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农业合作化史研究热点话题述论.pdf

第 24 卷 第 1 期2023 年 1 月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BEIHUA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Vol 24 No 1Jan.2023东亚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农业合作化史研究热点话题述论岳谦厚 王莉莉摘 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早前革命时期的土地制度进行了一次重大调整,即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动与农业合作化的实现。该项政策上承土地改革运动,下启人民公社化运动,在短暂时间内完成从个体所有制向集体所有制经济过渡,不仅带来农村生产关系的根本转变,亦对整个农村社会产生深远影响。如何认识这一变革则一直是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重点课题,而对几十年来有关这一领域研究的学术脉络及其重要问题进行再梳理再总结,将有助于学界敏妙地把握该主题进一步深化的方向。关键词 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农业合作化运动;热点问题中图分类号 K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101(2023)01-0001-12收稿日期 2022-12-13DOI 10 19669/j issn 1009-5101 2023 01 001基金项目 南京大学文科卓越计划中长期研究专项课题“中国共产党农村支部的百年建设与经验追索”(202230005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作者简介 岳谦厚,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华民国史及中共革命史研究(南京 210023);王莉莉,太原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研究。(太原 030024)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七十余年历程中,中国农业、农村与农民(即“三农”)发展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回顾共和国初期农业起步的历史,令人感慨万千。期间,党和国家领导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在短时间内完成了从个体所有制向集体所有制经济过渡,这不仅带来农村生产关系的根本性转变,且对农村社会各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对于这一变革的研究动态,学界一直予以密切关注,已有若干学者先后做过一些学术梳理。本文则在前人观照的基础上,就其初期农业合作化运动研究阶段及热点焦点问题进行再总结,以期进一步推动该主题的深度探讨。一一、研研究究的的学学术术发发展展脉脉路路学界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研究大致分三个阶段,分述如次:(一)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19491978)这一阶段不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关键时期,亦是党和国家逐步探索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时期。同时,农业合作化运动从 1949 年开展到 1956 年基本实现高级合作化,从发生到完成虽然仅仅 8 年时间,却给农村带来巨大变化。1如佘君近十年来关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研究综述(毛泽东思想研究2003 年第 1 期第 137140 页)、叶扬兵农业合作化运动研究述评(当代中国史研究2008 年第 1 期第 6173 页)等。其间研究主要围绕其发动情形、农业政策执行及宣传展开,内容主要是介绍合作化运动发展过程、分析运动开展的必然性和优越性、宣传各地所取得的成果。由于各地合作化运动正当时或结束不久,学者们看到的只是运动的“一峰一岭”“一丘一壑”,研究大多数以正面肯定为主,普遍认为顺应了生产关系并适合了生产力发展的规律、运动本身具有优越性且是人民群众选择和工业化发展的诉求,而由初级社过渡到高级社亦有其必要性和必然性。尽管相关著述在全民合作化背景下以宣传并论证合作化内容为导向而批判性和独立性不足,但这些成果对于后人了解当时研究者对于合作化运动的态度及观点大有裨益。值得一提的是,此阶段整理刊布的两部史料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农业生产合作资料汇编 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详细记录了全国各地农业合作化进程,奠定了之后研究的基石。(二)改革开放前十年(19781988)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研究者开始反思农业合作化运动。1980 年代初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村推行,这一农民生活的又一巨变为研究者提供了比较总结农业合作化运动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两者之间差异与联系的现实素材。