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累积与家庭收入分化.doc

社会资本累积与家庭收入分化
刘国亮 姜涛
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摘要：已有的理论研究表明，社会资本累积对经济增长和家庭收入增长及分布会产生重要影响，本文通过对中国28个省的家庭抽样调查资料的分析，从微观家庭的角度考察了社会资本的决定因素及其对家庭收入的影响。通过实证分析我们发现，居民家庭社会资本存量存在显著差异，但是在其累积过程中却不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别，家庭居住地的经济环境和政府行为对家庭社会资本的累积无显著影响，社会资本累积对家庭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
关键词：社会资本 家庭收入 经济增长

Social capital and household income: An investigation
Guoliang Liu Tao Jiang

(Shandong University, Shandong, Jinan, 250100 )

Abstract：The researches on social capital theory indicated that the accumulation of social capital have great influence on economic growth and household income increase. After investigating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on household income through data from 28 provinces in china, we find that ,firstly, there is great difference in the stock of social capital among households with no urban-rural difference, secondly, local government and local economy has little influence on the stock of household social capital, thirdly, its influence on household income is not statistically important。

Keywords: Social Capital Household Income Economic Growth

社会资本累积与家庭收入分化
一、 引言
1978年以来，我国居民家庭收入水平迅速提高，但是，家庭收入差距在1978—1985期间经历了短暂的缩小之后一直在扩大（Nee，1989），不仅地区收入差距在增大，地区内部家庭收入的差异也在增大，已有的研究从不同的角度解释了产生收入差距的原因, Wang(2003)发现知识是家庭收入的重要决定因素,知识的不平等与家庭收入的不平等关系密切, Yang(1999)认为城乡家庭收入差距增大是总体收入差距增大的重要推动力, YAO(1998)认为企业改革和企业所有权的多元化导致城市家庭收入差距的扩大,而乡镇企业发展的不平衡则导致了农村家庭收入的差异, Wei (1999)从人力资本的角度出发,认为非工资性收入是造成家庭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已有的文献多侧重于从政策性因素、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角度对家庭收入进行研究,而很少有人研究人际关系对家庭收入的影响,本文试图通过抽样调查数据，从家庭社会资本(人际关系)存量的角度对家庭收入进行研究。
Sjoerd Beugelsdijk（2004）把社会资本分为宏观、微观两个层次，在宏观层次上，社会资本是指一种通过自发参预以及民间社会网络协调人与人之间的行为的社会结构,通过该结构减少了人与人之间进行交易时的机会主义行为,节省交易费用从而提高社会运行的效率,不同的社会资本导致了不同的经济绩效。在微观层次上，社会资本是指家庭或个人拥有的社会网络关系，通过该网络中人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可以获得更多的信息、更好的契约执行情况以及统一行动。Glaeser（2002）认为，个人的社会资本是每个人的人力资本的一个社会性组成部分，包括社交技巧、个人魅力、以及可以获得交易及非交易利益的社会关系网络，因此社会资本存量既包括先天性能力又包括由于后天投资而得到的社会关系存量。Uphoff（2000）认为，社会资本是一个二维概念，具有结构和认知两个维度，结构性社会资本是指社会资本中有形的方面，比如影响人们的交互行为的网络、规则、程序、制度、组织等，它们促进信息的分享，有利于采取集体行动，因此结构型社会资本相对客观并容易观察，Putnam（1993）分析的业余合唱团以及其他形式的俱乐部、科层性的社团组织等都属于此。认知性社会资本是指共享的规范、价值观、信任、态度和信仰以及互惠行为等无形的方面，它保证并且规范人们之间交流活动的发生与正常进行。
