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结、盘桓与顿挫：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国家-民族叙述_李怡.pdf

2023年第2期1921年10月，“新文学运动以来的第一部小说集”由上海泰东图书局推出，这就是郁达夫的沉沦。从1921年至1923年，这部小说集被连续印刷十余次，销量累计至20000余册，在新文学初创期堪称奇观。“对于他的热烈的同情与感佩，真像 少年维特之烦恼 出版后德国青年之维特热一样”，因为，“人人皆可从他作品中，发现自己的模样。多数的读者，由郁达夫作品，认识了自己的脸色与环境”。当然，小说中能够引起读者共鸣的应该有好几处，包括性爱的暴露、求索的屈辱等等，但足以令读者产生一种普遍的情绪激昂的还是其中那种个人屈辱与家国命运的相互激荡和纠缠，这样的段落已经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引证的经典：他向西面一看，那灯台的光，一霎变了红一霎变了绿的，在那里尽它的本职。那绿的光射到海面上的时候，海面就现出一条淡青的路来。再向西天一看，他只见西方青苍苍的天底下，有一颗明星，在那里摇动。“那一颗摇摇不定的明星的底下，就是我的故国，也就是我的生地。我在那一颗星的底下，也曾郁结、盘桓与顿挫：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国家-民族叙述李怡摘要：众所周知，中国现代文学在表达个人体验与命运的时候，总是和国家与民族的重大关切紧密相连。然而，百余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对“民族”和“国家”的理解却来源复杂，过程曲折，含义丰富，而且民族与国家的联结也并不是西方“民族国家”概念所表述的那么简单，它们之间的相生相克关系更值得仔细剖析。重新清理和研讨这一问题，是对现代中国文学核心主题“再解读”的基础，也是深入挖掘现代文学思想和情感的重要线索。国家观念与民族意识的多层次结合与缠绕为中国现代文学相关主题的表达带来了层峦叠嶂的景象，当然也大大拓展了这一思想情感的表现空间，最终也造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独具特色的历史风貌：郁结、盘桓与顿挫。关键词：中国现代文学；国家-民族叙述；历史风貌004DOI:10.19290/ki.51-1076/i.2023.02.018送过十八个秋冬。我的乡土啊，我如今再也不能见你的面了。”他一边走着，一边尽在那里自伤自悼的想这些伤心的哀话。走了一会，再向那西方的明星看了一眼，他的眼泪便同骤雨似的落下来。他觉得四边的景物，都模糊起来。把眼泪揩了一下，立住了脚，长叹了一声，他便断断续续的说：“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在这里，一位在异质文明中深陷焦虑泥淖的中国青年将个人的悲剧置放在了国家与民族的普遍命运之中，并且在自己生命的绝境中发出了如此石破天惊般的呐喊，一瞬间，个人的生存苦难转化为对国家与民族的整体诉求，郁积已久的酸楚在这一心理方式中被最大剂量地释放。这也就是作者自述的，“眼看到的故国的陆沉，身受到的异乡的屈辱”，“我的消沉也是对国家，对社会的。现在世上的国家是什么？社会是什么？尤其是我们中国？”所以，在文学史家看来，这部作品的显著特点就在于“性、种族主义、爱国主义在他心底里全部缠结在一起”。沉沦主人公于质夫投海之前的这一段激情道白击中的是近代以来中国人的普遍心理与情绪，1921年的“沉沦热”、百年来现代中国文学与现实人生的不解之缘从根本上都与这样的体验和情绪紧密相关：在中国现代文学的普遍主题中，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的凸显格外引人注目，或者说，个人命运感受与国家、民族宏大问题的深刻联系就是我们文学的最基本构型。在很大的程度上，我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自始至终都没有否认过这一基本事实。1922年，胡适写下新文学的第一部小史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就是以“国”定文学，是为“国语的文学”。1923年，瞿秋白署名陶畏巨发表新文学概观，也是以“西欧和俄国都曾有民族文学的先声”为参照，将新文学视作“民族国家运动”的一部分，宣布“他是民族统一的精神所寄”。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 奠定了新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基础，在以“新民主主义革命”为核心话语的历史陈述中，“外争国权，内除国贼”“民族解放”的政治背景十分清晰。