在反思中,研究者以合作化理论为依据,对其必要性、历史功绩、是否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否定等进行了探讨。孙江等人认为农业合作化是历史必然,分别从小农经济的分散落后、合作化与机械化工业化的关联、农村贫富两极分化严重等方面作了阐释;沙健孙等人在总结农业合作化运动经验时既肯定历史功绩,又指出后期存在急躁冒进、急于求成等缺点;李梅村等人则从农业生产责任制出发,认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非否定农业合作化,而是其理论与实践的发展。2岳谦厚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农业合作化史研究热点话题述论学者们的相关研究成果有如谷春帆从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来研究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这一规律的某些内容(经济研究1956 年第 6 期第 5980 页),陈克俭农业合作化高潮和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厦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56 年第 4 期第 104114 页),庄鸿湘农业合作化与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经济研究1956 年第 3 期第 625 页),黄枬森、王庆淑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在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作用(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1956 年第 3 期第 16 页),夏振坤论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华中农学院学报1956 年第 1 期第176192 页),刘嵘、李启芬、孔繁锦试论逐步实现土地公有化是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基本特点(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1956 年第 4 期第 112125 页)等。参见陈克俭论当前我国工农业相适应问题及其深刻的意义 学习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一点体会(厦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55 年第 6 期第 5264 页)、王思华关于我国过渡时期国家工业化与农业合作化的相互适应问题(经济研究1956 年第 1 期第 518 页)等。参见李金奎试论我国农业合作化的特点(湖南师院学报(人文科学)1957 年第 2 期第 157178 页);宋涛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过渡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必然性(教学与研究1956 年第 6 期第 111 页),池元吉、解学诗从三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调查来看由初级社会向高级社的过渡问题(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6 年第 1 期第 5780 页),王南我国农业生产合作社从初级社到高级社的发展(教学与研究1956 年第 3 期第 18 页)等。参见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农业经济组编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农业生产合作资料汇编(19491952)(科学出版社,1957)、史敬棠等编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参见孙江论我国农业的社会主义道路(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 年第 3 期第 3041 页),刘裕清论我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历史研究1981 年第 5 期第 7996 页),马羽试论我国农业合作化的历史必然性(社会科学研究1981 年第 5 期第 37 页),林超、永向前试论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功绩(人文杂志1982 年第 1 期第 310 页)等。参见沙健孙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历史经验(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 年第 5 期第 1025 页)、高化民我国农业合作化的伟大胜利(教学与研究1982 年第2 期第1118 页)、张安庆试论适合中国特点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 年第 5 期第 3439 页)等。