在宏观层次上，社会资本的累积通过协调人们之间相互冲突的利益关系，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促进了经济增长，因此高社会资本存量的国家或地区获得了相对较快的经济增长（Alesina,2000）， Putnam（1993） 的研究发现，在意大利地方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绩效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可由地方社会资本的差异给予解释, Helliwel（1996）研究了亚洲国家社会资本对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解释,Grootaert和Bastelaert（2002）的研究得出了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之间正相关的结论。在微观层次上由经常接触而形成的社会资本增加了交易双方信息的透明度,可以减少机会主义及搭便车行为,促进合作而对经济产生有利的作用(Greif,1993),它也可以使得对违约责任的追究扩大到法律不能或不易发挥作用的领域，增加违约成本、减少交易费用、扩大市场交易的范围、增加家庭收入(Narayan and Pritchett,1999)。由于网络中人们之间的相互帮助，使社会资本具有非正式保险（informal insurance）的功能，较高的社会资本意味着较大的风险分摊程度，使得家庭可以进行高风险、高收入的活动，这也可以增加家庭收入(Morduch,1995),边燕杰（2004）通过对中国五个大城市的抽样调查发现,人们的社会资本存量越高,对家庭生活水平和社会经济地位的自我评估就越高。
社会资本累积产生的影响也不是具有单一的正向意义，Sjoerd Beugelsdijk 和Sjak Smulders（2004）沿用Putnam（2000）对社会资本的区分，给出了一个包括沟通型社会资本和结合型社会资本的经济增长模型，认为社会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通过两种路径体现出来：第一，个体行为者对网络联系的参与是消费时间的过程，由此挤出了可以用于劳动和学习的时间，从而对增长产生负面效应；第二，参与不同组织和团体之间的网络联系，加强了沟通型社会资本的累积，由此建立起来的信任关系，避免了机会主义行为，减少了寻租行为的产生，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的效应。但是，结合型社会资本的发展减少了劳动投入的时间，同时并没有增加对机会主义的抑制，因此表现出对经济增长的负面效应，Edelman（2004）通过对英国电信业和建筑业公司的社会资本调查发现，社会资本对于信息共享和协调行动是利弊共存的, Angelo Antoci（2002）等人的研究则给出了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对立关系的结论，Miguel, Gertler和Levine (2002) 对印度尼西亚工业化过程与社会资本之间的关系的研究表明，虽然工业化程度提高了，但是社会资本并没有显著的积累。
本文基于微观层次上社会资本的概念，认为社会资本是家庭或个人拥有的社会网络关系，考察家庭社会资本的决定因素以及社会资本累积对家庭收入的影响。
二、家庭社会资本的衡量
在理论上，我们采用微观意义上的社会资本概念，认为社会资本是家庭或个人拥有的社会网络关系，但是在实证过程中，应用怎样的指标以反映社会资本的累积状况差异仍然是困难的。通常情况下，人们会从信任和组织成员身份两个方面来考察社会资本的大小，按照OECD（2001）的分类，社会资本可以从网络类型（Network Types）、网络质量(Network Qualities)、网络结构(Network Structure)、网络交易(Network Transactions)等方面体现出差异，上述四个方面的特质体现在具体的网络状态中，而具体的网络状态可以从家庭内部成员之间、朋友之间、邻居之间、同事以及社团组织成员之间的网络联系中反映出来。但是由于组织成员身份并不能度量网络规模的大小，也不能说明网络中成员联系的亲密程度，同时在我国民间中介组织向来不发达，最为普遍的是以非正式组织形式存在的关系网，主要由亲戚、朋友、邻居、同事之间相互关系交织而成，因此我们从形成于亲戚、朋友、邻居、同事之间的家庭网络规模、网络差异、信任程度、家庭在网络中的影响力等四个方面度量家庭社会资本，此处有一个隐含的假设是认为信任总是相互的，如果信任不具有相互性，则信任程度就不能用于测量家庭社会资本的大小(Glaeser,2002)。
本文使用的数据是2005年1月我们对全国28个省的家庭抽样调查获得的,共发出问卷1000份,回收问卷700多份，其中有效问卷399份,包括农村家庭调查问卷293份。调查问卷涉及构成社会资本的四大类问题：第一类问题主要是关于家庭经常交往的亲友、邻居和同事等的数量；第二类问题是关于朋友的最高的政治及财富级别；第三类问题是家庭对于亲友、同事、邻居的信任程度的评价；第四类问题是家庭对于亲友、邻居、同事等的影响力。每一类大问题都包括几项具体的小问题，表1显示了一些相关的问卷汇总结果。