唐弢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继续依托“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阶级状况展开，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的侵略、挽救民族危机也是这一历史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期以降，被称作代表“新启蒙”思潮的20世纪中国文学观更是将国家民族的现代化进程作为文学探索的基本背景，明确指出：“争取民族的独立解放，民族政治、经济、文化，民族意识的全面现代化，实现民族的崛起与腾飞，是本世纪全民族的中心任务，构成了时代的基本内容，社会历史的中心，民族意识的中心，对于这一时期包括文学在内的整个意识形态起着一种制约作用，决定着这一时期文学的性质、任务、历史内容，以及历史特征，等等。”新时期影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思想，在内有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 的“启蒙/救亡双重变奏”说，在外则有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感时忧国”说，它们的思想基础并不相同，但却在现代文学的国家民族意识上有着高度的共识。直到21世纪以后，尽管意识形态和艺术旨趣的分歧日益加大，但是平心而论，却尚未发现有谁试图根本否认这一基本特征的存在。在我看来，沉沦主人公于质夫将个人的悲剧追溯到国家民族的宏大命运之中，于生存背景的揭示而言似乎势所必然，不过，其中的心理逻辑却依然存在许多耐人寻味之处：于质夫，一个多愁善感而身心孱弱的青年在遭遇了一系列纯粹个人的生活挫折之后，如何情绪爆发，在蹈海自尽之际将这一切的不幸通通归咎于国家的弱小？这是羸弱者在百般无奈之下的洗垢求瘢、故入人罪，还是被人生的苦涩长久浸泡之后的思想的觉悟？一方面，我不能认同徐志摩当年的苛刻之论：“故意在自己身上造些血脓糜烂的创伤来吸引过路的人的同情”，那是生活优渥的人的高论，显然不够厚道；但是，另一方面，从 1920年代的争论开始，至今也有读者无不疑惑：“零余人不仅逃避承担时代的重任，而且自身生活能力低下，在个人情欲的小圈子郁结、盘桓与顿挫：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国家-民族叙述0052023年第2期里执迷不悟，一旦得不到满足，连生命也毫不犹豫地舍弃。这样的人物是时代的主旋律上不和谐的音符，他的死是一种历史的必然。郁达夫在作品主人公自杀前加上这么一条勉强的尾巴，并不能让主人公的思想高尚起来。”I1郁达夫恐怕不会如此的肤浅，但是沉沦所呈现的心理逻辑确有微妙隐晦之处，至少还不曾被小说清晰地展开，这就如同现代文学史上的二重组合个人悲剧/国家民族命运的复杂的链接过程一样，其理昭昭，其情深深，在这些现象已经被我们视作理所当然的历史事实之后，我们是否进一步仔细观察过其中的细节？究竟这些“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有着怎样具体的内涵，有没有发生过值得注意的重要变化，它们彼此的结构和存在是怎样的，是不是总被奉为时代精神的“共主”而享有所向披靡的能量，在它们之间，内在关联究竟如何，是不容置辩的相互支撑，一如我们习以为常的“国家民族”的关联陈述，还是暗含龃龉和冲突？这就是我们不得不加以辨析和再勘的理由。一中国现代文学在表达个人体验与命运的时候，总是和国家与民族的重大关切紧密相连。然而，“国家”与“民族”这两个基本语汇及其现代意涵却又是近代“西学东渐”的一部分，作为西方思想文化的复杂构成，其本身也有一个曲折繁芜的流变演化历史。所以，同一个“国家观念”与“民族情怀”的能指，却很可能存在着千差万别的所指。大约是从晚清以降，中国知识界开始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国家”与“民族”的表述，以致到后来形成了大家耳熟能详的名词、概念、主义和系统的思想。自 1960年代开始，当作为学科知识的“民族学”等需要进一步理性建设的时候，人们再一次回过头来，试图深入追溯“民族”理念的来源，以便绘制出清晰的知识谱系，这样的追溯在 19601970年代一度中断，但在新时期以后持续推进；新时期至今，随着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领域对中外文明史、国家制度史的理论思考的展开，“国家”的概念史、意义史也得到了比较充分的总结。百余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对“民族”的理解来源复杂，过程曲折，笔者试着将目前学界的考证以图表示之：此表列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学界所考证的概念史，以考证出现的时间为序。从中，我们大体上可以知道这样一些基本事实：1.在近现代中国的思想之中，双音节词汇“民族”指的是经由长期历史发展而形成的稳定共同体，它在历史、文化、语言等方面与其他人群有所区别，“血缘、语言、信仰，皆为民族成立之有力条件”I2。