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国家安全观演进的历史脉络、基本逻辑及实践启示.pdf

No.3.2023（Serial No.205）贵州省党校学报Journal of Guizhou Provincial Party School 2023年第3期（总第205期）39摘 要：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以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攻坚克难、化危为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武装革命赢得国家主权安全，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侧重以军事建设捍卫新中国政权安全，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促进国家安全，在新时代以总体国家安全观塑造总体安全，推动由传统安全观向非传统安全观、再到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历史性飞跃。中国共产党的国家安全观之所以能够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根本在于党始终对国家安全保持高度重视，突出表现在党对国家安全环境的研判与时俱进、对国家安全内容的认知日益丰富、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不断增强。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必须坚持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绝对领导，坚持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发展与安全两件大事，坚持人民安全、政治安全和国家利益至上的有机统一，坚持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持续筑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安全根基。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总体国家安全观；国家安全；风险防范中图分类号：D6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81（2023）03-0039-10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1。这是党的二十大对新征程上全面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作出的政治宣言和战略部署，深刻凸显国家安全在党治国理政全局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更是对中国共产党国家安全观的丰富和发展作出的重大理论创新和原创性贡献。从人类社会发展趋势和现实表现来看，安全是现实的个人进行生命活动、展示本质力量的内在需要和根本前提，国家安全作为一种客观能力状态和主观心理预期历来是国际关系和政治学研究的焦点议题。中国共产党国家安全观是我们党作为政治领导力量在不同阶段对安全环境、安全内容和安全维护手段等基本问题形成的稳定心理图式和政策范式。学界对中国共产党国家安全观的既定研究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从纵向上对党的历任领导核心和中央领导集体的安全思想展开研究；二是从横向上对中国共产党在某一特定时期或特定领域的安全实践研究；三是纵横交织，对党维护国家安全的历史进行特定经验总结和概括。我们认为，现有研究比较碎片化，中国共产党国家安全观的阶段特征和演进规律有待整体性地揭示与呈现。科学地理解和把握中国共产党国家安全观的历史进程和发展趋向，要透过历史的望远镜分析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的安全认知与行为。从主体、客体、环体、介体等要素入手，构建中国共产党国家安全观的解释框架，系统考察中国共产党国家安全观的演进逻辑，这对贯彻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进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收稿日期：2023-03-30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对外部环境风险的重要论述研究”（项目批准号：21CKS044）阶段性研究成果。作者简介：粟锋，男，湖南怀化人，博士，湖南理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国家安全治理。黄晞，女，湖南平江人，湖南理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共产党国家安全观演进的历史脉络、基本逻辑及实践启示粟锋，黄晞（湖南理工学院，湖南 岳阳 41400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40兴营造安全有利环境，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一、中国共产党国家安全观演进的历史脉络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国家安全观本质上属于上层建筑范畴，由一定社会和一定时期的经济基础所决定，任何一种国家安全观都有其生成的特定历史场域和现实运行空间。中国共产党的国家安全观必然与不同历史阶段的党情国情世情密切联系，必然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和历史性特征。（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掌握政权实现主权安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近代中国的社会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系统回答“进行什么样的革命，怎样进行革命”的基本问题，通过建立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坚定不移地推进无产阶级革命，走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成功使我们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完成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饱受侵略苦难、深陷殖民困境的中国人民在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党经过长期的艰辛探索在中国革命中找到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成为恢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挽回民族尊严的主心骨和领导力量，确立了以武装夺取政权实现主权安全的传统安全观。第一，中国共产党强调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中国共产党要建立一个主权独立的新中国，必须以武装斗争作为革命的主要形式。帝国主义及其扶持的军阀武装到了牙齿，日本靠武力侵略中国，国民党反动派靠武力镇压人民。国民大革命的失败从反面强有力地证实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力量。没有坚持武装斗争的人民军队，就没有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大众的生存空间，也就不可能赢得中国革命的胜利、恢复中国的独立和主权。