家具构件在起支持平衡与稳固的实用性功能以外，也具有装饰性效果，分担着椅子“承坐”之外的辅助功能。比如，家具中的柱头、搭脑、壸门券口、围屏等家具构件，既可以说它们是主体的结构性构件，起支撑、加固的实用功能，又可以说是装饰性构件，实现各构件之间实用功能与审美意识的有机统一，而且这些构件往往也是家具工匠们能够进行精雕细琢的主要对象。对于西夏彩绘木座椅而言，主要的组成构件是搭脑、围屏和坐屉。搭脑拜寺口西塔出土彩绘木座椅的搭脑中部呈“波浪纹”造型向上拱起。搭脑的两端也处理得十分精巧，上翘雕刻“如意云头式”柱头（如图 3）。类似形制的搭脑，如南宋 五山十刹图 中的两把扶手椅，灵隐寺椅子（如图 4）和前方丈椅（如图 5）的搭脑也是“波浪式”，搭脑两端上翘饰花形物。类似的柱头雕刻，如白沙宋墓壁画巾架上搭脑两端柱头的造型（如图 6）。而同为西夏时期壁画（如图 7）中椅子的搭脑形制，则与中原地区所流行的中部向上拱起的“弓式”数据采自宁夏大学民族学与文化产业旅游平台，西夏文物库。西夏佛塔中对该彩绘木椅的数据记录为木椅高 88 厘米，长109 厘米，宽 92 厘米。胡俊红：中国家具设计的民族性研究，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 年，第 53 页。322322西夏学二二二年第二期总第二十五辑搭脑造型有着异曲同工之处，搭脑两端上翘，无装饰物，诸如顾闳中 韩熙载夜宴图 中的椅子（如图 8），且这种“弓式”造型的搭脑早在唐代史思明墓（如图 9）中就已经出现。可见，这种造型的搭脑流传甚广，地域差异并不明显。围屏这件座椅的围屏是由左、右和后面背板三面围合而成。靠背板纵向设计，下方有一块长方形条板连接左右围屏构成三面围合，同时增加座椅的稳固性。南宋 五山十刹图 中灵隐寺椅子（图 4）和前方丈椅（图 5）都是这种背板纵向设计的椅子。所以，这种纵向靠背椅在中原地区的使用程度也是十分广泛的。对于这件座椅中围屏的实际功能，一是可以左右倚靠，相当于椅子扶手和靠背的功能；二是三面围屏组合成的空间，为处于这一空间的主角提供了一定的私密性保护。围屏结构上的完整性和围合性，使木椅本身成为一个单独具有实际功能的内部空间，使自身与观者分离，让听众的视觉注意力集中在发言者的头部，只留正面的威仪给供奉者或祭祀者。如顾恺之的 列女仁智图（图 10）中，卫灵公坐于一架三面围合的三折屏风前，屏风高度与坐者平行，只留正面与妻子严肃地交谈着，保留有一定的私密性。坐屉彩绘木座椅的坐屉部分设计得十分宽大，可供盘坐或者趺坐，或是为了方便国师在讲经说法时使用，与国师坐禅入定有关。如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藏汉文版画编号为 TK186注清凉新要（如图 11）中，画面左边的皇帝双手合十垂足坐于椅子上，右边的国师则盘腿讲法。从图式上看，高僧结跏趺坐，坐具的座面是要比皇帝坐具的座面设计的较为宽阔一些，且国师坐的也要比皇帝高一些。图3拜寺口西塔出土木椅搭脑图4五山十刹图灵隐寺椅子图5五山十刹图前方丈椅子图6白沙宋墓壁画巾架图7文殊山万佛洞西夏壁画贤愚经变搭脑图8五代韩熙载夜宴图图9唐史思明墓墓主图323西夏文化艺术研究南宋 五山十刹图 是日本僧人对宋元禅寺建筑实测图录五山十刹图的翔实记录，其内容包括对殿堂屋舍形制和家具法器以及仪式作法等详细的图记。文中记录的僧侣所用的灵隐寺椅座正面长四尺一寸二分，座侧广三尺三寸五分。前方丈椅子椅座正面长三尺一寸，侧面广二尺七寸，靠背板边柱总高四尺二寸。这两件座椅的座面和靠背都设计得极为阔大，座面与西夏彩绘木座椅的座面尺寸较为接近。综上所述，这件西夏彩绘木座椅形制与中原地区发现的扶手靠背座椅形制相似，但拜寺口西塔出土的西夏彩绘木座椅，无论造型设计、雕花装饰还是图案颜色，都十分繁复华丽，但又不失庄重。二、彩绘木座椅的功能分析（一）实用功能格致镜原 中记载：“欹床，如今倚床，但两向施档齐高，今曲尺上平，若臂倚左档，则右档可几；臂倚右档，则左可几臂，左右互倚，令人不倦，仍可左右蟠足、蟠膝或枕档角倚眠藤，无不便适其度。座方二尺，足高一尺八寸，档高一尺五寸，木制绷或竹为之，又云尺寸随人所便增损。”元代胡三省在 资治通鉴 中也谈道：“绳床，以板为之，人坐其上，其广前可容膝，后有靠背，左右有托手，可以阁臂，其下四足着地。”上述文献中记载的“欹床”或者“绳床”，与拜寺口西塔出土彩绘木座椅的家具形制相似，都是左右设有隔挡，可供倚靠以及可以盘膝的功能使用。