相对而言，在古代中国，“民”与“族”往往作为单音节词汇分开使用，“族”更多地指涉某一些具体的人群类别，近似于今天所谓的“氏族”“邦族”“宗族”“部族”等等，所以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里，我们从“民族”这个词语的近现代含义出发，倾向于认定它的基本意义源自国外，是随着近代域外思潮的引进而加进入中国的外来词语，大多数学者认为它来自日本，原本是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对西方术语的汉译，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就是对英文的中译。2.汉语词汇本身也存在含义丰富、历史演变复杂的事实，所以中国学者对“民族”的本土溯源从来也没有停止过。虽然古代文献浩若烟海，搜索“民族”一词犹如大海捞针，史籍森森，收获艰难，然而几经努力，人们还是终有所得。正如郝时远所总结的那样，到 21 世纪初年，新的考证结论是：在普遍性的“民”“族”分置的背景上，确实存在少数的“民族”合用的事实，而且古汉语的“民族”一词，已经出现了近似现代的类别标识含义，在时间上早于日本汉文词汇。在日本大规模地翻译西方思想学术之前，其实还出现过借鉴中国语汇译述西方书籍的选择，日本汉文中的“民族”一词很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从中国引入的。“民族一词是古汉语固有的名词。在近代中文文献中，现代意义的民族一词出现在 19 世纪 30 年代。日文中的民族一词见诸 19 世纪 70 年代翻译的西方著述之中，系受汉学影响的结果。但是，民族一词在日译西方著作中明确对应了volk、eth006nos 和nation 等词语，这些著作对nation等词语的定义及其相关理论，对清末民初的中国民族主义思潮产生了直接影响。民族一词不属于现代汉语的中日欧外来词。”I33.“民族”一词更接近西方近代意义的广泛使用是在日本，又随着其他汉文的西方思想一起再次返回中国本土，最终形成了近现代中国“民族”概念的基本的含义。总而言之，“民族”一语，从词汇到思想，都存在一个复杂的形成过程，这里有历史流变中的意郁结、盘桓与顿挫：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国家-民族叙述0072023年第2期义的改变，也有中国/西方/日本思想和语言的多方对话与互渗。从总体上看，现代中国的“民族”含义与西方近代思想、日本明治维新后的思想基本相同，与古代中国的类似语汇明显有别。1902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第一次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五年后的 1907年，杨度 金铁主义说、章太炎 中华民国解又再次申述了“中华民族”的观念，虽然他们各自的含义有所差异，但是从一个大的族群类别的角度提出民族的存在问题却有着共同的思维。民族、中华民族、民族意识、民族主义、民族复兴，串联起了近代、现代、当代中国思想发展的重要脉络，尽管其间的认知和选择上的分歧依然存在。与“民族”类似，中国人对“国家”意义的理解也有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所不同的在于，如果说在民族生存，特别是中华民族共同命运等问题上现代知识分子常常声应气求的话，那么在“国家”含义的认知和现实评价等方面，却明显出现了更多的分歧和冲突。“国家”一词在英语里分别有country、nation和state三个词汇，它们各有意指。Country着眼于地理的边界和范围，侧重领土和疆域；nation强调的是人口和民族，偏向民族与国民的内涵；state代表政治和权力，指的是在确定的领土边界内强制性、暴力性的机构。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概念就是政治学意义的 state。作为政治学的核心术语，state 的出现是近代的事，在这个意义上说，古代社会并没有正式的国家概念。这一点，中西皆然。就如同“民”与“族”一样，古汉语的“国”与“家”也常常分置而用。早在先秦时期，也出现了“国”与“家”的合用，只是各有含义，诸侯的封地谓之“国”，卿大夫的封地谓之“家”，这是不同等级的治理区域；然而不同等级的治理区域能够合用为“国家”，则显示了传统中国治理秩序的血缘基础。先秦时代，周天子治辖所在曰“天下”，周天子的京师曰“中国”，“礼崩乐坏”之后，各诸侯国的王畿也称“中国”，再后，“中国”范围进一步扩大，成了汉族生存的中原地区具有“德性”和“礼义”的文明区域的总称，最早的政治等级的标识转化为文化优越的称谓，象征着“华夏”（“以德荣为国华”I4）之于“夷狄”的文明优势，是谓“中国有文章光华礼义之大”I5。“天下”与“中国”相互说明，构成了一种超越于固定疆域、也不止于政治权力的优越的文明自诩。随着非汉族统治的蒙元、满清时代的出现，“中国”的概念也不断受到冲击和改变，一方面，蒙古帝国从未被汉人同化，“中国”一度失落，另一方面，在清朝，原来的“四夷”（满、蒙、回、藏、苗）却被重新识别而纳入“中国”，而夷狄则成了西洋诸国。尽管如此，那种文明的优越感始终存在。