第二，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内战，在武装革命中灵活运用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毛泽东深刻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2。要打倒帝国主义列强、扫除反动军阀，单单依靠党自身的力量是很困难的，必须“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党积极巩固工农联盟，对资产阶级采取既斗争又团结的策略，动员中华民族为实现主权独立、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而团结奋斗。第三，以党的建设统领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坚持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党通过“三湾改编”和古田会议为人民军队注入“党指挥枪”的政治基因，制定持久战、游击战、运动战等一系列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战略战术，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领导的、正规化的新型人民军队。党对“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等片面认识进行反思、整顿，实现从建党初期不愿意争取、不善于争取可以团结的力量到抗日战争后期主动争取、牢牢掌握统一战线主动权的转变，极大地激发人民大众的革命意志和革命热情，为中华民族彻底解放和独立汇聚了磅礴力量。（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侧重以军事建设捍卫政权安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蒋介石率领的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势力叫嚣“反攻大陆”，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持彻底否定的态度，西方阵营主导的对华战略方针是孤立新中国、遏制与扼杀人民政权，从周边的朝鲜、印度等多个方向军事进逼、围堵中国。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就预判“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反动派对于他们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失败，是不会甘心的。他们还会要互相勾结在一起，用各种可能的方法，反对中国人民”3。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首要关注的是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安全问题，在探索“如何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突出强调以军事力量建设应对外部安全威胁，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了以军事建设捍卫政权安全的传统安全观。一是把国防和军队建设作为保障政权安全的核心手段。毛泽东郑重宣告：“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4。党通过大力组建海军、空军、公安军和炮兵、工程兵、装甲兵、通信兵、铁道兵等多军种，实现由步兵为主体向多兵种合成军的过渡，初步建立了一支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党重视掌握和运用新武器、新技术来武装军队、保卫国家，成功研制了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国防尖端军事装备，构筑以防御为主的反核战略体系和国防工业体系，彻底粉碎了超级大粟锋，黄晞：中国共产党国家安全观演进的历史脉络、基本逻辑及实践启示41国的“核垄断”“核讹诈”图谋。二是把军事建设摆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优先位置。这一时期，党着手处理发展与安全的关系问题。毛泽东指出，“中国必须建立强大的国防军，必须建立强大的经济力量，这是两件大事”5，同时强调“建设工业就是为了搞国防”6。也就是说，经济发展作为手段必须服务于军事建设这个目的，在安全需要驱动下优先发展重工业，备战备荒、开展“三线建设”等。从新中国成立到“一五”计划完成，军费开支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平均达到35%；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军费开支保持在20%左右。三是中国共产党灵活运用外交手段确保政权安全，构建制衡美苏霸权的国际统一战线。在核心利益受损的情况下中国敢于军事斗争，坚决打赢抗美援朝、抗美援越、珍宝岛战役等，使敌对势力再也不敢做出武力侵犯新中国的尝试。以此为前提，中国以高超的外交艺术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斡旋、平衡，作出从“一边倒”到“一条线、一大片”“三个世界”的战略调整，提出“求同存异”“反霸权、永不称霸”的外交主张，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积极发展与周边国家、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的外交友谊，赢得国际社会普遍认同、拓宽了国际战略安全空间。（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促进国家安全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苏争霸格局发生变化，美国发动的数次侵略战争接连受挫后被迫进行战略收缩，尼克松政府宣称愿意与中国和平共处，不寻求以武力改变中国现状，中美结束长期对峙，逐步实现关系正常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敏锐察觉到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作出“世界大战打不起来”“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重大判断，结束军队“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准备状态，努力争取和利用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决定实施改革开放，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以经济建设促进国家安全的理念初步形成并不断丰富，总体上由封闭走向开放，以发展求安全；由对抗走向合作，积极参与全球安全治理。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由于各种因素的叠加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迟缓，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邓小平反复强调必须加快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生活，否则社会主义就站不住脚，国家安全就没有可靠保障，甚至有被“开除球籍”的风险。20世纪80年代中国要做的三件大事，核心是现代化建设，中国能否维护世界和平、实现祖国统一，关键“要看我们自己经济建设成就的大小”。