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日记中的湘中见闻_甘建华.pdf

湖南冬季的阴雨天气非常烦人，尤其是在1937年11月和12月间，吴宓日记中多是“雨不止，且寒甚”的记载。先一天在武昌亦如此。11月18日晚上10时，好不容易挤上粤汉铁路南下火车，因卧车里面旅客太多，根本无法休息。直到翌日凌晨，乘客沿途散去，车中才稍觉宽敞舒适。“过洞庭、岳阳一带，巨浸茫茫，雾雨蔽空。既则山林湖沼，相衔而至，三楚风景，宓生平今初见也”。当天下午一点半，车抵长沙站，到了大四方塘青年会，却被告知没有空房。恰好干事杨昌藩路过，见了大吃一惊，说：“这不是吴宓先生吗？我在您的诗集中见过您的照片。”原来他曾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经常去同乡黎锦熙先生家，而黎之长女黎宪初（泽湘）是吴宓的学生，从她那儿了解到吴宓的一切。他不但读过 吴宓诗集，而且读过吴宓批点徐志摩的 爱眉小札，所以一见之下即认出本尊。他赶紧将吴宓和同来的清华生物系助教毛应斗安排到三楼最轩敞的贵宾房。可惜夜来风雨交加，房间高室悬空，风从玻璃窗缝隙而入，棉被又薄且小，吴宓“甚苦寒”。两天后，搬到圣经学院内清华外语系教授陈福田腾出的房间，与青年会的客舍恰成对比，“始得安眠焉”。“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人与汉奸横行霸道，偌大的华北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国民政府教育部责令国立清华大学、国立北京大学与私立南开大学，紧急南迁至湖南组成长沙临时大学，三校大批教师与学生随之离开北平。清华外语系教授吴宓经过反复思考，不愿意做亡国奴，于10月27日中夜决计南行。在此之前，他力邀是年毕业的女弟子K（高棣华）同行，然而高棣华对于年龄大自己一轮并且离异的恩师并无爱心，因此一直举棋不定。直到11月3日晚上，高棣华才与其母商定，暂去已撤退到长沙的北平图书馆担任英文秘书，她的顶头上司是图书馆主任袁同礼（守和），两人很快陷入热恋之中，让远在南岳山中的吴宓听闻后心里很是不爽。同行的还有清华外语系两个女生，一个是北平辅仁大学校长陈垣之女陈慈，另一个张婉英，江苏淮阴人，生长于北京，先一年入读清华。到了长沙后，他将这三个姑娘暂时安排在圣经学院别院涵德女校宿舍，但基本上每天都带着她们仨在外面觅食。吴宓离开北平是11月7日，行前因将别离客居多年的故都，心情变得极度凄凉黯然。在一家名叫凌风的理发店修容时，突然产生“宁可再来耶”之感，此后果真再也没有到过北平。南渡到了星城长沙，吴宓逗留至12月5日，总计十七天之久。长沙临时大学租借的是吴宓日记中的湘中见闻甘建华学界新论9浏阳门外韭菜园一号湖南圣经学院，因为房舍不够分配，文学院四个系另外安置到圣经学院的分校，位于离长沙尚有三百余里的南岳衡山。因为托运的行李未到，又找不到通勤车辆，加之生性疏朗旷达，好交各方朋友，“对长沙殊留恋”的吴宓，只好耐心等待时机。到了翌年1月间，长沙临大奉令西迁云南昆明，吴宓从南岳返回长沙，自1月23日至2月11日，再度居停二十天。前后加起来共计三十七天，湘中日记竟有两万来字之多。到达长沙的当天下午，吴宓乘人力车至北门外下麻园岭二十二号，在清华大学办公处访晤同事沈履、潘光旦。