到了晚清，在“四夷”越来越强大的威慑下，“中国”优越感和“天下”无限性都深受重创，“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大部分时期，是一个使天下成为国家的过程”I6，这里的“国家”观念就不再是以家立国的古代“国家”了，而是边界疆域明确、彼此独立平等的国际间的政治实体，也就是近现代主权时代的民族国家。1648 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标志着欧洲国家正式进入主权时代。到 19 世纪，一个边界清晰、民族自觉的民族国家成为了国际外交的主角。国家外交的碰撞，特别是国际军事冲突的失败让被迫卷入这一时代的中国不得不以新的“国家”观念来自我塑形，并与“天下”瓦解之后的“世界”对话，一个前所未有的民族国家的时代真正到来了。现代中国的民族学者早就认识到：“民族者，里也，国家者，表也。民族精神，实赖国家组织以保存而发扬之。民族跨越文化，不复为民族；国家脱离政治，不成其为国家。”I7然而，正如韦伯所说，“国家”（state）是“到目前为止最复杂、最有趣”的概念。I8一方面，“非人格化”的现代国家观念延续了古罗马的“共和”理想，国家政治被看作超越具体的个人和社会的“中立”的统治主体，一系列严谨、公平的社会治理原则成为应有之义，另一方面，从西方历史来看，现代意义的国家的出现与十七、十八世纪绝对王权代替封建割据，与路易十四“朕即国家”（Ltat，cest moi）的事实紧密相关，这些原本与中国历史传统神离而貌合的取向在有形无形之中进入了现代中国的国家理念，成为我们混沌驳杂的思008想构成，那些巨大的、统一的、排他性的权力方式始终潜伏在现代国家的发展过程之中，释放魅惑，也造成破坏。此外，置身普遍性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国的民族国家的联结和组合却分外的复杂，与西方世界主流的单一民族的国家构成相比，多民族的联合已经是中国现代国家的生存基础，在我们内在结构之中，不同民族的相互关系以及各自与国家政权的依存方式都各有特点，当然从“排满革命”到“五族共和”，也有过龃龉与和解，民族主义作为国家政治的基础，既行之有效，又并非总能坚如磐石。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弗雷德里克詹姆森有一个论断被广泛引用：“所有第三世界的本文均带有寓言性和特殊性：我们应该把这些本文当作民族寓言来阅读，特别当它们的形式是从占主导地位的西方表达形式的机制例如小说上发展起来的。”“第三世界的本文，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利比多趋力的本文，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I9鲁迅的小说就是这一论断的主要论据。抛开詹姆森作为西方学者对鲁迅小说细节的某些误读，他关于中国现代文学与国家民族深度关联的判断还是基本准确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几乎每一场运动都与民族救亡的目标有关，而几乎每一个有影响的作家都有过鲁迅“我以我血荐轩辕”式的人生经历和创作冲动，包括抗战时期的沦陷区文学也曾经以隐晦婉曲的方式传达着精神深处的兴亡之叹。即便文学的书写工具语言文字也早就被视作国家民族利益的捍卫方式，一如近代小学大家章太炎所说：“小学”“这爱国保种的力量，不由你不伟大。”20晚清语言改革的倡导者、切音新字的发明人卢戆章表示：“倘吾国欲得威振环球，必须语言文字合一。务使男女老幼皆能读书爱国。除认真颁行一种中国切音简便字母不为功。”21只是，詹姆森的“民族寓言”判断对于千差万别的“第三世界”来说，显然还是过于笼统了。对于这一位相对单纯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学者而言，他恐怕很难想象现代的中国，既然有过各自不同的“国家”概念和纷然杂陈的“民族”意识，在真正深入文学的世界加以辨析之时，我们就不得不追问，这些兴亡之慨究竟意指哪一个国家认同，这民族情怀又怀抱着怎样的内容？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所经历的复杂的国家民族的知识转型，因为情感性的文学的介入而愈发显得盘根错节、扑朔迷离了。在中国新文学史的叙述逻辑中，近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就是一个义无反顾的弃旧图新的过程。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一开篇就认定了“五四”新文学的“彻底性”与“不妥协性”：“反帝反封建是由五四开始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特征，这里彻底地、不妥协地两个形容词非常重要，这是关系到对敌斗争的重大课题。”22唐弢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这样立论：“清嘉庆以后，中国封建社会已由衰微而处于崩溃前夕。国内各种矛盾空前尖锐，社会危机四伏。清朝政府极端昏庸腐朽。”