此外，邓小平认为随着举国迎敌的全面战争可能性越来越小，西方国家通过社会文化渗透策划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的安全威胁陡然上升，“随着经济的发展，如果不注意精神文明建设，就有很大危险”7，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旗帜鲜明地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江泽民延续了邓小平以发展求安全的思路，强调财大才能气粗，只有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了才能从容应对各种威胁。进入21世纪，江泽民呼吁国际社会应当变革以军事联盟为基础、以增加军备为手段的旧安全观，树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携手应对生态恶化、恐怖主义、国际犯罪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国家安全观完成了从关注自身、关注生存向关注世界、关注发展的实践转型。胡锦涛坚持和发展新安全观，兼顾社会发展安全和国际共同安全，提出建设“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安全新理念。党的十七大报告不再把“国家安全”放到以往的“军队国防建设”或“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部分进行论述，首次调整到“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部分。胡锦涛强调生态安全、公共安全、信息安全、能源安全等更加广泛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建设“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重要挑战，要坚持科学发展观，把“和谐”作为联通国际国内安全的重要价值理念，推动建立以人为本、公正合理的国际关系新秩序。（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总体国家安全观塑造总体安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领导人民迈进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关键阶段。中国越发展壮大，遇到的阻力和压力就越大。随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世纪大疫情相互叠加，中国的安全环境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国家安全风险日益积累、集中显露。美国把中国标定为必须竞赢的战略竞争对手，加快实施印太战略、推进战略重心东移，中国和平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未来可能会面临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42改革进入深水区、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中国发展需要爬坡过坎“啃最硬的骨头”，大量社会经济风险因素在短期内释放、联动、传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面临对外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对内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双重压力，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8。党迫切需要一种统揽国家安全大局的安全观来应对风险综合体，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表明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规律性认识达到新高度。一方面，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系统思维方法，其理论蕴涵集中在“总体”。总体国家安全观从宗旨、根本、基础、保障和依托“五大要素”明晰国家安全内容的逻辑架构；通过“五对关系”“五个统筹”指明塑造系统性安全的科学方法。“总体”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系统观念，既防止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又避免国家安全的泛化和失真，重视各类国家安全要素和安全领域的密切联系与作用。把各个安全要素、安全领域放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系统工程中去考量、放到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条件下去谋划，对不断生成、涌现的新型安全问题保持开放性，动态地纳入国家安全内容框架。另一方面，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实践导向，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中国共产党通过制度优化着力解决根源性、结构性安全问题，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建立跨部门的协调机制，推动制定新的 国家安全法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四五”规划把“统筹发展与安全”设为单独的一部分进行集中阐述，这些都反映出国家安全治理体系化、法治化水平的总体提升。中国共产党通过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把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实践思维延伸到全球治理体系，在新安全观的基础上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理念，在国际层面提出可操作的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发展倡议，为国际社会突破传统安全困境、应对不断扩散的非传统安全威胁提供了具有总体安全指向的中国方案。二、中国共产党国家安全观演进的基本逻辑历史唯物主义强调“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通过历时性地勾勒党的国家安全观的总体画像，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国家安全观的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螺旋式上升的演进历程，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阶段都是国家安全和人民利益的坚定维护者。由于世界格局、时代特征和中国自身发展的变迁，党在不同历史阶段对国家安全环境（环体）、国家安全内容（客体）和维护国家安全手段（介体）的整体认知存在较大差异。中国共产党国家安全观的历史演进呈现出“不变”与“变”的辩证统一，其中“不变”的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对国家安全的高度重视，“变”体现在对国家安全环境的研判与时俱进、对国家安全内容的认知日益丰富、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不断增强，使得党不断战胜前进路上的一切风险挑战，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一以贯之、行稳致远。（一）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对国家安全的高度重视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以后，中国在西方坚船利炮胁迫下卷入世界市场和现代化进程，由于“没有思想武器可以抵御帝国主义”，尽管中国不同阶级的先进分子都以匡扶天下为己任，但是无力应对“亡国灭种”之深重灾难。