参见李梅村、文占申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出现是合作化理论和实践的发展(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 年第4 期第 3235 页),洪永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对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的新发展(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 年第 3 期第 3441 页),张安庆试论适合中国特点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 5 期第 3439 页),孙瑞鸢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农业合作化(教学与研究1985 年第 6 期第 2025 页)等。值得关注的是,这一阶段研究者对农业及农业合作化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如刘开通认为农业合作化与农业生产的社会化紧密相连、相互促进,高海燕对于合作社运动的任务与所有制及生产关系变革、劳动组织规模大和生产要素集中程度高与生产社会化两组概念关系是否等同作了细致分析。更重要的是出现了学术上的对话交流,研究者在冷静思考之下指出合作化运动研究中须再次思量的问题。如罗郁聪等人认为,1955 年上半年以前农村的基本趋势是“中农化”,而当时对于农村两极分化形势的估计和农民群众社会主义积极性的认识显然不符实情;1许永杰针对罗郁聪等人观点,提出了 1955 年下半年掀起的初级社高潮是否必要的疑问;2刘文璞认为合作化中提出的重新划分阶级的政策,“否认和掩盖了农村中农成为大多数的基本事实,并给合作化和以后的农村政策制订提供了一个不准确的社会背景”3。再如冯良勤等人亦对马羽试论我国农业合作化的历史必然性 一文提出商榷,认为用先合作化再机械化的理论论证我国在基本上是手工劳动条件下实现合作化是不当的。4高质量的学术对话交流离不开档案资料公布,如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 的出版为更客观地看待农业合作化运动提供了可能,即“我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是必要的但是,在合作化运动中所建立起来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这种经济模式,超越了当时我国农村的生产力水平”5“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失误原因,绝不仅仅只是速度问题,更主要的是理论上、思想指导上的问题。”6这些观点尽管存在不成熟不全面乃至失当之处,但毫无疑问地奠定了之后农业合作化运动研究的基础。(三)改革开放后三十年(1989)19791988 年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为农村经济带来复苏和增长希望,1989 年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对十三大确定的基本路线予以肯定和坚持,邓小平“南方视察”关于“姓资”“姓社”、改革开放判断标准、计划和市场等论断给人们指明了方向。1996 年在“三大改造”完成 40 周年之际关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成果大量涌现,对比以往从深度广度都有较大提高;而2006 年正值“三大改造”完成 50 周年时国家取消农业税,“一号文件”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任务,新愿景让人们将目光再次聚焦“三农”问题。这一阶段学界对合作化运动的研究呈现出多元化发展取向,视野开阔高远、内容丰富全面、评价相对公允。其间,关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主要论著有 农业合作化运动始末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研究 农业合作化运动史当代中国的农业合作制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研究等,这些成果对农业合作化运动进程做了详明阐述,代表了学界研究水平。一些通论性或经济史著作亦有论述,如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 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 理想历史现实 毛泽东与中国农村经济之变革 等。同时,与“三农”相关的农业制度变革、农业道路选择、农村经济变迁、农民生活变化等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如 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 农民中国 历史反思与现实选择 等谈及“三农”问题都难以回避农业合3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1 期参见刘开通农业合作化与农业生产社会化(福建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 年第 3 期第 4753 页)、高海燕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运动实践与理论的考察(安徽财贸学院学报1985 年第 2 期第 814 页)。参见高化民农业合作化运动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邢乐勤20 世纪50 年代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3)、罗平汉农业合作化运动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杜润生主编当代中国的农业合作制(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叶扬兵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等。