“为了挽救民族危亡的命运，从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中国人民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革命斗争。”“在这一历史时期内，虽然封建文学仍然大量存在，但也产生了以反抗列强侵略和要求挣脱封建束缚为主要内容的进步文学，并且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不止一次地作了种种改革封建旧文学的努力。”“五四文学革命运动的兴起，乃是近代中国社会与文学诸方面条件长期孕育的必然结果。”23严家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最新表述：“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学，到清王朝晚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重大转折：开始与西方文学、西方文化迎面相遇，经过碰撞、交汇而在自身基础上逐渐形成具有现代性的文学新质，至五四文学革命兴起达到高潮。从此，中国文学史进入一个明显区别于古代文学的崭新阶段。”24这都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经典性论述，它们都以不同的方式告诉我们，自晚清以后，中国的社会文化始终持续进步，“五四”新文学展开了现代国家民族的崭新的表述。从历史演变的根本方向郁结、盘桓与顿挫：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国家-民族叙述0092023年第2期来说，这样的定位清晰而准确，这就如同新文化运动领袖陈独秀在当时的感受：“我生长二十多岁，才知道有个国家，才知道国家乃是全国人的大家，才知道人人有应当尽力于这大家的大义。”25换句话说，是在历史的进步中我们生成了全新的国家民族意识，而新的国家民族忧患（“尽力于这大家的大义”）则产生了新的现代的文学。但是，这样的弃旧图新就真的那么斩钉截铁、一往无前吗？今天，在掀开新文学主流叙述的遮蔽之后，我们已经发现了历史场域的更多丰富的存在，在中国现代文学（而不仅仅是现代的“新文学”）的广袤土地上，历史并非只由不断进化的潮流所书写，期间多有盘旋、折返、对流、缠绕现代的民族国家中华民国虽然结束了君主专制，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但却远远没有达到“全民认同”的程度，在各种形式的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那里，更是不断遭遇了质疑、批评甚至反叛。而“民族”所激发的感情在普遍性的真诚之中也隐含着一些各自族群的遭遇和体验，何况在中国，民族意识与国家观念的组合还有着多种多样的形式，彼此之间并非理所当然地融合无隙。这也为现代文学中民族情感的转化和发展留下了丰富的空间。1933 年 8 月，上海世界书局出版了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这部早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也是最早标举“现代”之名的文学论著。然而，有意思的是，与当下学者在“现代性”框架中大谈“民族国家”不同，钱基博的用意恰恰是借“现代”之名表达对彼时国家的拒绝和疏离：“吾书之所为题现代，详于民国以来而略推迹往古者，此物此志也。然不题民国而曰现代，何也？曰维我民国，肇造日浅，而一时所推文学家者，皆早崭然露头角于让清之末年；甚者遗老自居，不愿奉民国之正朔；宁可以民国概之！”26“不愿奉民国之正朔”就必须以“现代”命名，钱基博的这个逻辑未必说得通，不过他倒是别有意味地揭示了一个重要的事实：“一时所推文学家者”成长于前朝，甚至以前朝遗民自居，缺乏对这个新兴的民族国家中华民国的认同。近年来，随着现代文学研究空间的日益扩大，一些为“新文化新文学”价值标准所不能完全概括的文学现象越来越多地进入了文学史家的视野，所谓奉“民国乃敌国”的文学群体也成了“出土文物”，他们的独特的感受和情感得以逐渐揭示，中国现代作家的精神世界的多样性更充分地昭示于世。正如史学家王汎森所说：“受过旧文化熏陶的读书人在面对时代变局时，有种种异于新派人物的回应方式，包括与现代截然迥异的价值观和看法。以往我们把焦点集中在新派人物身上，模糊或忽略了旧派人物。”“尽管我们无须同意其政治认同，可是的确值得重新检视他们的行为与动机，以丰富我们对近代中国思想文化脉络的了解。”27这样一些拒绝认同现实国家的知识分子还不能简单等同于传统意义上的“遗民”，因为他们的焦虑不仅仅是对政权归属的迷茫，更包含了对现代社会变迁的不适，和对中西文化冲突的错愕，这都可以说是现代文化进程中的精神危机，是不应该被继续忽视的现代文学主流精神的反面，它包含了历史文化复杂性的幽深的奥秘。“清遗民议题呈现丰富的意涵，除了历史上种族与政治问题外，也跟文化层面有着密切的关联。他们反对的不单来自政治变革，更感叹社会良风善俗因而消逝，诉诸近代中国遭受西力冲击和影响。”“充分显现了忠清遗民的遭遇及面对的问题，固然和过去有所不同，非但超乎宋元、明清易代之际士人，而且在心理与处境上势将愈形复杂。”