表1 抽样调查问卷汇总的部分结果
问题
答案
频率
与家庭联系密切的亲属数？
5人以下
31
5-10人
140
10-30人
182
30人以上
46
认识的同一居住区域中的邻居数量？
全不认识
5
较少
65
较多
121
很多
208
与家庭联系密切的朋友数？
5人以下
65
5-10人
203
10-30人
109
30人以上
22
最富有朋友的财富状况？
一般
145
比较富有
198
很富有
56
密切朋友的最高政治级别？
科级及以下
192
县(处)级
124
地（厅）级
66
省（部）级及以上
17
如果人与人之间最高信任度为100，你会给关系密切的亲属打多少分？
60分以上
7
60-80分
74
80-90
178
90-100
140
如果人与人之间最高信任度为100，你会给朋友打多少分？
60分以上
71
60-80分
232
80-90
92
90-100
4
如果人与人之间最高信任度为100，你会给关系密切的邻居打多少分？
60分以上
32
60-80分
178
80-90
160
90-100
29
如果人与人之间最高信任度为100，你会给关系密切的同事打多少分？
60分以上
26
60-80分
160
80-90
178
90-100
35
你怎么评价你对亲戚朋友及邻居的影响力？
完全没有影响
74
有些影响
262
影响较大
51
影响很大
12

表1中的结果显示，家庭亲属之间的信任度较高，邻居间的信任度次之，朋友和同事间的信任度大致相同，大部分家庭的朋友的财富和政治级别处于中低水平上；人们与亲属的交往较为密切，与邻居的相处也比较融洽。经过统计分析我们发现，网络规模、网络差异、信任程度和家庭在网络中的影响力四者之间有较强的相关性，相关系数如表2。因此我们采用提取主因子的方法得到社会资本指数,经过对399份家庭调查问卷的分析得到家庭社会资本累积状态指标如表3：
表2 网络规模、网络差异、信任程度和家庭在网络中的影响力相关性

网络规模指数
网络差异指数
信任度指数
家庭影响力指数
网络规模指数
1
0.047
0.39
0.198
网络差异指数
0.047
1
0.023
0.201
信任度指数
0.39
0.023
1
0.197
家庭影响力指数
0.198
0.201
0.197
1

表3 家庭社会资本指数分布

样本数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变异系数
网络规模指数
399
3
12
8.16
1.65
0.2
网络差异指数
399
2
7
3.55
1.3
0.37
信任度指数
399
1
3.75
2.56
0.54
0.21
家影响力指数
399
1
4
2
0.66
0.33
社会资本指数
399
2.46
8.52
5.19
0.84
0.16

由表3可知,家庭社会资本中的网络规模指数和信任度指数差异性较小,网络差异指数和家庭影响力指数的差异较大,其差异系数分别为0.37和0.33,由于以上四项的差异较大造成了家庭社会资本指数的差异也达到了0.16。
三、影响家庭社会资本的因素
家庭社会资本的累积状况与家庭基本特征和行为有关，也与家庭所在地的社区环境和政府行为有关。家庭成员的受教育水平特别是父母的受教育水平、职业、职位特征、对外交往的频率等都会影响到社会资本的累积，比如较高的受教育水平，往往伴随着较广泛的社会联系，由此会有较高的社会资本累积水平，但是也可能产生相反的效应：较高的受教育水平意味着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本累积，因而可能会相对漠视基于亲友、邻居、同事之间的网络联系考察的社会资本累积，而对在职教育的参与会扩大社会交往的领域和范围从而可能增加社会资本的累积。家庭所在地的社区环境也会影响到社会资本累积，比如家庭居住地为农村或者是城市、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交通通讯基础设施的供给状况、对社会团体比如厂商和媒体的信任程度与评价等。另外对政府行为的评价也会影响社会资本的累积，在宏观意义上，政府行为直接成为构成社会资本的要素之一，但是在微观层次上也许会产生某种替代的关联，对政府行为的信任缺乏会迫使家庭更多依赖自主建立的社会关系网络以解决家庭面临的问题。
为解释家庭社会资本的差异状况,以社会资本综合指数作为因变量, 分别考察家庭基本特征、家庭所在地的基本特征及政府行为等对家庭社会资本累积状态的影响。在分析过程中我们使用简单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模型的形式表现为下面的类型：