但彩绘木座椅底座下面的榫是突出的，显然下边还有卯的部分，是可以放置在底座上的。那么，结合彩绘木座椅的出土情况及西夏的社会情况，此座椅或为国师宝座。宝座的基本元素是床，所以其屉面之长宽的比例与椅子不一样，宝座上的围屏也不同于椅 张十庆：五山十刹图与南宋江南禅寺，东南大学出版社，2000 年，第 7981 页。清陈元龙：格致镜原（二），第 1032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第 8889 页。美柯嘉豪：佛教对中国物质文化的影响，中西书局，2015 年，第 221 页。图10（传）宋代摹本 顾恺之列女仁智图图11俄藏汉文TK186 注清凉新要324324西夏学二二二年第二期总第二十五辑子的扶手。宝座是殿堂中具有仪式性的设施，它的作用首先是要表现权威和威严。而以前殿堂中心位置上摆放的是床，当椅子广泛使用后，才在带屏扆的大床上开发出宝座。如山西太原晋祠圣母殿中的承圣母塑像（如图 12）就坐在宝座上，其下部为须弥座形。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宋太祖坐像 也是坐在宝座上（如图 13），给人一种不可轻易撼动之感。俄藏黑水城版画 鲜卑国师说法图 中（如图 14）就有出现这种类似形制和功用的坐具，在说法场合中使用。从图式上看，国师高坐，头顶撑伞盖，坐具被放置在一个“壸门”结构的榻式家具上，周围供奉者虔诚听讲，左上角用西夏文书写“鲜卑国师”四字。图中国师的宝座形制阔大，搭脑呈“弓式”造型，搭脑和扶手两端的柱头上翘。围屏部分被分成上下两层，上部镂空，下部为实，共同组成一个独立空间。而对于拜寺口出土的彩绘木座椅没有出现下半部分，或许是由于天宫空间限制，又置放于西塔顶端，已经达到高坐的效果，故在放置彩绘木座椅时，将下面的部分去除，以节省空间。国家图书馆藏 西夏译经图（图 15）中，国师白智光踞坐高座，也是坐于这种形制的家具 孙机：中国古代物质文化，中华书局，2014 年，第 169 页。图12山西晋祠圣母殿中圣母像与宝座图13宋太祖坐像图14鲜卑国师说法图图15西夏译经图325西夏文化艺术研究上。皇帝、皇太后则分坐两旁，这种布局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西夏国师的地位以及西夏统治者对佛教的倡导。拜寺口西塔出土的 上师图（图 16）以及俄藏黑水城出土编号为 X.2400 帝师或国师肖像图（图 17）中的国师是居于正中坐在须弥座上，将佛、菩萨置于国师周围，取代了以往以佛为中心的唐卡布局模式。榆林窟第 29 窟南壁东侧的 西夏国师像（图 18）中国师也是坐在似为须弥座的坐具上，头顶撑有伞盖。坐具前方有九位僧侣皆表现虔诚，双手合十或立或坐。天盛律令 卷十 司序行文门 中规定：“皇帝国院、皇太子、诸王等之师名：皇帝之师监承处：上师、国师、德师。皇太子之师：仁师。诸王之师：忠师。前述师名义之当上次中司品次第：皇帝之监承处：上师、国师及德师等与上等位当”。以此说明西夏国师地位的尊崇。综上所述，拜寺口西塔出土的西夏彩绘木座椅可以说是“欹床”，也可以是国师宝座。西夏法典 天盛改旧新定律令 中规定：“佛殿、寺庙之建筑材料可与皇宫建筑材料之质地、颜色、规格等相同。其他官民宅第不许装饰莲花图案，今之使用大朱、大青、大绿”。故木座椅通体彩绘所使用的朱漆，是只有官僧才可以使用的颜色。（二）礼仪空间目前，这件出土家具已经陈设在博物馆，赋予新的属性和意义，成为一件被人们观赏的艺术品。那么，更深层次下，将器具放入历史“原境”中去思考，试图挖掘这件器具背后的信息，以延续它们持续、变化的生命力。一把椅子的形状和装饰、摆放位置和建筑空间指涉着这个假想身体的地位和权力。考古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法律出版社，2000 年，第 366 页。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法律出版社，2000 年，第 283 页。美巫鸿：美术史十议，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社，2017 年，第 64 页。美巫鸿：为什么是椅子，劳动报2018 年 10 月 29 日，第 8 版。图16上师图图17帝师或国师肖像图图18榆林窟第29窟国师326326西夏学二二二年第二期总第二十五辑表明，西塔塔心室内不存在攀爬上去的木梯，这表明悬空的椅子是无法就座的，没有实用的功能。