28在“现代文学”的格局中，他们或以诗结社，相互唱酬追思故国，“剧怜臣甫飘零甚，日日低头拜杜鹃”29；或埋首著述，书写“主辱臣死”之志，吟咏“辛亥溅泪”之痛30，试图“托文字以立教”；或与其他文学群体论争驳诘，一如林纾以“清室举人”自居，对阵“民国宣力”蔡元培，反对新文化运动，增添了现代文坛的斑斓。在这一历史过程中，一些重要代表如王国维的文学评论，陈三立、沈曾植、赵熙、郑孝胥等人的旧体诗，辜鸿铭的文化论述，都是别有一番“意味”的存在。中华民国是推翻君主专制而建立起来的“民族国家”，然而，众所周知的史实是，这个国家长期未能达成各方国民的一致认同，先是为创立民国而流血牺牲的国民党人无法接受各路军阀对国家的把010持，最后是抗战时代的分裂势力（伪满、汪伪）对国民政府国家的肢解，贯穿始终的则是左翼知识分子对一切军阀势力及国民党独裁的抨击和反抗，虽然来自左翼文学的批判否定还不能说他们就是“民国的敌人”，因为在推翻专制、走向共和、反抗侵略等国家大势上，他们也多次携手合作，并肩作战，但是，关于现代国家的理想形态，左翼知识分子显然与国家的执政者长期冲突，形成了现代史上最为深刻的无法弥合的信仰分裂。另外，数量庞大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其思想基础融合了近代以来的西方启蒙思想和中国传统士人精神，作为现代社会的公民，民主、自由、科学的理念是他们基本的立世原则，虽然其中不乏温和的政治主张者，甚至也有对社会政治的相对疏离者，但都莫不以“天下大任”为己任，他们不可能成为现实国家秩序的顺从者，常常表达出对国家制度和现状的不满和批评，并以此为自我精神的常态。在民国时代，真正不断抒发对现实国家“忠诚无二”的只有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文学运动的参与者以及国家主义的信奉者。但是，问题在于，与国民党关联深厚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文学运动却始终未能成为文学的主导力量，至于各种国家主义，本身却又与国民党意识形态矛盾重重，在文学上影响有限，更不用说其中的觉悟者如闻一多等反戈一击，在抗战结束以后以“人民”为旗，质疑“国家”的威权。总而言之，在现代中国的主流作家那里，国家观念不是笼统的一个存在，而是包含着内部的分层，对家国世界的无条件的忧患主要是在族群感情的层面上，一旦进入现实的政治领域，就可能引出诸多的歧见和质疑，而且这些自我思想的层次之间，本身也不无纠缠和矛盾。于质夫蹈海之际，激情呐喊：“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在这里，生死关头的情感依托是“祖国”，说明“国家”依旧是我们精神的襁褓，寄寓着我们真诚的爱，然而个人的现实发展又分明受制于国家社会的束缚，这种清醒的现实体验和笃定的权利意识也激发了另外一种不甘，于是，对“国家”的深爱和怨愤同时存在，彼此纠结，令人无以适从。关于民国，鲁迅也道出过类似的矛盾性体验：我觉得仿佛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我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而是民国的敌人。我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很像住在德法等国里的犹太人，他们的意中别有一个国度。我觉得许多烈士的血都被人们踏灭了，然而又不是故意的。我觉得什么都要从新做过。31在这里，鲁迅对“民国”的失望是显而易见的：它玷污了“革命”的理想，令真诚的追随者上当受骗。然而，当鲁迅几乎是一字一顿地写下“中华民国”这四个汉字的时候，却也刻绘了对这一现代国家形态的多少的顾惜和爱护，犹如他在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中满怀感情地说：“中山先生逝世后无论几周年，本用不着什么纪念的文章。只要这先前未曾有的中华民国存在，就是他的丰碑，就是他的纪念。”32从君主专制的“家天下”迈入现代国家，民国本身就是这样一个“先前未曾有”的时代进步的符号，也凝聚着像鲁迅这样“血荐中华”的知识人的思想和情感认同，所以在强烈的现实失望之余，他依然将批判的刀锋指向了那些踏灭烈士鲜血的奴役他人的当权者，那些污损了民国创立者的理想的人们，就是在“从新做过”的无奈中，也没有遗弃这珍贵的国家认同本身。在这里，一位现代作家于家国理想深深的挫折和不屈不挠的担当都跃然纸上。民族认同通常情况下都是与国家观念紧紧联系的。但是，近现代中国，却又经历了“民族”意识的一系列复杂的重建过程，而这一过程又并不都是与国家观念的塑造相同步的，这也决定了现代中国文学民族意识表达的复杂性。在晚清近代，结束帝制、创立民国的“革命”首先举起的是“排满”的旌旗，虽然后来终于为“五族共和”的大民族意识所取代，实现了道义上的多民族和解。但是，民族意识的整合、中华民族整体意识的形成并没有取消每一个具体族群具体的历史境遇，尤其是在一些特郁结、盘桓与顿挫：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国家-民族叙述0112023年第2期殊的历史时期，这些细微的民族心理就会渗透在一些或自然或扭曲的文学形态中传达出来。