参见武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陈吉元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19491989)(山西经济出版社,1993)、温锐理想历史现实 毛泽东与中国农村经济之变革(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5)等。作化运动。一些个人传记或亲历者回忆,如 邓子恢传 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等,对于还原这段历史弥足珍贵。1989 年以来有关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众多论著相继出版,这间接说明了该阶段史料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就史料而言,全国性的有1992 年黄道霞主编的 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央档案馆编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农村经济体制卷)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农业卷),这对于合作化运动的探讨大有裨益;地方性的有 2003年由23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编撰了当地农业合作化史料,已出版的史料中所涉及范围既有涵盖全省又有所辖地区、市、县的。如在山西全省范围内代表性的有 山西农业合作史典型调查卷山西省农业合作史经营管理卷 山西农业合作史大事记卷 等,地区及市辖中吕梁地区、临汾地区、雁北地区及大同市、太原市、临汾市、长治市编辑了反映本地域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史料集,各县如武乡、霍县等出版了记录当地农业合作化历程的著作。可惜的是,这些史料集除在当地档案馆、图书馆有少量库存外很难在市面上见到,给研究者带来了某些困难。二二、研研究究的的热热点点焦焦点点问问题题与相关史料集、论著陆续出版相比,论文则更数以累计。通过梳理 1989 年至今所见著述,笔者认为热点焦点问题如次:(一)运动缘起及其评价有关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缘起,学界研究侧重点不同。部分学者沿袭了 1980 年代初中期关于运动必然性的学脉,认为其动因主要在于客观性一面,如小农经济的落后性、工业化发展的需求、贫富两极分化的危害等;而有人则将目光置于主观性一面即党的推力作用,认为在影响运动开展的诸因素中,如工业化建设、农民自身需要、党的引导、生产力要求等,党的引导最终起了关键性作用。至于党之所以选择并引导农民走合作化道路的原因多多,有人看到农村中农民之间互助合作的习惯,以及政治方面毛泽东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有人则认为土改向农业合作化的转变中有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和苏联模式影响,甚至还有中国传统公有思想的影响。另外还有一个意识形态问题,如吴帆等人认为合作化运动从开始就受到意识形态的刚性4岳谦厚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农业合作化史研究热点话题述论参见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弗里曼、毕克伟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陶鹤山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秦晖农民中国 历史反思与现实选择(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等。参见邓子恢传编辑委员会邓子恢传(人民出版社,1996)、杜润生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人民出版社,2005)、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等。参见黄道霞主编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及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491952):农村经济体制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53-1957)农业卷(中国物价出版社,1998)。参见山西省农业合作史编辑委员会编山西农业合作史典型调查卷(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和山西省农业合作史经营管理卷(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山西农业合作史大事记卷(山西人民出版社,1997)等。参见吕梁地区农业合作化史编辑委员会编吕梁地区农业合作化史(典型卷)(1988 年印)、山西省临汾地区农业合作史编辑委员会编山西省临汾地区农业合作史暨大事记(海潮出版社,1995)、雁北地区农业合作化史委员会编雁北农业合作化大事记(19401990)(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大同市农业合作史办公室编大同市农业合作史文件选编卷(1991 年印)、太原农业合作史编辑委员会编太原农业合作史大事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临汾市农业合作史编辑办公室编临汾市农村合作制大事记(1988 年印)、长治市农业合作化史编辑室编长治市农业合作化史料(1995 年印)等。