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企官员交流对国有企业劳动...影响——地方治理的中介作用_杜博士.pdf

企业管理软科学2023年6月第37卷第6期(总第282期)收稿日期：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家铁路局基金项目（）作者简介：杜博士（），男，安徽蚌埠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技术经济与管理（通讯作者）；吴宗法（），男，江苏南通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技术经济与管理。政企官员交流对国有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 地方治理的中介作用杜博士，吴宗法（同济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上海 ）摘要：基于 年省际面板数据，运用 估计方法研究了政企官员交流对国有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和机理。研究发现，官员交流显著地提高了辖区内的国有企业劳动生产率，且这一影响主要来自于具有企业经历的官员交流。政企官员交流对地方治理水平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地方治理水平与国有企业劳动生产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从而证实地方治理水平是政企官员交流影响国有企业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渠道。进一步分析发现，政企官员交流对国有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在党的十八大前更为显著；与具有计划经济时期企业经历的官员相比，具有市场经济时期企业经历的官员履新后对辖区内国有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更强。从晋升激励的角度，证实平调型官员履新后对国有企业劳动生产率具有更大更显著的促进作用。关键词：官员交流；企业经历；国有企业；地方治理；劳动生产率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c c c a a a ，a a ）：，-，-，-，-，-，：；软科学2023年6月第37卷第6期(总第282期)企业管理 年，中共中央 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规定明确提出要“实行党政机关与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之间的干部交流，选调国有企业事业单位领导人才到党政机关任职”。年修订后的 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 指出，党政领导干部可以从党政机关选拔任用，也可以从党政机关以外选拔任用，注意从企业、高等学校、科研院所等单位以及社会组织中发现选拔。年，中共中央 关于充分发挥市场作用促进人才顺畅有序流动的意见 要求“完善党政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交流制度，扩大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领导人员跨地域跨部门交流任职范围。”据统计，年间，有超过四成的省级党政主官具有国有企业工作经历，并担任不同级别的管理者。如 年，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总经理卫留成调任海南省省长，后任海南省省委书记；年，担任过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总经理的张庆伟调任河北省代省长，后任黑龙江省、湖南省省委书记。因此，研究政企官员交流这一制度安排对于理解中国经济、国企改革具有重要意义。进入新时代之后，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十九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央政府高度重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政府及官员作为宏观制度的主要提供者和执行者，政企官员交流这一组织行为是否会对地方治理水平产生影响，地方治理水平又在政企官员交流与国有企业劳动生产率之间充当什么样的角色都是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自政治晋升锦标赛理论提出以来 ，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官员交流这一制度安排对于经济社会的影响。在宏观层面，官员交流与经济增长 ，、教育投入 、环境保护 、地方债务增长 、反腐败 等之间关系成为热点研究话题。在微观层面，学者们重点关注官员交流对企业治理 ，、企业战略 ，以及企业绩效 ，等方面的影响。同时，高阶理论、烙印理论与生命历程理论也均认为，个体在特定时期的人生经历尤其是早期经历会对其后期的行为产生持续性的影响。虽然学者对官员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如年龄、性别、籍贯和教育背景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进行了广泛研究，并得到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对官员过往经历的相关研究尚未引起国内学者足够的重视。部分学者探讨了官员知青经历对乡村振兴的影响 、官员企业经历对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就政府官员过往经历与企业经营绩效之间关系进行评述的文献却并不多见。