例如从穆儒丐到老舍，我们可以读到那种时代变迁所导致的满人的衰落，以及他们对自己民族所受屈辱的不同形式的同情。老舍是极力缝合民族的裂隙，在民族团结的向往中重塑自身的尊严，“老舍民族观之核心理念，便是主张和宣扬不同民族的平等和友好。他的全部涉及国内、国际民族问题的著述，都在诉说这一理念。他一生中所有关乎民族问题的社会活动，也都体现着这一理念。”33穆儒丐则先是书写族人命运的感伤，在对满族历史命运的深切同情中批判军阀与国民党政治，曲曲折折地修正“爱国”的含义：“我常说爱国是人人所应当做的事，爱国心也是人人所同有的，但是爱国要使国家有益处，万不能因为爱国反使国家受了无穷的损害。国民党是由哄闹成的功，所以虽然是爱国行为，也以哄闹式出之。他们不能很沉着的埋头用内功，只不过在表面上瞎哄嚷，结局是自己杀了自己。”34到东北沦陷时期，他却落入了日本殖民者的政治罗网，在意识形态的扭曲中传递着被利用的民族意识。同为旗人作家，老舍与穆儒丐虽然境界有别，政治立场更是差异甚巨，但都提示了现代民族情感发展中的一些不可忽略的复杂的存在。除此之外，我们会发现，作为一种总体性的民族意识和本族群在具体历史文化语境中形成的人生态度与生命态度还不能划上等号。例如作为“中华民族”一员的少数民族例如苗族、回族、蒙古族等等，也有自己在特定生存环境和特定历史传统中形成的精神气质，在普遍的中华民族认同之外，他们也试图提炼和表达自己独特的民族感受，作为现代中国精神取向的重要资源，其中，影响最大的可能就是沈从文对苗文化的挖掘、凸显。在湘西这个“被历史所遗忘”的苗乡，沈从文体验了种种“行为背后所隐伏的生命意识”，后来，“这一分经验在我心上有了一个分量，使我活下来永远不能同城市中人爱憎感觉一致了”35。沈从文的创作就是对苗乡“乡下人”生命态度与人生形式的萃取和升华，为他所抱憾的恰恰是这一民族传统的沦丧：“地方的好习惯是消灭了，民族的热情是下降了，女人也慢慢的像中国女人，把爱情移到牛羊金银虚名虚事上来了，爱情的地位显然是已经堕落，美的歌声与美的身体同样被其他物质战胜成为无用的东西了。”36三国家观念与民族意识的多层次结合与缠绕为中国现代文学相关主题的表达带来了层峦叠嶂的景象，当然也大大拓展了这一思想情感的表现空间。从总体上看，最有价值也最具艺术魅力的国家民族表现，最终也造成了中国现代作家最独特的个人风格。在中国现代文学中，虽然对国家、民族的激情剖白也曾经出现在种种时代危机的爆发时刻，但是真正富有深度的国家-民族情怀都不止于意气风发、高歌猛进，而是缠绕着个人、家庭、地域、族群、时代的种种经历、体验与郁结，在亢奋中纠结，在热忱里沉吟，在焦灼中思索，历史的顿挫、自我的反诘，都尽在其中。从总体上看，作为思想情感的国家民族书写伴随着整个中国现代文学跌宕起伏的历史过程，在不同的历史关节处激荡起意绪多样的声浪，或昂扬或悲切，或铿锵或温软，或是合唱般的壮阔，或是独行人的自遣，或是千军万马呼啸而过的酣畅，或是千回百转浅吟低唱的婉曲，或者是理想的激情，或者是理性的思考，可以这样说，现代中国的国家民族书写，绝不是同一个简单主题的不断重复，而是因应不同的语境而多次生成的各种各样的新问题、新形式，本身就值得撰写为一部曲折的文学主题流变史。在这条奔流不息的主题表现史的长河沿岸，更有一座座令人目不暇给的精神的雕像，傲岸的、温厚的、孤独的、内省的从晚清到新中国建立的“现代”时期，中国文学的国家-民族意识的演化至少可以分作五大阶段。晚清民初是第一阶段。在国际压迫与国内革命的激流中，国家民族意识以激越的宣言式抒怀普遍存在，改良派、革命派及更广大的知识分子莫不如此。正如梁启超所概括的，这就是当时历史的“中心点”：“近四百年来，民族主义，日渐发生，012日渐发达，遂至磅礴郁积，为近世史之中心点。”37从革命人于佑任的“地球战场耳，物竞微乎微。嗟嗟老祖国，孤军入重围。”（杂感）“中华之魂死不死？中华之危竟至此！”（从军乐）到排满兴汉的汗血、愁予之“振吾族之疲风，拔社会之积弱”38，从鲁迅的斯巴达之魂 自题小像到晚清民初的翻译文学乃至通俗文学都不断传响着保卫民族国家的豪情壮志。亦如黑奴传演义篇首语所说：“恐怕民智难开，不知感发爱国的思想，轻举妄动，糊涂一世，可又从哪里强起呢？作报的因发了一个志愿，要想个法子，把大清国的傻百姓，人人唤醒。”39近现代中国关于民族复兴的表述就是始于此时，只是，虽然有近代西方的民族国家概念的传入，作为文学情绪的宣言式表达有时难免混杂有中国士人传统的家国忧患语调。“五四”是第二阶段。思想启蒙在这时进入到人的自我认识的层面，因而此前激情式宣言式的抒怀转为坚实的国家民族文化的建设。这里既有作为民族文化认同根基的白话文-国语统一运动，又有貌似国家民族意识“反题”的个人权力与自由的倡导。白话文运动、白话新文学本身就是为了国家的新文化建设，傅斯年说得很清楚：“我以为未来的真正中华民国，还须借着文学革命的力量造成。”40胡适说：“我的建设新文学论的唯一宗旨只有十个大字：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41这里所包含的是这样一种深刻的语言-民族认识：“事实上，因为一个民族必须讲一种原有的语言，因此，其语言必须清除外来的增加物和借用语，因为语言越纯洁，它就越自然，这个民族认识它自身和提高其自由度就越容易。