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调查研究_费虹寰.pdf

2023年第05期2023年第05期精华选读JINGHUAXUANDU想和行动的首要准则。”在毛泽东的号召下，20 世纪60年代初，中央领导同志带头深入基层搞调查，留下了许多调查研究的精彩篇章，这对于摸清经济社会各方面实情，作出实事求是的正确调整，克服严重困难，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由毛泽东发起的这次全党大规模的调查研究活动，对转变党的作风、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有直接的推动作用;也为我们党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作出科学决策、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周恩来与调查研究2013年，电影 周恩来的四个昼夜 风靡全国，荣获当年的金鸡奖和华表奖。这部电影讲述的是，周恩来来到河北省武安县伯延公社调查研究，在四个昼夜里同村民们朝夕相处，发生的一连串感人的故事。1960年11月3日，周恩来主持起草了 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中央指示至迟在12月中旬以前把 紧急指示信 传达到农村中去，使中央的政策直接同群众见面。周恩来强调指出：“其中要有意识地在同级党委中找持有不同意见的人参加。”然后再召开生产小队长以上的干部会议，吸收若干社员代表参加。“其中也要有持有不同意见的人参加。”针对不断发展的形势，在1961年1月13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大声疾呼：“这些年来，我们的同志调查研究工作不做了。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象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所以，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我希望同志们回去之后，要搞调查研究，把小事撇开，用一部分时间，带几个助手，去调查研究一两个生产队、一两个公社。”在随后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又一次强调要搞调查研究。他说：希望今年这一年，1961年，成为一个调查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会后，毛泽东率先行动，直接领导广东、湖南、浙江三个调查组的调研工作。1月19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言说：在困难面前，我们不能怨天，也不能尤人，主要应求之于自己。我们在座的各位同志，都应该下决心摸清情况，摸几个典型。只有情况明，才能决心大，才能把工作搞好。还要谦虚谨慎，把情况弄明后再下决心，不能瞎搞。3月13日，毛泽东专门就开展调查研究问题致信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指出：“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生产队(生产小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是两个极端严重的大问题。”“不亲身调查是不会懂得的，是不能解决这两个重大问题的(别的重大问题也一样)，是不能真正地全部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的。”3月19日，周恩来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小组会上发言说：“要敢于听取不同意见，敢于和不同意见的人讨论问题。调查研究，必须贯彻实事求是精神，各人的认识总是有局限性的，要摆脱局限性、片面性，必须进行比较、综合、分析。要改正缺点错误，必须从深入下层，深入群众，认真进行调查工作入手。”广州中央工作会议后，中央领导同志陆续带着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深入基层，征求意见，开展了大规模的调查研究。4月28日至5月14日，周恩来也带人到河北邯郸地区搞起了调查研究。关于怎样开展调查研究，周恩来曾做过详细阐述。他说：“我们下去调查，必须对事物进行分析、综合和比较。事物总存在内在的矛盾，要分别主次；总有几个侧面，要进行解剖。各人所处的环境总有局限性，要从多方面观察问题；一个人的认识总是有限的，要多听不同的意见，这样才利于综合。事物总是发展的，有进步和落后，有一般和特殊，有真和假，要进行比较，才能看透。下去调查，要敢于正视困难，解决困难我们下去调查要坚守毛泽东同志的三条原则：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就是民主集中制，它不但是组织原则，也是工作原则。