党的十九大做出了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大论断。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国有企业由于特殊的产权关系和地位一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领域。国有企业能否借助于政企官员交流这一制度安排实现转型升级、提升劳动生产率，以及政企官员交流又是通过什么渠道影响国有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成为政府和学界亟待解决的关键性问题。因此，探究政企官员交流、地方治理与国有企业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成为本文研究的重点。基于此，本文利用 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具有企业经历的官员交流对辖区内国有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及传导机制，并在以下方面对现有研究进行丰富和完善：（）拓展官员过往经历尤其是企业经历影响经济发展的研究领域。现有关于政府官员过往经历的研究大多聚集在宏观层面，如考察官员知青经历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具有国企背景地方官员的业绩相关研究也同样集中在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等宏观层面，且并未揭示具有国企背景地方官员影响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的机制。本文基于微观视角，探讨了官员企业经历对国有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具体阐述并验证了这一影响的传导机制是地方治理水平的提高，为市场各方理解政府及官员行为如何影响市场经济运行提供新的经验证据。（）丰富现有文献关于企业劳动生产率影响因素的研究，虽然关于企业劳动生产率影响因素的研究由来已久，但现有研究主要围绕财政分权 、产业政策 、企业创新 和企业内部薪酬差距 等角度对企业劳动生产率做出解释，本文跳出既有研究框架，着眼于官员晋升激励和任职经历，构建了政企官员交流可能通过提高地方治理水平进而提升辖区内国有企业劳动生产率的传导机制。（）本文从不同视角对政企官员交流与国有企业劳动生产率之间关系进行拓展分析，所得出的经验结论为完善党政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交流制度，扩大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领导人员跨地域跨部门交流任职，提升地方治理水平，推动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政企官员交流与国有企业劳动生产率晋升锦标赛机制很好地解释了中国官员的行动逻辑。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国有企业是地方经济活动的重要参与者，对于拉动地方 增长、保证地方财政收入，提供就业机会与保持社会稳定都具有重大作用。在政治晋升锦标赛的激励下，地方主政官员有着强烈的政治动机对辖区内的国有企业进行干预，以期借助国有企业实现经济增长、社会稳定目标。作为经济的绝对主体，国有企业几乎承担了全部的就业负担 ，导致中国国有企业冗余率居高不下与人力资本错配严重，从而制约了国有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具有国有企业经历的官员交流到党政主要领导岗位后，可以通过改变国有企业员工配置方式，起到“减负”“增效”的作用 ，助力国有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不论是在何种体制、类型与经济形式的国家、政府与企业之间都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与互利关系，即通常所说的政企联盟。一直以来，地方政府和企业之间的不当关系是造成我国部分国有企业效率低下却持续存企业管理软科学2023年6月第37卷第6期(总第282期)在的主要原因之一 。政企联盟的维系以地方政治生态的稳定、地方公共政策的连续性为基础。政企官员交流带来的后果之一就是地方政治格局的变化、政策的不确定性，从而打破原有的政企联盟 。在“晋升锦标赛”的激励下，地方官员具有推动地区经济增长的强烈动机，低效率国有企业难以满足交流官员的经济诉求，新任官员将通过企业控制权合理转让的方式妥善处置低效率国有企业 ，实现辖区内国有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显著提升。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法 规定，国有企业的管理者由地方政府负责任命，为了政治上的晋升，国有企业领导干部将在经济上迎合地方政府或者主政官员的执政偏好。省级党政主官交流打破了流入地原有的政企联盟，原有政企联盟中的国企高管难以成为助力其实现政绩诉求的得力助手，新任官员通常会选择自己较为信任、熟悉的企业管理者担任国有企业主要领导干部。潘越等 也证实官员交流会增加直管国有企业高管发生变更的可能性。为了避免因业绩过差而被免职，当面临主政官员变更时，当地国有企业高管的当务之急是通过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来提振企业经营业绩。具有企业经历的官员对国有企业的情况更为了解，经济背景也使得这部分官员更加倾向于进取型 ，因此他们对辖区内国有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将更大。当政策不确定性增加时，企业通常会调整发展战略加以应对，如增强企业研发投入 。