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等“救亡图存”方式相继破产和失败，实际上表明国家安全主体必须具备应对安全威胁的能力。有学者提出，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征程中对国家安全的重视程度是逐级跃升的，依据是历次党代会报告提及“安全”和“国家安全”的次数越来越频繁。显然，这种提法解释力不足。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没有使用“安全”“国家安全”这类术语，并不代表党的国家安全观念的缺位。同样，党的国家安全观的演进没有出现重视程度的“飙升”与“回落”，仅仅是因为不同发展阶段，国家安全的侧重点不同而已。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在内忧外患、民族危难之际诞生，与生俱来地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具有刻骨铭心的认识。党对国家安全始终高度重视，其作为确保国家安全的主体在近现代中国历史场域中一直处于“主体性在场”、彰显着“主体性自觉”。首先，马克思主义激发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安全的主体性自觉，为党应对安全威胁提供科学指引。马克思对晚清中国的分析鞭辟入里：“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9。虽粟锋，黄晞：中国共产党国家安全观演进的历史脉络、基本逻辑及实践启示43然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直接对“国家安全”这个概念进行辨析，但是关于“阶级斗争”“人民主权”“无产阶级专政”等经典论述，为我们党认识军事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等提供了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次，中国共产党国家安全组织机构的设立与调整，客观上反映党对国家安全工作保持着一以贯之的领导权。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上海设立中央特科、在苏区设立国家政治保卫局，专门负责情报侦察和安全保卫工作，抗日战争后期又设立中央社会部和情报部开展隐蔽战线工作。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领导设立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些组织实体的组建和运行表明党不断适应国家安全新形势，集中体现了党对国家安全的长期性关注和有效领导。（二）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安全环境的研判与时俱进根据哥本哈根学派的安全化理论，安全环境首先是国际体系或系统给定的现实时空，即“客观安全环境”；对安全主体来说，如何判定国际体系或系统的性质和特征又是主观的、自我判断的，即“主观安全环境”。安全环境表征着国际关系行为体之间的关系状态和国家内部的安全稳定状况，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安全主体面临何种安全威胁以及采取什么样的手段维护安全。正如列宁所说：“首先考虑到各个 时代的不同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的个别历史事件），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只有了解了某一时代的基本特征，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去考虑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更具体的特点”10。研判时代主题和社会主要矛盾是中国共产党科学把握国家安全环境的基本方法。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强调“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国际体系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竞争，“这个社会制度不改变，战争就不可避免”11。这一时期党维护国家安全必须搞武装革命，建立人民政权，恢复国家的主权独立。新中国成立之初，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是国家安全的核心。毛泽东指出，“以为把蒋介石打败了，国内就没有敌人了，是错误的”12，要坚决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进入20世纪60年代，中国受到美苏核大国的战略威慑，中国共产党在对世界形势的判断上，认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故此，这一时期的国家安全观体现为以军事建设为核心的传统安全观，对抗色彩强烈、军事色彩浓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国家安全环境的判断发生根本变化，认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13。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明确提出“和平与发展”这一重要论断，取代“战争与革命”成为新的时代主题。此后历次党代会报告不再写入“世界大战”。基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中国共产党推动传统安全观向非传统安全观过渡，强调以发展和合作促安全。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我国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基本判断，强调机遇和挑战出现新变化，国际体系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增加，国内安全面临更加复杂多元的威胁。习近平总书记从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出发，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标志着党对国内安全环境的把握更加系统、科学，对改善国际安全环境表现出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三）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安全内容的认知日益丰富国家安全内容主要涵盖国家安全威胁来源和国家安全影响因素。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认为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关系行为体追求军事权力竞争。在革命与战争时代，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对传统安全观具有较强的解释力，追求生存和霸权是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基本途径，国家安全的竞争是一种零和博弈，国家安全只能通过自助实现，国家安全内容则局限在外部军事威胁，具体包括冲击本国军事、政治和外交领域的安全要素。从1921年建党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28年，中国共产党处在极端恶劣的安全环境、几度面临生死关头，特别是国民大革命失败使党深刻认识到没有独立的军事武装力量就不可能领导中国革命，也不可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对国家安全内容的认知极其明确，就是通过武装革命把侵略者赶出中国，恢复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新中国的成立宣告党领导中国人民“站起来”，此时国家安全不仅包括国土安全，还更加凸显捍卫政权安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44紧迫性，尽管这一时期毛泽东对经济安全也有所关注，但是经济发展总体上处于国家安全的从属地位，尚未被提升到影响国家安全的程度来加以统筹。