智慧是从群众中来费虹寰61党史文苑党史文苑精华选读JINGHUAXUANDU的，但对群众的意见领导方面还要加工，然后回到群众中去考验，在这基础上再加工。脱离我们的基本阶级群众，就会丧失党的基础。尾巴主义，随着群众跑，就会放弃党的领导。目前的毛病，还是我们发号施令太多，走群众路线太少。”根据周恩来的安排，1961年4月初，总理办公室副主任许明带领一个工作组，先期到河北邯郸地区开展工作，共20天。4月28日午夜，周恩来放下手中的繁重政务，也前往邯郸亲自调查。此后一连3天，他在邯郸听取了地委书记庞均、工作组许明和河北省省长刘子厚的汇报。5月2日返回北京处理要务后，3日凌晨又赴邯郸。这一次，他来到武安县伯延公社进行深入调查，走访了几十户社员家庭，视察了生产队的公共食堂，还到公社商店了解商品价格。他走乡串户，看见社员家中“除了树叶、咸菜、野菜以外，就没有东西了，硬是没有存粮”，感到十分震惊。在伯延公社的一次座谈会上，一个叫张二廷的社员直言不讳地对周恩来说：“这两年生活一年不如一年。”“如果再这样下去两年，连你也会没有吃的。”“因为我们当然首先要顾自己，你们征购不到，还不是没有吃的?”周恩来后来说：“这句话对我教育很大，我很受感动。当时在场的地委干部听了以后，说这个人是个落后分子。我跟他们解释：这样看不对，这个社员说的是真理，一个农民把我们看作他自己的人才会说这样的话，这是一针见血的话。”座谈后周恩来来到张二廷的家，张二廷又向周恩来如实反映了伯延公社遭灾情况和公共食堂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希望周恩来以后还能来伯延。周恩来表示，有机会一定来，如果自己来不了，也一定会派人来。在“文化大革命”前，周恩来每年都派人到伯延去，代他看望这位农民朋友。在伯延调查过程中，周恩来发现社员最担心多征购粮食和挤掉他们的自留地，便当着地委、县委、社委负责人的面，保证不收回分掉的自留地、不再以自留地顶口粮指标。通过认真深入的调查，周恩来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情况。5月7 日他向毛泽东汇报了调查情况，谈了四点看法：第一，食堂问题。绝大多数甚至于全体社员包括妇女和单身汉在内都愿意回家做饭。目前主要解决如何解散食堂和社员回家后如何做饭的问题。第二，社员不赞成供给制，只赞成把“五保户”包下来和照顾困难户的办法。第三，社员迫切要求恢复高级社时的评工记分办法。包产到队、以产定分、包活到组的办法能够真正实现多劳多得，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势在必行。第四，邯郸专区旱灾严重，麦收减产。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恢复社员的体力和恢复畜力问题。在此期间，毛泽东还收到其他领导人从各地发来的调查报告，普遍不赞成办公共食堂，不赞成在分配上实行供给制。当年5月21日至6月12日，中共中央讨论并修改了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形成修正草案。其中，最重要的修改：一是取消供给制；二是规定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实际上取消了公共食堂制度，为国民经济调整开了个好头。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周恩来谈了自己的体会。他说：庐山会议以来，由于我们缺乏分析，而把反右倾和工作上的问题混淆起来，更重要的是没有实事求是，所以尽管想搞好一点，结果却是适得其反。在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劳动关系上的命令主义，上层建筑上的规章制度一般化、简单化，认识上的主观片面性，作风上的“五风”问题，有些问题在理论上也说不通。为什么会产生这些问题呢?周恩来说：“那时，就是有点革命，不能深思熟虑，不能冷静下来。”“欲速则不达，跌了大跤。”刘少奇在一旁插话说：“看来，搞社会主义光有好的道德、好的感情、好的干劲不行，还要适应客观规律。这一跤是要跌的，跌得越痛越好，跌得不痛就感受不深。”周恩来主持的邯郸调查和其他领导人主持的调查研究，促使中央逐步纠正了前一阶段一些错误的判断和决定，制定出一些符合实际情况的政策，从而为贯彻执行国民经济调整的方针，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创造了重要条件。中央领导同志带头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不仅使党的决策更加贴近实际，而且对推动全党调查研究之风的兴起，产生了重要影响。前事不忘，后事之师。2017年12月25日至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指出：“要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推动党中央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在基层落地生根。”“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拜人民为师，向人民学习，放下架子、扑下身子，接地气、通下情。