企业技术创新是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动因，官员交流带来的企业创新概率和创新强度的增加 将有助于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国有企业由于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特殊关系对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效应更加敏感。此外，政企官员交流还将通过提高企业资本配置效率 的方式，促进国有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基于以上的理论分析，本文提出第一个研究假设：官员交流有利于提升辖区内国有企业劳动生产率，且这一影响主要来自于具有企业经历的官员。政企官员交流与地方治理水平地方官员是地方治理中的主要力量 。官员的晋升激励强度是影响其治理效应的重要因素，二者表现出正相关的内在关系 。官员交流是晋升激励的重要方式，将对地方治理水平产生重要影响。腐败是损害社会公平正义、弱化制度基础的重要“杀手”，是地方治理水平的重要制约因素。官员交流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腐败 ，也将有利于提高地方治理水平。官员工作经历会对其执政偏好产生重要影响，具有企业工作经历的官员还将从以下几个主要方面影响地方治理水平。具有企业工作经历的领导干部调任省级党政主官后，由于长期的企业工作经历使其更加重视政府领导干部的经济管理能力。他们通常采取的做法是：从企业进一步吸收优秀管理者进入各级地方党政部门，优化各级党政机关的领导班子结构；注重对原有干部进行培训，使其掌握各自分管领域或行业的专业知识和能力，培养他们的国际视野、战略思维，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提高地方治理水平。长期以来，政府间的信息传导以纵向的信息交流为主，缺乏横向的信息交流 。在这种情况下，跨体制的信息传导，即政府与企业之间建立直接的信息交流渠道可能性较小，政府与企业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具有企业工作经历的领导干部相比单纯党政系统出身的领导干部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把握经济规律，从而更好地驾驭市场经济。具有企业经历的领导干部通过交流任职履新省级党政主官，构建起了政府 企业之间信息交流的“软平台”，使得地方政府对企业经营管理模式、发展困境等都有较为充分的把握，减少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有助于增强政策制定部门和政策目标部门之间的理解和沟通。因此，地方政府在制定地区发展计划与决策时可以充分考虑企业的现实情况，使得资源配置与利用更加有效，地方治理水平得以显著提高。在中国，尽管国有企业与地方政府在领导体制上具有一致性，即都是党委领导下的行政领导负责制，也就是“党管干部”原则。但同时，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在组织性质、结构、运行机制、绩效考核等方面都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地方政府通过行政命令调节各类关系，平衡社会各阶层、各群体的利益诉求，更多追求社会效益。而国有企业则通过市场机制运作，致力于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在目标定位上的差异性也必然导致二者在管理方法上存在巨大差异。虽然企业管理方法和技术不能直接迁移到公共部门管理中起作用，但企业管理经验可以从总体上和理念上促进公共管理效率和政府治理能力提升，从而最终反映到经济发展上 。具有企业工作经历的领导干部在管理理念与方法上更加注重效率，主政地方后他们以企业家的经验来管理政府机构，将企业的管理方式渗透到公共政策制定、执行、绩效评估等各个环节，提高地方政府工作效率和治理水平。基于此，本文提出第二个研究假设：政企官员交流显著地提高了地方治理水平。地方治理水平与国有企业劳动生产率政府通过公共制度安排影响企业资源配置，从而使企业生产经营行为内生于政府治理水平 。一直以来，政府干预是国有企业过度投资并导致生产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 ，地方治理水平的提高意味着政府行政干预的减少，国有企业能够更加充分、准确地根据市场信号及其未来走势做出有效判断，从而能够更加合理有效地配置企业内部资源，减少过度投资，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同时，地方治理水平的提高意味着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有了更大的保证，能够加快有为政府软科学2023年6月第37卷第6期(总第282期)企业管理建设，更好地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微观规制作用，从而促进国有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与西方以市场为主导的公共治理模式不同，中国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政府依然控制市场资源的微观配置权 。地方治理水平的提高不仅带来公共资源供给的增加，还使地方政府的市场资源配置和利用更加有效，极大地减少资源错配，提高国有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地方治理水平提高使得地方政府更加高效务实，法律保护环境得以优化，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流动，进一步落实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并以此淘汰部分低效国有企业，从总体上提高国有企业劳动生产率。基于此，本文提出第三个研究假设：地方治理水平与国有企业劳动生产率具有正相关关系。地方治理水平在政企官员交流与国有企业劳动生产率中的中介作用政企官员交流是如何影响国有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呢？本文提出了“政企官员交流 地方治理水平提高 国有企业劳动生产率提升”这一中介机制。