参见魏晋峰编武乡农业合作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胡忠林编霍县农业合作简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等。参见刘庆旻建国初期农业合作化运动及其评价(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 年第 4 期第 4552 页)、张一平农业合作化生成的历史分析(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8 年第 3 期第 7481 页)等。制约,被赋予明确的目标取向;冯开文认为土改转入农业合作化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意识形态重建,所以对于意识形态的研究不能忽略。由于合作化运动本身的意识形态性,故对其评价就不能仅仅从经济变革方面考量。1981 年 6月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对此给出官方答案,多数学者在此框架下展开研究,肯定运动带来的积极影响 建立集体经济、避免两极分化、保证工业化需要、推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等,同时承认失误和偏差,总体认为运动是成功的。当然,有学者并不循此进行,更侧重于合作化运动与人民公社、“大跃进”之间的联系,认为不能割裂三者之间的关联,对其持基本否定态度。事实上,这场运动给农民生活带来巨大变化,除政治、经济方面变革外,农民思想文化、精神状态、生活方式都发生了改变。如杨善民等人就把农村合作化运动与中国农民现代性的获得联系在一起,认为其尽管有缺陷,却是农民现代性获得过程中的一座丰碑。7(二)土改之后的农村状况土改问题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领域,而对于其后农村状况的探讨则关系到农业合作化缘起因素的认知。土改之后,针对农村及农民现状,一些地方党政部门进行了大量调查,认为农村出现了两极分化,只有“组织起来”才能解决此问题。此类调查是我们理解这段历史的基本史料,在研究中调查资料甚至获得了一种“不证自明性”。不过,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研究者开始对土改后农村两极分化问题重新思考,逐渐形成中农化的认识趋向。如高化民等人认为土地买卖不能等同于两极分化;高洁等人则在解读大量地方性材料的基础上,发现山西长治地区土改后出现的土地买卖、两极分化被合作化的倡导者严重夸大了。尽管学界对上述趋向的看法一致或相近,但在具体研究中侧重点又各有不同。如王瑞芳从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入手,认为土改之后农村普遍出现中农化趋向,大多数贫雇农上升为新中农;8胡英通过分析山西省永济县吴村地权分配的变化,认为土地买卖未必导致地权集中,土改后乡村地权分配趋于平均化;9杨学新等人基于河北平乡县6 村406 户阶级成分档案,通过对土改前后农村土地占有状况的比较分析,认为土改后各阶层人均土地面积更趋均衡,土地集中程度进一步降低,但在提升农民生活水平方面平分土地所起作用相当有限。10相对于平均地权,土改对传统农业经营机制的影响,对农村经济社会而言更具根本性。所以,王海光等人认为土地改革提供了农业集体化的制度路径,农业集体化是土地改革的必然选择。11此外,亦有论者注意到土改分配中除土地之外的其他要素,如房屋、果树、役畜等,这似乎更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国乡村社会传统及重新认识土改的意义。(三)发展道路中的争论与嬗变这一问题涉及合作化过程中三次争论,即调整、整顿及其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关系等。5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1 期参见吴帆意识形态与发展进路:农业合作化运动再反思(天津社会科学2012 年第 1 期第 138144 页)、冯开文从土地改革转入农业合作化的制度变迁机理分析 对有关的几种观点的评析(中国农史1999 年第 3 期第 2631 页)等。参见高化民农业合作化与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 年第 2 期第 1120 页)等。参见董国强试论农业合作化中的若干失误(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 年第 4 期第 8693 页)等。如老区武乡农村考察报告 一九五八月二十五日山西省委向中共中央华北局的报告(山西日报1950 年 10 月 12日)、中共长治地委关于组织起来的情况与问题的报告(人民日报1950 年 11 月 14 日)等。参见高化民买卖土地的数据不等于就是两极分化(党史研究1982 年第 1 期第 7480 页)、田利军土改后土地买卖、出租和雇工不是两极分化的反映(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 年第 6 期第 8689 页)、高洁长治老区互助组织与社会主义 山西十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重新解读(中共党史研究2010 年第 1 期第 2130 页)等。参见胡英泽、郭心钢区域、阶级与乡村役畜分配 以 20 世纪 3050 年代的山西省为例(开放时代2017 年第 4 期第7188 页),胡英泽未分的果实:土改前后晋西南的果树分配与乡村经济(近代史研究2018 年第 6 期第 7488 页),胡英泽、冯希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土改房屋分配及其变迁研究 以山西省永济县为例(开放时代2019 年第 5 期第 130151 页)等。