这一时期的国家安全观比较符合传统安全观的特征，国家安全内容指向国土安全、政权安全和军事安全，依靠武力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是其主要目标。20世纪70年代罗马俱乐部发布重磅报告 增长的极限，标志着非传统安全问题进入到国际社会视野，此后军事、政治、外交以外的领域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非军事性灾难和全球性安全威胁。相比于传统安全观，非传统安全观对国家安全内容及其性质的认知截然不同，强调全球化时代的安全不可分割，具有跨国“溢散”“传导”效应，任何国际关系行为体不能独善其身；不单局限在军事领域，而是扩大到经济、社会、生态、文化等各个领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安全内容的认知实现由以主权安全、政权安全为核心向以经济安全为主的根本转变，提出国防和外交要为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服务。江泽民、胡锦涛把金融安全、信息安全、粮食安全、科技安全、文化安全、气候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等不断纳入国家安全内容范畴，中国共产党以发展为主导的非传统安全观更加成熟、定型。进入新时代，党对国家安全内容的认知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2021年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指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涵盖政治、军事、国土、经济、文化、社会、科技、网络、生态、资源、核、海外利益、太空、深海、极地、生物等诸多领域。习近平总书记既重视新兴的生物安全、人工智能安全、数据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又赋予传统的军事安全、政治安全和国土安全问题崭新的时代内涵，国家安全内容认知呈现总体化、统筹化发展态势。（四）中国共产党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不断增强美国国际关系学者哈罗德 布朗认为，国家安全是由于安全主体具有免除威胁的能力、进而达到免受威胁的状态。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是国家安全主体改善安全环境、治理安全客体的介质，是为实现国家安全所能采取的手段、措施的总和，也是安全主体对国家安全威胁进行回应的反馈机制。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集中体现在国家安全保障手段和安全决策机制，前者主要包括军事、政治、外交、经济和文化等政策措施；后者履行国家安全决策和议事协调等职责，是国家安全治理的制度化平台。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冷战持续对抗，战争的威胁一直存在，中国共产党把军事建设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关键手段，在外交层面重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构建国际统一战线，比较灵活地与一些国家进行安全协作和结盟。为适应军事斗争激烈的国家安全环境，中国共产党实施以军事为中心、党政军一元化的集体领导体制，依靠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进行国家安全重大事项的议事决策。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共产党的非传统安全观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判断指引下，把经济发展确立为国家安全最可靠的保障，军事战略由“积极防御、诱敌深入”调整为“积极防御”。对内全力维护社会团结和稳定，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做到“不争论”，集中精力抓经济建设；对外不以意识形态划分敌友，奉行“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提出不结盟的独立自主外交政策，主张“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与周边国家以政治谈判方式解决领土纠纷，围绕祖国和平统一提出“一国两制”方案，为中国发展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21世纪初，党中央组建国家安全领导小组，作为专门机构统揽外事和国家安全工作领域的重大事项，对外事和国家安全工作战略性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具体协调国家安全重大决策问题。进入新时代，我们党维护国家安全的手段更加多样化和复合化。一是加强人民军队建设，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按照“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原则，推进军队现代化，聚焦“能打仗、打胜仗”，破除“和平积弊”；二是加强国家安全各领域风险防范，出台 国家安全工作条例 国家安全战略（20212025年），强调下先手棋、打主动仗，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落实落细，设立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构建全民参与的国家安全共同体；三是加强国际安全合作，以“一带一路”倡议为世界经济复苏注入新动力、为国际社会提供优质公共产品，充分发挥负责任的大国作用，积极推进伊朗、阿富汗、沙特阿拉伯等问题的政治解决进程，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从单一的军事手段，到以经济发展作为内在驱动的和平手段，再到对内发展与对外合作并行的复合化手段，中国共产党维护国家安全的体制机粟锋，黄晞：中国共产党国家安全观演进的历史脉络、基本逻辑及实践启示45制不断健全，展现出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战略定力和强大能力。三、中国共产党国家安全观演进的实践启示以史为鉴才能开创未来。中国共产党国家安全观之所以能够因时而进、因势而新，得益于党作为安全主体始终保持“主体性在场”和“主体性自觉”，与时俱进地更新对国家安全环境、国家安全内容的认知，不断增强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展望未来，新时代的国家安全工作必须坚决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在主体维度上坚持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绝对领导，在环体维度上坚持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发展与安全两件大事，在客体维度上坚持人民安全、政治安全和国家利益至上的有机统一，在介体维度上坚持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保驾护航。（一）坚持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绝对领导坚持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绝对领导，是新时代做好国家安全工作的根本原则。