将地方治理水平作为政企官员交流对国有企业劳动生产率影响路径中介变量的相关研究并不多见。地方政府及其官员的行为方式和影响力构成了企业外部治理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产生着重要影响。出于任期的限制和其他组织制度考量，政企官员交流已成为一种常见的政治现象。具有企业经历的官员调任省级党政主官后，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这一战略指挥棒下，新任官员将具有极大的政治动机在提升地方治理水平上付诸更多努力。通过上文的理论分析亦可知，具有企业经历的官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提升地方治理水平。地方治理水平的提升又将从多个方面促进辖区内国有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此，政企官员交流、地方治理水平和国有企业劳动生产率之间就构成了类似于价值链理论中的“投入过程产出”系统。地方治理水平成为了打开政企官员交流与国有企业劳动生产率提高这一黑箱的关键。因此，本文将地方治理作为政企官员交流与国有企业劳动生产率之间关系的中介变量，进而提出本文的第四个研究假设：地方治理水平是政企官员交流提升辖区内国有企业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渠道。研究设计 数据来源与处理本文选取 年全国 个省（区、市）作为研究样本，官员数据来源于中国经济网地方党政领导人库与百度百科；其他变量数据均来自于 中国统计年鉴和各省统计年鉴相关各期。本文逐一考察了全国 个省（区、市）历年党政主官（书记和省长）的变动情况及其任职经历。统计结果显示，在 年间全国 个省（区、市）党政主官共交流 人次，在发生交流的党政主官中，具有国有企业工作经历的共 人次。本文选择规模以上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替代国有企业指标，收集整理 年 个省（区、市）辖区内规模以上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工业生产总值、年平均用工人数、三种类型专利申请受理数、国有单位员工平均工资、地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外贸依存度，手工整理计算高中及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人口占 岁以上总人口比例，为实证研究做好准备。本文对原始样本数据做如下处理：（）少数几个省份存在个别年度规模以上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工业生产总值数据缺失，本文进行推算补齐。（）由于样本区间时间跨度较长，期间国内物价水平发生较大变化，原始经济数据无法真实反映各项经济状况，为剔除通货膨胀影响，本文以 年为基期，将文中所用经济数据平减至 年水平。（）为了消除量纲差异和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对官员交流之外的变量数据做自然对数处理。（）经检验，解释变量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模型构建由上文的理论分析可知，政企官员交流通过多个方面影响地方治理水平，地方治理水平又将从多个方面影响国有企业劳动生产率。因此，需要选择恰当的实证模型对本文的理论机制进行检验。考虑到政企官员交流与国有企业劳动生产率之间可能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此时，如果使用混合 、随机效应模型，得到的结果将是有偏的，虽然固定效应模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内生性问题，但依然无法保证本文实证结果的无偏性。因此，本文将运用由 和 提出的差分广义矩估计方法对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即：（）其中，为被解释变量，为核心解释变量，为控制变量，表示随机误差项。变量定义国有企业劳动生产率（）。本文借鉴吕健 的做法，以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工业生产总值与年平均用工人数的比值来衡量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官员交流（）。官员交流为虚拟变量，在具体的赋值过程中，进行如下处理：（）省委书记或省长当年流入，将流入年度记为当年，赋值为 ，否则为 。如按此划分时间内多次发生官员交流或省委书记和省长同时流入，计为一次。政企官员交流（）。本文将具有企业经历的省委书记或省长交流称为政企官员交流，按照省委书记或省企业管理软科学2023年6月第37卷第6期(总第282期)长是否具有企业经历，将全样本分割为政企官员交流（-）和其余官员交流（）。参照徐磊等 的做法，以官员在企业工作的时间段为划分依据，将政企官员交流细分为计划经济时期（）和市场经济时期（-）。按照职务职级变化将政企官员交流中细分为晋升型交流（）和平调型交流（）。地方治理水平（）。雷光勇和王文 使用樊纲、王小鲁地区市场化指数中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指数、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情况测度地方政府治理水平。本文在此基础上增加了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指数作为地方治理水平的衡量指标。本文涉及的控制变量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科技发展程度（），根据 的研究，以三种类型专利申请受理数作为衡量指标：平均工资（），选取国有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作为代替指标；外贸依存度（），以对外贸易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来衡量；受教育程度（），选取具有高中及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人口占 岁以上总人口的比重作为受教育程度的衡量指标。