式中，SCI为社会资本指数，分别代表影响社会资本的各种因素。
表4给出了实证分析的结果。各回归方程的F值分别为15.785、16.417、25.869，并且在0.05的水平上都显著,说明OLS回归方程是有意义的,家庭社会资本存量与方程中解释变量之间确实存在着相关关系。
模型Ⅰ考察了家庭基本特征对家庭社会资本的影响，结果显示，对外交往频率与家庭社会资本相关性很强，外交频率指数增加10%可以使家庭社会资本增加8.93%。人情份子与家庭社会资本存量呈现正相关关系并且也有统计显著性，表明目前社会资本累积的重要途径是人们之间的交往。父母学历、工作年限、父母职位和父母职业等对社会资本的影响都不显著，特别是父母学历和父母职业的系数为负,可能的原因是父母的职位和学历越高其时间价值越高,投资于社会资本的时间越少,因而具有相对较少的社会资本存量,同时父母学历和职位越高，则该家庭与周围社区的同质性越差，行为的相互性影响越差，这也会导致家庭有较少的社会资本存量。用于区分城市和农村的虚拟变量的系数较小且不显著，因此从调查问卷的情况来看居住于农村或城市并没有对家庭社会资本的累积造成影响。
在模型Ⅱ中去除了模型Ⅰ中不显著的变量，加入了家庭所在地的情况指标,考察所在地社区环境对家庭社会资本存量的影响,家庭所在地的融洽程度的系数为0.217，并且在0.01水平上显著。代表所在地经济环境特征的交通设施、文化水平等变量的系数很小，并且都不显著,因而我们没有得出社区经济环境对家庭社会资本累积状态造成太大影响的结论，这一结果与已有的其它研究结论（Miguel，2002）并不一致。
模型Ⅲ考察了地方政府对家庭社会资本累积状态的影响，结果表明，家庭对政府的信任以及地方民主化程度对家庭社会资本累积产生的影响非常微弱。
上述研究结果表明，基于家庭建立的网络联系考察的社会资本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没有明显的关联，同时它也没有成为替代政府和私人人力资本作用的关键力量。

表4 家庭社会资本的影响因素：回归结果
自变量
模型Ⅰ
模型Ⅱ
模型 Ⅲ
(Constant)
2.193***(0.314)
1.924***(0.308)
1.943***(0.279)
农村哑变量
-0.076(0.102)

在职培训费
0.226***(0.058)
0.196***(0.052)
0.207***(0.05)
子女教育费用
0.050(0.048)

父母学历
-0.040(0.05)

父母职位
0.010(0.04)

父母职业
-0.025(0.045)

父母年限
0.017(0.049)

交往频率
0.893***(0.094)
0.828***(0.094)
0.830***(0.093)
人情份子
0.132***(0.036)
0.119***(0.036)
0.124***(0.035)
人际关系融洽度

0.217***(0.069)
0.236***(0.069)
厂商可信度

0.102*(0.064)
0.164***(0.057)
媒体可信度

0.079(0.057)

城市化率

1.824(2.066)

文化水平

-3.205(4.060)

人均GDP

-0.478(0.696)

交通设施

-0.009(0.007)

政府满意度

-0.068(0.055)
民主化程度

-0.018(0.029)
Adjusted R²
0.273
0.300
0.304
F
15.785***
16.417***
25.869***
样本点数
399
399