身入 更要 心622023年第05期2023年第05期精华选读JINGHUAXUANDU至，开展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抓住老百姓最急最忧最怨的问题，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真正把功夫下到察实情、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上。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以身作则，推动各级干部动起来、深下去，使调查研究在全党蔚然成风。”刘少奇与调查研究李颖王刚调查研究是科学决策的前提和保证。刘少奇非常重视调查研究，屡次强调“调查研究是做好工作的最根本的方法”。新中国成立后，他几乎每年都安排调研活动，有些年份多达几次。每次调研时间不等，短则几天，长达数月。通过一次次的实地调研，刘少奇为全党正确认识形势，制定一系列重要决策作出了突出贡献。以民为师求实话调查研究最重要的是诚心诚意拜人民为师，听干部群众讲真话，这是全面了解基层情况的基础。1959年至1961年，我国国民经济陷入困境。为了探究困难之因，扭转困难之势，毛泽东向全党发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1961年4月至5月，刘少奇在家乡湖南省宁乡县和长沙县进行了为期44天的调查研究。调研之初，刘少奇最渴望听到人民群众最真实的心声。可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人们不敢讲真话。对于基层干部群众不敢说真话的情况，刘少奇在给毛泽东的调查报告中以湖南省长沙县天华大队为例指出：“长期以来，这个大队的社员和干部不敢说心里话，乔木去调查时，大队已把一些乱说话的人调走。我最初去找干部和社员谈话，大队干部都在事先交代过。有些小队开会，我们工作组的人去参加，说的是一套，工作组的人离开后，他们又再开会说了另一套。因此，我在天华的前十天几乎不能同大队的人认真讨论问题”。为了了解群众心中真实的想法，在一次座谈会上，刘少奇摘下青呢帽，露出满头银发，用地道的宁乡腔恳求道：“我是向大家求教的。这次中央办了错事，我们对不起大家，向大家道歉。但是改正错误要了解真实情况，希望大家帮助我，向我提供真实情况。”会场上霎时静了下来，大家看到的是国家主席真诚的表情，体会到的是国家主席渴望了解实情的真心。此后，刘少奇不让社队干部陪同，带着秘书径直来到生产队，请社员座谈。经过40多天与群众心贴心交流、面对面沟通，刘少奇终于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大家打消顾虑，纷纷向他反映真实看法。由此，刘少奇认识到，造成困难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天灾，而是如农民所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正是在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深入农村进行实地调研的基础上，1961年5月至6月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对“人民公社六十条”草案进行了修改，形成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修改后的条例取消了供给制，并规定：“在生产队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这个决策受到群众的极大欢迎。扑下身子探实情有时候只听报告和汇报并不能准确掌握实情，需要亲自探察实情。对于报告和汇报，刘少奇认为：“下面的报告和干部的话，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有的根本不可信。”1958年高指标、浮夸风和“共产风”等“左”倾错误开始泛滥。此时河北省徐水县宣布“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消息传来，刘少奇不敢相信。9月，他视察了徐水县，发现严重的浮夸风和“共产风”现象。当县委负责人汇报有的地方一亩小麦播撒种子700至1000斤时，他产生了怀疑。他说：“1000斤种子就是1500万棵苗，这恐怕草也长不起来吧!”同时他看到徐水的“共产主义新村”只是在一些房子上分别挂上“食堂”“养老院”“托儿所”等牌子，连必要的设备都没有。针对当地干部将全民所有制与共产主义混淆的情况，他明确指出，“全民所有制不是共产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不是共产主义叫共产主义不好”。这些问题，毛泽东也觉察到了，于是党中央自1958年冬起召开多次会议，开始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一些错误做法。1961 年春，刘少奇在家乡湖南进行调研期间，除了听汇报、请干部群众开座谈会外，还直接到老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