实证结果与分析 描述性统计特征表 给出了样本省份在 年间主要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地方治理水平的最大值为 .，最小值为 .，标准差为 .，说明地方治理水平在不同地区存在显著差异。国有企业劳动生产率最大值为 .，最小值为 .，标准差为.，说明不同样本省份之间国有企业劳动生产率存在较大差异。其余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表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变量样本数均值中位数最大值最小值标准差 基准回归结果分析表 展示了基准回归模型对全样本的估计结果，本文主要关注核心解释变量 的系数和显著性。模型 报告的回归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官员交流的系数为 .，通过了 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官员交流对辖区内国有企业劳动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对比表 中模型 和模型 的实证结果，可以发现 的系数为 .，通过 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的系数为 .，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一结果表明具有企业经历的官员履新后对辖区内的国有企业而劳动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官员交流对国有企业劳动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主要来自于具有企业经历的那部分官员，得到了证实。表 中模型 报告的结果显示，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这意味着地方治理水平的提高对国有企业劳动生产率具有促进作用，得到证实。中介机制检验 和 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可以直观地展示变量之间的传导关系，在近年来的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本文将此方法作为中介效应的检验模型。具体需构建 个模型，分别检验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中介变量的影响，以及在考虑中介变量的情况下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c a （）c a （）c a （）根据 和 的研究，若、同时显著，则中介变量起到中介作用；若 不显著，则中介效应不成立。表 中模型 报告的回归结果表明，政企官员交流与地方治理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得到验证。当政企官员交流和地方治理同时放入模型时，回归结果如表 中的模型 所示，地方治理水平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政企官员交流的回归系数不显著。以上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地方治理水平以后，政企官员交流对国有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不再显著，这意软科学2023年6月第37卷第6期(总第282期)企业管理味着政企官员交流对国有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已经被地方治理所取代。根据中介变量的工作原理，该回归结果支持 ，即地方治理水平是政企官员交流提升国有企业劳动生产率的作用渠道。表 基准回归结果解释变量（）官员交流（）政企官员交流（）其余官员交流（）地方治理水平 *（）*（）（）*（）（）*（）（）（）（）*（）（）（）（）*（）（）（）（）*（）（）（）（）*（）（）（）（）*（）（）（）（）检验 （）样本数量 注：括号内为 值，*、*、*分别表示在 、水平上显著表 中介效应检验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检验 （）样本数量 拓展性分析 基于宏观环境变化的分析将 年的全样本分割为两个时期的子样本：年和 年。这样划分的依据是 年党的十八大召开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环境均发生了较大变化。实证检验结果如表 所示。依据表 中模型 和模型 的回归结果，年 的回归系数为 .，通过 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年 的回归系数为.，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十八大后，政企官员交流对国有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正向促进作用不再显著。政企官员交流对国有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表现出的这一差异，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理解：（）十八大以来，中央高度重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在中央的政策导向下，各地党政主官在提高地方治理水平上付出更多努力，政企官员交流带来地方治理水平提高的边际效应减弱，政企官员交流对地区国有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不再显著。