说明：因变量为社会资本综合指数，括号中为标准差,***表示在0.01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0.05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0.1的水平上显著。省际信任度指标来张维迎《信任及其解释：来自中国的跨省调查分析》交通设施包括内河航道里程、铁路、公路里程之和。文化水平、人均GDP、城市化率来自《中国统计年签2004》，其他数据来自调查问卷，人情份子是指人际交往中的用于别人婚丧嫁娶的费用。
四、社会资本对农村家庭收入的影响
在本部分我们假设社会资本是家庭的一种生产性资源，进行社会资本投资的目的是增加家庭收入，在分析过程中家庭收入为父母收入的加总，用与前一部分相同的理论模型，考察社会资本对家庭收入的影响。
以家庭收入为因变量，以家庭社会资本、父母学历状况、父母职业状况、父母职位状况、对政府满意度、地区发展程度、思想开放度、民主程度等作为自变量做OLS回归，结果见表5。从表5我们看到，在只有社会资本变量的模型Ⅰ中，社会资本的系数显著不为0，但是R²只有0.008。但是在模型Ⅱ中加入了除社会资本外的其他家庭特征变量之后, R²由0.008骤升至0.404,社会资本的系数由0.281变为0.173并且不再显著,而城市农村虚拟变量、父母学历和父母职位变量的系数较大且在0.01的水平上显著不为0。模型Ⅲ、Ⅳ、Ⅴ是分别加入了所在地和所在省份的环境指标和政府行为变量后的回归情况，在这三个模型中社会资本的作用表现出了与在模型Ⅱ中相似的作用，这说明家庭收入存在着城乡差异,在当前情况下家庭中父母的学历及职位状况是决定家庭收入的主要因素，家庭社会资本的累积状态并不是决定家庭收入的主要因素。

表5 社会资本对家庭收入分布的影响：回归结果
自变量
模型Ⅰ
模型Ⅱ
模型Ⅲ
模型 Ⅳ
模型Ⅴ
(Constant)
2.452**(0.736)
0.638(0.705)
-0.630(0.770)
-0.696(0.845)
-0.976(0.898)
家庭社会资本
0.281**(0.140)
0.173(0.111)
0.119(0.110)
0.121(0.111)
0.121(0.111)
城市农村

0.673***(0.257)
0.243(0.273)
0.249(0.275)
0.239(0.2785)
父母学历

0.406***(0.124)
0.408***(0.121)
0.393**(0.123)
0.390***(0.123)
父母职位

0.563***(0.097)
0.464***(0.098)
0.461***(0.098)
0.459***(0.098)
父母职业

0.031(0.113)
0.097(0.112)
0.110(0.113)
0.103(0.114)
父母年限

-0.056(0.123)
-0.056(0.121)
-0.063(0.122)
-0.056(0.123)
发展程度

0.458***(0.153)
0.450***(0.161)
0.431***(0.164)
思想开放

0.357**(0.167)
0.370**(0.169)
0.370**(0.170)
省际信任

0.051(0.052)
0.049(0.052)
人均GDP

-0.957(1.62)
-0.909(1.628)
交通设施

0.007(0.17)
0.005(0.018)
政府满意度

0.133(0.038)
民主程度

0.036(0.018)
Adjusted R²
0.008
0.404
0.430
0.427
0.425
F
4.038
45.362
37.907
27.519
23.31
样本点数
399
399
399
399
399
说明：因变量为社会资本综合指数括号中为标准差,***表示在0.01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0.05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0.1的水平上显著。
五、结论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下面的一些认识，家庭的社会资本累积状态差异较大，人际交往是累积社会资本的主要手段，并且社会资本的累积状态不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别，同时家庭成员特别是父母的文化程度及社会地位等，没有表现出对以网络联系衡量的社会资本的显著影响。
我们的研究还发现，家庭社会资本的累积状态对家庭收入的影响非常有限，而人力资本方面的一些特征和地域特征对家庭收入的影响是明显的。可能的原因之一是，对于普通家庭而言，所掌握的资源具有高度同质性，导致家庭之间相互进行交易的动机和机会很低，因此对收入增长的影响微弱，但是随着我国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分工将变的越来越细，各个家庭所掌握的信息的差别将会越来越大，互补性越来越强，社会资本对于家庭收入的影响也会会越来越强。另外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基于制度和环境的约束，社会资本的累积作为替代私人人力资本和政府功能的第三种力量，还不能得到社会和家庭的认同。最后，就家庭而言，社会资本并不是一种生产性物品，而是与物质产品一样的满足人们需要的消费品，因而它的累积只能增加家庭的效用，不会增加家庭收入。