农业合作化运动发展并非一蹴而就,每一步都经历了多次分歧和争论;其中 1950 年高岗和刘少奇之间的争论、1951 年围绕山西省委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争论,以及 1955 年夏毛泽东与邓子恢之间的争论是目前学界关注较多的话题,研究主要聚焦于合作化时间、条件、速度和规模等问题。这些研究阐述了三次争论的来龙去脉,梳理了党内主要领导人的观点态度,并对分歧原因及争论带来的结果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三次争论焦点不是该运动是否进行,而是针对于具体实践过程中的开展时间、发展条件、规模和速度等问题,争论的最终结果是合作化进程不断加快和“左”倾错误思想初见端倪。而跳出“具体实践过程中出现分歧”的视角,有人通过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由山西省委和长治地委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所引发的一系列争论的历史生成过程及其时代性意涵,认为这是在地方与中央之间产生的一场有关土改后农村发展去向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有人则试图通过呈现新民主主义在山西落实的另一种面相,以加深对所谓新民主主义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社会性质的理解,认为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既有相互兼容而又更多地表现为此消彼长。实际上,中央对合作化一再加快的步伐并非没有警觉,亦作出相应调整与整顿,并进行了系列“反冒进”工作。其在 1953 年的大整顿得到学界肯定,认为有益于互助合作运动健康发展;对于 1955 年大整顿,学界对浙江“砍社”事件论述较多,指出此事是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指示由中央农村工作部着手整顿而事后毛泽东对此批判指责,虽然整顿中出现一些偏差而总的来说成效显著。叶扬兵等人指出尽管毛泽东批判“坚决收缩”却提出须注重质量和整顿问题,一些省份据此进行过整顿和控制,只不过时间短暂而有限。12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主旋律虽非调整与整顿,但就像社会变革中波浪式前进的规律一般,冒进与整顿交替进行是事物矛盾着的曲折性和前进性的统一。在中国农业发展道路嬗变中,农业合作化运动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两次重量级飞跃,不少研究者把两者联系起来比较分析,毫无疑问二者所处历史时期、被赋予的历史任务、改革前提与基础完全不同,在研究差异性之时看到了其中的相关性,一致的观点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业合作化积极成果的继承和发展。这些文章从历史方位、生产经营方式、内在经济逻辑等角度,多方位表述了合作化思想和实践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的延续性。(四)运动进程加速原因对于农业合作化运动 1955 年下半年之后非正常高速运行原因,学界观点是多因素相互作用下导致的。具体来说,包含苏联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理论及实践对中国的影响、中国工业化发展6岳谦厚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农业合作化史研究热点话题述论参见赵德馨、苏少之两种思路的碰撞与历史的沉思:19501952 年关于农业合作化目标模式的选择(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 年第 4 期第 112 页),高峻毛泽东与邓子恢关于农业合作化思想的分歧及其原因探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5 年第 3 期第8496 页),辛逸50 年代初中共党内在农村问题上两次论争(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 年第3 期第4346页),徐国普试析毛泽东与刘少奇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分歧(毛泽东思想研究2000 年第 2 期第 9699 页)等。参见常利兵问题与主义 山西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历史实践及思想意涵(开放时代2017 年第 6 期第 7699页),辛逸、高洁山西省委农村新民主主义政策及其实践初探(党史研究与教学2019 年第 2 期第 1423 页)等。参见赵增延对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第一次反冒进的再认识(中共党史研究1996 年第2 期第5561 页),高化民对1955年“砍”20 万合作社的一管之见(党的文献2002 年第 1 期第 6469 页),岳谦厚、范艳华山西农业生产合作社之闹社风潮(中共党史研究2010 年第4 期第6777 页),沈慧对1955 年浙江“砍社”风波的历史考察(浙江社会科学2003 年第4 期第150154 页)。如李淮成试论农业合作化与联产承包制(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 年第 1 期第 1215 页),郑延泽、孟彩云论农业合作化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 年第 3 期第 1720 页),李剑波、杨宪平农业合作化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历史联系新论(党史研究与教学1994 年第 5 期第 2226 页)等。