（）年中国经济开始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经济环境复杂多变，即使具有企业经历，新任官员也难以更好地发挥作用。企业管理软科学2023年6月第37卷第6期(总第282期)表 拓展分析结果解释变量（）（）（）（）（）（计划经济时期）（）（市场经济时期）（）（晋升）（）（平调）*（）（）*（）*（）（）*（）（）（）（）（）（）（）（）*（）（）（）（）（）（）*（）（）（）（）（）（）*（）（）（）（）（）（）*（）（）（）（）（）（）*（）（）（）（）（）（）检验 （）样本数量 基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分析考察领导干部的企业经历，不可回避的是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即从计划经济时期转入市场经济时期。在不同经济体制下所具有的国企经历，可能在政企官员交流对国有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上产生差异。这是因为计划经济时期与市场经济时期国有企业在管理的方式方法上存在较大差异，不同时期的国企经历对领导干部的管理理念、思维模式的影响也不尽相同。代表性的研究文献有：张尔升 在考察地方官员的企业背景时，将其按时间段划分为 年之前的计划经济时期、年的转轨时期、年之后的市场经济时期。徐磊等 在此基础上，将其划分为 年之前的计划经济时期，年之后的市场经济时期。由于 年之后，市场作用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挥，本文采用后者的划分方法。按照国有企业经历发生的时间段，本文将政企官员交流分解为计划经济时期和市场经济时期，与原有被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构成新的面板数据，利用基准回归模型进一步讨论二者的影响差异，估计结果如表 所示。在表 所报告的估计结果中，这两类官员交流对国有企业劳动生产率均有显著的正向提升作用，具有市场经济时期国企经历的官员交流对国有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大。具体而言，具有计划经济时期国企经历的官员交流的回归系数为 .，具有市场经济时期国企经历的官员交流的回归系数为 .，均通过 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这样的实证结果也符合本文的预期，这是因为具有市场经济时期国企经历的领导干部对于“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有更深刻的理解。基于晋升激励的分析官员交流任职通常也是职务晋升的重要契机。皮建才等 尝试性地提出中央政府对地方官员的晋升激励强度与治理效应呈正相关。根据上文的分析，地方治理水平是政企官员交流影响国有企业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渠道，因此从晋升激励的角度对政企官员交流的影响进行异质性检验将十分具有意义。本文将政企官员交流按照职务变化，分割为晋升型和平调型两个子样本，回归结果见表 。表 中模型 和模型 报告的回归结果表明，晋软科学2023年6月第37卷第6期(总第282期)企业管理升型的回归系数为 .，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平调型的回归系数为 .，通过 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相对于在交流中获得晋升的官员，平职调动的官员履新后对辖区内的国有企业劳动生产率具有更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一实证结果既符合人们的经验直觉也与前人的基本判断相一致。对于平职调动的官员而言，由于在本次人事调整中，未能获得晋升，限于年龄等客观因素的限制，他们将具有更大的晋升压力。官员交流是政治激励、考验、培养、惩戒的重要方式。官员平调至另一个新的省份，往往会被认为是上级组织部门对其进一步的考验和培养，并以此决定其下一个岗位的任职。平调型官员正是出于这样的心理预期，其在新的岗位上将具有更为强烈的晋升动力。同时，相对于晋升型官员，平调型官员交流前后所处的岗位同质性更高，由于在前任地区积累了一定的地方治理经验，在新的省份开展工作也会更加得心应手。因而平调型官员在履新后具有更大的晋升激励和经验优势，能够更好地提升地方治理水平，进而对辖区内的国有企业劳动生产率产生更大的促进作用，实现地区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以期在晋升锦标赛中获胜。本文的研究结果对本领域的相关定性研究做了实证上的检验和拓展。结论与启示国有企业由于产权性质、组织结构的特殊性，更易受到地方政府行政干预。为了考察具有国企经历的领导干部交流到地方担任省级党政主官后对国有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本文分析了政企官员交流对国有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及传导机制，通过对 年 个省份的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详细地考察了政企官员交流对国有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检验了政企官员交流影响国有企业劳动生产率的作用渠道，并基于宏观环境变化、经济体制改革、晋升激励等视角对这一影响进行异质性检验。实证结果表明：（）第一，官员交流显著地提高了辖区内的国有企业劳动生产率，且这一影响主要来自于具有企业经历的官员交流。（）政企官员交流对地方治理水平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地方治理水平与国有企业劳动生产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从而证实地方治理水平是政企官员交流影响国有企业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渠道。