参考文献：
1. Alesina,2000,Participation in Heterogeneous Communities,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00,846-903。
2. Angelo A., Pier L., Sacco P., and V. Paolo, 2002, Economic Growth and Social Poverty: The Evolution of Social Participation, Bonn, Graduate School of Economics, Discussion Paper n.13.
3. Bouedieu, P., 1986, The Forms of Capital, In John G. Richardson(ed.),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Westport, CT.,Greenwood Press, pp241-258.
4. Dennis Tao Yang,1999,Urban-based policies and rising income inequality in china ,,AEA papers and preceedings, May 1999,306-310.
5. Donggen,Wang & Li zhang,2003,,Knowledge Disparity and Regional Inequality inPost-reform China, Post-Communist Economies, Vol. 15, No. 3, September, 2003.
6. Durlauf, S.N., 2002, On the Empirics of Social Capital,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112, No. 483.
7. Glaeser, E. L.; Laibson, D. and B. Sacerdote (2000), .The Economic Approach to Social Capital., NBER.
8. Grootaert,2002,The Role of Social Capital in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Assessmen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9. Helliwell, J., 1994, Empirical Linkages Between Democracy and Economic Growth,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4(2),pp22-48.
10. Helliwell.J,1996, Economic Growth and Social Capital in Asia, NBER Working Paper 5470,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11. Hjerppe, R., 2003, Social Capital and Economic Growth Revisited, VATT-Discussion Papers 307.
12. Scully, G.,1988, The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6(3), pp652-662.
13. Knack, S., 2002, Social Capital, Growth and Poverty: A Survey of Cross-Country Evidence, In Grootaert,C., van Bastelaert,T.,(eds), The Role of Social Capital in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Assessm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4. Linda F. Edelman,2004,The Benefits and Pitfalls of Social Capital:Empirical Evidence from Two Organizations in the United Kingdom,British journal of management,Vol. 15, S59–S69
15. Miguel,E., Gertler,P., and D.I. Levine, 2002, Did Industrialization Destroy Social Capital in Indonesia? Discussion Paper.
16. Myerson,1994,Human Capital Social Capital and Compensation: The Relative Contribution of Social Contract to Manager’s Income,Acta Sociologica, 37：383-399
17. Nee, Victor. 1989. "A Theory of Market Transition: From Redistribution to Markets in State Socialis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4:663-81
18. OECD, 2001, The Contribution of Human and Social Capital to the Sustained Economic Growth and Well-Being,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Report, OECD and Human Resources Development, Canada, http://www.hrdc-drhc.gc.ca/arb.
19. OECD (2001) The Wellbeing of Nations: The Role of Human and Social Capital, Education and
20. Skills.OECD Centre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Paris, France
21. Putnam, R., R. Leonardi and R.Y. Nanetti, 1993,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2. Putnam, R. 2000,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23. Sjoerd Beugelsdijk and Sjak Smulders,2004,Social Capital and Economic Growth,NBER.
24. Uphoff, N., 2000, Understanding Social Capital: Learning from the Analysis and Experience of Participation, In P.Dasgupta and I.Serageldin (eds), Social Capital: A Multifaceted Perspective, pp215-249,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5. Wei, Z. and B. Gustafsson, 1999, An Analysis of Poverty Change in Transition Period in China, inZhongguo Jumin Shourufenpei Yanjiu (eds Zhao R. W., Li S. and C. Riskin). China Finance andEconomics Publisher, Beijing.
26. 边燕杰，2004，城市居民社会资本的来源及作用:网络观点与调查发现，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136-146。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