战略、毛泽东本人观点和要求、农民自身对于合作化的配合及党的作风不纯等。在多种因素中,研究者侧重点亦不同。刘德萍、谢毅等人认为经济因素是运动快速发展主因,解决粮食危机、满足工业化要求、建立农业集体经济等经济考虑不断推动毛泽东加快运动进程;温小雁等人则更看重毛泽东的影响,并认为其对两极分化的担忧和自身深受经验主义的束缚是速度过快的要因;高化民把重点放在指导思想上,并认为毛泽东 1953 年底关于“小脚女人”的批评,使得“从小农经济的生产现状出发”这一正确指导思想不再被提及而致速度一再加快;叶扬兵看到农民在过高预期下纷纷入社及对美好远景的憧憬是合作化高潮形成的关键因素。(五)农民典型塑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农业领域涌现出一批劳动模范,如李顺达、耿长锁、王国藩等人,他们以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领军者为主,廉洁奉公、艰苦奋斗,成为农民中的先进典型。在研究实践中,多数学者发现了国家机制与农民典型塑造之间的逻辑关联。如张明师认为第一代英模形象不仅彰显了党对“劳动价值”和爱国主义的肯定,且在国家建构过程中具有了泛政治化效果,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符号象征;13张莉莉通过对“穷棒子头”王国藩的考察,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树立的劳动模范担当着国家整合农民的责任,是实现国家政治社会化、增加国家政治合法性,并将农民社会纳入政治一体化体系的中间力量。14国家命运似乎决定着劳模命运。行龙等人梳理了李顺达、陈永贵等典型代表在中国革命和生产建设中的生活史实,展现了个体、村庄与国家之间关系的生成过程,认为模范引领是山西农业集体化的一根红线;15樊孝东等人则考察了耿长锁及其领导的合作社何以成为农业合作化的标志性人物和示范性村庄的原因,认为一方面是以耿长锁为代表的乡村精英人物的努力所致,另一方面是合作社本身的发展契合了国家政策需要和农民理想。16值得一提的是,此时的劳动模范大多担任村干部,其作为基层制度推行和组织生活实践的桥梁,兼具“劳动管理者”和“劳动者”双重身份,集体劳动和组织生产在改造农民、形塑村干部之时又成为党建构国家意志和重构乡村秩序的重要机制,而阶级话语尽管建构着党和国家的权威及社会规范,但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村民日常生活逻辑的消解,农民在接受国家改造的同时体现出一定的自我主体性。(六)党的政策对农村各阶层的影响及民众的心理状态土改之后广大农民得到土地,农村经济获得一定恢复发展,农村中出现一定范围的两极分化。基于此,党制定并执行“依靠贫农(包括土地改革后变为新中农的老贫农),巩固地与中农联合,逐步发展互助合作,逐步由限制富农剥削到最后消灭富农剥削”的政策。研究者首先对制定政策的依据进行了研讨,邵建光认为正是由于党对农民自发势力认识不完整而致在两极分7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1 期参见刘德萍论毛泽东加快农业合作化进程的经济原因(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 5 期第 110115 页)、谢毅1955 年下半年农业合作化运动为什么加快进行?(高校理论战线2000 年第 10 期第 5051 页)、温小雁对农业合作化速度过快原因的分析(历史教学2000 年第 7 期第 1518 页)、高化民关于合作化运动步伐加快原因的历史考察(中共党史研究1997 年第 4 期第 4248 页)、叶扬兵美好的远景和过高的预期 农业合作化高潮形成的原因之一(当代中国史研究2006 年第 1 期第 3744 页)等。参见陈霞制度与生活:集体化时期乡村干部的劳动形象 以山西平遥道备村为例(党史研究与教学2019 年第 2 期第6980 页)、马维强政治规制与革命伦理教化:集体化时代的乡村私人生活 以山西平遥双口村为考察中心(安徽史学2018 年第 6 期第 161168 页)等。化问题上判断不准;17邢乐勤亦看到土改后党在农村社会阶层分化问题上存在错误分析和判断而致合作化运动和政策方面的诸多失误。18在研究者看来,党对贫农、富农的判断比较明确和稳定,贫农作为“我党在乡村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政治支柱”被认为是合作化运动的坚实拥护者,该过程中出现“以党员为中坚力量的农村基层干部的阶级成分的普遍下降”,以及与之相随的富农党员在农村中政治地位的下移,说明党对富农由“保护”转为“限制”和“消灭”的政策已产生实效。19在李飞龙的调查中,富农甚至与敌对阶级划等号,即便允许参与到合作化中而依然生活在农村最底层;20苏少之分析了新富农是“中农化”无法避免的产物。对于贫农、富农两者之间的中农则变动较大,出于对两极分化的担忧及扩大合作化的阶级基础,国家依据农民经济状况在中农内部再次分级,中农这个整体被分为四个阶层,其中新老下中农与贫农一起被称作“贫下中农”,是合作化依靠对象,而新老上中农则从一般中农中分离并被视为团结教育的对象。21合作化运动快速完成与农民自身配合分不开。在农民积极入社行为背后又是怎样的心理状况,或者说是怎样的心态促使着农民行为的实现?这是研究者把目光转向农民这个主体时思考的一大问题。个体自身及经济情况的差异性,即使同一个体亦存在多种诱因促使行为发生,农民心态的复杂性不言而喻。李立志看到土改中农民发生的社会心理变迁对合作化运动的积极推动作用;易棉阳等人从行为经济学视角分析农民积极入社行为背后是崇拜、憧憬和从众心理综合作用下的有限理性行为;姚广利认为农民心态的复杂性表现在“除少数衷心拥护外,更多的是功利性参与、观望和反对”,至于如何演变为最后的狂热则是“崇尚权威、群体从众的社会心理与不断强化的政治压力相作用的结果”,根源在于现代公民中独立人格缺失。总的来说,以上均将农民视为一个整体,其积极入社是“政策与环境双重作用的结果”,隐藏在行为背后的心态极其复杂。