而后到湘雅医院内省教育厅朱经农家，先见朱厅长，次见梅贻琦校长。吴宓向梅详细陈述了北平近况，以及清华园被日寇占据情形。梅贻琦只是颔首而听，神态似乎颇为冷落，吴宓明白这是对他迟迟没有到校的不满。湘潭人胡元倓，字子靖，号耐庵，曾经担任湖南大学校长，是与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齐名的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清末拔贡出身的他，光绪二十八年（1902）入选湖南首批官费留日生，就读东京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科。翌年回国后，在长沙左文襄公祠创办明德学堂（今明德中学前身），不惜纡尊降贵，无惧冷嘲热讽，以“磨血办教育”的精神，实现教育报国的理想，在三湘四水传为佳话。吴宓当晚蹚着雨水泥浆前往泰安里明德学堂胡府探访这位前辈，但胡侄彦玮告诉他，胡翁已经休息，请他明早再来。第二天再去拜望，年已六十五岁的子靖先生，“虽病初起，精神犹强健”。念及十几年前，吴宓执教国立东南大学（后改中央大学，即今南京大学前身）西文系时，自任总编辑兼干事，与梅光迪、胡先骕、刘伯明、柳诒徵、马宗霍（衡阳人）等创办学衡杂志，“学衡杂志社”那块白底黑字的招牌就挂在吴宓寓所的门前。他们以极其鲜明的态度反对新文化运动，恪守“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宗旨，前后出刊七十九期，形成现代学术史上著名的“学衡派”。湘人刘永济（字弘度、宏度）与蜀人吴芳吉（字碧柳，世称白屋诗人，与苏曼殊齐名）则在长沙明德学堂创办湘君，与之遥相呼应，声气相通。吴宓过武昌时已与执教武汉大学的刘弘度晤面，可惜吴芳吉已于五年前作古。翌日，吴宓冒雨至胡元倓幼子胡徵（字彦久）家午宴，结识其友姚家闻，叙谈甚欢。“谈及宏度及碧柳之亡，感念同深。徵与姚君导宓观明德校舍，指示宏度旧住之图书馆及碧柳之家宅”。吴宓从杨昌藩处得知，黎宪初已于月前回到长沙，遂冒雨跑到北大路大王家巷四号，见到“久病初愈，颇瘦损”的黎宪初，双方都是喜不自禁。黎府中有“一未嫁之姑，极肥，年二十余”。之后，或到黎家吃饭，或到外面馆子，吴宓与黎家人相处融洽。日记中载，“宓一向心爱宪初甚，惟以K（高棣华）故，遂未求取。然揣度宪初之心，盖深感激宓而未必爱宓”。经吴宓从旁撮合，黎宪初与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哲学博士陈之迈牵手。黎家乃湖南百年高门大户，祖父黎世缓宦游两粤、湖北、山西、热河、安徽等省，父亲黎培銮是清代贡生，“黎氏八骏”全国咸知。老大黎锦熙是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后来当选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院士）。他当时也已回到长沙，但吴宓却没有与这位老友见上一面。“宪初述其父恋爱女书记事，故宓屡来宅中，未得见劭西（黎锦熙字）先生也”。吴宓还到过私立艺芳女子中学，拜会曾宝荪与堂弟曾约农。他俩信守先祖曾国藩的家训，远离官场，生活朴实而淡泊。为了办好这所国际化学校，实现科教救国的鸿鹄之志，姐弟俩殚精竭虑，互相鼓励，竟然终生未婚。尤其在保护曾国藩、曾国荃、曾纪泽以及曾纪鸿夫妇的手稿方面，更是受到人们的广泛称颂。