国家安全工作既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强安全保障。塑造国家总体安全态势是一项涉及面广、任务繁重的长期性系统工程，需要富有远见卓识的领导集团。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坚持党的绝对领导，维护国家安全才有最可靠的主心骨，总体国家安全观才能不折不扣地得到贯彻落实。其一，坚持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绝对领导具有历史必然性。回顾中国共产党国家安全观的演进历程，从驱逐列强、恢复主权到经济腾飞、振兴中华，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和社会长期稳定始终是党的不懈追求。中国式现代化取得的辉煌成就有力证明了党领导国家安全的坚定意志和卓越能力。在中国由大而强的关键阶段，坚持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绝对领导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复杂敏感的周边环境、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可以实现的，决不能掉以轻心。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不被迟滞甚至中断，就必须一以贯之地坚持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领导权，否则就会丧失来之不易的历史主动和大好局面。其二，坚持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绝对领导具有现实必然性。保证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非传统安全威胁加剧，国家安全各个领域的风险触发点多、关联性强。国家安全工作具有高度的政治性、敏感性和战略性，理应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坚持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绝对领导，这一根本原则是全面的、系统的、具体的，落实和体现在国家安全工作各方面全过程。通过党中央“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领导，特别是发挥党组织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全面覆盖的网格化工作机制，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办难事、办急事。其三，坚持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绝对领导具有政治必然性。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是全党最高的政治原则和根本政治规矩，国家安全统揽在党中央。切实提升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领导能力，应当根据 党委（党组）国家安全责任制规定，引领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关键少数”掌握国家安全政策工具箱，提升战略思维能力、分析研判能力、突发事件应对能力和复杂局面驾驭能力，关键时刻冲得上去、危难关头豁得出来。（二）坚持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发展与安全两件大事“谋局”是“谋略”的前置条件，厘清我们党面临什么样的“局”，才能制定和执行相应的“略”。坚持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是中国共产党科学研判国家安全环境的出发点，使维护国家安全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能够建立在科学的基点上。从国内大局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比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同时，中国还面临着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现实难题：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较为突出、自主创新能力不能满足发展需求、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难度大、生态环保压力大、城乡差距大、农业基础需进一步稳固、民生保障存短板、社会治理有弱项等。从国际大局来看，虽然时代主题仍然是和平与发展，但世界格局进入深刻调整期和转型期，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持续加重，国际社会面临发展与安全双重压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从民族历史发展的维度标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46国家安全的纵坐标，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国际比较维度标定国家安全的横坐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题中之义，中国既是全球发展的受益者、推动者，也是国际秩序的参与者、维护者。要高度警惕世界大变局蕴含的不利因素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造成的干扰和风险，以如履薄冰的紧迫感应对国际关系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此外，如果只看到世界大变局的“危”，而看不到其中孕育的“机”，就会错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要挖掘利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有利因素，助力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以开放包容的心态稳步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形成正确清晰的“局势”判断以后，需要采取的“策略”也就比较明朗。坚持统筹发展与安全两件大事是中国共产党塑造新时代国家安全环境的战略选择。安全和发展的关系问题始终是党的国家安全观的一对核心范畴。党的国家安全观演进可以划分为安全主导型、发展主导型和发展安全统筹型三个基本类型。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价值基底是统筹发展与安全，在“五大要素”“五对关系”“十个坚持”中都占据重要地位。发展和安全是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二者不可偏废。要坚持系统观念，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统筹兼顾。首先，要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国家安全是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根本条件，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根本利益所在。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推动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前提都是国家安全、社会稳定。