若不把农民当作一个整体,对于农民内部说来,自身所处阶层的不同对合作化态度亦有差别。张晓玲等人根据阶层的实际情况指出贫下中农大部分持支持心态,而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上中农、富农则有所怀疑。简言之,农民积极加入合作社这个行为深层的心理诱因是多层次的,正是由于其多重性和复杂性则为后来出现农民退社风波埋下了伏笔。(七)合作社经济效益及其分配合作社经济效益及其分配既是农民参与动因之一,又是评价标准之一,与农民自身利益密切相关。有研究者认为,合作社取得了较好经济效益,增加了农民收入。如高化民指出,农业合作化发挥了集体的优越性,农业生产逐年增长;黄英伟、张晋华基于 农业生产合作社典型调查的研究,认为在高级社中农民收入是增加的,并在具体分配中新下中农成分的农户增收比例最高。然有研究者不认同以上观点,如李安增等人将合作社看作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及最终劳动成8岳谦厚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农业合作化史研究热点话题述论参见李立志土地改革与农民社会心理变迁(中共党史研究2002 年第 4 期第 3338 页),易棉阳、罗拥华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农民行为:基于行为经济学的研究视角(中国经济史研究2016 年第 6 期第 4252 页),姚广利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农民的社会心理变迁及启示(社会主义研究2016 年第 2 期第 117122 页),李巧宁农业合作社与农民心态(浙江学刊2005年第 1 期第 156158 页)等。参见张晓玲新中农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心态探析(19521956)(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0 年第4 期第4247 页)、常明明农业合作化进程中农民心态与行为研究 以鄂、湘、赣三省为中心(中国农史2018 年第1 期第106114 页)等。参见高化民农业合作化的成功经验(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 年第 4 期第 3244 页),黄英伟、张晋华高级社增加了农户收入吗?基于农业生产合作社典型调查的研究(开发研究2017 年第 1 期第 3842 页)等。果之间联系的隔断,影响农民生产积极性,不仅没有创造出农村的繁荣局面,反使农村农民长期置于贫穷困扰中。22除以上两种观点外,有研究者对于合作社经济效益采取了分段式剖析。如武力等人认为1949 年 10 月到 1953 年 10 月处于试办阶段的合作社经济效益良好,不管农作物产量还是社员收入普遍高于互助组、单干户,到 1953 年底至 1955 年春,因社数增长过快使得 1955 年生产和社员平均收入较 1954 年明显下降,而 1956 年全国基本实现农业合作化的第一年人均产值和效益及社员收入都出现大幅下降。23在经济效益良好、经济效益不善、经济效益由高到低三种观点的背后,其实存在着 19521957 年间农业生产增长能否看作农业合作化经济效益体现的讨论,因二者同期发生,故在研究时常会下意识地将两者联系在一起,究竟两者之间实际关系如何且存在何种联系有待进一步探索。(八)农业技术改进与变革近年来,农业技术问题渐渐进入研究者视野。常利兵通过分析农业集体化的阶段性特征及影响,揭示出组织起来与提高技术作为实现集体化的宏观机制,不仅使中国的显性革命持续展开,且为 1949 年之后农村社会主义化提供了重要的制度性基础;24苏泽龙关注了农业技术与乡村社会变迁的关系,认为互助合作与技术推广相结合是土改后改造传统农业的有效途径;25伍玉振通过对 19491957 年间山东济南郊区的个案考察,认为这一时期技术变革虽未实现重大突破,但因推广能力增强,扩大了技术应用的普及率,从而带动了农业产量增加。26由此可见,技术进步确实对合作化时期农村经济、农民生活、农业制度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技术进步是一个动态且复杂的过程。如有学者就指出技术进步具有双重特性,只有当其被改进到相当完善的程度时才会被广泛用于生产,而只有被广泛运用于生产时才会对经济产生重要影响。所以,技术改进应是一个长时段的过程,而在对合作化农业技术问题的考量中有必要对合作化后续时段进行观察,以及与其他社会经济活动相互印证。(九)区域农业合作化1990 年代以来区域调查与微观分析成为学界一个新趋势,成果相当丰富。具体言之,有的以省为探讨区域,有的以市县村为分析目标,有的则不限定省或市县而以某一地域为论述对象,这些成果考察了各区域地理、人口、土地、农具、牲畜等生产条件与生产资料,并阐述了当地合作化运动兴起原因、不同阶段特点、合作组织管理、农业产量和分配方式等,在肯定成绩之时指出工作中的失误和缺点。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者在近十年除对各地运动过程进行论述外,亦对作为其主体农民的生活变迁和载体乡村的社会变化表现出极大关注。学界关注焦点之所以发生转移,一方面,近年来关于当代中国史研究的理论方法不断推陈出新,如有人提出“走向田野与社会”27的实践理念,“强调要书写一部从田野出发,利用农民自己形成的文献资料,用他们的感受、体验和经历来讲述的历史。”28有人强调口述历史对于当代中国史或国史研究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当代农村基层档案的进一步发掘整理引发了一场资料革命,在掌握一手资料的基础上洞察历史真相、走向历史现场的呼声日益强劲。然“由9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1 期参见李伯重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