那么它的空中的“空置性存在”还有什么意义呢？古代有很多表示“位”和“缺席”的作品。如公元前 2 世纪印度巴尔胡特的一个石雕（如图19），描绘的是信徒们崇拜佛祖的景象，却看不到释迦，构图中心只留了一个空座。江西乐平南宋墓的墓室壁画中（如图 20），屏风前面正中的位置放着一张太师椅。两侧各站一持扇侍女，而座位上却并无主尊出现，也是一个空位。还有现藏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李公麟的 孝经图（如图 21），图中描绘了在传统庙堂中祭祀先祖的情形：家族后裔已经在祖先的灵牌前摆好了祭品，正谦恭地等待神灵的降临，这些灵牌的意义就在于指出祭拜对象的位置。这些空座都象征着主体，或是神灵、帝王，或是死者灵魂。其作用不在于表现一个神灵的外在形貌，而在于界定他在礼仪环境中的主体地位。西夏彩绘木座椅所处的空间布置似乎也应该是这样的：上面是宝盖，中间是宝座，下面是须弥座，构成一个虚拟的主尊天宫，为无形的灵魂所设，暗喻了该场合所供奉的对象，界定其所处礼拜环境中的主体位置或被尊崇的状态。任何椅子的设计都建立在使用功能上，然而这件坐具却只是承受着假想身体的意象。佛塔作为信徒礼拜的对象，将这件坐具置于西塔顶端，与彩绘木座椅和彩绘木桌等器物共同组成特定的礼仪空间场景，蕴含着什么？佛说造塔延命功德经 记载：若善男子，善女子，以清静心，依此轨仪造作佛塔，若自作若教人作，若复赞叹若当信受，所得功德与造佛塔等无差别。当如是人于此一生，不为一切毒药所中，寿命美巫鸿：“空间”的美术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年，第 131 页。美巫鸿：无形之神中国古代视觉文化中的“位”与对老子的非偶像表现，载巫鸿礼仪中的美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社，2005 年，第 205219 页。美巫鸿：礼仪中的美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社，2005 年，第 512 页。李清泉：“灵魂观念”与“祖先崇拜”：巫鸿墓葬美术研究的两柄魔杖，世界宗教研究2021 年第 2 期，第 19 页。图19印度巴尔胡特礼佛图图20江苏乐平南宋墓壁画图21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孝经图327西夏文化艺术研究长远无有横死，究竟当得不坏之身，一切鬼神不敢逼近，五星七曜随顺驱使，一切怨家悉皆退散，随所生处身常无病，一切众生见皆欢喜造塔功德其福如是。那么，塔的实际功用是能够赐予人们福德象征的宝物，供信众顶礼膜拜或者是镇魔、避邪之法物，能摧毁一切邪恶，避免天灾人祸的发生。在进行法事活动时，坐具所在的位置可以一览无余地观看到塔底所进行的仪式活动，隐喻着不在场的国师。这时，供奉者在进行礼拜活动时，层层围绕的中心点和供奉者精神所集中的焦点，就是座椅所在的位置。因此，彩绘木座椅实际上是地位和权力的象征，同时这把座椅也充斥着供奉者对礼拜对象实际形象的想象。以座位指示受享者的存在，与宝盖共同“标记”国师的在场，使这一“空”间也成了无形之魂的替代。（三）政治隐喻塔心柱的刹柱本身就负有结构支撑的重要功能，魏书释老志 中记载为：“空地表刹。未立塔宇。不在其数。”可见，刹柱是建造塔寺之前的重要标地物。拜寺口西塔虽然在元代时期进行过修缮，但西塔中的刹柱从座椅中间穿过，所以在建塔初期，该座椅就已存在。据 西夏佛塔 记录，在西塔天宫的壁面上有西夏文“上师”二字；在天宫中心柱木上可以看清的两处西夏文题记，史金波先生将之译为“九月十五日”，且西塔中心柱的柱木 C-14 测定的结果，发现西塔比东塔建造时间晚，考证出西塔的始建年代不会早于仁宗仁孝时期。西塔影塑上有象征转轮王权力的七宝。转轮王是佛教对世俗理想君主的称呼，是佛在世俗世界的对应者，而与佛教王权观相关的七宝，是佛教理想君主的身份标志，拥有七宝证明其转轮王的身份和权威。如玄奘译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若无七宝不名轮王，要具七宝乃名轮王”。而西塔第十二层的八龛内容分别是：转轮王、金轮宝、马宝、珠宝、女宝、兵宝、象宝、藏臣宝。那么西塔的转轮王是否表现的是西夏统治者呢？