没有安全和稳定，一切都无从谈起”14。得益于党有效维护国家安全，中国在短短几十年内完成西方国家几百年走过的现代化进程，跃居全球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制造业国和第二大经济体。走和平发展道路绝不意味着放弃正当权益、牺牲核心利益，在发展中要更多考虑安全要素，重点关注国家安全能力与发展水平不协调不均衡的问题。其次，在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要以高质量发展保障高水平安全。当今中国具有坚实的物质基础、丰富的人才红利、广阔的市场空间，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关键是聚焦正在做的事情、办好自己的事情。持之以恒地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团结奋斗、积极作为，以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国家安全环境的不确定性，不断增强国家综合实力，把国家实力转化为国家安全政策工具，从根本上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三）坚持人民安全、政治安全和国家利益至上的有机统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安全工作千头万绪，涉及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方方面面。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精髓。在国家安全形势复杂、工作任务繁重之际，既要对国家安全内容所涉的各种领域和要素做到心中有数，又要优先抓住国家安全内容的主要方面，避免国家安全泛化、眉毛胡子一把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人民安全、政治安全、国家利益至上的有机统一”15218，为总体把握国家安全内容提供了重要遵循。其一，人民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宗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历史性转变，人民美好生活向往内在地包含对更高水平安全的需要。要把“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理念贯彻到国家安全领域，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和平稳定的国家安全环境是最基础的人民福祉。“宁为太平犬，莫作离乱人”。近代中国遭受的屈辱和苦难、当今世界一些国家和地区仍在经历的战争侵袭深刻表明，如果国家安全环境恶化，将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维护国家安全要始终把人民放在最高位置，提供更加丰富的公共安全产品，不断增强人民安全感。人民还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基础性、决定性力量。没有人民的在场和支持，国家安全就会沦为空中楼阁。要充分激发人民群众维护国家安全的主人翁精神，增强其国家安全意识和素养，筑牢国家安全人民防线。其二，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中国共产党以党建军、以党建国、以党强国的历史进程，使得党与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和社会主义中国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以政治安全为根本”1519，“把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特别是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放在第一位”16。政治安全关乎国家主权、政权、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稳固，决定和影响着国家其他各个方面的安全。维护政治安全最关键的是确保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安全和长期执政地位、捍卫中国特粟锋，黄晞：中国共产党国家安全观演进的历史脉络、基本逻辑及实践启示47色社会主义制度，要全面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防范政治风险的能力，始终绷紧意识形态安全这根弦，决不能在政权安全这个根本性问题上犯颠覆性错误。其三，国家利益至上是国家安全的准则。国家利益是决定国家生存与发展的根本利益，是主权国家开展对外交往的决定性因素。2011年发布的 中国的和平发展 白皮书把中国的核心利益明确为“国家主权、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政治制度、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六个方面。“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17。坚持国家利益至上的准则就是在国家安全领域践行底线思维，从国家利益的维度判定国家安全内容的优先级。尽管中国“慎用武力”、追求以和平手段来解决国际争端，但是当中国的核心利益遭到威胁和挑衅时，军事斗争乃至战争从来都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备选手段。（四）坚持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把“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作为一个独立部分进行集中论述，充分体现“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在国家安全工作大局中的战略地位。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增强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手段的根本途径是“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这为健全中国国家安全体系、提高国家安全能力指明了前进方向、提出了具体要求。一方面，要不断加强国家安全体系的“制度化”建设。国家安全体系是为实现国家安全所设立的组织实体与制度的总和。在制度供给层面，新时代十年党确立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负责制，推动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加快推进生物安全、数据安全、反外国制裁、反电信网络诈骗、反跨国有组织犯罪、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等重大安全事项的立法工作。但是，与国家安全的现实需要相比，国家安全法治化还有较大提升空间，新兴重点领域如关键基础设施、太空安全、深海安全、海外利益保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等立法情况犹显不足。新征程上，要以国家安全法为统领，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围绕国家安全领域的新情况、新问题完善相关立法。在规范执行层面，国家安全体系划分为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级，国家宏观层级负责顶层设计和重大决策，省市级中观层级负责区域管理和政策传导，基层微观层级负责执行和具体实施。要完善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增进三个层级国家安全工作的沟通与协同。随着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