（）相比党的十八大后，十八大前政企官员交流对国有企业劳动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大。（）与具有计划经济时期企业经历的官员相比，具有市场经济时期企业经历的官员履新后对辖区内国有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更强。（）相比在政企官员交流中获得晋升的官员，平调型官员履新后对辖区内国有企业劳动生产率具有更大更显著的促进作用。当前，中国正处于加快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提高地方治理水平、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步伐，实现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是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如何借助政企官员交流这一制度安排助力地方治理水平提升，实现国有企业转型升级与促进劳动生产率提高？根据以上实证结论，本文得到若干政策启示：第一，在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下，通过政企官员交流优化地方政府领导班子结构，使具有企业经历的领导干部在提升地方治理水平、提高国有企业劳动生产率、推动辖区内国有企业转型升级，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上发挥更大作用。通过加强“政府 国有企业”领导干部双向交流提高政府官员对于市场经济的理解与把控能力。第二，要以服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服务地区经济建设为首要任务，在确定政企官员交流人选时，尽量优先安排具有市场经济时期国企任职经历的领导干部进行交流。第三，充分发挥晋升激励的导向作用，使政企官员交流成为加快地方治理能力建设与经济发展的重要制度抓手。第四，进一步畅通国有企业优秀管理人才进入公务员队伍的渠道，扩大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业单位领导人员跨地区跨部门交流任职范围。第五，要坚持市场主导，充分尊重市场经济规律、人才成长规律和人才流动规律，因地制宜地开展跨地区政企官员交流。不同地区在资源条件、产业布局、经济发展阶段上存在较大差异，要建立协调衔接的跨区域官员流动政策体系和交流合作机制，加大跨地区政企官员交流力度，丰富官员的治理经验。参考文献：，（）：周黎安 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 经济研究，（）：，：-，（）：徐现祥，王贤彬，舒元 地方官员与经济增长 来自中国省长、省委书记交流的证据 经济研究，（）：杜博士，吴宗法 官员更替、政策不连续性对教育投入的影响研究 软科学，（）：郭峰，石庆玲 官员更替、合谋震慑与空气质量的临时性改善 经济研究，（）：汪峰，熊伟，张牧扬，等 严控地方政府债务背景下的 融资异化 基于官员晋升压力的分析 经济学（季刊），（）：陈刚，李树 官员交流、任期与反腐败 世界经济，（）：潘越，宁博，肖金利 地方政治权力转移与政企关系重建 来自地方官员更替与高管变更的证据 中国工业经济，（）：，-？，（）：企业管理软科学2023年6月第37卷第6期(总第282期)，-，（）：李后建 官员更替、银行授信与企业研发投入 科研管理，（）：张豪，戴静，张建华 政策不确定、官员异质性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经济学动态，（）：徐业坤，马光源 地方官员变更与企业产能过剩 经济研究，（）：杜博士，徐济益 官员知青经历影响乡村振兴了吗？农林经济管理学报，（）：张尔升 地方官员的企业背景与经济增长 来自中国省委书记、省长的证据 中国工业经济，（）：徐磊，王伟龙 省级“政坛 ”与地方经济增长：商而优则仕？管理世界，（）：傅利平，李永辉 地方政府官员晋升竞争、个人特征与区域产业结构升级 基于我国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经济体制改革，（）：台航，孙瑞 财政分权和国有企业生产效率 基于省级工业企业数据的实证分析 财贸研究，（）：，-：，（）：陈维涛，严伟涛，庄尚文 进口贸易自由化、企业创新与全要素生产率 世界经济研究，（）：刘张发，田存志，张潇 国有企业内部薪酬差距影响生产效率吗 经济学动态，（）：郑伟，罗党论 就业、社会目标与资本资源配置 金融学季刊，（）：徐业坤，王元芳，安素霞 地方官员更替与企业员工配置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聂辉华，张雨潇 分权、集权与政企合谋 世界经济，（）：，：-，（）：狄灵瑜，步丹璐 官员交流与国有企业控制权的合理转让 当代财经，（）：方明月 官员特征与地方政府债务治理 基于中国省级层面的数据 教学与研究，（）：于文超 政企关系重构如何影响企业创新？经济评论，（）：程哲，白云霞 融资冲动、资本配置效率与地方官员更迭频度 改革，（）：杨雪冬，托马斯海贝勒，舒耕德 地方政治的能动者：一个比较地方治理的分析路径 东南学术，（）：皮建才，殷军，周愚 新形势下中国地方官员的治理效应研究 经济研究，（）：魏建，王安 中国的市场一体化进程：官员交流的作用 经济与管理研究，（）：-？，：陈德球，金鑫，刘馨 政府质量、社会资本与金字塔结构 中国工业经济，（）：章卫东，赵琪 地方政府干预下国有企业过度投资问题研究 基于地方政府公共治理目标视角 中国软科学，（）：周建，许为宾 政府治理影响民营企业生产率的机制：市场效应还是代理成本效应？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吕健 产业结构调整、结构性减速与经济增长分化 中国工业经济，（）：雷光勇，王文 政府治理、风险承担与商业银行经营业绩 金融研究，（）：，：，-：，（）：谢莉娟，万长松，王诗桪 国有资本与流通效率：政治经济学视角的中国经验 世界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