从第十二层塔龛上的坐像题名，辨识供养人姓名为任某某。有研究者认为这个任某某，就是西夏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僭越之臣任得敬，而拜寺口西塔就是他为了供奉佛教和表彰自己而建立的，是任得敬通过自诩为转轮王而顺利取代夏仁宗仁孝的政治宣传。金史夏国传 载：“仁孝不能制，大定十年，乃分西南路及灵州罗庞岭与得敬，自为国，且上表为得敬求封。”在黑唐般若译：佛说造塔功德经，大正新修大正藏第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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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光明最胜王经是一部佛教护国经典，在序中写道：“十行泉流不尽，四法转轮不绝。最后仁尊圣德皇帝已授宝座，使佛事重新，令德法复盛。三宝威显，四本明增。令集如猛虎龙象大师，重对细较此经，复译解疏。”其中，“仁尊圣德皇帝”是西夏统治者仁宗仁孝。“四法转轮不绝”，被认为是仁宗仁孝皇帝以转轮王的身份统治西夏的情形。“已授宝座”则如 译经图 所描绘的那样，由国师主持仪式活动。佛教对于王权的认识，主要是“一佛一转轮王”，佛或法师负责说法（法施），转轮王则负责供养（财施），即前者负责灵魂的引导，后者提供物质回报。如前所述，西夏国师地位之尊崇，使得画师在绘制时，将国师居于唐卡中心位置，和佛、菩萨一样受人们所崇拜。在聂鸿音先生解读的 贤智集序 序文中也写道：“而已故鲜卑显法国师者，为师与三世诸佛比肩，与十地菩萨不二。所为劝诫，非直接己意所出；察其意趣，有一切如来之旨。”“国师可与佛比肩，与菩萨不二”，表明国师和佛、菩萨一样，拥有引导众生的能力。史金波：西夏“秦晋国王”考论，载史金波史金波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 年，第 245252 页。史金波：西夏“秦晋国王”考论，载史金波史金波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 年，第 249 页。明宋濂等：元史卷三，中华书局，1976 年，第 679 页；雷润泽、于存海、何继英：宁夏拜寺口双塔发现的大朝通宝和中统元宝交钞，中国钱币第 4 期，第 29 页。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 年，第 311 页。史金波：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序跋考，载史金波史金波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 年，第 335 页。杜斗城：西夏的转轮王塔宁夏拜寺口西塔之建造背景，载杜斗城 河西佛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576页。孙英刚：转轮王与皇帝：佛教对中古君主概念的影响，社会科学战线2013 年第 11 期，第 80 页。聂鸿音：西夏文贤智集序考释，固原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 年第 5 期，第 4648 页。329西夏文化艺术研究西塔顶端隐喻“国师”的宝座，作为国师讲经说法时的重要器物，也就被赋予了一定的“灵力”。笔者在博物馆对穹室中出土的器物进行观察时，发现在彩绘木供桌的桌面上有描金龙纹出现，而龙是皇权的象征。在西夏法典 天盛改旧新定律令 中也有明确规定：“节亲主，诸大小官员、僧人、道士等一律敕禁男女穿戴鸟足黄、鸟足赤、杏黄、绣花、饰金、有日月，及原已纺织中有已一色花身，有日月，及杂色等上有一团身龙，官民女人冠子上插以真金之凤凰龙样一齐使用。倘若违律时，徒二年，举告赏当给十缗钱”。那么龙纹的出现，表明是由西夏皇室所主导进行仪式活动的象征。在西夏除了皇帝可以御用龙纹之外，西夏时期的众多石窟中都有龙纹出现，一般绘于石窟藻井或者甬道顶部。以及西夏时期，在佛陀身上也有龙纹出现。如俄藏黑水城出土 阿弥陀佛来迎图 X.2414 和 X.2416 中，主尊大势至的佛衣上皆有龙纹出现。这些龙纹不仅仅是装饰纹样，而且与引导亡灵往生和灵魂接引有密切的关系。