艺芳女校几起几落，其时设在曾文正公祠别院，人称浩园，这是清末长沙城最大的园学界新论10林之一，“有湖沼楼阁之胜，实甚清雅之地”。光绪六年（1880）春，郭嵩焘邀约兵部尚书彭玉麟、两江总督刘坤一、长沙富商朱昌琳等人在此雅集，共商创建思贤讲舍（船山学社的前身）。曾约农与吴宓是旧友，吴宓与曾宝荪是新知，却也有过文字交往。吴宓与曾约农交谈许久，越谈越投机，曾约农乘兴出示郭嵩焘手批新旧约全书，吴宓认为“甚多精到卓绝之语”。在战时家国破碎、百姓流离、各人自危的背景下，吴宓的湘中之行却自得其乐，成天是欢乐嘉年华，不但与国内名流时相聚会，甚至与国外流寓也有往来。黎宪初之弟黎傥夫（泽闳），刚从法国学习飞机制造归来，带回了一个法国洋老婆，其间他们多次会面餐叙。这个法国女人误以为吴宓是黎宪初的情人，每次都从旁打趣她：“你现在应当唱歌，应当唱歌了。”11月26日，吴宓到湘雅医院探望Wattendorf（华敦德）博士，“知其大病几殆，今渐康复”。Wattendorf是美国著名空气动力学家，1936年2月，他到清华大学担任航空讲座教授，负责指导国民政府自造飞机的设计，建议并督造一个大风洞，以便容纳飞机的翅膀、引擎或机尾等组件，从而帮助中国建立一支新空军。在湖南圣经学院内，吴宓与外教Reicher（赖歇尔）住在楼上楼下，几乎无一日不见面，“而日来迈（陈之迈）屡邀宓与Reicher深夜茗谈”。就连12月1日深夜没有赶上火车，吴宓率领众人返回圣经学院，也是敲开Reicher的门，“Reicher着寝衣起，宓向之取得57室钥”。南岳分校文学院教授威廉燕卜荪（WilliamEmpson）比Reicher有名得多，不仅是英国著名文学批评家、诗人，成名作朦胧的七种类型影响极其深远，被公认为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后中国英文界大家以及中国现代派诗歌的一代宗师。他不但与吴宓同为外语系教授，还是停云楼同层舍友，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可吴宓南岳七千余字日记中硬是没有半个字提及此人，怪哉！吴宓祖籍关中，祖上贩盐起家，家族世代豪富，况且父亲与嗣父皆国民政府监察院委员，人称“长安贵公子”。他本来就是一个美食家，到了湖南自然离不得一个“吃”字，所以日记中留下不少这方面的记录。其时长沙城不但湘菜佳肴随处飘香，西餐、咖啡、红酒、白兰地也不缺乏。所以，他经常率众出入曲园酒家、潇湘酒家、三和酒家、奇珍阁酒家、徐长兴酒家，还有老字号汪德盛米粉馆、李合盛牛肉馆。吃客中除了红颜知己K(高棣华)和黎宪初，还有顾毓琇、袁同礼、陈之迈、Reicher，以及周培源夫妇、陈福田夫妇、胡彦久夫妇、黎傥夫夫妇，甚至有建筑大师梁思成、林徽因这对贤伉俪。“盆火熊熊，壶酒芬醇，室暖如春，诸客多操英语，令宓回忆北平不置”。嗣后到了南岳山中，“教授饭食，有二团体，其一米食，其二面食，乃冯友兰君所带来清华之河南厨役制办。宓加入此面食团，每月二十元，不但有馒头，且肴馔丰美。在平昔亦不易得此”。吴宓爱吃贪玩，但并不特别挑食，也不胡乱花钱，而且喜欢做东，喜爱帮助别人，这一点与许多教授的抠搜完全不一样。其日记中对每一笔花销都有记载，大者数百，小至几角，从中亦可见当年湖南的物价及消费水准。譬如青年会房费每人每日一元，七八个人在此午餐（西餐）吃了八元，最贵的一次在三和酒家第一厅宴客花了十五元。