因此，一个民族能否被承认存在的检验标准是语言的标准。一个操有同一种语言的群体可以被视为一个民族，一个民族应该组成一个国家。一个操有某种语言的人的群体不仅可以要求保护其语言的权利；确切而言，这种作为一个民族的群体如果不构成一个国家的话，便不称其为民族。”42后来国语运动吸引了各种思想流派的参与，国家主义者也赶紧表态：“近来有两种大的运动，遍于全国，一种是国家主义，一种是国语。从事这两种运动的人不完全相同，因此有人疑心主张国家主义者对于国语运动漠不关心，甚至反对，这就未免神经过敏，或不明了国家主义的目的了。国家主义的目的是什么，不外内求统一外求独立八个大字，现在我要借着这次国语运动的机会，依着国家主义的目的，说明他与国语运动的密切关系，并表示我们国家主义者对于国语运动的态度。”43而在近代中国，对“国家主义”的理解有时也具有某些模糊性，有时候也成为对普泛的国家民族意识的表述，例如梁启超胞弟、词学家梁启勋就认为：“国家主义与个人主义，似对待而实相乘，盖国家者实世界之个人而已。”44陈独秀则说：“吾人非崇拜国家主义，而作绝对之主张。”“吾国国情，国民犹在散沙时代，因时制宜，国家主义，实为吾人目前自救之良方。”“近世国家主义，乃民主的国家，非民奴的国家。”45“五四”的思想启蒙虽然一度对个人/国家的关系提出检讨和重构，诞生了如胡适你莫忘记一类号称“只指望快快亡国”的激愤表达，表面上看去更像是对国家民族价值的一种“反题”，但是在更为宽阔的视野下，重建个人的权力与自由本身就是现代民族国家制度构建的有机组成，我们也可以这样认为，在“五四”时期更为宏大而深刻的文化建设中，个人意识的成长其实是开辟了一种宽阔而新异的国家民族意识。刘纳指出：“陈独秀既将文学变革与民族命运相联系，又十分重视文学的自身独立存在之价值，他的文学胸怀比前辈启蒙者宽广得多。”461920年代中后期至1930年代后期是第三阶段。伴随着现代国家民族的现代发展，中国文学所传达的国家民族意识也在多个方向上延伸，不同的文学思潮在相互的辩驳中自我展示，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自由主义、左翼无产阶级、无政府主义对国家、民族的文学表达各不相同，矛盾冲突，论争不断。其中，值得我们深究的现象十分丰富。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对国家、民族的重要性作出了最强势的表达，看似不容置疑：“我们在革命以后，种种创造工作之中，要创造一种新文艺，要创造出中华民族的文艺，三民主义的文艺。因为文郁结、盘桓与顿挫：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国家-民族叙述0132023年第2期艺创造，是一切创造根本之根本，而为立国的基础所在。”47然而，国家民族情怀一旦被纳入政治独裁的道路上却也是自我窄化的危险之举，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文学的强势在本质上是以国民党的专制独裁为依靠，以对其他文学追求特别是左翼文艺的打压甚至清剿为指向的，在他们眼中，“民族文艺最大的敌人，是普罗毒物，与颓废的残骸，负有民族文化运动的人，当然向他们扫射。”48这恣意“扫射”的底气来自国家的政治权威，例如“委员长”的宣判：“要确定，总理三民主义为中国唯一的思想，再不好有第二个思想，来扰乱中国”49。这种唯我独尊的文学在本质上正如胡秋原当年所批评的那样，是“法西斯蒂的文学（？），是特权者文化上的前锋，是最丑陋的警犬，他巡逻思想上的异端，摧残思想的自由，阻碍文艺之自由创造”50。国家主义在思维方式上与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如出一辙，只不过他们对国民党的文艺政策尚有不满，一度试图独树旗帜，因而也曾受到政府的打压；在文学史的长河中，国家主义最终缺少自己独立的特色，不得不汇入官方主导的思潮之中。在这一时期，内涵丰富、最有挖掘价值的文学恰恰是深受官方压迫的左翼无产阶级文学、自由主义文学，甚至某些包含了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文学。左翼文学因为其国际共产主义背景而被官方置于国家-民族的对立面，受到的压迫最多；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因为对个人权力与自由的鼓吹也被官方意识形态视作危险的异端。但是，平心而论，在现代中国，共产主义、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本身就是思想启蒙的有机组成，而思想启蒙的根源和指向却又都是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因此，在这些个人与自由的号召的背后，依然是深切的国家-民族情怀，正如自由主义的“领袖”胡适所指出的那样：“民国十四五年的远东局势又逼我们中国人不得不走上民族主义的路”“十四年到十六年的国民革命的大胜利，不能不说是民族主义的旗帜的大成功”。51换句话说，在自由主义等文学思潮的艺术表现中，存在着国际/民族、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