夏国皇太后新建承天寺瘗佛顶骨舍利轨中提道：“粤以潜龙震位，受命册封，当绍圣之庆墓，乃继天之胜地。大崇精舍，中立浮屠，保圣寿以无疆，俾宗祧而延永。”俄藏 TK98 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 卷尾发愿文中也写道：“将兹胜善，伏愿仁宗皇帝，佛光照体，驾龙轩以游净方，法味滋神，运犪乘而御梵刹，仍愿罗图巩固，长临万国之尊。”可见，皇帝作为天子，以龙这一沟通天地的神兽来彰显自己的神圣性，鼓吹君权天授。同时，将世俗的心灵世界笼罩在佛光的照耀下，从而凸显以佛治心的王权思想。佛塔不只是一个圣物的储藏库，甚至也不只是一个供奉之地。佛塔作为中心城市及其他主要城市中为数不多的公共地标性建筑之一，可以帮助出资的皇室成员或高官显宦获得稳固的威望及名声。西夏皇室利用佛塔所能够带来的威望，借助国师可以引导众生的能力，在天宫中装藏宝座，凭借雄伟建筑居高临下，使其成为民众进行尊崇礼拜活动的中心，而座椅所在的空间也成为这场公共仪式活动中的“政治空间”。三、结语从出土物及西塔影塑来看，西塔出土的两幅绢质绘画作品 上师图 上乐金刚图，从题材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法律出版社，2000 年，第 282 页。俄罗斯国立埃尔米塔什博物馆、西北民族大学、上海古籍出版社：俄藏黑水城艺术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18页。沙武田：具有洞窟空间含义的图像莫高窟第400窟西夏藻井凤首龙身图案探微，国学学刊 2022年第1期，第79页。明胡汝砺编：嘉靖宁夏新志，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 年，第 153 页。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俄藏黑水城文献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年，第 372 页。陈玮：西夏番姓大族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2017 年，第 313 页。美柯嘉豪：佛教对中国物质文化的影响，中西书局，2015 年，第 40 页。330330西夏学二二二年第二期总第二十五辑内容、画面布局、色彩运用到作画方法，均反映出西夏的唐卡是受到藏传佛教密宗艺术强烈影响的产物。西塔为“转轮王塔”，彩绘木座椅又与中原扶手靠背座椅有异曲同工之妙。可见，西夏佛教涉及领域众多，吸收了多方文化，更重要的是表明西夏文化并不存在一种单向度的“冲击”模式，而是西夏时期不同文化之间交流与融合的产物。西夏彩绘木座椅这种特别注重实用功能的家具，在承载主体的同时，作为一种功能表达、环境衬托出现在佛塔的焦点上。西夏彩绘木座椅隐喻“缺席”的国师出现在西塔天宫。区别于传统在殿堂正中陈设，而是设计在塔顶的意图，结合坐具置于佛塔顶端的永久性，不仅是基于灵魂不灭的传统观念而产生，也是利用佛教在西夏的护法作用，借助国师和佛、菩萨一样，拥有引导众生的能力，吸引供养者香火永久昌盛。器物中描金龙纹的出现，表明这是由西夏皇室所主导进行的仪式活动，是西夏统治者将世俗的心灵世界笼罩于佛光的照耀之下，利用佛塔所能够带来的威望，凭借雄伟建筑居高临下，使其成为民众进行尊崇礼拜活动的中心，凸显以佛治心的王权思想，而座椅所在的空间也成为这场公共仪式活动中的“政治空间”。由于这个穹室“天宫”已被盗掘，那么，至于这件座椅上有没有放物件，其实已经不得而知，但座椅所隐喻的象征意义，却反映出西夏民众对信仰崇拜更为灵活的态度和综合的形式。西夏彩绘木座椅是研究西夏社会生活史和西夏佛教史非常直观的物质文化资料，是历代家具史所未关注的材料，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借此，对西夏彩绘木座椅的研究，希望可以引起文物保护和家具领域的更多关注。（责任编辑：杨浣）对于拜寺口西塔出土 上师图 的绘画风格分析，可参见谢继胜 西夏藏传绘画：黑水城出土西夏唐卡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年，第 169184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