汪德盛米粉馆牛肉粉每碗八分钱，米酒冲蛋一角二分钱，“皆宓所最爱之食品也”，牛肉粉面每次则要吃两碗。后来从衡山县城往南岳市（南岳古镇），雇挑夫每人一元，人力车每辆一元，轿夫每人八角。南岳集市上鸡蛋、橘子、花生都很便宜，买一大堆也才不过一元。11月24日上午，吴宓与胡徵、姚家闻乘人力车至湘江码头，其间换乘三次渡船，才到湘江西岸，下船后走过摇动长板，感觉非常不容学界新论11易。三人一路步行，过湖南大学，登岳麓山，至爱晚亭小坐。“山谷中，绿树参天，日光照灼，更以到处红叶，实为美境”。参拜过黄兴、蔡锷墓地后，“饮茶休息，乃徐归。渡湘江，入城”。吃过午饭，时为下午一点半，“而日本飞机忽至，在东车站投炸弹，毁交通旅馆（方举行婚礼。）及中国银行货仓等，死二百余人，伤者众。此为长沙初次空袭。当时，远闻轰击之声，楼壁微震，街众奔喧”。此后的日子，数次“警报传来”。11月27日，吴宓当时在圣经学院，“乃随众至办公楼地室中藏避，校中师生皆集于是。或新交故知，互道寒暄，又述情意。此地室中，乃如一交际会”“楼外院中草场，则平铺一极大之美国旗”。之后到了南岳，也曾遇到警报，但敌机并没有来，反观“长沙频来空袭警报，远不如南岳之安，且耽误学课”。12月7日的南岳是一个晴好冬日，吴宓带着女生陈慈、张婉英，男生李赋宁（陕西乡党）、李博高（湘潭人），终于到达长沙临时大学文学院。外文系主任叶公超给他安排三门课程，包括“西洋文学史”“欧洲名著选读”“欧洲古代文学”，每个星期八节课时。尽管教材还没有运到，但对于学富五车、记忆超群的吴宓来说，这些根本不成问题，甚至觉得“比在故都时，空闲暇逸多矣”。他每天早晚备课特别认真，讲课临场发挥，技巧尤高，这在北平时就已为众人所认可。南岳山中的学生更少，学习环境宽松，时间相对充裕，关于他的治学执教，连一向严苛的钱穆都叹服“诚有卓绝处”。南岳衡山为中国五岳之一，有“天下南岳”之美称，意思是能够接纳四海八荒儒、释、道各家各派。坐落于集贤峰下、白龙潭上方的圣经学校，其实是一个风景十分优美的丘壑，峡谷幽深，飞瀑如雪，怎不令人流连忘返？初来乍到的吴宓在日记中写道：“此地气候温暖，无风无尘土，故宓初来南岳尤觉欣然满足也。”又记：“在教授宿舍登楼望远，眺赏山景，已极令人悠然畅适。而每晨七时前，由楼东观日出，云气欲浮山作岛，日光初涌浪如潮（张志岳在南岳所作诗句。）其美幻正合于姚姬传（清代散文大家姚鼐）登泰山记所描写者，是故由高山即可得日出之全景，不必到东海也。宓一生极少与自然山水近接，故恒溺惑于人事，局囿于道德。即如Wordsworth（华兹华斯，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之久居Lake Districts（Grasmere etc），又如穆尔（Paul E.More）先生之退隐于Shelburne（位于加拿大新斯科舍省南部谢尔本港）二载，皆有以助成其文章与修养工夫，亦皆宓所未得尝受。故今来南岳居住，至为快适，而于自然之美，赏悦吸收者亦甚多也。”12月11日下午无课，吴宓弟子、中文系教授浦江清组织大家游山，每人纳费两元。刚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秘书潘式（字伯鹰，号凫公，书法家、小说家、诗人）前来看望吴宓，于是相约一同登山。先至南台寺少息，进茶点，再登磨镜台等名胜，更上南天门，至上封寺歇宿，是日共行四十里。“近年所修山路，甚平坦易行。且同人笑语喧哗，亦能忘倦。”次日凌晨四时，到南岳绝顶观象台看日出，吴宓想起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教育学名著爱弥儿，书中有关法国东南部萨瓦人牧师信教誓言那一段，“益以平日诚虔，不能不使宓笃信上帝，为宇宙人生之理想主宰也！”下午，随众人到了莲花峰中的方广寺，参谒旁边的二贤祠（祀南宋理学大师朱熹、张栻），默诵曾宝荪父亲曾广钧的三游方广诗。其他人都去游览山下的黑龙潭，决定在此住宿一晚。吴宓则想早点回到学校，于是折回方广寺。下午五时出发，旧日学生赵萝蕤（陈梦家夫人）乘坐山轿，他与陈梦家、吴俊升两位教授随轿步行。“先由小道上山，崎岖甚费力。继得大道，遂步行甚速。上下盘绕，路皆平坦，月明如昼，无需手电灯。至西岭谈（谭）义兴饭馆，少息即行，由是循小径（石级）下山。远见灯火，至九点半，安抵圣经学院。”这一段夜行南岳山路的描写读来十分生动有趣。学界新论12吴宓进山十天之后，南岳山中阴雨连绵，寒意渐浓，只好从半山腰的停云楼搬迁到山下原为中央研究院占用的宿舍。之前，他与弟子沈有鼎一个房间，现在增加钱穆、闻一多，“四木床，草荐。二长桌，四煤油小灯。叠箱为置物处”。因为楼下厕所太过污秽，比较讲究的吴宓每日冒雨登山，到停云楼旁的山边小亭内如厕。有一天，吴宓因脚崴了，到校医室诊治，发现“两女职员，方拥火盆，对坐，看石头记也!”红学大家吴宓见此高兴不已。一当代“海外新儒家”唐君毅先生的母亲陈卓仙，不仅是位诗人，而且写的是风格殊异的理学诗，身后有思复堂遗诗传世。近世的佛学巨擘欧阳竟无曾以“蜀奇女子”属陈女士，称赞其诗“悲天悯人而不碍其乐天知命”。“能诗”之外，对其德行评价尤高，所谓“能诗以才调见长者，奚足望其项背。夫人之德，古所难能”。又因“佳嗣如君毅，能学圣学”，进而认为其风仪可以“直接孟母之贤，岂陶母、欧母之所可毗”，简直就是历代贤母的标杆。陶侃之母、欧阳修之母都当让一头地，只有停机、三迁而教子的孟母才可以比拟了。这段评价，正是出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欧阳竟无为唐君毅的父亲、英年早逝的唐迪风公撰写墓志铭时所为。囿于时代以及父辈的偏见习俗，陈卓仙幼年没有受过正式教育，认字写字包括作诗填词基本都是依靠自学。年甫十八即出嫁，之后除有两年时间任职四川简阳女子师范教师、重庆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图书馆管理员和女生训育员以及短期负责民间私立敬业学院的女生训导之外，余皆尽瘁于操劳家务、教子成人，以家妇令母的身份度过一生。她居然能获得“蜀奇女子”这样的至评，实属罕见。而于这一至性古德的养成，除天资卓越不肯自弃之外，实事求是讲，成就其人格质地最重要的因素，应当首推她有幸嫁给了“夫妇如师友”、对她护爱有加、一生期之以道的丈夫唐迪风。这一点不仅鲜明体现在陈卓仙的诸多诗作中，也体现在唐迪风因染时疫突然去世之后，她亲自撰写的祭迪风文中。1931年5月10日，彼时年仅四十五岁的唐迪风的因病辞世。他身体原本颇为强壮，只为故里亲属因事急要其返乡商议，而彼时故乡正流行瘟疫。只身返回的唐迪风不幸染疾，又没有得到及时的有效医治，卧床数日后即辞世。也因此，这篇祭文中，陈卓仙首先用相当篇幅刻画了未能陪同丈夫一起还乡致使其独丧异地的痛悔之情：大嫂临危，属家事于两弟。两弟急于悼亡的极境秦燕春学界新论13